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手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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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握事物的历史。对经济法历史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法的未来走向有较为正确的判断，也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本质。霍姆斯曾指出:“对于了解法律是什么而言，法律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1］笔者认为，分析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及定义角度入手。

1．1关于经济法形成的几种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国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古代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就出现了经济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法”。此观点认为国家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经济法，但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济法才成为独立的法律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原始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济法的形成是国家原始干预法律化的结果，但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力量的兴起，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3］23－24。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垄断使竞争环境恶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法律迥然不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便是经济法。”［4］笔者认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在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作为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楚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具体关系。

1．2经济法的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企业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西方学者对经济法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明确了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观点:“国家协调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需要国家干预说”以及“国家调节说”。笔者认为，尽管以上各学说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这些学说拥有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目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可以得出，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则产生了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干预需求，有了干预的需求后便由国家进行干预供给，而国家进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2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早出现在国家形成初期。“早在古代国家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称之为原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伴随着野蛮与残酷。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增加国家财富、缓解社会矛盾，对土地、税收、交易等进行干预。譬如，从我国古代的田赋制度和中世纪之前的西欧庄园经济可以看出国家为保障其存续而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强烈干预。”［5］此时的经济法律制度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古代经济法的形成便是源于国家对经济的原始干预。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已经从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律、法规［6］。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已经由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积极干预向消极干预转变。消极干预并不代表不干预，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先河，斯密认为:“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7］政府无需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发展。斯密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也没绝对一概排斥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使得市场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消极干预时期，但是关于对外贸易、关税和社会劳动保障的经济立法均得到发展。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后，于1881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于188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医疗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倡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国家干预，预示着国家干预经济将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国家干预经济立法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8］60。我们所研究的现代经济法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和完善的，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先后受到了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理论的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竞争愈发激烈，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对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9］。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的态势，并由此形成了对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否定。形成这种态势是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从充分就业一直到普遍大量失业的不稳定状态，典型的就业水平大都是远远低于充分就业，非充分就业就是正常状态，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非自愿性的失业是长期存在的。”［8］61为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凯恩斯极力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加强投资，运用财政赤字，鼓励奢侈消费及国民经济军事化等措施，以便于增加“有效需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呈现出全面干预的特点，促使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譬如，美国颁布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德国颁布的《钾矿业法》、《煤炭经济法》;法国颁布的《公司法》、《对外贸易法》。这些经济法规充分体现了经济和法律的融合，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认同。

3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是将国家意志深入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物质关系领域，并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范围［10］63，简言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3．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市场主体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经济法对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以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其他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对经济个体的内部的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今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实行干预在许多国家已达成共识，同时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国家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有效干预。此外，由于所有权的社会目的而导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决定了需要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干预。

3．2市场秩序调控关系

市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交换和社会分工是市场出现的前提条件。李昌麒教授认为:“市场秩序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习俗惯例的总和，以公开、公正、公平为目标，旨在保障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经济状态。”［3］333市场秩序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非正常的状态便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引起的，市场失灵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前提，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界限。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产品等都是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因此，反垄断关系、反不正当竞争关系、反限制竞争关系、产品质量关系等均被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市场关系范围内。

3．3宏观调控关系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市场机制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调节机能，因此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需要运用经济法。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调控。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实现产业结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的优化配置，为产业优化升级奠定基础。通过对产业结构、区域、组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②计划调控。计划调控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有突出表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计划法的地位虽有所变化，但是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③投资调控。国家运用各种方式，对投资主体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调控，确保产业结构的合理。④财税调控。财税调控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税调控可以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国家税收是财政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税种、合理的税率，调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发展。⑤金融调控。金融调节对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具有调控作用。

3．4社会分配关系

经济法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环节而出现的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10］69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再次分配是受基本经济规律的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在社会分配中需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国家从全局利益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活动。以上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133在这个定义中表明了经济法的内涵即国家干预，同时也表明了经济法的外延就是需要干预的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说来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4经济法在实现国家干预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4．1关于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李昌麒教授指出，国家如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如何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我国经济法必须要妥善处理的两个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会对我国经济法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既要干预市场也要干预政府［11］126。市场失灵主要以市场不完全、市场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公共产品和经济周期等为表现形式。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运用国家公权力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法律，与民法和行政法相比较而言，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经济法作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既具有公法性质也具有私法性质，可以在私权方面对市场主体进行限制;第二，经济法可以直接改变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的利益结构;第三，经济法比民法和行政法更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民法和行政法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面临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以适度干预为准则，政府不得超越干预的必要限度，以便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进行干预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4．2关于政府失灵

国家干预法治化的最大障碍便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能会出现过度干预、干预不到位和干预不起作用的情况。政府失灵会使干预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从而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进而加深市场缺陷问题。需要制定一套法定程序和原则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看得见的手’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看得见的手’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看得见的手’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12］

4．3国家干预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干预为什么要法治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在市场体制中，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坚持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才能维护市场中私权主体的形式公平;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有利于保障民众的权利;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可以规范政府的行为，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当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手段可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笔者认为，“应强调国家干预手段法治化，将具体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化，法律成为干预手段最终表现形式，且被人们所普遍遵守”［5］。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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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关系;国家干预经济;法制化

市场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成为了经济法发展的客观基础。几经挫折和磨练之后，经济法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之间相辅相成，两者并不存在矛盾。经济法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存在在市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形成及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各个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古代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法。在经济自由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了用来干预自由经济的法律。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针对当时的市场经济应具备“有形之手”来遏制经济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被逐渐接受和完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经济法的出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只有把握好经济法的定义才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理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各国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主要作用是调整经济利益，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是一种社会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虽然各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明确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干预。尽管关于经济法的定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但其共同观点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维护社会普遍经济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从经济法的形成和定义中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的，克服市场失灵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有了这种需求后国家便进行干预供给，而经济法就是国家进行干预的法律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二、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我国就运用了社会经济、法规、法律、政策等方法。社会经济中的手段有一部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现的，不能被称作法律法规。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是行政手段，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进行调控，但是这种方式容易造成官员或者行政机关肆意妄为的缺陷。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用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结合来保障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经济法也可称作干涉“国家干预”的法

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某些缺陷，但同时也会产生无效的干预，过度干预。在一些的欺压下会产生生产效率低下等乱象。因为政府人员也是普通人物，在制定决策时难免会存在损害公众利益，所以经济法不仅要执行国家干预，更应该干预“国家干预”，从而使得“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相一致，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社会组织，是以市场为媒介进行交易活动的参与方，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同样平等的地位。当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达成了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共识，为了谋求企业的自身的发展可以对市场的行为进行干预，平衡了市场利益结构，达到最优化形式。1．市场秩序调控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市场，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交换和社会分工。市场秩序分为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市场失灵就是由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引起的非正常状态，出现市场失灵才能进行国家干预，市场失灵是进行干预的前提，国家干预的界限是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社会分配关系

“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我国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有部分受经济法律的影响，需要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从全局出发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些关系都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与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概括来说，需要国干预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四、结语

通过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得出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从古至今，经济法由于国家的干预也发生了各种演变。经济法始终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也随之加强，各种经济法律日益完善。虽然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是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但是笔者认为最终的表现手段终将会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表现，法律手段才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以经济法为主进行国家干预。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只有重视经济法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适应多变的经济格局，使经济取得稳步发展。市场主体也应该意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才能互相查漏补缺，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达到共赢。

［参考文献］

［1］张峥．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2－16．

［2］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J］．法商研究，2014，06:45－54．

［3］胡国梁．经济法逻辑:权力干预抑或法律治理辨———与陈婉玲教授商榷［J］．政治与法律，2016，02:133－142．

［4］兰燕燕．试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9，15: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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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表现

20世纪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新科技革命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到50、60年代，半导体、合成化学、核能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使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相对稳定与繁荣。

（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但有商业银行，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融合，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而且对经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战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例如，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合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克服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的比重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发展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末，从第二产业中崛起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使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了阶级矛盾，缩小了社会差别，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相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五）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阶级结构方面，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代表垄断资产阶级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和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过渡，伴随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非知识型蓝领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白领工人增多。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例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等。伴随着以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中间阶层的萎缩，以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流动阶层、边缘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手段和措施，调整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所谓的“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六)国家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和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例如，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另一方面，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在上层建筑和法律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比较完备，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国家管理机制比较成熟，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备。当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

这种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是当代资本主义种种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

（二）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社会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了“国家干预”，这对延缓资本主义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是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

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笔者认为，现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都未触及其实质，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资本的全球扩张，凭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转嫁国内矛盾，由此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续性。这就源自一个根本问题――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全球化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乃至军事优势，控制和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巩固它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和不平等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一）资本全球扩张路线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和直接对外投资，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国际扩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发能力和资本增值能力大大加强，有效拓展了其生存空间。

（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他们通过高价出口工业品、低价进口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维持其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成为对外经济中的受益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比不发达国家高很多。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得到更多的利润，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安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得到更多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社会保障改善，加上进口的生活用品价格低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企业大多只保留研发和管理阶层，生产多转移到国外不发达国家，所以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也参加分割了企业利润，间接地剥削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见，相较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资本主义讲民主，讲人权，甚至一些高福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外，资本尽可能地压榨劳动工人，根本不讲公平，人权。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丰田汽车工人罢工等，都是工人阶级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奋起反抗。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的基础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为资本主义繁荣而埋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可模仿，而且不可持续。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横征暴敛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必将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顾不得“慈善家”的伪装，削减工人数量，降低工人工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遭到极大破坏。这让我们坚信，人类社会的未来与发展前景绝不是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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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与国家干预

(一)政治、经济原因。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任何一种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经济法当然也不例外。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部门的不断增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克服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这就在客观上呼唤以国家干预为己任的经济法的出笼。

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客观必然性,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原因。任何时期的经济运行都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基本职能,体现了“国家之手”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则更为必要和迫切,国家干预是医治“市场失灵”的一剂良药。

(二)理论原因。任何一种法律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和浓厚的文化渊源。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相关经济学说和法学观点是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凯恩斯的国家全面干预主义还是强调国家适度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都对经济法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部门法原因。弥补传统行政法、民商法的调整真空而重新架构新型的部门法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部门法原因。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一系列崭新、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产生,这些社会关系突破原来单纯的民事和行政关系而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传统的以个人权力为本位的民法和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行政法在这些社会关系面前举步维艰、无能为力。因此,在传统的民法、行政法之外构筑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而这个新的法律部门就是经济法。

(四)其他原因。除此以外,经济法的产生还有法律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它们和以上几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经济法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是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出现而逐渐产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并不完美,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但是与其他机制相比,市场有个优点:它能提供有效的反馈机制,是私人和公共决策者都能迅速纠正其错误。”[1]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经济的弊端决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的出现。在过渡崇尚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万能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为理论基础,资本主义滑向了完全自由竞争的极端。在这一阶段,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竞争,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而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极度夸大“市场之手”作用的自由放任主义成了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纲领。然而,市场自身仍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顽疾,其滞后性、盲目性、无序性缺点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和垄断等限制竞争行为,从而窒息整个市场经济的活力。“我特别反对一种看法,即如果对市场放任不管,就能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我把这种看法称作‘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对市场机制过于信任了。

市场在相互竞争的私人需求之间配置资源非常有效,但不要指望市场会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2]终于自由竞争在经历其疯狂自由后终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垄断,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走向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垄断时期。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其经济发展态度,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性,为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转而进行国家干预,于是一系列体现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开始产生,这就是现代意义经济法的产生,而国家干预本质即是经济法应有之意。当然,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完全干预和不完全、适度干预的发展演变。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逐步成熟,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演变成一种以经济法治、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以及经济秩序等为目标的积极的干预、适度的干预、谨慎的干预。相对于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而言,国家干预则是利用“有形之手”的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历史都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

三、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却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经济法是为了匡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的“政府失效”应运而生的,即先有“政府失效”,再有国家对“政府失效”的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呼唤。面对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国家必须要通过改革,尊重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同时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约束政府的过度干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同时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中国经济法才由此诞生。所以,中国经济法仍然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国家干预仍是经济法的基本内涵,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本质正是经济法具有公法性质、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根本原因。总之,不管是“市场失灵”也好,“政府失效”也罢,都离不开国家适度干预的弥补或医治。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西方国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篇5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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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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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 国家干预 市场调节干预失灵 法律规制

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调节机制因自身缺陷不可靠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从宏观方面把握全局，促进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国家干预同属上层建筑，是一种实在法的行为规范，本质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一、关于国家干预

1.历史演变

现代意义的国家干预是随经济理念的演变产生的，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理念阶段、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结合的经济理念阶段 。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干预经济的法律来保障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英国“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18世纪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认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利己经济人，通过竞争和价格来实现生产要素配置，国家是“守夜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不断深化，冲突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市场经济需要“有形之手”如制定政策、法律来弥补不足。由此，全面干预经济理论被推上顶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衰退、失业增多、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滞胀期”来临，自由主义观念重新抬头，以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也非万能，须注意两者的结合问题。

2.国家干预的含义

国家干预，是指由国家机构，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总体决策、调控和指导的各种活动，包括介入、调节、协调、调控等内容，结合了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调整方法，以政府干预、间接干预为主，既有法律手段，又有行政手段。国家干预同样存在缺陷：缺位的干预不足、越位的干预过度。前者是指调控方法不适当，力度不足、手段较少造成的难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情况，常出现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后者指干预的范围和手段超出了合理框架，抑制了市场机制运行，常出现在经济状况较为恶劣的情况下。国家干预要求“适度干预”，包括范围适度和手段适度，同时需要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共同作用。总之，我们在承认市场基础性作用缺陷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干预的问题做出调整，弥补并匡正干预失灵。

二、关于经济法

1.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诚然，市场功能优势显著，但同时又存在缺陷。

市场失灵就是缺陷的直接后果。自发性、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使优化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现垄断等混乱现象，主要表现有：市场的不完全、市场的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和存在经济周期。治愈“失灵”需要完整可行的法律规制，经济法的产生及时适应了需要。

2.经济法的含义

现代经济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形成完善的，其空前发展标志着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界百家争鸣，主要观点有调节论、协调论、管理论以及国家干预论等，但均将经济法本质定位在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上，并将平等当事人的合同关系排除在外。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不同于行政法的“国家本位”和民法的“个体本位”，以“社会本位”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三、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形式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并不单一，我国综合运用了经济、行政、法律、政策等多种方式。经济手段指由经济利益驱动实现，还未上升为法律规定的，以计划、税收、利率、汇率、工资、价格、补贴、经济惩罚等方式为代表的措施。行政手段是国家行政机关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活动，但其使用易产生行政官员及行政机关随意行为的弊端。法律手段就是用法律来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经济活动。经济法是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主要形式，它需要国家运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干预手段来保障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全面均衡推动市场有效运行；它具有公私法混合的性质，平衡了市场利益结构，又借国家权力限制私权，达到最优化形式；它还可以规范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的活动。

2.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

国家干预克服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但它会产生无效干预，过度干预，除此外还有权力寻租、、政策滞后、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失灵现象。政府干预是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政府自身是由作为人的成员组成，其机构及成员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做出的决策可能有损公益，所以在经济法执行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同时，还要干预“国家干预”，这与许多学者所提出的经济立法“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相一致，所以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

四、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法律规制

为克制国家干预过程中的缺陷，经济法应就干预的主体、范围、时间、地域以及手段和责任做出规定。首先，应遵循干预有据、干预有度以及干预有效的原则，以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准，坚持适度干预原则，将干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次，应对主体做出规定，以政府干预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实践中基于政府工作的庞杂性与具体性，应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及职能部门的职权划分和范围。第三，明确范围和责任。对象上应注意时机和范围，不缺位也不越位，需要时才能“出手”。同时，要注重国家干预法律责任的规定，抑制国家越权、政府的现象，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并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诉讼程序系统相结合，构建适应现代市场机制的法律责任体系。第四，规范国家干预的手段方法。充分的运用立法手段，如对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行为、社会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应用和保护进行规范，将多种手段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国家干预联系密切，须注重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规制，有效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格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紫煊.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2]常传领，金纯.试论政府干预及其法律规制.现代法学，2004，(12).

[3]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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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3、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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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工商管理，促进作用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国家的相关法律、政府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国际政治形势，等等。在当今时代，我国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国内局势全力发展经济，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国际市场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国若想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再上新的台阶，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这个提高的过程与工商管理有着很大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工商管理作为现代化管理手段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作用。下面笔者就工商管理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工商管理概述

工商管理的产生与经济行为的出现有关。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的目的，统治阶层都会以一定的形式对经济行为加以管控，而这种管控行为就是工商管理最初的表现形式。我国封建社会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这种对商业发展的限制促使国家政权制定相关的政策并成立相应的管理部门。而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商业发展表现出极高的重视，同时对商业的管理也逐渐向科学化和现代化靠拢。在这种形势下，工商管理就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而被加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工商管理体现出以下几种职能：

第一，工商管理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因而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工商管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监督各行各业的经济行为，并对将要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严格的审核。

第二，工商管理作为桥梁而积极沟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国家基础性建设。我国工商管理部门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部分，其下属的部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沟通其他领域的建设。

第三，工商管理为企业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工商管理的职能发挥对象主要是企业，所以其职能也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当前形势下，各大小企业所面临着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淘汰，而工商管理则给这些企业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企业不至于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迷失。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发挥的作用

1.工商管理能够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工商管理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宏观调节手段。

国家和市场的共同调控，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近些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宏观调控最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不会因此消失。国家总的经济性质以及经济的发展方向等等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来予以保证，而工商管理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从过去我们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思想等以及政府给与企业自的增多，导致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将经济效益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很少考虑人民的真正需求，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国家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力量，这时候必须发挥作用，通过工商管理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使经济的发展迈入正确的轨道。当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也要履行好其职能，通过工商管理的措施，将拉动内需为努力的方向，使经济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

工商管理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相关的监管部分需要注意到工商管理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其作用仅限于起到监管作用，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工商管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需要进行控制。在引导企业发展时还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不能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而应该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鼓励企业开发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方案，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工商管理能够维护经济的发展秩序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序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序和混乱，如果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进行调节，就会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混乱，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纵观过去的发展来看，在每一次的经济危机中我国仍然能够比较好的发展，其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合理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工商管理的合理使用。把握市场主体的入门关卡是工商管理的主要职能，这也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有序性，一方面，它提高了企业入市的门槛，保障所有入市的企业都是合法的，也是合理诚信的，另外一方面，入市的企业都受到良好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市场中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工商管理还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整治，以确保我国经济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中不断发展。

除此之外，工商管理部门还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它始终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积极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保证，积极的解决市场上出现的违法行为，坚决的打击伪劣、假冒产品。因此，工商管理部门在维护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同时，还能保障消费者能有一个诚信、有序的消费环境。近些年来，相关的监管部门经常性的进行“打假”活动，这是工商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力措施。

3.工商管理能够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任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分配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改变，工商管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流通体制改革方面一直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主要是由国家掌握，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渐的发展起来，我国的企业也从之前的主要由国家控制逐步发展为民营、私营以及跨国企业并存的形式，使我国的经济类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也促使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发生。工商管理的主要职能不是一层不变的，而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进行革新，不断的促进我国分配制度和流通制度的多元化改革。从一方面来看，我国的经济主体仍然是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工商管理在保障多种经济并存和发展的同时还要起到监管作用，各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才能进行。另外一方面，国家体制外企业的优秀发展经验和成果也需要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学习研究，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其他企业中去，保障我国企业的整体发展。

但是需要工商管理部门注意的是，无论如何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能够被动摇的，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形势，不能够全都吸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始终保持研究和学习的心态。对于企业的发展，要尽量的减少干预，让其自主经营和发展，减少他们的依赖性，增强它们的自主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工商管理能够控制经济发展的风险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而竞争的出现必然会带来风险。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企业结构发生着重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驻我国，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外资企业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大的市场风险性。所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工商管理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经济社会中的风险。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伤害，使我国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其中工商管理职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帮助我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工商管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各种作用，对经济行为的主客体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对工商管理的监管给予支持，配合工商行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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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法的产生的是伴随着市场失灵问题而出现的。但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下政府自身也存在很多的“失灵”。法律作为维权和控权的工具，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经济法特有的功能去协调和平衡好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第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在西方发达发达国家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最著名的经济理论代表作当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这一时期，国家的职能被局限在守夜人的角色，主要在政治行政和法制方面发挥职能，不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行，只能执行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和对外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自由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的产生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扭曲了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出现市场失灵，也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损害社会整体效率，同时还造成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安定和政局的动荡。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凯恩斯提出必须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得手”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滞涨阶段通货膨胀加剧在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的同时失业也大量增加这使得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失去了信心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政府失灵理论应运而生。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失效，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陷入危机，在英美等国家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都主张在充分的经济自由基础上有限度的政府干预，认为政府是“球场裁判”的角色，他们针对政府失灵，积极提倡自由企业制度，强调让市场机制重新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调节机制，加强市场的作用。

第二、市场失灵的原因与经济法如何纠正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种，第一，信息不对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人们在自由竞争性的市场中，为了便于自己在交易场合中与另一方讨价还价，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尽可能的隐瞒和欺骗消费者。从而导致了了市场交易无法达到互利。第二，垄断力量。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障碍：垄断者能在其市场上保持唯一卖着的地位，是因为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并与之竞争，进入障碍又有三个主要来源：1、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拥有；2、政府给予一个企业引随性地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权利；3、生产成本使一个生产者比大量生产者更有效率。第三，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益。

为了有效地纠正和弥补市场失灵，我们必须立法去不断地去强化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立法的主要三项职能：一是提高效率的职能，主要表现在限制垄断矫正外部效应提供公共产品等三个方面；二是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上，主要体现在治理失业通胀和经济失衡方面上；三是增进平等的职能，体现在公平收入再分配上。

第三、政府失灵的根源与经济法如何克服政府失灵

1、政府的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缺乏竞争机制，政府机构和官员缺乏像企业组织中的成本收益观念和顾客意识，加上公共物品评价上的困难，社会对政府监督不力，使得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经常是低效率的.。2、政府干预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能力（信息不对称）。即使面对着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变化多样的需求偏好状况，政府组织也依然能够控制完全的信息，即掌握各种问题的性质，知晓问题发生的原因，明了公民的各种偏好选择；政府完全能够代表公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社会管理权，权威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3、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但现实中的政府确不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

用经济法的手段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尽量避免政府调控政策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将竞争机制进一步引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当中，把垄断性政府变成竞争性政府，提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行为的质量和效率。在政府的干预政策中，培养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第四、经济法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主要功能，一切克服政府干预失灵的手段都是为经济法更好得发挥干预经济生活这个目的服务的。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的法律。由此看出，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之法，市场失灵的实践和理论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此外，经济法作为保障国家干预之法，一方面，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予以授权和保障，是授权之法；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政府在干预国家经济关系时也会存在不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职权，例如滥用经济职权以及寻租等违法行为。此时，经济法还起着限制政府违反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经济职权的作用，如此看来，经济法还是限权之法，所以说，政府失灵的实践和理论增强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此种意义上经济法可以看做是矫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法，是双重矫正之法。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李光东.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谈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J].知识经济，2012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