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银行行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邮政银行行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邮政储蓄跨行转账到中国银行，属于跨行转账业务，一至三个工作日到账，非工作日顺延。

邮政转账中国银行需要多久到帐？ 工作日内办理转账，如果当天邮政储蓄银行及时处理汇款，当天就可以汇到中国银行，如果中国银行及时接收并入账的话，当天就可以到账；

邮政给银行转账要多久？ 如果当天邮政储蓄银行当天及时处理汇款，当天就可以汇到中国银行，但中国银行当天未及时接收入账，则延至次日入账了；

如果当天邮政储蓄银行当天未及时处理汇款，或者汇款时间是非工作日办理的，则延至次日的工作日才能处理，以后的流程同以上介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6月6日在出席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的“金融基础设施研讨会”上称，央行目前没有进一步调整利率政策的计划，因为货币政策有一定的时间滞后，前期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

银监会规定：不得干预社团贷款经营自

中国银监会6月7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团贷款指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社团贷款业务的经营自。社团贷款，是指由两家及两家以上具有法人资格、经营贷款业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合同，共同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贷款。

证监会对七类违规人员实施市场禁入

中国证监会6月9日消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将从7月10日起对七类人员实施严格的市场禁入规定。新颁布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将取代1997年3月3日中国证监会施行的《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

《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实施

为贯彻落实《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提高保荐业务质量，中国证监会5月30日了《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对保荐人对拟推荐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进行全面调查工作给予了全面详细的规定。

保监会主席办公会原则通过三项法规

6月12日，吴定富主席主持召开中国保监会主席办公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草案）和《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获国务院批准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5月23日至24日于北京举行的2006中国金融论坛高峰会上说，目前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态势很好，特别是邮政储蓄改革稳步推进，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得到国务院批准。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五级分类全面实施

从中国银监会获悉，以推行“123工程”为重点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全面操作实施阶段。

首家全国股份制资金清算公司农信银挂牌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5月29日，全国首家公司制形式的结算公司――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在北京挂牌，它由全国31家省级农村信用联社共同发起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亿元,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出任公司董事长。

清理上市公司资金拖欠年内完成

中国证监会5月29日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上市公司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清欠进度，确保实现年内完成清欠任务的目标。

篇3

关键词：县级邮储银行；经营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6－0075－04

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的成立是我国邮政体制改革中一项重大的阶段性成果。该项措施进一步优化了农村金融服务，加大了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对于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级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初期，其经营管理状况如何，存在着什么问题，笔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县级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现状

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北京挂牌成立。同年10月3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国首家县级支行在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成立[1]。一年多来,县级邮储银行主动融入县域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和发挥网络优势，丰富金融产品、拓展服务领域，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在畅通城乡之间资金流通渠道、促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切实成为沟通城乡、服务“三农”、支持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中坚力量。2007年初到2008年底，中国邮储银行基本完成了全国各地分支机构的组建。设立36个省级分行、312个市级分行，1800多个县级支行，全国新增网点638处,有近1000处全功能的精品网点和3000余处理财专区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其中60%的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地区[2]。截至2009年1月底，小额贷款业务已在全国邮储蓄网办理，累计发放50万余笔，金额300多亿元[3]。目前，邮政储蓄银行所属的机构网点还在继续建设，其整体的组织机构也在逐步完善，进而妥善完成邮银分设。

二、县级邮政储蓄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网点存在风险隐患

1.机构设置复杂，加大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县级邮储银行目前的营业网点设置模式有两种，即自营网点和网点。自营网点人员由储蓄银行管理，网点是原储蓄网点。其中部分网点人员由邮政企业管理，部分网点人员由银行和邮政企业双重管理。以海南省保亭县为例，保亭县邮政局原有10个储蓄网点，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后，2个网点划归储蓄银行，其他8个储蓄网点为银行的网点，其中3个网点的少数人员由储蓄银行管理，5个网点的人员由邮政企业管理。同时，县级邮储银行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和维护、金库及经警人员由企业管理,营业网点的人员管理权也交叉复杂,责任不明晰,同级邮政企业又没有专门管理机构,未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因此，县级邮储银行仍保留原邮政储汇部门的职能，统一管理本地区邮政金融业务，行使资金管理、业务稽查和风险防控的职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对涉及风险管理责任、业务发展与业绩考核等问题，县级邮储银行很难直接将相关制度要求及责任追究完全落实到位，存在风险隐患。

2.安全防范措施亟待提高。地处撤销县级央行发行库的邮储银行营业网点的现金缴款业务委托商业银行，乡镇营业网点的现金缴款由邮政企业和邮政银行共同办理。由于条件限制，存在押运不符合安全要求,安全防范设施不适应业务需要，抗击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同时，有的偏远乡镇的网点也存在安防设施不够完善，营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淡薄的隐患。

3.旧的内控制度不能适应机构改革的需要。县级邮储银行刚成立，目前大部分的内控制度是原混业经营体制时期的制度，其中部分制度已不适应现代商业银行改革的要求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随着银行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宽，邮储风险防范将逐步由操作风险为主向全面风险管理转移。旧的内控监督管理制度缺乏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整章建制工作需要加强，同时也存在规章制度监督执行不严的问题。

（二）业务宣传工作薄弱

县级邮储银行成立来，业务宣传工作尚未到位，至今大部分居民，尤其偏远地区农民尚未知道县邮储银行已经成立，不知道邮储银行已经开办了小额信贷、投资理财、企业结算等其他业务。目前，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商户、农户因扩大生产经营对信贷支持的需求迫切。当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由于各种原因信贷投放量普遍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县级邮储银行开办的小额贷款,能够有效解决这一信贷供需矛盾。但是由于宣传工作不够全面和深入，没有很好地发挥县级邮储银行服务“三农”、服务地方经济的作用。

（三）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县邮政储蓄银行根据“人随业务走”的原则，整体划转人员,存在人员文化素质、金融专业素质、业务操作技能整体偏低的问题，同时缺乏经营管理、信贷管理、投资理财和会计结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缺乏银行风险意识和金融市场理念，市场竟争意识不强。从文化结构来看，海南省保亭县邮储银行全行23人，大专以上学历5人，占全行的21.17%，其中本科学历3人；高中、中专学历19人，占全行的82.6%；金融专业毕业的2人，仅占8.7%,具有技术职称的3人，仅占13.04%。

（四）小额信贷业务拓展困难

设立县级邮储银行，其吸收的存款可以回哺县域经济，进一步增加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的来源，但是小额信贷业务的拓展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

1.县级邮储银行目前的信贷品种单一。邮储银行普遍推行的是10万元额度以下的存单质押和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担保的小额贷款。其信贷门槛较高，许多县尤其是贫困县域的经济比较落后，小额贷款的资金需求者大多是弱势群体，不具备质押和担保贷款的条件。

2.信贷人员配备不足。信贷人员缺乏信贷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贷款调查、审批、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效率低下。加上人员配备不足，使得业务拓展的速度很慢。

3.县域社会诚信度不高，经济基础薄弱。小额信贷投放具有“小、多、散”的特点，县级储银行顾虑经营管理成本增加，信贷营销和业务拓展的积极性不高。据统计,截至2009年3月末,海南省保亭县邮储蓄银行存款余额41979万元,贷款余额163万元,存贷款比例仅0.39%①。

三、提高县级邮政储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职责,加强沟通

要进一步明确县邮政企业与邮储银行及其网点的责任划分和管理职责，加强互补工作，防范各类风险[4]。在改革过渡期,成立邮储银行风险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是邮储银行行长,各成员从邮政企业和邮储银行抽调,研究制订风险管理办法，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信息交流和双方的协调沟通，妥善解决问题，积极探索和建立和谐共赢机制。暂保留县邮储银行行长的原邮政局党组成员身份，继续履行党组成员的职责，有利于促进双方工作的积极协调。邮储银行要主动加强与邮政企业沟通协调，争取邮政企业的帮助和支持，减少机构改革初期相互间的扯皮、推诿，以降低协调成本。

（二）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员整体素质

县级邮政储蓄银行要围绕当前银行业激烈竞争的形势，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规划和队伍建设，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任人为贤，招聘社会有识之士和高素质人才。同时，要通过选派业务骨干到其他上市商业银行的基层行挂职学习锻炼等多途径、多渠道的方式组织培训学习，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和法制观念，以适应业务发展需要。还要建立与市场用人机制相适应的劳动用工与工资报酬制度,完善业绩考评体系,以改革促进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工作活力的显现。

（三）加强宣传工作，树立社会形象

县级邮储银行在练好内功、提高素质、增强服务能力的同时，要注重对外宣传，在社会上树立自己的形象，积极打造自己的品牌。要通过新闻媒体、重大庆典活动,以开展宣传月和专项宣传等方式，加大介绍和宣传邮政储蓄银行成立的意义、市场定位、主要服务项目及业务品种等的力度。建立服务承诺制度，进一步提高邮政储蓄银行的知名度，形成自己的服务品牌，扩大影响面，使社会公众，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农民了解和认识邮政储蓄银行，促进邮政储蓄银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四）加强市场营销，支持县域经济

县级邮储银行要根据县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尽快开发并推出适应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需求的信贷新品种。要把思想品质好、法制观念强、政策水平高、业务较熟练的骨干力量调整充实到信贷岗位上，加强市场营销工作。要简化贷款操作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建立和明确客户经理的职责,大力开发优质新客户、提高金融市场占有率，积极开展各项存贷款业务。要发挥乡镇经营网络齐全的作用，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方向，提供深层次、贴近式的金融服务，在搞好服务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创造和谐、双赢的新局面。

（五）完善内控制度，加强风险防范

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网点的管理办法和监管措施，明确邮政企业、邮储银行和银监部门对网点监督管理的职责、权利和工作规程，确保网点管理监督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避免改革时期出现管理和监管上的漏洞，防范由于业务拓展与内控脱节风险以及各类案件的发生。要强化邮储银行和邮政企业双方定期召开的风险管理联席会议的职能，要认真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确保内控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李高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战略定位[J].中国金融，2008，（19）.

篇4

中邮集团，即此前刚刚设立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作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储银行）目前惟一的出资人，它能否真正履行出资人职责、准确把握战略定位，是邮储银行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

2006年6月22日，银监会批准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年底，银监会批准邮储银行开业，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持有。不过，目前邮储和邮政的关系还在理顺过程中。“可能还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股份制改革。”蔡鄂生表示。

作为分管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储监管工作的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近一年来多次在不同场合直陈邮储现状诸多利弊。甚至一度有分析称，蔡鄂生或将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对此讹传，蔡鄂生不禁莞尔，“对于邮储改革，我在不同场合谈得比较多，可能造成了误解。”

今年56岁的蔡鄂生有丰富的银行监管经验。1975年进入央行后，他曾在人事司、金融管理司等多个岗位上任职；2001年5月起，蔡担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并于2005年12月出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他上任一年来，积极推动邮储改革。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他不时征引日本邮储、德国邮储的案例。

“不是新银行，不是传统银行”

“现在外界对邮储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哪些方面？”采访一开始，蔡鄂生便向《财经》记者发问：“是不是指责邮储银行的使命不明确？”

邮储银行被称为“绿色银行”，成立之初即是中国农村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6年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1.6万多亿元，规模仅次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邮政绿卡发卡量达1.4亿张，是第三大发卡机构；邮政储蓄网点超过3.7万个，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是中国连接城乡的最大金融网。

在银监会批准的邮储的公司章程里，邮储银行这样作出了市场定位：充分依托和发挥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主，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但在外界看来，邮储目前的使命和战略定位并不清晰。学界观点分歧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在邮储银行的性质定位上，究竟是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二是在市场定位上，是面向城市和工商企业，还是面向农村和社区；三是在业务定位上，主要经营批发银行业务，还是定位为零售银行。

蔡鄂生明确称，邮储不应担负政策；但他亦承认，将邮储的主要业务之一定位于服务农村金融，是监管当局力推的结果。在他看来，其他商业化银行真正为农民服务缺失很大，而邮储的定位恰恰比较适合农村的微小企业贷款。“邮储的资金60％以上来自农村，即9000多亿元在农村，今后邮储资金要更多服务于农村，回流资金的规模至少超过成立之前。这块针对农村的服务怎么做，服务方式和盈利模式怎么配合，是邮储面临的最重大考验。”

截至2006年11月末，邮储通过与农信社、农发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协议存款、购买金融债、置换央行再贷款等方式，向农村返还资金余额1016亿元，占邮储自主运用资金总额的12％。

2006年12月31日，邮储银行成立的同时，邮储银行的高管任职资格也获得银监会通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原局长陶礼明出任邮储银行行长。

“中邮集团已经意识到服务于农村金融是很大的机会。”蔡鄂生说，“关键是厘清观念。办好邮储银行，首先要让中邮集团受益，因此要积极地探索邮储的发展方向、财务状况、盈利模式。”

但他指出，不要期望邮储马上遭遇革命性变化；邮储和邮政分开只是第一步，要立足于现实来制定战略，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一，不要以为这是一家新成立的银行；第二，不要以为完全按照传统商业银行体制运行――那是不现实的。”蔡鄂生指出，邮储银行的激励机制也不一样，“如果邮储也向其他商业银行一样，用高薪的方式引进人才，在城市展开高端客户的争夺，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蔡鄂生也提到，不仅是对邮储，现在整个农村的发展和整个农村金融服务的配套措施，要根据农村金融改革方案的全局来定，这也包括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等，“我相信通过市场走出来，按照市场的规律和标准来衡量各种机构的行为，机制才可以理顺。”

艰难的垂直

目前邮储银行从中邮集团分离的第一步还没有完成。历史上邮储和邮政血脉相连，中国邮政从财政上长期依赖邮储，2003年之后，邮政系统的利润主要来自邮储。邮储一直没有自己完整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没有从邮政独立出来，只有业务的资产负债表，盈利是和集团其他业务混在一起统一核算，也没有独立的资本金。

“邮储银行一定要放在整个邮政改革的大框架中统一考虑。”蔡鄂生说，现在邮政需要厘清自己的盈利模式。目前邮政法还在修改中，与邮政和邮储改革的过程并行。这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先立法再改革的做法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目前的中邮集团仍然是二级法人制，即其二级公司都是省级独立法人公司，按省进行财务结算。邮政已有的按物流、邮储、速递、保险等业务专营线成立的子公司，也都隶属其省级公司，而不是直接隶属于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各省的邮政都具相当的独立性，且都和邮储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依赖关系。

由于牵涉邮政几十万大军，邮储银行从邮政系统独立出来之后，各地邮政系统如何提高邮政普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这对于邮政改革的成功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到目前为止，邮储内部尚未进行大规模人员调整。“目前的问题主要是集团和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如何理顺。发达地区相对容易，不同地区要通过实践来摸索。现在的政策是先给个牌照，通过一年的工作搭起整个架构。”

据《财经》记者了解，邮储组织体系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按照扁平化管理要求实行总分行管理模式；在北京成立邮储总行，对省级邮政储汇局进行改组，按行政区划，建立省级分行，邮储省级以下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和实际需要，设立精简的地市级管理机构。邮储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各级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传来消息，邮政改革思路已然确定。邮政公司和邮储银行只挂牌至省级，主要分为函包汇发等普遍服务专业、物流速递专业和邮政金融专业三大板块；地市和县市级由于承担普遍服务职责，仍然称邮政局。邮储将在保留邮政网络吸储功能的基础上，与邮政合屋办公，共用营业平台，对网点进行分类、分级考核，实行市场化经营管理，自负盈亏。

蔡鄂生直言：“邮储的省分行不能跟其省邮政公司建立隶属关系，未来形式上通过网点明确关系，不能让中邮集团的省公司来控制邮储的省分行。”这样，邮储银行将按照“流程银行”管理模式设立内部机构，引入战略事业部管理制度，形成清晰合理的业务管理线条和报告路线，各业务之间相互独立，上下垂直、专业化管理，按照企业内部管理会计要求，对其业务单独考核核算，进行成本和风险控制。

邮储银行目前的资本金只有200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邮集团以固定资产的方式投入。邮储银行正式成立后，未来扩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数量必然受到资本金的约束，预计中邮集团将通过融资或发展再拿出一部分现金，相对完善其初步的资本金。

蔡鄂生表示：“邮储股东单一问题是影响公司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中邮集团不会是惟一的大股东，可以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或上市融资增加其资本金；总体看，从邮政独资到股权多元化乃至公开上市是国外邮储改革的成功模式。但我们要走到那一步，还需相当一段时间。”

此前外界屡有建言称，与国内银行相比，邮储目前在资产业务、风险控制方面有较大差距，即使整体改制为商业银行，比较好的办法还是让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与邮储银行相互持股，逐步进行银行经营管理技术与经验的嫁接与转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控制改制风险。

对此蔡鄂生表示：“交叉持股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还在清产核资的阶段。邮储一定要在股份化之前，把现有资产价值摸清楚，否则谁进来都是不负责任的，无论企业、银行进来都无法谈论价格；现在市场都在抢银行的股份，邮储不做好内部重组就卖不出满意的价格。”

“全牌照”没有时间表

邮储银行转型后，将获得何种业务的经营牌照，亦是坊间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我们现在给予邮储的资产业务牌照是有限制的，但绝对不会耽误它的业务发展。资产业务的全面开展，只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的成熟程度逐步进行，银监会没有具体时间表。”蔡鄂生介绍，邮储银行初期仍将以吸收存款为主，资金由总行集中批发运用。

在日本和欧洲，邮储银行都是通过大宗批发行业务起步转型的。日本邮储银行改革模式，开始时，通过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来投资，后改为直接在市场上进行债券投资；德国的邮储转型模式是，最初即由监管部门给予其包括零售业务在内的全方位牌照，但通过和货币当局监管部门沟通，对其业务发展有具体规划，各项业务按照规划分步推进。

相形之下，中国邮储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特殊性。中国的邮储诞生之初，即是为了提供吸收存款的普遍服务职能，邮储吸纳的存款以固定利率上存至央行。但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流动性的日益充裕，邮储就需要寻找新的盈利方向。

目前邮储自主运用资金已超过8500亿元，主要由总行通过批发方式进行集中运用，且运用渠道非常狭窄。2006年以来，银监会先后批准邮储开办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部分试点、同业存款、银团贷款等多项业务，不过，它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仍用于投资债券和银行存款。

根据2005年出台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邮政储蓄存在央行的8290亿元必须按比例分五年转出；加上新增储蓄资金，未来两年将超过1.2万亿元。这部分巨额资金的运用压力越来越大。

2006年3月开始，银监会陆续批准邮储在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等13个省市开展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这是邮政储蓄恢复开办以来首次推出的零售信贷业务。对于邮政储蓄来说，放贷是“新手上路”，因此备加谨慎。目前，每个地市的市区和市县最多允许三个网点开办此业务，短短数月已累计发放贷款2.6万笔，金额9亿元。

篇5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不足引发了农村资金供给的不足，金融服务的不足，农村金融创新的不足，金融人才的不足以及农村金融生态的畸形发育。

一、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因素

(一)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商业银行普遍推行扁平化管理，处于扁平化神经末梢的农村机构，受全国“一盘棋”的影响，很难发挥应有的支农作用。一是金融机构缺失，金融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除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及邮政储蓄外，没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没有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等直接融资机构和相关的中介机构。二是机构缩减，从业人员减少。随着商业银行扁平化管理的推进，机构改革及其战略定位将逐步向大城市转移，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锐减。三是管理权限上收，授权、授信难。“机构扁平化，管理垂直化，经营集约化”，导致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缺失，农村市场符合授权、授信承贷对象的稀缺，使中小企业很多项目缺少资金支持，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四是信贷投放萎缩，资金供需矛盾加剧。五是资金大量外流。商业银行“储蓄所”、“远程终端”作用单一职能的发挥，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农村的“闲置”资金，然后，有组织地大量外流。六是支农资源稀释。

(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由于机构缩减、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农民难以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一是服务设置落后。由于金融机构被大量裁撤，大部分网点集中到了县市区域，在地域广阔的农村集镇，网点分布很少。二是服务方式落后。其繁杂的贷款手续、一浮到顶的贷款利率，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是服务手段落后。在商业银行瞬息间可到账的资金，信用社往往要1―3天才能到账。

(三)农村金融创新供给不足

当大中城市金融机构一个个推出金融服务品种时，农村市场却依然故我，经营着单调的存、贷、汇业务。除金融结算和少数乡镇开通的针对单位的代收水电费之类的中间业务外，代销国债、基金、银行卡等科技含量稍高的业务几乎没有。当农村资金需求出现多样化，农业产业化需要大资金、大投入之时，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支农实力的制约，导致农村信用社不能根据农业种植、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安排贷款期限。在贷款方式上，除对少数已评级农户以信用方式发放小额贷款外，其余贷款一般都得提供相应的抵押或质押，且抵押的品种仅有机具、房屋等有限的品种。农村金融信贷服务品种创新的缺乏，造成了农民贷款难的现象，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四)农村金融人才供给不足

农村金融从业人员来源缺乏开放性、公平性和竞争性，人员素质普遍偏低，正规高学历人才奇缺。现有金融制度安排使农村地区很难留住优秀的金融人才。

(五)农村金融生态畸形

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金融业的经营方向。农村金融生态畸形主要表现是农村金融环境内生畸形和社会环境外部畸形。农村金融环境内生畸形，一是经营收益低，商业银行不愿介入。二是农村信贷成本高，商业银行不能介入。三是银行资产保全困难，商业银行不敢介入。

社会外部环境畸形表现在企业方面，一是企业有效抵押能力不足，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主要是土地、房产两证不全。二是抵押评估中介收费高，担保中介机构缺失或担保基金运作不到位。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等特殊贷款的税收优惠和监管豁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业务盲区多。

表现在农民方面，一是农民的金融意识淡漠，投融资意识缺乏。二是金融知识宣传不到位，农民使用金融工具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滞后。三是农民间融资活动频率加大，融资纠纷和债务纠纷呈上升态势。农村经济金融错位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法制建设滞后导致金融维权难以受到保护，征信体系欠缺，导致贷款人道德风险加剧，信息年披露失真导致银企关系扭曲。可以说，制度供给不足是农村金融生态畸形的根本成因。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导致农业生产经营资金流通不畅，农业无法快速发展，农村社会有被边缘化的迹象。

二、破解金融供给不足的途径――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要彻底扭转当前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从消除金融供给不足的成因人手，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疏通农村融资渠道，激活农村沉淀资金，建立农村保障机制，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促进农村金融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产权方式的有机结合，以此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构建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应建立分工合理、功能齐全、辐射全面、互补互助的农村金融体系。即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商业性金融机构、地方金融、邮政储蓄银行并存，民间金融辅助配合的多元化、主体化，适合农村发展状况的特色金融体系。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应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扩大信贷服务领域，贷款规模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以满足农户和农村企业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要强化政策性银行的扶持作用，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政策性投入；国有商业银行要继续退出农村金融市场，要斩断其从农村大量吸取资金的管道；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的资金应通过合理途径回归农村地区；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要放松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允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开展金融服务，通过合理规范，正确引导，促使民间金融内生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或民间金融机构。

(二)转变经营理念，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农村金融机构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树立“小客户、大市场”的经营理念，积极支持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现代流通业、物流业的贷款营销；支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连锁经营；支持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新型营销体系和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业，为农民提供打工创业等贷款。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竞争力强，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规模农业，支持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拓展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建立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

建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发挥对农业经济的补偿作用；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把农业保险纳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考虑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或者委托政策性银行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可以对参加保险的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引导农民参保意识；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发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业务；要针对农业、农村、农民需要开发农民养老保险、大宗农作物保险等新险种，分流金融机构独立抵御农业灾害带来的信贷风险。同时，可以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四)构建新型农村担保体系

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实行多种形式的抵押、质押办法，如探索运用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根据“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的办法解决农民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五)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篇6

然而，市场观点普遍认为，渐进式改革不应该是延缓改革的托词。自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准许金融机构允许贷款上浮、存款下浮政策之后，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几无重大进展。

“现在的利率制度是‘半市场化’的，对贷款利率上不封顶，对存款利率下不封底，而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存款利率上不封顶政策放开。”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存款利率上浮的问题上，银行方面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协议存款，就属于这一情况，未来类似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的松动应该会成为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方向。”

利率改革政策或在2013年前推出

《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决策智囊机构了解到，目前国务院及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门正在就利率市场化中存款利率上浮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下称“大额定期存单”）的利率上浮比较可能成为突破口，大额定期存单的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

目前存在的协议存款是一种特定的大额定期存单形式，是指中资金融机构和中资保险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邮政储蓄之间办理3年或5年期以上、金额30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品种，该存款的存款利率、存款期限、结息和付息方式、违约处罚标准均可由协议存款双方协商确定。

“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可以签订协议存款的政策执行了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上海某大型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具体来说，现有的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是5%，而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签订的利率可能是6%，也可能是7%。”

毫无疑问，保险公司所拥有的利率“特权”，主要是由于险资拥有存款期限长、起存金额大等特性，但这不足以动摇目前管制利率仍然是主流这一事实，企业和个人并无法和银行去协商存款利率的上限。存款利率短期化也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

“大额定期存单制度设计使得存款利率市场化可以通过找到一个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的模糊地带作为切入点，实现并轨进程中的缓冲。具体来说，大额定期存单实现在保持现状的条件下的增量改革，再逐步由增量影响到基数。”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宁波银行金融市场部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的条件逐渐成熟。央行可以采取不对称调息作为扩大上浮区间的先行举措，然后可能从大额、长期存款开始扩大区间，逐步放开可上浮的存款金额、期限的上限，或者给予大额、长期存款更大的浮动范围，以控制对银行机构的冲击。

目前，包括巴曙松、李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智囊，都曾参与关于推出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研究和制定，相关配套工作已经推动了5年，而最终的政策或将在2013年（含）之前推出，并将耗时十余年的时间最终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和自由化。

利率市场化是被金融创新逼出来的

大额定期存单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美国政府对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规定上限；上限往往低于市场利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实行了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然而，为了吸引客户，商业银行推出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

第一张大额定期存单是由美国花旗银行于1961年创造的。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存款、扩大资金来源。购买存单的客户随时可以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这样，客户能够以实际上的短期存款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

1970年，美联储允许90天以内的大额定期存单利率市场化，并将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逐步提高，从此拉开了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大幕。1973年5月，规定10万美元以上存款不受“Q条例”规定的利率限制，取消所有大额定期存单最高利率限制，7月取消1000万美元以上期限5年以上定期存款利率上限。

花旗银行（中国）一位研究部门的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目前利率市场的情况和美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银行的存款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水平之间有差距。例如能够反映市场资金面情况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利率变化无法及时传递到银行利率上，这导致了资金的扭曲。”

由于管制利率的存在，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一直处于负利率时代，这使得大量存款资金从银行流出，转向收益率更高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或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已经起到了丰富投资渠道的作用，对存款形成了实质性的倒逼效应、使存款利率市场化在表外取得了很大进展。

通过金融创新倒逼利率改革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日本。1979 年，日本首次了自由利率的大额定期存单，其利率不受《临时利率调整法》的限制，发行利率由发行金融机构和购买者自由决定。1985年，日本推出与市场利率挂钩型存款账户（MMC）。MMC的推行是通过引入一种自由利率的新存款类型，由MMC的利率市场化推动大额存款利率的市场化。

此后，日本逐步降低大额定期存单和MMC的存款最低限额、增加期限结构，通过扩大自由利率存款的比重来加深自由化的程度。在上述基础上，1993年6月，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同年10月流动性存款利率市场化；1994年10月，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

星展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梁兆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北欧国家、韩国的经验，利率市场化能鼓励存款和存款利率的竞争，增加银行的融资成本，提高贷款利率，通过高成本资金阻碍低效益投资，以及改善整体投资的效率。相信类似的情况将适用于中国。

银行竞争加剧利差收窄

那么，倘若中国效仿各国率先以大额定期存单为切入点推动利率市场化，这会给银行业带来什么？

长信基金研究部副总监安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将加剧银行的竞争。目前，银行在存款和贷款端的利率都有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所以并没有实质性的竞争。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则意味着存贷款利率银行都可以自主定价，这将大大考验银行的经营能力和对风险的定价能力。

在梁兆基看来，最迫切的挑战可能来自于全面的利率市场化，迫使银行放弃隐性的保证净利润率。银行必须愿意放弃短期的保证利润，以换取其账面上中长期更高的资产质量。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短期的痛苦是个未知数。

篇7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如果问到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灾后的四川什么最重要,他一定会回答:“信心”,同样的问题在四川银监局局长王筠权那里也得到同样的答案。在上述两位金融政策实施者与监管者看来,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维护灾区人民的信心是第一要务,其中维护灾区人民对自身金融财产安全和未来家园重建的信心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所出台的相关政策均围绕于此。

在李明昌行长看来,金融业在震后四川发挥作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提供正常的金融服务和对相关支付结算特别的安排以满足灾区人民基本的金融需求,保证金融秩序稳定,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人们对现状的“信心”;第二个阶段是对灾区进行特别的资金安排,通过信贷政策的倾斜促使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第三个阶段是恢复灾区金融秩序的全面正常化,在信贷市场中,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非常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安排,维护灾后信用机制,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金融业对灾区发展的“信心”。实践证明,金融业参与抗震救灾以及支持灾后重建所做的安排也正契合了上述三个阶段。

2008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全力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根据该通知精神,商业银行应紧急布设服务网点,确保受灾群众在安置点就近获得银行服务;对于因地震原因而造成凭证缺失的,只要存款人可以提供其他有效证明信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向其先行支付5000元以下的现金;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到受灾地区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救灾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资源调配力度,优先保证抗震救灾急需物资生产与流通的信贷需求;合理调整信贷资源地区配置,从信贷总量、信贷资金和授信审查等多方面优先支持灾区重建。2008年5月26日,针对地震对金融机构办理支付结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人民银行《关于地震灾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支付结算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该通知对震区个人、单位等各种客户在支付结算上予以特别的便利,以满足灾区居民基本生活和灾后重建需要。2008年6月19日起,四川全省5561个受灾银行业网点通过板房银行、汽车银行、迁址合并办公等方式全部恢复营业,确保了受灾群众办理转账挂失、提取现金以及财政救灾资金和救灾部队用款的及时划拨。上述各项政策对于维护灾区金融秩序并为灾区注入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为贯彻落实优惠金融政策,增强灾区金融机构信贷支持能力,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指导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川分支机构加大系统内调剂力度,将信贷资源向受灾地区倾斜,保证灾区对灾后重建的资金需求。人民银行首先对四川重灾区六市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其中重灾区农村信用社执行9%的存款准备金率,一般地区农村信用社执行10%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比国有商业银行低7.5和6.5个百分点。其次,执行优惠的专项央行票据兑付考核政策,目前四川全省已兑付央行专项票据96.4亿元,占发行总额的98.5%,其中重灾区39家农村信用社已全部兑付,金额为35.32亿元,增强了灾后恢复重建的信贷支持能力。再次,执行优惠的支农再贷款政策。目前全省139个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农村信用社申请支农再贷款享受比其他地区低0.99个百分点的优惠政策。

2009年4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四川银监局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灾区城镇居民住房重建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有关住房信贷优惠政策。7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地震灾区城乡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好灾区被损毁城乡居民房屋重建的金融支持工作。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城镇居民住房贷款155.86亿元(不含商品房开发贷款),涉及9.88万户城镇居民住房重建;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灾后恢复重建贷款3366.5亿元,其中城乡住房重建贷款574亿元,城镇建设贷款669亿元,农村建设贷款181亿元,公共服务重建贷款102亿元,基础设施重建贷款814亿元,产业重建贷款1020亿元,金融业在支持灾区恢复重建、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明昌认为,救的金融政策在短期内主要体现为应急性特征,要实现金融资源对震区持续性的投入,灾区的信用环境不能破环,基本的市场规律不能违背,要维护金融运行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可持续化。各种应急性的金融救助措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灾后震区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的时候,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将金融运行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保护灾后信用环境不受破坏,金融支持抗震救灾不能以信用环境的破坏和牺牲金融业本身的良性发展为代价,这里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比如对于灾后农户贷款,人民银行指导商业银行在利息上给予特别的优惠,但优惠后的利息仍能使商业银行保本经营;又比如对农户住房贷款,政府、商业银行多方共同努力,采取贴息、信贷额度、担保等多种方式,既使农民尽快安居又使得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得到保障。四川人行始终将推动灾后震区的诚信体制建设作为信贷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措施,加强诚信教育,建立中小企业、农户的信用档案,使诚信建设与金融支援灾后重建相配套。

作为四川本地银行业的监管者,即便是面对“灾后重建”这一特殊形势,王筠权局长同样也没有放松对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要求,银行业既要支援抗震救灾、积极参与灾区重建,又要把控风险,这是王筠权局长对四川省银行业机构的基本要求。为此四川银监局首先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控,派出工作组走访机构了解地震灾害对信贷资产的影响,组织指导银行机构进行风险评估,研究风险控制和缓释措施,督促银行及时入账反映不良贷款,及时评估各企业、各项目信贷资产损失情况,做到真实反映,加快处置。针对灾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四川银监局指导商业银行加强操作风险管控,敦促银行业机构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争取公安部门支持,强化临时营业网点等机构的“三防一保”工作和风险隐患排查,确保网点、设施和人员安全。此外还加强对突发风险管控,重点加强重灾区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防范。

截至2009年末,四川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2009年初增加4560.7亿元,增长43.17%,增量和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七位和第三位,有力地支持了四川灾后重建、水利公共设施、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重点工程和行业的发展。其中发放灾后重建贷款2535.58亿元,向四川省500个重点项目贷款1601.63亿元,5024个工业止滑回升银企对接项目累计贷款564.21亿元。在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下,四川民生领域信贷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四川银行业积极投身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发展的脚步没有因此而放慢,银行业整体信贷质量也没有因此而受损。

面对2010年充满挑战的四川银行业工作,王筠权局长说到:“必须始终把支持经济科学发展放在首位,没有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就不可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行。防范信贷风险也完全是保持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内容。”

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地震后的支持作用,同时也为了给金融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川提供服务,2008年10月,四川省金融办正式成立,其主要负责拟定全省金融业发展规划;负责地方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行业管理和服务;负责全省企业的上市指导和审核推荐工作,指导和推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再融资等。陈跃军作为主任是该机构的首位负责人。在省金融办成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各项基础工作已开始着手准备:积极地与省市各级金融机构联系,与省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三家职能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与接洽;在灾后重建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着手灾后重建的融资工作,帮助那些需要资金的地方与企业进行融资,帮助他们积极恢复生产。

当然适时成立的金融办的目标从长远看是通过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和服务等手段,依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帮助四川省金融业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更长远的未来是将金融业作为引领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并以成都为中心,将成都构建为西部金融机构聚集中心、西部金融创新和市场交易中心和全国一流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尽管在西部,诸如西安、重庆等地也提出过同样的设想,但相比而言,成都具有更高的金融竞争力。陈跃军认为,成都具备其他西部城市所不具备的金融机构优势。首先从四川省金融业发展状况看,截至2009年末,全省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597家,银行业分支机构网点12475个;证券期货基金公司57家;保险业机构48家;全省共有金融业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17013个,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总量均位居中西部省(市)首位。从成都本身来看,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成都已成为西部省会城市中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城市,各项金融业务量在中西部城市中名列前茅,金融辐射力大为增强。

2010年2月,由四川省金融办主笔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年)》正式出台。根据该报告,成都要立足西部区域,与北京、上海等全国性金融中心实行错位发展,同时还明确在成都科学规划金融总部商务区、金融产业集聚区和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其中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的打造要力争到2012年让金融机构在成都的后台服务中心达到30家,总投资规模超过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并成为全国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最多、配套服务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相信随着成都作为西部金融中心的构建,必将吸引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入川,也必将为四川震区的灾后重建注入更多的力量,对此,陈跃军充满信心。

2009年温总理在“两会”所做的政府报告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经历过苦难的四川人民对此有着更加感性的理解,信心之所在,困难必将迎刃而解。

大行的担当

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有着3.6万个储蓄营业网点,4.5万个汇兑营业网点,2万个国际汇款营业网点的大型银行机构,其60%的储蓄网点和近70%的汇兑网点分布在农村地区。2007年12月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正式挂牌成立,2008年“5•12”地震发生时,邮储四川省分行距成立还不足半年。那时摆在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敬宗泉面前的主要有三个问题:其一,四川邮储受灾网点多达818个,需要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网点、人员受灾情况,对受灾人员进行安抚;其二,在了解网点、人员情况后需要立刻安排灾区网点的经营工作,力保网点尽快恢复正常营业;其三,如何进行灾后的工作安排,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反观中国邮政储蓄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传统的储蓄、汇兑业务上占据优势,但在相关的资产业务上却备受诟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虽然在资产业务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在成立时间短、经验不足,又面临地震后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时,敬宗泉的难题显然要比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大得多。然而,敬宗泉说:“在地震那么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困难不算什么。”

于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敬宗泉率省分行相关人员分赴重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率先启动灾备系统,实现数据成功恢复与存储,并采取流动银行、帐篷银行、集装箱银行等方式恢复网点营业。截至2008年6月18日,四川邮储818个受灾网点恢复营业,都江堰、绵竹、江油等地的网点在当地银行业机构中率先开业。灾区网点虽然简陋,却给担心储蓄资金安全的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为支持四川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启动赈灾汇款“绿色通道”,并面向6个重灾市(州)群众开办了邮政储蓄定活两便“爱心存单”业务,免收用户查询、挂失和省内异地交易手续费。截至2008年末,全省累计开发爱心存单3557笔,金额1.99亿元。同时,邮储四川省分行还向总行争取将受灾地区小额质押贷款单笔最高上限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加大小额贷款和银团贷款投放,在有力支持灾后重建的同时,也促进了小额贷款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延伸。

地震所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四川8700万人口中有80%是农民,每年外出务工农民1600万人。在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撤并的关键时刻,邮储银行强大的基层网点优势填补了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空白,也找准了未来自身发展的定位。截至2009年底,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通过银团贷款、协议存款、票据转贴和小额贷款等方式返还四川建设资金超过500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29亿元,全省超过13万名农户和中小企业主获得了邮储银行的信贷支持。敬宗泉坦言:“邮储银行不仅没有撤,而且在改善基础金融服务上加大了对农村的服务力度,其中许多业务是一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做的。”正是这样的执着和对承诺的严守,使邮储银行在地域广阔的四川地区深植,有些区域甚至成为当地居民唯一可获得金融服务的银行业机构,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全行之力,服务四川经济建设”,邮储银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业务实力、服务能力和社会责任。

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样,在大灾面前履行大行职责的还有中国农业银行。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1个小时,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党组办公会地点搬到了省行大楼对面的马路上,主题只有一个:救人。此后的10个小时内,省分行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同一地点成立,迅速摸清本系统人员及营业网点的受伤、受损情况后,分别成立救助安抚、物资保障、恢复营业、灾后重建、宣传信息及安全保卫等6个抗震救灾工作小组,指挥统筹协调全省农行的抗灾救灾工作,并明确工作思路:尽一切可能保证营业网点的正常运行。

2008年5月13日,农行四川省分行受灾网点开始恢复办理业务,并先后设立75个流动银行和1000个赈灾服务窗口,开通有密码、有通兑标志的定期存款全省通存通兑业务,制定面向广大灾区群众的“灾后个人金融服务指引”和“灾后个人金融业务受理网点名录”,最大限度保证了赈灾业务的快速、合规办理。5月18日,农行四川省分行下发《关于大力支持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紧急通知》,出台了集中规模、突出重点、灵活担保、优惠利率、采取多种方式核定授信额度和灵活的担保方式等支持抗震救灾的8条特殊信贷政策,在第一时间为抗震救灾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

2008年8月13日,农行四川省分行下发《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信贷意见》,针对性地调整了灾后重建行业准入标准、资本金比例、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贷款担保、因灾进入不良客户的信贷政策、支持灾后重建金融产品创新等12个方面的信贷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灾后恢复重建。四川省省长蒋巨峰批示说:“这个信贷意见政策全面、措施具体、出台及时、操作性强。要对接好、落实好、宣传好。谨向农行总行和省分行为我省恢复重建所做的工作和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黄小祥副省长批示:“农行四川省分行率先出台了支持灾后重建的信贷意见,操作性较强,我们拟在全省银行业机构中推广。”

2008年12月21日,农总行与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把四川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省份,承诺三年内在四川增加信贷投放1800亿元,助推四川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到2009年末,已落实银政战略合作协议项下项目74个,签订贷款合同金额613亿元,实际贷款金额476亿元。

“5•12”以来至2010年3月末,农行四川省分行共对全省灾后重建客户授信623亿元,贷款余额401亿元。

以上种种数据表明,农行四川省分行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履行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应当说在四川震后重建计划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农行对某些领域所提供的信贷支持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问及如何看待这些风险,农行四川省分行熊长城副行长回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国有银行,在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地震灾害面前,有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我们所提供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既要支持抗震救灾,又要把控风险,是我们金融业支持抗震救灾的原则。”为了体现出要救灾也要防风险这一原则,农行四川省分行对金融资源的投放领域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准入标准、资本金比例、客户信用等级、授信额度的限制、抵押担保方面均有所把关。

为了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所导致的非常时期发放贷款产生的风险问题,从2009年开始,农行四川省分行开始对灾后信贷项目进行风险排查,从行业政策、贷款流程、客户信用风险评估等多方面重新对已发放的贷款进行跟踪梳理。在对客户的重新排列分析中,对现有客户进行分类,明确哪些是可以列入战略性客户,哪些是可以列入一般性客户,哪些是属于退出的客户,并通过对客户需求的调查明确分行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方向。仅2009年一年,农行四川省分行就接受了包括国家审计署、总行、省分行在内的四次集中审计,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这样地毯式的审计面前,农行四川省分行也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贷款不是捐款,我们既要对灾区人民负责,也要对银行的资产负责,说到底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也是对灾区人民负责,因为银行的钱来自于百姓,如果我们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银行经营困难,最终受损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熊长城说,这一观点又一次体现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灾区负责,对自身负责,对百姓负责。

2009年5月,在汶川地震发生的一年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其的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离不弃,大爱无疆。汶川地震,生死转换于瞬间,举国皆为之伤恸。农业银行以最好的金融服务和最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抗震救灾和四川灾后重建竭尽所能。灾后短短几天内,率先建立1000个赈灾专柜,50多个‘流动银行’、‘ 汽车银行’、‘ 电子银行’、‘ 帐篷银行’等迅速被投放在重灾地区,农行系统员工自发捐款奉献爱心,到年末共捐款1.84亿元,同时积极满足灾区群众的应急金融服务需求,全力支持灾后地区恢复重建。”以上种种显示出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个与地方经济,与“三农”紧密相连的国有大行在危机时刻的担当。

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

2008年6月12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的称号;6月27日,该分行又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为中国银行业系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是全国40家银行机构中唯一一家获得此项荣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作为本次受访的唯一一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在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与作为公众公司在大灾面前承担社会责任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记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王立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有着近27年的银行业从业经历,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地震后保证服务不中断,这是作为一个公众公司首要的社会责任。”当时,招商银行在四川共有25个营业网点,全部分布在成都,与其他银行机构相比,网点受损情况较轻。但大震过后余震不断,通信网络也受到影响,要维持银行所有服务正常化仍然存在困难,但在当时招行在成都的所有分支机构都做到了一如常态。“我们首先坚持营业不间断,地震以后,因为余震不断,一些银行的服务时间有所变动,招商银行所有营业部均保持正常的营业时间;其次,我们坚持业务系统不中断,即便在地动山摇之时,招行的pos机刷卡系统也是畅通的”。事隔两年之后回忆起来显得颇为轻松,但可以想象当时仅维持正常的营业时间这一点,王立新所要担负的压力。

当然,王立新并不否认在地震中,作为一家股份制上市银行所遵循的经营宗旨与作为公众公司所应承担社会责任存在一定冲突,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支持客观上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我并不认为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就必然要承担风险,风险始终是存在的,银行的职责是通过适当的安排,在公益性与商业性中找到平衡点”。王立新补充道:“招商银行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发起单位,面对这样的灾难更不能袖手旁观。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企业贷款,高风险是其客观属性,但商业银行仍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做到既推动此项业务发展又很好地控制风险。”以此为出发点,大地震后,招行积极参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在重灾区安县方碑村开展的金融支持灾后重建工作。针对该地区民房损毁较为严重的状况,为了使农民尽快得到安置,推行了“一帮一”模式,由当地富裕户帮助贫困户,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提供一万到两万扶贫款帮助贫困农民重建家园。目前,已向方碑村218户受灾群众发放无息扶贫款316万元,帮助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改善民生,“方碑村试验”为社会各界帮扶灾区恢复重建提供了一条帮扶模式。针对地震后四川省内企业现状,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给予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信托贷款50亿元。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四川省政府独资,汇聚省内优势资源的特大型企业,是推动四川省经济加快发展的骨干力量,肩负着推动四川经济发展以及灾后重建的重要历史使命。结合四川发展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发展战略,招行成都分行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突破了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模式,在资本金贷款尚未出台政策的前提下,先通过信托理财的方式给予四川发展人民币50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分期滚动发行,解决企业的燃眉之需。

王立新始终认为参与灾后重建对招行成都分行的业务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兼顾商业性与公益性。为抓住机遇,成都分行实施了以下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对于灾后重建政策倾斜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制订符合灾后重建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银政合作支持灾后重建项目。

为防控因政策性与商业性划分不明而产生的相关风险,招行成都分行的主要做法是:首先,筛选项目,在加强银政合作的基础上,从政府重点灾后重建项目中筛选出24个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其次,把控行业信贷风险,根据总行制定的行业信贷政策,对灾后重建不同行业客户实行不同的信贷政策,选择不同的风险防控措施。三是充分发挥招行财资管理平台的作用。财资管理平台又称跨银行现金管理系统,是招行利用科技优势,在提高客户资金管理能力、提高资金效益的同时,有利于成都分行自身加强资金风险监管,在对灾后重建项目公司中大力推行使用财资管理平台,实现了银企双赢。四是全面推行信贷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并行作业的机制,加强对授信客户贷前、贷时、贷后的审查,有效防控风险。

正如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成立时所宣读的那样:“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基础层次和社会层次。企业在基础层次中需要尽到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在依法经营、纳税的过程中创造企业的阳光利润;在社会层次中企业需要尽到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在以人为本、扶贫救危、帮学助教、建设社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企业公益行为中。”招行成都分行在大灾面前以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上述两层含义。

地方金融的责任

每个地区都有这样一群金融机构,它们根植于地方经济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它们作为一级法人或行业管理机构,没有异地总行机构为它们进行业务指引;它们的经营范围一度或现在仍囿于一域,无法获得资产在不同区域内的合理配置所带来的风险分散与区域差别化发展所带来的额外好处;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往往面临资金、人员、创新、规模经济等等方面的劣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它们的存在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满足农村领域金融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一群金融机构,我们通常称之为区域性金融机构,构成它们的主体为城市商业银行与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在2008年四川“5•12”地震中,这样一群金融机构因其与地方经济联系最紧密,在震区网点分布最广泛而遭受到最严重的损失,但它们却以最快的速度自救并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去,这些在地方经济中作用重大生存环境却最为艰难的金融机构理应得到我们的敬意。

对于两年前的那场灾难,四川省联社理事长王华的感受要比其他金融机构负责人更为深刻。作为四川受灾最大、损失最严重的金融机构,四川农信全省115个县级联社、2986个营业网点均不同程度受灾,死伤员工198人,其中遇难及失踪64人,重伤108人。北川联社大楼坍塌,33名员工深埋废墟之中。全省农村信用社直接财产重置损失44.3亿元,因灾形成不良贷款达115.58亿元。当过记者,也当过地方父母官的王华既有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敏锐感也有着政府官员处事的果断。5月12日晚,王华牵头省联社党委迅速启动了全省农村信用社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在路边一辆中巴车上,紧急召开党委会,成立了全省农村信用社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对全省农村信用社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与部署。在第一时间了解农信系统网点、人员受损、伤亡情况后,次日凌晨,省联社班子成员分别率队冒险进入各重灾区看望慰问信合员工,现场指导抢险工作。要保证灾区不乱,金融机构自己首先不能乱,因此必须使身处灾区的农信人员树立信心,有条件的先自救,没有条件的稳定情绪等候救援。

5月15日,省联社阿坝灾区第一批运送救灾物资小组启程经雅安、过宝兴、翻夹金山、绕马尔康,行程800余公里,抵达重灾区理县、汶川。5月16日,第二批运送救援物资特别小组,也启程前往震中地区,向各灾区送去食品、帐篷等物资和应急资金。灾区员工见到来自省联社的慰问人员时,禁不住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保证金融秩序不乱,尽快恢复营业是每一个身处灾区的金融机构的要务。可是客观条件使得一些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为了稳住灾区人民的信心,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混乱局面,四川省联社在《四川日报》上公告了应急业务办理范围、受理网点地址和支持灾后重建的信贷政策,并向灾区印发了15万份《灾后金融应急服务指引》,指导受灾群众办理业务。此后,王华率领省联社人员多次深入灾区,在灾区农村信用社营业用房毁损、人员伤亡、账款被埋、设备损坏、交通、通信中断的情况下,针对灾区特殊的金融服务需求,及时研究部署,采取了“房屋安全的原址恢复、房屋倒塌及危房的就近租房或搭建帐篷恢复、相邻网点合并恢复、借助他县网点恢复、设置流动服务车恢复、在灾民安置点设立临时场所恢复”等6种方式,通过“借网络、借人员、借场所、借资金”等4种措施,确保了受灾网点在5月25日前全面恢复营业。

在完成自救以及恢复营业后,接下来就是投入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去。为满足灾民和受灾企业灾后重建信贷资金需求,四川省联社首先改进贷款方式,开通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绿色通道。其次延长贷款期限,对因震灾不能到期还款的借款户,给予展期。三是实行贷款利率优惠,对灾民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所需贷款执行了基准利率;对受灾的中小企业,在已执行利率基础上下浮动10%〜20%。四是及时推出了生活费垫资贷款、恢复生产经营贷款、重建家园贷款、企(事)业单位恢复生产经营贷款、政府统一规划的安居工程及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等5个救灾贷款专项产品。同时,省联社要求全省农村信用社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无条件、高质量地做好各种政府补贴的工作,为国解忧、为民解困。“5•12”以后四川农信系统累计发放农房建设贷款含困难农户和委托贷款62.07万户,金额为138.87亿元,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的94.48%和92.61%,其中发放困难农户农房建设贷款5.76万户,金额14.14亿元。

面对空前惨重的地震灾害,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带领全体员工响亮地喊出了“山垮房垮,四川信合不垮;水停电停,服务三农不停”的口号,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豪迈誓言。如今,四川省联社的灾后重建工作还在继续,由于“5•12”地震烈度强、破坏面积大、影响范围广,处于震中地带的北川、汶川、青川等多家县级联社几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所有营业网点均已坍塌或形成危房,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恢复重建资金缺口较大。其中18个重灾县级联社恢复重建资金缺口就达72692万元,难以完全靠自身力量解决。对于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又做过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如四川农信社系统理应得到政策面更多的关注。

和四川农联社一样在地震中践行地方金融机构职责的还有德阳市商业银行。

2008年5月12日的中午,德阳商行董事长李琦对办公室人员说她需要休息一会好准备下午的会议,在后来那地动山摇的一分钟里,李琦只身一人在办公室,地震过后十几层的办公大楼变得十分安静,她尝试从办公室下了8楼,当李琦最终走出办公大楼时,发现所有的员工正含泪望着她,而她的第一句话则是问有关工作人员:“数据备份有没有问题?”在她看来如果IT系统出了问题,数据丢失,那就出大事了。以往当过地方政府官员的经历使李琦尤其具备对事态的洞察力和对大局的把控能力,在简单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后,李琦奔赴市政府,目的只有一个:向政府求援首先保证金库的安全。

其后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阳商行在第一时间,全面恢复营业,积极维护灾后经济金融秩序。2008年5月13日,开放市区内的ATM机,保证灾民的现金需求;同日,为有关部门开立抗震救灾资金专户,并向社会公布,确保抗震救灾捐款、汇款通道顺畅运行;5月14日,客户经理开始走访客户,对客户进行慰问并了解其受灾情况和金融需求;5月14日,汽车流动银行在什邡支行诞生;5月16日,灾区第一家板房银行在绵竹支行诞生;5月16日,全部网点恢复营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什邡与绵竹是“5•12”地震的重灾区,而在李琦的指挥下德阳商行第一时间有序转移疏散人员,无一人员伤亡,这一点尤其令李琦感到欣慰。

李琦说德阳商行根植于地方经济,其发展离不开地方经济,当本地经济发展因地震而受阻时,德阳商行应该承担起作为一个地方性商业银行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此,地震灾害发生以来,德阳市商业银行创新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模式,向灾区发放抗震救灾贷款和灾后重建贷款。先后推出“会员制担保公司赈灾贷款”、“灾民自助、自救扶持贷款”、“灾区安居工程贷款”、“灾民生活资料贷款”等系列品种,截至2009年末,德阳商行共投放灾后重建贷款近20亿元,既解决了当地政府修建活动板房、安置灾民、建设过渡安置房等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进一步支持了受灾企业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为缓解地方财政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德阳商行与各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为各地方政府提供综合授信,其中旌阳区1.5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0.5亿元、绵竹市1亿元,中江县1.2亿元,罗江县1.2亿元,同时计划灾后三年将新增贷款规模的60%,预计36亿元支持灾区的恢复重建、产业升级和各项社会公用事业。2008年12月,德阳商行发起成立的德阳首家村镇银行-什邡思源村镇银行成立,这是德阳商行以实际行动履行向灾区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承诺。

地震使德阳商行面临少有的遭遇和处境,德阳商行因地震账面净值损失4000万元左右,贷款损失2亿元左右,但地震也使得德阳商行面临少有的关注和关切,面临少有的机遇和前景,因此大灾之年并没有降低李琦对银行发展的要求。在她看来灾后恢复重建将会给德阳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震灾带来的“危机文化”,不仅在人们思想领域、文化行为中将潜移默化地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中,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形成强大投资驱动力。

作为四川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李琦一直是德阳市金融界的标杆人物。2002年李琦接手德阳市商业银行时,全行仅有20亿元的存款规模,却有在岗职工500多人,对外营业网点48个,不良贷款率更是高达25%。如此的规模和发展状况早已被同类商业银行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李琦上任后,率领德阳市商业银行围绕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和“市民贴心银行”品牌,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李琦坚持金融创新,着力在规范业务流程和创新金融产品方面寻求突破。先是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中心”,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快捷高效的绿色通道,紧接着又率先推出了“会员制互助担保贷款”融资模式,有效地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该行的支持下,被誉为“小汉模式”的会员制互助担保贷款模式,被四川省中小企业局定位“全省担保机构孵化培训基地”,她也因此被中国银监会评为“支持中小企业先进个人”。如今,在成立12年之后,德阳商行总资产达到185.18亿元,为开业时的22倍,存款总量达到165.96亿元,为开业时的24倍,贷款99.67亿元,为开业时的17倍。

大灾最终没有阻挡德阳商行前进的脚步。2008年11月末,德阳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从2007年末的86.98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44.6亿元增长到65亿元,各项存款从2007年末的71.5亿元增长到105亿元,在当地金融机构中存贷款增速第一,在2008年三季度末提前两年实现存贷款的“双百亿工程”。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德阳商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就股权合作一事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其后经过多轮磋商,2009年10月17日,在第十届西部国际博览会四川跨国公司产业合作座谈会及签约仪式上,德阳市商业银行董事长李琦和IFC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太平洋局环球金融市场负责人塞奇•德费罗代表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根据该协议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约2.1亿元人民币入股德阳市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IFC将在公司治理、信贷管理、风险管理、中小企业业务等方面全力支持德阳商行的未来发展,此协议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报监管部门正式生效。

在经历种种困境之后仍能够得到境外投资者的认可,李琦认为这恰恰是因为灾难凸显出了德阳商行顽强拼搏,勇于奋进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外资投资者对于目前的德阳商行,对德阳商行的经营管理层充满信心。这至少已经说明德阳商行具备相当的投资价值,为德阳商行未来的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李琦的设想和德阳商行的五年规划,通过奋斗三五年,将德阳商行资产规模扩大到500亿元,届时德阳商行将成为一个立足本地,面向四川,辐射西部的现代化区域性商业银行,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心系地方,关注弱势群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机构,在此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掌声和祝福。

篇8

1.7万亿财富蛋糕

私人银行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但客观地说，目前中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业务正在起步。2006年以来，随着主要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取得重要进展，以及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以高端客户为服务对象的私人银行业务成为各家银行关注的焦点，面对外资银行对国内市场中高端客户的激烈争夺，为了留住、吸引更多的高端客户，各金融机构纷纷涉足私人银行业务。2007年，中国银行率先在中国国内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此后，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从外资金融机构到国内金融机构，从大型国有银行到股份制银行、从城市商业银行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各类金融机构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这一市场。

到2010年年底，已经有16家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其中包括汇丰银行、花旗银行、JP摩根、瑞银集团、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法兴银行等。而目前在中国私人银行市场上，有113家本土银行机构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其中包括5大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9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中国银行业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的资产规模，已从2005年末的2000亿元人民币，猛增至2010年末的1.7万亿元人民币。从各家商业银行披露的情况来看，都在竭尽全力拓展私人银行市场：

中国银行宣称，到2011年底，其私人银行客户将达到2.5万个，年增长率超过40%，管理资产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已在境内建立了17家独立的私人银行分部，在海外建立了3家私人银行服务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拥有约2.2万个私人银行客户，管理资产规模逾4180亿元人民币；中国建设银行在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有1800名雇员，存量客户和准客户大约有10万个；民生银行千万元以上的人民币资产私人银行客户有数千个，总体的资产管理规模也达到500亿－600亿元人民币；中信银行截至2010年底，已有1万个私人银行客户；招商银行行长则宣称其“私人银行客户增长1.2万人，人均净投资超过100万以上，不小心我们做到了世界第四”。

各家金融机构之所以如此青睐私人银行业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具潜力的私人银行市场，这一市场蕴藏着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商机。2011年6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2010年比2009年增长了31%，已超过100万大关。据估算，目前中国已有111万百万美元资产富豪，而2005年仅为12万，6年间增加了将近100万。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仅次于美国的522万和日本的153万，位居全球第三。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这一数字将进一步迅速扩大。

《欧洲货币》做出的判断具有代表性：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财富管理服务和产品市场之一，中国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行业将拥有一个非常广阔、富有活力的市场。

正如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指出：对中国银行业来说，财富管理业务已经变成一项重要的战略业务内容，并成为银行树立品牌形象、培养和保留优秀人才的强大动因。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和改善业务结构的战略举措。

私人银行远不止是理财中心

作为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的战略核心业务之一，私人银行服务站在客户个人的立场上为其设计整体的解决方案，其服务理念与其他金融服务截然不同，其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却比贵宾理财要丰富得多。

从客户的需求来看，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拥有高资产净值的私人客户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资产增长迅猛、资产分布广泛、对个人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求高等特点；另一方面，这部分高资产净值的客户大多拥有自己的实业或担任公司高管，缺乏打理个人庞大资产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同时，面对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泛滥的资讯信息，财富拥有者对于如何配置个人资产，规避风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往往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和可靠的咨询顾问服务来帮助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也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大力拓展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来看，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需求早已出现，然而中国本土商业银行尚没有一家能够提供全面的私人银行服务，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发展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一是银行监管政策的限制，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尚不能全面涉足证券、信托、保险等各种金融领域，无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跨区域（含跨境）、全面的资产管理和代客理财业务，影响了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效率和实施效果；二是相对于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产品、风险对冲工具等，国内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起步和逐步完善阶段，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投资产品和风险对冲工具（如期权等）的不丰富等，也直接影响国内银行在财富管理业务上的表现。

从短期来看，中国私人银行可选择的定位是：在现有理财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对高端VIP客户的分层服务，在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方面，比现有的理财中心更加出色和完善，充分体现出私人银行服务的高贵、私密与专享；在资产管理方面，逐步探索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完善私人银行运作流程和产品体系建设，同时，以私人银行为龙头，整合银行的理财体系，面向全行理财体系提供专业的服务与支持，提升全行理财业务的专业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从中长期目标来看，随着国内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金融市场的成熟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日趋丰富完善，私人银行最终将实现真正意义的以代客资产管理为核心的财富管理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成为面向最高端个人客户提供全面的专业化、国际化、个性化财富管理服务，满足其财务规划、资产管理和资产增值等方面的需求，也将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中心之一。

突破发展瓶颈

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服务理念落后、产品狭窄、管理信息系统滞后、风险控制和监管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方面的瓶颈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健康有序发展，这就要求突破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六大瓶颈。

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模式模糊。中国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的特征是以规模扩张为主要手段、以信贷资产为主要产品、以利差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这种集中、单一的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发展模式只能适应相对稳定、封闭和低层次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内银行长期以来遵循“以产品为中心”的业务开发思路，在产品开发方面普遍存在不求质量、不计成本、不讲市场的现象。由于利率等主要市场工具受央行规定限制，各家银行私人银行业务或者准私人银行业务大同小异，推出的产品同质性高，银行间模仿性强，无法营造差别优势，私人银行的具体业务发展模式不甚明晰。

分业经营所带来的业务限制。现代私人银行业服务的重心已越来越以财富管理为重点，为客户全面经营规模庞大的财富，其提供的投资产品组合极富个性化，绝大多数均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外汇等多个市场。而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制度，使得银行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能直接涉足证券、保险等直接投资领域，银行、保险、证券三个市场处于割裂状态，客户资金只能在各自独立的体系内循环，有限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无法利用其他两个市场实现理财增值，产品的创新范围和创新深度也均十分有限，所推出的理财服务主要还停留在咨询、建议或者方案设计水平上，并不能为客户提供真正的增值服务。这不仅限制了私人银行业务向其他市场的交叉和延伸、限制了私人银行业务提供投资产品组合的品种，也极大地削弱了产品组合的回报率和吸引力。而无法提供高度个性化投资产品组合的私人银行业务将难以获得高端客户的青睐。

外汇管制仍然比较严格。私人财富能否自由投资、自由出入、自由兑换、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都是私人银行业务全球化配置资产、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关键。尽管近年来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并不比海外市场低，国内理财增值状况良好。但是从长期来看，任何经济体、任何资本市场迟早都会面临周期性波动风险，中国所实行的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将使得国内缺乏完善的对冲产品市场，不能将客户的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和对冲。而私人银行提供的各类高端金融服务――如信托理财、境外投资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等，既是内地高端客户的正当需求，也是今后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缺乏有效的产品和营销服务体系。尽管中国财富的增长十分迅速，但如果没有在优质、多元的产品和服务上的优良表现，高净值客户仍会另觅他途。私人银行业务产品往往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由于国内银行过分依赖固定的柜台服务来推销产品，没有专门的营销部门与专业的市场营销人员以及完备的营销网络来进行个人金融产品的销售，从而缺乏有效的营销服务体系。加之宣传方式及营销手段落后，产品相关的业务咨询、功能介绍、金融导购等售前、售后服务严重滞后，也使得富裕人士对相关金融服务项目一知半解，无法真正享有高端服务，甚至一些客户认为银行针对私人银行的业务一定是风险低收益高，因此对银行提出过高的回报率要求，同时又不能接受本金损失的风险，忽视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客观规律。同时，当前银行业正处在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新时代，收集富裕人士的客户信息并充分挖掘、调整，设计出高附加值、个人特色强的金融产品是私人银行经营的核心所在，但目前国内银行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普遍还处在初始阶段，结构化数据的存储、挖掘和处理技术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风险控制和监管有待加强。风险控制和加强监管是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监管规范；二是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开展公众教育和风险意识培育工作。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专门针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指导办法。现行的大多数监管政策，通用于一般的商业银行和公司银行业务，只是在部分理财领域给私人银行留出了一部分空间，而对于私人银行的准入门槛、经营模式、可投资范围、行业标准等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明确。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导致银行违规操作引发风险，理财乱象丛生。显然，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呼唤着相应的法律规范。

篇9

关键词：国开行；商业化改革

Abstract：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operational results since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1998.CDB switched from policy bank to commercial bank in December 2008，which was special and difficul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eries of problems confronted in transformation，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periods of early days and long days.

Key Words：China Development Bank，commerci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77-04

一、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背景及内容

（一）改革背景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成立于1994年3月，是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十多年来，国开行认真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挥了中长期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作用；在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同时，国开行以优良的业绩跻身于国际先进的金融机构行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开发性金融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更好地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和薄弱环节，国开行需要适时进行商业化改革。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探索和深化适合我国国情的开发性金融之路，为其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内容

2007年底，国开行获得汇金公司200亿美元注资，2008年12月11日，国开行整体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亿元，财政部占比51.3%，汇金公司占比48.7%，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成为资产规模仅低于工、农、中、建后的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一拖二”（一个集团公司，下设两个子公司）的组织框架，2009年8月31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下简称国开金融），为其全资子公司，接手国开行已有的非金融类股权资产，主要业务范围为私募股权基金、直接投资等；2010年6月17日，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成立，从事证券经纪、投资咨询、证券承销等业务。这样，国开行作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就可以提供投融资一体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二、国开行商业化改革后面临的问题

（一）职能定位及业务领域

改革后的国开行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同一般商业银行在某些领域存在适度交叉和竞争。电力、公路、铁路、石油化工、城建及邮电通讯等以前国开行的优势领域已成为商业银行竞相争夺的放贷热门行业。国开行2010年70% 多的贷款都投向了这些行业，并且近一半都是集中在东、中部，而东部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和商业银行竞争最激烈的地区，而且有关国开行同其他商业银行进行不公平竞争的抱怨也一直不断。国开行的商业化改革，不能加剧银行间的同构性，也不能加剧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因而必须正确处理好同其他商业银行的关系。

（二）筹资渠道及资本金

多年来，国开行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迄今累计发行本外币债券已经突破五万亿元，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主体（见表1）。

较高的资本金可以提高投资者对国开行债券的信心，有效缓解商业化改革后发行债券的压力，但是国开行却没有稳定、明确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即使经过注资、重组后，2008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11.31%，2010年末又降至10.87%，低于同期国外政策性银行。截至2010年末，国开行外汇贷款余额为1413亿美元，预计未来仍需大量外汇资本，这些可能制约国开行未来的发展。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国开行发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并且有上升的趋势。

（三）制度环境及经营理念

国外政策性银行都是依法成立，其职能定位、业务领域、经营模式及监管方式都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国开行从成立至今，国家一直没有出台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风险补偿、监管原则等基本框架，这不利于商业化后国开行的发展需要。

一些分行在经营中行政色彩浓厚，竞争意识和主动营销意思相对淡薄，业务开展上更多依靠银政合作等手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业务的进一步开展；国开行人员少，人均资产管理规模大，且新员工多，普遍缺乏商业银行管理经验。

（四）公司治理及业务风险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至关重要。商业化改革后，虽然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构架，初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高级管理层人员的任命委派、业绩考核等方面还缺乏完善的规范性制度。第二，国开行开展某些特殊业务时，常常难以遵循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

国开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多年来国开行的风险控制模式主要是地方财政担保、公司法人机构运作土地收益作保障、事业法人机构收费权质押等方式，这与传统的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式有明显不同。第一，国开行在公共设施领域投放了大量贷款，部分项目担保人为国家或地方政府机关，弱化了对融资平台的信用、经营及财务等方面的分析。第二，在基层金融领域，国开行自2003年以来向“三农”、中小企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环保及节能减排、应急贷款等领域提供巨大资金支持，由于市场的变化及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该领域贷款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近年来国开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近1/3的贷款分布在国际业务，随着“走出去”的业务规模越来越大，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国开行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远，仅2010年其汇兑损失就接近190亿元。总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商业化改革后后国开行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需要结合自己的业务模式和特点，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五）监管问题

国开行已经改革为商业银行，那么在监管上理应执行商业银行的相关监管管理制度和办法。但由于国开行仍将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使命，因此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规定并不完全适合于国开行。国开行的某些开发性业务、创新业务的监管就困扰着监管当局，并且监管部门也没有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来审慎评估、计量国开行的中长期贷款风险。

商业化后的国开行，已经成为集银行、投行、基金、金融租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而我国目前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国开行的业务范围已大大超出了银监会的监管范围，其投行业务属于证监会监管，数只产业基金则由发改委审批。

三、国开行的初期发展战略

（一）实施差异化竞争，扩大业务合作的宽度和深度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范畴难以权威界定，并且金融业务具有延续性，国开行应坚持开发性金融和中长期投融资的优势，发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实施差异化竞争；同时扩大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

1. 实施差异化竞争。第一，大力支持战略性投资、城市开发、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中长期建设。第二，大力支持城镇化、中小企业、“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第三，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业务。第四，积极推动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与发展，发展租赁业务，积极发展投行业务。

2. 扩大业务合作的宽度和和深度。目前国开行的项目贷款和区域开发常常成为商业银行跟进的先导，后续竞争更加激烈。商业化后，国开行应继续加强与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利用各自的业务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等方面的合作，开发更宽、更深的市场。第一，通过与大型商业银行加强合作组建银团贷款和实现城市之间的结算和汇兑，通过与城市商业银行加强合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开发国开行贷款项目的后续商业价值，通过与邮政储蓄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合作来实现对中小企业、“三农”等县域及农村项目的贷款发放。第二，加强同保险公司开展保险等业务合作，通过与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开展企业理财、信托等合作，完善国开行的服务领域。第三，加强同中资、外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开展证券承销、并购重组等合作。

（二）拓展筹资渠道，完善资本补充机制

1. 拓展筹资渠道。商业化初期，国开行仍主要以发行金融债券筹资，必须积极拓展融资渠道。第一，探索并扩大金融债券发行范围，面向大中型企业、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社会居民等层面发行。第二，开发并吸收大中型企业及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机构的“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第三，创新发行机制，拓展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融资渠道，海外重点开发美国、日本、欧洲市场，开发、丰富不同种类、不同利率的债券组合。

2. 积极增加准备金，降低筹资成本。国开行应积极增加准备金，完善资本金补充机制，同时降低筹资成本。通过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金；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筹集资本；引进境内合适的战略投资者，重点引进国有企业，如引进中国人寿、社保基金等机构，并保证国有股份的绝对控制权。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国开行应借鉴国外开发性银行经验，建立负债规模控制机制，负债倍数适度控制在20―30倍左右。

3. 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应对债信问题。考虑国开行的特殊性，其发行的一部分债券信用会影响到信用评级。这是因为：第一，国开行的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两者都具有国家信用。第二，持有国开行债券的大多是国内商业银行，如果按机构债信定位，商业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就会提高，进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就不愿意持有其债券，国开行就可能面临着流动性风险，甚至演变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较强的国家背景和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是国开行建立良好市场信用的关键，国开行必须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三）转变经营理念，防范和控制业务风险

1. 转变经营理念，建立商业化的经营模式。国开行应转变经营理念，增强市场营销意识和竞争意识，建立适应商业化经营、与中长期业务相适应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第一，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国开行的企业文化、业务优势和产品服务，扩大市场知名度。第二，建立主动营销的市场机制，不断创新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培育客户关系，不仅要维护好同政府、大型企业的关系，还要保持同优质中小企业的联系互动。第三，开展适应商业化改革的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技能；建立市场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

2. 优化风险管理框架，防范和控制风险。国开行应采取多种措施与手段，创新机制，防范和控制风险。第一，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评审、授信的方法与制度，对贷款的使用和风险的防范从依靠政府转变为依靠市场，从关注担保人转向关注借款人（第一还款人），更加注重项目发展前景和借款人的经营管理能力、财务状况。第二，借鉴国开曹妃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功经验，创新与地方政府等的合作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合作风险。第三，加强对融资平台的监管。定期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协调沟通，开展现场检查和非现场财务监测分析，加强对贷后资金的调查分析。第四，优化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和计量体系。第五，强化合规经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四）建立独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

鉴于国开行的特殊性，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国开行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强公司治理建设。第一，在董事会下组建一个包括财政部、汇金公司在内的快速决策协调委员会，对一些特殊项目及突发性重大交易等实行决策协调机制，弥补一般公司治理机制的不足。第二，加强内部治理建设，从制度上建立防范机制。对高级管理层及子公司重要领导的任命、业绩考核及薪酬激励等设立合理的机制安排；增加独立董事，发挥其独立性和专业性。第三，稳步发挥外部监管作用。定期将财务报告及业绩分析报告等上报股东，加强同舆论的信息沟通，逐步发挥社会舆论的外部监督作用。

（五）保持同各国家主管部门的沟通

虽然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则进行改革，在现有相关法规没出台之前，国开行应加强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的信息协调沟通，确保改革的渐进性和稳定性，维护我国金融系统安全。

四、国开行的长期发展战略

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转型的成功经验，从长远来看，国开行应通过商业化改革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采取母子公司和分帐户经营模式，完善公司治理建设，预防和控制风险，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全能银行和现代金融企业。

第一，通过建立母子公司和分帐户经营模式，分别管理商业性业务和一定的政策性业务，严格区分两者范畴，分类监管，分类核算。

第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中长期业务优势，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及投行等商业性盈利业务，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三，适当扩展国内分支机构，探索建立国外大区域分行机构；在合适时期可考虑收购一家存款类的商业银行；以优化风险管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五、结论

国开行的商业化改革，既转型又转制，改革难度大、具有特殊性，并且改革后面临着职能定位及业务领域、筹资渠道及资本金、制度环境及经营理念、公司治理及业务风险、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国开行积极研究和应对，通过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及社会责任，合理制定改革初期、长期发展战略，保持改革的平稳顺利过渡，切实维护金融系统安全，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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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外汇占款;货币政策;内外均衡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1-0004-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1.01

一、引言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从危机中逐步恢复,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势头,更增加了货币政策退出的紧迫性。2010年7月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货膨胀的威胁逐步增加。我国于2010年1月、2月、5月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现已达到17%,距2008年6月的17.5%的峰值仅一步之遥。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却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推动之下有继续增加的势头,2009年末已达2.39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将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投放渠道以及宏观经济等多个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度。协调好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的关系,调整好货币供给的结构,实现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稳步退出,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范围也比较广,从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落实到最后的汇率选择,并且更加重视对冲销政策的评价。

Guillermo Calvo和Mervyn King(1997)认为中央银行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时,必须考虑到票据利率和以债券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前者通常会高于后者,而且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中央银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央行通常要在收益性和流动性两个方面给予比超额存款准备金更为优惠的条件,这都使冲销的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无法长久维持[1]。Rogers和Siklos(2000)研究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冲销干预对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他们运用了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根据中央银行反应函数来测度冲销干预对于货币供应的影响和有效性[2]。Kumhof(2004)建立了一个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即中央银行、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和居民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调整资产负债的结构和比例,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及货币政策影响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理论模型[3]。澳大利亚资深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法兰(2005)认为要保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要提高票据利率,也要在国内信贷上给予商行一定的限制,这就限制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性,这种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续。由于非常规冲销不可长期维持,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刺激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参与人民币升值投机的规模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大[4]。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更多的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模型的建立和机制分析,更多的是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阐述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然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进步之处在于将国外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许承明(2001)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的变动,既受到外汇储备需求变化的影响,也受到货币市场非均衡的影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了基础货币,从而也挤占或减少了国内信贷[5]。陈飞、赵昕东、高铁梅(2002)等人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及相关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了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模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冲击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上下波动[6]。张青青(2005)通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4―2001年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收入波动的关系进行考察后,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性效应总体是明显的,但长期内中央银行可能受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对货币供给控制的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被削弱[7]。高晶(2005)从外汇储备的现状出发,应用了统计软件分析了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量的关系,认为外汇储备和M2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著,得出的结论是每一单位外汇储备的变化都会带来43.2倍的M2增加[8]。谢沛善(2006)认为,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为保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吸纳外汇,反映在央行的货币投放上就是央行的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外汇占款增量占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投放方式[9]。

三、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及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变动趋势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可兑换货币以及用它们表示的支付手段,是一国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实行重大改革,实施汇率并轨,并取消了外汇留成,施行银行结售汇制,建立银行间统一的外汇市场,开启了出口之路。2002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使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2006年2月末,以8536亿美元的数额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末达到23991.52亿美元,全年增加4531.22亿美元(见表1)。

外汇储备的增长带来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买进外汇,投放本币,又为货币政策的调控增加了难度。图1描述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

(二)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机制及影响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贷规模,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政策的总称。它包括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果。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作用于中介目标而影响最终目标,而外汇储备正是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增加,由此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成倍的增长,从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

外汇占款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买入外汇时的货币投放,在结售汇体制之下,居民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外汇之后,在满足周转头寸之后,其余部分要按照官方汇率卖给外汇银行,而外汇银行再将其出售给央行形成外汇储备,后者要付出本币,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有三种渠道:一是中央银行对银行类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中有部分是定向的;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支;三是外汇占款的增加。前两项可以看做是外生于经济的,可以主动调控经济的运行,而外汇占款是内生的,由经济运行本身决定,因为它和进出口有关,会对货币政策主动性形成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前,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是国内信贷,但表2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超越了100%,这说明我国在通过对冲操作减弱外汇占款的影响时,其力度已经使基础货币少于外汇占款了。

另外通过图2可看出,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具有极强的同方向变动关系,在货币乘数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外汇占款的连年增高客观上也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节节攀升。

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增长。现代货币供应理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K表示货币乘数,指商业银行通过多次存贷体系创造货币,使最终货币供应量多倍扩大的系数;B表示基础货币,包括国内信贷D和外汇占款R,即:M=(R+D)×K。R的增减通过K影响M。综上分析,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成倍扩张,通过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影响到了货币政策,其作用过程如图3所示。

四、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

(一)IS-LM-BP模型下的货币政策

根据“三元悖论”,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得兼。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约21.8%,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价值调整与回归,我国目前实际上仍采用固定汇率制,即选择了上述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实现严格的资本管制十分困难,我国自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对外资采取“宽进严出”的策略,逐步开放资本金融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货币扩张,由于其独特的内生性,不仅将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可能还将加大经济的非意愿波动。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LM曲线右移至LM1,与IS曲线交于新的一点,利率下降引起资本外流,收入增加伴随净出口的减少,这两者给汇率一个贬值的压力,央行为了维持汇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本币卖出外币,从而使LM1回到原来的位置,由于资本的不完全流动,这个回归也是长期的过程。当前正值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际,货币政策应当保持略紧或者中性,外汇储备的扩张却给货币政策一个扩张效应,方向是相反的,央行可以控制国内信贷却无法控制外汇储备,后者对当前的货币政策已形成制约。

(二)外汇储备对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

1.外汇储备变动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央行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内生性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变量,由经济本身决定,央行无法独立决定货币供给量。在开放经济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宏观经济平衡的等式为:M-X=(I-S)-(T-G)。

其中:M为进口;X为出口;I为投资;S为国内储蓄;T税收;G为政府购买。

贸易余额主要由国内诸多经济要素决定,因而外汇储备是内生于经济的。我国外汇市场由企业结售汇、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三个环节构成,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卖给制定外汇银行,中央银行规定每家外汇银行的外汇周转头寸,剩余的部分要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国家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由此形成了与进出口相联系的基础货币投放,而这种投放往往是受国际形势影响且央行无法控制的。

在央行收紧流动性之际,外汇储备逐节攀升为调控带来了难度,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0.5个百分点,大约可回收流动性1600亿元,每一单位外汇储备的增加,都会带来43.2倍M2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外汇储备新增551.23亿美元,由此增加的M2为23813.136亿元,可见存款准备金率的力度有限,当然,新增的这部分货币供给有部分的确是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回收流动性之际,外汇储备的增加却给了一个巨大的反向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又是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形成的。

2.外汇储备的增加影响货币供给的结构

这种结构主要指内外向型企业之间、地区间、国家外汇储备与民间藏汇之间的结构。

一是央行为应对外汇占款的增多,常常采取发行国债、票据、减少对商行的再贷款进行对冲,而这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我国外汇储备来自于外向型企业经常项目盈余,由于他们随时可以向银行结汇,因此不受国内信贷计划的制约,只要国际形势良好,他们就可以通过结汇轻易获得人民币,而国内企业往往要承担部分“对冲成本”,由于央行对再贷款的回收,他们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可能无法满足。在外汇占款比较少的情况下,央行尚可以通过调节信贷调整结构,但当前外汇占款占了基础货币投放的绝大部分,已严重影响了“调结构”的宏观经济目标。由于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尚留存有后遗症,当前的出口形势只能算企稳,我国本应趁此时机大力发展内向型经济,扩内需、保增长,但即使在紧缩的环境下,有限的资源也流向了外向型经济。

二是货币供给的地区结构失衡。这是内外向型结构失衡的延伸,外向型企业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开放程度高,资金供应会相对充足,而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内陆地区则面临资金短缺。这种失衡将会伴随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例升高而扩大,对我国西部开发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国家储备与民间藏汇间的失衡。“藏汇于民”的好处不仅满足经常项目下的进出口需求,还可以正确的引导民间资本,与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背景相适应,而且让企业居民掌握更多的外汇,还为日后的资本金融项目的开放做准备。但在现有的体制下,国家储备迅速增长而居民外汇储备没有同步增加,这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外汇属于急缺资源,理应由国家统一配置,现在则可以考虑藏汇于民。

3.外汇储备加大货币政策调整难度

目前,我国正面临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之时,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回收流动性,但外汇储备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会抵消这种紧缩。央行为保证宏观政策方向,只会更大规模的采取对冲操作,一方面提高息票利率,一旦这个利率超过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央行将面临损失①;另一方面将扩大票据规模,这无疑又增加了冲销成本,为将来还本付息时的货币投放带来隐忧。

一是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过控制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而控制国内信贷,借鉴2006年至2007年数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在紧缩政策下的运用愈加频繁,说明它的单次调控效应不明显,原因就在于通过外汇占款而形成的巨额基础货币投放,缺乏有限的对冲措施,我国2010年注意到这一点,仅调三次,然后使用严格的政策限制热钱流入。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买卖证券的行为,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手段。我国国债规模较小且一般期限较长,所以央行多利用票据来对冲外汇占款,这种票据一般期限较短,若要继续回收流动性或对冲外汇占款,只能频繁的发行。在旧的票据到期,发行新的票据时,不但要回收原来的本息和,还要回收新增的外汇占款,长此以来必将增大央行的发行成本和风险。

二是外汇储备带来利率政策与退出策略的矛盾。要抵消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扩张,央行只能发行票据予以对冲,假设若要维持这一活动的持续性,只能上调票据利率(实际上还有扩大规模、政策引导、窗口支持等),票据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联动就有可能影响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节奏。票据利率的上升不可避免要带动市场存贷款利率的上升,它的影响有两个方面,首先,加息或仅仅是这种预期就可引导外资流入我国,这种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反而扩大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货币投放,与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其次,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2010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呈中性,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票据利率的上调可能使人们重新评估这一看法,当形成普遍的加息预期之后,商业银行一旦开始调节自身的信贷安排,经济将更加悲观。

三是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它和结售汇制度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制度因素。如前文所述,央行非自主性的货币投放与紧缩政策相悖,而外汇储备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这种循环无疑增加了对冲的难度,也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难度。

笔者认为,进出口、汇率政策已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肩负着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实际上却被诸多外部因素联动着,调节外部均衡的汇率政策和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方向趋于统一,内外均衡的实现也愈加困难。因此,我国应加强改革协调,恢复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

五、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运用外汇冲销措施

一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占款两种,当外汇占款的投放增加时,可通过收紧信贷作出相反的反应,即冲销措施。主要的冲销工具有以下几种: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收紧再贷款规模。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灵活自主的调控市场流动性,前提是完善债券交易市场,减弱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依赖;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对资本充足率比较低的银行实行高存款准备金率,在收紧国内信贷时做到差别对待,同时也鼓励了商业银行完善自身管理,大力发展再贴现市场,使其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辅助工具。

(二)加强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

货币政策包括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组成,本文提到的货币政策即单指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包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资本账户审批制度等外币政策工具,外汇储备政策则包括外汇储备总量管理、外汇储备结构管理和外汇储备经营政策。

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共同维护着人民币比值稳定的责任,本币政策用以控制国内流动性,防止物价大幅波动;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用以维持人民币对外价值的稳定,即维持汇率稳定。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国货币政策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外币政策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外汇储备政策决定了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由此带来了基础货币投放,使本币政策受到了非自主性影响。可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往往使内外部的均衡无法同时达到,因此,协调货币政策内部矛盾或许成了解决之道。

1.推进货币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的协调

一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不但能够调节国内资金,还可以引导外资的流入流出,利率市场化波动以后,可以缓解外资流入带来的压力。同业拆借利率是央行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利率的中介,央行既可以根据同业拆借利率调整基准利率,又可以调整基准利率引导同业拆借利率,这种调整可以增加或减少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调控资金供应量。因为利率的市场化,其水平或者波动可以反映出外汇市场上的外资的供求。若利率走高,说明外资出逃;若利率走低,说明有外资涌入。相对的,还可以主动运用这一工具影响外汇储备。利率的大小是综合国内、外资金流向及供求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储备的基础。

二是完善公开市场业务调控手段。公开市场业务较之存款准备金率,有灵活性强、对经济负面影响小等特点,它的成功实行必须有发达的资金、资本市场,足够的交易者和交易工具。我国国债面临期限比较长、银行换手率低、流通性较差的问题,限制了它的投资吸引力,总体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完善市场制度,增加交易工具种类,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培育广泛的市场,包括短期拆借市场、短期票据市场和贴现市场,进一步丰富中央银行票据期限结构,构建合理组合,允许更多资金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为央行掌握市场、制定政策工具提供基础。

2.推进外汇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的协调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亟需外汇来维持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形象,同时,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外汇的稀缺加上制度因素要求我国限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可兑换,实行固定汇率制,利用外币政策以维持稳定。但在外汇储备过度增加的条件下,应重新斟酌外币政策。

一是制度上,由强制结汇制过渡到意愿结汇制。意愿结汇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挥市场的容量,增加持汇主体,形成国家、商行、居民三级持汇。一方面方便商行和居民用汇,放松持汇头寸限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价格发现的功能,在各方博弈的情况下,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最后,客观上缓解了央行储备的汇率损失风险,当然,本文并不提倡这种风险均摊,因为对居民企业而言,还处于外汇储藏、投资的认知阶段,对风险控制还没有明确的意识,再加上我国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因此,风险均摊这种概念的提出还为时尚早。

二是长期看,浮动汇率是个必然的趋势,很多学者认为实行浮动汇率制或者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有助于缓解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其理由大多基于市场的自我调节,顺差有使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从而平衡国际收支。但本文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盲目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很可能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因此从某个角度讲,短期内固定汇率制还当坚守。当然,在争取有限的时间内应加快改革的力度。完善中央银行干预制度,贯彻主动性、渐进性与可控性的原则,逐步放松中资企业持有外汇的限制,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调动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适时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流动性,加大市场信息透明度,可根据要求对投资者做风险揭示与培训,最终实现汇率的市场化。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施

财政政策更多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在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减弱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比如适当降低出口退税、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对内向型企业的扶持。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银行,明确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在融资方式上将国家财政安排的经营性资金以低息贷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银行运作,由财政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规模,通过政策性银行配合国家的宏观产业目标,避免货币政策的不平衡性的局限。在投资方向上,政策性贷款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扶植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体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实现财政投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资方式上可通过吸收社会保障体系的闲置资金向邮政储蓄系统借款,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或地方债,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在投资方式上应对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设项目,特别是一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垄断、现在已对外资开放的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同时这种开放也有利于引导民间藏汇的使用。总体来说,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则须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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