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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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经济增长；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6-02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产品如彩电、冰箱、电脑、汽车等等，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在供给量增加而不断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价格也不断下降。现实生活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物品的消费数量不断增加，价格水平也随之上升，如奢侈品、食品、旅游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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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二、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

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三、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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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体情况从表1可看出，除PR外，在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再到后遗症期的危机演化过程中，各个项目从绝对值上来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个阶段，信息处理意图均高于信息搜寻意图。在表2中将样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时，仍旧呈现出这个模式。

1.2教师和学生群体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的差异检验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学校师生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两个群体，即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在这两方面意图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异就成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问题。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师与学生这两个子群体在各个阶段的信息处理与信息搜寻意图从统计上说并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在潜伏期的两项意图均弱于学生，但到爆发期则有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过学生群体。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教师群体的两项意图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对而言，学生群体在整个危机中意图水平则较为稳定。

2对Grunig理论的检验

2.1Grunig理论在甲流危机情境下的待检验假设H1:认为甲流是一种危机的人，更关注关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认为甲流的防范存在条件障碍的人，越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会积极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作为对Grunig理论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特殊应用，则提出另一条待检验的假设，即H4: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对假设H1、H2及H3的检验为检验假设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其中，IP即(被动的)信息处理意图，IS即(主动的)信息搜寻意图，PR即问题认知，CR即约束条件认知，LI即牵涉度认知。在对全部样本做回归的基础上再对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期找到属于这两个子群体的不同特点。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各项系数的正负符号是否显著可以说明在各时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设是否成立。以下分别为危机三个阶段的回归结果。常数项的估计不涉及理论检验的结果，故略去。根据实证结果，在显著的系数中，所有系数的正负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越是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越是觉得危机能造成影响，就越会导致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而越是认为存在条件约束的，其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就越少。具体地，从实证结果中发现:(1)H1部分通过检验。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PR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响到公众的信息处理意图，而不影响信息搜寻意图。这说明，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虽然不足以驱动人们去主动搜寻信息，但足以使人们关注信息，即使这种关注是被动的。针对这一特点，应在加强人们对危机的存在感的同时，加大防疫知识的信息传播力度。而在危机的爆发期，由于危机在事实上已经存在，因此，无论是否认识到危机存在与否，公众的信息获取行为意图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爆发期，无论从现实意义上看还是从统计意义上看，PR仅对总体的信息处理意图有微弱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宣传措施的重点显然应从潜伏期重点提高人们警觉性转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过检验。在爆发期，CR项的系数在绝对值上大于潜伏期，从中可看出防疫条件对人们行为意图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无法抵御，就会放弃“抵抗”。在潜伏期应加强宣传，增强师生的对危机存在的认识，而在爆发期则不需要继续采取这一宣传措施，相反，应加强防疫条件，并向学校师生展示学校有足够的条件应对疫情，增强师生面对疫情的信心，从而积极采取行动。(3)H3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会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但从三阶段的演变情况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牵涉度认知对于信息搜寻意图的影响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师与学生子群体中都可以观察到。

2.3对假设H4的检验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假设H4，即: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受访者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与信息搜寻意图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潜伏期和爆发期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后遗症期的相关系数虽然下降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弱相关(小于0．3)范围。同时，在危机的三个阶段，反映被动关注信息的信息处理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存在，但除了爆发期系数大于0．3，其他两个阶段都是弱相关。因此，假设H4是成立的。此外，从上表还可发现，爆发期的信息搜寻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相关程度较潜伏期更强，而进入后遗症期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却有大幅度下降，这说明是否身处危机之中对于学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3基于Hallahan(2000)的扩展分析

Hallahan对Grunig公众情境理论进行了扩展，将危机中的公众划分为不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活跃的四种类型。划分标准如下:根据这一框架，观察不同类型公众采取行动的积极程度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应采取不同的沟通交流策略。

3.1调查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意图差异把对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为了解程度高。同时，牵涉度认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低，牵涉度认知高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高。据此将所有样本进行分类。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公众情境理论中用以衡量行为水平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类型的人群在三个阶段的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一步综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较法进行分析显示:(1)在潜伏期，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强，有意识的人群次之，觉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弱。但其中，“活跃的”与“有意识的”以及“觉醒的”这三种类型人群之间的信息处理意图没有显著差异，而“不活跃”的人群其信息处理意图较其他人群显著为低。在这一阶段，信息搜寻意图由高到低则依次是“活跃的”、“觉醒的”、“有意识的”以及“不活跃的”。在这一主动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强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种人群的意图则彼此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视为同一集群。(2)在爆发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识的”、“活跃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其中，“有意识的”的信息处理意图虽高于“活跃的”，但两者间的差异几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则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3)在后遗症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活跃的”与“不活跃的”依旧处于由高到低的两端，处于中间的“有意识的”与“觉醒的”两类人群的意图则较接近，彼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种类型人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各个阶段，不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几乎总是显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也几乎总是显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识的”和“觉醒的”这两类人群则基本始终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点是符合理论预期的。此外，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觉醒的”始终低于“有意识的”，这反映了“有意识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动地关注信息。

3.2针对性策略的实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类，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础上，有助于危机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危机沟通策略。不同类型群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时，对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也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虑教师和学生中各类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过这些比例的变化，来找出各个阶段宣传策略的重点。分析发现:(1)“活跃的”类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符合危机发展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中“活跃的”这一类型所占比例在潜伏期相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要低很多，但是到爆发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较低。从潜伏期到爆发期，部分“有意识的”人群由于牵涉度的提高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而进入后遗症期之后，随着部分“活跃的”人群的牵涉度下降，“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子群体，“觉醒的”类型所占比例在三个阶段都逐渐减少。对于“觉醒的”这一类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牵涉程度高而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过提高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也可以通过牵涉程度的降低而转变为“不活跃的”类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主要遵循第一条路径，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主要遵循第二条路径。(4)根据预想，“不活跃”类型所占比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应下降，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可能回升。教师群体符合这一预想，但学生群体不符合。进一步探索发现，以牵涉度小于等于3统计，潜伏期有38人，爆发期有43人，后遗症期有59人。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危机的结束，牵涉度下降。但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增加是异常的。教师子群体中，牵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潜伏期是15人，到爆发期下降为10人，符合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学生子群体上，从潜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学生子群体在危机爆发时反而变得不活跃。

4研究结论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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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年美国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都在被之影响，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谷时期，后金融危机指的是每个金融危机之后的这段全球经济恢复期。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极力的挽救国家的经济损失，在全球人民不懈的努力之下，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停止了，虽然经济下滑的局面停止了，但是想要使全球经济再次恢复到经济增长的局面，确实非常困难的，想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面，就必须再次投入大量的财力。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很多，在那一年，全国的生产总值严重下降，并且以持续的有减无增的局面更加恶劣的发展着，就连平时发展比较稳定的出口产品，总额度也在快速的负增长。这样情况的出现，加剧了全国各个行业的挑战，使得我国的各大企业都在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二、我国各企业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管理情况

目前我国企业对经济管理的现状是比较粗犷的，基于自己“家大业大”不会去刻意的在意细节处理，这些情况都严重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资金的浪费、公司的能源消耗比较高等问题，长此以往，企业的浪费数额是不可预计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之下，我国所要面临的经济管理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将我国经济市场由社会主义市场转变为企业市场，这样才能将竞争的主体变为企业。另外还要建立健全的企业经济管理条例以及市场经济管理条例，以此来让我国的经济更加快速的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我国的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遭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很多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很多都经营不下去，以致于倒闭，导致很多人失业等严重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只有不断地加强完善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改革，才能使更多的企业不被恶劣的大环境所淘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加强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意义有两点。其一，在后金融时代到来的今天，全球的企业都在遭受着致命的打击，全球经济一再衰败，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从另一个层面看，企业的竞争更加强烈。这个时候，想要在后金融危机风暴下得以生存，企业就必须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创新出新的经济管理策略，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做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升企业的营销情况，企业的营业额提升了，就能很大程度的减轻被后金融危机时代淘汰的危险；其二，相对于国外的企业员工来说，我国企业的员工自身就存在着很多相当多严重的问题，比如，人员没有很好的稳定性、对所在单位不是很认可、专业水平不高、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不了解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时，员工的这种问题突出的更加明显，这对于企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在这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何让企业能认清自己的问题，如何创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如何更好的改变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都是如今企业所要面临的重点难题。

四、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措施

（一）创新经济管理理念。在后金融危机的今天，企业要有一个严谨的新的经济管理理念，只有有了新的管理理念，才会对接下来的经济管理加以创新，而在这种大环境之中，有了创新的经济管理理念，对企业在今后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领导者改变陈旧的管理理念，运用新的管理理念，开创新的经济管理形式，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这样才能为企业带来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的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企业在创新经济管理理念的同时还要注意，要增强新的管理理念中的危机意识，要从整体企业出发，制定能够掌控全局的管理模式，从而能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二）创新经营管理策略。创新经营管理策略是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它是企业创新经济管理的核心。简单来说企业的经营策略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品牌进行创新，要想长久的发展下去，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原创品牌，努力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在产品的制作过程中也要将质量做到最好，有自己的突出优势，进而在市场上打出自己品牌的知名度，这样才能在市场中得到认可；其二是要与同行业企业进行结盟，两个做相同产品的企业，带着各自独有的先进技术，创造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强强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异常残酷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大市场发展空间。两个企业在结盟后，获益平分，风险共同承担，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还能够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三）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增强企业技术人员的综合技术水平，是在根本上解决企业所要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工作人员技术过硬，才能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从而使得企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由此看来，企业注重人力资源的管理与优化，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现在大部分企业在后金融危机的情况之下，对员工采取降薪、裁员等一系列对员工不利的制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大员工不满的情绪，从而使公司越来越糟糕，只有加强并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以最少的人力资源成本达到最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效果。

五、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后金融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企业竞争之间优胜劣汰，企业只有不断地加强完善自身的经济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创新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中经济管理的问题，为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总得以生存，不至于被后金融危机淘汰。基于此，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经济管理的理念、为新时期的到来制定新的经营方式、用人标准细化处理以及在产品上加以创新，从而有效的改善企业的现状，处理好产品在市场上的每一个环节，认真做好产品的质量和宣传，以此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促使企业能够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国英.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7(02).

[2]王珏.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6(31).

[3]邸刚.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6(10).

[4]袁柯楠.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研究[J].中国商论,2016(14).

[5]李家克.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J].特区经济,2016(05).

[6]罗琳.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J].品牌(下半月),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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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财务指标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影响席卷全球，世界各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期盼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后危机时代，我国各个行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生产企业的货物积压严重，为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1]。如何能够有效的化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创新变革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能够保证企业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利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必要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大大加深了我国企业对经济管理创新的需求，主要是基于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影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全球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致使众多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迫切的要求我国摒弃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资源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浪潮中获得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相较于国外企业而言，我国企业存在众多突出问题，包括对企业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低、人员素质不高、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以及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企业的持续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催化了我国企业内部矛盾的产生，加强企业经济管理已经成为当前首要研究课题。由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新经济管理方法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谋求更大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概述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极速下滑，加剧了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需要。就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发展现状而言，可以总结出三个具体表现方面[2]。首先，企业经济管理同其他管理工作联系密切，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企业为了谋求持续发展，内部所有的管理工作均涉及到资金的合理使用和调配，经济管理和其他管理工作的联系性愈加密切。基于此，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以及下属部门人员的薪酬待遇，同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好坏息息相关，企业只有结合自身发展状况，营造良好的经济管理氛围，才能在工作开展中取得预期成效，确保企业其他管理措施的有序开展。经济管理中财务指标能够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现状。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高层领导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管理工作成效，而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在年度、季度以及月份财务报表直接反映的。企业管理者需要根据财务报表中所呈现的生产经营状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方针，调整生产经营方式、营销手段以及工作开展方向，进而确保企业能够在实现既定经济管理目标的同时，全面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对策

（一）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

无论是任何企业管理活动，与时俱进，观念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加强员领导阶层以及下属员工的观念创新十分有必要的，能够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为后续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基础[3]。此外，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中，应强化战略危机意识，确保企业领导者在制定相应的方针和管理目标时，能够有效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水平，具备大局观念。由于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同其他管理工作联系较为密切，涉及范围广，所以企业在创新经济管理观念时，应注重管理方法以及生产技术的创新。

（二）经营策略的创新

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是企业经济管理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需要秉着与时俱进的态度，转变传统经营方式，形成更为虚拟化和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健全相应企业经营组织结构，进而确保后续企业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方式主要有企业间经营联盟以及品牌，企业间经营联盟主要是指同行业发展水平类似的企业之间联合，形成固定的经营联盟，来应对企业经营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谋求共同发展。品牌的创新是指转变传统代加工的生产模式，创新属于企业自身的品牌，通过这种方法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

（三）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首先需要健全和完善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诸如经费管理制度、财务人员的约束制度以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费用的支出明细，做到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健全和完善相应管理制度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规章制度进行，一方面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建立部门预算制度，详细记录部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预算明细，进而全面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促进资金的合理配置。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萎靡状态，企业为了谋求持续发展，只有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从经营策略、管理观念以及管理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才能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市场份额，获得长远发展的资本。

作者:苏一丹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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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环卫意识；环卫设施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是一项得益于全社会的工作，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已经成为目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做好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城市在执行相关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后，市容环境卫生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经济发展和市民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的问题

在城市管理和建设中城市市容卫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其管理水平直接与城市素质和政府形象挂钩，集中体现了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加强城市市容卫生管理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较高的生活环境，而且能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环卫工作还存在较多的薄弱点，解决这些薄弱点成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1.1环卫意识较差

社会各界的环卫意识较差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最大的障碍，不仅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而且对市民身体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部分城市中市民的环卫意识差主要表现在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街头贴小广告等。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城市的环卫意识要强于小城市，城市市民的环卫意识要强于小城镇居民。环卫意识差延伸到行动上主要体现在对环卫设施的破坏和对环卫工人的歧视上，部分市民不爱护公共卫生设施，不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另外，随着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中部分人环卫意识较差，成为破坏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主要力量。

1.2市容环卫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资金不足是影响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在目前我国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属于垄断经营状态，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政府，建设中需要的所有资金也是政府承担，政府财政划拨的资金并未产生任何的经济效益，而是直接转化成为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对于企业来说，垃圾处理是一个高投资、低产出的工作，单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利润较低，企业不愿意参与，社会资金很少投入到城市环卫设施建设中。而仅仅靠政府财政投资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市容环卫设施的建设需要，资金问题成为市容环境卫生水平提高的障碍。

1.3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不合理

城市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的环卫设施和环卫工人也会逐渐增多，虽然各个城市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环卫设施的，但是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环卫设施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究其原因主要与城市整体规划有关。在城市规划中没有考虑城市人员密集度，城市商业网点周围公厕、垃圾箱等设施不够，出现如厕难、丢垃圾难的局面。

1.4法律法规落实不够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保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重要法规，其中不仅明确了政府机关的职责，而且对市民的行为也做了一定的约束。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该管理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小。作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人员部分人不懂法、不守法，而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中并未按照条例要求进行管理，对本身职责不清楚，各部门角色混乱，出现管理任务不清、职责不明的情况。而对于城市市民个人而言，法律意识较差，不遵法守法，影响执法部门工作情况较多。

2.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制构建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面对的问题较多，要提高管理水平必须要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清楚了解，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目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相关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2.1加强宣传，提高全体人员的环卫意识

市容环卫事业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事业，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市民的积极参与是有效的保障。因此，市容环卫部门应该以市民需求为核心，征求市民对市容卫生服务的意见。加强宣传，以舆论推力提高各单位和市民的环境卫生意识，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市容环境的法规知识，街道办事处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社会公德，抵制不文明行为。尤其在学生群体中，要从小加强市容环境卫生宣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2.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制构建中政府必须要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改革行政管理机构。在城市中要设立市、区、街道三级市容卫生管理机构，明确责任，精简层级，配置适应岗位需要的人员，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形成服务型体系。其次，要推动环境卫生产业化进程，打破垄断地位，建立开放性的环卫服务市场，通过建立科学的准入标准，吸收符合要求的企业和个人进入环卫市场，形成竞争机制，开展公平竞争，竞争机制的形成能促进环卫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最后，政府主导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在环卫作业中普及机械设备，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工作速度和质量。

2.3加大市容环卫设施投资

政府财政是市容环卫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该种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为了进一步促进环卫管理市场的开放性，就要鼓励各种企业进驻环卫市场，鼓励社会资金的投入，形成多种所有制的环卫实体和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一方面要促进环卫事业单位自身的转变，其次要大力扶植一些私营企业、个体等实体，与政府共同进行市容环卫管理。市容环卫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两部分，一是要增加垃圾中转站的建设，方便市民生活。二是要利用投资实现环卫设施的经营，发放环卫设施的管理权，吸纳社会资金。

2.4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政府部门根据卫生管理的薄弱点，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市容环卫管理纳入到法制轨道上。同时要形成收费价格管理制度，（下转第30页）（上接第26页）规范收费管理，降低成本。在市容环卫管理中要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对优秀单位给予奖励。另外要建立新闻通报制度，定期对本市市容环卫管理情况向市民通报，形成较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2.5加强协管力度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点多面广，在管理中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齐抓共管：首先，采用堵疏结合的方式，对违章建筑一律拆除，对不文明行为及时遏制。其次，采用建管合并的策略，对各种市场进行规范，将街头市场、马路市场等整顿，以“便民”为原则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禁止随便摆摊设点。最后，采取封闭管理机制，对施工场地进行整顿，实现封闭作业，在工地不得乱堆乱放。

3.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环境问题上升为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要构建有效的城市市容卫生管理机制必须要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的环境卫生意识，加大环境卫生设施投资，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市容环境卫生齐抓共管，不断提高城市卫生管理水平。 [科]

【参考文献】

[1]吴利平.关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J].活力，2013（6）.

[2]侯端海.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制的研究[J].科技风，2010（12）.

[3]李冬梅.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政策研究[J].科技风，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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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高校突发事件有了一定研究。随着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出现的各种危机也越来越多，学者们也因此对教育危机展开了更多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研究已经由定性化研究进入定量化研究的阶段，建立了多种以数学计量为基础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模型和仿真系统，如芬克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1986）、米特罗夫的五阶段模型(1994)和最基本的三阶段模型。这些模型的提出给高校危机的阶段化管理提供了方向。国内对高校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高校危机事件频发，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逐渐集中，国内高校危机管理研究发展较快。李兆燕认为高校危机管理体系还并不完善；白涛等学者也从危机及危机管理的概念出发，阐释高校危机、危机管理的很多方面，并提出了高校危机管理的基本框架。此外，韦庆辛、曲涛、张英红、何元庆等人也对高校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作了分析也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国内外对高校危机管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专业性、系统性方面仍显不足，对管理模型的研究有所欠缺。在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具有互动性、及时性、海量性、共享性，新媒体传播内容呈碎片化等特点，高校危机事件又衍生出许多传统危机事件没有的特点和特性。高校必须针对这一新情况、新特点，对高校危机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和应对策略。

2新媒体给高校危机管理带来的影响

2.1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事件的变化特点

2.1.1高校群体间危机信息传播方式互动性增强

传统媒体下信息的传播形式较少，并且信息传递方式多为单向传递，传播受众不能进行有效反馈，互动性较小。随着技术发展，新媒体传播方式增加，新媒体信息有了很强的互动性，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学生群体可以更容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自由、讨论、交流信息，接受者可以参与到信息的传递当中。这使得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各种言论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广泛传播。高校危机事件很容易因此被夸大甚至扭曲，大大增加了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管理工作难度。

2.1.2高校危机信息传播范围大

传统媒体传播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高校危机信息无法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很广的范围。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事件的信息不可能局限于学校内部，一旦危机事件在高校发生，会在短时间内病毒式地传播开来，其传播覆盖面是传统高校危机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信息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手机报等新媒体信息渠道传播开来，甚至跨越国界。

2.1.3高校危机信息传播速度极快

传统的高校信息传播方式多为“一对一”或“一对多”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更容易中断，也易于控制，但是新媒体传播更新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传播方式多为“多对多”，信息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源，因此信息会病毒式地在短时间内蔓延开来。如果发生危机事件，大学生会在第一时间对危机事件关注、围观、分享、转载，迅速吸引群众眼球，使得信息迅速传播，许多焦点问题往往会迅速散布到校园内。

2.1.4高校信息流言可控性低，安全性低

高校传统信息来源少，易控制。但新媒体中的信息传播迅速，传播广泛，不易控制，所以容易出现很多恶意流言或煽动性的假消息。当代大学生仍不成熟，学生对自己信息的后果和法律责任意识不到位，容易出现盲目跟风行为，在信息传递时，并未对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自己传递信息行为进行思考。而新媒体本身是便于消息扩散的，因此容易出现危机信息被放大、传播失控的局面。

2.1.5高校危机信息传播内容呈现碎片化

新媒体环境下，一般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对信息有容量控制，因此高校信息传播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单一的碎片化信息无法展示事件全貌。但是高校危机事件一般都比较复杂，在短时间内很难通过新媒体渠道传播全部信息。再加上高校学生思考不成熟，导致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信息的传播片面化，很难通过新媒体提供的信息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全貌，往往使信息受众群体忽视事件发生的背景、环境，对事件作出错误解读。

2.2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事件变化给高校危机管理带来的问题

2.2.1传统的危机管理领导机构有待完善

传统的危机管理机构主要由学校领导、学工部、保卫处等职能部门组成，这样的管理机构虽然能够处理一些危机事件，但已经不能应对新媒体带来的变化，取得良好效果；当前大多数领导小组由于事先没有合理安排管理人员，缺乏网络平台管理人员，无法对危机事件进行预警和预控，也无法有效建立相应的引导和培训机制。

2.2.2传统的危机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传统的危机管理观念中，危机的发生和传播需要较长的过程。但是新媒体环境下，由于危机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大学生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及时关注、围观、分享、转载，使信息得到迅速传播，许多危机信息往往会迅速散布到校园内。原有的危机预警系统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已经不能有效针对危机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必须构建新的危机预警系统，并且在危机预警系统中建立高校危机预案。其次，大部分高校危机管理部门还没有针对新媒体的新特征建立有针对性的职能部门，忽视危机管理的专业化需求。

2.2.3危机管理理念缺失，危机管理中的媒体公关意识不够

大部分高校对新媒体给高校危机带来的改变认识还不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媒体公关是处理危机的一种方法，是指运用信息传播、沟通协调的方法应对和化解危机，帮助组织控制事态、解决矛盾、处理纠纷、化解冲突、引导舆论、维持关系、争取支持、重建信心、挽回影响、重塑形象。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和信息的传播快速且广泛，因此对媒体公关管理要求更高，更需要具备科学意识，采用科学方法。

3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管理调整策略建议

3.1事前加强危机管理领导机构建设

建设信息预警小组以及危机预警小组，小组人员分布在QQ、微信、微博、微课等各大新媒体媒介中；建立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小组不仅应该包括学校及学院领导、学工部、保卫处成员，还应该包括信息预警小组成员。建立系统的网络运营平台，加强维护，加强新媒体平台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利用官方微博、微信、网站即时信息。平时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对学生进行教育及引导，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预防和干预。

3.2事中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的实效性，快速理智地进行控制

危机事件发生时，为避免不良消息传播，给学校和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学校管理人员应及时利用校园BBS、QQ、微信、微博、微课等新媒体工具，及时向校内人员和社会公布事件相关信息，掌握信息主导权，确保危机信息的正确和可控。

3.3事后总结、信息并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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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业单位所特有的特点，决定了事业单位非常依赖国家财政的支持，因此事业单位的运行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规范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来源的多元化，在能够履行好事业单位自身职责的基础上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响应国家勤俭节约的号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2.当前事业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2.1缺乏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的影响下，很多事业单位都没有对经济管理有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在事业单位发展的过程中引进经济管理的人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很多事业单位并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经济管理工作，在事业单位中没有进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财务部门的人员进行经济管理工作，所谓经济管理也仅仅实现了财务上的管理，没有对预算管理、成本费用控制、无形资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方面重视起来，这就导致了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工作跟不上事业单位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占据事业单位的领导位置，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理论作为指导，不能有效地在事业单位中进行经济管理工作。

2.2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具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近年来很多事业单位在各项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但是对于经济管理制度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对于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是非常不利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很多事业单位中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缺少相关的法规和政策对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进行指导，在进行经济管理制度完善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依据，因此，很多事业单位都是参照以前传统的方法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无法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有效的改变。然后，虽然有些事业单位制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落实，并不能发挥经济管理制度的实际作用。

2.3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不合理对于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金，很多事业单位没有合理的利用，没有将政府财政拨款用到真正有利于事业单位发展的重要地方，只是盲目地对一些项目进行建设，很多建设的工作没有实用性，例如，在事业单位内部，当一个新的领导上任以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业绩，都要进行项目的建设，并不考虑这个项目的实用性，很多项目的建设都是为了领导的面子，这就造成了国家的财政拨款大量浪费的情况。将国家为了提升事业单位服务质量所拨的资金用在了面子工程的建设上，严重阻碍了事业单位的发展。

2.4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意识不足由于事业单位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国家的支持，因此，事业单位并不存在一些经济上的财务风险，这就导致了事业单位中的很多人没有足够的财务风险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事业单位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了在事业单位中可能会存在一些财务风险，但是很多事业单位的领导者对于财务风险的认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阶段，没有对财务风险有足够的重视，这就导致了在事业单位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太随意，并不考虑风险因素，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事业单位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3.加强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的建议

3.1更新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理念，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一，在经济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事业单位应当以成本效益理念为基础，既要保证事业单位达到规定的社会效益，还要使事业单位所投入的资金最少以保证实现事业单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良服务的基础上提升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第二，事业单位要不断提高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为经济管理工作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既要吸纳优秀的人才到经济管理队伍中来，还要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事业单位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经济管理工作，并将专业的人才吸引到这些部门中，在提升员工经济管理意识的基础上提升员工经济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2深化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应当加大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制度改革，对于现有的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在制定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要以相应的法规作为指导，使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据可依，有据可循。同时在进行制度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执行，避免出现将管理制度作为形式制度的现象发生。

3.3严格管理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进行财务预算，在进行资金分配的过程中应当以往年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为参考进行资金的合理分配，使国家所拨的资金用在关键的地方，确保事业单位收支的平衡。具体的操作如下：在年初制定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报表，对于事业单位整年的财政支出进行预算，同时事业单位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增加事业单位资金来源的渠道，在年终对整个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总结，找出资金使用不充分的地方，为下年的财政预算提供参考。

3.4提高财务风险意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前面已经介绍过，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下的事业单位，新形势下事业单位很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因此，事业单位要加强工作人员和领导者的财务风险意识，同时强化财务部门的风险应对能力，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来对财务风险进行预防和识别，做好财务风险的预防工作。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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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活动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递进过程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每一个人都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内容、方式，外在表现为人类活动的作用及其效果。

人类活动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人类诞生以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争取生存条件，扩大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改造自然的意义，正是人类对自然逐步的改造，才使洪荒原野上出现了城镇、道路、农田、水库、大坝、矿山、工厂等人类社会的标志，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改变。二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类基本要素[1]。人类活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加，社会规范愈来愈完善，社会文化不断繁荣，物质生产愈来愈丰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发生冲突，历史上，已引发四次大规模的生存环境危机。

由于不断新陈代谢，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人类为了生存，早期是依赖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并逐渐使用天然火来改变进食方式，烧熟的食物提高了食品的可消化性，减少了食物中毒危害，促进了原始人类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时普遍引起原始部落原有生存环境内的食物资源相对不足，原始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迁徙。当地球人口密度很小时，迁徙是恢复生存环境活力的有效方式，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高频率的迁徙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2]，从而迫使人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原始工具的使用为人类解决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原始工具的使用和采猎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食物供应有了进一步保障，这就促进了人类的交流和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地球上人口数量已由100万年前的12.5万增加至500万人[2]，旧的采猎方法已无法获得更多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存环境危机，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解决得益于农业的诞生。

在农业诞生后的最初5000千余年时间里，农业经营方式主要停留在游耕农业阶段。随着医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可供游耕的土地不断减少，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不断引发大。大约在距今5000余年前后进入第三次生存环境危机时期，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最终解决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发明。人类逐步结束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定居生活的传统农业生产。随着金属工具——特别是机械的使用和逐步完善，工业化进程加快。约在公元1763年，结束了长达8000多年的农业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自17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随着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动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内，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世界人口不断膨胀，人类不仅只需解决生存问题，还努力提高生存水平，因此加大向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其范围从生物资源到矿产资源扩展到生态资源；同时人工合成物和其它生产的废弃物引发大气、水和土壤等污染加剧。致使能源、水资源等基本生活物质和生产资料短缺问题日趋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恶化，引发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

二、水资源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关系

水圈是仅次于大气圈的广阔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机体本身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的有机体在内，其组成至少有60%甚至高达90%以上都是水[3]，水也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

水资源问题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关键与水资源属性相关。由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可知，水虽是非耗竭性资源，但是易误用、易污染的资源。自从地球相继产生水和诞生人类以后，水发挥着生命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和生态资源等作用，当生产力不发达、人口规模较小时，水足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不可替代性”、“有限性”、“稀缺性”等资源属性呈“隐形”状态，而未被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水源和水资源是有区别的，地球上所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天然水应称为水源，具有“量”与“质”并可被人类利用的水源称为水资源。

一部分在时间或空间上不可以被利用的水源在经过适当的物质和知识资本作用后可转变为水资源，水源具有非耗竭之特性。但水资源在时空尺度和质与量等方面都是有限定性的。地球上陆地水量为0.48亿km3，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3.5%，就是在陆面这样有限的水体也并不全是淡水，淡水量仅有0.35亿km3，占陆地水储存量的73%，其中的0.24亿km3分布于冰川、多年积雪、两极和多年冻土中，现有技术条件很难利用。便于人类利用的水只有0.1065亿km3，占淡水总量的30.4%，仅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0.77%[4]。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也有很大差异。巴西、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美国、印尼、印度、哥伦比亚和扎伊尔等9个国家就占去了水资源总量的60%，在中东、南非等地区水资源贫乏。在时间分配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少数丰水月份，而长时间的枯水期是少雨或无降水，这种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几次比较大的暴雨中，极易造成洪涝灾害，给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不便。

人类活动影响。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水资源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生产污染水源加剧，水资源可用量减少；再是浪费水资源现象严重，水资源无效使用量增加。现代工业生产以大量消耗能源和水为其特征，每生产1吨合成纤维需要2500-5000吨水，生产1吨铝比生产1吨钢需要多15倍以上的能源和10倍以上的水。目前全世界每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水的需求达3500立方公里，几乎占世界径流量的1/10[3]。这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

当代水资源问题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现代水问题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环保科学家保拉·迪萨多所言：“地质时期也曾发生过长期的干旱，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最终使生态达到了平衡。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后果，自然界本身没有错误”[5]。

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和改变社会经济形态之作用，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从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类活动愈来愈普遍，规模愈来愈巨大，影响愈来愈严重。

透析现实中的水资源问题及其成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一、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人们依水而生、择高而居，近代以来人类兴修水利工程，只能一时或局部地解决水灾害及其水资源问题，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需要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与水相关即“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之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和法律等综合措施才能解决长期和根本性水资源问题。二、水资源复合系统实际是“天—地—人—水”互相耦合的复杂巨系统。水资源的自然补给来源主要由气候环境中的降雨、蒸发等因素决定，相对于某一地区其变化幅度小且时间尺度长，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的产生及循环与地理环境（下垫面和地层结构）密切相关；人类活动一方面作用于水资源形成和循环过程，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产水量，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在不断地“供、用、耗、排”水资源，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用水量和质量。

三、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途径

依据水资源复合系统中“天—地—人—水”互相耦合关系，可以分析某一区域或流域内形成水资源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尺度内，①降雨量和蒸发量变化幅度较小；②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下垫面条件引起产流量的变化有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例如：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剧烈，流域下垫面变化较大，根据太湖流域1956至2000年降水系列，采用“水资源产水量模型”计算得出，2000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产水量为161.4亿m3，建国以来该流域水资源产水量增长10.2亿m3，增长了6.7%，水资源产水量增加不多，这是南方水网地区的普遍情况，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下垫面改变，同样降雨条件下水资源产水量减少，例如海河、黄河流域产水量近20年来减少10%-20%；③社会经济发展使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太湖流域2003年水资源总用水量达到306.3亿m3，其中生活和生产用水量共298.3亿m3，占总用水量的97.4%，2003年总用水量比1980年的234.6亿m3增加71.7亿m3，增长了30.6%，其中一产用水量减少33.8亿m3，二产用水量增加77.8亿m3，三产用水量增加7.7亿m3，生活用水量增加12.7亿m3。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是必然趋势，生产和生活用水量将随之增加，但必须有效控制。这是形成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可以自我调控的最主要途径。

我国一方面供水量不足，另一方面用水浪费，用水效益低下，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显突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单位GDP产值的用水量高于英国、日本的数倍，1997年，中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726m3。1990年，美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77m3，日本每万元GDP用水量仅为60m3（折成人民币）[6]，分别是中国当前水平的1/4和1/12。中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见表1。

表1全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

年份

年人均用水量

（m3）

单位GDP用水量

（m3/万元）

农田平均

灌溉定额

（m3/hm2）

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

（m3/万元）

人均生活用水量

（L/人·日）

城镇

农村

1980

450

3208

8745

365

117

71

1993

443

1017

8085

190

178

73

1997

458

726

7740

136

220

84

注：资料源于参考文献[6]

农业用水方面：在我国的灌区，由于灌溉农田不平整，习惯于传统漫灌方法，使灌溉定额居高不下。缺水与浪费水的矛盾在中国农业用水中十分严重，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在0.45，与先进国家的0.7～0.8相比，中国灌区的用水落后了30～50年[6]。北方是非常缺水的地区，但其灌溉定额每公顷达7500～12000m3，高出农作物实际需求2～5倍，据估计，农业浪费水每年就超过1000亿m3[6]。

工业用水方面：我国工业用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艺、设备比较落后，单位产品耗水量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国外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吨钢耗水量先进指标为6m3。在我国，钢铁工业吨钢耗水量全行业平均为30m3左右。二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据统计，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85%。我国工业万元产值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

城市生活用水：1997年我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220L/日，县镇人均日用水量更低，只有50～60L左右。但仍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尤其是公共用水部门，如宾馆、学校和商业等部门。居民生活也同样存在浪费用水问题。城市生活用水具有较大的节约潜力。

综合以上分析，节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的关键。而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少，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水污染形成快、程度严重。工业废水处理率低，废污水排放量大，节约生产和生活用水同时可以减少污染。所以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重要途径。

四、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是管理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首开研究之先河，目前已普遍应用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行业、区域和政府及其事物的各项管理中，战略管理是某一组织形式（事物）高层管理者为了该组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在充分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和对战略实施的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的动态管理过程。

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政府以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解决水资源问题，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在充分分析水资源及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基础上，选择和确定的有效战略。

确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缓解水资源危机战略选择的理念十分重要，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例如：水资源问题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系统管理问题，在以往的水管理中，管理中心和重点在于技术和工程管理，而战略管理思想较为缺乏。也就是说，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互相耦合，客观存在“天—地—人—水”循环与互动关系的战略性资源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管理水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建立科学系统的观念，没有从战略高度建立复合管理系统。

选择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现战略目标，重要的是将战略付诸实施并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在这方面政府与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例如汪恕诚部长提出节水型社会工作十大重点，并指出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念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的一场革命。胡鞍钢教授等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够反映对治水模式转型的要求，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过程，需要水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选择，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依据战略管理理论，管理有效的硬性要素是战略和策略、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软性要素是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也是如此，特别要注重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这两类要素。

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施组织是全社会，不仅仅是水利职能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职能管理部门发挥具体策略、监督、管理及其推进作用，全社会成员和多样组织参与，是节水型社会建设有效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过：大凡涉及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也是很少有人关心的事物，对于公共河流及水资源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公共资源属于自由进入、不能排他的物品，追求个人最大化的行为也就驱使个人只管使用，而不愿管理，以免支付一定的成本。国家以授权的方式允许各种性质的组织和个人介入资源管理，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来履行和实现国家对集体资源的控制权，改变资源管理的单一结构，建立集体规范，使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沟通、监督和管理更加方便，使公众在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资源等方面实现合作，实现自利与互利的协调。

机制和制度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公共资源的提取和使用方面，自利和互利的一致性常常并不明显，在公共领域，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自发合作行为，局限于一定的层次、范围和条件。自利与互利、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一致，需要建立特定的机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的、长远的利益方面，自发合作机制并不一定能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合约，因为在别人都遵守合约，进行合作的时候，自己如违背合约则可能受益最大，所以，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不能只依靠自发合作的契约机制，而需要依赖于伦理、法律、制度性的控制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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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而道德不是某种消极的、外在于人的规范。从根本上说，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在人的经济行为中，既要有“利”，还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特别注重道德因素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人们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积极意义，他们的经济行为将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会更有效用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话题不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初期，有关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所谓“义利之辨”。

一、义利观

（一）义利关系

义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伦理范畴。“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标准。把这种广义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与人们具体的利益关系相结合，形成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其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即义利关系。

在人们共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个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它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决定着、制约着人们的取利行为，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来表述，这便是“以义制利”。在义利范畴中，“义”与“利”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对立，是因为两者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义利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

关于义利之辨的话题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经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至近现代的各种道德学说。儒家认为第一要务就是辩义务，别理欲，主张先义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仁义，不必谈利。荀子主张“隆礼贵义”，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王充则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论衡》）。西汉董仲舒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观点，这些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持有这种观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却主张义利合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法家则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仁义。道家既不谈俗世的道德，也不讲世俗的利益，而是讲“绝仁弃利”。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这种“义利之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东方式的古典经济伦理，一种充满着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经济伦理，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资源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温习和利用。

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意义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断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经济生活本身不仅是合乎人类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断地实现和提升着人类自身的目的。从合乎人类生活需求和价值目的的这一根本性意义来看，经济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富兰克林说过，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也是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在于工作伦理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根本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行为动力的支持，仅仅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1]。韦伯还发现，新教伦理精神诸如：勤俭、接生、敬业等等，实际上成为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积攒资本，逐步形成强烈的追求更大财富的普遍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同样，在谈到人类经济生活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理。就人类道德生活目的本身来说，并不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人们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当的经济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应当也是道德所提倡的价值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道德是引导人们寻求幸福生活的实践智慧或学问，是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价值基础。过去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道德学家们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经济学相对立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伦理学家不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甚至不理解经济生活本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经济生活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层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实际就体现在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

三、经济伦理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一个组合名词。它是由“经济”和“伦理”两个词组成。“经济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出现迄今不过30年，最早是由德国人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与经济学相比经济伦理大约是在20世纪后期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现代社会状况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挑战时，逐渐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地带脱颖而出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不是一般地面对现代经济生活和现代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评头品足。经济伦理研究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经济问题的简单裁判，它必须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间，能够成为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它要为人类及其经济生活、经济行为达到一种既具有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又具有合乎经济理性的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提供它独特的伦理价值分析和解释。经济伦理实际上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实践中，成为其合理有效运行的内在价值力量。

（二）经济伦理存在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伦理学者到经济学者都在关注经济伦理，且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产生这么大的理论魅力，足以显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了。经济伦理之所以突显其重要性，大体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社会现实的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成为了一种时代性的普遍课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谈到，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但他在惊叹以资本主义为先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发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道德问题。诸如：自利最大化行为动机引发的利己主义，社会不平等状况下的价值剥削（“劳动价值说”“剩余价值论”）；商品经济对人际伦理关系的冲击和侵蚀（人际关系的冷酷性）等等。

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经济问题凸显。经济生活的问题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性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也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由于社会分配过度不公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如果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过大，那么这个社会的公正与秩序就是可疑的。由此，民众的普遍心理及其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包括对政府，乃至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态度就会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当做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来看，它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广，很复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经济伦理的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经济作为一种价值，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它要服从更高的目的性价值。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伦理学揭示了人生的终极目的：人应该如何活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的经济问题最终都必定导出或演化成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价值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知识处理范畴，经济学本身无法独立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厉以宁教授提出所谓“三次分配”的理论。首先是市场分配；其次是政府调节（通过制度的安排来减弱贫富之间的差异）；最后是道德分配。诸如：鼓励社会慈善事业，就像希望工程一类的措施[3]。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道德分配，这些都不是经济学所能单独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方式恰恰是一种非经济理性的方式，所以有的经济学者说“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常常受到伦理学的批评。

第三，从价值角度看，经济问题本身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意义，因此，它的解决归根到底要诉求于伦理的价值解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解释。作为以“人应该怎样生活”为目的的伦理学，它所研究的价值主题，始终就有人生根本目的的意味，经济问题最终也必然会演化为经济的伦理问题。

四、结语

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要有“利”，而且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行的。只有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经济意义，人们的经济行为才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积极的道德伦理指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才能使经济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然而，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不是全部。环境问题也是经济伦理研究要考虑到的。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构成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手段，但仅仅靠经济的方式或手段是不够的。由此经济伦理就成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须建立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也是经济伦理的一个新的维度。经济行为的环境代价问题一方面涉及经济本身的费用与成本，同时也涉及到经济生活所涉及的社会成本和社会费用。环境代价最终表现为社会的代价，因此这个问题也有待于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