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路遥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延安文学 文学积淀 农村题材 城乡交叉

路遥凭借一部全景式的、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进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路遥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坚持，是基于对正在威胁着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示怀疑。他认为“理论界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价值”，“理论批评界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路遥直言不讳的这番话，是对当时正处于潮头浪尖上的先锋小说以毫不留情的一击。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众多作品都是从现实的社会背景出发，描写城市交叉地带人物的各种复杂心理，并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注入现代意识，这种对自己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不断实践，为我们再现着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

路遥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一个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农民的儿子，路遥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乡土文化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乡土意味。《在困难的日子》中的马建强，有着路遥的影子，更有着路遥真切的感受和体验。[1](P85)当他载着乡亲们的希望与厚爱，背着“百家姓粮”进城上学的时候，首先出现在他意识中的不是如何的用功学习，而是这片黄土地赐予他的土地精神与博爱，黄土地之魂附着在他身上，他的胸中炽热的燃烧着。这种最无私、最真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感染着黄土地的代代子孙。

路遥作品的共性是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艰辛苦涩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感情融会到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通过展示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可以窥视出路遥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内涵的独到理解，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展现城乡交叉地带的典型人物

作为一个在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行走的孤独者，作家从始至终都践行着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由于从小就对古老守旧的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其作品的主旋律就是在对农村贫困生活的展现中表现出对生活状况的忧虑，以及表现农村中小知识分子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与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这种路遥式的旋律从《人生》开始，延续到《在困难的日子里》，在《平凡的世界》中有更清晰深刻的表达与贯穿。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的窗口和天空，在这儿，路遥通过这种特定的时空环境打开了新一代陕北高原的农村和农民的画卷，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黄土文化，提出了对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的新思考，表达了对黄土文明的新理解。在这片天空中，路遥有力地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马建强等艺术典型，体现了他独到的人生思考。

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

路遥的创作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读者意识”，他心目中的“读者”，不是少数的知识分子，而是普通的人民大众。[2](P105)他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坚持使自己的写作“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是直接面对读者”。[3]（11）路遥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平凡的世界》中，他选择黄土高原这个贫穷落后的环境为背景，他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进行深刻的剖析与思考，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出了黄土高原人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通过这些历历在目的社会长卷，我们看到无论是高加林生活的那个社会，还是孙家兄弟拼搏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沉重的民族苦难和历史苦难最后凝结为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人们为了生存而奔波，奋斗，贫困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

可以说，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焦点在于对人生的真实写照。即使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也都顺应并符合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不难看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迹。作者揭示了现实社会对年轻人爱情的种种制约因素，畸形的社会心理也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合理的人性和自我意识任凭风吹雨打都无法得到保护，最终只能成为时代遗留糟粕与社会观念的牺牲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作家应该为人民写作，按照这个原则，文学应该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写作。路遥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默默坚持的为劳动人民写，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写的写作原则，并且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大众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要满足他们审美的需求。路遥说过：“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尤为关注。从感情上来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4]（P376）

而如今，人们不断地品味路遥，纪念路遥，不正好说明了像路遥这样的为人民写作的精神值得传承吗？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当其时。这是路遥和他的作品成功之处，也是其作品的文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马一夫.民间立场与弱势群体代言人[J].延安大学学报,2003(1).

[2]贺智力,徐彤.路遥的读者意识[J].榆林学院学报,2004(4).

[3]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篇2

一、好的作文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美。如果学生感觉不到这些美，是因为他们不善于观察、捕捉和发现。为此，在作文教学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写一些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内容和文体为限，篇幅不限，重在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捕捉美的瞬间的洞察力。培养学生细致观察生活的能力，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入手：

（一）做生活的有心人，注重培养观察的能力

在学生观察前，教师要对学生提出明确的观察要求；在学生观察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要进行相应的指导；在学生观察过之后，要求学生结合所观写观察日记，借此培养学生在观察事物的同时分析事物的好习惯，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二）培养学生有顺序地进行观察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第一步。对于学生来说，观察也是写好作文的第一步。如果学生对身边的事物还没有形成直观、感性的认识，就让他们去描写、去评论，无疑是很难的。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只有亲身去接触事物，仔细地观察事物，才能获得真实、深刻、细致的第一手资料，写作时才有话可写，写出的文章也比较真实生动。

例如，教师命题作文《我的校园》，可先带领学生到校园各处观察，引导他们抓住景物的特点，展开联想，挖掘平时没有发现的地方。再按照方位顺序，如从校园门口的校牌、雕塑写起，再延伸到校园内的绿地、教学楼、功能室及操场，等等，并且重点要求抓住一个地方具体来写。观察后，让学生小组讨论，然后推荐代表向大家介绍校园风景，教师及时指导评论，分析他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使学生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在欢乐的气氛中写出他们眼中的美丽校园，让他们从观察中尝到写作的乐趣。

二、好的作文源于对生活的积累

众所周知，写作教学与写作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写作能力的提高和积累，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需要持之以恒和坚持不懈。为了使学生在平日里积累良好的写作素材，做到“厚积薄发”，教师不妨尝试让学生做到以下几点：

（一）增加阅读量

教师要教育学生博览群书，这正所谓古语所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写诗也会吟”……课外阅读对学生作文水平和语文素养的提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前的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各年段的课外阅读量，并指定了推荐书目，在试题中也有相应的课外阅读考试。这些都旨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但是很多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所限，根本不能真正达到标准所规定的课外阅读量，由此也大大限制了学生作文水平提高的幅度。

（二）摘录精华

遗忘是人的天性。在阅读中，常有些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极，或是触动了读者的灵魂，或是给人以美的享受，为了避免将它们遗忘，就需要学生将它们用笔记录下来，并时常读一读，这对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摘录精华的方式可多种多样，如读书笔记、剪报、圈点勾画等等。当摘录积累到一定的量以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定期开展一些比赛活动，以增强学生摘录的兴趣，提高积极性，帮助学生做到持之以恒。

“厚积”才能“薄发”，写作没有捷径可走，作为一名教师要激发学生贴近生活，感悟生活。当学生有了“作文就是生活”这一感受之后，生活转化为作文便水到渠成。

三、好的作文源于对生活的切身体验

生活是学生写作的最好素材。为了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本着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原则，改变学生以前写作文时空洞、乏味的现象，让学生写生话作文，写身边真实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这样，学生才会觉得有话可说。

比如，现在正值冬天。北方的冬天漫天白雪，冰清玉洁，一派妖娆。尤其是在黑河，还有一条著名的黑龙江，为此，教师可组织学生来到黑龙江边，去看一看冬日里黑龙江的景象，说一说冬天的特点，体验一下黑龙江千里冰封的美景，再将事先搜集到的有关冬天的诗歌、散文、故事等读一读，看看和学生眼中的冬天是否一样，回来写一下自己的感想。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冬天是美的，而且把写作文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去想、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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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学实验室；高校实验室；实验室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路径

随着医药产业的发展，药学专业不断扩招，高校药学实验室规模也在大幅增多，高校药学实验室是医药类院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学生实验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基地。药学实验室涉及到危险化学品、实验动物及精密仪器，使用及管理不当可能造成化学品伤害、实验动物咬伤等安全事故。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是药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医药类高校持续长远的发展，因此对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1高校药学实验室安全文化现状和建设意义

近年来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据统计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原因，以人为因素为主，占事故比例98%，主要是安全意识淡薄，致使个人不安全行为或失误，导致事故发生[1-2]。现阶段高校药学实验室主要依靠检查整改的手段来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而师生安全意识淡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薄弱。另外，高校药学实验室还存在实验室管理人员配备不足或兼多职、安全教育频率低、安全制度不完善、安全设施投入不足、欠缺应急预案等问题，使得高校药学实验室存在诸多安全隐患[3-5]。高校安全文化是指安全管理、安全服务、安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以维护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4个方面[6]。其中精神文化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起着引领作用，后者的完善提升对精神文化也起着积极反作用。安全文化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师生安全，校园和谐稳定，将为学校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2高校药学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路径

2.1高校药学实验室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是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基础，主要包括实验室健全的责任体系、完善的安全设施和基础设施等硬件和软件实力。合理而科学的物质文化建设能将先进的设备与便捷的使用途径相结合，有效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和第一时间控制事故扩大保证人员安全[7-8]。(1)责任体系方面，药学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深入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为核心的指示精神，按照“统一领导、落实责任、分级管理、全员参与”的原则，健全完善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9]。结合学校实际，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对管理责任和法律责任全面落实，保障责任体系有效运行。例如：学校分管领导作为第一级，落实法律法规，统筹协调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作为第二级，对安全管理进行监督协调、制度制定、安全培训等职责；学院领导、实验中心主任、实验人员及专职安全员作为第三级，负有第一管理和安全工作落实职责。(2)消防设施方面，药学实验室需要配备完善的消防设施，例如：每间实验室应根据实验室面积和实验项目危险性配置相应的灭火器、洗眼器、灭火毯等；每层实验楼公共区域配置灭火沙、医药箱、应急喷淋器，并且定期检查维护。(3)基础设施方面，实验室划分区域管理，大型仪器专人使用管理，超过使用年限和存在安全隐患的仪器设备及时维修或报废；配备足够数量的试剂柜，试剂分类管理，危险化学品双人双锁管理；实验室尽量安装门禁卡和摄像头，对出入人员进行监管；实验室内粘贴相应的安全标识；化学品采购、贮存、使用、废液等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实验中产生的废液、动物尸体等废弃物分类收集，定期回收处理；动物实验室设温湿度控制、压差控制系统，清洗、灭菌设备，挡鼠板防止野生动物进入。(4)防护设施方面，每间实验室应有危险源说明及防护措施、危化品试剂MSDS安全技术说明、个人防护用品等；实验室通风系统应安全有效；特种设备如高温高压高速设备配置防护装置；废液废气净化处理装置等。

2.2高校药学实验室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是一种强制的行为约束，是对安全文化的具体描述，让师生在实验过程中有章可循，保证各项实验安全有序的进行。制定文化建设需要结合学校实际和法律法规，根据各个实验室承担课程和危险源区别制定不同的制度文件，使制度文化成为行动指南。药学实验室制度文件主要包括：安全准入、安全检查、仪器管理、化学品管理、废弃物管理、事故应急预案等方面，新制定的制度文件需下发至各带教老师并集中组织师生培训学习，安全管理制度、危险性操作流程等重要制度需粘贴上墙。以化学品管理制度和仪器使用制度为例说明药学实验室制度文化建设。药学实验室化学品管理制度中对化学品购买、储存、使用及废弃物收集和处理各个环节均明确规定，特别针对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等规定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化学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购置阶段对危化品供应商资质审核，保障化学品质量；入库阶段通过系统将化学品基本信息录入；储存阶段将危化品放入学校危险品仓库，建立出入库台账；出库阶段，领用人填写申请单，经审核通过后预约管理员领用；使用阶段将危化品放入暂存柜中，双人双锁管理，填写危化品使用数量用途和去向；废液回收阶段，废液中和后分类回收到废液桶，空试剂瓶回收处理，达到一定数量后通知回收公司处理[10]。仪器管理制度建设，实验室仪器设备需制定相应的仪器使用操作规程，大型仪器如高效液相色谱仪使用教师按要求培训后方可操作仪器，使用过程中坚持“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部分仪器如高压灭菌锅等应由具有上岗证的人员操作，由实验室管理员负责定期维护保养，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和维护记录。科研用大型仪器，带教老师或者实验室管理员在学生使用前进行集中培训，考核合格后通过预约平台结合自己的时间进行预约，提高实验室利用率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提升了他们的实验兴趣[11-12]。

2.3高校药学实验室精神文化建设

精神文化建设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在潜移默化中的形成的思想引导、意志磨炼、情感熏陶、价值取向、思想高度。首先，建设一流的大学应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师资队伍必须包括一流的实验队伍[13]，根据安全责任体系人员等级组织培训提高工作水平，例如：第一级管理人员每学期1-2次参加法律法规培训，第二级管理人员每学期2~3次参加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培训，第三级管理人员每学期4-5次参加药学实验室化学品安全、药学实验室生物安全、药学实验室消防知识等专项培训。二是药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及考核，很多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在培训形式、培训内容和培训环节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导致学生在实验安全教育中获得的收效要低于预期[14]。高校安全准入教育需要全面培训各方面的安全知识，准入考试也可以参照必修考试计算学分，让所有师生都重视实验室安全知识。学校可以开发手机软件包含安全知识视频和题库，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三是高校需要多开展实验室安全进课堂、安全演练、实验室安全知识有奖竞赛等活动，比如主题为“药学实验室安全文化月”活动，提高学生实验室安全素质。加大实验室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在实验楼中设置安全知识的宣传栏，粘贴安全知识的安全工作简报、经典语录、宣传材料等，同时借助广播、报纸、微信公众号、微电影拍摄等形式宣传实验室安全知识，营造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使安全文化深入人心[15]。

2.4高校药学实验室行为文化建设

实验室行为文化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最终体现，是实验室人员行为规范和行为习惯。实验室行为文化是在时间积累中逐渐形成的，优良的行为文化往往决定实验的成败，一个小的细节有可能引发大的安全事故。带教老师在讲课中必须将实验中的风险、注意事项讲给学生，并将正确安全规范的实验操作给学生演示，发现学生不规范的行为及时制止，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比如：进入实验室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实验操作过程中将物品合理摆放，配制试剂粘贴试剂标签，领取试剂填写出入库记录，实验结束后将试剂放回原位，废液中和后倒入相应的废液桶，实验结束后关闭水电门窗等。实验室管理人员每日检查实验室使用、记录填写、卫生及安全情况，发现不规范使用行为及时纠正并整改。药学实验室营造的安全文化氛围，学生实验中的安全意识，将安全知识落实到实际操作中是对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间接评价。行为文化一方面需要老师自身规范操作正确引导，强调实验的注意事项并对操作不规范行为及时纠正，另一方面需要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培训考核，两方面不断努力才能建设优良的实验室行为文化。

3结语

高校药学实验室必须不断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建立适用于药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体系，才能保障药学实验室可持续发展。药学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并且深入的工作，落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树立安全责任意识，需要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和不断探索，为建设安全有序的高校药学实验室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雪洁，刘晓茵，纪耀华．引入EHS模式的药学类实验室安全管理实践及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27)：21-23．

[2]俞佳，陈嘉雄．浅谈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及其措施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44)：214-215，225．

[3]肖红艳，任二辉，宋庆双，等．高校实验室EHS文化建设[J]．实验室科学，2020，23(1)：154-156．

[4]华子春，魏永春．以查促建：江苏省部分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结果分析[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9，36(11)：1-6．

[5]杨志杰，吕海霞．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升策略的探索与实践[J]．广东化工，2021，48(435)：248-249，255．

[6]李志华，刘金玲．新时代高校安全文化建设理念与实践[J]．思想教育研究，2020，(11)：134-136．

[7]于子钧．关于化工类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探讨[J]．天津化工，2019，33(6)：61-62．

[8]王雅士，兰文波，李倩如．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现状及策略探讨[J]．广东化工，2021，48(435)，189-190．

[9]崔锦峰，郝大鹏，刘镇岐，等．高校实验室“五个一工程”安全文化体系构建模式的探索[J]．实验技术与管理，2020，37(11)：286-289．

[10]陈亮，王博，王林燕，等．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探索[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34(8)：255-257，261．

[11]腾鑫，杨晓玲，庄启昕，等．化学类实验室的文化氛围建设[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34(4)：238-241．

[12]孟国忠，农春仕．基于PDCA循环的大型仪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20，37(12)：299-302，316．

[13]柯红岩，张婕，金仁东．“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实验室文化建设[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38(3)：227-229．

[14]李海平．高校本科教学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现状的思考[J]．科技经济导刊，2020，28(32)：93-94．

篇4

1　“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是高效解决问题的前提

1.1

靠“尝试与错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盲目和低效的

“尝试与错误”是动物解决绕道问题的途径。蚯蚓“走迷宫”的实验证明：蚯蚓大约经过“200多次的电击”后，才会直接爬向潮湿的暗室。鸡或羊的“绕道取食”的实验证明：用鸡或羊要经过“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失败”后，才会直接绕过阻隔(如玻璃或其他阻隔)，绕到食物处。这些动物在解决问题之前虽然没有“勾画问题解决路线”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们靠“尝试与错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盲目低效的。人类若仅仅依靠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是不能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的。

1.2“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是高效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国心理学家陈琦认为，问题一般都包含四个成分：(1)目标：在某个情况下想干什么。(2)个体已经有的知识经验：具备哪些有关的知识技能。(3)障碍：需要解决的因素。(4)方法：可用于解决问题的程序、步骤和策略等。

通俗地说，“问题”好比当一个想过河的人所处的境况，当站在河的这一边，其目标是河的对岸，一时没能过去时，这条河就构成了“问题”。这里的“河”使得主体和目标之间有了距离或空隙，这个距离或空隙就是问题，要过河的人所感受到的空隙感就是一种“问题空间”。问题的存在最能激发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动机。为了“填补空隙”，主体就要思考：也许能够找到现成的桥或船，也许自身的体力或技术可以利用，也许可以借助岸边的某种自然物作为工具。像这样为“填补空隙”而进行的思考就是“勾画问题解决路线”。“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是高效解决问题的前提。

奥苏贝尔和鲁滨逊以几何问题的解决为原型，于1969年提出了一个“人类问题解决模式”，如图1所示。“人类问题解决模式图”表明，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勾画问题解决路线”，也就是说，解决问题之前首先要：①明确问题目标；②分析已知条件；③确定“空隙”；④设计“填补空隙”的程序、步骤和策略等。由此可见，“勾画问题解决路线”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环节。

2　有无“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教学环节的教学效果是不同的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解决问题时很少“勾画问题解决路线”。人们在解决问题前不去“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是因为没有养成“勾画问题解决路线”的习惯。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勾画问题解决路线”的习惯重要阵地。那么，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勾画问题解决路线”的习惯呢?

课堂教学有无“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教学环节教学效果是不同的。例如，学习初中生物“血管”这部分内容时，按有无“勾画问题解决路线”的教学环节进行教学就有两种不同的教学效果。

(1)无“勾画问题解决路线”教学环节的教学过程通常是：

提出问题：血管分为几种?各有何功能?它们的结构是怎样与其功能相适应的?

观察和阅读：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观察小鱼尾鳍内的血液流动情况，并阅读教科书。

课堂小结：比较三种血管的功能、管壁厚薄、官腔大小、管壁弹性、管内血流速度等。

知识拓展：教师为学生提供类似下面的练习题。

小明不幸遭遇车祸，鲜红的血液从脚踝处喷射而出，必须马上止血，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应该怎样为小明止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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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路遥;电影;《人生》;改编

おヂ芬4醋髁肆讲俊度松》:一部是发表于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另一部是1983年改编的电影剧本《人生》。尽管路遥及其作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无人探究这两部《人生》之间的关系。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对两部作品文本差异予以探讨并分析其内在的原因。

ヒ弧⒘讲俊度松》文本之比较

ヂ芬5闹衅小说《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普通读者和评论家以外,电影导演也发现了《人生》的价值。“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惊醒。”[1]于是,路遥在原作的基础上创作了电影剧本《人生》。

フ饬礁鑫谋,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物在位置上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ナ紫仁橇跚烧洹T谛∷怠度松》中,高加林当然是绝对的主人公。包括刘巧珍、黄亚萍、高明楼和德顺老汉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是高加林的陪衬或者对比对象,都是为完成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但是在电影剧本里,刘巧珍的分量加大了,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舞台的中央,有了与高加林平分秋色的地位。

バ∷凳且愿呒恿挚头的,而剧本是以刘巧珍开头的。小说是以高加林结束的,剧本虽然也是以高加林结束的,但是这个结尾只有短短的48字的篇幅,表现在影片中只有大约36秒,而此前则是长达两页关于刘巧珍的内容,表现在影片中的是长达8分38秒刘巧珍的结婚的场面,所以给人的感觉剧本是以刘巧珍结束的。剧本对小说的文本改编比较少,但效果却非同寻常。据初步统计,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仅仅有21处。其中有12处改动都与刘巧珍有关,在这12处中又有5处是专为刘巧珍量身定做新加的细节。剧本增加有关刘巧珍的细节有:一句感人的台词,“看把你累成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等咱们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上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到高加林家里顺手帮忙收了鸡蛋;羞涩而亲热的改口叫高加林的母亲“妈”;帮高家家剥玉米;向妹妹学写心上人的名字;极富陕北民俗风采的刘巧珍的婚礼。这样,在剧本中,刘巧珍成为可以与高加林并驾齐驱的主人公。

テ涠是德顺老汉。在小说中,刘立本、高明楼、黄亚萍等人和德顺老汉的重要性是不相上下。但是,在剧本里,德顺老汉上升到了男二号的位置。这首先跟路遥对德顺老汉的认识有关。路遥坦言,自己在小说《人生》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因为德顺老汉而卡了壳。“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2]其次,路遥在剧本中对德顺老汉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在剧本里面,德顺老汉是和高加林一起出场的。也就是说,在剧本里他的出场顺序是仅次于刘巧珍的,而在小说中他是迟至第六章才出场的。这样一下子就把德顺老汉摆在了一个很重要很显赫的位置。另外,剧本把小说中有关德顺老汉细节大大的强化了,增强了人物的动作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巧珍结婚时,和小说中的默默流泪相比,剧本中将桌子上堆放整齐的空酒瓶打翻在地的义愤填膺的德顺老汉似乎更值得钦佩。

サ谌,路遥在把小说改编为剧本的过程中,除刘巧珍以外的所有人物都减少了细节或者是出场的机会。但是德顺老汉是减得最少的,而且在减了一个出场机会之后又有上述的技术上强化的处理,所以德顺老汉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上升到了男二号的位置。

バ∷怠度松》的情节和民间源远流长的“多情女子负心郎”的话语模式暗合。[3]路遥的改编使剧本《人生》的情节更向“多情女子负心郎”这一民间话语模式靠拢:增加的关于刘巧珍的细节客观上更加突出了刘巧珍的“多情”,同时也是在强调高加林的“负心”。这一民间模式的运用唤起读者和观众潜意识中的原始经验,使其产生深刻、强烈的情绪反应。路遥和文学受众在“多情女子负心郎”这一情节设计上产生了共鸣,路遥和《人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

ザ、两部《人生》差异原因分析

ゾ过路遥的再创作,电影《人生》的主题和小说《人生》的主题产生了裂变。小说《人生》是关于高加林的一出悲剧,是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是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尽管刘巧珍也是悲剧人物,但她是给高加林这样一个悲剧人物陪衬和服务的。在小说中知识分子高加林才华横溢却不得施展。与此相比,一个农村姑娘的被抛弃是一个小的悲剧,由于司空见惯,小说中的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似乎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接受的。由于剧本给刘巧珍增加了一些乍看不起眼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形成的合力极大地改变了文本的意义。电影给人的强烈的感觉是高加林到城里后,除过那次有关暴雨救灾的报道之外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他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工作而是放在和黄亚萍的交往上。而此时的刘巧珍在乡下的高家劳动。改口管高加林的母亲叫妈,给高家收鸡蛋、剥玉米,这些都完全是一个过了门的小媳妇才该有的举动。这意味着高加林父母和民间对这一婚事的认同。高加林本人也用行为表示过他愿意和刘巧珍结合――小说和电影中他故意当着刘巧珍父亲刘立本和众人的面叫刘巧珍和他去进城去买漂白粉。高加林是有才,但是刘巧珍漂亮得“盖满川”。传统观念中,对男人看重的是才华,对女性则强调的是容貌和品德,刘巧珍在这两方面是无可挑剔的。经过这样的细节渲染,高加林负心于刘巧珍变得不可接受了。影片中刘巧珍结婚的热闹场面,是对高加林强烈的道德谴责。因为读者和观众知道,刘巧珍并不爱马栓,她爱的是高加林。那样一个宏大、热闹、喜庆、长时间的结婚场面,给刘巧珍带来的是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心灵伤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喜写哀的艺术手法。剧本的这一变动,极大地强化了刘巧珍爱情的悲剧意义,同时部分地消解和遮蔽了高加林悲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如此,电影《人生》成了刘巧珍的悲剧和高加林的悲剧,成了双重奏,是两个主题,改变了小说《人生》的版图。

サ缬爸魈獾谋浠和主要人物地位的不同对小说而言是重大的变化,这是路遥有意为之。原因之一是在写作小说的时候,路遥是用“理智节制感情”,要把高加林现象揭示给社会看,是出于“补天”的目的和心情去写作的。当小说发表并获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高加林是路遥全心塑造的人物,但刘巧珍和德顺老汉才是路遥最为钟爱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是永远宝贵的”[4]。当小说的创作目的已经实现,在改编剧本时路遥内心感情的天平悄然向自己钟爱的刘巧珍倾斜,于是剧本的面貌发生了饶有趣味的变化,剧本对小说形成的这种主题上的局部颠覆。

ピ因之二是路遥对感受到的批评和舆论压力的一种回应。小说《人生》发表后,确实对当时的读者和评论家的阅读习惯形成了挑战,小说对高加林的角色处理不太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很快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当时的文学评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惯性。批评的焦点就集中于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有人批评说路遥要“避免由于对主人公的钟爱,连带人物身上的弱点也给予过分的谅解(像对高加林)……”[5]还有更激进更富有战斗性的批评:“从思想上或者从道德上说,加林都不是一个先进的青年,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身上有很多应该受到人们批评和谴责的东西。”“暴露一种个人主义的狂热和贪欲。这种狂热和贪欲导致他不顾基本的道德准则抛弃了巧珍,这进一步暴露了他性格中自私和冷酷的一面。”[6]类似甚至更尖锐的批评意见还有很多。“资产阶级”“侵蚀”“狂热”“贪欲”“谴责”这些措辞在“”结束不久的1982年对路遥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这些评论者大都是在肯定《人生》的大前提下对高加林这一人物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于是就像王富仁说的那样,路遥“把那已经仅仅抓住的社会历史变动的主线渐渐地松开了,悄悄地向纯爱情、纯道德的领域移动自己的脚步。”[7]剧本的修改应该看做路遥是对评论界的回应。

ヒ徊课难文本的产生和定型是很复杂的。大的方面要受到国家文艺政策、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和作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文学观念的影响。小的方面,作品在发表前作者要前思后想仔细推敲,发表的时候要和刊物的编辑不断沟通,发表以后会受到文学受众的反馈意见的影响。重要的文学文本一般都有再版的机会,作家可以在再版的时候对作品进行若干修改。小说《人生》发表后,不但一般读者和评论家讨论热烈,就是路遥自己也对作品的某些地方不太满意。比如他对黄亚萍和高明楼等人物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就不满意[5]417,另外他觉得德顺老汉这个人物结尾的话太洋气了,不太符合人物身份。[2]455但是奇怪的是路遥有很多的机会重新修订自己的小说(路遥在世的时候出过好几个选集,而且《人生》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但是他都没有对这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这样,剧本《人生》可以看做是路遥对小说《人生》发表后重要和惟一的一次修订。

プ芴迳侠纯,小说《人生》是成功的,有获得的奖项为证。剧本《人生》也是成功的,以剧本为蓝本的电影《人生》获得第八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路遥实现了两个《人生》的双赢。

お[参考文献]

オ[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A].路遥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

オ[2]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A].路遥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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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6]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A].路遥研究资料汇编[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19-322.

篇6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個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路遥.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路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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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陈晓辉.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56-159. 

[4]魏家文.从路遥的小说创作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5）：24-27. 

[5]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小说评论，1999（1）： 91-96. 

[6][9][10][11][12]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137，109，127，208. 

[7][14]迟令刚.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乡土守望[D].浙江大学，2013：28，35. 

篇7

延安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去处太多了，好在大多数地方旅行社的日程里已有安排。但有两个地方我决计要独自去拜谒：一个是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一个是延安大学路遥墓地。

旅行社通知早上6点半集合，而我要走完这两个地方，在6点半前赶回来，最迟也要凌晨4点出发。于是，我夜里3点半起床，4点钟便出了门。

原以为陕北的天亮得比兰州早，谁知道延安凌晨4点时天还没有亮。不要说出租车了，街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延安大学在延安城的北面，而我住的宾馆在城西南的凤凰山下，相距四五公里远。公交车还没开，出租坐不上，又不能久等，我便撒开腿朝北一路狂奔。

好在还没有跑上几百米，一辆早行的小车从后面赶了上来。我报着试一试的想法招了招手，小车竟然停了下来。说了几句，开车的一个中年人就示意我上车，几分钟就将我送到了延大门口。当我要付车费时，他坚辞不收：“你这么早就去看路遥，就当我代表陕北人送送你吧。何况是顺道，还要什么钱呢？”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朴实和善良。

延安大学校园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凭着我事先的了解，路遥墓地在延大校园后面的文汇山上。可是，延大的后面整个都是连绵的山峦，哪一座是文汇山？我前看后看也不能断定，左转右转就是找不到上山的路。

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影，是一位早起的清洁工。她耐心而仔细地给我指明了路遥墓地的位置和上山的路。可见，在延安大学，路遥人人皆知。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向上，就看见了一块1米多高的石头，上面刻有“文汇山”的字样。毫无疑问，这里离路遥墓地不远了。

果然，又转过了几个山包，路遥墓地便展现在眼前。

首先看见的是路遥的半身汉白玉雕塑。和我千百次见过的路遥照片、影像一样，雕塑的发式有力而倔强，神态庄严而凝重，目光刚毅而坚强。雕像前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刻着“路遥之墓”四个字。四周有两组石桌、石凳，一组石桌上刻有“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另一组石桌上刻着“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有些字迹已经不清晰了，我仔细擦拭了一阵才看清楚。雕塑后面是圆形的墓堆。墓堆后立有一面高大的石壁，上面镶嵌着一尊孺子牛的浮雕和路遥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墓地四周种有枣树、松等，苍翠碧绿，精神抖擞。

拂晓的文汇山异常静谧，沉浸在陕北高原的安详中。除了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和几只小鸟的鸣啁，就是我自己的呼吸声了。我在小石凳上坐了下来，默默地凝视着路遥的雕像。

我是通过《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一步步知道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不必说了，那种几亿人议论一部电影、几亿人收听一部小说的场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单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极大地震撼过我的心灵。路遥对于饥饿、寒冷的描写和对农村孩子初到城市里时自卑心理的刻画剖析电击般地触动过我。我在叹服一个大作家敏锐的嗅觉、犀利的眼光、超一流的描写能力、纵横捭阖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深深地为路遥悲惨的少年时代而叹息。这种叹息引发了我自己心底深处的某些隐痛，以致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几次都不忍卒读。

路遥首先是一位英雄，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是用生命写作的人。为了写作，他放弃了健康、家庭，甚至放弃了生命。在明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拼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他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一座高山、一面丰碑。他已成了永恒，成了不朽。在中国，文人相轻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在陕西乃至全国，我没有在任何一个作家的文稿、谈话中看见、听到过非议路遥的话，听到的只有赞誉、钦佩、惋惜和怀念。贾平凹说：“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实说：“路遥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这是路遥作为作家最难仿效的本领。”

路遥的作品感动、激励过无数个在社会底层拼搏、抗争的年轻人，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对历史发展的深邃思考告诉世界，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任何形式的无病、矫揉造作、隔靴搔痒都是对文学的亵渎、对芸芸众生的漠视、对劳动人民的轻贱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路遥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天幕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可惜可恶的病毒和超负荷的劳作让其过早地陨落了。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为此痛彻心肺。我们的生活中太需要像路遥这样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对事业极度虔诚、执着挚爱的人了。他去世时才43岁，正是一个作家最灿烂的年华。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即便上苍让他再活10年，以他的严肃、认真、气魄、精神、热情和能力，他一定会完成他谋划了多年的鸿篇巨制《成吉思汗》，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壮丽？

天已经完全放亮了。站在路遥墓地西望，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山下的延安大学、蜿蜒而去的延河和逶迤无尽的山峰，这就是路遥生前无限眷恋的陕北高原。路遥的生、死、爱、憎、迷茫、痛苦、成功、喜悦，路遥笔下的生动鲜活、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生离死别，无不和这里的山山水水息息相关……

篇8

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时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的时候，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个破藤椅打盹的样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会开了会让我住进来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我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是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咋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又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陕西画界有人以为自己是石鲁，我听到石鲁的一个学生说：他算什么呀，不要说石鲁的长处，他连石鲁的短处都学不来！

路遥是一个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热的灿烂的光焰。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样的人了。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篇9

路遥很穷，可又很大方，但不是“穷大方”。我说他穷，不是指他参加工作之前，而是指他参加工作之后，在全国声名大振之后；不是和我比，不是和我认识的其他名家比，而是和一般的双职工家庭比。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

路遥的工资不高，具体多少我记不清，只记得我在青海那年，他的工资比我的还低。1991年年底，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有一点津贴，但也很有限。国家的津贴好像是每月100元，省里的他没说过，估计不会更多。

那么，路遥的稿费多吗？据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笑。别的不说，光说他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稿费最多也不过3万元（每千字30元）。这些都是路遥告诉我的，时间长了，也许记得不太准确。但有一笔稿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报酬。

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说：“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话’，得去一回第四军医大学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块去，咱们边走边‘拉’。”

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电视台《平凡的世界》剧组见面。见面后，对方没说多少话，只是给了路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著作权报酬。”

路遥自己没接，示意我收起来。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吃饭，拿出来一数，总共680元。我说：“就这一点？”他只是苦笑。

路遥虽穷，却出奇的大方，大方得让人意外。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

1982年开春，我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路遥也在。会议上的伙食很不错，但路遥不满意，放着现成早餐不吃，硬拉我到一家咖啡店吃西式早点。那时候，这种咖啡店很少，属于高消费，两个人吃一顿早点，得花近十元钱。我那时每月工资只有44.92元，虽然不用我出钱，但看着也着急，就劝他：“不要耍这个‘洋把戏’了。”

他不听，笑我“球貌鬼态”，说：“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卑。”

路遥虽然缺钱，骨子里却看不起钱，羞于说钱。我和他朋友几十年，他只有两次提到钱。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有要紧事商量。我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以为他又发现什么好书，放下课本飞奔过去。

去了才知道，他不是给我介绍好书，而是想和我一块做生意。他有一朋友是飞行员，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店铺，和他合伙做这生意。

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好生意，对我来说，是最保险的生意。但当时，我不能接受，反而认为他小看我，反问他：“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他无奈地看着我，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有一天，他对我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我正给西影短片部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政府。这个县的副县长吕阳平，和我关系很好，我就把这事告诉了他。

吕阳平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县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

我把这个情况给路遥一说，他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和他一块去。我正忙得要死，很难抽出时间来；但他这样说，我只好同意，就准备出发。

篇10

[关键词]路遥；情感缺失；创作影响

路遥从小生活在饥饿与贫困中，遭受了强大的屈辱，七岁时因无法养活而离开父母，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生活，再加上苦涩的初恋的夭亡，投射在路遥的创作中便有了一种心理补偿。他的小说饱含了对在浓郁而深湛的苦难中奋起抗争的普通人物的赞颂，充满了激人奋进的力量，同时也肯定了他们对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的追求，但他们的爱情是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屈服于命运，屈服于传统美德，为了家庭、丈夫、子女，完全地牺牲自己的独立、自尊、欲望和权益的母性化的爱情，然而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中，这种爱情只能以悲剧的形态存在。这个主题的形成与路遥个人的情感缺失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本文试从路遥友爱、母爱、情爱三方面的情感缺失来探讨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友爱缺失与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的精神

路遥于1949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在山区农村长大，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家庭十分贫穷，十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缺衣少食，完全是“叫花子”状态。以至于他回忆少年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受到饥饿威胁的同时，精神上也常常遭受到严重的冷遇与歧视，“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打得鼻青眼肿，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的人打架”。特别是在路遥人生中最困苦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活中，相对于城镇干部子弟，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在行为气质上都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而遭受的人格歧视，在路遥的内心深处积淀为无法消除的痛苦与屈辱，不自觉地形成极端的自尊与敏感的防护心理，上大学时的路遥经常是孑然一身，独自坐在教室或阅览室里埋头读书；在陕西省作协的大院里，同事们经常看见路遥独自坐在一把破藤椅里痛苦地思索；在他身边，除了四弟王天乐可以倾吐衷肠、得到些许灵魂的慰藉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心，他是漫漫人生中的“独行者”。但是在这种苦难带来的创伤与友爱缺失的生活中，路遥没有被苦难扭曲，没有悲天悯人，而是在苦难中激发出一股战胜苦难、顽强不屈的抗争力量。于是乎，路遥用其超强的劳动和卓越的成绩来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越过人生的一道又一道栅栏，成就了自己。路遥回忆他当年考初中时说：“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当《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大奖时，他露出成功的笑容，但他不甘心在获奖中处于末座，继而推出《人生》，再次全国获奖且跃居前列，掌声和鲜花纷至沓来，路遥成了名人，但他说：“我渴望重新投人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他想起了20岁左右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40岁之前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的念头，为着20岁时的理想，路遥又“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中”。终于，凝结路遥血汗和生命的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自身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不屈命运的思想在其精神活动的特殊产物――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家庭贫困，带着“百家粮”来到县城中学读书。在学校他不仅要面对艰苦的学习任务，还要忍受物质贫困带来的无尽的饥饿与寒冷，更要承受贫富悬殊给精神上造成的自卑、屈辱与孤寂。面对交织在一起的人生苦难，马建强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一方面，他努力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尊严：衣食难保，不受嗟来之食，食堂帮“灶”不愿借机饱餐一顿，跑到荒郊野岭觅食野菜、草根；另一方面，他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他以生命为抵押进行拼搏，终于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各门功课平均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在苦难中表现出高贵的尊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家境贫寒，能够吃苦，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不愿过着祖辈在黄土地上的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却依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但他不愿像父辈那样一生束缚在土地上，于是外出闯荡。他在黄原揽工期间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白天干活，晚上依然读书，而且要求自己比一般工人做得更好。在铜城大牙湾煤矿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了一名正式工人；他带领他的采煤二班成为全矿出煤率最高的班组，并以其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才能，荣获“青年突击手”的称誉，取得了他人生道路上又一次的重大胜利。综观孙少平的奋斗之路，正是其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人生价值。

路遥在物质匮乏、友爱缺失中忍受内心的痛苦，但他并没有一味发出沉重的叹息，也没有喋喋不休地倾吐自己的愤懑、焦躁和阴郁。而是赞扬百折不挠的追求和奋斗精神，赞扬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对生活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希望。

二、母爱缺失与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女性形象

在路遥凄苦的少年记忆中，永远忘不了从清涧到延川的那一条曲折漫长的家乡小路。七岁那年，亲生父亲出于贫穷将他送到延川县的另一个村庄伯父家时，“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从那一天起，命运就用烙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烫下一句灼热的话：人活着，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那场生存空间的大转移，使他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亲生父母也很少看望他，关心他，父母之爱于他是一片空白。心理学告诉我们，往往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残缺某种东西，其内心就会激起更强烈的向往和追求。路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喊出的最清楚最完整的一句话是：“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足见他对母爱的渴求是多么强烈。母爱的缺失在他小说中的反映便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在这些爱情篇章里，他塑造了一系列温柔、善良、体贴，甘愿为爱情受苦受难、舍弃自我无私奉献的女性形象。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这些女性的爱充满着母性之爱，闪烁着母性美的光芒，“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的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如《人生》中路遥最好的“媳妇”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洋溢着温馨、纯真的母色彩。当高加林遭到不幸，心情沮丧的时候，刘巧珍向他献出了自己淳厚、朴素的爱：熟透的甜瓜，从自己家中偷着拿出的四个煮鸡蛋、一包蛋糕，一条“云香”牌香烟，一双亲手精心缝制的布鞋……不仅是生活上的体贴入微，更有精神抚慰和激励，把高加林从绝望、抑郁的情绪中拯救出来，激发起他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念。当高加林到县城参加工作后，巧珍在“只要你活得畅快” 的意念下，她又主动为加林父母担水、做饭、推磨、喂猪，面对高加林的婉言绝交，尽管她很痛心，但是她却克制自己，对加林的行为给予体谅与理解。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最后被县里清退回村的加林即将受到姐姐的羞辱、报复时，她哭着跪在姐姐面前，央求她们原谅他，随后说服新婚丈夫马栓，哭求大队书记高明楼，暗中帮助加林再去学校教书。刘巧珍不惜压抑自我，也要向自己所爱的负心人做出最无私、最彻底的奉献。这样的巧珍，她的周身不是闪射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纯真、圣洁的母爱光辉吗?

其实，何止是刘巧珍，路遥小说中那些催人泪下的爱情描写，大都显示出这种母的倾向。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花对穷困潦倒、浪迹天涯的二流子丈夫王满银的爱也是那么“忘我”的付出和牺牲，兰花一人默默地负载了整个家庭的一切，只要王满银在她身边，她不仅不让他劳动，还想办法让他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她都舍不得吃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吃。同样与少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田润叶的爱情在现实压力下成为泡影后，被迫和李向前结婚，但田润叶的心依然维系在少安身上，她冷酷地拒绝了丈夫同居的要求。直到向前出车祸失去双腿时，“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她的身上复苏”，“突然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她甚至想到她就是他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她要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润叶身上的母性与责任意识一起复苏，她回到向前身边，不仅精心地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而且还用自己的一颗心温暖着他，唤起他对生活的信念与希望。此刻田润叶明确地意识到：“她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向前与润叶的不幸婚姻依靠传统婚爱的“母性”观念作出救赎。

三、情爱缺失与悲剧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