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不确定性范文
时间：2024-03-20 10: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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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新挑战；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包括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等，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走向;而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个体经济和活动，比如独立的生产个体户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才能使得单位资源所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独立的消费者个体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条件购买到更多实惠的产品。研究显示，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数量分析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1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观经济学指的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研究个体或企业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分析这种分配方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经济部分、市场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市场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局部均衡理论、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经济学、拍卖设计论、博弈概念论等。所以，微观经济学从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趋势，而非文字化趋势，尤其是对于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来进行假设和结论。方程公式相比几何语言虽然不够直白，但是其逻辑严谨性和推理实用性都比较强，得到的结论也准确可靠、有理有据。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思想早已经慢慢融入到微观经济学研究当中［1］。
2微观经济学在现代遇到的新挑战
微观经济学自创立发展到现在，理论已经非常丰富，其研究的内容也很复杂。如果抽丝剥茧，微观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1)市场经济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关系理论、市场势力分化和结构理论、市场核心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都是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个体经济行为: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企业经济理论、企业竞争理论。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决策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都是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也不可轻视，所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1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许多种定理和公式，还有许多种经济模型和经济原理等，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过对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定理公式时，都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定理公式运用于其中。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变得不准确。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经济情况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的条件太过复杂，无法完全满足定理公式的预设条件。有时候有部分条件满足，可以使用设置变量的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改良，重新检测数据，但是这样还是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难理解，如果将这些理论投入到实际情况当中，很少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所以难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2］。
2．2经济理论缺陷的完善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没办法完美地解释某些实际的经济情况，这说明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创新与完善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微观经济学中某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缺陷未被发现，所以缺陷被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人们无法确定某一经济行为是否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该经济行为发生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对于该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事件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实际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永远只能围绕当前的研究目标展开，而无法确定下一个研究目标，这就使得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微观经济学出现新的学科分支
在当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经济数据分析是一项很精确的数据分析工作，需要对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证。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时，可能会由于假设条件的不满足，使得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细化，创立新的学科分支，使其精确度提高，适应更多类型的经济问题［3］。
3．2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广泛
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已经不仅仅研究经济学问题，还能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研究，根据家庭每个成员的日常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来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合理的决策等。
3．3微观经济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
计算机技术与微观经济分析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得微观经济的结论更加准确，且具有科学性。计算机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是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会产生更少的错误，分析结果比较准确。
4结语
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是十分复杂，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于这些新挑战，微观经济学家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喜峰．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兼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福州)年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2):156～161．
［2］舒燕．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可实验性和实验教学［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10):2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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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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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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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分制；选课；影响因素；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绪论
学分制作为一种教学方面的管理体制，其特征是以学分作为学习的计量单位，以取得最低学分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主要标准。学分制以选课制为核心，实行选课制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自，充实培养和发展本身的本性。
在这种高度自由的选课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影响大学生选课的因素。但大部分只是基于普通理论层面的分析。为了更加透彻的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如何作用，有必要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背后的理论意义。这将有助于选课系统的政策制定者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学生选课的实质，有助于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选课要求，也有助于帮助学生认清自己选课现状，从而根据正确的经济理论知识合理选课。
二、理论基础和问题分析
以我校学生为例学生选课的过程是教务处网站公布本学期或下学期可选课程的相关信息，包括任课教师、学分数、上课时间、地点、教授课时、容纳人数等；然后学生根据自己专业的培养计划所规定的学分，及每学期限制的最高学分数等诸多因素决定自己要选的课程。
从以上的简要过程介绍可以归纳出，影响大学生选课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掌握信息的多少、选课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个人的风险喜好程度。
（一）掌握信息的多少
在选课期间，学生不仅限于选课网站上的课程基本信息来决定是否选课，还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所倾向的课程：向高年级学长学姐打听教师情况及分数情况，直接咨询老师或者教务处课程内容、旁听或者试听前几周课程等。这一系列过程下来，每个学生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同。
从博弈论的角度考虑。可以把学生选课后所学到的知识或者得到的学分视为他们的得益：即参加博弈的各个博弈方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他们行为判断的主要依据。根据得益的信息的不同，博弈可以分为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和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学生中，获得课程的所有有用信息或者比其他学生得到额外信息的人可以看做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方（甲），而具有较少信息的学生就是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方（乙）。二者在选课时，甲就会由于对某门课掌握较多信息而选择这门课，相对的，乙没有得到这些信息，不知道这门课的真实优劣，就不会选。此外，若甲乙得到的信息量相等但不同，如对某一门课而言，甲了解到的这门课很好但乙却得知这门课不好，也会造成甲选乙不选的结果。
（二）选课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个人的风险喜好程度
先提出个问题：假设有两门都很不错的课程A、B，你只能选择一门。而出于兴趣原因，你比较倾向于A，但同时A的课程容纳人数有限，且想选择的人也很多。因此如果选择了A，最终有可能因为人数超额而落选。但你又不愿意放弃A而选择B，那么，你会怎么抉择呢？
在博弈中，根据参与者选择策略是否有时间先后，可以将博弈分为静态博弈（所有博弈方同时 选择策略）和动态博弈（博弈方先后、依次进行选择、行动）。而后者又分为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后者知道前一个人的选择）和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后者不知道前一个人的选择）。
在实际中，大部分学生选课是处于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因为学校同一级的学生很多，选课的开放时间也很长，大量的学生同时选课必然不现实，而知道之前其他所有人的选课状况也不现实。这样，学生事先不能准确知道自己的选A的结果，因此选课的结果就有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由于每个学生对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存在差异，各自的行为选择就不一样。从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可以把学生分为三类：风险回避者、风险爱好者和风险中立者。三类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行为。但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最大的效用。在这里引入一个函数，期望效用函数：消费者（这里指学生）在不确定条件下可能得到的各种结果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学生必须事先作出决策，以最大化期望效用（选课的收益）。
在某一给定的选A成功的概率下，可以根据上述函数算出期望效用和效用期望值进行比较。当然，不同概率下计算结果可能不同，但是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风险爱好者选择A，而风险回避者选择B。
三、建议与展望
综合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上述影响因素确实在经济层面决定着大学生的选课过程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将理论更好的应用于实践，因此，学校和学生都应意识到这种经济学规律，并加以充分利用，使学校的选课系统更加完备合理，使学生选课更加实际高效。如，适当改变选课方式，如把各年级安排在不同时间段选课，这样就能减少选课的盲目性，做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如，校方尽可能多的提供课程信息，这样就能免去学生自己搜寻的麻烦，也能使学生间达到信息对称。
总之，这些分析结果可以使学生和政策制定者从经济本质方面出发来解决现有问题或者加以改进，因此与上述内容类似的解决方法肯定还有很多，学生和各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和改善。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3]李海喃.学分制下高校“逆向选课”现象蔓延的博弈论分析[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左树强，王倩.浅析学分制下高校课程设置的改革[J].高等农业教育，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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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企业边界的战略管理会计旨在改进传统管理会计的缺陷，强调与企业战略相融合，为企业战略规划、实施和控制，尤其强调为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分析和市场分析的相关信息，以确保公司战略目标和财务目标的实现，同时力求使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组织间的协调管理效应研究主要有两种基本理论：一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即强调如何降低交易伙伴的机会行为来实现协同效应，二是基于企业网络理论，即强调如何建立协同机制来实现系统效应。由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机会主义假设具有争议，而且企业区分有道德的交易对象与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对象是十分耗费成本的（Williamson，1985）。交易成本理论希望降低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偏重防弊而造成管理上的偏颇，对协同管理关系的看法变得短视。而企业网络理论通过对企业集群的研究（Deed and Hill，1999），从关系契约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集群中的合作伙伴之间业务往来、彼此沟通或参与合作项目增多时，双方建立起稳定、长期的关系可以更有效地遏制机会行为，因此通过企业网络理论来研究企业协同问题变得更为合适。
目前通过企业网络来研究企业协同效应已经有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傅元略等（2009）从供应链角度研究了跨企业成本协同问题，从供应链角度出发，通过将企业集群按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来划分成不同特性的集群，分别考虑单核集群和多核集群形成的不同供应链之间的成本协同关系，通过应用企业网络理论的协同管理机制保障增加协同效应的理论作为依据，整理归纳出了产生成本协同管理效应的三大要素：对成本协同管理的认同、上下游企业的配合和核心企业的作用。Xuefei Ma（2009）等从企业网络中的个人人际关系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企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企业战略适应性的影响，发现企业网络可以提高网络中企业的战略适应能力，特别是对处于目前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来说，加入企业网络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Steven Casper（2009）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发现在产业集群中，企业网络对技术集群的出现和维持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网络加强了网络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Yanfeng Zheng（2009）等也研究了企业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企业网络对企业价值评估的作用，发现企业网络可以通过互补效应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加入企业网络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评估价值。Tatiana S. Manolova（2009）等从企业国际化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企业网络对跨国合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图从企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跨企业边界成本协同的重大意义。
二、交易成本角度的跨企业成本协同管理的局限性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是指维护市场正常运行所带来的成本，包括：发现交易对象和相对价格的搜寻费用；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同的谈判费用；监督交易行为的监督费用等。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一个不完全契约框架下，通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刻画交易成本，从纵向一体化问题出发，逐步建立了一种对市场、混合形式、企业和官僚组织的“分立的机构选择分析法”。但其仍然有自身的缺陷：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关键假设仍然不够坚实，没有对“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进行精确的定义，科斯认识到了市场和企业相互替代的问题，但没有明确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资产专用性”在理论上没有成功地内生化。二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比较静态分析，而企业的特征是组织和管理人力和非人力的投入，使之朝向进一步的生产―销售目标迈进。因此，对企业的管理机构应该采用一种动态的分析。三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不能一贯地建立在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迈克尔・迪曲奇，1999）。交易成本经济学建立在节约行为的基础之上，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理解，节约是最大化的同义词。在企业利润最大化观点方面，交易成本推理建立在一种矛盾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在对企业管理机构进行分析时，除考虑成本因素也考虑效益因素的话，就会出现与这种目标的不一致。因此，虽然交易成本理论为跨企业协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动机，但具体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跨企业协同行为需要更新的理论的支持。
三、企业网络角度的跨企业成本协同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跨企业边界的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这种企业间的协调方式既不同于企业的科层结构又与纯粹市场机制不同。安娜・格兰多里（Anna Grandori，2005）将“企业网络”定义为，一组拥有不同偏好和资源通过一系列机制协调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协调机制不仅仅包括价格、退出机制和各种外部规则。通过引入一些新的变量来分析跨企业边界的成本协同行为，企业网络理论就很好的弥补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些缺陷。
其一，引入企业能力维度。理查德森指出，在一个产业中进行的大量经济活动必须具有恰当的能力，即具有恰当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企业来从事。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不管其他条件如何，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进行生产的能力，那么它必须选择从企业外部购买的方式。因此，必须在交易活动的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企业能力来解释跨企业边界协同行为。那些需要相同能力的经济活动被称为相似的经济活动，而当经济活动代表一个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协调时，这些经济活动就是互补的。企业网络的存在是为协调高度互补但不相似的活动的需要。互补且相似的活动需要企业来组织，而互补但不相似的活动则需要企业网络来组织。因此，在资产专用性很高，而企业本身又无能力生产的情况下，企业网络成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其二，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解释。威廉姆森（1991）指出不确定性影响着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两种情况：扰动的概率分布不变，但扰动发生的此数增加；由于扰动方差增加而导致扰动的后果更为严重。威廉姆森认为面对更为频繁的扰动时，各种组织形式的治理效力都会受损，企业网络受到的影响最大。但是，在当今世界竞争日益激烈、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企业网络却日益盛行。威廉姆森的不确定性理论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他忽略了供给不确定性与需求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琼斯等（1997）区别了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其研究指出，环境不确定性是指个人或组织无法预测未来的事件。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供应商、顾客、合作者、管制机构、工会以及资本市场。确定不确定性的来源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着应该用什么治理形式来协调和保护交易。在供给稳定而需求不确定的行业中，网络治理比较普遍。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外购和外包形成一些独立自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是通过购买或租赁获得，因而可以非常廉价和快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就提高了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在行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行业中所面临的不同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着组织形式的选择。一个行业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企业在进行创新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此时，未来的需求难以预测，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科层来进行创新的风险太大，这时采用类似硅谷的弱关系网络成为可行选择（Langlois and Robertson，1995）。 弱关系网络可以在进行创新的企业和使用创新的企业之间进行快速的信息交流，而且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不高。当行业处于成熟阶段，一些重要的技术和产品有了统一标准，技术和产品发展趋势比较明朗，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企业都倾向于采用一体化方式来创新。在行业的衰退阶段，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再次上升，系统的创新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这种创新要求企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整个生产过程做出全局性的变动，因此企业网络再次成为比较盛行的形式。
其三，交易频率的影响。交易频率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取决于其他维度的情况。在资产专用性较低而能力是不重要的情况下，无论是一次性的、数次的还是经常性的交易都可以用市场方式来组织。如果能力是重要的，且该能力为某企业所独有，那么即使是一次性的交易活动也必须在企业科层中进行。在资产专用性很高的情况下，如果能力维度是不重要的，在经常易中，企业科层是比较合适的组织形式；如果能力维度是重要的，而企业自身又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则企业网络将是合适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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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投资学;标准金融范式;行为金融范式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11-03
以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为起点,以Fama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林特纳､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为核心,形成了现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被称为标准分析范式,因为它以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和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以个人最优化和一般均衡分析为方法论,来研究投资行为和金融资产定价｡基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在指导投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对很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另一种投资学分析范式――行为范式日益受到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比较这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并对未来的发展做简单的展望｡
一､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假设条件比较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假设条件,投资学也不例外,而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与行为投资学研究范式在理论假设条件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假设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理论框架和指导投资实践的理念方面的差别｡
（一）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行为特征的假设差异
投资学主要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跨期资源配置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刻画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特征｡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这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必须满足相应的公理化假设｡
在Mas-Colell等(1995)看来,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独立性(该假设由Luce和Krantz（1971）提出)三个最基本的公理化假设｡而Jehle和Reny（2001）则认为其等价于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单调性､替代性(该假设最早由von Neunman 和Morgenstern（1944）)四个公理化假设｡偏好的完备性与传递性就是经济学理性,完备性公理要求投资者能够对任何两个备选投资计划具有明确的偏好关系,而传递性则保证了上述偏好关系保持一致性｡单调性公理等价于决策者是自利的,行为方式是最优化的,这等价于Mas-Colell等以定理而非公理形式给出的一阶随机占优和二阶随机占优条件｡而独立性公理或替代性公理是用预期效用函数(v. N-M效用函数)来描述投资者偏好的必要条件｡
在关于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投资者是同质的,因为投资者都是预期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和模式,因此可以将投资者视为是无差异的｡而投资者同质假设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投资者偏好满足公理化假设是标准研究范式关于投资者行为的基本假设,也构成了标准范式下投资学理论的基石｡
显然,标准研究范式对投资者的行为假设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要满足偏好关系的完备性与传递性,要求投资者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和无限的计算能力｡与此同时,大量实验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表明,投资者的实际选择行为与偏好关系的公理化假设不相吻合,这给标准范式下的投资学理论基石带来直接的挑战｡著名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说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选择行为与公理化假设并不一致｡而马金纳悖论(参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P253-254)给出了选择行为违背偏好独立性公理假设的例子｡
正是由于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的苛刻性和现实投资者实际行为与偏好公理化假设不一致性,导致了对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假设的不满,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并日益在理论和投资实践中受到重视｡
行为研究范式摈弃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它假设投资者是一个具有认知偏差､情感和意志的现实人｡投资者的认识能力､情绪与环境等因素均会对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产生影响,并造成系统性决策行为偏差,这种行为偏差主要包括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bias）和框架偏差（framing bias）｡
认知心理学认为,一般而言,人们主要通过两类方式来解决问题:算法（algorithm）和启发法（heuristics）｡算法指解决问题的一套规则,人们按照规则程序化地解决问题｡而启发法则强调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注重经验和直觉,主要运用启发法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而在决策中,难以达到完全理性,进而形成启发式偏差｡
框架偏差是由决策过程中的框架依赖造成的｡框架依赖指事物出现的方式会影响决策人的判断,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以不同方式进行描述时,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与标准研究范式的替代性公理或稳定性是不一致的｡
行为研究范式假定上述行为偏差会系统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的定价,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相应的投资理论｡
（二）关于投资者风险态度假设的差异
在对风险的态度上,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这等价于投资者关于财富的伯努利效用函数是凹的,效用随着财富的绝对值上升而增加,但增幅递减,即边际效用递减｡这表明投资者在任何时间､任何财富水平都是风险厌恶的,虽然厌恶程度不同｡
相反,行为研究范式认为仅用风险厌恶假设是难以对投资者风险态度做出完整描述的,投资者在更多时候展现出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的特征｡
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人的风险态度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在面对利得时表现出风险厌恶,而面对损失则显示出追求风险的特征,在同等财富变化的情况下,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要比对盈利的满意程度大｡后悔厌恶是指人们做出错误决策时,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很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的行动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三）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差异
市场有效性也是标准研究范式的一个基本假设,该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有密切联系,理性投资者假设是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理性投资者参与的市场必然是有效的,因为投资者会理性地评估证券价格,导致证券价格会对信息做出及时､迅速的反应;但在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情况时,市场仍旧能够达到有效,只要投资者的非理是随机的,并会相互抵消;即使长期内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而是系统的,套利将消除这种偏差,长此以往这些非理性投资者将因为长期亏损而被淘汰｡
行为研究范式显然认为市场并非有效的,资本市场大量的异常现象①表明市场并非有效｡而行为金融学正是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二､两种研究范式下的理论框架比较
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多位著名学者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准范式下投资理论的基本“骨架”为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和林特纳､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经济学核心思想――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思想在微观金融市场的自然延伸②｡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一般会以投资预期收益(均值)和风险(预期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风险厌恶的投资者的选择就是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预期收益,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最小化风险｡投资者的选择范围(相当于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集)就是不同资产组合,最优选择位于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缘上,风险厌恶程度不同的投资者会选择有效边缘上不同的点｡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投资者如何进行组合的选择｡
而托宾分离定理则是联系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桥梁｡托宾分离定理在假设投资者能够以无风险利率自由拆借资金的情况下,推断出所有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都包含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并且不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如何,他们持有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都是一样的(都会选择风险资产组合有效边缘上的同一点),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体现在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同｡
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分离定理分析了投资者的最优化行为｡而夏普､林特纳在马克维茨和托宾的基础上,给出了资本市场均衡以及均衡条件下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投资者是同质的(所有投资者是理性和具有相同预期),并且投资者按照马克维茨提出的行为方式进行资产配置,那么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将导致市场趋于均衡,在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线(capital market line， CML)与风险资产有效边缘相切于市场组合点(在风险资产组合中每种风险资产的比例为该风险资产市值与所有风险资产总市值之比)｡更为重要的是,夏普指出在均衡条件下,单个证券的风险由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构成,非系统风险通过组合方式可以规避,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与证券的系统风险成正比,该关系就是证券市场线｡Ross则进一步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
由此可见,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该理论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单个投资者如何进行资产组合的最优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市场如何达到均衡和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
与标准范式完善的理论体系相比,行为范式下的投资理论总体上仍旧处于形成和完善之中,但在关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投资者决策理论方面,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已经成为行为投资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行为范式认为标准范式对于不确定性环境下投资者的行为假设不符合实际,因此作为行为研究范式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决策理论,而Kahneman和Tversky（1979）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提出的前景理论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中具有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地位(李心丹,2003)｡K&T利用两个函数来刻画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前者取代了传统预期效用函数中的伯努利效用函数,后者取代了预期效用函数中的概率｡价值函数认为人们在决策时价值的变化并不决定于绝对财富水平的变化,而是考虑相对于参考点的财富变化,并且在面对盈利时呈现风险厌恶,而在面临损失时呈现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是损失厌恶而非传统决策理论认为的风险厌恶｡而决策权重函数不但受事件的客观概率影响,而且受到与事件相关的其他因素影响;通常个人会对小概率事件赋予高于概率的决策权重,而在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时,决策权重又小于事件概率｡
自从K&T于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标准投资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诸如机会成本和原赋效应（Thaler， 1980，1985）､后悔效应(Thaler，1980)､处置效应（Barber和Odean，2000）､心理账户（Shefrin和Thaler， 1988）等｡
尽管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在解释不确定性环境的投资决策和众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关于资本市场的定价方面尚未取得如标准范式的CAPM和APT那样广为接受的定价理论模型｡
三､两种研究范式投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较
投资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和行为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体系的假设和理论体系框架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指导投资实践方面也存在不同｡
标准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对于投资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组合投资和持有消极的投资策略｡
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表明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能够降低投资风险,组合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界普遍遵循的最基本信条,证券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部分在于,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具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组合投资降低风险的优势｡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所有的信息已经被反映到证券价格中,证券价格受未来信息的影响,而未来信息是不确定和随机的,因此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另一角度表达了相似的指导思想: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成正比,要想取得高回报的惟一途径就是承担高风险｡
在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在投资时采取消极的策略,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获得与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回报率｡任何想战胜市场的积极投资策略都是徒劳的,任何投资者均不可能持续地战胜市场｡这对于中小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经理时的指导作用在于:基金经理的过去业绩并不能成为他们选择基金经理的可靠依据｡根据标准投资学的理论和原理,这种以过去业绩为标准的选择方法是不可靠的,基金经理过去的业绩好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好,因而并不代表他未来的投资业绩就好,因为一个基金经理不可能持续战胜市场｡
而行为投资学对于投资者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在一定条件下,积极的投资策略是有效的;第二,投资者应该如何控制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损失｡
标准投资范式假设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市场也是有效的,投资收益决定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积极的投资策略是徒劳无效的｡而行为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具有认知偏差､情绪的现实人,他们不可能像完全理性的投资者那样不犯错误,因此市场也不可能是有效的｡无效的市场意味着证券价格是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因素进行预测的,这种预测可以分为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和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
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包括小公司规模效应与账面市值比效用,即小规模公司比大规模公司平均报酬更高,较小市值公司的平均报酬更高｡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意味着购买小规模公司或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证券的投资策略将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是指,一般而言短期内(一般在1年以内)股价报酬率呈高度正自相关,长期内(一年以上)股价报酬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动量策略和反向操作策略更容易获利｡
比如,行为投资学著名学者Thaler不但在研究投资者的非理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而且积极利用研究成果进行投资实践,他与Fuller组建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利用投资者认知和行为偏差所产生的无效定价而获利(饶育蕾等,2002)｡
发现并利用投资者的非理获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只有那些最先发现某些异常现象的研究者才可能有获利的机会｡相比之下,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的非理给投资带来损失｡投资者并非如标准范式所假设的那种“圣人”,从不犯错误,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情绪波动均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可能产生错误｡而行为研究范式的投资理论对上述大量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做出合理解释,这有助于投资者防范这类错误｡比如,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容易犯“卖出盈利股票,持续持有亏损股票”的错误,导致“小盈大亏”｡而K&T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这与投资者的损失厌恶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使用止损策略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损失的不断积累｡
四､投资学研究范式展望
尽管标准范式与行为研究范式的假设条件迥然不同,但任何理论研究均需要有参照系和研究平台,因此二者的关系决非对立的,可以把标准研究范式视为行为研究范式的理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行为研究范式是对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和理论体系的拓展｡
行为研究范式在对标准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并对许多标准范式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在资产定价理论方面行为投资学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DSSW(1990)噪音交易模型,但尚未形成具有“投资者行为假设――投资者选择――市场均衡和资产定价”逻辑,并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型｡因此以标准行为范式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模型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构建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二者之间呈现相互融合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杰弗瑞・A・杰里等.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李心丹.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4]饶育蕾,刘达峰-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滋维・博迪等-投资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6]Shleifer， A（2000）. Inefficent market：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De Long， J.B.，Shleifer A.， Summers L. and Waldman R.J. 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03-738.
[8]Fama， E.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empirical work [J]- Journal of Finance， 1970， 25：38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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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决策一直是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所努力探索的主题。自19世纪开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理论时都深思熟虑地将人的大脑看作一个黑箱，忽视大脑的细节以及心理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选择模型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经典经济学理论不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对实际问题的解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一系列经典经济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所谓“异象”也在不断出现。行为经济学借鉴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它认为人们在实际的决策行为中，其选择偏好并不满足“理性”假设，而是存在着诸多“非理性”的局限。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试图揭示大脑在制定复杂决策时实施怎样的计算、如何计算以及这些知识对于个人行为有怎样的意义，并通过借鉴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成果来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和思想建立了初步的神经学基础，而且，它最大的创新还在于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但却被理性决策理论低估或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决策的研究视角
(1)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经济人，它假定决策者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遵循贝叶斯理性，并且能够稳定地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种结果按效用大小做出安排；在此基础上，理性决策者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做出估计，接着对其决策产生的后果做出预测，最后对所有可能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做出使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最优抉择。这种完全理性的决策理论植根于期望效用理论(eut)和贴现效用理论(dut)。
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不确定情境下个人决策的规范理论框架，它认为，决策者选择能够使得最终财富状态的期望效用最大的方案。贴现效用理论则要求决策者的偏好满足一系列公理，并进一步假设贴现率是固定的并且效用率最大化，该理论已成为研究跨期决策的标准框架。
(2)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
行为经济学引入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将复杂的非理性人类行为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形成了前景理论、含糊决策以及跨期选择等主要思想。
前景理论认为在决策时，人们通常不是从总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收益和损失的角度考虑。与期望效用理论相比，它存在以下差异：首先，个体在收益和损失情境中，对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其次，价值的载体是财富或福利的变化而不是最终状态，并且这种变化根据对参考点的偏离程度来进行定义，决策行为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而变化；第三，前景理论认为偏好是“决策权重”的一个函数，这些权重并不总与概率相对应，它常常会强调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一般或高概率事件，这被称之为“非线性的概率权重”。
著名的ellsberg悖论对期望效用理论构成7很大挑战。ellsberg(美国，1961)认为相比于拥有含糊概率的选项，人们更偏好具有确定概率的选项，即使这些选择与期望效用的预期相违背。
近年来，贴现率递减、量值效用和符号效用等许多市场“异常”的发现，使传统的指数贴现时间模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证研究发现时间偏好并不是固定的。其中双曲线贴现②作为指数贴现的替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此时间偏好理论研究呈现新的繁荣局面。
(3)决策的神经功能学基础
神经经济学引入大量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个体的经济行为，逐渐打开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经济决策研究作为当前神经经济学领域最热的主题(camerer，美国，2004)，正日益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提出新的挑战。
诸多研究学者发现大脑的神经运作过程实际上是受控过程与自发过程、情感过程与认知过程的统一(camerer，美国，2005)。并且，不同于其他执行系统，大脑的决策制定要求一个范畴很广的输入，它包含多模式的感官输入，基于先验经验、感觉和情绪反应的条件，以及对未来目标的预期。为了得到更合理的决策，大脑需要将这些输入物加以整合，使之与不确定性、期望以及结果相关，并有序地进行处理。
决策制定的神经运作系统由高度复杂、紧密联系的回路组成。下表给出了一些与决策相关的大脑区域以及相应的功能分类。
三、神经经济学的决策研究主题
经济决策的研究或许是当前神经经济学领域进展最快的主题，而不确定性决策与跨期决策又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1)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将不确定性决策划分为风险决策与含糊。决策。近年来，随着无损伤脑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神经经济学在此领域内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初步成果。例如，smith等人(美国，2002)研究了个体在风险和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基础，研究发现：在风险情境下，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而如，smith等人(美国，2002)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在每组博弈中做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相反，被试的主观风险偏好能够预测后顶叶皮质的活动。
与古典经济决策理论的观点相反，神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风险与含糊情境会影响个体的决策选择。例如，hsu等人(美国，2005)设计了一个类似于ellsberg悖论的实验，发现决策时含糊的程度与杏仁核以及眶额皮质的活动正相关，而与纹状体系统的活动负相关；眶额皮质损伤的被试对于经济决策中含糊和风险的水平不敏感。这表明大脑可能存在一个神经回路参与不确定性的决策。另外，大量针对猴子的动物研究也表明顶叶以及后扣带回的神经活动与决策选项值和风险有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将被进一步揭示。
(2)跨期决策
经济行为个体在进行跨期决策时，其时间偏好并不固定，而是存在着诸多“异象”。因此，神经经济学不仅要揭示与跨期选择相关的神经活动的认知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能合理解释这些“异象”的更加完善的神经模型。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神经影像学实验已经找到了这方面的一些神经证据。
mcclure等人(美国，2004)研究了与即时或延迟的货币报酬决策相关联的神经系统，研究发现，相比于延迟很长的报酬，在面对即时交付或延迟很短的报酬时，大脑的边缘系统区域能被更强地激活；同时，每一种选择都会激活外侧前额叶和顶叶皮质区域，但是当被试偏好延迟更长的大数额报酬时，外侧前额叶区域的激活幅值会升高。这说明人的大脑中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系统分别对应于α与β系统：边缘系统可能与短期的β系统有关，而外侧前额叶与顶叶皮质区域则可能与长期的α系统有关。相似的结论在tanaka(日本，2004)等人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2007年，mcclure等人重新设计了实验，每次实验的报酬值不同，延迟范围以分钟计，而非周或月。实验结果与前一次相似，因此他们认为有关大脑存在双重神经系统的猜测，在更短延迟的原发性报酬(即每次出现的报酬都是不同的)情境下，也是成立的。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有关结论是有争议的。例如，glimcher等人(美国，2007)测量了不同报酬和延迟下个体层面的无差别的行为数据点，通过适合贴现函数的边缘系统区域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来获得相关的神经贴现参数。该研究表明边缘区域的bold水平是与实际的行为相联，而不是与过于冲动的短期系统相联。并且，短期的β系统仅在包含即时或短暂延迟的收益的选项集里才会被激活，当集合中的延迟时间相对变长时，边缘系统不会被激活。而且，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神经证据显示不同的选择系统到底如何影响决策。此外，对于跨期选择，目前能支持此双重神经系统假设的动物实验证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发现。
四、总结与展望
神经经济学在此领域的很多研究尚处于新兴阶段，将它看成是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新范式还过于乐观。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所述，神经经济学通过详细地阐述大脑如何工作来为微观经济学奠定更深层的基础，正逐步打开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据此观点，在决策研究领域，神经经济学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都认为自发的情感过程会影响个体经济决策，然而，情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不确定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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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差异；研究
1.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及两者之间的差别
如果深度挖掘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两者的内容会发现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又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两门经济学科，从高一层次的角度看待两者，生态经济学主张整体上控制投入和输出，并且在严格控制投入和输出的基础上扣除生态成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如果将重心仅仅放在经济发展上忽略了生态环境，最后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传统经济学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在概念上两者的差异为：怎样来看待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1.1生态经济学概述
生态经济学是近年来衍生出来的新兴学科，介于生态学和经济学两者之间，它以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生态学和经济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现阶段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造成能源损耗严重，开始将发展目标转移到可持续发展方向上，人们往往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忽略了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生态经济学的作用就是呼吁人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懂得保护生态系统，常常通过缩小企业的生产规模，提高工人们的生产效率来达到经济环境共同发展的目的。
1.2传统经济学概述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向上，资源环境是相对有限的，并且环境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当其遭到破坏后可以自我修复。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期间可以先不用考虑资源问题，传统经济学在一些西方国家比较受欢迎，它主张经济发展不受限制，可以一直发展下去，它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经济，因此一些贫困国家常用这种方法解决燃眉之急，但人们没有意识到经济赠长迅速伴随的是资源消耗加剧，经济发展了承担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又要花费大量资金来治理环境问题，显然这一观点不具有客观性。
2.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之间的具体差别
2.1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愿景差别
2.1.1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定位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和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的关系紧密结合不能离开任何一方，而传统经济学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大的整体，人类及其周围环境构成了庞大的生态系统，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传统经济学主张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经济，不用考虑资源问题，即使资源枯竭也可以寻找新能源来代替传统能源，而生态经济认为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承受范围，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可以随意发展经济，简而言之，生态经济学认为只有合理利用资源，经济才能无限增长。2.1.2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生产框架上的差别生态经济学认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资源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资料是生产框架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将重点放在生产上，废弃资料不会产生较大利益不应划分在生产框架内，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包括能源、自然资源以及废弃物处理部分，总之传统经济学侧重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资料会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对于废弃物由于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去处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生态经济学更加注重对废弃物的处理上尽可能的转废为宝，循环使用减少生产成本。2.1.3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关于生产配置的矛盾无论是哪一种经济观点，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都需要考虑配置和分配规模之间的矛盾，生态经济学认为资源环境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制的索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适度发展，并且要限制企业的生产规模，而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与其存在较大的差异。它首先考虑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把分配问题放在最后考虑，其次不但不会限制企业的生产规模，还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的人数，总之生态经济学考虑的问题比较周全，将配置、分配规模全部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传统经济学在这一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2.2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差异都比较大，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对社会市场的认识，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预想商品销售情况的最好途径，而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市场能发挥出巨大作用只是相对于某些产品而论的并不能代表全部，两者之间观点得差别在于前者过度依赖市场，市场经济具有不确定性，会给经济的增长带来较大的波动。
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两者交叉产生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从高一层次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本文阐述了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具体差异，在系统定位、生产框架、愿景上差异明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为更多的学者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呼吁社会关注环境保护，各级政府应当打破传统观念，立法采取具体防控措施。例如，目前一些城镇还没有禁止燃放鞭炮和焚烧垃圾，环境令人担忧。
参考文献：
[1]王森.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生态经济区划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0.
[2]沈广起.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差异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13，Z4:32-33.
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应用型本科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基本情况
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后，我国资源配置方式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也开始引入中国，并开启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在我国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地位是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分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具有以下特点：理论体系庞大，概念抽象，晦涩难懂；前提假设条件严苛，理论性强，实践应用性较弱；数理性强，对数理知识的要求较高；函数图形多，经济模型复杂难懂。
二、学情分析
民办院校存在多方面的弱势：与公办院校相比在软硬件方面有较大差距；社会对民办院校存在偏见；民办高校学费比公办高校高三倍左右等等。这些弱势导致民办高校在高考生中缺乏吸引力。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招收的一般是本二批次的学生，但过本二线20分以上的考生一般不会选择民办高校，所以民办高校能招到的只能是刚好过线的考生。这部分考生能达到招生计划的六成左右，剩余四成需要降分录取，每年降分的幅度一般是线下10分左右。因此，民办高校学生普遍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特别是数学和英语等公共课比较薄弱。而西方经济学课程数理性很强，经济模型都是以函数图形的形式呈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困难重重，缺乏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很多学生遇到困难后出现厌学情绪，随后选择放弃学习。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点，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比较强。
三、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困境
（一）课时紧张，案例教学使用较少
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大一下学期开设微观经济学，大二上学期开设宏观经济学。由于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每学期一般都有实训实验周，所以教学周只有16周，每周3课时，微观和宏观总课时都是48课时。而在公办本科院校，这两门课程的总课时都是64课时。所以我们的课时非常紧张，而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多，理论体系庞大，由于课程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的讲授要花去大量的时间，进行案例分析的时间少之又少。如果没有把基础知识讲明白，一味强调要增加实际案例分析，会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案例，无法用专业知识专业眼光来分析案例，案例分析的意义将不复存在。所以教师存在两难境地：如果花较多时间在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上，留给案例分析和经济热点讨论的时间就会被压缩；如果强调课程的实践性，增加实际案例讨论的时间，又导致理论讲授时间不足，学生对案例的理解不够透彻，难以用专业经济学知识来分析案例。
（二）课程抽象，前提假设严格，实用性不强
2019年4月，哈弗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宣布不再讲授经济学原理（即西方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也并非一边倒的褒奖，很多学生和业内人士对这门课提出过意见，甚至抨击：“学了一遍经济学，依然无法真正理解真实经济体如何运行”；“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等前提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似乎完全不适用”；“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系统，往往直接被教材上的几个方程简要带过。”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西方经济学课程是否还能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及创新服务呢？
（三）考核方式不合理，无法起到激励作用
闽南理工学院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考核构成比例为：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中考成绩占总成绩的20%，期末考成绩占总成绩的50%。由于是大班教学，每个课堂人数一般是80人左右，教室里的座位几乎都会被坐满。期中考试采取随堂考方式，每个学生紧挨着坐，监考老师也只有任课老师一人。这导致期中考抄袭率高，考试成绩水分很高，期中考平均分达到了90分左右，考试结果严重失真。而由于期中考成绩高，期末考所占比重又较低，导致学生对期末考不重视。例如，一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同学，期中考90分，平时分80分，按比例加权后，期末考只需考36分，总分就可以达到60分。这样的考核方式无法起到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作用，只会促使学生投机取巧，引起信息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四）学生学习积极性低，部分同学存在厌学情绪
西方经济学课程难度较大，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而我们大部分学生数学底子不好，逻辑推理能力也比较薄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困难重重，很多学生碰到困难干脆就放弃了学习。而且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实践活动很多，特别是大一学生。按学校规定，大一要上晚自习，但是过多的学生活动占用了大量的晚自习时间，导致学生无法利用晚自习时间巩固白天课堂所学知识。同时西方经济学每次课间隔时间较长，上新课时，很多学生已经忘了上次课所学知识，以致知识碎片化越发严重，学生难以构建西方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一）精简理论，主次分明，增加案例教学
由于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强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所以在课时的安排上不可能增加理论课的课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会继续保持48课时不变，甚至将来可能还会减少理论课课时。所以在讲授过程中无需做到面面俱到，而要在把握总体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做到有主有次、详略得当，抓重点有条理地进行讲授。由于课程理论体系庞大，这就需要教师有选择地进行精简。根据课程体系结构，生产要素市场、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开放经济学，这几章内容可以放弃课堂讲授，有兴趣的同学课后自学，与老师保持沟通。消费者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完全竞争市场、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些章节可以选择简略地讲授。剩余章节作为重点讲授。讲授过程中，教师要力争花最少的时间把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讲明白讲透彻，要进行系统化的讲授，把握逻辑性和条理性，提高讲授效率，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对教师的巨大的考验。有些教师建议拿出某些章节让学生轮流来讲授，这可以锻炼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也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但是这不适合民办本科高校。由于本课程理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我们的学生很难讲明白，最后不仅把宝贵的课时给消耗掉了，而且讲课的学生和听课的学生都没有把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搞明白。所以就本门课程来说，传统的教师讲授法还是至关重要的。案例分析及经济热点讨论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并在学生讨论后进行总结点评。案例分析能使学生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又能培养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一举两得，并能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增加经济学综合仿真实训教学
经济学综合仿真实训，是针对经济学专业教学特点而设计，旨在创造一个接近现实经济的教学实践模拟体系，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体系庞大、数理性强、概念抽象等特点，学生难以运用专业的经济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实训，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流程，并能有意识地搜集和分析各项经济数据，通过数据分析验证经济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本实训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营过程，营造真实的经济环境，让学生体会现实中的厂商、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经济行为。本实训集实战性、操作性、体验式于一体，通过情景模拟的方法让学生体验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调控。闽南理工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工程专业在2019年上半年的认识实训中首次进行了宏微观经济学综合仿真实训，此次实训主体是2018级的大一新生。这批学生刚学完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学宏观经济学，所以实训效果欠佳。建议等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学完后，经管类所有专业开设为期一周的经济学综合仿真实训，以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三）改革考核方式，设置期末考最低达标线
为防止学生投机取巧及对期末考的不重视，应设置期末考最低达标线，如55分，期末卷面成绩过了55分才可以加权平时分和期中成绩，否则以期末卷面成绩为最终成绩。在平时考核中，要加强对课程实践活动的考核，如每周经济热点学生轮流播报情况，案例讨论中的学生表现情况都可以计入平时分。期中考采取小班考试，学生座位隔开来防止学生抄袭。期末考可增加应用类题目的考核，减少识记类题目的考核，以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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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尼尔森，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