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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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归纳起来无外乎下列四种：一是指导行政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是整个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和核心观念；二是贯穿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等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是人们对行政法规范的精神实质的概括，反映着行政法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贯穿行政法律规范之中，指导行政权的获得、行使及对其监督的基本准则，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征并将其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四是只贯穿于行政法始终，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实质的体现，是行政法律规范或规则存在的基础。这四种不同的定义体现了学者们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体现了其所依据的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上述四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义，即对行政法制定、实施等全部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中，其“指导”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借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和统一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对此原则有学者称之为行政法治原则，并大都认为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各种行为都应严格依法，强调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则，也是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的主要标志，它是贯穿行政权力过程始终，是指导、规范行政权利运作的基本准则。首先，行政合理性问题应属合法性原则的一个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有学者认为又称公正、公平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主体行使权利应当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学者们把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行政法律规范不可能对每一种权利的每个具体方面都规定的细致入微，必然会有遗漏，特别在变动性很强，行政法律规范永远也不可能赶上每个变化，因此，法律规范必须留给权利行使的自由空间，即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形势行政权力，必须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享有一定的选择权。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权力主体在法定范围内尽可能合理、适当地做出行政决定，采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权力时应适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归纳为一点，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实质。法律共同的基本价值追求为自由、平等、正义、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应是对法律基本价值的一种反映、体现。那么，行政法精神实质就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益，维护平等，追求正义，确保行政秩序稳定，并保证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则就应全面体现行政法的这种精神实质。同时，直接实用性应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特征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体规范有所遗漏之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仍应严格地依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使，也即仍是严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则应属合法性原则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实质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规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规范得以具体体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其实也是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应属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方面，是蕴含在行政法规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规范没有以明确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实质，就认为依此所谓行为为合理性之考虑，不为合法，那么，推而广之，任何部门法都存在合理问题，如刑法的量刑幅度，这岂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则也应有一合理性原则。因为刑法规范也不可能将各种犯罪行为一览无遗地加以规定，而各种犯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并随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犯罪手段与形式呈多样化、复杂化。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则应当也必须包含在合法性原则之中，否则就不符合我国行政法追求“法治”的发展趋势。“法治”应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标，它要求法律的权威，削弱甚至消灭“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则不是以合法为基本前提就违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必须在行政法的规范内进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应有一个依据，按照行政法规范规定的幅度、范围行使自由裁量权，既然行政法已规定了相应的幅度、范围，就只能依据这一范围幅度进行，不能有任何超过范围幅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更应是严格依法行政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合理问题。只要严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则除了强调行政主体的各种行为都应严格依法，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外，该原则还应强调行政法关系中的相对人应对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依法进行配合、支持，并切实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理由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体直接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务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与行政相对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相对人对合法行政行为予以配合、支持，并积极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义务，这样就能很好地约束行政相对人，使之不会无理抗拒。同时，有利于保护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则不仅要求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实质，还应强调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等活动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义务。

二、民主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一切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有关的活动都要实行民主，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方法。人民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认为行政民主原则是行政管理的组织原则范畴，没有贯穿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只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主化程度总是越来越高，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逐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是更趋民主化。“法治”也成为我国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谓“良法”，其价值核心应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执法等都要讲求民主，特别作为影响面广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切身利益，行政执法最容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故而，行政立法、执法等各种行政活动都较其他部门法更重民主。这一趋势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确认，如：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物价法》均规定了听证制度。还有《立法法》也规定了行政法规、规章制定中的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在现实中，因为行政法不同于刑法具有严格的惩罚性；也不像民法所规定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本就蕴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来部分行政主体片面理解并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单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服从，而社会需要行政管理过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这是一对矛盾且经常影响行政执法的效率与水平。这一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民主的指导作用，将民主性作为我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无疑对我国行政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根本上扭转部分行政主体的片面观念，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与水平。另外，现实中还有部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民主没有贯穿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也过于片面，当今更重民主的社会，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各种行为无不从始自终强调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体的行政立法行为，要求其举行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这就要求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我国行政管理的组织原则，更是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立法更应如此。其次，行政执法行为中，为了取得行政相对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应强调民主。这已在《行政处罚法》和《物价法》中得到体现。最后，在现实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为中，无不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民主原则，不能以单个利益违背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使行政相对人知晓其享有民利的同时，也明白民主的终极关怀为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

民主性原则应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中包含参与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内容包括：（1）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开外都应公开，充分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还得举行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和座谈会的民主性形式。这样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规范的内容充分体现民主。行政法规范的调整涉及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权利和义务，该行政权利和义务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它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基础，如果行政法内容不能充分体现民主，就不会确保人民群众利益的切实维护，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管理行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势必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规范的内容充分体现民主，才能在行政执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实施对社会的管理。（2）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关咨询，以便公民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对此，各行政主体应创造条件。这也是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管理活动，主动配合并履行其行政法义务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体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即建立听证程序。（4）行政相对人应遵循民主程序的约束机制，在其充分行使民利的同时，当其私自、个别利益与意志与公共利益、多数人意志发生冲突时，其应让位于公共利益及多数人利益，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积极支持、配合，并切实履行其行政法义务。

三、及时救济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行政主体应始终确保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的及时恢复和补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价值之一就是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讲求时间、数量等量上的效率外，还应包括质的效率，亦即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对人的心悦诚服并积极地予以协助。单纯的强制服从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为不能取得行政相对人的支持与协助，甚至认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这就应给予行政相对人一定的救济途径。但行政救济也应讲求效率，尽快地解决争议，否则也会影响整个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为明显的违法与不当，都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这对于那些需要调查取证的违法不当不很明显的具体行政行为来说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对那些有明显的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显得不必要而徒耗时间、人力、物力，无疑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应把视线放在行政实体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始终有一套给予行政相对人及时救济的机制，要建立这一机制，就应有一指导性原则给予概括或指导，这便是及时救济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合法行为行使其获得及时救济的权利，监督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较其他部门法而言，其影响是最广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也正是这个道理。那么，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行为中，最经常也最直接地影响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行政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特点。这样，给权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一个及时救济就尤显重要，并且这种救济应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也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及时救济的原则要求建立行政纠错制度，“对于行政行为特别是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断为违法不当的，应有一个独立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之外的行政纠错制度，并相应地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独立办案的行政纠错机构，以经常性地对明显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及时地修正，以尽快地恢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及时救济原则是和合法性原则相辅相成的，共同保证行政法治的实现，并促使行政主体能及时主动地纠正错误，尽快地理顺行政法律关系。

四、行政统一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的实施必须统一，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活动都必须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规定。同时，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主体的统一管理行为，并予以支持配合。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进行，行政事务及行政法律关系急剧增长，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在我国得到确立。在行政法学领域深入研究的展开以及行政法的实施、实践取得一定成功并积累相应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训。如：行政规章之间的矛盾问题及其繁杂无序问题；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执法行为的彼此冲突、矛盾和重合、重复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对人因同种或类似的违法行为却受到行政机关不同的处罚决定，皆因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及规章，使其不能申辩，获得及时救济，等等。“法治”时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别是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务的管理，都要于法有据。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行为应密切配合、彼此协调，行政相对人的同种行为应同等对待。所有这些都有赖于行政统一性原则的指导。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守法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具体有五个要求：

一是理顺现有行政法规之间、行政规章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消除彼此冲突的地方，并在以后的行政立法中始终本着统一的要求，实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统一化，确保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和协调（如我国已经颁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尽其涵盖力，应根据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及时将新生的乃至今后可能产生的行政事务统一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使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协调、一致、统一（当然，这还依赖于一定的立法技术性规定）。

三是要求实行行政程序统一化。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为之间前后矛盾和冲突。不同的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统一、一致不应彼此矛盾、相互冲突。

四是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机构设置应以职能为依据，以统一精简为原则，在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各个机构要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位、职权、工资、任免、奖惩、选举、退休等等都要有统一的规定，以便使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走上统一的法治轨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主体的统一管理，同时监督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使同一行政主体的前后行为及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行为的协调一致，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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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处罚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随着档案行政处罚工作的开展，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些省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相继开展了规范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工作，制定了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及其应用标准。笔者结合参与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实践，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概念、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必要的制度控制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一、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定档案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遵循公平、合理的价值目标，对档案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自主决定权。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这里所定义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存在于行政处罚中。按照档案行政执法行为的种类去划分，档案行政裁量权可以分作档案行政处罚裁量权、档案行政许可裁量权、档案行政征收裁量权、档案行政确认裁量权等。档案行政裁量权与档案行政执法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档案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主要行政执法行为，对行政执法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影响最为广泛和直接，对这些档案行政执法行为中自由裁量权予以规范和控制是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重点。

第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和幅度之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和控制。主要表现在情节轻重判断，事实定性，是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及作出何种行政处罚决定，多大幅度，适用哪些程序的选择或判断，与其他档案行政执法行为的自由裁量权相比，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内容最多，运用也最普遍。

第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是国务院对依法行政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国务院还将“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明确纳入“合理行政”范畴。由此可见，规范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从源头上缩小行政权力扩张，减少执法随意性，保障执法公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廉政风险防范管理，防止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行使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公平正义、合乎情理、仅为正当目的。公平正义，就是要力求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这需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和法律精神及自己的理性判断加以灵活处理，出于善良的意愿，不谋取私利，不打击报复。合乎情理，就是行使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要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不偏激、不执拗，是出于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而做出的行为。仅为正当目的，是针对非正当的私利目的而言的。广义上的“私利”可划分为“直接私利”和“间接私利”两种。“直接私利”是指，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直接能给行为人带来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间接私利”是指，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虽然不能直接给行为人带来好处，但是却能给行为人带来未来的、可期待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如果当事人违法事实轻微，却被处以最高额的罚款处罚，就明显违背了公平正义、合乎情理、仅为正当目的的基本原则。

第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符合法定程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综合考虑违法事实（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起因、过程及其危害程度）、违法性质（违法行为所触犯的法律法规及其本质属性）、过错程度（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情形及其恶性程度）、法定情节（当事人是否具有依法可以免除、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情形）和认错与整改表现（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错态度和整改情况），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情节裁量。《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规定：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档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的不予行政处罚：未达到法定行政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应当责令其监护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朋友、父母所在单位、住所地的居民委员、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加以管教，并赔偿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精神失常，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责令其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朋友、父母所在单位、住所地的居民委员或者村民委员会）严加看管和治疗，并赔偿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依照法定形式裁量（不得采用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行政处罚种类）和依照法定幅度裁量（不得低于或者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

三、对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

有了行使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遵循的原则，并不等于执法人员都能遵循原则办事，也不等于自由裁量权不会被滥用。对于自由裁量权还要从行政执法程序制度上予以保障。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除信息公开、回避、时效、听取陈述和申辩等一般性程序制度外，还包括了职能分离、说明理由、案件指导、集体讨论和备案等制度，这些制度是自由裁量权得以规范行使的重要保障。

第一，职能分离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有利于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防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腐败和滥用行政裁量权，保障行政执法决定公平、公正，消除公众对行政执法部门偏私的疑虑。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主持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因此，为了规范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调查、决定、执行等职能应当依法相对分离，由不同的内设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去行使。

第二，说明理由制度。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说明理由是一项基本的制度要求，从执法相对人的角度来讲，它可以增强执法相对人对档案行政执法行为和处理决定的信服程度，避免对立情绪，有利于事后执行。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讲，它意味着其在行使权力，作出自由裁量决定的过程中，必须排斥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经得起公开地推敲，具有说服力和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对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进行裁量的政策、公益等因素予以充分说明和解释。二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本身就是一种说明理由。三是如不予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结案报告中充分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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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行政纠纷的增多，行政主体在各项行政活动中应重视比例原则这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促进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这也是我国向法治社会迈进的重要一步。

1比例原则概述

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度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给相对人造成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比例原则是德国人奥托·麦耶(QttoMayer)在其《德国行政法》中最先揭示出来的。有人讲，:比例原则“如同民法之“诚信原则”一般，以帝王条款的姿态，君临公法学界，成为公法学上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许多国家如荷兰、葡萄牙、日本通过借鉴和吸收，将比例原则转化为适合本国的法律原则。

比例原则是从法治国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

1.1适当性原则，又称适合性原则、妥当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对于实现行政目的、目标是适当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及方法应有助子行政目的之实现，否则即违反适当性原则。

1.2必要性原则，又称最温和方式原则，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行为应以达到行政目的、目标为限，不能给相对人权益造成过度的不利于影响即有多种同样可达成行政目标之方法可供选择时，行政机关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即违反必要性原则。如税务部门有权扣押欠税者财产，若其可在扣押产品与扣押设备之间选择，则一般应选择前者，因为这对欠税者的损害相对较小，

1.3狭义比例原则，指行政行为的实施应衡量其目的达到的利益与侵及相对人的权益二者孰轻孰重。只有前者重于后者，其行为才具合理性，行政行为在任何时候均不应给予相对人权益以超过行政目的、目标本身价值的损害。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其所欲地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有义务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同时，行政机关必须避免采取一种对某一个人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负担的行为。如警察使用枪支的目在于制服犯人，若警察鸣枪示警后，犯人已畏服，则行政目的即已达到。此时，警察仍向犯人射击致其伤亡，则该侵害与行政目的不存在均衡关系，从而违背了狭义比例原则。

上述三项原则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并引导政府行为。它们共同调整两类关系，一是国家活动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二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三项原则联系紧密，违反其中一项原则便可能构成对另一项原则的违反，而违反任何一项原则，便必然违反比例原则。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使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亦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在充分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适用比例原则来解决争讼，兼顾衡平行政目标和相对人权益，在确保行政目标前提下，使相对人权益受到最小的损害。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房地产公司向规划局申请增建房屋，在未经规划局许可的情况下开始施工，后规划局以建筑未经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及建筑物影响中央大街景观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房地产公司拆除建筑并罚款。房地产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地产公司已建成的楼房部分是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建筑，部分是未取得规划许可的建筑，应认定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建设行为，应予处罚。规划局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房地产公司建筑物遮挡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规划局所作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房地产公司的建设行为处罚显失公正且规划局送达行政处罚决定时，房地产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故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减少拆除部分，维持保留部分建筑并对该违章建筑罚款。法院认为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的增加了相对人的损失，给相对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判决将规划局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房地产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房地产公司所建房屋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也达到了执法的目的。

通过本案可看出法院对本案判决正是对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的恰当运用，但是，令人深思的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尚未意识到目的与手段间如果存在不适当也同样会构成违法。比例原则的思想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完全进人到行政主体的知识和经验中，还没有完全变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具体制度并发挥作用。

2试探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运用

通过上述案件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执法时并未充分意识和运用比例原则这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比例原则对行政机关执法及司法机关审案的重要性。但由于比例原则并未为我国学界普遍重视，理论上也仅限于行政法教科书中陈列的大堆的概念和泛泛而谈的原理，该原则究竟为行政机关执法、法官判案提供了多少理论资源，行政法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追随法律生活的逻辑，面对并解决着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下面试从以下几方面探究一下比例原则的巨大作用:

2.1行政立法方面。

国家机关在进行行政立法时应根据比例原则考虑这项行政立法是否可达到预期目的，是否是将产生最小损害的方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作用的结果在对某些人赋予权利的同时，对另一些人科以义务。行政法律也不例外。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更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加以调整以达到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即可适用比例原则。

2.2行政执法方面

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的特征，为杜绝行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适用比例原则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时要求行政机关在选择执法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幅度时，必须注意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当出现法定情形时，公安机关对当事人可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罚款或者警告。据此，行政机关可选择三种处罚种类，并对其中两种还可以再进行处罚幅度的选择。当公安机关作处罚决定时，就应适用比例原则，考虑处罚是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只有相当的处罚决定才是有效的、正当的，否则便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违反了比例原则。同样，本案中规划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汇丰公司拆除的违章建筑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的增加了相对人的损失，给相对人造成了过度不利影响。也就是行政机关处罚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是不合理的。

2.3行政司法方面

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按准司法程序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或民事争议案件并做出裁决的行为。在行政裁决活动中，行政工作人员以准法官的身份出现，由于他们毕竟不是专职法官，正确适用比例原则，可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在做出复议决定或行政裁决时有一个较客观、易把握的判断标准，并据此作出公正的决定或裁决。比例原则不仅有助于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论法》第54条第4项规定，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而在判断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时，法官便可运用“比例原则”这一标准。本案即是运用比例原则判断行政处罚显示公正的典型案例。此外，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比例原则”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有违法行为。“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公正裁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法律原则是法律共同体基于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念而形成的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行为准则的学说或观念。它可能载于法条中，但更多情况下只表达在教科书和论著中，甚至只存在于人们意识中。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深人、透彻的研究、理解并加以有效运用势必推动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使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更趋合理化，理性化，为向法治社会的过渡注人一剂强行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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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执法;行政执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一般条款，是指规定执法机关或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1]。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其作为竞争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处于核心地位，统领和支配着整部法律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中的运行，规制着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其次，作为一个“兜底条款”，一般条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起着补充具体法律规定漏洞，克服成文法固有的不周延与滞后性缺陷的作用;再次，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翻新，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般条款正是适应现实的需求，以其高度的概括性，为执法机构认定法律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执法依据。

鉴于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为自己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一般条款。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对于在经营过程中为竞争目的而实施违反善良风俗行为的任何人，可以请求停止行为和承担赔偿责任”[2]。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惠勒―利法》规定：“对于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各种不正当竞争方法和不正当或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均就此宣布为非法。”瑞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具有欺骗性或以各种方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影响竞争者之[3]。从上可见，这些国家都是用“善良风俗”、“诚实信用”、“不正当”、“不公平”等高度不确定、高度概括的法律概念来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条款属于开放性条款，其扩大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其又属于授权性条款，立法机关通过一般条款，授权于执法机关，要求执法机关依据“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标准，将市场竞争领域的“善良风俗”、“诚实信用”予以具体化，并具体划分出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以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可见，一般条款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赋予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享有自由裁量权，要求执法者在执法中以道德、伦理、习惯、政策等法内法外标准，在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指引下，借助其他社会规范，以及自身的经验、理性甚至直觉，对市场的竞争行为进行认定。

1993年我国制定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基于立法当时的实际情况，立法机关在该法中，除了第二章明确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没有采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模式，在法律中确立“一般条款”，赋予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随着该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由法律条文封闭性带来的缺陷，日益明显，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全国各地立法及执法机关，纷纷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解释，使其发挥一般条款的作用，用以认定现实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至今日，司法实践中按照第2条的规定，已经认定并处理了不少不正当竞争案件。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界都普遍接受了该条款为“一般条款”。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共分两款，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4]。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第1款为该法的基本原则，第2款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如前所述，我国理论和司法界都将第2条认定为“一般条款”，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但是，由于其不是立法机关的特意为之，所以充其量其只能算作是有限的一般条款。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法院，一个是行政执法机构。由于这两个执法机构自身的特点，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对法院可以视为是一般条款。法院可以据此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法律制度的设定，法官在案件的审理中，本身就拥有自由裁量权，其可以依据法的基本原则及定义办案。况且，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就表现为一种侵权，对此法院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并追究民事责任。但是对于行政执法机构则不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采用严格的法定主义，其受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限制。由于行政权力具有极大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容易被滥用从而侵害公民的权利，传统的法治主义者主张严格控制行政裁量权，况且第2条没有规定具体的罚则，因此，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执法机构无法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认定和处罚《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我国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

从上可见，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由于采用严格的法定主义，在当前法律制度框架下，要查处现实中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和设定新的法律制度，让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又要确保其裁量权的准确适用，防止其行政权的滥用。

首先，在法律制定方面，应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第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类似国外法律的一般条款，使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发挥其核心作用;第二，增加一个授权性规范，授权行政执法机构可以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并进行查处。譬如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类似规定：“国务院行政执法机构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性规定，认定并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三，在法律中设定一个与一般条款相对应的恰当的行政处罚条款，从而使行政执法机构能够实现有法可依。

其次，建立专业的一体化行政执法机制。一般条款是高度抽象的概括的法律规定，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就是要将抽象概括的法律条文具体化，并且加以运用。同时，执法机构在面对市场中各种复杂的竞争关系时，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要对法律没有列举的竞争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分析和判断，分析行为对竞争的危害后果，特别是在行为既具有损害竞争的后果又具有促进竞争的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有利后果时，要进行利弊对比，分析一种行为的后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从而进行定性。如果把正当的竞争关系当做不正当竞争予以认定，并进行查处，就会损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同样，对本属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果不予追究，同样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对开展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利益的保护。因此，一般条款的适用，要求执法者对市场竞争要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和较高的经济、法律专业水平。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机构，采用的是四级多机构的执法机制，执法机构多，并且互不隶属，从而造成执法权比较分散，执法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鉴于此，我国应创建反不正当竞争一体化的行政执法机制，新型的适用一般条款的案件由中央和省一级行政执法机构进行掌控与执法。中央行政执法机构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执法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享有对一般条款的解释权和对执法的指导权，从而避免对一般条款的随意解释及行政权的滥用。同时，省级行政执法机构应当按照中央行政执法机构的解释，并在其指导下进行具体执法，从而保障一般条款的恰当实施。

再次，建立对不正竞争行为执法进行协调和审查的专门机构。在我国，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采用二元制的执法体制，由法院和行政执法机构共同进行执法，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对一般条款的适用和在具体化一般条款过程中的冲突，为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一致性，有必要确立一个权威机构，解释一般条款，协调各执法机构的执法。同时，由于一般条款是概括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外部对其适用进行控制则是必然的，为保障一般条款在执法中的准确适用，就需要有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对司法机关及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进行适当的审查，从而保障裁量权的正确实施。

【注 释】

[1] 参见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24.

[2] 眼见孔祥俊、刘泽宇、吴建英《放不正当竞争法原理、规则、案例》6.

[3] 同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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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依法行政的工作要求，建立和修订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形成行政机关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机制。以规范行政管理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局党委重大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顾问制度、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认真咨询法律顾问意见和建议。

继续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切实做好本局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工作，努力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和效用，充分发挥规范性文件在司法行政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完善登记、审查、通报等制度。按照县委、县政府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做好2015年本系统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确保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

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认真执行《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积极慎重地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解决人民群众“不知告、不敢告、不会告”的问题，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开展行政复议，切实规范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理、决定、送达、归档等各个环节。

继续在全系统开展案卷评查活动，严格执行案卷评查程序，落实好司法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稽查的力度，重点查处无证执业、跨所执业、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等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对本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重要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核或依法开展听证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切实发挥好监督把关的作用，保障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以杜绝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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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竞争有序、繁荣稳定的市场环境，强化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理念，增强服务大局、依法行政的意识，努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的工商执法队伍，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决

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明确整改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务求整改实效。

二、整改目标

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各项问题的整改达到以下整改目标：一是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着力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二是深化广大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对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认识。三是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文明素质、业务素质。四是切实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增强高效服务的能力，增强廉洁从政的能力。五是实现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维权、监管与执法的统一，积极推进工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建设，努力把我所建设成为服务发展优质、消费维权放心、关注民生有力、执法办案规范、工作务实创新的科学发展示范机关。

三、整改的主要内容及整改措施

（一）工商部门职责方面：

_、主动服务性不强。具体表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注重如何把握政策和原则，不能很好地设身处地地体会和理解有关当事人，与监管服务对象联系不紧密，了解市场主体的所需所求不够。

（责任人：××、××、××）

_、食品安全监管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具体表现在:无证无照经营食品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流动无照经营户，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对于入市的小食品，由于其上市数量少，流动性大，实施规范管理的难度较大，监管力度相对薄弱，食品消费环境群众不满意。

（责任人：××，承办部门：市管巡查组）

_、继续强化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继续强化对食品质量的监督和分类监管，严格监督食品经营者建立健索证索票等制度，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检测设施。有针对性地开展食品质量监测，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确保流通环节食品质量、维护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巡查组）

_、继续大力推进_____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消费维权体制、机制和手段。努力实现消费维权由事后受理处理为主向事前预警和超前防范转变。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消协分会）

_、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传销和严格规范直销。加强日常监管巡查，严查传销大要案件，充分发挥已经形成的打击传销联合机制，及时主动联系公安、民政等部门，协调有关方面，联手进行打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打击传销成果，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经检中队）

_、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按照××局长提出的“五办四通”，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缩短时限、下放权限、改进服务、提高工作效能。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注册大厅）

（二）工作作风、干部素质方面：

_、执法随意性较大。具体表现在:同样性质的案件，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办案机构，有的处罚重有的处罚轻，显失公平公正。办案机构不能够深刻领会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没有注重行政执法工作的社会效益，往往只限于对案件本身的处罚，没有教育引导当事人自觉纠正违法违章经营行为。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办公室）

_、运作机制与形势发展需要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

“两费”停征后，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和服务发展职能将进一步加强。对个别干部来说，目前尚未完全从传统的“收费管理”的模式中走出来，对新形势下工商部门担负的艰巨使命认识不足，工作中缺乏创新思路和创新措施。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办公室、协会）

_、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切实树立良好工商形象。继续以领

导班子为重点，紧紧围绕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重要环节，进一步促进“一岗双责”制落实，继续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职责入手，着力加强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监督检查。认真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形成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特点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切实树立良好工商形象,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办公室）

_、加强自身建设，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以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为目标，着力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增强局领导班子的决策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增强各项工作的思维力、创新力和执行力。

（责任领导：××、××、××）

_、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责任领导：××，）

_、继续抓好干部学习教育。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进一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加深对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切实做到入脑入心。认真落实学习制度，着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服务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实际能力。

（责任领导：××，承办部门：办公室）

_、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大力提升市场准入、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的“四化”建设水平。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和案件核审评查，加强法制员队伍建设，不断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现行政执法零违法、零错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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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高校的管理权一直以来是政府的授权，学校代表国家行使教育管理权力，履行教育义务。在实践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高校的首要职能是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保障学生学业的正常完成，学生在校期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的管理权是建立在保障学生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在学校期间行使管理权，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提高自学、自理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生活是为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工作之前的锻炼。这是从教育管理学角度理解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能全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法学的角度还要求必须明确各种关系性质，要么是民事法律关系，要么是行政法律关系，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应该是一种基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学校在社会中担任角色和监护功能的特殊性，使之处在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从而决定了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呈双重复杂的特征。即学生与学生间会存在民事与行政两重法律关系。我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是教育管理关系与教育合同关系，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学生是发生教育教学管理关系的行政主体，学生与学校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教育合同关系始终贯穿于学生在校期间，是产生一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前置条件。高校与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主要表现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赋予了学校对学生在学籍管理、日常学生管理中的强制性支配的权利，如学生入学报到注册管理、主持正常成绩考试考核、升级与留、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发放与授权等方面。日常教学管理主要指教师为了保障学生的正常教育权利对学生进行的日常教学管理，教育管理关系是学校与学生关系主要方面。高校与学生也存在缔约的关系，如在校期间高校为学生提供的住宿、供应必备餐饮条件等。此外，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构成一种民事关系。尽管在立法层面我国已确认了这两种关系，但由于它们的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对学校与学生管理关系理解不够，使这类关系没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实际上，依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司法审查只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不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致使高校的管理权与被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使高校管理权的约束游离在司法审查之外。在现实的高校管理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这些侵权行为目前还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司法能否审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充分研究分析教育合同的缔约过程并认识各个阶段的行为性质，进而明确教育合同缔结形式和内容以及调整范围、双重法律关系对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高校主体地位与学生基本权利

2.1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与性质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中，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调整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学校的性质，依我国法律规定应属事业单位法人。从我国行政序列的规定来看，学校不是完全的公法法人，即学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理论上，为解释不是行政主体而履行某种行政职能的现象。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执行者，本身即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学校基于自身公共利益的属性和相关职能，也当然具有维护这种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利。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

2.2学生的基本权利根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四项基本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的各种活动，适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2）物质帮助权，即学生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力，学生有困难的学生也有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享有减免学杂费的待遇；（3）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学生应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完成规定学业后有权获得相应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4）程序保障权，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对学校、老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讼。这些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为学生根据《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受教育权，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表现为学生根据其与学校缔结的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接受学校教育服务的权力。《教育法》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四项权利是学生在校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并不是学生实际享有权利的全部。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权利义务关系，既有横向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又有纵向的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关系。民事关系主体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所签订的或事实上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合同是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典型形式，凡是由合同规定的内容，就只能交由合同法或民法来调整，学校不享有管理权。除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特定事项由学校行使管理权。

3学校与学生产生教育行政纠纷的法律调整

3.1合理、合法性的处理教育行政纠纷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高校作为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权事业机关，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利，在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适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一切领域。高校在进行行政执法的中，适用高校行政法规时，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行政法规范相互冲突的情况，正确的解决途径是选用和高校行政执法原则相吻合的行政法规范，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维护高校行政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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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需要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的支持，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行政执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授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的行为规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和保障。

完善基础性的税收法律体系，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拟定税收基本法，短期内在修订宪法不易的情况下，继续拟定税收基本法是可行之举。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一些税收基本法律问题，以统领和协调单行税收实体法与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以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税收基本法要对税收共性问题做出基本规定：如对政府是否拥有征税权做出严格规定，税种设置的基本原则，税收管辖范围及权限，税收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违法责任追究，税收司法保障，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等，以达到在税收领域内统一和规范。二是拟定税务机构组织法或条例，规范税务机构设置，组织形式，职责职权，管理体制等等。三是单行税种的暂行条例上升到实体税收法律，增强税法的权威性、规范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四是立法要规范。立法要降低规范的弹性，提高规范的可操作性，增强规范的严密性、科学性；同时，立法机关要及时制定、公布全国统一实施的配套规范——实施细则，以保证法律正确顺利实施，增强透明度。税法解释权应属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不能自行制定有决定效力的解释和规定

综合以上各点，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涵：以宪法为统领，以税收基本法为税收法律的基础；划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将单行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依据法律授权，由相应立法部门做出法律规定；依据法律规定和税收管理权限，对税收具体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利于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进行。

（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是指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税务行政执法程序最重要的原则和特征是程序法定。在我国已有的行政程序法中，除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国家赔偿法等外，还有程度不同的规定散在各级行政法规文件中，这些法律法规为我们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促使税收行政执法权更进一地公正、合理行使，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总结国内经验，借鉴国外做法，有必要程序制度来规范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制度主要有：

第一，税务公开制度。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的重要制度，在税收实践工作中，我国提出的税务执法“八公开”制度在21世纪税务人力、资源开发国际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将税收执法依据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处理决定公开，执行裁决等公开，以利纳税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促进税务行政执法权力的正确使用，从而遏制腐败的产生将起重要作用。

第二，税务相关人回避制度。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这为税收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履行公正行为有了法律依据，也使税务执法取得公正结果增强了保障。

第三，税务相对人参与制度。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享受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促使税务行政机关公正执法，纳税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第四，说明理由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有规定：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将处罚决定、事实、理由、依据告之当事人，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应告知。这对税收行政处罚前的理由说明同样适用。

第五，时效制度。行政处罚法对时效均有规定，对税务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同样提出了要求。

此外，合议制度，复审制度，咨询制度，顺序制度，保密制度等程序性制度，都对规范税收行政执法权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都应该严格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的。

（三）严格税收行政执法监督

多数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环境比较差，对税收行政执法监督也相当重视。税务执法人员是否真正履行执法责任，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规范，应通过税收行政行为执法监督做出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进而推动税收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1.从法律上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与监督制约是现代社会的一对矛盾体，税收行政执法权必须在相应的监督制约之下，这是依法治税的基础和保证。严格对税收执法权力的监督制约，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上原则规定权力授予和权力限制程序，二是建立税收法律监督体系，三是依法培育相应的权力机制。权力从法律出，这是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基本要求，但法律规定权力要避免弹性化和模糊化，例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易出现主观臆断，难以体现公正规范的问题，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适用标准和适用幅度上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二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漏洞，就要对权力进行分解，对税收行政执法权力也要合理进行分解，以制约权力的滥用；三是对有弹性的、模糊的特殊规定则是越少越好。

2.建立健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税收行政执法监督按主体划分，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指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对税务人员的监督。外部监督分为行政监督（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纳税人监督、社会监督等。内外部共同监督组成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在内部监督中又可分税收行政执法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特别是对重要环节和重点岗位予以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全过程监督。

3.提高公务员法律知识水平，保护公务员税收执法积极性。开展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增强遵纪守法自觉性。现在实行的税收执法错误追究制度，实际上是追究税务执法人员失职行为的制度，对违法失职的税务人员可依据公务员条例等法律予以惩戒，但对税务执法人员力所不及所造成的错误，要区分情况，不能一概处罚，以保护税收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的积极性。

（四）加强税收行政执法协调

我国两套税务机构的存在，难免出现税收行政执法的欠缺或交叉。1.应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划分各自职责，避免职责交叉；2.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矛盾协调解决原则、程序和具体办法；3.设立专职职能机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国、地税两个税务机构之间的各种问题。

（五）改善税收行政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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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锁定“三个环节”，建立行政指导工作机制

将引导、扶持、帮助、说服、教育、示范、劝告、建议、警示、告诫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管理手段全面引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事前引导、事中规范、事后巩固。

在市场准人环节，建立主体事项温馨提示制度，完善登记事务助导机制。依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注册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户外广告登记、广告经营单位审批、展销会登记、动产抵押登记、经纪人备案等)职能、信息，帮助行政相对人了解注册登记相关规则，引导其正确投资，提醒、辅导、引导企业及时办理注册登记及确认事务，提醒已停业或被吊销的行政相对人依法进行清算，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对重大引资项目实行专人负责、提前介入、现场办公等方式进行全方位指导。

在市场监管环节，建立首次轻微告诫预警制度，完善规范经营疏导机制。在日常监管过程中，依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变过去简单的“查、扣、罚”为“引、劝、帮”，采取沟通、建议、提示等方式规劝、帮助行政相对人知法防误，促使其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从“防”上下功夫，注重运用行政走访、行政约见、行政警示、行政告诫等方式，开展对热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经常性走访活动。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不良行为和尚不构成行政处罚的首次轻微违规违章行为进行口头或书面警示，发放温馨提示书和限期改正告知书，督促其尽快改正。全面推行案件回访和行政建议疏导制，对违法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后及时开展回访，实现从单一查处案件向规范、指导相结合转变，从个案查处向行业整体规范转变，让当事人自觉自愿纠正违法行为。

在消费维权环节，建立管理责任建议制度，完善维权兴企引导机制。依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商标、合同、广告监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职能，帮助行政相对人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在实施日常巡查与监管过程中。通过辅导、建议、提示、激励等方式，引导企业规范使用商标，争创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发放消费维权行政建议书，指导企业建立完善进货台账、索证索票、行业自律制度，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维权机制，提高自我维权能力。完善社会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披露公示典型案例，引导、帮助社会公众增强防范风险能力。

二、建立“一卡四书制度”。构建行政指导工作体系

为了便于操作，分局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指南和配套措施类24项，对开展各项指导工作的切入点、基本要求、基本步骤、主要方式、文书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建立了“一卡四书制度”。

“一卡”就是行政执法联系卡。经常开展对热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走访活动，制定并发放行政执法联系卡，对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不正当竞争、行业垄断、不正当行政干预等问题及时联系，为企业提供及时周到的职能服务。

“四书”就是温馨提示书、行政建议书、改正告知书、整改建议书。在监管执法和服务发展中找准契合点，将行政指导融入行政执法的每个环节，融入每一个执法人员的意识中，针对市场主体涉及的工商管理事项、违反工商法规行为制作温馨提示、行政建议、限期改正告知书，在查处各种违章违法行为案件中引入“柔性执法”方式，注重运用教育帮扶手段，及时提出规范意见和建议，制发行政处罚整改建议书，避免一罚了之，防止违法反复。

三、推行“三大制度”。创建行政指导保障机制

为保证行政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实现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促使行政指导工作朝着日常化、业务化、规范化和长效化方向发展，分局因地制宜地推行“三大保障制度”。

一是工商行政指导项目审议制度。对抽象或重大的行政指导项目，事前进行可行性、合理性、合法性审议和论证。审议的内容：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指导事宜；向社会和行政相对人公布的行政指导政策指南；在一定区域或相关行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指导项目；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指导问题；实施行政指导的部门认为需要进行审议的其他行政指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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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执法；问题；对策；研究

一、水行政执法背景及意义

为促进水务事业的健康发展，长沙市对水务管理体制作过一些积极探索，进行过一些改革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实现了城乡水务管理一体化，由过去的九龙治水转变为一龙治水，将原长沙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长沙市水利局的涉水职能进行整合，新组建成立了长沙市水务局，但就总体而言，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长沙作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应尽快建立一个科学有序、先进高效的水务管理新体制，营造出一个社会井然有序、市民安居乐业、人水和谐的城市环境。这是新时期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加强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这也是本文主题研究总体背景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将执法看作是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水行政执法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水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实施依法治水方略。在实施依法治水方略中，依法行政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要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则是关键性环节。

（二）有利于实现和履行水行政管理职能。行政管理就是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管理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具体途径和强有力手段来保障实现的。可以说，没有行政执法，行政管理就没有了具体的措施和有效的手段，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行政管理职能。因此，行政执法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

（三）有利于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水务管理水平。我国目前的水务管理水平还不高，水务管理体制也有待完善，改革水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提高水务管理水平已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探讨的水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有助于破解执法难的现实问题，有利于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水务管理水平。

（四）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行政体制改革。2010年，长沙将长沙市公用事业执法监察队与长沙市水政监察支队的执法职能进行整合，是行政改革之初无法彻底转变整体职能、理顺体制的情况下，对现有执法职能的有限调整以及机构的适度整合。这种体制的适度整合在执行层面上涉及到政府职能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调整与不同层级之间的分配，对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域都已陆续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虽然尚未达到健全、完善的程度，但整体上已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我国的行政在整体上已初步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执法型”，由“人治型”到“法制型”的转换，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成了行政执法。为了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一直在探讨怎样更好地提升我国行政执法水平，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对于提升我国的行政执法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此作一简要概述：

一是以姜明安教授为代表，系统研究了行政执法的理论体系。姜教授对我国行政执法的性质、地位、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及运作程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关于行政执法研究的初步的理论体系。他在《行政执法研究》一书中指出，行政执法没有统一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应当从具体的场合出发加以确定。他认为，行政执法是使法从文本规定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行政执法使权利从“应然”变成“实然”，行政执法秩序从静态设计转化成动态建构。同时，他还指出了行政执法的九大原则，并对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行政执法程序的基本制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与分类，行政执法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做了探讨。

二是以杨解君教授为代表，着重强调执法理念的重要性，并以新的执法“理念”为指导，对执法方式、执法制度的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杨教授在《行政执法研究一理念引导与方式、制度创新》一书中指出，行政执法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行政执法主体不单纯是行政机关、授权组织，还包括行政相对人、行政第三人。行政执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行政执法还具有双服务性，既服务于公共利益，又服务于私人利益。因此，他提出了行政执法的五种理念，即法治理念、民主理念、服务理念、契约理念、和谐理念。指出在新的理念下，对我国行政执法方式进行系统的完善和构建，建立与之相适宜的行政执法制度。

三是着重于研究行政执法的现实性问题，提出具体的执法方式和制度。徐景波与李勇、李卫明在论文中指出，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随意变更行政执法行为，交叉执法、重复执法，违规增加和扩大罚款项目，执法环境差，不讲程序、违规操作等方面。并从健全法规，理顺执法关系，建立和健全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林依霖在论文中指出，“我国行政执法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执法依据落后，执法依据软弱无力，执法体系存在条条矛盾和条块矛盾，监督机制不完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并提出了几点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的建议。

四是以具体区域或具体行政执法部门为对象，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一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问题。李祝才、陈少平在论文中具体研究了我国环境执法领域中的现状与对策；聂建农在论文中具体研究了福州市农业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及运作；段红在论文中具体研究了档案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从法学研究角度，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时间长，法治研究起步早，行政执法研究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在众多西方先进国家中，法国有着“行政法母国”的称号，行政法成熟较早，已有大约 150 年的历史，具有完备的理论和制度，为后来许多国家行政法的立法和实践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基础理论方面，在狄骥和奥里乌的公共服务理论和制度理论基础之上，行政法学界又进一步衍化出了诸多分支学说，法国行政法最早定义了行政法治原则：第一，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首先是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是目的合法。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在国外，由于几乎找不到专门的水行政执法部门，所以对水行政执法的研究少之又少，我们只能通过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寻找一些国外研究，早在19 世纪后半叶，德国学者瓦格纳率先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概念，从学者研究的结果来看，服务型政府在西方称作是公共服务，20 世纪7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完善，政府强调工作效率和社会服务，并提倡政府服务应向社会开放。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政府工作中要重视人的权益，并指出公民权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地位。一些学者研究了欧美等国的城市管理，他们认为，在欧美国家中，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营都是地方政府职责，欧美地方政府通过委托、授权、承包、合同等形式，把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政府只负责监管。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

行政执法问题关系到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越来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在水行政执法方面，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还不够全面，实践部分研究还不够，理论缺乏系统性，当前一般局限于解释法律规章制度和总结实践经验，缺乏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的分析，理论的优势没有得到全面释放，研究成果也没有更好地转化到现实中。长沙市于2002年正式组建了长沙市水政监察支队，2010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机构改革中，将原长沙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和长沙市水利局的涉水职能进行整合，组建了新的长沙市水务局，实现了长沙的水务一体化管理，涉水行政执法职能也进行了整合和调整，但目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以长沙市的水行政执法实践为例，通过相关研究，试图为长沙走出水行政综合执法困境提供解决思路，力求对长沙现行的水务综合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长沙的发展进程。同时，长沙作为现代大型省会中心城市，水务管理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其水务管理经验对于其他类似城市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2]杨解君.行政执法研究一理念引导与方式、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9.

[3]徐景波，李勇.论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李卫明.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