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常用的经济手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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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货币政策 国家宏观调控 经济学思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于2010年12月5日，会议总结了2010年一年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效，指出，2011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一年。2011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联系一年多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情况，结合国家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措施，我们可作以下经济学思考。

1.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但是市场作用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造成社会上过多的货币追逐热销的商品。自2009年10月份，一些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产业及产品结构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

2.通货膨胀的压力仍未减轻

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叫做通货膨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同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同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由于投资过热，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仅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的4个月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就达7.1％，2010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达6.1％，全国的房价水平在前9个月上涨了14％，钢材、有色金属价格平均上涨20％―30％以上，生产成本又在推动价格总水平上升，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出现通货膨胀，人们手中的钱不值钱了，存款所代表的实物量少了，势必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必须抑制通货膨胀。

3.国家的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物价水平上涨的情况和趋势，早已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适当控制国家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2011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使部分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态势得到有效控制，并提出2011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4.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

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发挥主要的基础性的作用，而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在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够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只有把市场调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5.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更灵活

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和银行有关的一系列政策，如利率的调整则属于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因改变税法或采用增税等财政政策都需要时间，这就使财政政策不可能具备货币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及时性。

6.货币政策的“杠杆性”作用功不可没

在控制信贷发展方面，央行早已连连出手，通过2010年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到，全年通过几十次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超过1万亿元，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2010年6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二套房贷款利率，要求商业银行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7、8、9月央行连续三次召开窗口指导会议，要求金融机构防范各类信贷及流动性风险，从2010年11月29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高至18％。

这些政策在2010底已取得积极成效，2011年以来，央行针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调控的力度和重点，7月6日，宣布自2011年7月7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宣布从7月25日起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利率制度，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制度提高0.5个百分点。这一连串的政策措施，意在收紧银行资金流出的“阀门”。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中长期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利于防止企业过多占压资金，缓解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7.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国家机关，是我国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8.银行的作用

银行作为信贷中心、转账结算中心和现金出纳中心，是资金活动的中枢神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总枢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主要是通过银行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银行为我国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资金，是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纽带。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为我国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资金。银行通过资金活动，一方面，促使企业内部的产、供、销连成一体，另一方面，又像纽带一样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连接起来，沟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

（2）银行能够掌握和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为企业和国家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银行是观测企业经营和国家经济状况的“气象站”“寒暑表”，经济研究和决策部门可以根据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数量大小的变化，信贷资金周转的快慢，现金投放和回笼的多少，转账结算的数量和方向的变动趋势等信息，全面掌握社会经济的动态，并据此分析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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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企业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西方学者对经济法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明确了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观点：“国家协调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需要国家干预说”以及“国家调节说”。笔者认为，尽管以上各学说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这些学说拥有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目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可以得出，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则产生了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干预需求，有了干预的需求后便由国家进行干预供给，而国家进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早出现在国家形成初期。“早在古代国家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称之为原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伴随着野蛮与残酷。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增加国家财富、缓解社会矛盾，对土地、税收、交易等进行干预。譬如，从我国古代的田赋制度和中世纪之前的西欧庄园经济可以看出国家为保障其存续而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强烈干预。”此时的经济法律制度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古代经济法的形成便是源于国家对经济的原始干预。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已经从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已经由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积极干预向消极干预转变。消极干预并不代表不干预，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先河，斯密认为：“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政府无需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发展。斯密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也没绝对一概排斥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使得市场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消极干预时期，但是关于对外贸易、关税和社会劳动保障的经济立法均得到发展。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后，于1881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于188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医疗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倡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国家干预，预示着国家干预经济将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国家干预经济立法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所研究的现代经济法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和完善的，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先后受到了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理论的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竞争愈发激烈，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对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的态势，并由此形成了对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否定。形成这种态势是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从充分就业一直到普遍大量失业的不稳定状态，典型的就业水平大都是远远低于充分就业，非充分就业就是正常状态，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非自愿性的失业是长期存在的。”为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凯恩斯极力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加强投资，运用财政赤字，鼓励奢侈消费及国民经济军事化等措施，以便于增加“有效需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呈现出全面干预的特点，促使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譬如，美国颁布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德国颁布的《钾矿业法》、《煤炭经济法》；法国颁布的《公司法》、《对外贸易法》。这些经济法规充分体现了经济和法律的融合，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认同。

三、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是将国家意志深入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物质关系领域，并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范围，简言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主体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经济法对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以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其他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对经济个体的内部的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今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实行干预在许多国家已达成共识，同时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国家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有效干预。此外，由于所有权的社会目的而导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决定了需要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干预。

2、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市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交换和社会分工是市场出现的前提条件。李昌麒教授认为：“市场秩序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习俗惯例的总和，以公开、公正、公平为目标，旨在保障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经济状态。”市场秩序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非正常的状态便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引起的，市场失灵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前提，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界限。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产品等都是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因此，反垄断关系、反不正当竞争关系、反限制竞争关系、产品质量关系等均被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市场关系范围内。

3、宏观调控关系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市场机制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调节机能，因此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需要运用经济法。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调控。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实现产业结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的优化配置，为产业优化升级奠定基础。通过对产业结构、区域、组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②计划调控。计划调控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有突出表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计划法的地位虽有所变化，但是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③投资调控。国家运用各种方式，对投资主体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调控，确保产业结构的合理。④财税调控。财税调控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税调控可以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国家税收是财政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税种、合理的税率，调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发展。⑤金融调控。金融调节对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具有调控作用。

4、社会分配关系经济法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环节而出现的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再次分配是受基本经济规律的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在社会分配中需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国家从全局利益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活动。以上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这个定义中表明了经济法的内涵即国家干预，同时也表明了经济法的外延就是需要干预的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说来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四、经济法在实现国家干预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1、关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李昌麒教授指出，国家如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如何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我国经济法必须要妥善处理的两个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会对我国经济法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既要干预市场也要干预政府。市场失灵主要以市场不完全、市场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公共产品和经济周期等为表现形式。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运用国家公权力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法律，与民法和行政法相比较而言，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经济法作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既具有公法性质也具有私法性质，可以在私权方面对市场主体进行限制；第二，经济法可以直接改变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的利益结构；第三，经济法比民法和行政法更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民法和行政法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面临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以适度干预为准则，政府不得超越干预的必要限度，以便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进行干预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2、关于政府失灵国家干预法治化的最大障碍便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能会出现过度干预、干预不到位和干预不起作用的情况。政府失灵会使干预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从而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进而加深市场缺陷问题。需要制定一套法定程序和原则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看得见的手’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看得见的手’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看得见的手’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

3、国家干预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干预为什么要法治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在市场体制中，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坚持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才能维护市场中私权主体的形式公平；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有利于保障民众的权利；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可以规范政府的行为，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当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手段可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笔者认为，“应强调国家干预手段法治化，将具体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化，法律成为干预手段最终表现形式，且被人们所普遍遵守”。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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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一直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己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财政政策确实可以明显的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亟待我们研究和分析。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

（一）财政

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财政"一词，二层含义：1.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2.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

（二）财政政策

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税收政策、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政策三个方面。

（一）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加以调节，如合理分配收入，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税收是由政府组织的，可以筹集资金，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将其合理分配应用于社会公共投资方面，不仅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程，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可以使私人将经济收入进行储蓄或投资，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定财政支出政策，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求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过程中，能够产生结构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调节性作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据较大比重，而经济建设尤多，二者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相对较大，需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财政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赤字、盈余、预算收支平衡是财政预算政策的重要组成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其影响力程度与赤字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赤字弥补方式是尤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所谓的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开支，通常以通过银行借款形式而弥补财政赤字。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但是否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确定。所以，赤字弥补形式的有效，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影响。

其次，财政需求与供给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财政赤字能够使财政需求结构加以改变，确不会使需求规模扩大。基于此，以国债收入进行弥补，如若能够合理控制此债务补偿模式，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扩张效应”，在规避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财政预算政策中赤字，能够充分发挥着“排挤效应”，能够促进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发挥“排挤效应”，可以对政府投资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抵消，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

当前形势下中国需要财政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而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从政策基调、政策的预期工具两个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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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薛家湾目前的电力供应不足，出现供需矛盾现象。2005年薛家湾供电局售电量是19．3亿kWh，仅是包头供电局年售电量的1／8，可见薛家湾供电局的用电指标并不高，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电网的“瓶颈效应”还没有解决。

电源建设步伐比较慢，电网的配套工程上不去，有的企业虽然已接入系统，但由于变电站早已满负载或超负荷运行，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上述“瓶颈效应”使部分新的用户无法及时用上电，也使一部分的老用户有电用却用不足，其结果不仅影响投资环境，也直接影响了电力的营销量。

2．国家宏观调控和出口退税政策对高载能产品利润影响。

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高耗能产品供需矛盾突出，供大于求严重。电石生产用户销售资金回收困难。用户流动资金短缺，经营运转困难。在结算电费时，付款方式绝大部分为承兑汇票，不可避免增加了电费回收的难度，这也是影响电力销售量增加的因素之一。

3.农村用电存在管理混乱、电价偏高现象。

农村电价偏高，制约了农民的用电量，究其原因主要有：

(1)设备陈旧，线路老化、失修漏电严重，一部分电量白白地流失掉。

(2)管理混乱，私人承包电费使少数人在用电上占便宜，其负担转嫁到村民身上。

(3)“搭车收费”项目多，擅自提价政策多。

(4)窃电严重，往往是电价越高的窃电越严重。

上述种种现象直接影响着电力市场销售量的增加。所以说，在电力市场供需矛盾的情况下，用电部门应认真分析、研究影响电力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定保护、扶持电力市场的措施、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用户都能满意地用足电，这正是电力营销部门值得注意和必须认真改善的地方，也是电力营销部门可挖的营销潜力所在。

二、电力营销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薛家湾供电局实际，用电营销部门应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1．加快电网建设，消除“瓶颈效应”。

做好电力营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使电网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要认真改善原有电网，消除“瓶颈效应”，而且要按照发展的需要做好电网的发展规划。电网建设涉及征用土地和建设资金问题，但关键还是资金问题。目前电网建设资金来源渠道有两条，一是电力建设资金用以电网建设为主，二是向银行贷款筹资建设电网。

2．坚持“扶大扶优扶强”和“保大顾小”的原则。

对一些优质用户要力保。根据薛家湾供电局实际，内蒙古众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联化工)应放在保护的第一位。内蒙古亚矿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在解决好电费回收的情况下，也应保证其用电。对环保符合要求、交电费及时、2台炉生产的企业也要想方设法保证其连续正常用电。

3．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工作。

我们在优质服务方面将做细、做实、做到位，开展工业园区现场服务方式，部门领导和检修人员开始24小时值班，随时随地了解客户运行情况，为客户提供及时、主动、跟踪服务，不分节假日和周休日，组织周期巡视和特巡，对发现的缺陷和异常及时进行处理，避免因故障而导致客户停产。安全监察、检修班继续进行客户用电服务工作，延伸服务范围，抓客户设备治理、无功补偿管理、谐波治理工作，对客户电工进行全面安全技能培训。同时，增强客户设备监督、检查、试验力度，经常性深入现场，确保用户设备运行正常，减少事故损失。服务人员应经常性帮助用户分析产品单耗情况，降低非生产成本支出。结合“蒙电服务进万家”活动，全面作好各类用户的优质服务工作，塑造“蒙电”服务品牌。

4．争取政府支持。

现准旗沙屹堵开发区国税局已经为区内高耗能用户退税纳税金额的20％，由环保局办理，用于环保设施改造，虽然我局营业区内用户环保已经合格，大部分不需要改造，我局也应积极争取政策，为生产和准备生产的用户退税，为环保设施提供运行费用，同时为准备生产的用户提供了启动资金。同时争取政府在交通、运管等方面为高耗能用户放宽政策，增加再生产的信心。

5．加强用电管理，加速电网改造。

对暂时无法由用电营销部门“直管”用户和农村用电，电力企业要加强对电费的监督管理。开展用电普查，禁止乱收费和“搭车收费”，严肃查处窃电行为，保障国家的电费回收和用户的利益。对陈旧的城区电网和农村电网投入一定的资金进行改造以减低损耗。资金不足可采用集资或贷款的办法解决。

6．加快用户工程进度，做好用电售后服务。

所有申请用电的用户都希望能早日用上电，所有已用电的用户都希望所用的电能质量是优质的和连续不断的(即不停电)，这正与用电营销部门企盼增加营销电量的愿望一致。因此，用电营销部门可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用电手续的办理和工程建设的速度，使用户早日用上电。同时，保证所有已建立供需关系的用户用电的安全和可靠，加强对设备线路的巡查维护。发现故障及时处理，以减少每一环节的停电时间，使用户满意。

7．利用经济手段调控电力市场。

长期以来，对电力的供需矛盾都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进行调控的。电力不足了，就对用户进行电量的分配和限制；电富余了，就对发电厂的发电量进行计划安排和限定。这种安排总显得不合理。当然，电力是公共事业，用电营销部门要按一定比例的计划成份配以一定比例的竞争成份无疑对电力的发展和平衡是有利的。可考虑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按照省调分配电力指标，对用户相应地实行配以一定的电量指标。超用分配电量的用户实行减扣分配电量一半的办法，鼓励多用电，但在用电高峰的情况下，不能超出分配电力指标。用这种手段不仅可以增加市场对电力的需求，同时也可使各用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超级秘书网

用上述市场经济手段调控电力市场，使电力体现了高来高去，低来低去的商品价格规律，在电力宽松时刺激市场需量的增加，在电力紧缺时自动调控市场的需量。从而达到发电和用电不断趋于平衡。

8．利用科技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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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税的内涵及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1.环境税的内涵

环境税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学界，目前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至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名为《环境税的实施战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环境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环境各种用途的定价来改善环境，税收手段的目的在于通过比价、改善市场信号劝阻某种消费形式或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排放水平，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利用方式以减少环境退化，这些税收被称为环境税。”

欧盟统计局对环境税的定义是：针对某种在被使用或释放时会对环境造成特定的负面影响的物质单位使用（或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费。

我国许多学者也从广义的角度对环境税做了界定。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指出：环境税是指国家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容量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程度进行征收的税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计金标将环境税定义为：“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它不仅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应向某些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

一种较为常用的环境税定义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

2.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目标、现有的环境治理技术条件和收费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对我国设立独立的环境税进行如下设想。

（1）税目。环境税税目应当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废水及一些固体废弃物。选择这些对象为环境税税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目前来看，上述对象给我国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其次，对于这些污染物，我国已经开征了排污费，征收环境税的条件相对成熟；最后，借鉴国外开征环境税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缴纳排污费的条件，减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税的设计难度。

⑵税率。作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规模的增税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独立环境税的设立应当遵循 “费改税”原则，根据2003年《排污收费条例》以及《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规定，设置相对较低的环境税税率（如表1）。

表1 环境税的税率设计

[税目＼&税率（元/吨）＼&二氧化硫＼&633＼&废水＼&0.57＼&固体废弃物＼&1000＼&氮氧化合物＼&1100＼&二氧化碳＼&10＼&]

⑶计税依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对污染产品征税，计税依据为产品数量。如燃烧煤炭、汽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是碳排放的主要成因，要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方面可以针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本身的含碳量来征税，也可以针对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来征税。理论上，从税额的准确性角度而言，环境税的计税依据确定为相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更为可取，但考虑到针对排放量来征税存在一定的监督和管理问题，所以针对各种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来征税可能效果更好。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暂且借鉴我国已有的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以实际排放量作为环境税的计税依据。

二、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环境税政策是政府环保规制的一种方式，因此，企业对该政策采取的不同遵从行为，即是否缴纳环境税将成为企业自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将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图一）。然而，企业通常都具有趋利性，因此对环境税政策的遵从行为取决于纳税金额的大小。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较高，在权衡之下，企业将逃避缴纳税收，从而会选择逃避型环保行为；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在企业的接受范围内，企业会缴纳环境税，并选择主动型或者应对型环保行为。下面将基于单个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

1.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产和治污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原有的治污设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统，提高企业的治污水平，使等量产出条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环保技术来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达到政府环保规制政策的要求。

2.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可以在合理区间内，适当减少产出数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成本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生产者，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同时可以达到遵从环境保护政策的目的。

3.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逃避型环保行为

当缴纳的环境税超出企业的可承受范围时，企业会选择偷排或者迁址等行为来逃避缴纳环境税，如把一些污染严重的生产性工序和产品转移到一些对污染管控不严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投资设厂，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投入较大的搬迁成本，甚至会面临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或法律处罚。

三、政策启示

1. 积极完善税收制度

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税政策，构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税收制度体系，相机抉择地提高环境税税率，以考虑经济个体税收负担的合理性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对符合减排的设备、产品、技术和行业给予一定的减税，同时，政府要继续深化研究相关政策，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完善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对事权的界定，对环境税税收收入归属权在政府间进行划分，为减少政策变化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在环境税政策遵从方面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2.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在试点征收环境税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让企业在高治污水平上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给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也形成稳定可信的政策实施承诺，这将有利于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选择积极的环保政策遵从行为和环保投资策略，实现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施特点，政府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至合理水平，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

3. 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环境税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制度相配套，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政策的配套政策措施时，应具有灵活性，注重与其它的环境政策配合、补充。在环境税政策实施初期，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解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来提高企业的政策遵从意愿。在政策实施后，政府则要加强对企业的技术服务，环保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与企业沟通，安排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咨询，了解并解决企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减少企业的政策遵从障碍，提高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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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运输；经济管理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market econom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got great development, the highwa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some remote inaccessible region, strengthen the region along with external connection,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ighway transpor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transport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some measures of reform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transportation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highway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U4-9]

引言

公路交通运输是连接各个城市的中介，也是各个城市的发展的基础，其具有灵活、便捷和通达性好的特点，是现代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的通达性展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给公路运输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就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在新时期如何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改进，促进其持续发展。

一、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交通运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同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不同，但是其共同作用便是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公路运输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纵观全国各地的发展，经济落后的地区大多数是一些较为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而对于一些沿海地带或者国家的中心城市来讲，其公路四通八达，为当地带来众多的效益。国家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开发，都要先保证其交通便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公路运输作为各种运输方法中的一种，是最为普遍，而又常用的一种交通方法，具有灵活、便利等特点。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公路运输网得到了完善，其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二)公路运输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很多城乡、偏远地区，“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随处可见，这是发达国家和我国国内各个发达城市的历史所验证的。公路交通运输是否便利、完善直接影响着本地区与外交流的程度，影响着本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很多时候，公路的建设只是为了目的地的资源开发，但是我们却发现公路的建设带动着各个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公路运输的超前建设，将会加强沿线地区对外联系，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一个封闭的地区，就算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便利的交通，依然继续落后，即落后的公路建设，将会严重的阻碍本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一个地区的公路运输状况良好，就会吸引跟多的外来投资者，从而带动本地区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强各个地区的之间的联系，促进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基础作用的公共交通基础建设，也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公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促进建立一个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公路运输作为各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必然要进行一些改革，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发挥最大的作用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一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公路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必然存在着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公路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公路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建立健全的运输市场机制，才能够促进市场中的经营机制的转换。

三是现代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必须要进行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几点改革措施

(一)加强和改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保证公路运输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性的保证，当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对以往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尽快地制定综合性运输政策与体制，以保证公路运输业的协调发展，推进公路和地区经济的双重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成本管理，实行全面预算要实现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必须做好工程的全面预算，将施工成本降至最低，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预算管理的理念是发达国家在多年的经济管理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其作为一个预算体系，是综合考虑了各个责任单位的责任、利益和职能，通过监督、激励和分配等手段，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工程的预算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路施工企业的成本水平。因此，做好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是要充分地做好项目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对比选择较好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项目的成本计划，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奠定全面基础。

(三)经济管理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公路是涉及到社会中的一切经济活动，是所有经济活动进行的基础，不是任何一个经济地区独有的，其具有公共性、规模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同时其又具有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等特点。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政府应当为公路经济管理提供政治保障，提供良好的交通的服务，在尊重公路运营规律的基础上，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这样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的结合，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有效管理，促进公路运输业的持续发展。

（四）企业内部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行业要生存和发展，管理是关键。首先，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成立经理办公室、企业科、经营科,组成经营决策中心。职能是进行市场调研,市场预测,制定企业经营目标,内部管理的制度,岗位工作标准和进行市场信息管理,克服人浮于事,办事托沓,互相内耗、效益低、适应市场慢的弊病。其次，管理人员要最佳化,加强企业管理主要的因素是企业领导,管理人员要专业化,培训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是加强企业管理的当务之急。再次，企业管理制度化。市场具有规范性平等性、条理性的特点,运输事业要克服“以包代管理”的弊病,制定科学的可操作性岗位工作标准,工效挂钩,奖罚分明,责权分明,完善企业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内容,控制运行机舸,以规范企业的内部管理行为和经营行为,作到依法经营,依法管理。

总之，公路运输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公路运输业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业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发现解决公路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及时进行解决，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

[1] 高小军.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探析[J]. 黑河学刊. 2009(05).

[2] 刘雅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宏观调控问题[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0)

[3] 段增英.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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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财政；社会经济；房地产市场；影响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52-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12

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学者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信息与金融融合产生的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模式称之为互联网金融模式[1]。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企业为基础，结合金融要素的一种模式，主要包括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公司建立的贷款和基金销售平台以及第三方支付和P2P网络借贷等。而金融互联网，是传统金融机构利用计算机系统、电子渠道建立的能够取代人工和银行网点满足客户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需求的模式，主要包括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以及银行建立的电商平台等。2013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倒逼传统金融业务的改革，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和证券基金公司纷纷思索探寻新型的信贷融资模式，由此产生了新的金融互联网模式。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风险不同，对其应分类监管、区别对待[2]。互联网金融由从未涉足金融的互联网企业构建，对于风险控制缺乏经验，极易堆积风险，缺乏监管且高度集中的风险一旦大规模释放，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冲击，制约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金融互联网由传统金融机构为主体，在风险控制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监管部门在已覆盖大部分的监管要求，对金融互联网的监管不能与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概而论，应根据其风险不同制定不同的监管要求。

二、建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的迫切性

（一）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1. P2P网贷的风险

P2P网贷由于其资金门槛低以及监管和法律的空白而风险频发。经过野蛮式增长后，P2P行业堆积的风险通过提现难、跑路、倒闭而集中爆发。根据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年末，共有74家P2P平台出现问题，涉及资金约为12亿元。幸存的P2P企业也未做到规范运营，酝酿着建立资金池集资、关联交易、圈钱甚至庞氏骗局等问题。根据调查，P2P网贷平台给投资者的收益年化利率约为10%～16%，给贷款者的年化利率一般为18%～25%，在没有任何监管的前提下，高收益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一旦集中爆发势必引发信任危机和系统风险。

P2P网贷平台主要面临七大风险。一是道德风险。指平台负责人将投资者的资金汇集成资金池挪作他用或卷款跑路的风险。二是交易风险。主要指在交易支付结算环节时P2P网贷平台中借贷双方资金的划拨需经过中间账户，但对于中间账户的监管处于空白状态而引发的风险。三是技术风险。指由于缺乏技术门槛而导致的网贷平台数据遭到攻击而使客户发生损失的风险。四是信用风险。是网贷平台的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而造成投资人的损失的风险。五是法律风险。指P2P网贷平台缺乏法律支撑与约束，其业务模式游走在法律边缘极易触碰红线的风险。六是监管风险。目前对于P2P行业没有明确规定监管主体和监管责任、缺乏监管法律，多头监管等于没有监管。七是系统风险。这是由于经济下行而带来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可能面临的风险，但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P2P行业更难消化系统性风险[3]。

2.余额宝等网络理财的风险

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上线以来虽未发生违约事件，但是其运营的背后也隐藏着风险。自余额宝推出取得不错反响后，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以高收益来作为吸引客户的方式推出网络理财。实际上，宣传的收益率只是预期收益率而不是实际收益率，根据银监会的规定，理财产品的销售不能承诺固定的收益率。在网络理财销售火爆的同时必须透过现象看到理财产品的本质，警惕理财产品的风险。

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主要有四大风险：一是投资风险。网络理财产品大多是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基金产品，而基金产品是具有不确定性收益或损失的，与银行存款相比，网络理财产品并不能保本保收益。二是技术风险。与银行账户相比，网络理财产品的账户安全要低，被盗和被非法转移财产的风险更大。网络理财是互联网和基金公司的合作，牵涉的环节多，其中任何一方出现信用问题都可能导致客户遭遇损失。三是行业风险。网络理财以互联网公司为支撑，一旦基金运行出现问题或者互联网公司破产倒闭，将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影响，行业类的网络理财产品不分良莠都会遭遇信任危机。四是市场风险。当经济运行出现类似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时，货币市场违约而带来网络理财产品违约将带来投资者的恐慌。

3.第三方支付的风险

第三方支付在我国发展较快，央行已经开始对其进行规范。截止到目前，央行已经给250家第三方支付企业发放经营牌照。但是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出现一些问题。在资金沉淀以及利息归属等问题尚未厘清的情况下，支付宝的泄密事件引发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信任危机。实际上，2011年12月支付宝也被卷入互联网大规模数据泄密事件，但未引发较多关注。第三方支付企业与用户的资金安全息息相关，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急速发展，第三方支付的安全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

第三方支付具有三大风险，首先是沉淀资金风险。在第三方支付的运营过程中，买方先将货款转入第三方支付的账户中，等到买方确认收到货物没有异议再将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货款打入卖方账户，其中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由于时间差而集中的资金就是沉淀资金。数额巨大的沉淀资金若用作其他投资，一旦发生风险，将给客户带来损失。其次是技术风险，第三方支付是依赖互联网技术的行业，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一旦遭遇黑客攻击窜改资金数字或者泄露客户资料，都将对客户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最后是洗钱和欺诈风险，第三方支付的现金流并不受到人民银行反洗钱的监管，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洗钱和诈骗等非法行为。

（二）金融互联网的风险

与互联网金融相比，金融互联网主要是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其业务相对比较规范且有法有规可循，风险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互联网绝对安全可靠，金融与互联网都是高风险的行业，互联网渠道给金融服务降低成本、提供便利，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风险。

1.技术风险

金融互联网的技术风险指的是商业银行的网络系统遭到技术性外部攻击而造成的损失。金融互联网的主要业务是传统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线上交易和大量的资金转移以数据传输作为支撑，很容易遭到黑客的攻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防火墙、杀毒技术发展的滞后（一般情况下先产生病毒才研制出相应的杀毒技术），金融互联网首先要防范的就是技术风险。金融互联网平台设计中的缺陷、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障碍、以及用户客户端的操作错误均有可能给金融互联网的安全造成威胁。

2.法律风险

金融互联网的法律风险一方面来源于专门监管金融互联网法律的缺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律不能完全覆盖新型的加入互联网因素的金融业务，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可能最终产生传统监管框架之外的问题而产生风险。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中并没有针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银行电商平台的专门规定，《电子支付指引》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等规章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是金融互联网化带来的违法行为，包括洗钱、诈骗、侵犯客户隐私等。互联网的远程性和开放性使得对这类违法行为的监管更加困难。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空白和金融互联网监管的局限

1.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空白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无序性和乱象迫使金融当局必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爆发性和快速性也使得监管法律规章难以跟上其发展速度，导致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滞后。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基本空白。

第一，缺少专门法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虽也根据需要出台了一些有关互联网金融的规章制度，如有关第三方支付的《电子支付指引》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这些零散的制度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也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对于风险更为集中的P2P网贷平台和网络理财居然没有任何规范性的文件和指引[4]。更是缺乏一部专门用于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难以对互联网金融形成有效系统的监管。

第二，没有行业门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对互联网金融几乎没有规定准入门槛、资本要求，导致其风险普遍较大。对互联网金融中对资金要求最高的第三方支付规定，申请拟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支付业务、省范围内从事支付业务注册资本分别为1亿和3千万元人民币。而对于发展起步较晚的P2P网贷，没有任何准入门槛，导致P2P行业鱼龙混杂，行业风险极高。

第三，缺乏监管措施。由于监管主体不明确和监管法律缺失，互联网金融的合规与否没有明确的标准，也得不到有效的监管，这是互联网金融行业无序竞争、风险频发的主要原因。风险高度集中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缺乏必要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无法做到防范风险、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在风险发生后无人问责、无人整顿，互联网金融处于监管措施缺失的真空地带。

2.金融互联网监管的局限

金融互联网是对传统金融业务的延伸，部分可沿用传统金融业务的监管体系。对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制度建设也已经起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现有法律法规的不足。虽然人民银行已经颁布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和《电子支付指引》等，但相对于复杂的互联网而言这些办法和指引过于笼统和单薄。另外，对于金融互联网客户的隐私保护和跨境业务还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

第二，缺乏专门的监管机构。目前监管当局没有区分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和互联网业务，仍然按照对传统业务的监管方式对金融互联网进行监管。目前缺乏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金融互联网业务的日常监管，而是将其纳入商业银行的一般风险监管工作中。

第三，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目前金融互联网的业务已经超越传统银行业务，甚至加入保险、证券、电商等业务，而对于金融互联网的监管还停留在分业监管的体系框架中。现有的监管人员也难以满足金融互联网时代全方位、灵活性、高技术监管的要求。

三、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要求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在代表产品、准入门槛、资金来源、授信依据以及风险类别以及风险控制经验上均存在差异，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应分类监管、区别对待，对于目前处于监管空白的互联网金融应重点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主体

确定合适的监管主体是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将金融与互联网结合起来，既包含银行、基金、保险、其他金融机构，也包括互联网和第三方支付等非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只会造成混乱的责权关系，不利于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风险的识别和控制，甚至导致风险的跨机构跨行业蔓延，形成系统风险[5]。

要理顺各类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机构的业务性质和相应机构的性质定位，明确监管主体，确定监管责任。互联网金融机构类别繁多、业务纷杂，在监管时应根据其业务性质确定不同的监管机构；而对于金融互联网，其业务多是银行业务的延伸，在监管时具有一致性、统一性，可采用相同的监管机构。

对P2P网贷平台，因其业务与银行贷款业务性质一致而确定其由银监会监管，对于其资金划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则由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产品实质上是基金通过互联网渠道的销售，归根结底应由证券会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涉及支付结算，应由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司监管；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银行电商平台的业务主要是传统银行业务的延伸，仍然应该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共同监管。

（二）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范围

明确监管范围是实现良好监管的重要前提。对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当局不能因其金融创新和风险特性而全部严厉打击取缔，应用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其进行适时适度地监管。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范围应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是监管范围的横向范围；二是监管的纵向范围。

1.监管的横向范围。即是明确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纳入监管的业务范围。互联网金融由于处于监管空白，其业务构成包括P2P网贷平台、余额宝等网络理财和第三方支付等均要纳入监管范围中。而金融互联网业务，由于其本身是传统金融业务的扩展，已有部分在现有监管框架之内，对于未纳入监管的互联网部分要纳入监管范围。

2.监管的纵向范围。即是指对纳入监管对象监管力度。对于风险集中爆发的P2P网贷平台，应加大对其的监管力度；对于由于经济运行良好风险尚未显现的网络理财应重点监管；对于偶有风险且可控的第三方支付应正常监管；对于金融互联网的各业务对其监管要区别与传统金融业务。

（三）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手段

监管手段是指为实现监管目标或完成监管任务为采用的具体形式和技巧。目前的监管手段主要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在当前互联网金融野蛮式生长且监管空白、金融互联网积极创新现有监管难以全面覆盖的背景下，创新和完善网络技术监管手段，使网络技术监管手段与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是新时期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途径。

1.网络技术手段。互联网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电子计算机对互联网上的金融行为进行实时监管，通过全国一体、上下联动监管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构建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长效机制。网络技术手段是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的必要手段。

2.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即通过国家的立法和执法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市场中运行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使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的各参与主体按照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使用法律手段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进行监管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法律手段监管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是金融监管中最常用的手段。

3.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主要包括价格手段、税收手段和宏观调控手段。对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高于其价值的价格水平可以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对于发展速度过慢或过快而导致不规范的市场主体可以运用税收手段监管。

4.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指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行政干预和监督。虽然行政手段针对性强、效果明显，但是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中只能作为一种辅的手段。这是因为行政手段与市场运行规律相背离，对市场主体的负效应大，也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四）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措施

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应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体系建设，从改造监管环境入手，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和人员素质，更好地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规范发展。

1.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法律法规是实现对其有效监管的基础，应适时修订完善现有适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研究制定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法律法规。第一，应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管理办法》，将P2P网贷平台、余额宝等网络理财、第三方支付等新型金融模式纳入监管范围。第二，修订原有商业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增加新的金融互联网化的更高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手段。第三，对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应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第四，加快出台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行业标准，设立准入和退出门槛。

2.规范监管流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工作流程是监管人员对其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各个环节[6]。首先确定日常监督检查环节，对于互联网金融中的不规范和不合理现象进行实地核查，对异常现金流进行跟踪监督。其次确定专项检查环节，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的特定事项安排专项核查，做好数据汇总工作。第三，风险的查处环节，对于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中反应的风险问题，应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要求进行规范处置，并及时更新数据和风险类型，建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风险管理数据库。同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主要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报告。

3.加大监管力度。应投入监管人力物力，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坚持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制定监管计划、日常监管分析、风险评估、监管评级，另一方面要从监管流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对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设定不同的要求、标准和手段措施，并将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日常监管和非日常监管的监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持续开展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风险评估工作，运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手段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风险管理进行优化。

4.提升监管人员水平。提升监管人员水平是加大监管力度，开展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运用网络技术监管手段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风险防控的重要措施。应加快建设一支具备金融知识、监管知识与互联网知识相结合的现代化复合型监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监管人员水平，使其适应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的节奏。通过加强与具有先进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经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定期开展监管培训活动，鼓励监管人员参与国际认证考试，不断提升我国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

5.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为了规范行业行为、维护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利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行业监管的的辅措施。因此，要大力推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形成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和同业公约，从内部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行业进行全面的监管。通过行业内有效的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金融风险，维护同业成员的权利以及协调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行业内部矛盾。鼓励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如P2P行业协会、网络理财协会、第三方支付协会等。加强对各行业成员的监督指导，建立行业内部的投诉机制，对圈钱、欺诈等不合规的人员进行教育。

（五）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奖惩机制

监管存在执行力的问题，合理的奖惩机制能够提高监管的执行力。若没有奖惩机制，则难以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不规范发展的企业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因此，要设置合理的奖励惩罚措施，第一，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中的不合规不合法引发风险的单位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不仅要对其进行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经济性惩罚，必要时还可施以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惩罚。第二，对于合法合规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出色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企业还须给予奖励，可以通过表彰、优惠政策等进行奖励[7]。

四、结语

近日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呈现爆发式无序增长，缺乏有效监管带来的金融风险给我国金融稳定带来了挑战。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等价的概念，其风险大小和受监管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对二者设计监管要求时理应区别对待，分类监管。有效的监管不仅需要监管当局和行业自律的努力，还需要各部门形成努力合理，形成监管多方联动机制，共同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规范、有序、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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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海外耕地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投资合作，获取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海外耕地投资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和粮食进口，增加中国粮食供给，对国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膜施用量、化肥施用折纯量、农药施用量等10个因素进行模型参数筛选，拟合中国粮食总产量关于粮食产量影响因子的函数关系，测算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总量；同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拟合出口粮、工业用粮、饲粮、种子粮以及粮食损耗的函数模型，测算中国国内粮食需求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情景分析法模拟不同情景下，中国在海外生产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的比例，并以此作为影响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因子之一，构建关于中国粮食总供给的函数模型，分别测算不同情境中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悲观情景和一般情境中，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乐观情境中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海外耕地投资粮食进口率超过75.3%时，海外耕地投资会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和建议：目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中国粮食供给，并且供给量显著提高，存在提高中国粮食供给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巨大潜力，决策部门需要重视海外耕地投资，引导海外耕地投资良性发展。

关键词海外耕地投资；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粮食总供给；粮食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32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102-09DOI：10.12062/cpre.20170333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粮食供给安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大量耕地抛荒、土地污染以及工业用粮的增长，导致中国的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状态[1]。目前，中国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手段包括土地整理、基本农田保护、农业科技以及对外粮食贸易等，海外耕地投资也是重要手段之一。据国外网站Land Matrix统计，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最早从二十一世纪早期开始，十几年来已经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通过购买、租赁、优惠经营等方式，投资当地耕地，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粮食供给安全。

1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海外耕地投资，指的是投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个人通过与被投资国（东道国）签订合同，购买或者租赁东道国的耕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目前，耕地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种植、林业、牧业、碳汇、生物燃料、旅游业、工业等。海外耕地投资在国内属于前沿课题，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对此做了探索性研究，主要涉及海外耕地投资的区域选择、投资方式、合作模式、投资风险等[2-8]。对于关键性课题，海外耕地投资对于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影响程度，目前少有涉及。把握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程度，对当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所处阶段形成理性认知，为决策部门引导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良性发展有重要作用。

通过搜集整理Land Matrix的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案例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资料，构建粮食供需模型和粮食供给安全测度模型。

2粮食供给安全测度模型构建

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海外耕地投资以及粮食供给安全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粮食生产函数，并将海外耕地投资所生产的粮食总量作为变量，以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进口比例为桥梁，重构中国国内粮食总供给函数，结合国内粮食需求总量，测算中国粮食供o安全水平以及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

2.1国内粮食供给模型构建

2.1.1指标筛选

国内外学者大量运用统计模型对不同层级区域的粮食生产能力、生产潜力进行研究，研究成果表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膜施用量、化肥施用折纯量、农药施用量等10个因素作为可能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气候条件由于很难具有突变性和很大差异性，很难进行合理量化，故此在研究中暂不考虑[9-15]。

2.1.2国内粮食生产函数构建

柯布-道格拉斯粮食生产函数转换成线性形式如下：

其中，a是独立的残差项，ε为随机扰动项，表示其他因素的影响，xi=log（Xi），α，β，γ等自变量参数分别表示因变量y关于xi的斜率，参数数值大小与因子xi对粮食产量y的影响显著性正相关。因此，模型的关键在自变量参数求解。变形之后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一般线性模型，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求解，确定参数结合Xi实际值可计算出粮食产量。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关于中国粮食生产总量以及可能对粮食生产产生较大影响的自然、科技、政策、经济等方面的主要影响因子相关数据（见表1）。

表中，Y表示粮食总产量；X1表示粮食播种面积（103 hm2）；X2表示粮食成灾面积（103 hm2），由于中国在实际统计过程中并没有统计粮食成灾面积，只有农作物成灾面积，因此研究过程中根据农作物成灾面积和农作物生产结构中粮食生产的比例推算出粮食成灾面积；X3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X4表示农村用电量（亿kW・h），这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常用的指标，但严格来说，更合适的统计指标为用于粮食生产的农村用电量，由于很难获取相关数据，因此保留农村用电量这一指标；X5表示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中国统计过程中，并没有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这一项，只有农、林、牧、渔劳动力人数，因此研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用该项指标替代；X6表示有效灌溉面积（103 hm2）；X7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上年用100表示；X8表示农用化肥折纯量（万t），这一指标统计农用化肥的实际重量，即将农用化肥中氮、磷、钾等重量进行剥离，求取农用化肥实际重量；X9表示农药施用量（万t）。

由于各指标统计单位存在差异，研究中需要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因子的显著性进行比较分析，因此需要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无量纲化。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对面板数据做单位根检验。检验发现，ADF单位根检验伴随概率为0.93，PP检验伴随概率为070，均大于0.05，说明原始数据存在单位根，不能直接进行回归。考虑一阶差分，结果中ADF检验和PP检验的伴随概率均为0，说明对原数据进行一阶差分之后，不存在单位根。

当滞后阶数分别取L=1，2，3，4时，AIC和SC的取值在L=2时最小，所以确定滞后阶数L=2。为了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后的结果做Johansen协整检验（表2）。

Johansen检验做了4个假设：原假设H0分别为：①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②变量之间存在最多1个协整关系；③变量之间存在最多2个协整关系；④变量之间存在最多三个协整关系。结果表明，对于4个原假设H0，对应的P值分别为0.000 0、0.005 0、0.001 14、0.034 7，均小于0.05；对应的Trace统计量分别大于95%置信度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H0，说明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

利用Eview8.0对无量纲化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水平下，调整后的R方为0.983 4，回归方程可信度很高；F统计量为93.17>F0.05（9，5）=4.77，说明表明模型从整体上看粮食a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显著；AIC为-3.26，SC值为-27，两个参数的值较小；DW值为229，处于[15，25]区间内，说明回归方程自变量无自相关。逐步回归后，剔除变量D（X4）、D（X5）、D（X8）。但注意到，构造回归方程时，D（X7） 参数符号为负，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D（X7）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一阶差分值，对粮食生产总量为正相关，参数符号为负与经济学意义相悖，应当剔除；另外，除自变量D（X2）的P值分别为001小于005外，其他自变量和常数项的P值均大于005，且参考t值并不显著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模型进一步优化。

根据P值大小，逐个放入方程，用逐步回归法对方程进行回归，D（X3），D（X4），D（X7），D（X9）依次被剔除，即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农药施用量与粮食生产总量关系并不显著。回归结果中，D（X1），D（X2），D（X6）的伴随概率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95%置信度水平下，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与粮食生产总量关系显著；调整后的R方值为0.761，说明回归方程解释力较强；D-W统计量为1.902，非常接近2，说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性。根据结果，得出中国粮食产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

这表明，在中国农村用电量、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农用化肥折纯量与粮食生产量的关系不显著。

2.2粮食需求模型构建

（1）粮食需求主要来自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工业用粮、粮食出口、新增粮食储备粮以及粮食损耗，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粮食出口，粮食出口量很少，在此暂不考虑。运用分类计算法分别对各类粮食需求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2）口粮需求量。中国计年鉴统计的居民所需原粮数量并没有统计居民在家庭外所消费的口粮，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修正。据统计，中国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在家庭外消费的口粮分别为家庭口粮消费的4%和12%左右。

其中，D1表示口粮总需求量，Pv表示农村人口数量，Dv表示农村人均口粮需求量；Pc表示城镇人口数量，Dc表示城镇人均口粮需求数量，a， b为人均口粮消费量修正系数，分别为104%和112%。

（3）饲料粮需求数量。国际上通常用饲料转换率来表示饲料和肉量之间的转换关系。饲料转化率一般用耗料增重比表示。据有关研究，饲料中饲粮所占比重在70%左右。因此，实际所需饲料粮总量需要在以上计算基础上乘以70%。

其中，式（5）中D2′表示肉粮转化为饲料的总量，Ta， Tb， Tc， Td，Te分别表示猪肉、牛羊肉、禽、蛋、鱼的饲料转换率；Da，Db，Dc，Dd，De分别表示一段时间内消费的猪肉、牛羊肉、禽、蛋和鱼总量。表示一段时间内饲料粮需求总量。

（4）种子粮需求量。一般而言，中国通用种子粮数量标准为：稻谷75 kg/hm2，小麦150 kg/hm2，玉米75 kg/hm2，大豆75 kg/hm2，薯类225 kg/hm2。

工业用粮总需求量。工业用粮主要用于酒类、食品加工、生物燃料等，工业用粮按照酒精1∶3折算，白酒（折65°）1∶2.3，啤酒（折8°）1∶0.172，味精1∶24，其他工业用粮按照25%折算。

（5）粮食损耗量。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粮食转运、存储过程中设备落后、管理缺失，粮食损耗按照2%计算。

2.3粮食供给安全模型构建

一国的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建立粮食供给安全测度模型进行定量测算，按照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区域内各类粮食总需求与各类粮食总供给的差值与粮食总需求的比重进行评估。粮食供给风险按照粮食缺口比率（即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值占粮食总需求的比率）划分为四挡：低风险、小风险、中风险、高风险（表3）。

2.4引入海外耕地投资的粮食供给安全模型构建

假设参数I，I表示中国在海外生产食并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粮食总量占中国在海外生产的粮食总量的比率，即海外耕地粮食进口率。

假设中国粮食总供给为S，表达式为：

其中，S表示中国粮食供给总量，Y表示国内粮食生产总量，Y′表示海外耕地粮食产量，I表示海外耕地粮食进口率。但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I值无法得知，只能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对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进行测算。

3中国粮食供给水平测度

3.1中国粮食生产总量

由于各指标统计单位存在差异，研究中需要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因子的显著性进行比较分析，因此需要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无量纲化。标准化处理采取极大极小值模式，公式如下：

式中，M′表示经过极大极小值法处理后的新数据，M表示原始数据，Xi表示原始数列。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对面板数据做单位根检验。检验发现，ADF单位根检验伴随概率为0.93，PP检验伴随概率为0.70，均大于0.05，说明原始数据存在单位根，不能直接进行回归。考虑一阶差分，结果中ADF检验和PP检验的伴随概率均为0，说明对原数据进行一阶差分之后，不存在单位根。

当滞后阶数分别取L=1，2，3，4时，AIC和SC的取值在L=2时最小，所以确定滞后阶数L=2。过伴随概率P和Trace统计量计算，拒绝原假设H0：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证明备择假设H1：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1个协整关系。

利用Eview8.0对无量纲化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水平下，调整后的R方为0.983 4，回归方程可信度很高；F统计量为93.17>F0.05（9，5）=4.77，说明表明模型从整体上看粮食产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显著；AIC为-326，SC值为-2.7，两个参数的值较小；DW值为229，处于[1.5，2.5]区间内，说明回归方程自变量无自相关。逐步回归后，变量D（X4）、D（X5）、D（X8）的P值大于005，予以剔除。

进行多重共线性修证。回归结果中，D（X1），D（X2），D（X6）的伴随概率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95%置信度水平下，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与粮食生产总量关系显著；调整后的R方值为0.761，说明回归方程解释力较强；D-W统计量为1.902，非常接近2，说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性。根据结果，得出中国粮食产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

由于海外耕地被投资国在农业生产条件上异质性，粮食亩产也存在不同。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主要受到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等受当地生产条件限制较大的因素影响，其他要素等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可以合理推断，中国在海外投资中的粮食生产能力也近似于当地平均的粮食生产能力。根据中国在该国投资耕地总面积和该国平均粮食生产能力，结合中国在该国投资各类耕地数量，可以计算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总量。

按照投资目的划分，涉及粮食生产的耕地投资方式有粮食种植、混合农业、多样化种植以及部分不明确或者暂时未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投资项目。由于混合农业、多样化种植以及不明确土地利用方式的项目很难获取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数量，因此只能根据经验按照一定比例估算。其中混合农业、多样化种植、未知土地利用方式的粮食种植比例分别设定为40%、30%、20%。

综合考虑粮食种植、混合农业、多样化种植以及未知土地利用方式的耕地投资方式，按照年份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新增粮食数量进行测算（表4）。

3.2中国国内粮食需求总量

从中国居民口粮消费量来看，城乡口粮总量呈现下降趋势，接近线性分布，考虑拟合线性方程如下：

其中，D1表示口粮需求量，t表示年份；R2=0.9650，F=358.37>F0.05（1，13）=4.67，通过检验。

饲料粮消费量随时间布呈现出较明显的线性特征，拟合出以下方程：

调整后R2=0.92， F=154.53>4.97，参数全部通过检验。

作图观测，发现种子粮需求总量2000―2014年一直保持在1 100万 t左右，从序列上看，时间序列平稳，考虑采取时间序列法对方程进行估计，方程符合AR（2），模型如下：

其中，D表示第t年种子粮需求量，Dt-1表示第t-1年种子年需求量，Dt-2表示第t-2年种子粮需求量。

拟合方程中，调整后的R2=0.76，F=15.66>F0.05（1，13）=4.97，通过检验。

作图观测，工业用粮总量呈现出线性上升趋势，结果如下：

回归参数中，调整R2=0.96，F=350.82>F0.05（1，13）=4.97，通过检验，方程拟合度高。

粮食损耗量。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粮食转运、存储过程中设备落后、管理缺失，粮食损耗按照2%计算。将以上不同粮食需求求和，可以计算出中国粮食总需求量（表5）。

3.3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水平测度

假设三种海外耕地投资粮食进口情景，分别为乐观情景、一般情景和悲观情景，分别对应不同的I值。在乐观情景中，I=0.8，悲观情景中，I=0.2，一般情景I=0.5，分别分析不同场景中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对中国国内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

乐观情景，I=0.8。在该情景中，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所生产的粮食有80%进入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分别计算粮食需求量和供给量。 根据粮食供给量和需求总量数据，测算乐观情景下，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对比见表6。

据此，估计I=0.8时，中国粮食供给S与粮食播种面积X1、粮食成灾面积X2、有效灌溉面积X6、海外耕地粮食产量Y′的函数关系，得到以下方程：

从国内生产粮食缺口率分析，2000―2003年中国粮食缺口率持续上升，2004―2014年粮食缺口率呈现出较快下降趋势。根据粮食风险量表得出结论：中国2000―2014年，国内粮食生产量基本能保证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处于小风险状态，特别年份如2002―2007年中国粮食风险水平偏高，2003年粮食缺口率最高达16.19%，处于中等风险水平的较高位，2008―2009年粮食缺口率接近10%，基本处于低风险水平。

一般情景中，I=0.5，在该情景中，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有50%进入中国市场，计算该情境中，中国国内粮食总供给量。据此，推算中国粮食总供给与国内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以及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总量之间的关系：

调整后的R方为0.79，D（X1）、D（X2）、D（X6）依然@著，但此时，参数D（Y′）的P值为0.117 3，在95%置信水平下，并不显著，应当剔除。可以得出结论：2000―2014年，当进口率为I=0.5时，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保障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根据粮食供给量和需求总量数据，测算一般情景下，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对比见表7。

从国内粮食总供给缺口率分析，一般情景中，中国粮食供给安全风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3年，中国粮食总供给缺口率持续上升，并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粮食供给安全处于中高风险水平。第二阶段为2004―2008年，中国粮食总供给缺口率迅速下降，粮食缺口率保持在8%―11%左右，这一阶段中国粮食总供给缺口率被有效控制。第三阶段为2009―2014年中国粮食供给缺口率趋于稳定，保持在6%―9%之间，为“小风险”水平。

悲观情景，I=0.2。在该情景中，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所生产的粮食仅有20%进入中国国内粮食市场，计算粮食总供给量。据此，推算中国粮食总供给与国内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以及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总量之间的关系：

调整后的R方为0.79，D（X1）、D（X2）、D（X6）依然显著，但此时，参数的D（Y′）的P值为0.185 5，在95%置信水平下，并不显著，应当剔除。可以得出结论：2000―2014年，当进口率为I=0.2时，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保障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与一般情景下结论相同。

根据粮食供给量和需求总量数据，测算悲观情景下，中国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对比见表8。

从国内粮食总供给缺口率分析，悲观情景中，中国粮食供给安全风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3年，中国粮食总供给缺口率持续上升，并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第二阶段为2004―2010年，中国粮食总供给缺

口率除2006年略有回升外，其他年份保持匀速下降趋势，粮食缺口率保持在9%―11%左右，这一阶段中国粮食总供给缺口率被有效控制。第三阶段为2010―2014年，中国粮食供给缺口率趋于稳定，保持在7%―10%之间，风险水平为“小风险”。

通过不断调整I值进行试算，发现：当I值大于0.753时，总供给函数中，自变量Y′对变量S的影响将是显著的；当I值小于或者等于0.753，自变量Y′对变量S的影响不显著。

4研究结果与讨论

海外耕地投资目前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目前影响中国国内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其他因素对中国粮食生产量影响并不显著。海外耕地投资在一定条件下能对中国粮食总供给产生显著性影响。数据表明，当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粮食进口率超过75.3%时，海外耕地投资将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产生显著性影响。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对粮食供给安全的作用逐渐增强。从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总量以及海外耕地投资粮食生产总量占国内粮食生产总量来看，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特别是粮食生产投资分为起步阶段、迅速发展阶段、稳定发展阶段。2015―2025年将是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持续发展阶段，海外耕地投资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本跨国流动的重要手段，海外耕地投资进行的粮食生产将越来越显著地影响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决策部门应当从税收、信贷、关税等加强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进行宏观调控。从长远来看，中国目前的海外耕地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受到市场规律的调节与控

制，是一种企业自发行为，主要动力是企业利润的获取。随着中国粮食消费结构的调整，中国粮食消费需求将持续增加，这对中国粮食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税收、信贷、关税等经济手段对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行为进行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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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新海，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城市管理。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