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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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篇2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3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篇4
[关键词] 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分工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8-0068-05
异质型人力资本研究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化,如果溯源到异质型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的讨论,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Cantillon)。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后,人们不断丰富着相关讨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机理(廖泉文,宋培林2002[1];李 军,皮修平2007[2]);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机制(刘传江,董延芳2007[3];王鲁捷, 管永桦2005[4];倪志远,王致善2005[5];叶晓倩, 关培兰,韩 锟2005[6];张晓燕2004[7];连建辉,黄文峰2001[8]);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欧晓万2007[9];林志伟 2006[10]; 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08[11]);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王刚2000[12];丁栋虹2000[13];丁栋虹2001[14])。这些努力丰富人力资本的结构研究,并验证了不同构成的经济发展贡献;细化了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完善了人力资本实现机制研究;深化了企业理论的人力资本模式。
然而,由于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提出者认识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有必要重新认识区分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意义,或者说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的本源和实现形式。这不仅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本身,而且对构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的认识缺陷
(一)报酬递增源泉的不一致
作者在《从人力资本到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15]一文中,本质上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经济行为认识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本既然是人接受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它就是个投资的产物――没有投资,决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人力资本。”“根据计算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全世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构成比为64∶20∶16,人力资本已是世界总财富中最大的财富。”驱动人们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投资于物质资本或其他资本形态的动力不是出于替代稀缺的自然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独特属性,如“人力资本无法出售或转移、人力资本的使用寿命等于人的寿命、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无法分开、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消费偏好”等是自然资本不具备的。
任何资本的价值都是由其预期的最终价值决定的。而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性,是其区别于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根本价值,在于其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由此可见,这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在最优比例之前的报酬递增,这里的报酬递增本质上是要素的替代。在随后为提炼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本质,而对人力资本历史形态的考察中,作者指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力资本形态之间――“农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资本形态、管理革命时期的创新资本形态、信息革命时期的信息资本形态”――体现为不同的主导形态。而人们之所以通过投资推动这一主导形态的变换,主要是依据人力资本不同形态的报酬差异而来的,而具有报酬递增属性的人力资本形态便是异质型人力资本。这时的报酬递增含义已经是动态非均衡的范畴,即固定要素比例的变化或要素组织方式变化的范畴。本质上讲,边际报酬递增到边际报酬递减的变化,与主导人力资本形态演进是不同问题。
这种不一致同样体现在作者关于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运动遵循生产函数的一般规律:在集约经营中,边际报酬从递增向递减发展,直到等于零,乃至负值;平均报酬从递增向递减发展;总报酬从递增向最大值发展,直到下降。”这是经典的生产函数关于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的特征描述。而在论述宏观经济增长时,“异质型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价值是通过微观经济的新生产函数和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的互动作用实现的。”“这种优越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现为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异质型人力资本新的生产函数的产生,在宏观经济环境中造成了经济的不均衡性。”“对于任何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讲,都是从一个旧的均衡状态,经过不均衡状态,到达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过程。” 要素组合方式演进,即分工演进本身是报酬递增的过程,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不仅体现为局部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增,还体现在分工演进过程中。
本质上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并没有给经济一个持续增长的前景,而且这种递增在一定条件下会以要素固定比例为基准出现倒退;而缺少均衡到非均衡的衔接,使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缺少微观的基础,流于对现象的描述。这种混淆会导致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分布、形态演进和报酬分配等缺少一致的依据,即价格的作用仅是均衡的实现,还是分工的驱动?从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现实映照”也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强调。
(二)两种企业本质人力资本模式的异同
后续《现代企业:一个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一文中,作者对企业本质的探讨是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实现机制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到非均衡转换的微观机制的探讨。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作者将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推广到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高尚;企业性质模式的微观层面经济分析必须首先解决个人投资取向的利益驱动机制问题。”并依据其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重新审视了周其仁(1996)的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的理解,即提出现代企业并不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而是一个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区分应该说是对周其仁的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的深化,而不是否定。
表面上“如果说是由于难以监督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而达成合约(这是人力资本模式的基本论点),那么这种合约实际上与合约的“契约”本质相违背。”因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其实人力资本与其载体难分离、其价值实现体现在其载体的经济行为过程中,这些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独特的实现形式。并且所有的进步社会运动,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不仅是分工演进从而使人力资本的不同形态从经济人的众多职能分离的过程,也包含了社会基本制度变化对人身依附的解放过程,这些过程会丰富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完善其实现形式,并没有改变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独特性。从而承认相对于现在技术、制度条件下难以逾越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行为的监督成本,而达成合约不是一种倒退。
同时,在作者试图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或人力资本企业合约的区别时,作者强调企业的合约安排是“一种企业家以其异质型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信用安排”,甚至强调“企业家权力的核心是企业家能力而不是所有权”。这些极力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特性的努力,并不能否认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即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从而其实现的企业合约形式便体现为周其仁强调的企业制度的关键――“激励性契约”。并且周也注意到这一合约形式“不但要考虑各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而且要考虑各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中的互相作用(周其仁,1996[16])。”从这个意义上,周其实不仅注意到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问题,还注意到企业人力资本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从而,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与周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的本质区别并不显著。
(三)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人力资本主导形态变迁之间的机制脱节
那么,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提出对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理解深化的关键将是对形成企业的利益来源的解释。
作者将个人投资倾向和宏观经济发展源泉两个用来指向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特点的问题,直接引向对企业模式的思考,旨在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宏观经济体系增长、发展的源泉。而在已经回答了报酬递增的源泉后,企业便是这一源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途径。“经济人这种对边际报酬递增经济价值的追求有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使拥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人成为企业家的合约安排;经过制度变迁(包括企业制度变迁)后,对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的追求,就使得这种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成了当然的企业家。”从而经济人追求报酬递增的努力要促进制度变迁,促进生产函数的改变,才能保障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这时经济人所追求的应该不是边际报酬的递增,而是以分工演进为表现的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带来的报酬递增。这一点从作者认可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得到印证,“异质型人力资本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因此,企业家的成长过程,直接原因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变换过程,根本原因是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
表面上我们似乎可以将经济人追求报酬递增而推动的制度变迁以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制度变迁,这两者的循环看作是作者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累积因果过程的认识。但是结合前文指出的作者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源泉理解的不一致,可以看到作者的这种循环理解本质上是经济人微观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或人力资本主导形态变迁之间的机制脱节的表现。
二、报酬递增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产生与实现
回顾报酬递增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属性的认识。报酬递增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推动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即报酬递增的源泉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 对斯密来说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展开本质上是制约人类经济行为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问题。分工和交易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里斯密已经赋予了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本质涵义,即人力资本在新的分工方向上的积累。从而人力资本微观投资行为与宏观经济运行根本上是通过人类生产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斯密在描述经济运行时,“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贾根良,1998[17])。” 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与报酬递增框架的不相容,从而产生了“斯密两难”,即 “如果确是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的;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的,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后续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理解试图解决之一两难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报酬递增的思路。
(一)报酬递增的新古典主义思路
自19世纪中叶以来, 致力于把经济学建立成精密的科学的努力,使边际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技术及理论发展的相当完备。但马歇尔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一方面在严格的假设下用“代表性企业”抹杀了企业之间的差别,将报酬递增容纳到均衡框架中;另一方面引入“外部经济”作为报酬递增的来源,实现产业的一般发展。“我们可以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 由于意识到企业内分工所产生的内部经济之差异可能会导致竞争均衡的瓦解, 马歇尔规定,“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从而通过将企业内分工、创新、技术变化等创造的增长与发展可以自动溢出的简化,剥夺了留给人力资本积累的努力空间。所以,其后来者不仅要提供外部性的来源,还要应该完善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不仅如此,“如果其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将又回到它们在该产量上的原来位置”。从而静态可逆的报酬递增,并没有给我们经济进步的保证。
张伯仑突破了产品同质划一的假定, 企业以产品差别形式进行的水平分工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仍受到竞争对手提供类似但不同一的产品的竞争,从而经济系统可以在每个企业报酬递增之下达到均衡。而为了保护均衡的存在,张伯仑未能深究导致产品差异的技术根源、技术变迁以及技术差异的企业特异性进行分析。琼•罗宾逊几乎同时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概念,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马歇尔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可逆报酬递增的缺陷。
对报酬递增的来源外部经济,一般区分为两种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是由生产者之间通过直接的、非市场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金钱外部性是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依赖由价格变动所引起。本质上非市场相互依赖的外部性体现为未界定清晰的产权利益的公共性和分工演进的生产制度结构的互补,而市场机制下的外部经济体现为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外部性的内部化体现为制度的变迁,而新古典主义思路的明显缺陷是缺乏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微观机制。要么是依赖于知识或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自动溢出,体现在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的新增长理论中;要么是仍保留在新古典传统之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旨在制度结构不变时,分析一项制度变化是如何导致另一项制度变化的。而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在许多时候表现为间断的跳跃, 从而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解释其所指称的最优制度是如何产生。
(二)报酬递增的结构主义思路
针对经济理论日益忽视分工与报酬递增的倾向,杨格强调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贾根良,1999[18])”。借助迂回生产这个概念,杨格从市场规模中抽象掉货币、金融及其他制度条件下,将分工的技术选择还原为生产水平的函数,而不是相对要素禀赋或要素价格的函数。从而 “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的均衡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
在这一累积性变化过程中,交互需求、分工扩大产生报酬互补,并且其不断因果累积,实现产业间分工扩大、生产的迂回发展。并且杨格将互补报酬的实现归功于创新者,“商人对市场的重商主义观点比更多地从静态角度进行思考的经济学家有更合理的基础”。而供求价格不仅是资源配置的信号,而且也是把市场刺激转变为创新者行为动力的制度工具。从而,人力资本微观投资行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变迁联系有被恢复。
后来的结构主义者继承杨格,放弃了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均衡、最优的思维理念。早期发展经济学者意识到了结构和制度差异这些更重要的因素,并认为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静态传统的均衡理论,而是对非均衡增长过程的分析,并且这一过程是“因果累积”的过程。如缪尔达尔明确提出“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其特例便是“贫困的恶性循环”;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和“依附理论”都是对经济结构动态互补的一个描述。卡尔多为探究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开始致力于研究报酬递增理论,认为供求任何一方变化诱导的额外投资是报酬递增的必需,而保障诱导性投资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关键。并认为从累积因果过程来看, 在作为生产目的的财货存量增长的意义上, 产出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从而,认为经济现实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不仅每个产业,而且每个部门或某种技术在报酬递增程度上的差异,使经济系统不存在趋向均衡的内在趋势。80年代以来,布赖恩•阿瑟进一步和概率理论家合作用数学方法清晰演示了,经济系统均衡的不可预测性;历史事件影响的滞后效应;“路径依赖”效应。
结构主义思路提出了更接近现实的经济体系运行描述,然而如何处理局部上寻求稳定的均衡与整体上趋于非均衡动向的关系,结构主义还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功败垂成、到阿瑟的“经济系统均衡的不可预测性”,都显示了这种无力。然而,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离不开人的能动的参与,正如阿瑟说:“报酬递增率能够导致多种可能性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准确无误地知道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这种方案、而不是别的方案(张红芳,2001[19])。”
三、异质型人力资本涵义
从报酬递增理论演进来看,分工、专业化演进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的涵义本质上是适应分工、专业化趋势,人的知识、技能的积累和实现。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报酬递增两条不同思路的内在缺陷中。
新古典主义思路从竞争均衡到不完全竞争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恢复了以技术进步或差异为表现的分工、专业化的演进,但为了维护静态均衡这种恢复是不彻底的,从而要借助外部经济保证报酬递增。同样出于维护静态均衡,新古典主义不允许技术、制度变迁可能带来的差异性积累,而是让这些报酬递增的外部经济自动的、无成本的内部化。而至少这一内部化机制中,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不仅要支付成本而且要有收益预期的驱动,他们在不断的做着创造与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具有使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功能,然而承认产权差异的存在,必然面临一个间断、跳跃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
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运行描述更接近真实,其真实性至少体现在没有削足适履的迎合分析方法。然而,由于结构主义还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从而认为经济系统均衡不可预测。经济系统运行本质是人的经济行为的综合,仅就人力资本积累来看,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现是一个耦合过程,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的前提,而其实现又是积累的前提,从而使经济系统必然呈现“累积因果”、“路径依赖”等动态特征。而因为要承载所有的约束与激励,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过程本身是内嵌在分工、专业化演进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从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实现必然结构性的体现着这一变化过程。这也是区分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意义。
如果从丰富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看,如果需要一个表征人力资本结构或人力资本主导形态,随经济报酬递增动态过程而演进、变迁的概念,那么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它反映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契合机制,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廖泉文,宋培林. 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机理[J].中国人才, 2002,(3):21-22.
[2]李军,皮修平.长期雇佣、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企业核心竞争力[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9):59-62.
[3]刘传江, 董延芳.异质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2007,(4):50-57.
[4]王鲁捷,管永桦. 论异质型人力资本“二元加权股权激励” [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05,(6):375-378.
[5]倪志远,王致善. 企业异质型人力资本开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3):66-69.
[6]叶晓倩, 关培兰,韩 锟.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企业的收入分配[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3):148-150.
[7]张晓燕.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企业的长期合约――从“非流动性”角度探讨企业长期合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J]. 经济体制改革, 2004,(2):76-79.
[8]连建辉,黄文峰.对“股票期权制”本质的再认识――一种关于异质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定价机制[J]. 当代经济研究, 2001,(7):54-58.
[9]欧晓万. 异质型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跨省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实证检验[J]. 上海经济研究,2007,(4):83-90.
[10]林志伟. 我国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0):48-53.
[11]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4):86-96.
[12]王刚.企业家的企业──从异质型人力资本理论看企业与企业家的关系[J].云南社会科学, 2000,(2):47-51.
[13]丁栋虹.论企业性质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模式――兼论科斯交易费用模式的内在悖论性[J]. 财经研究, 2000,(5):3-8.
[14]丁栋虹.现代企业:一个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J]. 唯实,2001,(6):45-50.
[15]丁栋虹.从人力资本到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J]. 理论前沿,2001,(5):12-14.
[16]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 1996,(6):71-80.
[17]贾根良.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 [J]. 南开经济研究, 1998,(6):29-34.
[18]贾根良.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二) [J]. 南开经济研究, 1999,(1):10-16.
[19]张红芳.报酬递增理论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2001,(3):76-77.
The Es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of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Refinement of the Concept of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
Deng Qiang
(Economic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5
关键词:特里芬;美元;危机;扩张
中圈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01-06
1950年,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警告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经济学家并不明白这个预测的准确性。特里芬是能够作出准确预测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然而。没有人对他的警告引起注意,即使他的预测即将明确地变为事实的时候,也没有引起注意。他的分析就是人们熟知的“特里芬难题”或“特里芬两难困境”。他1960年在其论著《黄金和美元危机》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阐述,指出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展和国际货币需求的日益增加,美元对国外的供给将不断扩大,但如果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则美元的供给就将减少,就难以满足国际需求;相反,如果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则又不利于美元价值的稳定。这样,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会陷入“两难困境”,既要满足国际货币的需要,保证国际货币的供给,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持续保持逆差,而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又必然导致美元的贬值,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应该说,特里芬的分析有其深刻的道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引发了美元危机,美元贬值,导致黄金大量外流,便证明了特里芬见解的正确性。
美元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发挥金融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为美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有利的货币和金融保障。简单地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全球融资功能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弥补财政和贸易赤字的主要工具。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在周期性国际收支不平衡中的美元扩张的成因、美元扩张所引发的国际金融风险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的影响。
美元是美国的法定货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货币,是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就美元的社会属性而言,从货币的发行到流通,从交易投资,到结算,从货币的稳定,到汇率维护都是美国国家意志的体现,它使美国在全球的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分配过程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美元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货币。然而,美元货币功能上的国际化使它超越了其他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上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但这改变不了美元国家货币的本质。
认识美元是国家货币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元的国际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一、美元的国际作用与“特里芬难题”
美元的国际作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背景下,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第一,确定了美元对黄金的基准价值;第二,确定了各国货币对美元基准汇率;第三,确定了美元是唯一的干预货币;第四,美元的稳定是除美国以外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义务;第五,美元成为国际流动性的来源;第六,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按布雷顿森林协议,所有成员国家有权选择建立他们进行经常项目交易的本国货币与黄金或美元的基准汇率。事实上,所有交战的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都对美国的援助和供给产生了负债。美国事实上拥有全部的黄金或对黄金的债权。这样美国就是唯一能够用黄金设定美元基准价值(面值)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没有选择用黄金确定本国货币价值的基础,因而只有按美元确定其货币的基准价值。美元有效地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的地位,美元的价值就由美国的黄金储备来决定。因为所有其他国家确立了与美元的基准价值,他们需要美元储备以保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性。这就意味着,汇率稳定是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中央银行以美元干预的结果。美元就成了唯一的干预货币,并且把汇率的稳定置于美国以外的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维护美元价值的意愿和能力上。其结果就是美元变成了国际流动性的来源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的基础。美元就有效地取代了黄金。
战后,由于美国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大多数国家的重建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国际收支表现为贸易顺差。然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产生了对美元大量需求,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久便开始发生逆转。当时,不仅在美国以外黄金短缺,美元也同样短缺。这样就通过创造美元流动性来满足国际货币体系的迫切需要。然而,美国以外的国家持有的美元逐渐超过了按照官方布雷顿森林平价计算的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价值。于是,就出现了特里芬两难困境: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依赖于美元储备的扩张,这样才可以保持国际流动性与快速扩张的世界贸易同步增长。但是,这只有通过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才能实现。这样就会继续增加外国对美国固定价格的黄金供给的债权。一旦这些债权超过了按35美元平价黄金供给的美元价值,美元按照官方平价兑换黄金的可兑换性就取决于外国人重复用美元兑换黄金的意愿。尤其是外国中央银行承担着稳定美元的责任.由于非官方的持有人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从而使中央银行只好积累从未有过的大量的美元余额。认识到黄金对美元升值。即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就是贬值,就意味着美元储备的资本损失。这样美元的外国持有人面对的就是特里芬的两难困境。如果他们在美国财政部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他们不能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因为他们有责任维护其他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况且在外汇市场上美元长期供应过剩),那么会进一步降低支持美元余额的黄金储备,并且会使美元贬值,使他们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导致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大量外汇损失。如果他们兑换过多的美元余额,就会承担美元的加速贬值,如果他们没有兑换,一旦出现美元贬值,甚至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特里芬难题”包含了多重涵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表现为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是持有黄金还是持有美元的矛盾。对外国持有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财政部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就会导致美元贬值。使他们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如果他们没有用兑换黄金,一旦出现美元贬值.他们同样会面对美元储备的贬值风险;另一方面是持有美元还是其它货币的矛盾。由于各成员国负有维护其他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因此,事实上不能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一旦美元贬值,同样会遭受美元储备损失。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美元汇率稳定是除美国以外的中央银行的责任。只有持
有美元,别无选择。为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并没有解决特里芬难题。灵活的浮动汇率虽然对美国以外的中央银行表面上摆脱了“双挂钩”的束缚,由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绝对主导地位.全球对美元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流动性需求是以美元的扩张和贸易逆差来实现的。这样特里芬难题就是:各国都需要为适应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同步增长.迫切需要美元来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同时各国也承担了美国贸易逆差和美元贬值的风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元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美元与持有美元的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仍然面临矛盾加剧的现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新的特里芬难题,不过比以往更复杂。美元扩张的范围由原来的贸易赤字演变为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美元扩张的形式也从对外贸易逆差发展为国内财政赤字。这样新的特里芬难题就表现为:美国构筑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同时。也在筑起巨大的金融泡沫和对内对外债务。美国在为全球提供贸易和投资提供国际流动性的同时,也在提供隐藏的巨大货币和信用风险。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参与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为了保持国际流动性需要,就同时接受了美元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从特里芬难题看来,美元的扩张似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向选择。是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供求关系的选择.解决这一矛盾就应该从美元的供求关系中寻找答案。各国应该积极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供应方应该积极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而需求方应该减少大量贸易顺差和资本的大量流入。许多国家主张。美国应该采取紧缩的国内货币政策和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然而.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实现美元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极力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把特里芬难题发展到了极致。
二、美元扩张与国际收支不平衡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里芬难题”一直困扰着国际金融的稳定与发展。直到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个矛盾更加突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包括墨西哥(1994~1995年)、亚洲(1997~1998年)、俄罗斯(1999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和阿根廷(2000~2003年)。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愈演愈烈,导致了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或倒闭或被收购或向存款银行转变,并引发了全面的信用紧缩和流动性匮乏。这场华尔街金融危机堪称上世纪早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以来源自发达国家的最为严重的金融灾难。其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如何认识这场金融危机要比如何应对更困难,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金融最为发达的美国,与上面提到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认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通常会认为是经济基础薄弱。资本市场不发达.过分依赖外部投资,外债规模过大,外汇储备不足。因而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等等。而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显然不能归结于上述原因。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由于滥用金融衍生杠杆,形成庞大的资本泡沫所致。而实际上它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周期性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元极度扩张密切相关。美元的不稳定使国际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工业产业发展壮大后,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实现了金融服务产业的全球化,从工业产业大国发展成金融大国。另一方面,美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服务产业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使全球的经济不平衡更加严重。
近年来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了广泛和持续的不平衡。一方面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大量赤字,和与之相应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总的顺差,主要是日本、东亚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地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这种不平衡导致近年来美元日益贬值。另一方面是全球跨国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用超过投资的储蓄盈余向美国提供融资性投资,特别是为消费融资。因此,导致了以美国为主要债务国的全球性经济不平衡状态,形成了跨国资源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向美国提供投资性和消费性融资的格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成惯例,而不是个别现象。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收支平衡调整对世界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70年代早期,对美国失去黄金储备的调整,以及尔后的经常项圈的逐渐恶化导致了固定汇率平价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崩溃,转变为主要货币间的浮动汇率机制,加速了主要工业化国家战前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进程’。
在80年代前半期,美国财政和对外的双赤字,导致了美元汇率实质上的升值。美元汇率调整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然而,市场反应却使美元急剧贬值。与当初设计的要实现美元有序贬值的目标相反。广场协议事实上加剧了美元的下跌趋势,这样就有了1987年的卢浮协议,试图稳定美元。却导致了1987年和1989年的股票市场暴跌。90年代早期的美国经济衰退导致1989~1991年全球经济下滑。
80年代后期美国赤字的调整与德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和石油出口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调整相配合。而日本仍然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顺差。即使这样,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还是大幅升值。这个经验表明,在一个顺差国家的货币升值并不会必然导致对外不平衡的调整。通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产生了困扰日本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尔后日本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和滞胀,抵消了真实汇率对经常项目的作用。有人据此认为,如果一些顺差国家被迫采取汇率升值政策,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
尽管90年代后半期美元新一轮升值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是由于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严重偏离造成的。由于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和日本经济增长严重下滑。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发生,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实现“自我保险”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需求的增加部分抵消了自2003年以来美元贬值对经常项目赤字的改善。
美国反复出现的周期性不平衡,是通过美元的周期性扩张来实现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恰恰为美元扩张提供了根本保证。这个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使用美国的国家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的主要手段。60年代早期,Robert Triffin(1961)强调指出,“国际”储备体系建立在主导经济的“国家”货币基础上是内在地不稳定的。首先,尽管当今全球经济中有许多途径创造以美元分类的资产,但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积累美元净资产的唯一方法是美国持续保持经常项目赤字。其次,储备货币国家有巨大的自实现完全的独立货币政策.并强加给其他国家。根本原因是普遍认为美国的国债是世界经济中的“最安全的资产”.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利率因素是相对独立于美元汇率。这与开放宏观经济模型恰恰相反。
然而,美国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实现的美元
扩张政策会侵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对美元失去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就迫使作出美国作出调整以重建信用度。70年代放弃黄金一美元平价以来,调整包括美元周期性的贬值,一旦对美元的信心建立起来就跟随着美元升值。这种体制就使美国的对外赤字受到周期性的扩展和紧缩、主要储备货币的真实汇率强烈的周期性波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所困扰。
在初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汇率的稳定依赖各国中央银行积累的美元储备。显然,美国没有这样的需求,而是能够通过其他中央银行积累储备过程为其赤字部分提供融资。但是,必须原则上保持足够的黄金储备以维持黄金一美元平价。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平价崩溃以来.美国仍然无需持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储备,美国能够通过自身的货币创造过程,增加国际储备和国际流动性,实现美元扩张,增加国际流动性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美元的扩张,决定了美国能够采取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象美元那样的货币优势。事实上,美国在经济周期性的向上波动时,美元的扩张特权会被过度利用。迫使发展中国家作出调整。正如st堙Htz(2006)所分析的那样,经常项目赤字对美国经济活动有紧缩的影响,就是说,在向上扩张政策期间产生的刺激作用是给美国以外的国家带来好处。因为周期性的向上波动通常以美元升值为特征,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持有的美元资产真实价值(以它们本国货币计算)的增值中获得收益。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决定了美国对资本化力量的支配作用。美国的部分外债是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通常这种美元储备是以存款和流动性工具的形式持有的,美国支付较低的利率。这就出现了全球不合理的资源分配的问题。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资本化力量分配的不平衡。收入(外汇储备)从发展中国家向主要发达国家再分配的情况被称为反向援助”。即使在美国自2007年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资本化力量表现得更加强大。当银行同业间发生信用紧缩和流动性突然停止的时候,联邦基金系统的美元,或美国政府的债券成为全球美元储备的唯一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与美元竞争的国家(或欧洲的情形、区域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也不能全部解决这些问题,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资本化力量还将集中在那些富裕国家,因而反向援助将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特征。进而,尽管多重货币世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分散外汇储备资产的好处,但很可能更不稳定,在储备货币中的美元替代货币能够产生主要国际货币的真实汇率的额外波动。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元在扩张过程中,一但发生美元贬值,美国的外汇资产会表现为正的财富(真实平衡)效应,因为美国居民持有的外汇资产价值会上升,他们的债务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美元贬值对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的调整产生弱效应。事实上。美元贬值的财富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相反。而对其他用美元衡量外债的国家来说,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就会蒙受净的财富损失。
在美国二战后经历的三个主要时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以最近一次收支不平衡积累的数量上较大,持续的时间较长。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全球金融整合的加深已经使经常项目的不平衡无论是持续性,还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都有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形。经常项目不平衡仅仅反映了私营决策把储蓄配置到最优化的投资领域。事实上,所谓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建立在美元扩张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的基础上的。
有分析认为,经常项目不平衡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个体系已经逐渐进入第二布雷顿森林时代。事实上,亚洲国家为了避免汇率升值而保持出口主导型模式的重商主义决策意味着它们愿意继续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融资。按此观点,对这些国家来说,稳定和疲软的汇率的经济利益超出了储备积累的成本。因此中央银行持续的美元储备积累允许美国国内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美国的债务正在积累风险,如果美元进一步贬值可能产生巨大损失。甚至官方机构,尤其是中央银行都可能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诚然,由于当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现状增加了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这就使资本流人不可持续。他们指出。赤字是为国内消费而不是为投资提供融资,美国投资正在转向非贸易部门,赤字日益通过短期流入融资,而不是直接投资。
美元利率与汇率因素背离。关于美国失衡(不平衡),最后必须提出,只要美国国库券在世界经济中持续被当做最安全的资产之一的话,决定美国利率的因素就会继续相对独立于决定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的因素。但有时也会发生改变。纠正全球不平衡的最负面的情形包括外汇和金融市场(债券和股票市场)之间的关联,典型的情况是收支平衡危机:美元资产的挤兑(包括国库券)会迫使美元贬值和美元利率提高,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并蔓延到全球。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关联同样带来因全球不平衡产生的宏观经济风险,以及由金融创新和市场巩固而产生的潜在的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美元扩张与全球金融风险
美元扩张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使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实体经济正在逐渐让位于金融经济。通过金融的发展和创新过程。美国在美元扩张的基础上,把美元的国际作用发挥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美元过度扩张不断催生资产泡沫和投机行为。自9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理性投机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更倾向于强调投机行为产生的相反现象,被称之为“非理性繁荣”和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合理的悲观”。在经济繁荣和萧条周期中,危机的广泛蔓延和“羊群行为”贯穿了“风险偏好”的变化过程,到最后是“风险厌恶”。这些繁荣和萧条周期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动力而产生的。有学者(1982)分析认为金融繁荣衍生市场中介机构过度持有风险,并逐渐导致危机。强调低利率环境下寻求收益的不同特征是如何激励信用创造,套刹和杠杆交易,这些很容易筑起资产泡沫。
美元的扩张是通过主要的市场中介参与者实现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利用同样的信息资源并强化对事件的各自解释。因为这些机构被认为有较好的领悟,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很可能会看它们行事,增强了“羊群行为”。“羊群行为”提高了许多市场决定和经营操作的短期焦点导致的波动性。许多风险模型大量依赖市场决定受量,如股票价格和信用产品价格。这些价格在资产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偏向过分乐观,而在泡沫破灭后叉过于悲观。进而,利用类似的市场敏感性风险模型,并对经理和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和评估,可能会增加“羊群行为”和市场中介的短期倾向。资产和负债的按市价估值的实践和监管上的要求,尽管从透明度的角度看是有利的,但也能增加所有市场中介机构对资产价格短期变动的敏感性。更普遍地说,宏观层面的谨慎性研究在加强,传统的谨慎管理规定倾向于预防
周期性发生。新的巴塞尔协议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评级机构的风险评估,是高度的防止周期性波动并且倾向于风险的事实反应,而不是对风险形成过程中的反应。
经济全球化增加了金融危机的相互蔓延。在经济亢奋时期,全球经济的一方进入市场筹集资金的同时,就为另一方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一个国家从投资中获得利润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国家的投资,通常包含巨大风险。接下来,迫使在一些市场蒙受损失的金融中介在另外的一些市场抛售它们的资产以恢复流动性,用于支付它们的短期债务,包括补易保证金等。危机蔓延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按照一定的风险分类标准划分国家和企业的市场趋势。这种分类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发生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事情被认为是某类资产的“代表”,因此,就会对这类国家或企业的成员产生影响。新兴市场的经验表明,即使基本面表现较差的国家也会被引向金融繁荣。所有国家。尽管他们的“基本面”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但是,后来会被引向对外融资的“突然停止”。
在正常时期“羊群行为”也会发生,但是,当信息变得不可信赖并且预期变得高度波动的高度不稳定时期,“羊群行为”变得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诚然,造成恐慌“信息”事实上可能是不准确或不正确的,但它能够依然盛行,形成“自我实现预言”。接下来发生的预期的急剧调整引发了新兴市场无数次的危机,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还有2000年早期的科技股票市场的破灭和2007年的美国次债危机。这种恐慌的中心特征是同时发生的资产变现需求,特别是那些被认为风险较高的资产在市场上变得完全失去流动性。
美元周期性扩张是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衍生工具实现的。汇率灵活性和利率波动产生了新的金融工具用于投资者管理风险。这些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产品,使风险因素独立定价成为可能。并且调期保这些单独的过程并不必然化解或降低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是简单地在不同的持有人之间转换或再分配。如果风险能够转移到金融体系中有能力管理的中介机构的话,那么它会改善效率。然而,与此同时它增强了不同类型风险之间的联系,并且使主要的风险评估变得更加困难。此外,风险转移机会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会最终发生在金融市场监管和风险揭示薄弱地方,或发生在过度的“风险偏好”和在上升期间高度使用杠杆工具以期获得意外收益的中介手中。因此,尽管衍生市场的加速增长有助于降低微观经济层面的风险,也能够增加潜在的宏观经济层面的不稳定。用Dodd(2008)的话来说,如果短期资本流动是“热钱”,在关键的条件下,衍生市场可以变成“微波”货币,加速和放大对预期突然变化的市场反应。
衍生交易和资产证券化已经使许多金融资产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移出。这就便利了非银行机构的增长,并促使银行和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的业务日益趋同。事实表明,集中在银行的风险较少就意味着系统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比传统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情况下要小。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就意味没有计入按照全部风险资本计算的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份额急剧增加。对平衡表外交易的软监管和对监管对冲基金的强烈反对,增加了潜在的不稳定性。大金融机构的稳固的增长规模和业务多样化使他们对金融震荡没有那么脆弱。但是,同样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的重要的中介机构失败而造成的影响。
所有的这些结构性趋势表明,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结合与日俱增――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结合都在增长。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促进了金融结合。世界不同地区的市场关联性表明。事实上市场波动的关联程度在增加,从全球的角度看,有效的风险多样化的空间是有局限性的。这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的潜在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宏观审慎的研究,宏观经济风险是与汇率和利率变动以及经济活动变化相关的,可能比微观经济的分散风险的优势更加重要。这意味着与解决全球不平衡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整具有潜在的强大的金融含义。事实表现为更大,更复杂和内在联系的金融范围的出现,因此,金融系统的影响会比以往对现实经济产生更大的作用。
全球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体现了美元的扩张过程。由发达国家通过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推广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中。而发展中国家明显地表现出与美元扩张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用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务工具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原罪”,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导致长期金融工具供应不足,而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潜在的巨大的投机压力来说金融市场规模较小。国际融资有不同的货币组合和不同期限。在货币、利率和期限上的掉期保值等金融服务方面就需要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来完成。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产生对国际金融中介服务的需求,主要直接或间接依赖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债务工具。
亚洲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债务市场得到发展,发行债务工具发行能力得到改善。但仍然没有解决货币的错配问题。就是说,以发展中国家货币为面值的资产缺乏长期的国外需求,外国投资者纯粹是以投机为目的,即对本土货币工具的需求基本上根据对汇率升值的预期,当预期汇率贬值时,这些需求就会减少。
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和期限上的错配.放大了外部融资成本和国家风险成本的周期性波动。货币错配和净外汇债务意味着通过资本流动产生的汇率波动会导致支持周期性的财富效应,也就是:在资本项目向好时期,货币升值;资本项目危机时,汇率贬值。而期限错配,是指通过短期融资进行长期投资。这说明债务面临较强的利率风险和对债务展期的成本会更高。如果获取国内融资同样是趋向周期性的,那么再融资需求只有在危机期间部分地得到满足,这样会导致信用紧缩和加剧资本市场波动。
发展中国家一体化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总是一个“局部”的一体化,就是说对一体化按照风险种类进行划分,风险种类是把借款人归类,高风险借款人就是那些受周期性波动强烈影响的借款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是趋于周期性的,并且加剧经济的繁荣或衰退。资本流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也是支持周期性的。直接影响汇率、利率、国内信贷和资产价格,进而影响投资和储蓄决定。资本项目波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真实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或主要根源。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周期性波动超过了不正常的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墨西哥、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融资成本的急剧上升和融资的中断的打击。这些国家在融资能力和成本压力上表现为周期性。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两个完全的较长周期:70年代国外筹资迅速发展,接下来80年代是主要的债务危机;90年代出现新的繁荣,接下来,1997~1998年的亚洲和俄罗斯危机导致净流动的急剧下降。2002~2003年,开始新的一轮向上波动周期,但在2006年五六月份已经开始进入波动,或许持
续更长时间。金融不对称同样导致宏观经济的不对称。主要工业国家采取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充分地实行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却在实行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到自身能力局限。有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趋于周期性,并且这种趋于周期的行为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行动目标在于纠正资本项目波动这一根源。首先,在经济向好期间积累外汇储备作为“自我保险”,以备在发生危机时对外筹资能力下降的困难;第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以平稳汇率;第三,以价格为基础或行政性的资本项目管制;第四,外债管理(削减公共部门的外债或在经济繁荣期间改善外债的期限结构;为防止周期发生,调整政府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债务组合)。此外,还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强化谨慎管制和监管,尤其是减少货币和期限错位,通过资本项目干预,巧妙地执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
然而,没有哪一个政策是无代价的。作为“自我保险”的国际储备积累导致准国家财政损失,国家风险成本和国内利率较高的国家尤其如此。资本项目管制在反周期货币政策中可能是有效的,但其作用可能是短暂的,并且不能完全阻止经济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严厉的审慎管制会增加金融服务的成本,并限制新的金融服务的发展。新兴经济国家采取的管理风险的许多金融管制行动仅仅是转换风险。而不时纠正面临的风险。已经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它减少了外汇不会带来收益的货币错位,即可能会增加期限错位。
对资本项目已经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好的反周期工具是财政政策。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在经济向好的过程中进行.并伴随增加外汇储备和政府在国外的流动性投资,或者削减公共部门的外债。但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包含政策决策的长期滞后,这与防止资本项目波动的需要正好相反。此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要面对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首先,在繁荣期间,很难用政治条件提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补偿私营部门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国际社会中最富裕的国家输送繁荣。还有时间上的不一致问题,即在繁荣期间的公共部门盈余会产生很强的政治激励去用掉(智利在最近的经济繁荣期间积累了大量财政盈余就面临这种压力)或通过不可持续的减税使财政盈余来源受限(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这个过程)。
金融和宏观经济的不对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然而,这些国家可采取的有限的措施中,有现成的可以采纳的反周期政策的原则。这个原则首先是源于资本项目波动。对主要商品出口国家同样存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原则,尤其是管理贸易条件波动。通常发展中国家的周期性出口收入业绩也可以通过反周期的方法进行管理。
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本项目波动和贸易条件变化,其资本项目管制可能已经持续变弱(尽管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泰国在近年的繁荣周期中采取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本项目管制),但是,其他反周期性政策措施日益得到应用。这些政策措施包括较强的审慎管制(带有支持周期性特征,但同样发展了专门的工具来缓解货币错位);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主动的外债管理;一些国家采取反周期财政政策;以及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
近来的一些研究认为,与传统的外汇储备需求的重商主义动机相比,“自我保险”是外汇储备累积增加的主要动机。并认为以防止金融危机为目的的“自我保险”动机已经超出了Guidotti原则(也称之为Greenspan--Guidotti--Fisher原则),Guidotti原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至少应等同于短期外债。事实表明,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风险比短期外债形成的风险更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均衡地管理中期资本项目周期是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资本项目越开放,对储备的需求就越多。
商品市场价格上涨和出口收入的增加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吸收多余的出口收入和净资本流人。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在许多区域,资本账户已经成为储备积累的主要来源。这似乎破坏资本流动的原则.即资源从富裕国家转移到比较贫穷国家的原则。然而,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他们需要额外的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的“自我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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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模式和技术资产概述
(一)会计模式概述 会计模式不直接等于某一国家或者更大的空间范围实际存在的会计制度本身,而是从实际存在的会计制度中,排除了具体的细节而获得的理论的抽象。会计模式包含着对于某一种具体会计制度的基本规定性的概括,是其基本框架和主要工作原则的总和。在会计模式的划分上,美国会计学者格哈特・米勒是采用以商业经济范围为依据的方法划分会计模式的先行者。1967年,他提出将世界范围内的会计模式分为如下四类:宏观经济结构中的会计、偏重微观经济的会计、作为独立学科的会计和统一的会计。
(二)技术资产概述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对技术资产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统一的界定。在会计学中,技术资产是指含有技术内容的无形资产,只有当技术具备了资产的性质,才能成为技术资产。技术资产就是技术类无形资产,是指本身不具有独立实体,有赖于一定的技术载体才能展现的,在一定时期内能对特定主体的市场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并带来经济利益的一切经济资源,由软、硬载体来展现的技术产品或商品、智能形态的技术成果和其他与技术相关的权利组成。
技术资产培育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产生技术突破,攻破技术难关,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达到预期目标的创新活动。技术资产培育有时也用来表征一国的创新特征,在此情况下,技术资产培育指一国不依赖外部的技术引进,而依靠本国自身力量独立开发新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动。技术资产培育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1)技术突破的内生性。技术资产培育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技术突破,是企业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的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的。(2)技术与市场方面的率先性。率先性是技术资产培育努力追求的目标。培育技术资产的企业既是技术上的先锋,又是市场方面的先锋,培育技术资产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技术与市场两方面的率先性奠定的。(3)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培育技术资产不仅技术突破是内生的,且培育的后续过程也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推进的。
二、现行会计模式对技术资产培育的影响
(一)技术资产会计初始确认存在的问题 技术资产的会计确认是指对经济活动有关的信息数据进行筛选、确定、并在会计凭证和账簿中予以正式记录和做出相应会计报告的过程。企业经济活动产生的数据或信息,能否进入及何时进人会计系统,均由会计确认这一程序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技术资产的投入越来越多,如不及时加以确认,将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因此在这种经济环境下,随着会计计量技术的发展,技术资产的确认已显得非常必要。技术资产确认的最大阻力来自可靠性、谨慎性和计量方面的要求,而这些阻力都是源于传统会计思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会计确认标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表现在:第一,那些潜在的相关项目由于不符合确认标准而被忽略;第二,人们并不总是清楚为什么一些信息包含在财务报表当中,而其他的信息则被排除在外。
我国原会计准则规定: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借记“无形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但是,由于科技企业大量技术资产的取得并不都是以有形的方式或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所以,技术资产在以有形资产为基础的现行会计系统中总是得不到完全地、充分地确认。将作为维系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资产排除在合理的会计确认范围之外,科技企业按有形资产会计确认规则提供相关信息,显然不符合客观性原则。这种会计模式既不利于技术资产的培育,不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按现行会计制度和准则规定,对外来技术资产采用按市价或评估价值予以确认和计量,而对自创技术资产采用不予确认或以不超过初始成本进行计量。显而易见,对不同来源的同一类技术资产在确认和计量上是不同的,这必然导致其账面价值的不同,违反了一致性原则。自行开发研制取得技术资产的企业与从外部购买而取得技术资产的企业的价值完全不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横向可比,从而误导了信息使用者。
(二)技术资产会计计量存在的问题 技术资产会计计量的首要问题就是计量基础的选择。常用的计量基础有投入价值观和产出价值观。技术资产会计计量应主要以产出价值为基础,反映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同时考虑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满足用户对信息相关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技术资产价值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的认识不同,多年以来,各国对技术资产价值计量方面作了很多探索,提出了多种评估技术资产价值的方法。目前,我国对技术资产的估价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对无形资产估价方法。
目前,众多的技术资产评估方法及其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归人三种基本评估法之内:成本法、市价法和收益法。成本法的局限性非常明显,而且技术资产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成本计量和识别都具有相当难度。市价法看似简单明了,其实应用条件是受限的,主要是可比性和交易信息的可利用性问题。技术资产交易情况相当复杂,即使是同一企业转让同一技术资产,由于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时间等因素的区别,其价格也会有很大差异。收益法由于技术资产的未来收益不可预见性很强,且折现率的确定有较大难度,使得目前较为合理和为多数资产交易者认可的收益法也面临着棘手问题。所以说,无论是成本法、收益法,还是市场法,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难以在交易双方之间做到公允和公正的问题,资产评估结果常常不能得到交易双方共同接受和认可。
(三)技术资产披露存在的问题 技术资产的信息披露是指按照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以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及有关方面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我国几乎所有财务报告揭示项目的安排都是以有形资产为核心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的技术资产却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即使少数企业对技术资产进行了披露,其研发费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所列科目或项目也不统一。技术资产披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难以正确反映技术资产价值。现行会计信息披露仅仅从技术资产的历史成本角度进行反映,导致会计信息
需求者对于企业的信息不能准确及时得以了解和做出决策。(2)研究与开发费用反映不够全面。(3)整体价值低估。在现行会计信息披露条件下,企业技术资产的价值被低估,有关不能被量化的资产也没有进行揭示,导致整个企业的价值被低估。
三、现行会计模式的改进建议
(一)重新确立技术资产确认和计量的标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技术资产的培育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正日益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武器”,所以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要求对自创的技术资产进行单独核算,对形成技术资产的研发费用也应予以资本化。此外,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经济体制、多种生产方式和多档次的科技水平,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并存,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我国对自创技术资产的处理不能采用单一的模式,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于研发投入强的企业,可以采用有条件的予以资本化的方法;对于研发投入一般的企业,预计开发费用小、费用难以划分的项目,可以采用全额费用法。
另外,还可以采用多种计量属性。现行财务报告是在以历史成本属性为主的前提下建立的,历史成本计量是传统会计计量的核心。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其缺陷也暴露无遗:金融工具的出现引发了会计计量模式的多元化;技术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使其历史成本不能反映技术资产的真正价值。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模式则可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化和风险,具有较高的决策相关性,打破了历史成本法的一统天下,丰富了会计计量模式。可以断定,在知识经济时代,多种计量属性的应用将极大地丰富财务报告的内容。
(二)建立技术资产会计体系 会计核算模式离不开会计核算的前提、原则、基础以及对象。基于技术资产培育的会计拟建立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以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为前提,遵循全面性、科学性、效益性、先进适用性、未来经济利益以及贡献原则,对技术资产的价值运动进行核算。技术资产价值的增减变动完全是由其价值运动引起的,技术资产价值的投入是指由内部自创技术资产所投人人力、物力的支出。技术资产价值的退出(不一定是资金总量减少的退出)是指资金退出技术资产形态,包括技术资产的让售、资产减值和报废核销。技术资产价值的耗费是指由于使用技术资产而发生的无形损耗,其价值经摊销成为其发生作用的期间费用。技术资产的合理确认、计量和披露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防止技术资产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 技术资产的评估不仅需要会计人员根据企业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还要由相当市场经验的评估师,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营销人员和数学家们进行专业判断。技术资产会计的应用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提高会计人员整体的职业判断水平已是当务之急。
(四)创新技术资产的账务处理 研究与开发成本的核算,应结合我国国情,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我国国情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存在多种经济体制、多种生产方式和多档次的科技水平,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并存,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我国对自创技术资产的处理不能采用单一的模式,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在研究阶段,产生的费用直接于发生的当期予以费用化;在开发阶段,产生的费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其是否符合予以资本化的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予以费用化,符合条件的计入“研究与开发成本”,期末列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对于研发投入一般的企业,预计开发费用小、费用难以划分的项目,可以采用全额费用法,对研发阶段产生的费用直接于发生的当期计人“管理费用”;预计开发费用大、开发期限长、费用能够合理划分的开发项目,采用成果决定法。
篇7
【关键词】 管理会计; 供给侧改革; 研究方法; 变迁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8-0119-06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会计属于社会学科,或者称之为人文社会学科。管理会计研究欲达到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论上创新;二是实践中有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收益的巨幅波动成为一种“常态”(如近期我国股市持续的千股跌停现象等),西方学者针对财政混乱和经济不景气状况下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率先开展了管理会计变迁的研究[1]。早期的管理会计变迁主要是结合管理会计实践需求对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进行改进与完善,并由此开发或提炼出作业成本(ABC/ABM)和平衡计分卡(BSC)等相关的管理会计工具。然而,这种需求导向的变迁效果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以美国开发的作业成本工具(ABC/ABM)为例,它在实践中的相关性呈快速下降趋势[2]。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管理会计变迁不能仅偏向于应用工具或方法的改革,还需要有管理会计理论的充实和完善;二是管理会计变迁不能仅仅从需求端发力,还需要结合供给端加以管理,如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等[3]。
一般而言,管理会计研究可以采用“由下而上”的研究路径(Bottom-up Approach),也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Top-down Approach)。从理论上讲,“由下而上”的管理会计研究路径是针对企业中某个问题或某一细小而具体的事项展开的研究,是一种市场自主性的研究行为。“自上而下”的管理会计研究路径通常是围绕政府或宏观经济的规划政策背景,如国有企业改革等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境而展开的研究,它强调政府的导向性。从理论上讲,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是政府导向性与市场自主性的结合,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两者的“度”往往难以有效地把握。譬如,政府产业政策中的“腾笼换鸟”政策在一些地方或企业的具体实施中容易出现应用的偏差等[4]。因此,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归集
就社会学而言,其研究方法大致有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两个类别。实证研究是从经验得出推论,即通过提出假设、收集数据、建模,并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具有数量特征的研究结论;而规范研究是利用演绎的方法,由普遍性原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在管理会计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等方法在具体的管理会计研究活动中应该归属于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存在困难;二是许多分析性理论研究往往处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边缘地带,若没有清晰的归属将不利于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现阶段,有人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将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分为经验性研究方法与非经验性研究方法两大类[5]。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归集体系,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譬如,它有助于扩展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种类,提高研究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方法本身的延展性和包容性等。以下,针对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这两大类方法体系作归纳与总结。
(一)经验研究方法
经验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结合管理会计实践中的经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直接的企业实践资料,也可以是间接的资本市场数据等),采用一定的方法(如建模等)对管理会计现象存在的规律进行挖掘与归纳,进而形成相关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提炼与升华)。这类研究方法往往表现为一种需求端的管理特征,即对管理会计事项所产生的事后数据资料或具体经验的分析与总结,通常是借助于统计计量方法等对数据进行加工与整理,进而得出相关结论的过程。这类方法一般包括以下五种具体方法:
1.档案法。这种方法是学院派应用较多的一种研究形式,其特点是“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深受大学或研究机构学者的喜欢。即利用数据库获取相关数据(这类数据通常是公开获得的信息资料),并基于假设进行检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现象(已经发生了,是客观存在的),其不足是主观性比较强,如研究过程中的变量具有随意性和可替代性。以薪酬激励为例,对于高管的相关资料可以利用上市公司披露的实际薪酬数据,也可以采用全面预算中的预测数据来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辅助管理当局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帮助,但与未来实践的发展和经营活动的决策效率及效益往往相关性比较弱。这也是政府的导向性与市场的自主性有时出现矛盾的根源,欲提高管理会计的决策相关性与有效性,必须结合其他方法加以研究,即从研究方法的供给端加以优化和完善。
2.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对管理会计实践中存在的某种复杂和具体的现象进行深入和全面考察的研究方法,它需要对案例对象的经验性数据或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从研究对象上看,管理会计案例研究不依赖于抽象原理,通常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例(可以是一家企业,也可以是多家企业)加以分析与解说,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事例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时结合相关的理论(基础)得出研究的结论或建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其研究的事例具体、翔实,通过这种深入的研究便于发现新问题;不足是选择对象难度大,有些个案研究可能不具有典型性。因此,管理会计案例研究要考虑适用对象的广泛性,其对象的选择要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际、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研究时要注意的是,“管理会计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案例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必须以动态的眼光观察和认识事物。”[6]
3.实地研究。它是一种现场研究,即管理会计学者深入到管理会计调查对象的所在地(如企业)直接搜集相关资料并加以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初由社会人类学家采用,并普遍应用于社区和群体的研究活动之中。20世纪中后叶以来,链式管理会计已经从传统的价值链向供应链,以及进一步向虚拟价值链的方向延伸,近年的“互联网+”又使网式管理会计得到迅速发展,许多TMT公司以轻资产方式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并使传统的某个企业或某一区域的管理会计研究向多个企业或不同区域的企业集群管理会计方向转变,使管理会计的变迁管理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进而带动了实地研究的蓬勃兴起。与案例研究一样,实地研究必须结合现场管理展开,区别点在于:实地研究往往不带有理论假设而是直接深入到社会生活中,通过观察、访问等方法自由地收集企业或企业群的管理会计信息,从而获得相关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根据管理会计学者(研究者)的理解进行抽象、总结与提炼;最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4.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也称“书面调查法”,是一种间接搜集研究材料的方法。即管理会计学者(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事先确定的对象(企业等)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的调查方法。这种书面形式的表单应当简明扼要,要求被调查者填写对有关问题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从形式上看,它可分为自填式问卷和代填式问卷调查。其中,自填式问卷调查,按照问卷传递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报刊问卷调查、邮政问卷调查和送发问卷调查;代填式问卷调查,按照与被调查者交谈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访问问卷调查和电话问卷调查等。管理会计研究中应用问卷调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验证实践中的某些理论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二是扩展某些局部性研究(如实验法或实地研究)的结论,以观察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5.实验法。这是一种从传统的自然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延展的研究方法。即研究者通过有意改变或精心设计管理会计的事项或某种活动,并据此了解和掌握研究对象(企业)外显行为的一种方法。实验法的依据是自然和社会活动中现象和现象之间相当普遍的因果关系,是将客观世界的场景浓缩到一个特定的实验室中,运用实验的结果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境。管理会计中的作业成本管理等工具可以通过实验法加以推演,并结合企业管理人员的心理现象,通过相关条件的控制来加以细化研究,如作业成本中的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等。实验法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法和自然实验法。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会计研究的特征是,选择一批学生(主要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如在职研究生或企业研修班等学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一定的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境,以引起被试学生(对象)的某些心理活动,并结合某种变量来考查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等。实验法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客观世界的逻辑复制到特定的实验场景之中;二是将实验结果推广应用到外部的客观世界中去。
(二)非经验研究方法
如果说经验研究方法具有收敛性特征的话,那么非经验研究方法更多体现出的是发散性思维,它侧重于思想的传承性、预测的前端性,强调从供给侧视角研究管理会计问题,强调对管理会计问题观察的细致性,以及对相关现象解释的启发性。传统的非经验性研究,是建立在某种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围绕对政府政策或经济行为后果的预测,应用管理会计工具或方法进行逻辑推理,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的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传统的规范性理论研究,是国内管理会计研究应用较多的一种方法。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许多分析性理论研究进入了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之中[7]。经常应用到的方法主要有:
1.计量结构的研究方法。为了提高管理会计学科的精密性,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管理会计领域开始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并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之中,尤其是运筹学的应用更为普遍,使这种计量结构的研究方法达到。尽管这种倾向在后续有所减弱,但以数学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仍然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在我国现阶段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成果仍然是以计量方法的合理设定及其模型化为重要手段的,这类课题有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作业成本法(ABC)的应用情况等。譬如,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增值与否的作业划分,调整作业的动因结构,如在原有的资源动因与成本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结构性与执行性动因等,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作业成本采用不同的计量手段加以核算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
2.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展的研究。管理会计研究中经常用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可以归纳为:(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包括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实行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经济自由化等);(2)强调人的经济学假设;(3)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等。近年来,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自主性至上的观点,经济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学派。从我国来看,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8]。林毅夫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因此,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经济学理论强调政府的导向性与市场化条件下企业的自主性的融合,并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政府导向与企业自主相结合”。依据这一理论开展管理会计研究,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具有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
3.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行为科学是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行为科学是与研究人的行为规律有关的各种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等;狭义的行为科学是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应用实验、观察、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9]。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程序的公开性、收集资料的客观性、观察与实验条件的可控性、分析方法的系统性、所得结论的再现性,以及对未来的预见性等。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被管理会计研究者广泛应用,尤其是预算管理与责任会计等领域最具代表性。从管理会计内部来看,在责任会计的责任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求每一个责任中心都根据企业的总预算编制责任预算。即在编制预算时,让职工参与预算的编制过程等,这些具体的研究活动就是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
4.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诺思[10]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从中发现制度及其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与停滞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构建了一套“制度―选择―经济和社会结果”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规范角度讲,制度的经济涵义体现为企业中的“价值增值”,制度变迁来源于“价值的冲突”[11],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建设来进行“变迁管理”。即当制度中的规则与路径反映的企业价值与市场中的价格等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制度能够通过“学习和适应”逐渐调整。从管理会计角度讲,当“价值增值”的目标出现冲击或挑战时,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如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控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来加以应对、适应,以取得满意的效果。必须坚持政府导向与企业自主性结合在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在管理会计制度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明确界定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执行法律、维护竞争、部分地规制市场、当好裁判等。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加模糊,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日益融合。以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引导管理会计研究有助于提高对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理解与认识。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制度、路径与规则。考察制度变迁必须明确制度进化中的规则与路径。新制度主义对管理会计的变迁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路径不变,改变规则;二是规则不变,改变路径。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就是要确立一种客观的衡量标准,使管理会计变迁的成本效益实现最佳配比。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与管理
通过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归集可以发现,现阶段管理会计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反映出模仿自然科学路径的研究特征。无疑,这些研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将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应用于遵循社会规范的人类学术活动,而忽视来自管理会计实践的内容,有可能产生研究对象片面化的后果。因此,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从其形成的源头加以规范与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趋势
管理会计研究致力于实务的解释和理论的验证,其目的在于获得对管理会计事项或未来发展前景的更深层次和更丰富的认知。管理会计是一种权变性的企业管理活动,其研究主体在时空与主题范围上经常会发生变动。因此,加强管理会计变迁趋势的把握至关重要。具体的变迁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体现:
1.事项主义与结构主义。事项主义是一种单元主义观,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难以对研究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的考虑,进而降低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创新功能价值。譬如,用单元主义思想研究环境污染,认为将各种废弃物转移到农村等偏远地区,可以化解城市污染的矛盾。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相当错误的,城乡之间唇齿相依,农村各种污染最终还会通过水、大气和食品污染等渠道影响城市。就管理会计而言,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事例主要有:对企业单一产品成本的研究,即降低成本方法的研究,以及对增加销售收入问题的研究、寻求提高利润的途径等;对管理会计“时间价值”“风险价值”的研究等。结构主义是一种多元的研究方法,譬如,对管理会计中的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关联性研究、执行性与结构性动因的协同性研究,以及各种决策过程中的关系研究(如产品结构、生产结构、敏感性分析,以及资本结构的安排研究等)。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是建立在恰当的管理会计结构和企业经济关系以及丰富的经验资料基础上,而这需要研究者有扎实的会计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者能收集到足够的企业第一手材料。这也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所在,即难以客观地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尽管从事项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变已成为现阶段的一种趋势,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会计研究过程中必须对两种“主义”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利弊得失中进行正确的权衡。
2.个体主义与总体主义。在方法论上,个体主义强调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强调从个体的内在属性或内在驱动力上解释个体行为。在管理会计实践中,纯粹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个体或多或少会有利他行为的表现[12],即往往是双重属性的,是利己与利他、讲究道德的结合体,必须重视管理会计制度与企业文化等建设。总体主义强调社会系统理论的应用,具体包括集体主义与集团主义等,它强调管理会计活动的社会属性。即,管理会计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限定性与结构嵌入性特征,同时需要考虑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要将组织文化、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应用于管理会计的具体活动之中,通过设置“满意情境”,调动企业或员工的内在动机以及正确发挥外在动机的正面引导效应。随着企业的发展,集团化、全球化等正转变为一种新的潮流。在管理会计研究过程中,一种趋势是:个体主义向总体主义转变。作为总体主义的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平衡思想。管理会计中的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等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总体主义的缺点是:因果关系有时不足,存在无视行为主体,并使不同企业之间加剧苦乐不均,等等。因此,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应用需要借助于变迁管理加以引导。
3.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局部的、个别的”的路径,是社会原有状况的记述。主观主义研究方法往往采用小题大做的方式;然而,由于资料的局限性,需要作出人为的判断与分析。如国内期刊发表的文章中,通过借鉴国外研究得出“……启示”等的论述,或者对国内某种方法或观点产生的“启示”等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典型代表。主观主义存在的问题是: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过于狭小,对问题的认识一知半解,进而导致管理会计成果的适用性难以把握。与主观主义相对应,客观主义则认为:可以将社会世界犹如自然世界那样加以处理,并将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采用类似于物理现象那样的操作方法加以客观的考察。这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实验法、模拟法等。客观主义的局限性在于,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存在造假现象(数据不真实、形式主义等),其研究成果可能失去信度和效度。目前的一种趋势是: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转变。即以“客观主义”为中心带有自然科学特征的管理会计路径的研究占据主导。管理会计研究应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加以“变迁管理”,积极寻求创新的方法路径。
4.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本土主义是指在管理会计研究过程中结合本国的国情,努力拓展本国已有的理论甚至借此建立新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13]。本土主义的特征是指,在这些研究中,情境因素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已经明显成为理论构建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不能将中国的情境(现实经验数据的分析)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可能就不会得到表述我们发现的机会,也无法对学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优化与升级,已经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一种趋势是:从本土主义向全球主义转变。全球主义体现在管理会计情境研究中,要求能够为形成全球化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作出贡献,而不是对西方理论或发现作简单的复制与验证。要对全球管理会计知识作出贡献,并促进全球的学术对话,研究者要确保针对具体情境的研究。(1)通过明显的情境化与现有知识积累联系起来;(2)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过程中仔细考虑如何进行情境化设计[14]。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中的全球主义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全球化无法消除各国或地区经济存在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公平性和效率性;全球化加深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集团化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改变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贸易冲突增多的趋势;资本和劳动的不对称流动,导致全世界不平等加剧,等等。因此,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需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建立在某种情境中的本土理论,只要是高水平的研究产物,就应该能为全球管理会计知识作出贡献。
5.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现在的趋势是:由激进主义向渐进主义转变,这与当前改革难度增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激进主义强调依赖于政府指令或者法律引入等实现制度变迁,其方式主要是:(1)在有前期需求诱导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按明确的方向进行制度变革。如开展股票沪港通交易,取消行政审批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等等。(2)在没有需求诱导与经验积累的前提下超前进行制度安排。如用5―10年的时间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激进主义的体现);而企业借助于市场经济原则,自愿、主动地采用管理会计工具或方法的行为,又往往表现为渐进型。因此,针对当前“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15],使政府的行政手段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有机融合,共同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渐进主义是指人们为争取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革或替代行为,是一种自发性的制度变革。如管理会计中管理边界的扩展,以及自制还是外包,兼并与重组等的行为选择。渐进主义强调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一致。渐进主义体现为基层推动;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方式导致的变迁则体现为通过局部制度的变革来带动整个制度的根本性改变。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要为人们正确认识这两种方式的特点提供支撑。譬如,当前中国的管理会计采用激进基础上的渐进,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6.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选择曾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论战的重要议题。形式主义经济学将经济行为视为一种与市场和价格相关联的最优化的选择过程,往往不注重规则,且以结果来衡量一切,不重视过程[16]。在具体的管理会计研究过程中,它的形式也很多,一种理想化的管理过程,是通过理想目标值的设定等将某种或某类管理会计问题设定为一种理想状态,并据此加以分析;另一种超现实的管理过程,如过度的利润管理,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等等。无论是上述哪种管理活动,其得出结论均无法为管理会计的“价值增值”及其可持续性成功提供支撑。换言之,形式主义有时体现为一种机会主义,其最大的问题是将自身局限在框架之内,缺乏动态发展的眼光。譬如,一个占地10公顷的污染企业每年可能给政府带来上千万元税收,但这些土地被污染,则要花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去治理。当前的一种趋势是:从形式主义向实体主义转变。实体主义要求管理会计过程中将企业价值管理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充分考虑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影响因素,通过管理会计的改革与创新,充分发挥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的效率与效果,使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建设更加符合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供给侧管理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管理会计作为微观经济的基础,适应和促进国家宏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充分利用政府倡导的“供给侧改革”时机,将这一改革思想嵌入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之中,必将大大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功能作用的发挥,并为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提供实践素材。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供给侧改革。
1.从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变迁的影响因素入手加以考察。影响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因素属于供给端的“变迁管理”,这些因素主要有:
(1)制度因素。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全球化经济的推进是影响管理会计的“供给端”。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必须从供给侧结构入手,通过企业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战略与文化,以及外部的政治体制、环境因素入手加以研究引导。管理会计变迁(包括研究方法变迁)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均衡各方面利弊后的选择,相关因素的变化(诱因)最终引起管理会计制度安排的变迁。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使传统的跨国经营公司向全球化的组织结构转变,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使低碳环保的产业得到扩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新能源、新经济的产业领域集聚。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在内的变迁管理,改革现行的管理会计体制,消化制度变迁给管理会计机制产生的压力,是实现管理会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2)技术因素。在会计研究的方法体系中,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与其独立于会计准则的属性相适应的,大都表现为多种形式并存,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并用等。结合供给端管理的考量,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应注意适用性的研究。这是因为管理会计问题本身是动态、多变的,传统以节约为中心的管理会计理念是建立在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投入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有形资产要素不变或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发挥品牌、技术标准与管理文化等创新要素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与此同时,通过将“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子支付等金融工具的创新嵌入管理会计研究的方法体系之中,将进一步增强管理会计的功能作用。因此,重视技术因素的变化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3)环境因素。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单纯的管理会计研究往往不能在实际中发挥效用。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观察,全球经济竞争已从较低层次的产品营销型竞争发展到较高层次的全球性战略竞争,竞争战略上的得失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管理会计研究方法要重视这种变迁。譬如,在讨论组织变迁对管理会计的影响过程中,面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的纵向业务分部与横向地区总部,应从实体价值链与虚拟价值链结合的视角加以考察。它是一种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这种网式价值链管理模式有利于全球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17]。它对于企业边界扩张与成本协同等的管理会计研究将带来重要的启示。
(4)人文因素。经济全球化使管理会计面临的是多元文化的研究环境,管理会计需要从全球视角思考全球公司的管理会计责任理念,即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同时,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管理会计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从构成文化因素的结构入手,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习俗整合起来思考问题,是现阶段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变迁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
2.从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变迁路径入手加以考察。一种设想是从现有期刊论文的特征入手加以描述与总结。以近两年《会计研究》上发表文章的研究方法来看,具体的形式有学术杂谈、逻辑推论、读书笔记、经验检验和案例研究等(本文暂不做文章篇数方面的统计分析)。第一,学术杂谈。学术杂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对于丰富人们的思维,提高学术兴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正如曲苑杂谈是戏剧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样,管理会计学科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管理会计的学术杂谈。第二,逻辑推论。这种研究方法,一般是通过文章引言提出研究的框架与具体的思路。这种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用数据说话,一个用文字说话,如引经据典加以说明。但写不好容易变成“杂谈”。这种方式时效性、应景性强,能够较好地反映当时当地(某一阶段与某一时期的中国情境)。第三,读书笔记。以文献综述为代表,将最新、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动态介绍给读者。它可以减少后人对相关研究的查询等的资料收集工作量,提高后人对此问题研究的效率。这种方法一般是某项研究的前提工作。第四,经验检验。主要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发表的相关论文,它也是当前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已经形成的成果,大都是用国外的模型来说明中国的某种现象,它反映的也是某一特定阶段与时期的管理会计事例。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这种研究有时主观性较强。最后一种是案例研究。具体的形式有个案研究和众案研究等。研究成果大都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为对象,以单一事例为主,并且注重行业特征(便于形成操作的“指南”或“指引”)等。由此可见,如果要将上述这些研究用路径加以概括的话,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用概念导向与案例导向加以表述,前四种情况基本是概念导向,即围绕一个或多个概念进行推论、分析或检验;最后一种就是案例导向,它对于当前管理会计指南或指引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及变迁管理映射出的是一种需求端与供给端管理的情境特征,通过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综合分析,以整合或归集的方式将管理会计研究方法聚焦于经验性研究与非经验性研究的框架之中,可以看作是管理会计研究方法自身的一种创新机制。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从共性原则的视角考察,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主义”的转变过程之中,比如,将形式主义传统修正为实体主义传统等,这些变迁管理促进了管理会计发展路径的创新与发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趋势,既体现了当前经济环境对需求端改革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管理会计供给端结构改革对管理会计人才、资源等创新驱动的迫切期盼。
适应企业经营模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管理会计实践发展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需要,需要引导并规范管理会计学科建设,主动地将社会结构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伦理、文化、非理性的情感等要素纳入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嵌入性的各类管理会计新分支或新领域。从实务视角观察,传统的管理会计针对的大都是实体企业的情境特征,而在虚拟主体的情况下,价值流、信息流等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新常态可能会持续地存在并不断地加以扩散,为此加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促进管理会计工具与方法体系的创新,成为一种重要的管理会计战略选择。同时,结合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趋势,可以将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归集为两大路径,即概念导向路径与案例导向路径。
【参考文献】
[1] 许金叶,阿迈德.管理会计变迁:一个研究综述[J].会计之友,2009(19):9-11.
[2] 杨继良.成本会计的新方法――资源消耗会计概述[J].财会通讯,2005(4):21-26.
[3] 冯巧根.管理会计的变迁管理与创新探索[J].会计研究,2015(10):30-36.
[4] 刘志彪.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2):17-24.
[5] 潘飞,王悦,沈红波.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述评――比较与借鉴[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7(2):112-162.
[6] 冯巧根.管理会计案例的研究[J].四川会计,2002(12):27-28.
[7] 冯巧根.管理会计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3):79-84.
[8]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 格雷维特尔.行为科学研究方法[M].邓铸,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1]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M].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1999.
[12] 李心合.论制度财务学的构建[J].会计研究,2005(7):3-9.
[13] 冯巧根.论高水平管理会计的本土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4):130-136.
[14] 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J].南大商学评论,2005(4):1-18.
[15]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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