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层面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层面，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个体农户循环;清洁生产;绿色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00-03

一、循环经济及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循环经济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1962年提出,近年来才逐步成为一些国家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的首选模式。“循环经济”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在研究过程中从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范式、人与自然、经济形态和增长方式等角度对其作了多种界定。本文中,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1]。

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是以物质要素循环利用关系为纽带的产业体系,是指若干具有物质循环利用关系的产业构成的整体。其中,物质循环利用是指人类对物质功能特性的多次利用,而且以经济活动形式进行的利用,不包括自然环境对物质的恢复活动。不同物质或同一种物质不同用途,其循环利用方式会有所不同,按物质流动范围可分为小、中、大循环[2]。

本文以下内容就是从微观层面来论述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的构建。

二、个体农户小循环

农业的主体大多数是农民,组织形式多为家庭、农户模式,主体分散,缺乏规模经济支撑。所以要想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就要从这些微观主体着手,构建个体农户的循环形式。

个体农户小循环的建设有三个层次:

1.农业产业内部层次物能相互交换,互利互惠,达到废弃物排放最小化。如种植业的立体种植,其中最典型为将果树、药材、经济作物间作。在果树幼龄期,间作花生、大豆、辣椒、药材等经济作物,既保水养土,又可以冬天保温、夏天降温,实现了以短养长、长短结合、效益倍增的目标。

2.农业产业间的层次相互交换废弃物。如种养殖业复合模式。种养殖业复合模式也存在着物质代谢和共生两种类型,以基塘复合模式为代表的模式,主要表现为物质的代谢或循环过程;以稻鸭系统为代表的模式,表现为营养物的共享。

基塘复合模式。在我国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可以发现类型众多的基塘模式。虽然种在基上的植物类型不同,养在塘里的鱼也有很多品种。但是,物质的循环方式和原理则是一样的。这种模式根据基上种植的植物又可以细分为很多种。桑基鱼塘是最基本的物质代谢类型,鱼塘养鱼,塘泥为桑树成长提供肥料,桑叶为蚕提供粮食,蚕的排泄物为鱼提供饲料,形成一个物质流的循环。蔗基鱼塘:这种结构系统简单,有一定的水陆相互作用,嫩蔗叶可以喂鱼,塘泥肥蔗。在一些地方还有蔗基养猪,蔗叶、蔗尾、蔗头等废弃物用于喂猪,猪肥用于肥塘。此外,还有果基鱼塘、花基鱼塘、杂基鱼塘等类型。

稻鸭(鱼)共生模式。在我国南方一些水网地区,水稻是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在长期的实践中,劳动人民探索出丰富的稻田生态模式,如稻田养鱼、稻田养蟹、稻田养虾、稻田养鸭等。稻田养鸭是一种人造的共生系统,它依照生态学原理,利用了动植物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充分利用了空间生态位以及鸭的生态学特征,并运用现代技术设施,将鸭围养在稻田里,让鸭和稻共同生长,以鸭捕食害虫代替农药治虫、以鸭采食杂草代替除草剂,以鸭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料代替化肥,从而实现以鸭代替人工为稻田防病、治虫、施肥等目的。

农业产业间的层次相互交换废弃物,使废弃物得以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还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控制了农业污染,保护了生态系统,同时还增加了经济效益。

农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层次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以沼气为纽带的各种模式则属于这种。

北方的四位一体模式。以生态学、经济学、系统工程学为原理,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通过生物质能转换技术,在农户的土地上,在全封闭的状态下将沼气池、猪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组合在一起,故被称为“四位一体”模式。简言之,就是建大棚利用太阳能养猪养鸡鸭、种植蔬菜,用人畜粪便做原料发酵生产沼气用于照明,沼渣做肥料又用于种植,从而形成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解决农村的能源供应,改善农民的卫生和生活环境,又可以减少农作物和蔬菜生长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

西北“五配套”生态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是解决西部地区干旱地区的用水,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模式。它以土地为基础,以沼气为纽带,形成以农带牧,以牧促沼,以沼促果,果牧结合的配套发展和良性循环体系。即净化环境、减少投资、减少病虫害,又增产增收增效。

以沼气为纽带的模式可以把种植业和畜牧业连接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以牧为主、农牧复合的生态循环经济系统。这种复合型循环途径适宜面广,小可以到农户庭院,大可以到大型的养殖场、农场。

三、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国际公认的联合国环境署关于清洁生产的定义是: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减少人类及环境的风险。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削减所有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

以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发展生产必然造成环境污染,然后治理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清洁生产就是要扬弃末端治理的弊端,把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中,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削减污染。清洁生产不仅是对生产全过程的控制,还包括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全过程的控制。

1.在产品设计阶段实施生态设计。产品设计不仅要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还要进行生态效益分析。要求企业尽可能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生态和环境的要求,开发出低能耗、低污染或无污染、可再循环和能够进行安全处置的产品。

2.企业在采购物资时,优先考虑可再生的清洁的能源,采购标准化的元件。选用产品原料时,禁止使用某些危害或风险极大的污染物质,寻找相应的无害替代物,选用清洁能源和环保型原料;或是改变产品的生产原料,从源头直接降低污染的潜在机会。另外,还要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尽量使用能够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减少进入循环的物质量,保持有一定比例来自于回收后的废弃物资源。

3.生产上,企业要大力推广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不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一切技术、设备。对那些耗能高、污染大的设备技术,企业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要敢于更新,甚至舍得放弃,采用少废、无废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生产设备。企业还应自主研发、创新先进技术,主要针对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和废弃物回收。

4.实行生态包装、绿色包装。绿色包装指在商品包装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突出考虑环境保护问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商品包装。大多数国家在绿色包装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包装材料:选择不含铅、汞、锡等有毒成分的包装材料,选择可循环利用的包装材料,选择可降解的包装材料,采用可回收再生的包装材料;(2)包装结构设计:采用零度包装,精简包装,采用可循环重用包装,采用可拆卸性包装结构。

5.综合利用废弃物。这里所说的废弃物不单是指生产系统最终产生的废弃物,还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物。企业可以通过拓展产业链和组织企业内部物料循环来综合利用废弃物。拓展产业链主要是为了解决中间物的问题,这些中间物虽然不能利用于原有的生产系统,但仍具有经济价值。在结合企业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拓展产业链,开发多产品联产系统,改变单一的生产路线,充分利用生产路线中的中间产物,利用其为原料开发新型生产工艺,生产新的产品,在为企业解决废弃物的同时,获得新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企业内部物料再生循环包括几种情况:(1)将流失的物料回收后作为原料返回原来的生产工艺之中;(2)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经适当处理后作为原料或原料替代物返回原生产过程中;(3)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经适当处理后作为原料使用于企业内部的其它生产过程中。

四、绿色化服务企业

虽然服务业提供的是无形的服务,但是,服务企业也需要绿色化。首先,有一些服务会直接产生废物,直接影响到环境。如修理、印刷等会产生废弃物;交通工具会排放含有污染物的废气;旅游观光会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带来一定的损害等。其次,还有一些服务可能通过其决策对其他经济实体产生间接影响,如银行、财务、咨询、保险等。

服务业是通过服务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来创造价值的。所以服务企业的绿色化要在服务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整个服务周期过程中,都要考虑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服务途径对环境直接与间接的影响[3]。

1.服务主体。员工是服务企业提供服务的执行者,服务企业的绿色化需要全体企业员工的参与。绿化企业员工是一个从上到下、普及的过程。

首先,企业经营者或者高层管理者应该有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化的理念,制定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其次,通过培训和教育,使普通员工树立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绿色服务观念,培养绿色责任感和绿色创新能力,自觉地开展绿色服务活动。如教师下课后关闭日光灯,饭店的师傅在烹饪的过程中注意节约用水,银行的职员及时关闭闲置的电脑等。总之,只有在绿色服务的理念融入到经营理念中,绿色服务成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将企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时,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实现才有可能。

2.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是指服务的消费者,要想构建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消费者就必须有绿色消费的观念,使绿色服务有生存的市场。诚然,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需要全社会素质的提高。但是,企业在直接面对消费者时,有培养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责任。

第一,企业需要制定消费者能够接受、认同的绿色产品价格。一般情况下,绿色服务由于绿色化的投入会导致成本上升,但它对顾客的满足程度也较高,其价格可以稍高于普通价格。面对我国居民平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企业在定价时要考虑顾客的环境意识、顾客愿意为环保付出的代价、成本和竞争,制定一个消费者有能力消费的价格。第二,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公关等营销手段进行绿色消费宣传,树立企业的绿色形象,开发绿色品牌,取得绿色活动,培植绿色市场来引导消费者的绿色倾向。

篇2

应用技术大学，是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产物，是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服务国家技术技能创新积累。立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直接融入区域产业发展，集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类型。就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而言，主要是为地方或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着重培养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对于应用技术大学经济类专业学生而言，掌握《微观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提升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尤显重要。因此，探讨和分析应用技术大学《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问卷调查及考核情况

2014年1月，《微观经济学》课程考核结束，为了充分了解本学期《微观经济学》教与学的效果，笔者对广东白云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13级经济统计专业学生25人（1个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134人（两个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9份，收回有效问卷159份。问卷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情况的调查：课前预习情况、课后复习情况和上课听讲情况。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统计情况看。统计专业学生的“听讲复习”比率较国贸专业高5.87个百分点，“预习听讲复习”的比率较国贸专业高8.33个百分点。“不预习不听讲不复习”的学生比率比国贸专业低9.43个百分点。

笔者对以上班级考核成绩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统计专业学生的优秀率比国贸专业高3.25个百分点，良好率比国贸专业高14.78个百分点，中等成绩比率比国贸专业高23.37个百分点，不及格率比国贸专业低29.31个百分点。从统计结果来看，统计专业取得的效果要整体优于国贸专业。

二、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层面分析

广东白云学院是应用技术大学，其服务定位特征是：立足地方，面向一线，培养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层次应用技术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如电子技术工程师、机械技术工程师、企业经济师、企业管理工程师、服装设计师等）。其办学模式特征是：校企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一般是学校理论教学（对学生是理论学习+实验实训）+企业实践教学（对学生是企业现场学习）。由于实践教学阶段占用较多时间，因而在理论学习阶段，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有限。

结合调查问卷以及针对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分析，学生的学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能做到提前预习的学生只占调查学生总数的20.13%：二是学生的数学基础不够扎实。《微观经济学》重点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及市场结构理论等等，掌握这些知识，都需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如供求理论涉及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价格弹性等公式。在计算过程中不是对公式不理解，就是出现化简约分等低级错误。又如，边际分析法是《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边际”指的是一个微小的增量带来的变化，数学上涉及到微积分中的“导数”、“偏导数”等概念）但有的数学基础稍差的学生就很难理解边际的含义，因为他们不能够很好的正确的理解导数的定义和含义；三是英语词汇积累较少。在《微观经济学》中有很多专业名词，这些专业名词都有相应的英文字母，在学习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对这些英文字母感觉很头痛，因而，对《微观经济学》的学习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四是缺乏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微观经济学》中，有很多理论是用简洁直观的图形来进行解释和表达的，而有的学生却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些图形的含义，不愿意动笔动脑去想象图形的变化及意义，这大大影响了对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二）教师层面分析

对于应用技术大学的经济学任课教师而言，要上好经济学的课程，就要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灵活的相应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把经济学的精髓传授给学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下一定的功夫。笔者在过去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课程的课时安排比较紧张。一般《微观经济学》在新生第一个学期安排，共54个课时。对于有预习和复习，且有一定基础的学生而言，掌握好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对于只听讲的学生而言，就不能很好的完成学习任务。从表2统计可知，国贸专业的不及格率达到了37.31%；二是大班的教学效果不明显。对于人数超过40人的大班教学，教师不能很好的与学生互动，教学效果就差些，而且总存在学习不认真、为了出勤而出勤的学生；三是教学任务繁重。这些年，经管专业学生数增加，经济学教师与学生比例严重失衡，教师所带班级数较多，教学任务繁重，有时完全是为了上课而上课，没有更多的时间钻研经济学前沿知识和了解经济动态，更无法生动的讲授经济学理论。

三、如何优化教学效果

（一）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好一门课程最主要的动力也是来自兴趣。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任课教师要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而言，第一堂课相当重要。教师一定要在第一堂课上树立课堂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强调经济学课程的趣味性和重要性，要努力让学生增加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二）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要选择合适的教材，教材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起点。对于迈进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基本上还沿袭着高中时的学习方法，以教科书作为自主学习的途径。学习方法的根本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选择合适教材对初学者显得尤为重要，要注重教材的内容，应当由浅入深，文字描述应尽量通俗易懂，要注重章节之间的联系，尽量用少一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多用一些身边熟悉的案例和图形，还应当配有相应数量和难度的练习题。有这样的教材，学生就不仅可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还可以在学习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要上好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应当是对《微观经济学》整体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进行概括，梳理各章节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对《微观经济学》整个框架有初步的了解，对今后的学习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由于学生是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理论。平时对经济知识了解比较少，理论思考甚少，如果不首先理清框架，梳理出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在今后的学习中，就会对本课程产生抽象模糊的印象，听课也会云里雾里。上好第一堂课，理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好《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以激发出学生探索经济学领域知识的强烈欲望。

（四）要注重小班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设计

从问卷调查和期末考核结果来看，经济统计专业和国贸专业只听讲的学生分别占40%和41.04%，然而，经济统计专业学生的考试成绩要明显优于国贸专业学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经济统计专业班级人数较少，教师对堂课有很好的掌控性，可以很好的运用启发式教学和互动式教学的方式，而学生又能积极配合互动，很好的参与到教学过程，在课堂上就能够消化吸收所讲知识。但是，当班级人数较多时，学生的知识基础不在同一个水平，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难以照顾到所有层次的学生；而且对大班教学时，学生之间难免相互影响，既要维护班级纪律，又要讲授知识点，难以兼顾，有时经常需要对同一个问题重复讲解，影响效果也影响进度，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互动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涨。所有这些都会对大班教学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篇3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篇4

当前的经济增长放慢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而这一轮需求不足明显带有结构性特征，并非一般的经济周期波动所致。这些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在启动经济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克服结构性制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而要克服结构性制约就必须大力推进微观层面上的改革。

以消费为例，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是造成消费疲软的主要因素。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预期失业率上升，即预期未来收入下降。一方面，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养老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人们大大提高了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进度缓慢，人们不敢对这个系统寄予太多的希望，宁肯自己多储蓄以防未来之不测，消费不振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消费的有效办法不是提供消费信贷，而应是各种消除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措施。例如，在非国有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造等等。

再看投资，制约投资的因素表面上似乎是资金，但实际上银行一方面惜贷，另一方面大量购买政府债券，由政府将银行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项目，银行不能充分发挥金融中介作用，制约了投资的增长。假如这个观察是准确的，刺激投资的有效方式并不是减息，而是深化银行改革。

以上讨论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显而易见。在打破结构性的制约之前，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有过去2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经济管理当局的政策目标可考虑调整为两点：设定及确保一个社会可承受的最低增长速度，同时全力推进微观层面上的结构改革。

微观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微观经济单位的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微观经济单位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说明了再造微观机制的紧迫性。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银行坏账清理与国有企业改造，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在银行的资产重组以及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上市公司的亏损面不断扩大；在更多国有企业上市的阴影下，股价长期低迷，监管机构和政府不得不出面营造市场气氛。如果说在过去，国有企业将亏损从财政转移到银行，那么现在，国有企业正在将亏损从银行转移到资本市场。如果哪一天股市崩盘，国有企业将无路可退，并有可能因此触发全面的经济萧条。

国有企业不仅在境内金融机构面前丧失信誉（银行惜贷只是表现之一），而且也使中国在海外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受到极大的伤害。广信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使中国在今后几年内除了政府融资之外无法从海外市场上筹集到资金。

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债务负担过重，也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以确保管理层为出资人(所有者及债权人)的利益服务。没有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不可避免地要化公为私，挪用侵吞国家资产；没有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股民不敢投资，银行不敢贷款。而没有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人员就不会尽其所能，苦心经营，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最后，没有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职工也会对国有企业的前途丧失信心，严重挫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由于缺乏微观制约和激励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希望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另一方面，又怕贷款质量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强调风险控制。结果商业银行视坏账比率为硬指标，经济增长为软指标，惜贷现象越来越严重。问题的症结在于，除了行政监管外，没有其它的约束机制，监管一旦放松，呆坏账数量可能会迅速上升。银行工作人员在现有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放出好贷款没有奖励，放出坏账要受到惩罚，结果就是惜贷甚至不贷，这很明显是激励机制扭曲的表现。

对于证券公司，监管当局既想给它们开放融资渠道，又害怕给它们开放融资渠道。不放，则有些证券公司日子过不下去；放了，又有可能重蹈1992年、1993年间金融泡沫的覆辙。关键仍然在于证券公司的自我约束机制。对于保险公司，监管当局怀着同样矛盾的心理看待开放投资渠道的问题：不拓宽投资渠道，保险公司的亏损就无法避免，开放了投资渠道如允许进入A股市场，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就可能出大问题。

与其在这两难的处境中挣扎，不如暂且将融资和投资渠道问题搁置一边，追本溯源，先解决金融机构的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

如何再造微观机制？一般来讲有两种途径：所有制改造、管理层改造或者两者的某种组合。需要强调的是，所有制改造并非我们的终极目标，之所以要对所有制进行改造，仅仅是因为在多种所有制下，微观制约和激励机制相对容易建立，相对容易执行罢了。我们也不能期望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微观经济单位的制约和激励机制会自动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转。即使在美国那样完全私有化的国度里，出资人对管理层的监控与激励在今天也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在法制落后、机构化程度低的中国，急促的大规模私有化可能会将微观经济单位原本已非常虚弱的制约机制破坏殆尽，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掠夺式的私有化，并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我们建议，在对所有制做渐进改革的同时，启动管理制度的改革，加速建立管理人才市场，将市场竞争引入用人制度和薪金制度，依靠管理制度的改革解决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具体步骤初步考虑如下。

1. 依照《公司法》对所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在明晰产权和落实所有者的基础上组建董事会，明确董事会为惟一的任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机构。

2. 除国家级超大型公司和国有银行外，所有管理人员脱离公务员系列，进入管理人才市场。

3. 公司和管理人员签订合同，按市场工资付酬，管理人员报酬和资本回报率挂钩。

篇5

[关键词]养老金；养老保险；微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42.67[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机制也渐渐走向了成熟。尤其是养老金，它作为一种退休金，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养老金是我国现行的一种能够保证年老或失去能力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收入的保险待遇。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我国政府已开始对养老金进行了积极的改革，通过充分考虑社会贡献率和参与保险的资格等因素，力求缩小各地区、各行业的养老金水平差距，减少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发生。

1养老金、微观经济相关定义和概念

1.1养老金的定义

养老金隶属于投资范畴。它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一同承担一定的费用，通过一定的积累原则和运作机制，对未来生活收入的一种规划。养老金能够保证每名参与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在年老或失去劳动力后，得到相应的投资收益。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平衡，一些发达地区和一些不发达地区，在养老金上有着明显的差距，再加上受物价和货币的双重影响，致使养老金水平差异进一步扩大。

1.2养老金的作用

养老保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险种。它主要体现了四大价值作用。第一，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它对稳定社会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我国老龄化已变得日益严重。老年人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就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此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第二，养老保险能够推动劳动力的更新换代，以及保证社会化再生产。老年人退休，能够使新生劳动力进入劳动岗位，从而保证社会化再生产，以及保障再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进而稳定相应的就业机制和结构。第三，养老保险能够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实现多层次收入的公平与公正。众所周知，养老保险一直与职工的在职薪资，企事业单位缴费的比例，个人缴费的多少，以及国家相应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养老保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带动在职职工的工作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通过奖升的激励机制，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这对国家、企事业单位、个人无疑是极其有利的。第四，养老保险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之一。国家发展是否稳健，社会结构是否合理，个人生活是否幸福，都可以从养老保险的力度和水平中看出。总而言之，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养老金的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微观经济学

一般情况下，研究经济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经济两个方向出发。微观经济简称小经济，它所体现的是个体经济行为情况。在整个经济学中，微观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微观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它主要包括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意向，生产商生产产品的供给情况，以及相关的收入分配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现代经济学者对微观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微观经济对市场资源配置、市场价格拟定，以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有着一定的作用。

2养老金投资模型相关思想

2.1关于模型的假设

在这里，我们拟定人物模型。假设某座城市存在两个极有理性思维的退休老人。通过逻辑事例，对他们的养老金收入进行对比。老人a不同于老人b，他没有子女，但对保险事业十分认可，且有着超前的意识。他在平时省吃俭用，辛勤工作，积累了一筆财富H元。他将H元中的一部分G元购买了K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信托计划按照规定给他支付M元。按照推算可知，老人a养老金收入由基础养老金，信托计划业务收益，国家相应的服务津贴，以及H-G的剩余资金四种。老人b只认可国家硬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并不认可其他金融养老保险。且老人b有一子女，对他一直承担赡养责任和义务。因此，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由基础养老金、国家相应的服务津贴、子女的赡养费三种。

2.2关于模型的构建

众所周知，基础养老金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社会贡献率等因素有关。建立此模型的目的在于更直观地分析出老人a与老人b收入的本质差距。政府向老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津贴是依照税收手段来实现的，它是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来进行相应的财富转移的。通过相应的公式可知，老人a比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更具活力，且更稳定。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相对缺少活力，且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基于此可以看出，投资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手段，它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更具有经济弹性。为了平衡养老金收入的差距，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始终保持着一个健康平稳的可调系数。

2.3关于模型的分析

根据老人a与老人b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对其进行更加详细的计算。通过把握影响养老金相应的因素，不断分析正式与非正式的健康护理服务津贴的边际效用，从而确定投资养老保险的实际价值。另外，我们可以从劳动力、养老金融、健康服务三个市场对养老金收入进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分析，这三大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张力，且处于平均水平，健康服务市场就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充，从而保证老人的养老金基本收入。如果养老金融市场不景气，且社会平均工资呈现弱势，那么老人子女的工资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此时，老人的收入不得不偏向于国家的健康服务津贴。如果健康服务市场不景气，养老金融市场能力差，老人则不得不依托于劳动力市场，只有提升相应的工作效率和社会贡献率，才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

3养老金投资模式的讨论与总结

3.1养老金投资模式的讨论

随着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的不断完善，养老金投资模式不断的增多，给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养老收入取向。由相应的经济行为现象可知，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该项服务费用会随着其子女的收入增加而降低，会随着其子女收入的降低而增加。这是一个负相关的函数。子女获取更多的收入，需要通过加班来实现，这就使他们必须要缩短照顾老人b的时间。子女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看老人b，就需要牺牲掉一定的工作时间，从而就减少了相应的经济收入。另外，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在没有超过相应的系数值的条件下，其信托计划投资收益会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减少而减少。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在超过相应的系数值的条件下，其信托计划投资收益会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的增加而减少。老人如何去选择养老服务，这就成了一种经济直觉。

3.2养老金投资模式的总结

老人的养老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问题。为了帮助老人更好地选择养老模式，本文通过相应的模型范例，对老人a与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和养老服务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区别子女赡养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在不考虑整体因素，单从个人情况上看，购买养老金融产品的老人，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能力基础上的，他的购买情况取决于基础财富、养老金、健康服务的价格。不购买养老金融产品的老人，他们更加倾向于子女的赡养费、基础财富、基础养老金。不论使用哪种养老模式，老人都需要充分考虑个人的实际经济情况，生活的诉求性和自由性，以及养老效用最大化。

4对养老金投资的一些思考建议

4.1政治层面上的建议

首先，政府应大力推进养老改革，充分发挥自身的干预和主导作用。借助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保证养老投资实业的有效运行。其次，政府应严格划分相应的养老职能，不断引导养老金融市场。通过对养老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把关和监管，不断规范养老金融产品，充分体现养老金融的实质性作用。再次，政府应全面推动相应的市场发展，全力建设养老金融市场。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激励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让养老金融产业自行竞争，不断淘汰劣质的养老金融产品，从而使养老金融市场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最后，政府应支持相应的金融机构，通过给予和放宽一些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用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其自身经济。这不仅能使养老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也能有效解决养老保险体系独占鳌头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4.2企业层面上的建议

挖掘市场消费需求，刺激市场消费，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开发新的养老金融产品，促进形成良性的养老金融市场，企业必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企业应不断迎合市场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的運作能力，提高自身的风控能力。以保障资金安全为宗旨，以合理运作产品服务为核心，通过相应的激励策略，不断扩大消费者的养老投资与消费需求，从而增添自身的发展动力。第二，企业应充分考量随机波动和通货膨胀。通过进行精准的市场调查，给予正确的市场分析，不断深化养老金融产品服务，从而使老人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性和效率性。第三，企业应主动强化养老市场的协同能力，不断优化和升级相应的市场结构。养老服务不是单一的问题，需要更多企业共同协作，全面推进养老体系发展，从而促进养老投资的计划性、规模性等全方位发展。

4.3个人层面上的建议

养老投资是一个理性的话题，每个人都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养儿防老”错误观念。通过对社会趋势、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全方位的思考，选择适合自身的养老策略，从而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优质的晚年生活。

篇6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篇7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篇8

关键词：汇率变动;汇率传递;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89-03

在如今开放经济环境中，维持物价水平、抑制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汇率作为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表现，与该国国内的价格水平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的牙买加协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浮动汇率制的实行造成的汇率波动如同蝴蝶效应，一国的汇率波动都足以影响世界。由此可见，轻易不能忽视汇率波动，它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鉴此，本文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汇率变动与国内物价水平之间内在联系。

一、国外研究文献评述

国外经济学者对于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影响的文献非常丰富，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视角分析的：一是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二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三是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

（一）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

传统宏观开放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市场完全竞争、完全自由贸易。比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利用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变动将会引起国内价格相反方向等量的变动。然而，根据近些年来不断的实证研究，不同国家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程度，即使是在这样简单的供求模型下分析，也是不同的。

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内物价上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升高的并存和严峻贸易逆差使得汇率效应失效了，这引起人们对汇率变动的数量调整机制的关注。特别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力平价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美元的大幅度波动，也没预测到美元大规模升值和大规模贬值的现象。

（二）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分析

经济学家们从微观经济学层面研究汇率传递的效应，主要的角度包括：沉没成本、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的营销目标等。

Krugman（1989）[1]提出了“依市定价”一词，即企业会根据分割状态的不同市场的需求弹性，差异化地定价，来应对汇率波动的风险，以保持住价格的竞争力，这就使得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微小。Dombusch（1987）[2]认为，国内外企业的战略依存关系，汇率波动的时候，进口价格的改变不会相应提高很多，即转嫁率小。企业在不同的市场实行价格歧视，即差异化的定价。他研究了日本对外贸易生产企业，结果发现，当日元升值时，出口到美国境内的日本商品并不会随着升值而涨价。日本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与占有率，会采取缩小销售利润率的战略，不惜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可以得出，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比较小。Menon（1996）[3]研究发现，产品的区别和与市场的结构是会影响汇率传导效果的。

（三）宏观经济学新开放经济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新进展，研究者们开始重新基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层面研究不完全汇率传递的宏观影响。

McCarthy（2000）[4]运用向量回归模型审视经济开放的工业化国家，选取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6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轻微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小型开放经济的国家，他们的汇率传递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正相关。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环境的影响，Taylor（2000）[5]运用交错定价模型，发现汇率传递会受到一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若国家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的，那么汇率传递的弹性比较低，企业调整价格的次数也小;另一方面，当经济环境稳定时，企业的价格变动也相应较少，这就降低了汇率传递的效应。另外，来自世界对于一国经济的扰乱程度会在汇率传递弹性比较低的时候，降低很多，这进一步有助于保持一国的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Devereux和Engel（2002）[6]提出，汇率传递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比较显著，如果货币政策采用的是粘性价格机制，则价格水平不会轻易的随着汇率的波动而波动。另外，一国实行的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会使得公众的通货膨胀上涨的预期偏高，相对的，汇率传递弹性会更高，带来较大的物价水平的变动，预期的条件使得汇率传递效应更满足于购买力平价理论。全球通货膨胀渐趋恶劣，则会带来汇率的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传递完全了。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自从央行决定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趋于完善，汇率的波动幅度与频率都有所上升。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影响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贸易顺差的减少与通货膨胀的缓解这两个问题能否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得到解决，我国学术界还未达成共同的意见。

卜永祥（2001）[7]运用协整方法分析了汇率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动态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零售价格与生产者价格的水平会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有些学者探究了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孙立坚、李安心和吴刚（2003）[8]把微观经济学中的经典核心内容（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研究基础，分析在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对汇率传递的作用。郑平和刘英（2005）[9]发现了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与汇率传递程度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刘华和王仁祥（2007）[10]另辟蹊径，从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即结构因素和货币因素）的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对外升值但对内贬值的原因。结果表明，低汇率可能是通胀的诱因之一，高汇率可以是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

毕玉江和朱钟棣（2006）[11]研究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效应，方法包括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该过程中有时滞。与消费者价格相比，进口商品价格的汇率变动具有更高的弹性并且能够快速地调整。

吕剑（2007）[12]研究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零售价格指数（R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的汇率传导效应。在模型中，他把国际石油价格引入了内生变量中。研究结果发现，长期中，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大小关系为：CPI>RPI>PPI。且传递效应具有自我修正机制，三个指标的大小关系为：CPI>PPI>RPI。在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RPI和CPI有不断增加的负向传递效应，PPI则是先增后减的传递效应。

刘亚、李伟平和杨宇俊（2008）[13]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让CPI代表价格水平，实证发现汇率变动对CPI的传递，无论是在短期或者是长期都是不完全的，并且存在时滞。

施建淮、傅雄广和许伟（2008）[14]使用改革前后的样本数据，来研究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的汇率传递效应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对改革前后价格水平的解释力有所不同。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显著降低。在传递不同的物价水平方面，汇率的效应也存在差异。

部分学者研究了汇率传递效应对国内一些行业的具体影响。鞠荣华和李小云（2006）[15]认为，由于出口商的自主定价能力，我国产品总体上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汇率变动不能对改善出口农产品的贸易收支状况。马宇（2007）[16]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家电商品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家电产品的价格影响有90%以上传递到了国外市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侵蚀该行业的低利润率。

刘思跃和袁美子（2009）[17]、王晋斌和李南（2009）[18]的研究，是基于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前后汇率传递效应的结构性变化，他们的观点是，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汇率传递的实现。

周杰琦（2010）[19]通过使用有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发现，在汇率的冲击下，进口价格的传递比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的效应好。在2005年汇改之后，结合其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效应，汇率传递效应会更强。

国内学者对于汇率的价格传递问题，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层面上，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实证层面上，国内学者们则主要是借助VAR和OLS等方法，考察人民币汇率（名义有效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各种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学者们普遍认为，若用不同指标表示国内价格水平，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会不同。具体地，汇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较低的传递效应，而对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则有较强的传递效应。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三个视角展开研究。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由于汇率弹性的因素，尽管短期汇率的传递不能够完全，但是长时期的汇率弹性高，在理论上来说，只要时间够长，汇率传递是必然可以完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产品的区别和与市场的结构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汇率传导效果;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发现汇率的价格传递会受到一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汇率价格传递问题，在理论方面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实证方面，VAR和OLS等研究方法表明汇率变动对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则有较强传递效应，但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较低传递效应。

参考文献：

[1] Krugman，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NBER Working Paper，No.1926.May，1986.

[2] Dombusch，R.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93-106.

[3] Menon，Jayant.Exchange Rate Pass Through.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1995，（2）：64-75.

[4] McCarthy，J.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s and Import Price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Some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2000，（111）：215-232.

[5] Taylor，J.Low Inflation，Pass-Through，and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7）：345-360.

[6] Devereux Michael，Charles Engel，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Exchange Rate Volatility，and Exchange Rate Disconnec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2，（49）：913-940.

[7] 卜永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1，（3）：32-45.

[8] 孙立坚，李安心，吴刚.开放经济中的价格传递效应：中国的例证[J].经济学：季刊，2003，（1）：125-146.

[9] 郑平，刘英.不完全汇率传递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5，（5）：132-135.

[10] 刘华，王仁祥.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思考[J].特区经济，2007，（4）：61-63.

[11] 毕玉江，朱钟棣.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7）：53-62.

[12] 吕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8）：39-47.

[13] 刘亚，李伟平，杨宇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汇率传递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8，（3）：28-41.

[14] 施建淮，傅雄广，许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J].经济研究，2008，（7）：52-64.

[15] 鞠荣华，李小云.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汇率传递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2）：16-23.

[16] 马宇.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率的实证分析――以家电行业出口为例[J].经济科学，2007，（1）：44-52.

[17] 刘思跃，袁美子.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10，（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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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问题教学法 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F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251-02

一、引言

《微观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课程，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后续相关课程的基础。在人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是稀缺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多种用途的资源来满足他们无限的欲望。经济学就是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利用的研究。这一学科非常宽泛，它涉猎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课程的第一个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能运用经济学原理，深入分析个人、企业、政府和国家的经济行为，能解读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第二个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经济学家经常和重复使用的核心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能使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使学生在面临选择时，能做出最优决策，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因此，探讨和分析《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2015年7月13日，课堂教学已结束，笔者为了充分了解课堂教学效果，以及修过《经济学》课程和没有修过《经济学》课程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在校园内随机发放了78份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是对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理解。调查的对象，是在校生。78份问卷中，有45份是已修过《经济学》课程，33份是没有修过《经济学》课程。

从调查数据分析，修过经济学的学生的平均分数为63.8分低于没有修过经济学的学生64.8分。离散程度也大于没有修过经济学的学生，成绩的稳定性也小于没有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修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众数是70分，高于没有修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综上数据，可以说明，经济学的课程教与学没有起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学生方面的，也有教师层面的。

通过对近些年课堂活动观察、课后作业、期中考核等分析，总结出学生和教师在《微观经济学》教与学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部分学生处于零学习状态，不清楚自己学习该课程的目的。在随堂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课前没有预习教材，不了解自己学习该课程想获得哪些知识，有哪些期望，没有明确的自我学习目标。

第二，学生记忆术语知识的能力欠缺。在课堂提问环节，针对术语知识的问题，极大部分学生需要翻开课本查找，不能随时提取知识点。在期末名词解释测评时，70%的学生不能正确作答，失分较多。

第三，极大部分学生不能准确确定何时使用适当程序的准则知识。在课堂事例讨论环节中，学生对身边发生的经济现象，对身边的经济活动不十分关注，不能充分地给予经济学解释，只能用经验进行分析阐述。在期末案例分析题测评时，90%的学生不能准确作答。

2.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教师主要采用以讲授为主传统教学方法。在以“教材、教师教学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下，教师以传授系统知识为主要目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要组织形式，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差异性。

第二，教师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目标分离。大部分教师在讲授课程时，没有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没有深入分析学生想学到什么？不能有效地把知识归类，没有制定出具体的章节目标。在教与学过程中，教学目标与学生们的学习目标存在严重的分离。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授课教师而言，是一个需要长期教学研究问题。在此次的研究中，笔者主要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两大问题进行探讨：一是解决大部分学生在记忆术语知识方面的能力比较欠缺的问题；二是解决学生在准确确定何时使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生活现象方面的能力不强的问题。

三、问题教学法的定义及相关文献

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把所学知识置于有意义的实际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小组合作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学科基础知识，理解记忆专业术语、发展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改变学生传统的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当他们解决问题之后，也就学会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思考者和学习者，真正做到“学、思、行”相结合。因此，在此次教学模式研究中，笔者拟采用PBL教学方法，来增强学生经济学术语知识记忆和提高经济学原理的运用能力。

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医学院采纳PBL作为倡导全局观的教育方法。在医学教育的情境下，实践应用比死记硬背的学习积累更为重要。学生通过系统地分析患者的病情，提出自己的问题。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知识，所以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这样，他们也就熟知了作为医生去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会掌握相关的知识，学习经历也会因此而更丰富更有意义（Barrpws和Tamblyn，1980）。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医学院的实验表明，PBL的课程教学激活了“先前知识”，因此比传统课堂的学习更为有效。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接受PBL课程学习的毕业生能够很快地熟悉医务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与实际情况相似的学习环境（Post等，1988）。瑞典林雪平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研与本科生教育的关系，该研究（Abrandt等，1998）发现，教师重视基于问题学习的同时，他们又面临着矛盾，即教师的角色看应该重“教”还是重“学”，教师的作用应该是“辅导性”的还是“主导性”的。李泽生、冼利青（2003）从麦克玛斯特大学“问题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实施过程的各个方面：教育目标、教学安排、教学活动、教学评价、教学资源等方面介绍了PBL的教学过程，总结了麦克玛斯特大学PBL课程设置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倡导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医生的经验。

从已有相关文献研究中，可以推出，问题教学法可以解决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两大问题。

四、基于问题教学法的课堂活动设计

以《微观经济学》课程中需求作为课堂活动设计案例。

1.课堂设计的目标、活动和评估。

问题：区分需求量和需求，解释是什么决定着需求。

目标：学生们能记住需求和需求量的定义；能区分需求和需求量；能解释影响需求的因素。

活动：以现实问题为教学案例，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评估：形成性评估（分组讨论，教师在教室内巡视、观察他们的讨论并进行考核，确保小组中每一个人为问题解决做出贡献）和终结性评估（请小组成员回答问题）。

最终实现目标、活动和评估三者之间的一致性。

2.课堂活动设计思路。现实问题与预期目标：区分需求量和需求，解释是什么决定着需求。下列事件仅仅在手机市场上的某个时点发生：（1）手机价格下降；（2）每个人都认为手机价格在下个月下降；（3）手机通话费下降；（4）固定电话的通话费上升；（5）带相机的手机的面市使得手机更为流行。利用这些信息回答问题{1}―{3}；①解释上述每个事件对手机需求的影响；②使用图形来说明每个事件的效应；③哪些事解说了需求法则？

题目拟需要的掌握的知识点：需求和需求量，需求法则，需求曲线，需求量的变化和需求的变化。

课堂活动路线图：回顾上节课的知识点（8分钟）引入新课（2分钟）学生根据现实案例自学20分钟老师巡视每小组帮助同学们寻找问题，随后随机抽取小组解释25分钟教师答疑20分钟课堂知识点小结（5分钟）布置下次课的问题（5分钟）解答个别同学们的问题（5分钟）。

五、学习效果评价

基于问题教学法比较理想地提高了学生记忆术语和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参与每一组的讨论活动，帮助学生们寻找问题，以及观察学生们参与问题的讨论过程。在给定的时间内，是否能成功地解决问题。教师通过形成性评估评价每一位学生。最后请小组展示他们的问题答案。一堂课结束，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学生非常活跃开心地完成了课堂任务。在以“学生发展、学生学习和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新教育理念下，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回忆经济学术语知识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并能准确确定何时使用适当程序的准则知识。

参考文献：

[1] 杜翔云.基于问题的学习：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 洛林・W.安德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 约翰・D・布兰思福特等.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李泽生，冼利青.麦克玛斯特大学“问题学习法”[J].复旦教育论坛，2003（3）：85-88

[5] 欧阳勤.《微观经济学》教学问题探讨[J].中外企业家， 2015（5）：201

（作者单位：广东白云学院财经学院 广东广州 510450）

篇10

关键词：教育；健康；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03-10

教育和健康的经济效应，既可以从总人口角度也可以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分析。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不仅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被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而且在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中被视为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肯定教育和健康作用的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介绍了被用来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并通过评述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梳理了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第四部分梳理了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

尽管人力资本存在难以测度和加总的问题，但是关于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还是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相关的文献主要采用教育指标与(或)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

教育指标包括：(1)入学率(schoolenrollmentratios)；(2)成人扫盲率(adultliteracyrates)；(3)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attainment)ll～。健康指标包括：(1)人体测量变量(anthropometricvariables)；(2)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1ifeexpectancy，survivalrates，ormortality)；(3)发病率(morbidity)；(4)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generalhealthandfunctionstatus)。

入学率按教育程度可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等，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应用，Tilak对这些研究有过概括的论述。入学率是指，某个给定的教育程度的入学学生总数占法定的(或社会约定俗成的)相应学龄总人口数的比例。入学率反映了当前的受教育人口增量，这种流量不断累积构成了日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由于完成教育过程需要很多年，所以这种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时滞是很长的。若要消除这种时滞，那么，不仅需要估计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而且期间的人口流动和人口死亡等因素都会给数据带来误差。因此，入学率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恰当地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

与入学率不同，成人扫盲率反映的是当前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流量。然而，成人扫盲率只反映了当前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没有把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考虑进去；如果采用了成人扫盲率这一指标，就意味着基础教育以上的更高层次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不是十分重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成人扫盲率也不能够准确地衡量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

前两个教育指标都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而受教育程度既可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也可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用于个人层面研究时，受教育程度的数值化指标为受教育年限；用于宏观研究时，数值化指标包括(成年人)达到各级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以及(全体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前两个教育指标相比，受教育程度比较恰当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存量。尝试构建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集的文献包括Psacharopoulos&Ariagada、KanekolaI、UNESCO、Lau，Jamison&Louat、Kyriacou、Barro&Lee等；另外，Wang&Yao估算了中国1952―1999年的受教育程度，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估算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82--2003年的受教育程度。

健康指标中的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这三个指标多用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如被用于个人健康对个人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等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人体测量变量包括体重、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等身体特征指标，以及各种营养摄入量等健康投入指标。采用这种健康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健康水平与身体特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具有其内在的生理机制，而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是个人经济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另外，营养摄入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体力和精力，从而会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常见的发病率指标包括医疗诊断记载的具体疾病情况和症状等变量。疾病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且使医疗费用和保健开支增加，因此疾病会影响个人收入与家庭财富，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指标包括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其中前者具有主观性，而后者则相对较少受到主观偏见和其他社会经济学指标的干扰。

第二种健康指标预期寿命、存活率与死亡率的测量对象为总体人口，因此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通常被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国民健康对经济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影响的研究。MurrayεIopez证明较高的预期寿命跟较低的发病率和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相关联，Shastry&Weil发现成年男性的存活率与他们的身高线性相关，而身高是很重要的人体测量变量之一，经常被用作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由此可知，预期寿命、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事实上，几乎所有宏观层面的研究都采用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来度量健康水平，Bloom，Canning&Sevilla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了汇总，并汇报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使用的估计方法以及实证结果。

二、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而且在那些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没有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关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假定就是，资本、劳动和技术以外的投人品都是相对不重要的。这些模型的生产函数包含四个变量：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进步率为外生给定的。人力资本在这些模型中既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也不会促进技术进步。

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同，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UzawaL93]与Lucaslss]认为仅有物质资本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资本的重要性，并对资本的概念予以扩展，使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为正，致使单个资本积累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

Romer的研究与开发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研发部门的一种投入要素。研发部门利用人力资本与现有知识(或技术)来创造新知识(或技术)，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低将会影响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影响技术进步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强调入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文献还有Becker，Murphy&Tamura、Tamura、Mulligan&SMa-i-Martin、Lucas以及Goodffiend&McDerott等。

Aghion&Howitt指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相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如Uzawa和Lucas都属于此类研究。①这类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放人生产函数，人力资本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增长便不会有经济的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能够持续地增长。第二类模型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认为即使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会有经济增长的。在这一类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是技术进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Romert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创新能力，Nelson&Phel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高低会影响模仿、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将影响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问题，我们还要提到杨立岩和王新丽。杨立岩他们把Lucas的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引人Romert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杨立岩和王新丽的研究目标为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其研究目的不是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但是，客观上他们的模型和研究结论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那么，人力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呢?已有实证研究使用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来验证过这个问题。Benhabib&Spiegel利用Kyriacou和Barro&Leet的受教育程度跨国数据，检验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对增长的经济效应。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甚至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不正确，而人力资本存量则存在显著的正的影响；所得结论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然而，Krueger&LindahlL认为，Benhabib他们之所以得出人力资本积累不显著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误差比较大引起的。(pritcheul已经注意到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由于估算过程比较粗糙，导致跨国的受教育程度数据测量误差大且可靠性低。KydacouL和Barro&LeeLlOj所测算的68个国家198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为0．86，然而，从1965―198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量的相关程度却仅有0．34。Krueger&Lindahl指出，这些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严重削弱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GDP增长效应的估计，并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尤其是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变得不显著了。他们使用Benhabib&Spiegel所用的教育数据重新做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是显著的；他们还发现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检查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是否因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引起的，他们证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数据的测量误差，不会引起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产生一种虚假的正相关关系。最终结论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程度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而且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比后者的更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

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发现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Senguptatsa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Chen&Feng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大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测量指标，研究了催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原因，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对所在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Wang&Yao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当快，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指出，中国应该对当前教育投资力度下降的趋势予以关注。Barro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国际间可比较的测验分数衡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大约100个国家做了实证分析。Barro发现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男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由于这部分人员承担着新技术的创造、传播和模仿的重任，所以这个结论表明了技术扩散的重要性；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女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女性未能人尽其才；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显得更重要一些。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采用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或者兼用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Bhargavaetal．研究了成年人存活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存活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成年人存活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上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的上升幅度仅为0．014％。Bloom，Canning&Sevilla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了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谈到的旨在验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及在不做理论模型设定的情况下所做的有关教育和健康的实证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针对某些刻画人力资本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验证。Mankiw，Romer&WeilL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到

Solow模型中去，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原Solow模型与加人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发现加入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描述跨国经济增长。这个经过改造的Solow模型依然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这就是说，Mankiw，Romer&Weil的研究结果表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能够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的影响；不过，他们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仅使用了教育指标，未采用健康指标。只采用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做法，如同把人力资本狭义地等同于教育，这就有可能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及其各形成要素的影响。他们首先检验了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发现在仅采用教育指标而忽略健康指标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但是在兼用教育指标与健康指标的情况下，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太大了，以致于推测出的参数值已经不能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这就表明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不能够恰当地刻画中国自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不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依然是外生的。这样的模型设定虽然重视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但是却会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全部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然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影响；如果设定的模型把人力资本的作用都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必然会过高估计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而导致错误的参数估计。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都考虑进去，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又是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样的模型设定既体现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功劳。他们在此模型基础上做实证分析，估计了生产函数的参数，并且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实证研究兼用了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但是直到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才给出教育、健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具体构成形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在分析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健康与教育两者之间相互影。向的关系基础上，认为教育和健康既非完全替代关系，又非完全互补关系，并设定了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教育和健康按照Cobb―Dous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人力资本。

三、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的微观经济效应是研究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用于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其中在微观层面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教育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健康指标包括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了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回报，被广泛采用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是Mincer收入函数。Mincer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因为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越高，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高。Mincer考虑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他证明，如果接受学校教育惟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导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那么，劳动者收入的自然对数与其个人的受教育年限线性相关，这种线性关系的斜率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Becker与Becker&Chiswick等。

劳动者参加工作以后，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增大，体能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会下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及时更新，于是劳动生产率就开始下降了。因此，Mincer在个人收入函数中加入了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平方项，来反映工作经验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Psacharopoulos基于Mincer收入函数，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发现Mincer收入函数对各国数据都有很高的拟合度，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0．05---0．15这个范围内，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一直都很低，如Maurer―Fazio采用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只有2．9％。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以后有上升的趋势。岳昌君在Mincer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教育净收益是正的，如果再考虑高等教育的间接受益，那么高等教育的总回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关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有Byron&Manaloto、Zhang&Zhao、Li、陈晓宇等、李实和丁赛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属于教育的微观经济效应，考虑的是个人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货币回报；全社会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属于教育的宏观经济效应，被称为社会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如果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个人教育收益率就不能涵盖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收益率。Machlup与Spence注意到，接受教育有可能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就会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另外，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巨大悬殊。Heckman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很严重，致使劳动者的工资反映不出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因此，那些基于Mincer收入函数得到的很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不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的真正贡献。Fleisher&Wangt估计中国的社会教育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在90年代初个人教育收益率只反映了教育对社会经济所做贡献的1／10。

健康使劳动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却会导致缺勤率上升。拥有健康不但是劳动者正常工作的保证，而且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许多微观经济研究采用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健康指标，证明健康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如采用身体特征、营养状况指标的文献

有Imminck&Viteri、Wolgemuth，Latham&Hall、Sahn&Alderman、Strauss&Thomas、KnaultSlj、Hass&Brownlietn、Thomas&Frankenberg、与Case，Lubotsky&Paxsontnj等；采用发病率指标的文献有Sehuhz&Tanselkslj、SmithL、Bradley　et　al与WU等；采用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的指标的文献有Strauss et al．、Gruber&Hanratty、Mete&Schultz与刘国恩等等。Strauss&Thomas采用美国男性的身体特征指标，发现身高越高的男性和(给定身高)体重越重的男性，他们的薪水也越高。Wu采用发病率指标，发现严重疾病会对家庭财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已婚女性病情发作的影响大于已婚男性。Mete&Schultz同时使用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发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老年人中，这两个指标越高的人(即越健康的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越高。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个人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水平，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技术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DGP增长等直接经济利益，还包括认知能力、家庭生产和抚育健康孩子等许多家庭福利指标的提高。例如，Glewwet发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跟婴儿的健康水平正相关，跟生育率负相关。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效益上，就会低估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整体效益。

四、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研究发现医疗保健费用，甚至收入水平对健康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教育和各种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收入、种族、职业及其他的个人特征之后，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依然显著，并且是高度相关的。Grossman&Kaestner与Grossman有关于这方面的综述。Kitagawa&Hauser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死亡率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后，很多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如Elo&Prestont在控制了很多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后，如收入、种族、婚姻状况、居住地及出生地等因素，Rogers　et　al在进一步控制了保健服务、保险、吸烟、身体锻炼、职业及其他因素之后，证明了受教育水平和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很普遍的，并且相关程度很高。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在上个世纪中，美国、英国与欧洲大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健康状况差距扩大了。例如，美国在1960―1986年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标准化死亡率从5．7％降至2．8％，而同期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死亡率仅从9％降至7．66％。

已有的文献对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健康。Grossman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会更好地保证和维持健康。①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制定较好的保健决策，并且(或者)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得到较多关于健康维护的信息，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这种因果联系的研究还有Berger&Leigh、Sander、LeiSh&Dhir、Goldman&Lakdawalla、Lleras―Muney与Grossman等。

另外一种观点是反方向的，认为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了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健康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并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因而学习效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健康状况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及寿命长短有很大关系。健康状况越好，寿命越长，从教育中获利就越大。因此，存活概率和寿命预期势必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父母在决定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子女的健康状况也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健康含有很大的外生成分，这些外生成分跟科学知识与技术进步无关。Fries指出基因决定的寿命上限为岁；Preston对预期寿命的变化与收入、卡路里消费量、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变化的大约50％归因于跟经济发展无关的“结构性因素”；Soares证明近年来各国死亡率的下降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能是健康状况决定了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因为存在一种既影响教育又影响健康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基因特征或父母的背景等。Fuchs与Farrel&Fuchs发现能力强或贴现率低等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使当事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较有耐心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较多，耐心较小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会较少。

当然，这些解释教育和健康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的各种观点之间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可能是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