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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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经典表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精炼语言概括。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编：社会主义”中也经典地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宏观过程。在上述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着眼社会基本矛盾构建一个制度分析的系统框架，论证和解释了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运动规律。从经济制度视角看，这一宏观制度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物质前提和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要从生产力这个物质原因中寻找生产关系乃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1532在整个社会矛盾关系中，生产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水平和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会造成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意义。社会经济制度形式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作用具有双重性，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和发展要求，就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继续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消灭私有制，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制度上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出来，而经济制度的变化进而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提出要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制度起反作用，也就是从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系统其实是复杂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前提，这一矛盾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或者说是内动力；而一定阶级认识到推进制度变迁有必要时，他们才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内动力和外动力相统一才会促使制度变迁，仅有内动力或外动力，制度变迁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其次，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指出，经济制度的本质是社会中不同人、团体、阶级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它确认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活动，通过制度自身的约束性和强制性来保障一定主体的利益。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改变和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建立经济制度是因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当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种矛盾及其行动就直接推动经济制度变革和变迁，经济制度只有根据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博弈适时地调整，才能处理和规范好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达到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在谋求经济制度变革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正当的或者说都是着眼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长远的进步，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才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积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决定和支配政治权力与活动，也是思想的基础并决定思想，制度要满足现实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关注现实人的利益问题，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才能说明利益的本质。当然，现实的利益关系也区分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要正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实质是矛盾的，个人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化，实际上转化成资产阶级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所谓的共同利益是与广大劳动者异己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灭阶级直至无产阶级本身，建立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完全融合的理想社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两者并没有完全融合起来，只讲目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或者空谈长远利益而忽视目前利益都是不正确的，需要把两者协调起来，通过互动来实现。一方面，共同利益通过个人利益实现。共同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不断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形成的，不能离开个人利益而独立发展，共同利益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不通过个人利益是难以实现的，要反对抽象地讲自我牺牲，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个人利益通过共同利益实现，个人利益追求受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和规定，离开既定社会所提供的共同目标、需要和生产资料等等前提，脱离社会所设定的条件、手段，个人利益也难以实现甚至是虚幻的。再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研究的重心。马克思制度理论是以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来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研究经济制度又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展开的，这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根本影响，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的前提。面对时代提出的任务，他明确提出要实现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因为公有制是合乎人性、具有最高经济效益的制度。

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实现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和变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有制的实质内容与它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之间的统一也是复杂的，因此还需要具体研究经济体制制度，它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直接联系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转，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宏观的直接影响，但其本身不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领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合适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需要在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根据现实具体环境和可能条件确定，既要满足生产力的性质即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又要满足经济形式即社会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客观要求。当然，马克思也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机制等微观制度，这是马克思制度理论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研究这些微观制度的旨趣在于阐述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私有制的时代任务决定他研究问题的重心在于根本变革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论述经济制度以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等的变迁，阐述它们之间互动机制。最后，社会基本制度作用机理具有相互规定的非线性特点。

马克思把制度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基本经济制度，论述了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在论述社会制度的作用机理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宏观制度变迁和具体制度变革看做是线性的甚至是有人误解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如此，在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时，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绝对的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同时，要辩证看待生产力是具体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它并不意味着就是直接的推动力，而是从“最终”、“归根到底”、“根本上”意义上而言的，如果认为任何具体制度的变迁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这是对马克思制度理论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防止孤立分析经济层面而陷入片面性，有时甚至用“交互作用”、“决定性”这些词语来强调“反作用”的重要性，这并非理论上存在矛盾，相反正是体现了科学辩证法，因为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社会中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中在一定地方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会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相同或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未必一定发生相同的经济制度变迁，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制度变迁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他对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认识中包含着多样性的认识，统一性仅仅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但不能反映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全部变化和细节，不能说明它们彼此之间差别性和复杂性，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历史过程是按照固定模式整齐划一地发展而没有多样性。总之，不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唯物论者；不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辩证法者。对于马克思制度理论的互动问题，科尔奈讲得很深刻：“他(指马克思)能够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意识形态领域)。

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那以后，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趋势才被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纳入其从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中。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观点。”_4既然马克思极力反对人们把他的理论简单化，反对人们片面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为什么单线决定论的思想还这样普遍流行呢?恩格斯晚年对此有深刻的反思，指出这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1893年给弗•梅林写信讲：“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此前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恩格斯晚年的论述表明，由于特定的原因即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方面，全力从理论上阐述经济生活对建立唯物史观的意义，这样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重视不够，对特定经济基础上社会意识形态怎样形成、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方法和形式等重视不够，而这些正是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所构成的运行机制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二、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框架是唯物的，要求从生产力、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安排经济制度，进而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又是辩证的，要求用联系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与一切方面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观点在制度运动变化中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用系统的思想使经济制度安排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处理好不同层次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实践的，要求用实践的方法考察经济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论要求我们从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制约中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认识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理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在实践中认识经济制度变迁的规律，推动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与生产力进步相适应的变革。它的当代意蕴在于：首先，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基本要义，正确理解其基本价值和方法论。

第一，把原则性制度规定与具体性制度安排区别开来。马克思一再强调自己的制度设想具有原则性，要求人们把握自己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教条地用这些原则预料未来；他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来发现未来的理想制度，但不是设定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于未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规定。他的这种经济制度设想是一个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把它变为一套可操作的具体规则和方法则是艰难的过程。

第二，不能把时代性的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马克思的历史任务具有时代性，从理论上论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能方向是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我们完全理解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旧制度截然对立，但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结论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后来人在自己的时代环境下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把马克思的时代性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

第三，不能把空想性的制度设想演变为现实性的行动。不成熟的理论是由不成熟的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性设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些具有空想色彩的内容。f：L~n他充分论证了市场无序竞争的缺陷，但是对市场的积极作用以及它的存在条件估计不充分；他论证计划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弊端，然而把计划过于简单化，赋予理想化的色彩，没有考虑到实现计划需要充分完全的信息，而掌握充分完全信息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计划调节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第四，有条件性制度设想不能无条件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设想着眼于未来理想社会，它的实现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等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实践他的经济制度设想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经济制度设想时应该关注的是其方法论价值，而不能局限于其具体结论而不敢突破。其次，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住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基本价值具体化、现实化的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坚持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并使之具体化，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两个命题真正统一起来，关照现实人的利益，关键是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坚持社会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前提，但不能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只强调社会利益而忽略了个人的利益，要在追求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积极为个性的逐步解放和利益实现创造历史条件，提供最广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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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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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113―06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在现代语境下引入到经济学的舶来术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地论述制度变迁的文献中，如林毅夫(1989)、杨瑞龙(1998)等均未提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均界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里。这似乎成为此类学术研究的“定律”。只有到了1995年以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术语才在国内出现和被延用，相对于大量运用新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文献，这表明在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这个现象显然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大行其道，形成一股“诺思热”，主要有两种缘由。一是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引入经济学分析，除摈弃了新古典分析中制度和时间是外生的假定外，仍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硬核”；二是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胶着期，经济主体损益的“边界”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改革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需要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研究并没有与国内的制度变迁跟进，还仅仅是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学说，对一个既有制度内部的制度演进并不能提供系统的解释，这就为运用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去寻求改革方式及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契机。

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初期，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被许多中国学者追捧，并试图用以解读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却由于国内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形成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应来自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诘问。其实，即使诺思本人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所以，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角度出发，在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加以评述，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四条主线

基于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国内学者开始了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回应”的方式和程度上，可分为四大主线：一是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二是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三是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四是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不难看出，前两条主线是为第三条主线进行必要的知识累积和铺垫，只有洞察彼此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回应”才是有说服力的。第三条主线是“回应”的基本层面，通过正面直接的批判和对“诘问”的批评，寻求下一步理论构建的支撑点。第四条主线才是“回应”的关键，这是改革方向的指引问题，即中国的制度变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1　第一条主线：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这条主线是基于批判视角系统比较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上的不同点。主要从四条线索人手：(1)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前者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构建起心理个人主义者无法得出的生产理论，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方法不但具有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而且能够克服制度个体主义的缺陷，并由此去认识“现实”人的本质；后者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其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前者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后者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前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中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二元史观和形而上学色彩。但两种方法论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2)两种制度变迁主体认识观。两者都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一个变革的社会力量，前者认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即由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而后者认为是个人和利益集团等非国家组织。(3)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论。前者是生产力一元动力论，后者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以外生因素人口变化为最终动力的多元动力论，主观上在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客观上在于相对价格变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4)两种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理论。前者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后者认为是路径依赖理论，不能很好地对社会长期结构变迁进行分析。

2　第二条主线：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张宇教授(2002)指出：“在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理论遗产。但是，一方面，经典作家的制度变迁理论需要挖掘、整理和阐发，存在一个系统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所有严肃的研究者也都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制度变迁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于是，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原典著作里的论述进行回溯，以求在现代语境下重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基本要点包括：(1)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并具体分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法权关系，还认为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合法权的人，在法律上他们都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所以，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2)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多种职能的复合体，并从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未来的归宿，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行使产权的工具。(3)马克思论述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它是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普遍意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从革命阶级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投资”。

3　第三条主线：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国内学者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它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分析范式，随后顺延这种思路，进一步把这种批判进行深化，并回应其对相关命题的诘问。具体来说，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基本内容的批判。主要是对诺思主义的制度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以及制度变迁道路进行批判，提出对其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创新的相关命题的质疑，认为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是具体制度的变迁，在具体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上，虽然提出了制度创新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联合行动的理论，却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第二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批判。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其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批判，以及认为无论是从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交易费用分析，都无法明确制度变迁的目标，更无法解释社会革命。第三条线索是回应对相关命题的诘问。主要是回应诺思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从阶级这个整体范畴出发无法解释“搭便车”问题，以及重视技术的变化而轻视人口的变化等。

4　第四条主线：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基于批判视角的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必然引发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系作为逻辑基点的理论构建，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在马克思分析框架里的制度变迁理论。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1)在系统了解唯物史观与制度变迁理论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由体现社会制度变迁客观历史性的制度结构模型、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制约结合起来的制度选择模型，以及对制度的优劣和制度干预的标准与途径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制度理性模型三部分组成的，并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2)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人手，构建所有制与所有权理论、社会经济制度动态发展及更替的一般规律、一般商品经济制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制度理论分析框架。(3)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以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运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4)从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阐述和经典研究案例着手，构建由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核心环节三个基本命题组成的一种宏观动态的制度变迁一般结构分析框架。(5)从两种不同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渊源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具有全面解释力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

通过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的批判和回应，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至少有两种观点得到确认：一是制度变迁理论并非是科斯、诺思等新制度学派所首创，在诺思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之前，马克思就有了自己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理论的批判和回应只是初步的，还有待展开，在中国体制转轨理论指引上，如何进一步地充分掌握“话语权”，仍将成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演化的方向。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当多的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仍是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力度不够，而且对目前中国体制转轨也缺乏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概括起来，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1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1)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2)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趋势。(3)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生产力的张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4)制度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从人类社会实践的高度来把握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可以充分显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迥异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一些学者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的主题仍然是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诸要素，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上去考察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而研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生产力一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一经济增长”这一分析框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研究主题提供更多的解释空间。

2　方法论评判多，基本内容构建少。(1)国内研究更多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比较，分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科学和正确性，并从中导出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2)在内容构建上，大多数研究文献仍在仿照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很少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以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为研究视角进行分析，以及从制度的起源、道路、动力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是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

从根本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能不从方法论人手。从一些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内的学者基本认定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更接近整体主义，但是，整体主义既不是经济学所独有，也不是经济学的本质，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和机械的整体论。此外，一些文献的研究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研究制度变迁的“临界点状态”及该状态下制度冲突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而较少关注制度变迁的各种复杂因素的量的积累过程，以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偏重于研究宏观整体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动态及其规律，而没有发展出有关微观局部的交，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工具。所以，在研究中国具体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体主义也应该是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不仅有助于研究我国体制转轨下微观主体的产权制度变迁，而且也使社会转型中制度的累积性演化有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基础。

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

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篇5

一、经济伦理的含义

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等较早使用了“经济伦理”一词。其中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依赖性，即看不见的手。而韦伯在考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时对经济伦理做了如下阐述：“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具有合理的记账、合理的技术和理性法的那种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但也不独是这些。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后来，韦伯又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多次使用“经济伦理”一词，但始终未下过确切的定义。至今经济伦理在国际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我国学界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或者说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对经济活动的根本看法；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是在经济领域中，一定社会或阶级用以调节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利益关系且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意识、规范及行为的总和；第三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就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并对其评判和制约的道德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产生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观念；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的认知和评价系统。上述观点都从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经济伦理的内容，但尚有局限性。因为它们都忽视了经济伦理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经济制度伦理。如果经济制度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相反，如果经济制度结构合理，符合道德精神，那么，即使某些个体存在不道德行为，它对社会的危害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来，它涉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涉及处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利益关系中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由此，笔者将经济伦理定义如下：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制度合理前提下，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涌动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股大潮，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密切结合我国的经济现象与经济生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进而实现区域金融生态平衡，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

二、区域金融生态与经济伦理

从2006年春季开始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发――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二战后的又一次冲击。本次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危机，进而演化升级为全方位的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残酷的现实下，金融生态已经摆脱了仿生概念的抽象化探讨，诚如周小川行长所说，“金融生态”这个比喻，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这个词能形象地表述中国金融风险复杂的形成机制。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对区域金融生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滕春强（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不平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指出：区域金融生态是由既定的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苏宁（2005）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的假设，认为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社会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与动机。在其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斯密又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斯密认为，在经济行为中，人们是从利己心出发的，因此应该从人们的利己心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世界。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别与对立亦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金融活动中，金融活动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种活动，具有明显的“经济人”特征，同时这种逐利的活动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不能共赢条件下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应该承担作为利益关系方相应的伦理责任，践行伦理准则，维护金融生态的健康开展。这实际上是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金融伦理规范的要求，是金融活动主体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其中最主要的是信用准则和公平准则，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促进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发展。

信用准则是区域金融生态的重要准则，是金融活动的基础，是现代金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信用是以诚信为内核，互信为前提，信任为归宿的制度，各种金融借贷活动是信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由于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构建的滞后，在金融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信用危机，体现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票据市场等方面，均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损害金融信用准则的现象。在信贷市场上，许多已经贷到款的自然人和法人利用转型时期我国金融制度的漏洞以及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制造大量呆坏死账，以此逃废银行债务，侵吞银行资产，使银行资产萎缩、自身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增加银行的风险；在资本市场，2001年以来，以重庆亿安、银广厦、蓝田股份等为代表的中国多家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联手制造了多起“金融黑幕”事件：在重要报告中虚报利润、隐瞒重要信息、虚假信息、伪造凭证等，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票据市场上，出现多种票据欺诈的行为，导致商业票据在金融交易中失去应有的作用，即不利于企业间的交易，同时又妨害了银行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损害信用的做法：比如，为了逃避审计与监管，擅自伪造和虚报各种会计数据，不进行规范经营；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进行不正常揽储或向客户推荐高风险的业务与产品；或者与其他机构沆瀣一气，进行违规造假，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践踏，急需重构金融健康发展的信用制度。

公平准则是金融活动主体公正平等履行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准则与行为方式，金融活动主体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在金融活动中必须公正平等地进行金融交易，是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博特赖特研究指出：“只有当市场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时候，人们才会积极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去，因而作为效率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公平性具有一种伦理价值。”金融市场中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欺诈与操纵、不对称信息、不平等的谈判力量以及无效定价，这些使个人投资者和社会成员在金融市场运作中处于不公平的待遇。在各种金融契约关系中也存在因为委托与产生的各种不公平的交易，金融交易中经纪人应按相关的规则履行他对客户应尽的义务，而不能利用其专门的金融知识或信息为了自己的私利进行工作，以避免各种利益冲突。否则，对于委托人或被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经纪人在委托或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无疑增加了诸多的交易成本，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增加了金融活动中的伦理风险，严重的可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金融活动中公平是相对的，单玉华称之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多种体现：形式上公平，内容上不公平，甚至形式上公平掩饰了内容上的不公平；规则上是公平上，但可能制定规则本身不公平；参与主体本身身份地位导致的不公平；金融活动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进行的不公平的投资区域选择如“圈红”等等。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在我国金融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也显示了在我国加强金融伦理规范的必要，进一步构建公平合理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问题

1.我国金融资产质量地区发展不平衡，抵抗风险能力差。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资产质量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则较低，其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地区尤为严重，2003年，2004年连续被评为E级，致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金融生态系统不能良性运转。

2.地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权利被放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形成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在分税制以前，主要表现为擅自减免企业税收、将预算内收入转移为预算外收入等；在分税制以后，则表现为鼓励企业拖欠中央税款、谎报收入基数以及鼓励地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等。其结果是造成地方财政举步维艰的困境。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将眼光投向金融资源――争夺区域内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资源。

3.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造成银企关系紧张。以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西部地区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量的呆坏账的同时，也给中小企业和个体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影响。

4.国有金融职能没有发挥作用，为民间融资提供了过多的土壤，对金融机构产生冲击。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者在创业资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采用民间融资方式进行补救，来满足需求，虽然促进了民间融资行为的发展，由于民间融资在借贷程序、利率、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规范问题，对区域经济及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四、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鉴于要素贡献弹性系数直接反映各要素的变化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的大小。所以引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贡献弹性，对于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引入了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的分析，该报告通过对50个大中城市样本形成的立体饼图的要素贡献弹性，可以看到：城市法治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四分之三左右，足见它们是决定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最重要因素。

结合此成果，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如下。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按照有利于金融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结合地方实际，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到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宏观环境下通盘考虑和安排，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制定出系统可行的规划和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使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活动循序渐进，逐步达到预期目标。

2.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营造以资本市场为主，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在积极运用股票市场融资方式解决各地区的资本筹集问题的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的组织体系，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积极建立灵活有效的融投资体制。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与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同时并举，以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从而满足不同融投资主体的需求。

3.强化区域法制，创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法制影响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和平衡性。既要做到建立健全地方金融法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又要求金融机构内部相关人员严格守法。规范相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为金融业的发展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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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0-0069-02

青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从批判和借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找到了消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引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因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蕴，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对其进行拓展和运用，从而构建我国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适用语境

黑格尔从伦理发展维度论证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需要的体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交往形式”，从政治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以商品经济为背景来研究市民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正是在把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结合起来的研究中，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广泛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导者。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了相应的工资，为了购买生活资料也会参与到商品经济活动中。所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市场主体，因而都是市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资产阶级因为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成为商品经济活动的强势主体，并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无产阶级有限的经济活动使他们成为商品经济的弱势主体，成为市民社会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市民社会虽然分化为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与公共经济生活领域，但是，两大领域的主导者都是资产阶级。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是政治主体，掌握着国家权力；资产阶级又是市场主体，掌握着市民社会的话语权。所以，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他总是把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指经济交往关系），甚至直接把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深刻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政治解放只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即资产阶级）权利的解放，政治解放并未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因而，要以人类解放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只有这样，异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才能真正成为全部社会成员自己的组织，才能承担起收回国家权力并从事社会管理的责任。

由此可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适用语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品经济下产生的独立的市场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组织――市民社会。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产阶级成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强势主体，从而导致市民社会的异化，使市民社会不再是纯粹的“需要的体系”，而是掌握弱势群体经济利益和政治命运的、凌驾于整个社会个体之上的异化组织。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除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使市民社会回归其社会价值本位，成为真正的社会个体的利益组织。总之，因为马克思从商品经济角度寻找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对立的根源，所以，他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我们今天还需要从社会文化权利角度来拓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拓展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范畴。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由相互“需要的体系”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关系”及其“保障机制”。市场交往关系是“需要的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而市场交往关系的保障机制则属于社会关系范畴。这说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非只指向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国家之外的多元集合体。我们也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二分”理论架构，因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也应该是多元的。但马克思从其历史哲学研究的需要出发，逐渐将市民社会的内涵集中在经济关系领域。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范畴集中在经济关系领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思维逻辑的。马克思以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自由资本主义为背景，本着对现实物质利益的深刻关切，把市民社会作为理论工具去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为着这样的研究目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遵循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2]。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的市民社会范畴就应该包括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既包括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交往关系的社会领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使物质利益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高度哲学抽象能力、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马克思就直接用市民社会范畴来指称物质利益关系，从而把黑格尔界定为政治国家之外的具有多元内容的“市民社会”化约为“经济关系”。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经济关系，并通过对此的分析，为市民社会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的转化及其唯物史观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化约为经济关系，使后来的研究者单一地从经济关系去界定和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从而忽视了市民社会范畴中所应该包含的文化与社会交往内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涵和外延的化约，是因为“他要研究的是历史哲学中的市民社会，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形式毕竟只是市民社会中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领域，而并非唯一的领域，所以这一界定只是对市民社会实质的说明，而不应被看做是马克思为‘市民社会’所下的完整定义。”[2]因此，我们今天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研究，除了从经济学和历史哲学维度将其理解为经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外，还应该遵循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探寻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在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内的意义。

从今天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无论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问题的批判，还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都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关系领域来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我们必须从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对其进行拓展。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包含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的意义，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需要超越过去仅仅从“二分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应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三分法”，从社会文化交往关系中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因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之外的社会领域。这既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从单一的经济关系领域的超越，又从社会交往关系领域拓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找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与当下中国国情的契合点，从而赋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富有时代特色和生命力的当代意蕴，使之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仍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下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意蕴，对我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有三点启示：一是恢复公民的社会主体意识，就是把个人从整个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重新强调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与社会组织是为了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的外在力量。二是肯定社会多样性。在马克思的“社会至上”理念下，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三分”视角，强调社会的自主发展和自治功能，充分肯定社会的多样性，对公民在兴趣、利益、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和为此而进行的结社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充分肯定社会的自治能力，鼓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参与当下中央倡导的社会管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作用。三是倡导法治理念。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让渡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必须要有法治意识，恪守依法治理理念，使社会能够实现有序自治，从而真正诠释“社会至上”的本意。

为了践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使之能够指导并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我国的政策取向有三：第一，根据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相互分离。在当下社会建设过程中，更应该强调政府的社会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以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现代化。第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发展市场经济，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第三，根据当代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强社会文化领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在社会文化领域传播和推广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和谐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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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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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生产伦理思想 建构

囿于企业生产目的的极端功利化，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劣、人际关系紧张冷漠、社会人文环境恶化，甚至人伦颠倒、堕落。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建构既符合中国优良历史文化传统的要求，又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趋向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生产伦理思想已经势在必行。

中国当代生产伦理思想的建构原则

当代生产伦理中的“当代”一词，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与构建在传统线性增长方式基础上的生产伦理存在本质区别的全新的生产伦理观。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是传统的线性增长方式的最大特点和突出劣势。对中国现有的生产体系而言，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运用的新型增长路径，亟需与循环经济要求相吻合的生产伦理理念进行价值观方面的正确引领。

乔法荣，杨建国（2009）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在循环经济基础上从事生产活动的基本伦理理念，必须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即公正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

（一）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在生产领域中的涵义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是经济主体的权利，而保护自然资源则是经济主体的责任。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机会均等、责任共担、补偿合理的原则，减少和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侵害，并对因此给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第二，追求并实现“代内公正”。即每个人（群）在使用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具有公平享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和公平履行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第三，追求并实现“代际公正”。即不仅要保证当代人能够满足或实现自己的利益需要与诉求，而且要保证后代人也有同等的条件和机会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与诉求。

总之，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理念的生产伦理，要求将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机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兼顾与相互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持续性原则

持续性原则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针对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瓶颈的现实而言的。基本含义是有效配置和循环使用各种稀缺的自然资源。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决策时必须兼顾环境价值，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彻底纠正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人类可以主宰、改变和控制自然，增长本身就等于发展等错误。必须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必须将生态环境内化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要素。不仅对生态环境给予道德关怀，更应将生态环境价值价格化，以此作为激励全社会共同努力、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此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尤为重视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和生态效率的持续提高。企业从事生产活动时，必须按照工业生态学的要求，在特定区域实现互联互结，在企业之间建立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体系，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

（三）共同性原则

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共同性原则可以促进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在传统价值观视野中，自然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时才具有工具价值。其结果，就是人们在享受经济成长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在给自然造成危害的同时，自然也成为人类生存的负价值。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并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即人类必须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地使用和开发自然，在人与自然之间构建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优化的良性循环。共同性原则还意味着全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要求人们必须从区域的、民族的狭隘和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形成相互关联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生态危机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全人类共同努力，这是解决诸如跨国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当代生产伦理思想的建构要点

（一）强化团队意识、发扬协作精神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实质就是如彼得·德鲁克所主张的“公益”与“私益”的有机统一（陈莉妤、陈长里，2011）。从本质上看，所谓“公益”与“私益”之争，也就是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不同认知。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解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认知体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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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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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政策性的重新解读

1．法律与政策的一般关系。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调整范围、表现形式、实施方式、社会功能、稳定性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同，同时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一般地说，政策是法律的基础，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就是对成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政策具有了强制执行及稳定性，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合理预期。另外，法律也不能取代政策，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时滞性。因此需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具体化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特殊关系。经济法按照它的性质来说，是为了从经济政策上来满足经济法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由国家进行干预立法。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指导、影响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经济事务中的有意识的干预。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自觉调控与参与，需及时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以求兴利避害，促进经济快速平衡发展。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从而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门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特征。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是国家(政府)经济意志的体现，都是上层建筑的范畴，都要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更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应保持经济法(律)的稳定性及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来共同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所以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互动整合于经济制度，以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性的内涵相当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其综合性比较强，若将其归为经济法的特征，显然与经济法的内在本质不相符合。虽然理论界对经济法的本质仍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即经济法是以经济为主线的。如果单纯地得出政策性这一特征，未免过于武断、不够严谨，因此要明确政策性与经济政策性的差异。作为干预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体现某一时期的政策，必然也应当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政策。故不能简单地将广义的政策性与狭义的经济政策性相等同，这是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特征的前提和基础。

二、经济法存在基础的经济政策性

经济法学界通常认为，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渗透、融合的产物。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自身三个角度来分析，但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无疑是经济法的存在基础，换句话说，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而为了弥补这部分缺陷产生了对政府干预的需求，这也为战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成就所证明。在众多缺陷中，政策效率递减是最为基础的一项，该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寻租行为、官僚机构膨胀等问题的解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而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到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政府的效率会随着机构层次的庞大而递减;另一方面，政策的效率会受到地方主体规避行为的限制。政府缺陷是因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是回过头转向市场机制还是依靠政府自身都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土壤，使法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经济政策不但是经济立法的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执法与司法。法律较之政策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其原则性抽象化的概括。因此，成文法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蕴含有不确定性。同时，法律还具有滞后性。

三、经济法制度建构的经济政策性

法于政策无疑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经济法于经济法政策同样也是。但这并不表示二者毫无关系，经济政策是国家基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以诱导经济向某一方向发展的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是作为经济行政单位的政府的行政原理。经济法体系中无论就市场规制的角度，还是就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一方面可确保法人、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可对其设定一定的义务。首先，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作为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二者可统称为竞争法。事实上，竞争法与一国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是实现国家竞争政策的根本手段，因此，它必然以竞争政策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基本内容，而其实施实质上就是竞争政策的实现。为了使竞争能够真正成为调节攻击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各国制定的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律一般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限制竞争措施、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国家援助和企业合并控制。

四、经济法目标价值的经济政策性

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确实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为它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经济制度等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经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对私人利益与社会的协调保护，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经济法既不同于注重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从资源配置到财富分配、从调整手段到调整目标的和谐或协调，这种追求是经济法的一种基本理念，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一种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