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时间：2024-03-19 17: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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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发展需要资源环境的持续供给，但是资源环境稀缺性又决定了经济过快增长必然造成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经济效益降低和社会福利损失，所以，需要构建合理的平衡关系机制，而机制模式的选择又取决于决策对象的自身特征和经济运行规律。目前，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低碳经济模式已成为全球的必然选择。处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既承受着逐年增加的国内环境压力，还要承担国际减排责任，同样面临如何选择有效保护环境的模式问题。因为，现有以规制为主体的环保模式并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所以，必须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走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低碳经济之路，方能有效改善中国社会环境福利和顺利兑现国际减排承诺。
一、我国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面临困境
(一)现状分析
中国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进展，人民生活极大提高，但也因严重依赖资源的高消耗而欠下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债”，产生了潜在的社会环境福利风险，使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近些年，各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府规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进程，但尚未完全扭转这种逆势，于是便开始尝试一些市场化环保决策，逐步奠定了适度管制下市场化低碳经济模式的部分条件。
首先，市场化制度逐步健全，主要成果有:一是出台一系列促进市场化法律和行政法令，促进环境政策从行政管理向突出经济与环保协调和“双赢”的市场化之路转化;二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将环保纳入财政体制改革，通过财政税双重红利政策改革，加大环境保护市场引导;三是结合国际标准、国内产业和环保政策，积极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探索环境资产交易工具，试点环境污染责任和环境资产交易保险工作，逐步搭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管理体系;四是通过市场激励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减排，开发和应用清洁生产和改善环境的技术;五是逐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加大监管力度，将环保信息纳入全国统一的企业征信系统。
其次，环保市场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企业积极投身减排项目交易，先后诞生针对“碳中和”的企业和自愿减排的“熊猫标准”，成为最早的环保市场化推行者;二是金融机构逐步建立“赤道银行”，推出与环保有关的碳基金、碳价格、碳理财产品等交易工具，在碳金融财务顾问、能源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产品合同、低碳理财产品、碳金融合约交易等业务领域逐步获得突破，银监会已逐步加大对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企业信贷的监管力度;三是碳金融行业组织开始增强内部自律和协调以及行业的对外谈判能力;四是环保产业初具规模，全国环保产业从业单位已达3.5万多家，从业人员近300万人，产业收入总额近10000亿元;①五是城市开始运行垃圾处置费和填埋费强化市场调节功能;六是形成了部分排放交易价格参照标准，已有效实施城市供水、土地、用电价格改革，开始在能源领域试水环境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最后，环保市场获得快速发展，截止2011年12月13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达到3500个，中国CDM交易额约占国际CDM市场一半以上。②预计我国将在2013年形成区域减排市场，2015年形成全国市场。由此可见，适度管制的市场化低碳经济决策将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二)面临的困境
尽管我国环境市场化措施在控制污染及其生态影响方面取得了局部成效，但由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缺乏常见的基础设施和市场体系，所以在推行市场化低碳经济过程中，也遭遇了一系列决策困境。
1.制度规范没有完全确立环境市场化地位
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化环保制度不健全。首先，立法主体地位偏低且不健全，大多数环保立法出自最低层次的行政部门，政策权威性和执法力度明显不足，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政策环境，造成部门间难以形成合力来有效调控同级地方政府为追逐经济利益而扭曲环境保护执法的行为;其次，现有经济杠杆制度不健全导致市场化激励不足，使生产者不仅缺乏环保动力，甚至为了利润最大化采取投机或寻租行为肆意排放废物和消耗资源，造成当前环保效果不进反退的尴尬境地;再次，市场化监管主体缺失。根据《奥胡斯公约》第2条规定，各级政府和各种环境公共行政职能的自然人或法人为市场化监管主体，但我国环保监管主体主要为行政部门，其他主体仅有参与权，使环境资源信息在市场决策与其他参与主体间产生严重不对称性，从而造成环境决策监管空白;最后，现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制度造成地方政府事权多财权少的不匹配情况，由此产生普遍的“经济就是政绩”的扭曲思想，普遍存在经济投入“越位”、而环境投入“缺位”现象，致使正常的环保资金投入不足，一旦遭遇异常自然灾害，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经济损失。
二是环境产权不清晰，造成资产定价困难。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价格是市场化最直接、最灵敏的手段，在促进环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致使经济性环境资源价值缺乏市场化的衡量标准，计入市场价值的资产被地方政府和企业功利化地肆意分割，而与经济无关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环境资源却面临公共的悲剧，造成市场对环保价格调节机制被严重扭曲，无法反映资源真实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
三是现有市场化调节不足以形成环保正向机制和抑制环境恶化的逆向机制。首先，目前以排污费、资源补偿费为主体的环保税收制度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少环保专门税种，而且征收标准偏低且不平衡，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又难以保障环保税收收入，严重影响了生态价值补偿效果;其次，其他许可证、经济优惠和资源租金等政策，规模有限而且易滋生腐败，对环保的效果同样不明显;最后，央行与环保以及银监部门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合作性环保和绿色信贷政策的指导意见，但是，由于央行与银监部门在制度上尚未形成一个信息共享、分工明确的关系，即使央行出台有利于环保的“绿色信贷”政策，也仅仅具有指导作用，难以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体现。
2.市场化运转体系存在诸多缺陷#p#分页标题#e#
一是在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下，企业因经济利益本位主义和为迎合地方政府追逐GDP的要求，往往在商品价格中忽视了环境自净功能上限，以及环境成本和损失及未来利益，导致绝大部分环境资源价格无法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内部化，不仅引起价格杠杆调节作用失灵和错位，也助长了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低效使用。
二是国内资源环境资产存在市场需求旺盛而定价扭曲的反常现象。根据资源国家所有法律原则和现有税费体制，经济性资源生产一般由中央企业垄断，价格在市场上居高不下，远超消费者需求预期价格。非经济性环境资产虽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无法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只能通过税收等非市场方式体现部分成本。但在现有分税制下，大部分资源性税收上缴国库，地方性税收比重偏低，致使资源环境资产定价极为模糊，最终导致所获补偿资金不足以弥补环境成本和价值缺口，出现普遍的“矿竭城衰”现象。
三是环保市场运转资金缺口巨大。环境资产交易市场初建时期，需要投入大量原始资金。在地方税收不足和中央财政支持有限的前提下，金融支持本应是良好的弥补方式，但是国内金融机构因环境资产属于预期收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及交易风险，一般对环境资产产权交易持谨慎态度，而资本市场的环境金融衍生产品又严重缺失，自然对环保产业项目支持和环境产权交易的金融支持有限。这样一来，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过程无论从税收，还是从金融支持，都存在严重的缺血现象。
四是环境资本市场不健全。国内虽然已初步建成环境产权交易市场，但主要以项目交易为主，由于定价机制不完善、缺乏资金支持等原因，导致交易平台规模偏小，交易供需错位，使交易机构面临无米下锅的尴尬。其他交易因缺乏期货、期权和直接投融资等交易工具、交易信息严重不对称、交易品种有限等制约因素，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有效的交易，以至于严重抑制了环境资产兑现为经济价值的广度和深度。中国虽然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节省能源、构建和谐社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国民经济发展从“量”向“质”转变。然而，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使中国环保效果不增反减，环境持续恶化，不幸被“杰文斯悖论”(Jevons’Paradox)①言中。这些困境又直接影响了环保政策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选择一个合理的模式来改进我们的环境保护效果。
二、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环保决策是推进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分析
首先，低碳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实施效果取决于机制是否能均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关系。②而这种机制的协调与否又与相应的对策工具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低碳经济决策工具分为环境行政规制和市场化决策。这两种工具各有利弊。首先，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根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责任，运用产业准入、行政处罚、环境补偿、环境监督等行政管制手段调节或影响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由于决策推动者主要是政府，环境行为个体缺乏改善环境的动力，容易滋生寻租和博弈行为，经常会扭曲环境社会福利林达尔均衡，加之不确定性形成的决策不可逆性地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沉淀成本，最终导致环保决策效果欠佳;③应用两期模型和数值分析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决策造成的沉降成本对投资造成的影响要大于环境本身恶化所造成的影响。④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风险调整框架。⑤
其次，市场化决策工具是政府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特质，运用产权许可、财税调节、价格杠杆、产权交易等市场调节手段，激励经济主体主动采取措施保护环境，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环境价值虚拟资产和现实资产的有机结合。价格路径具有零碳税和惩罚的特征，尤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有利于各国通过努力实现减排的目标;许可证和环境租金具有较大的寻租空间，会增加腐败和金融诈骗等行为;碳交易属于价格控制和市场化调控中最为有效的决策。从环境自身的价值属性和市场的关系来看，环境价值一般被视为预期收益，环境保护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直接投资，而在资本市场上股票却最为活跃。但与此同时，环境价值投资必然带来成本，而成本与排放物的流量有关，这就意味着当减排边际收益紧密依赖于当前的减排水平时，减排的边际成本对减排水平高度敏感。所以，大多数学者主张以价格调节为主。⑥然而，由于缺乏完善的环境资产评估机制和产权不明晰，价格机制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中国目前虽然依然采取政府规制为主的低碳经济环保政策，但是关于市场化的理论探索早在1999年，就由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宋瑞祥提出了环保市场化问题。⑦随后理论界陆续提出环保设施市场化问题，⑧环保产业市场化问题。⑨目前，市场化的节能减排运作方式已被纳入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可见，市场化环保机制已经在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引起高度关注。综上所述，由于前述规制和市场化两种机制各自存在的固有特征和缺陷，若单纯依赖某一种调节机制都难以实现理想的环保目标，所以，主张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低碳经济模式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主流思想。
(二)实践验证
欧美国家的环保实践证明，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环保决策机制正在成为各国未来碳经济模式的必然选择。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率先通过合理制度规范，运用必要的市场调节手段，引导资源生产和减排技术发生根本性转变，促进现有资源环境的高效利用和合理开发，实现国民经济社会需求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帕累托效率最优，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宝贵的借鉴价值。这些成功经验可以具体归纳为:
1.市场化调节机制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欧盟通过的六个环境“行动规划”中，前四个主要依赖政府规制措施，但不乏市场调控举措。①自第五个环境行动规划开始，更是通过探讨市场激励机制，将环境保护与商业和消费行为紧密联系，逐步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碳排放权市场调节机制成功应用于低碳经济战略。美国虽然没有签约《京都议定书》，但已积极开展自愿性排放交易，并开始倡议强制性的碳交易;新西兰也开始引入碳排放交易系统;日本则于2004年公布了“新产业创造战略”和新环境税收计划，并先后通过《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草案，等等。由此可见，市场化调节机制正在获得世界各国的行政认可，并正在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2.市场化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开始逐步确立
其中，欧盟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制定“地方21世纪议程”、“奥尔堡”、《环境经济核算法规》、“超越GDP”等决议，为推动市场化低碳经济机制确立了行动纲领和具体行动规范。与此同时，这一机制的立法工作也正在逐步完善之中，目前已形成环境法规230多条，指令140多条。借助这些制度引导，2010年，欧洲碳交易市场占全球总额的81%，主导着全球碳市场。②美国则在2007年通过的《低碳经济法案》中，提出了碳配额交易、政府补贴等制度，并于2010年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装法》(ACES)，对诸如汽车燃油经济性等问题作了相关立法。目前，已有40个州执行了削减排放气体的法规，20个州出台了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措施。③
3.各种引导和规范市场的经济政策力度正在加大
首先，运用“污染者付费”制度调整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税收关系，建立起环境税收双重红利体系。④既保障了环境治理财源，又调动了社会改善环境的自觉性，有效实现了控制污染和节能减排的目的，极大改善了各国生态环境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一点，欧盟做得尤为突出，但是这种世界上最宽松的环境税费返还与减免措施，以及最严格的绿色关税政策，也引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满。其次，通过环境补贴和优惠制度改革，加快低碳经济支柱产业发展。在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中，欧盟引入“非歧视原则”和“适当性原则”，⑤以体现成员国内部环境福利公平，帮助最贫穷的欧盟国家实施联合环境项目;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也正在讨论研究相关税收和优惠措施。最后，建立起一套鼓励低碳经济发展行之有效的配套激励机制。欧盟在2007年对可再生资源的投资达到550亿美元，G7国在过去的20年中，对能源方面的投资也在增加，其中，日本在2009年对低碳投入达到7173亿日元。而澳大利亚的同类投入则达到1亿澳元，绿色汽车创新基金则达到10亿澳元。⑥
4.逐步搭建市场交易运行平台
发达国家建立了控制气候变化的环境数量调控和价格调节的“绿色价格”机制，⑦以及有利于环境投资的证券交易和银行信贷金融体系，积极推进排放权交易，推动节能环保企业专业化运营机制。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近1.2万个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8个交易中心。另外，发达国家还通过引入标准格式的碳减排权合同吸引全球的交易者。据世界银行的《碳市场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碳交易总额300亿美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显示，2011年底，全球有2896个CDM项目获得在UNFCCC执行理事会(EB)注册。在节能减排方面，欧美国家制定了与能源生产和销售有关的IPPC指令和市场激励的需求管理体系，促进企业运营向节能环保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扩张，加速配置节能环保及新能源业务组合。又据世界银行网站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成交额同比增加了5%，达到1200亿美元。碳市场成交额增加的原因是碳价格在2010年有所上升。2011年全球碳市场市值达到960亿欧元的交易额。①适度管制的市场化低碳经济决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正在产生深刻影响。
(三)推行适度管制的市场化环保机制的合理性
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表明，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环保决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蕴含了以下成功要素。
1.立足政府规制日益突出市场化调节机制的作用
现有的环保决策虽然大多仍然倚重政府规制，但政府命令控制不足以体现环境经济价值的全部属性，甚至会产生社会沉降成本，惟有融入市场调节机制，方能真正体现环境的经济价值，有效改善环境社会福利，所以，市场化调节机制已逐步嵌入政府规制之中，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伴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和环境资本市场日渐完善，这一调节手段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2.兼顾地区利益和代际公平
为了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的市场化低碳经济决策都包含了地区和代际公平的因素。其中，欧盟通过《单一欧洲法案》、《马约》和《2000年议程》等框架，确立了内部发达成员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于环境问题的市场责任，通过第五个环境行动规划要求成员国要努力为社会经济福利和当代与后代的增长提供最适宜的条件。除此之外，为了促进和维护区内公平竞争，禁止成员国内部实行出口补贴、进口限制政策，而对欧盟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执行“绿色关税”。中欧贸易摩擦中的很多纠纷就与欧盟苛刻的环境贸易壁垒政策有关。在北美、拉美、东北亚等区域内部也存在类似的环保协议。这些经验表明，环境决策不仅要体现当前社会内部公平，还要兼顾未来社会代际公平。
3.积极培育市场化环保政策土壤
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低碳经济模式建设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富有成效，是与其政策的严格执行和有意培育市场化政策土壤的态度密不可分。在推进环保决策进程中，虽然在经济理论上主张走市场化道路，但政府却偏爱规制决策，所以政府规制相对成熟。可是政府规制产生的不可逆性所带来的社会沉淀成本，严重制约了环保决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推进将市场化进程纵深化，已成了环保获得成功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和世界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如欧盟提出了至2050年，将最终处理的废物量和有害废物的产生量分别减少相对于2000年水平50%的目标。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积极实施多种环境税，且税率较高，税收平均占到GDP的2.39%。欧盟虽然受金融风暴和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但是仍然在2011年3月明确提出《欧盟2050低碳经济路线图》。美国虽然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国，但美国各州对环境保护反应积极，目前有40个州执行了温室气体排放法规，东北部各州还建立了碳排放建议体系。
4.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
首先，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各国和地区在通过内部市场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还通过交流和协商积极展开环保市场化政策的国际合作。如:欧盟与中东欧国家(CEE)间的“欧洲协定”，以及“欧盟—拉美加勒比气候变化联合宣言”。这种介乎于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形式，有效约束了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上述适度环保管制市场化决策，从理论上来讲，可以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激活资源环境资产市场交易进程;就实践而言，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国家环境社会福利，为环境保护积累丰富的财富，有力地验证了“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③而且也促进了国际贸易，增加了各国内部的就业机会。#p#分页标题#e#
三、我国推进适度管制下市场化低碳经济模式的路径
(一)进一步完善保障市场化的制度
低碳经济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是市场机制更富有成效，所以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因势利导，借助制度和市场机制激励手段，保障市场机制在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节能减排，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帕累托均衡。
1.进一步完善环境价值制度体系
一是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增强环保立法的权威性;二是改进现有国民核算体系中的资产账户，增强环境资产定价方法，将各类环境资产纳入经济价值体系，为有效推进环保市场化调节机制奠定核算制度基础;三是进一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环境权责关系，改进地方官员任期考核目标机制，统一政府和企业间的环境责任，确保在市场中环境资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同价，“污染者”责任同质;四是在制度上建立各类环境资产的统一经济价值标准体系，使非市场化资产获得市场资产的身份。
2.健全环保市场化引导制度
具体包括:第一，加大税收和信贷等方面对环保市场化改革的支出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环保保障环境，保护市场运作的原始资金。目前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就为环境税收制度揭开了深化步伐;第二，进一步明晰环境资产产权，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中对资源环境资产数量控制和价格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杠杆作用，监控企业将环境成本纳入会计核算，激励企业自觉参与环境保护;①第三，建立全国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督导资源环境使用者自觉保护环境;第四，开展案例研究，估算出全部的排污和治理成本，以此作为环保政策限制或鼓励行业发展的依据之一，为建立数量和价格调控相结合的市场引导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二)健全市场交易机制
1.加强环境资产定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商品相对稀缺性的信号和度量，也是环境资源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其市场价格应该等于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和边际成本。环境危机一般由其市场价格与相对价格偏离导致，这种价格偏离程度越远，环境问题就越严重。只有当环境资源市场价格等于其相对价格时，价格机制才能在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中发挥正常作用。②但是定价的前提是明晰产权，所以，要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通过资产定价技术，为环境合理定价，逐步建立全面反映环境使用价格、环境损害价格、污染物处置价格的环境价格体系，实现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均衡。
2.搭建市场平台
具体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环境资产期货和期权交易市场;第二，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碳交易市场;第三，在拓展项目交易前提下，积极探索风险投资等金融衍生产品工具;第四，建立网络服务、信息服务和推广示范项目的中介组织，完善环境产权交易中介市场;第五，建立“零排放”商务区，设定低碳生产许可标准，加大新技术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速推进环保产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改革步伐。
3.积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的
环保产业融资机制，用经济、法律手段来开辟和保障环保产业市场在环境治理上要更多地引进市场机制，实行政策引导和市场化管理的有机结合。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鼓励企业立足自主研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环保产品标准和工程技术规范的制订，提高环保产品质量和标准化水平;认真规范环保产业市场;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合理布局。
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金融；构建
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78-04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增加，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近几年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对世界气候变化影响的凸显，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低碳经济被誉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1］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驱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低碳金融是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金融形式。我国低碳金融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减排目标实现和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
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与投资。［2］低碳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金融创新，是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金融形式。
1．低碳金融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为目标
现代金融是优化资源配置、积聚资金的重要方式。低碳金融是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其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功能。低碳经济的基本目标是要降低企业能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粗放型生产模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的转换。低碳金融的目标之一则就是帮助和促使企业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到金融业的核算和决策之中，促使企业扭转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模式。低碳金融和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和契合性。低碳金融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将经营活动的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必然自觉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己任，将资金融通给具有长远生态利益的环保产业，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保障功能
在产业发展中，第二产业的能耗强度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要主体。扶持低碳产业发展是低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对于传统产业，低碳金融通过支持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产业转型等方式实现产业的优化。而对于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则通过支持其产品研发、销售市场拓展、技术升级等，促进其快速发展。低碳金融是低碳能源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其为低碳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资金的保障。低碳金融也是促进低碳消费的有力武器，其通过对低碳消费行为和方式的鼓励和扶持，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比如对于绿色能源汽车、低碳房产等消费行为，低碳金融可通过银行授信额、信贷利率、低碳保险等制度给予鼓励和支持。
二、我国低碳金融立法实践与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日趋变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共识迅速增长。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加入公约的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后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机制，即国际贸易减排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了支持与促进环境保护事业发展，2003年6月，世界银行集团的国家金融公司在国际银行业发起了“赤道原则”。到2006年，“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3］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开始了低碳金融立法实践。
为了推进节能减排，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利用金融手段推进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规。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坏境保护局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通过金融手段促进环境保护发展。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局联合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环境审计公告》，2003年颁布《上市公司或股票再融资进一步环境审计公告》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确定了具有不良环境行为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规制。2005年12月，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政策体系。”200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接着，国家环保总局、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07年11月，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
随着对金融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深化，利用金融来推进环境保护的立法活动日益增多。但是，我国低碳金融法制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我国还没有以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经济发展为主要宗旨的低碳金融立法，有关环境金融规范大多数表现为部门规章和政策性规范，立法层次不高，法制的约束力不够。这些立法活动主要目的是为环境和金融部门提供指导性规范，而缺乏可供实施的具体制度设计，且规范之间存在重复和冲突之处，直接影响到这些金融立法规范之间的效力。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减排目标，要求我国必须转变传统的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低碳转型。就我国经济发展来看，构建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低碳金融制度迫在眉睫。
三、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合作原则
低碳金融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主体搭便车现象而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带有公益的产品，市场主体不会主动提供，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但是，低碳金融具有正外部性并不意味着低碳金融只能完全由政府来提供。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低碳金融运转机制，不仅政府财力不足以承担制度运行高昂成本，而且会出现政府失灵，直接影响到其低碳金融制度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性。因此，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运作的低碳金融体系是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协调合作，是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低碳金融制定完善的规范体系，采取适当的支持和鼓励措施，引导市场主体从事低碳金融活动，并通过监督和惩罚措施，限制金融机构支持高污染、高排放的市场主体的融资行为和违法行为。低碳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由低碳金融政策转化为低碳金融促进型法律，是我国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合适路径。
2.生态效益优先原则
生态效益优先原则是指金融机构在从事投融资行为时，要将生态效益的选择放在首位，其次再考虑经济效益。低碳金融必然要追求经济效益，要求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否则其无法实现经营的持续性。低碳金融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存在冲突之处，但是两者可以协调和兼顾。如“赤道原则”就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生态效益优先的原则。在构建低碳金融法律制度过程中，生态效益优先应成为指导性原则，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规范设计，使之成为金融机构基本的行为规范。
3.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并重原则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生存、发展和迎合客服的需要而创造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开拓新的金融市场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4］低碳金融及其制度构建是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创新，其与传统金融在理念、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低碳金融制度的构建离不开金融创新。但是，由于低碳金融特别是在金融工具创新上比较复杂，加上在运行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其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较高。低碳金融法律制度构建，也离不开金融监管的跟进。金融监管是控制金融风险和激励金融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低碳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强化金融监管是发挥其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和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条件。
四、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制度构建的主要内容
1.低碳金融的立法体系
低碳银行制度。低碳金融银行主要包括政策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低碳金融政策性主体是专门从事政策性低碳信贷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充分实现国家的产业调整规划目标，在现有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之外，应成立绿色经济政策性银行。同时，应制定专门的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绿色政策性银行法，对政策性银行的宗旨与目标、设立程序、业务范围、组织机构、业务规则等作出具体的规定。［5］商业性低碳金融主体以实现生态效益为基本目标，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展开业务活动，其运行资金来源多样。商业性低碳银行主要通过开展低碳信贷、低碳中间业务和低碳金融创新等为低碳经济提供投融资服务。
低碳证制度。证券市场是低碳经济主体进行直接融资的核心场所，其与低碳银行的间接融资相比，融资的风险和压力要低些。我国通过证市场为低碳经济发展融资还处于十分滞后状态。目前，在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具有低碳概念的公司尚不足10家，总市值为3222.6亿元，只占总市值的2.76%。［6］低碳证券制度主要通过优先安排低碳企业上市发行股票、证、基金和风险投资等，为低碳企业发展筹集资金。我国应适当降低低碳产业和企业上市标准，大力开发证券投资产品，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低碳保险法律制度。低碳生产方式的变革，势必带动包括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等一系列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也必然出现新的风险因素和新的风险种类，从而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从投资到见效的运作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需要保险资金这样的中长线资金的介入。低碳保险通过为低碳产业提供保险服务，创新低碳产业保险产品和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支持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衍生金融产品制度。低碳衍生金融产品是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而发展起来的新型金融产品。碳排放权交易具有长期性和风险性，金融机构为防范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转移交易风险和获取利润，从而开发和设计了一系列的低碳衍生金融产品。低碳衍生金融产品制度通过规范衍生金融产品契约，价格发现、交易机制等，不仅为低碳经济建设项目融资，而且起到丰富低碳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和集聚作用。
低碳民间金融制度。低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正规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可以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补充支持作用。我国民间金融规模很大，如给予合理引导和规范，对低碳经济发展也能起到不可忽视作用。目前，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呈现较高的投机性、流动性和短期性等特征，难以为低碳经济提供长期和持续的金融支持。在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融资渠道受到严格控制情况下，民间金融有时成为其“帮凶”。因此，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为低碳经济提供稳定和长期的融资服务，控制民间金融对高碳产业融资，构建低碳民间金融制度具有必要性。实现民间金融的低碳化，构建低碳民间金融制度，引导民间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可以一举多得。
2.低碳金融风险控制法律制度
金融风险是一定量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包括个别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低碳产业项目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企业初始资金不充足等原因，低碳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其他金融。低碳金融应构建系统的风险控制制度，以保障自身经营安全和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低碳金融风险控制制度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完善低碳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二是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制度。基于低碳金融运行规律的特殊性和风险表现的差异性，我国应专门设计针对低碳金融进行监管的指标体系，以实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与控制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
3.低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低碳金融牵涉社会公众利益，关乎金融系统安全，因此离不开适当的金融监管。首先，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更新监管理念，转换监管方式，将环境风险和生态效益纳入金融机构行为监管之中，探索监管创新的新思路。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应吸取国际上对低碳金融监管先进经验，针对低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风险因素，出台相关的风险控制标准，以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低碳金融活动。最后，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作，建立低碳金融信息共享制度，探索建立低碳金融风险共同分担机制。
4.低碳金融扶持法律制度
在低碳经济还没有成为主流时，需要政府通过扶持低碳金融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国家可通过窗口指导、再贷款利率优惠、税收优惠等政策，倡导金融机构注重长远利益，将资金投入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研发、企业的减排和污染治理，植树造林等领域，以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在低碳金融产品设计中，既要考虑到生态效率，也要考虑到产品持续发展能力。国家既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要求传统金融产品在运行中兼顾生态效率，也可以设计出新型金融产品。对于低碳金融产品，国家应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降低准入门槛等方式进行支持。
参考文献：
［1］毕军，张永亮.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低碳经济之路［J］.中国发展，2009（6）：2.
［2］李平.基于低碳经济的金融体系的构建［J］.生态经济，2010（8）：123.
［3］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127.
篇3
试点下一步
业内习惯于将2013年称为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元年，因为自这年6月开始，包括北京、天津、广东等在内的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相继启动。
针对已经试点地区的情况，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说：“试点工作共同的特点是都明确了交易范围，设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体系，同时也建立了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并开展了相关的能力建设。通过几个交易试点，下一步是直接进入部署开展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包括确定碳排放交易的边界和范围，制定出相关的管理细则，研究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和市场调节机制，完善国家的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同时开展碳期货交易，现在开展交易的试点地区是现货交易，不包括期货交易，我们和证监会正在研究在国内实施期货交易的可行性，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过首先要加强的是统计工作，也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重点企业碳排放制度，这是碳交易市场的基础。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是一个目的，同时企业也可灵活减少碳排放成本。国家层面上计划到2020年将达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孙翠华特别强调，国家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经启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办法法律地位的问题。“因为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个强制的市场，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法律性文件才能实施，不然工作就很难推动。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制定全国碳市场的管理办法、交易的管理办法，同时开始研究各省市碳排放权分配的方法，如何分配、分配多少，是总量控制下的，还是先设一个排放权等问题都在研究。”她说。
林业碳汇新探索
随着碳市场交易的试点，与之相关的更多探索也相应展开，林业碳汇就是其中一环。不过，什么是林业碳汇？“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在行业里已经说烂了，在业外要说清楚又很费劲的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北京林业碳汇交易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碳汇办主任周彩贤坦言。
林业碳汇资源原本仅是一种稀缺的、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物品，在CDM下或者是志愿市场交易的需求下，进入京都市场或志愿市场，而转化为一种需要具备明确产权主体的财产。
北京市在2012年3月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当时林业碳汇项目被纳入到自愿减排交易中，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周彩贤介绍，在过去两年中为了探索林业碳汇交易，他们开展了林业碳汇项目综合管理平台，从碳汇的登记、注册、审定，以及项目的公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在林业碳汇交易尝试的过程中，我们把碳汇交易的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目前碳排放交易体系当中的模式，就是参与CCER或者是BCER模式。第二是自愿市场，目前主要是北京碳汇基金和义务指数购汇履责，在碳汇基金下开展了很多综合类的项目。第三是基于碳权的配额交易模式，我们跟有关部门合作，尝试是否能让北京市林业碳汇的交易跳出CCER，做出碳权配额交易形式，目前正在研究进展当中。”
结合北京林业碳汇的试点情况，周彩贤表示，要把握这样的原则：政府指导、行业自主。“碳汇的操作性和政策性比较强，这些环节上需要政府把关和指导。另外是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林业碳汇在交易的过程中一直受CDM项目的影响，程序非常复杂，条件非常苛刻，在交易当中尤其是从碳汇生产到计量的过程导致很多人被吓住，本来林业就没有多少钱，后面开发成本又这么高，最后能不能卖出去都是问题，所以程序上需要简化。还有成本一定要降下来，在打开市场之前这是很重要的环节。”
当被问题现在林业碳汇交易的挑战在哪里时，周彩贤直言：“首先是碳汇交易的管理细则还需要完善，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下规定了林业碳汇作为补充机制可以抵消，具体怎么来抵消，我们如何在各个环节，比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市发改委在管理过程中界限和时间等等细节还没有完善。第二，碳汇宣传还需要加强。之前我们跑了很多区县，发现到一些问题，一是造林地不知道归谁，碳汇卖了钱归谁。二是企业先让我们投钱开发，如果交易不了，最后这个钱投入的损失谁来算，所以很多都是观望的态度。第三，方法学和技术标准体系还需要加强。今年年初我们在做一个项目过程中发现很多方法学和国家有冲突，如何在国家的指导下统一化还是一个挑战。第四，是计量监测与审核认定机构资质管理问题。计量监测到底如何来做，也是需要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最后，是园林绿化碳汇家底需要摸清。”
京津冀的低碳机遇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低碳新机遇”，不难看出，这个主题也是在努力贴合时下大热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国家战略，并且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正如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所言，党的十把生态文明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因此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统筹解决环境资源制约和雾霾等突出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也就是说我们的结构不变，发展方式不变，我们的环境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统观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凡是高碳发展的地区环境污染都是非常严重的，高碳意味着污染，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建立有利于向低碳发展转变的体制机制，低碳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协同相应，是加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质量，统筹低碳发展环境保护是必由之路。
而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在赵华林看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解决环境问题是突破口。要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传递的规律，以此引导约束城市的功能定位，规划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协同发展产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推进产业的转移，避免发达地区把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也不能“抢桃子”，有比较好的项目都去抢。需要有一个一体化的规划建立产业体系，统一环境的准入，合理的分工。
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庇古税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151-02
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概念。
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发展低碳经济有益于缓解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并针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建议。
1 基于庇古税理论，减少企业碳排放量的税收政策
产品具有外部性，表现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性时，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当存在正外部性时，由于某一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另一厂商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必须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装减排设施），这就是外部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就是社会边际成本。
假如完全竞争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为PMR，私人边际成本为PMC，社会边际成本为SMC，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所引起的外部边际成本为XC，那么，SMC=PMC+XC，这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a）和（b）的区别在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收益PMR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并且是水平的；在不完全竞争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PMR处在需求曲线之下，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在没有环境污染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产量决策按照PMC=PMR的原则确定，即e1点所决定的产量Q1水平下。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了XC的外部成本，使边际成本曲线由PMC移向SMC。这时，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决定应按照SMC=SMR的原则来确定，即图1的e2点所决定的产量Q2。可见，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厂商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1与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2的严重偏离。（Q1-Q2）的产量就是企业增大碳排放的低效率产出。这部分产出既不符合效率最优的原则，又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基于上述情况，需要针对企业的碳排放量征税，以减少企业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分析如下：
图2与图3分别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和不完全竞争条件的征税模型。（a）图用来表示供求均衡的变化，（b）图用来表示定产决策的变化。图2与图3的唯一区别在于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PMR）的斜率。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落在需求曲线下方，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由于征税，边际损害成本（MDC）事实上由厂商以付税的方式支付。由于厂商考虑到税收并因此而衡量损害成本后，厂商的产量决定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q0（根据PMR=PMC的原则而定）减少到q1（根据PMR=SMR的原则而定）。厂商产量的减少导致整个行业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即由p0上升到p1。在新的均衡价格p1处，生产者和消费者支付的货币数量足以抵补全部资源成本和厂商造成的损害成本。q1数量的产出是有效率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业供给曲线就是单个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的总和，这意味着行业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抬高了均衡价格。
并且，
2 基于政府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等财政补贴政策，发展低碳经济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府补贴一般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设立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时的资金支持，产出环节的成本补贴（有时亦被称作价格补贴）以及消费环节对消费者的补贴等等。
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鲜明的正外部性特征，但在现实中，常规能源的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并未计入其产品最终的成本核算；相反，可再生能源在产生社会性环境益处的同时，其高额的初始成本却由个别企业承担，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两种外部性效应的鲜明对比使得可再生能源产业往往居于劣势，影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提供政府补贴是必要的。
政府补贴实际上是新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有益补充。新能源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价格的激励机制，国家利用价格杠杆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充分地实现激励作用，从而引导资金流向刚起步的新能源产业，鼓励企业投入、参与；(2)价格行为的规范机制，国家通过规制不正当价格行为，从而有效地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发展新能源最终是为了节约甚至替代传统能源并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从而保护环境。因此，新能源通常是负载于一定的技术之上，以不同的产品形式体现，并转化为一定的经济效益，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实践中，如利用一定的技术通过新能源发电，从而产生了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等，而由于这些发电的技术手段不同，因此它们最终以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格也就有所不同。然而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谓价格即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利润的平均化，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那么在其中，有学者对市场作出了精到的评价，即“在价格理论中，竞争市场的平衡被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候出现：很多各自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让步，以便他们能最好地一起让步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回报。”
价格主要由成本、税、费以及利润空间组成，其中，相关的税、费由国家制定，同种产品在生产企业无特殊税费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可假定此种产品的价格将直接决定于成本。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与变量的条件下，成本的高低与市场需求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格的形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需求法则不容忽视，一般情况下，当市场价格上升时，需求数量会下降；而当市场价格下降时，则需求的数量会增加。以常规能源为例，尤其是用于生产能源的自然资源，由于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通常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如石油、天然气等一些可能具备不动产特征的资源，在缺乏政府监管时，这些特征妨碍了一定的市场供应。而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的其他行业的结构决定了公司具有对消费者施加市场支配的力量。当市场中缺乏竞争时，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恢复有序的市场竞争。
新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境地却恰恰相反，例如，太阳能发电与风电相比，它的成本较高，成本问题成为了制约太阳能发电推进的最大制约因素。新能源的发展所面临的是技术的相对滞后、成本较高、市场竞争不充分，这使得从事新能源生产与经营的主体不仅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更缺乏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正效应。如果仅依价值规律调整，则生产主体入不敷出、消费主体也无力承受，市场培育更无从谈起，因此，为了最终能够实现以市场调节进行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补贴实属必要。
3 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
3.1 产权理论
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明确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权利无非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确定规章制度，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从而改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使产权从低效率人的手中转移到高效率人手中，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这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的关键是解决产权明晰、交易费用和产权保护问题。
3.2 碳排放交易的产权理论
科斯认为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中的庇古传统是不够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市场失灵是与产权紧密相联的，社会最优化的实现依赖产权的分配与界定。基于这种理论的排污权交易（或可交易许可证TEP）有助于消除环境“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权交易项目就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跨国间的碳排放交易，根据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即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ed, 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Trade, ET)。率先履行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允许采取以下减排方式：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挂牌营运，为现今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配额型交易市场，涵盖超过12000个固定源，约占欧盟25国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5%。另据国际性的非盈利组织气候集团(the climate Group)报告《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In the Black: The Growth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指出，2006年全球碳交易项目总金额高达300亿美元。
参考文献：
[1]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篇5
[关键词]低碳技术；发展；建议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031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和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同时，绝大多数国家还面临着改善国内能源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巨大挑战。由于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较早地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到调整和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认识到适应新的国际环境，需要在现有发展模式下求新的突破。
通过发展和应用低碳前沿技术、更替或更新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及早部署并以较低的成本转型，成为各主要发达国家为确立未来竞争优势的基本共识和现实选择。
1国内外研究进展
低碳技术是指以能源及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以减少或消除二氧化碳为基本特征的技术，广义上也包括以减少或消除其他温室气体为特征的技术。涉及钢材、建材、电力、煤炭、石化、化工、有色、纺织、食品、造纸、机械、家电等工业领域，以及建筑、交通运输、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
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大力实施低碳技术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加快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已成为全人类的迫切需求。国外对于低碳技术的应用推广研究相对较早，目前国际上已经将推广低碳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节能减排措施。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刻认识到低碳技术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能源危机后就开始关注低碳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建立了专业的低碳技术转化推广体系，出台了相关法规措施，大力推广低碳技术。欧盟2007年年底就提出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制定了宏伟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CCS技术和经济上都可行时，欧洲所有新建的燃煤发电厂都采用CCS技术。早在2001年，英国政府就投资并按企业方式运作“碳基金”，希望能够帮助企业排除由传统的生产模式到低碳生产这一转变过程中会遇到的人力、资金、技术等障碍，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投资具有顺应趋势和较好市场前景的低碳技术，多元化、多角度地拓宽市场。
中国目前正大力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1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管理暂行办法》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大力推进节能低碳技术的推广；2015年6月，我国在编写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了减碳目标和相应的措施。面对严峻的减排趋势，国家科技部于2014年1月了节能减排与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清单，涉及19项技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12月《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4年本，节能部分）》，涉及13个行业，共218项重点节能技术；并于2014年8月、2015年12月分别了《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第一批）、（第二批），涉及12个行业，62项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
目前国内一系列低碳技术推广比例偏低，绝大多数技术成果尚处于局部推广阶段，从统计数据来看，绝大多数低碳技术普及率1%左右，个别技术普及率仅约05%，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迫在眉睫。
2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加快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在国内实现低碳技术的转让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不断地投入低碳技术新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但是目前低碳成果转化、低碳技术推广的比例较低，常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技术相关信息渠道不畅，企业对技术了解程度不够；企业技术实力偏弱，缺乏外部专家支持；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企业有畏难情绪；技术转化资金缺乏。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碳发展领域新技术推广和集成服务的手段不足；低碳技术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学研各方面技术资源的整合利用不够充分；与低碳技术创新、转化和推广有关的信息咨询、资源集聚、风险投资等机构尚不健全。
3建议
对应目前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较低的现状，建议政府主要从几个方面考虑解决目前低碳技术应用存在的困难。
第一，建立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体系来支撑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科技投入加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整体来说，企业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特色的技术服务，政府没有打造各类技术的集成平台，没有集成各方面的技术实力。基于此，政府应该建立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体系，为低碳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支持。
建立多领域的协作机制来支撑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广技术，不仅涉及技术本身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也涉及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所以，企业是否接受某项新的低碳技术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方面的指导，还会从经济成本、经济效益、优劣势等多角度，对该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考虑。建立多领域的协作机制，全面分析技术所涵盖的减排潜力、成熟度和耗时、成本和效益等多个方面，以此来让企业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合适的低碳技术。
第二，以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来强化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政府利用自己的宏观调控功能，在标准、规范等方面形成知识库储备，逐步制定各类市场准入要求、规则，规范市场，并加以推广。这能够直接指导企业选择合适的低碳技术路径，也对市场的规范和推广有帮助，让企业在应用低碳技术后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如果研发了一项新技术，但又不能有效地应用、推广，这项技术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优势。目前，国家级和省级层面的科技系统人员经过多年的能力建设，已具备相应的意识、知识和能力，但主要是由基层应用低碳技术，如果基层人员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甚至企业畏惧谈“碳”，这将非常不利于低碳政策和技术的应用。通过对各省、市、县的相关人员及重点能耗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系统培训，将有利于提高基层的重视程度、意识和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水平。低碳技术的有效应用与推广能够使相关领域的创新成果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加强低碳技术应用与推广的研究对于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中国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 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 263.5亿美元，2009年1 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 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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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低碳经济发展论文范文一：固碳林业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
摘要：森林碳汇交易，主要依靠前文中提到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一是政府引导，积极与低碳交易平台开展合作，如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开展合作。
关键词：固碳林业;低碳经济
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促使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碳排放这一重要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方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需要在新时期采取更加经济环保的措施。这对于林业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概念解释
1.固碳林业
固碳林业(CarbonForestry)，通俗来讲，就是利用森林和森林产品来固碳，增加植被、森林以及耐久木材产品中贮存的碳量，能起到这样作用的林业，就是固碳林业。固碳林业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增加森林碳储量，如造林、再造林，扩大植被覆盖面积等增加固碳。二是保护现有碳储量，维护现有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防止多余的碳向大气排放。三是林业可持续经营，通过林业产业自身的经营来获取经济效益。四是林业替代。通过不同的林业品种来进行替代，如用耐用木质林木材产品来代替普通木材产品等。
2.清洁发展机制(CDM)造林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是当前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通用的，连接固碳林业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这一项目可获得碳信用，这一信用可用于抵消《京都议定书》中各国所承诺的碳排放指标。CDM的显著作用在于，它将发展林业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这一项目实现碳交易，既可以让发达国家完成碳排放指标，又可以让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收益。目前，我国在CDM上发展取得一定成果。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主要趋势
1.减排任务艰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提出并明确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目标的低碳经济的来临，另一方面制定了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我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数字上来看，会议提出，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控制在500亿吨，我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减排额度有104亿吨。但是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指出，2013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00亿吨。2014年，彭博社新能源金融的估算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同比下降2%。即便如此，在我国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距离104吨的额度也只一步之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届时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2.能源结构和经济模式限制
多年来，我国的能源特征一向是富煤、少气、缺油。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的高排放，加上粗放的增长方式，一直使得我国碳排放高居不下。目前，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依然接近七成，而且这一占比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的难度很大。煤炭的过度使用，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样来看，到2020年完成任务就非常艰巨。
3.发展固碳林业成为主要趋势
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已经开始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节能减排，这里面就包含了大力发展林业及固碳林业。一方面能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能保护环境，吸收二氧化碳，达到最终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同时，《京都议定书》也规定了通过森林碳汇来进行间接减排，充分发挥森林固碳的作用。这其实就是大力发展固碳林业。投资少、效果好、副作用低等特点，也使得我国在固碳林业发展上前景光明。
三、固碳林业如何迎接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
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发展固碳林业则是最优途径。因此，固碳林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本文以陕西省关中地区(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一带)林业建设为研究对象，对如何迎接这一机遇作简要分析。2014年11月，陕西省林业厅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了一份关中地区林业治污减霾功能评估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关中地区森林面积为207.12万公顷，年固碳量达到397万吨，相当于1212万城镇居民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抵消全省2012年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5.1%。2013年，《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林业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实施，预计到2015年，年固碳量达到418万吨，相当于1369万城镇居民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抵消全省2015年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5.76%。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大型项目，对于减排温室气体排放有着极大帮助。在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下，这样的项目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1.建立固碳林业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林业，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即可，要有选择、有目的性的选择林业品种。《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林业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了森林覆盖率，人工林、山地森林生态屏障，防风固沙带，护林绿化带等一系列措施，但对于林业产业的发展提及较少。将固碳林业和低碳经济发展起来，在第一产业要扩大种植丰产林、用材林、粮油能源林等，增加森林碳汇储量。在第二产业应发展林业高精加工产业等环境友好型工业，实行从林业中提炼固体燃料、清洁乙醇等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以及利用固碳林业资源进行气热电联产等。
2.开展森林碳汇交易
森林碳汇交易，主要依靠前文中提到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一是政府引导，积极与低碳交易平台开展合作，如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开展合作。二是社会参与，社会上要逐渐成立参与碳交易的企业，运用自身已有优势与国外市场进行碳交易，获取经济利益。三是权利义务引导。可以参考《京都议定书》中所采用的碳交易规定，借鉴多排碳源、多买碳汇、受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对陕西省内相关企业进行约束，要求其加入固碳林业建设，客观上促进森林碳汇交易的同时，达到整体减排的目的。低碳经济的到来和趋势，使固碳林业的发展迎来了崭新的机遇，但在当前整体环境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所拥有的环境，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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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庄贵阳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07-10
低碳经济发展论文范文二：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问题与对策
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和关键，是工业文明向低碳生态文明转型的根本途径。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目前面临着能源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研发能力较低、国家政策缺陷等诸多问题，加快发展中国低碳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大科研力度，实现自主研发与对外合作的有机融合，全面掌握低碳核心技术，同时建立健全的低碳经济技术研发保障制度，由此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研发。文章主要对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发展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对低碳经济技术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低碳经济;技术创新;问题;对策
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在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事实上这是一种高碳经济，严重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工业，高碳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此催生了低碳经济的产生。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通过新一轮的技术研发、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及新能源的应用，提高了地球能源的生产与利用效率，建立了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人类走出高碳经济和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概述
低碳经济产生于高碳经济下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中，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的共鸣，主要来源于英国政府在2003年颁布《Thefutureofourenergytocreatealowcarbone-conomy》白皮书。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此仍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定义。通常来说，目前学术界又三种观点：方法论、行为论与革命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特认为：低碳经济指的是以市场经济发展机制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的创新，最终实现低能耗、低排放、高能效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行为论的角度来说，我国专家冯之骏、潘家华和陈柳新曾经指出：目前，各种经济类型中，低碳经济是社会经济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最低的经济类型，集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生活、低碳城市经济发展形态的总和，是一种修复地球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形态。从革命论角度说，我国学者鲍健强、庄贵阳等人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低碳经济是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反思，是一场依赖于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新型经济格局，是一场涉及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J.A.Schumpeter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J.A.的创新研究概念非常广泛，涉及到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说，J.A.将其定义为新技术应用导致产生的函数的移动或者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一种技术价值的实现。S.C.Solo、G.Lynn、C.Freeman等人在技术创新方面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界定受国外学者影响较大。傅家骥等人认为：技术创新是某一地区或者国家抓住市场发展潜在的机会，以获得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为主要目标，重新组织当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建立效率更高、费用更低、消耗更小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生产方法，开辟国内外更广泛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地区和国家的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高效的技术创新系统，粗放型经济向效率型经济转变就缺少了技术支撑。
二、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从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现状来看，在低碳技术创新、专利技术转让及应用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能力薄弱，自主创新研究发展缓慢。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研发环节的强弱。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一，低碳创新技术研发人才极度匮乏，核心技术研发人员、优秀的技术创新人员和综合素质较高、目光长远的企业家更是凤毛菱角，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第二，我国低碳技术整体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于国际水平来说比较落后。很多关键技术，例如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生物能技术、氢能技术等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缺少科学有效的资金支持和建立机制。第三，低碳创新技术研发资金欠缺，同时低碳技术专利质量偏低。我国低碳技术专利总量较多，但是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仅达到一半，而且我国低碳技术创新专利申请基本上都集中于科研所，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过少。其次，我国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仍然缺乏生态平衡的紧迫感和低碳技术研发创新的热情，在低碳技术创新模式与方向的选择上存在比较严重的短期行为，企业战略发展方向时常背离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低碳技术国家转移受到严格的限制，影响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的脚步。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基于国情的发展需求和结构优势来说，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等方式进行低碳技术创新，由此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是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来说，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共同协作过程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低碳技术。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核心技术，维护低碳技术优势以及处于国家利益考虑，总是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设置重重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的进步。总体来说，我国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之路困难重重，要想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国家、企业及相关部门必须从人才、资金、政策制度等方面共同努力，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大力扶持低碳技术创新及专利技术的研发保护，让中国尽早步入低碳经济发展轨道。
三、中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发展对策
(一)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企业需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如今，低碳经济已经席卷全球，低碳技术已经引发了社会的迅速变化，绿色世界就是人类向往的未来。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加大自主创新能力，这就需要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尽快适应世界低碳经济的热潮，明确技术研发的目标，从根本上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仍然依赖于高校及科研机构，产品的市场指向性不明确。所以，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应该实现紧密合作，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和企业的资金实现完美融合，最大限度调动各自在低碳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尽快实现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优化。其次，我国企业需要在低碳技术创新领域增加资金投入，实现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充分考虑市场、消费者需求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低碳经济的国际化的背景下，如果企业只考虑短期利益，放弃长远利益，必定会被时代淘汰。企业必须调整经营模式，让自身的发展经营模式与低碳技术之间达到平衡。企业作为低碳经济的执行者，同样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企业在进行产品营销过程中需要大力宣传低碳经营理念，提高广大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并逐渐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创造、发现市场契机。因此，我国企业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企业的自主创新为发展动力，通过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高度融合，加大对低碳经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实现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培育、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加速发展生产业，全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续航能力，为我国尽早步入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制定相关保护措施，推动低碳经济技术创新
一项低碳技术专利的成果从研发到投入市场，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未知风险，风险之重制约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的研发。因此，政府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在政策上给予低碳技术研究一定的优惠。当然，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新技术研发成功，顺利投入市场，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则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投资收益。就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我国政府必须积极掌握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与话语权，由此才能更好地在我国开展低碳经济，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当中。
(三)加强国际低碳经济技术创新之间的交流合作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融合了多种技术、多门学科为一体才能进行生存与发展。低碳技术与传统技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汇聚了多门学科与技术，单独依赖于某一个企业、某个领域、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国家都无法完全实现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发展需要完整性，只有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面对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产业技术联盟，才能更好地运行低碳经济。我国低碳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要想短时间内提高低碳技术创新与发展，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自主创新成果，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实现低碳技术全球共享，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以美国为例，低碳技术创新非常重视市场调节，技术创新机制由高校、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共同构成。各个产业之间实现了技术融合与扩散，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美国低碳技术研发创新资金有八成都是企业提供，而八成的低碳技术研究都由高校担任，非盈利机构则在企业与高校之间起到协调、控制作用，研究成果不会直接投入市场应用。再例如，欧盟低碳技术研究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及欧洲联合研究重心共同承担。欧盟为了将新的科研技术普及到各个生产领域，大力进行新技术的宣传推广、试验和示范，中介机构也会为了新技术的宣传制定一系列的宣传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低碳技术从研发、投入生产到进入市场一路顺畅，让低碳技术充满活力。从美国和欧盟的例子来看，我国需要向其努力学习，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积极引进、吸收、消化低碳技术，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寻我国低碳技术发展之路。此外，我国还应该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联盟，探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新的合作模式，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学术、培训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作出努力。总的来说，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涉及到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等诸多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必须协调发展、相互支持，才能使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顺利实现。当然，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定可以逐步解决问题，带领中国企业走出低碳经济技术创新的瓶颈，迎来社会经济全新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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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发展低碳经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研究热潮。从研究的方向上看，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低碳工业和低碳城市，且诸多学者(张安宁和唐在富(2009);郑晓松(2009);陈新平(2010);郑小鸣和谢晶莹(2010)等)②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策略，进而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的内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上;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大都是规范性分析。总体而言，低碳农村建设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在现有的有关发展农村低碳经济的文献中，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低碳农业建设的必要性、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在有关低碳农业建设必要性的研究上，李晓燕和王彬彬(2010)从低碳农业与我国农业发展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认为低碳农业是我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是我国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符合在WTO条件下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趋势。［1］漆雁斌和陈卫洪(2010)在对农业总产值与化肥施用量、机械总动力以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化肥施用量是制约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杜受祜(2010)则认为农业剩余物、畜禽养殖、林业碳汇等也都是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因素。［3］有关低碳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学者们(吴一平和刘向华(2010);陈晓春、唐姨军和胡婷(2010)等③)大都从低碳技术开发应用、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研究。尽管学者对发展低碳农业研究的比较细致，然而农业建设不等同于农村建设，农业是基于产业理论视角，农村则代表着一个综合性的生产生活区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和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可持续发展上。KlausHubacek、KuishuangHuang和BinChen(2012)运用I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分析;［4］YannickGlemarec(2010)则具体研究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融资问题。［5］综上，当前国内学者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工业方向，在现有的关于发展农村低碳经济的研究中，低碳农业研究的相对比较充分，由于低碳农村与低碳农业范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而专门从财税理论视角探究低碳农村建设路径的相关研究略显不足。国外研究文献不仅没有系统的阐释低碳农业、低碳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更没有涉及到低碳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扶持，因此就国外研究现状来看本文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不难看出，探究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扶持实现低碳农村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一是具体阐述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二者的传导机制;二是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双重视角具体研究当前我国低碳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
宏观上讲，由于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完全具备的，使得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资源配置的作用，出现“市场失灵”，而财政、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理应通过收支数量、结构的调节发挥相应的引导、激励或制约作用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然而，低碳农村建设有其特殊性，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性与外部性低碳农村建设要求在农村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低碳经济组成要素的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生产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要求政府成为资源与环境的提供者。而且，建设低碳农村要求改变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关系到政府职能实现和投资决策，也就决定了低碳农村建设需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扶持。而在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财税政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弱质性和风险性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具有弱质性和风险性。其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明显，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程度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差，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另外，低碳农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匮乏是其发展的瓶颈。政府应加大对低碳农村建设的资金配置，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示范作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调整，从而带动整个农村走上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同样是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市场主体具有充分信息是保持市场充分竞争和实现帕雷托最优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现阶段农村网络、通讯设施尚未完善，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具有滞后性和不充分性。为避免农村发展继续走高碳道路，需要通过财税政策的积极引导，有效地改变农民的生产、消费观念，进而使得农民对发展低碳经济有着充分的认识，推动我国低碳农村建设。
三、我国低碳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建设低碳城市，更要建设低碳农村。当前，我国低碳农村建设主要面临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农民生活用能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乡村企业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时，也存在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农民环保意识淡薄等制约因素。具体如下:
(一)农业生产污染日愈严重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随之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用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农业机械的迅猛发展和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等，都会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量，制约我国低碳农村的建设。1.农用化肥的不合理施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化肥施用量过多。农作物生长需要大量的化学元素，主要包括氮、磷、钾等。为增加农业产出，大量化肥被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且近三十年来，单位面积农用化肥的施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1)。而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土壤圈是碳素重要的储存库和转化器，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农田土壤中有机碳的矿化加速，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仍旧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生产化肥，故伴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生产化肥所耗费的煤炭总量也在不断上升，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大增加。通过对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化肥施用量对农业产值的影响极大，是制约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化肥利用率不高。化肥施用不合理导致大量的化肥流失，从而引起地面、水体的富营养化。2.农用机械的迅猛发展。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农用机械化得到迅猛发展(见图2)。当前农业生产所使用的机械多为汽油、柴油或电动机械，所需能源大都为高碳能源，加之地块分散、农业生产人员操作水平低等，导致机械作业效率低、能源浪费严重、废气排放量大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当前我国农用机械的迅猛发展也是影响低碳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3.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随着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畜禽产品需求量随之增加，畜禽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便、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氮、磷等，严重影响农田环境和农村地区水体质量。规模化的畜禽养殖更是加剧了这种有机污染。国际粮农组织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仅畜禽养殖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就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约占65%，甲烷约占37%，且二者的“增温效率”远远超过二氧化碳。由此可见，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对气候变暖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当前制约低碳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因素。上述是制约我国低碳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等问题同样应引起重视。据国家统计总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公布的数据，我国农药使用量由1990年的73．3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5．8万吨，增幅达128．10%，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由1990年的48．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17．3万吨，增幅达316．39%。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不仅会危害土壤和水体，而且其在分解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因而也是低碳农村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农民生活用能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低碳农村建设不仅要求农业生产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而且要求将低碳理念贯彻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当前我国农民生活用能仍以薪柴和煤炭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则应用较少。农村生活煤炭消费量不仅绝对数量大，其在城乡生活煤炭总消费量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见表1)。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大都采用传统的非省柴灶，且对煤炉的使用也是在正常的使用后任由其随意燃烧，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低下，造成能源的浪费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统计显示，每燃烧1吨标准煤，会产生二氧化碳2620公斤，二氧化硫8．5公斤，氮氧化物7．4公斤。由此可见，农民生活能源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问题也是低碳农村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农村工业化以农村资源的就地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以乡村企业的发展为主要实现形式。它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并最终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步骤。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乡村企业污染严重。由于乡村企业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之许多乡村企业是被城市淘汰的高碳企业，对农村环境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制约低碳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其他问题低碳农村建设是一项涵盖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工业化在内的综合性较高、难度较大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农民环保意识淡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1.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在“城市偏好型”发展路线的指引下在城市投入多，农村投入少，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其中农村生态保护型公共产品更是出现严重的“短板”，其结果是农村生活垃圾随处堆砌、排水不畅、绿化面积逐渐减少等问题的出现。据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统计，2010年全国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6691亿元，其中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额为2493．9亿元，仅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80%。④另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41430．9亿元，其中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额为22333．7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9．25%。由此可见，与城镇相比较，农村环保投入不够充分，农村生态保护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2.农民环保意识淡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可以指导人们的日常活动。当前关于环境保护的宣传总体上偏重城市和工业，涉及农村和农业的较少。据对武汉市周边农村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有91．2%的被调查农户表示第一次听说低碳经济，在有关“村庄绿化”现状的调查中，要求农户就当地现有的14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按需求的迫切程度进行打分，统计得出，在享有度仅为46．58%的情况下，农户对“村庄绿化”的需求强度却排在第13位。⑤农民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外部自然环境随意施加影响，加剧了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程度，制约着我国低碳农村的建设。综上所述，我国低碳农村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既存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其他环节之中。建设低碳农村要以低碳技术为保障，以低碳农村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农民的广泛参与为保证。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可以为低碳农村建设提供相应的激励或约束机制，规范相应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农村建设。
四、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推进低碳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参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也至关重要。财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支出、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笔者认为，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路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我国建设低碳农村的关键就在于财政资金的投入。低碳农村建设应从两方面考虑，即同时实现农业生产低碳化和农民生活低碳化，这要求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清洁能源(如沼气、太阳能等)的开发利用，节能环保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用品(如节能农用机械、高效生物农药等)的研发生产，农村现有环境污染(如农业生产污染、农村生活污染、乡村企业污染等)的治理，环保知识在农村的宣传等，基于低碳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生活水平落后的现状，以上项目的建设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要保证每年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同时要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间的支出结构，例如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不充分的特点，应该考虑适当提高农村环保资金投入规模。分析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现有的财政投入侧重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直接针对低碳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这就成为农村低碳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农村污染治理等领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总规模的同时优化其结构予以解决。
(二)合理设计财政补贴制度，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制度应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激励以广大农村为目标市场的企业研发和生产节能减耗的低碳农用产品;二是鼓励农村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这些新型低碳农用产品。首先，低碳农用技术的研发具有正外部性和风险性导致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不够，其次，农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和收入水平不高使其对低碳环保产品的偏好性较低。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政策目标，就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合理设计补贴制度，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在供给方面，通过财政直接或间接补贴，例如给予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财政贴息等，提升企业生产低碳产品的利润空间，从而引导企业进行新技术研发和环保型产品的供给;在需求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低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副产品价格补贴、节能型农用家电价格补贴的力度，从而鼓励农村消费者购买并使用节能减排的新技术产品，同时也促进了低碳农业生产资料的推广。
(三)安排低碳预算支出项目，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国是一个城镇化水平尚低的国家，而低碳农村建设又是一项系统的长期工程，因此其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则更为依赖。政府财政所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是通过预算支出的安排来实现的，通过把扶持农村低碳产业推进农村低碳建设的财政支出纳入预算的范围内，并设置低碳预算支出项目，将有利于政府把占有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其在低碳农村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时在客观情况允许时可以通过立法把每年低碳预算支出的基本规模与增长速度进行确定，保证用于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的规模，从而增强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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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3
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能源资源消费的增加,人类排向大气中的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引起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旨在降低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世界经济向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城市是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权威研究报告[1],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总排放的78%左右,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排放比重正在增加。今天,全球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8/2009)》[2]提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未来的20年中,6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空间中。城市的发展速度、人口数量、能源消耗以及产业结构都直接影响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各国低碳发展的关注重点。城市政府通过能源供给和管理、交通、土地利用及废弃物管理等措施,积极推动向低碳转型,是低碳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目前正处于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探索低碳发展的路径,积极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不仅符合全球“低碳化”的发展趋势,也是落实国家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必然要求。据中国科学院《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3],中国虽然已跨越碳排放强度高峰,但还需跨越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两个高峰。中国必须立足实际,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城市发展道路。如何将低碳城市理念真正落实到城市的战略规划制订、规划实施、建设管理、监测与评价等过程,是目前国内低碳城市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如何科学合理地制订及确保实施。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城市建设低碳城市的路径和方法设计,研究探索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内涵和功能,为城市走低碳道路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1 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
路线图源自英语词汇(Road Map),根据韦伯(Merriam-Webster)词典的解释,路线图有三种定义:①用于表明路线特别是机动车路线的地图;②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用以引领发展或进步的一个详细的计划,如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巴厘岛路线图等。③一个详细的说明。而维京百科词典则除了以上定义外,还将路线图定义为一种管理和预测工具或指南,如技术路线图(Technology Roadmap)。
笔者将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定义为:是城市为实现低碳发展而制订的战略、规划 和详细的计划、方案,以及对城市制订低碳城市战略、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和实施规划以及监测评估等一系列行动的过程和制度设计。
1.1 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的经验
近年来,在推动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制定气候变化方案和计划方面,国外一些城市和国际机构都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有益做法和经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ICLEI)开展的城市气候保护行动(City Climate Change Protection, CCP)。
1993年3月,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ICLEI在阿姆斯特丹组织召开了欧洲气候城市变化会议,83个来自23个欧洲国家主要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启动了欧洲城市气候保护行动(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Europe campaign,CCP)。作为CCP的重要工作成果,ICLEI组织开发了城市气候保护的系列工具和指南,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发了“城市气候变化五步法”指南。
城市气候保护五步流程包括:
潘晓东: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第一步:制订基准排放清单和预测。按照城市能源消费和废弃物的产生量,计算城市基准年和预测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排放清单和预测可以为城市评估减排进展提供一个对标(benchmark)。
第二步:设定城市减排目标。为城市设定一个减排目标,包括凝聚和形成城市的政治意愿,为城市制订减排规划和措施提供指引。
第三步:制订地方行动计划。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制订城市行动计划,包括城市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大多数包括时间表、筹资机制以及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和工作人员、提高公众意识和教育工作。
第四步:实施政策和措施。在CCP成员城市实施相关政策和措施,提高城市能源效率,如提高建筑和水处理设施的能源利用效率、路灯改造、改善公共交通、安装可再生能源装置、从废弃物中获取甲烷等。
第五步:监测与结果核查。监测与核查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与措施的执行情况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一旦政策和措施开始执行,监测与核实就开始,并在执行过程中提供信息反馈以推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完善。
以上五个环节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可以适用于不同城市的实际和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比较实用、便于推广的指导城市气候保护的创新性的指南。同时,ICLEI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规划工具,包括编制城市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 放清单的管理软件,如CACP(Clean Air and Climate Protection Software)。
ICLEI开发的城市气候变化指南和相关的软件,是国际上目前用于指导城市层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比较权威和实用的指南和工具,已经在一些国家的城市得到了应用,反映了国际城市低碳发展研究与实践的先进水平。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与中国城市的实际相去甚远。一是在城市的气候变化行动设计中更多强调了城市的自治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央政府对于城市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城市来说,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必须符合中央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要求,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必须是在中央的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城市与国外城市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城市的重要区别。二是在步骤设计上,忽视了城市气候变化或低碳发展战略的制订,重点放在城市碳排放清单编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制订上。中国城市开展低碳城市建设,首先必须制订城市的低碳发展战略,体现城市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共识。 另外,CCP行动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如以上提到的相关指南和软件,ICLEI仅为其会员或伙伴机构提供。
1.2 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功能
城市实现低碳发展,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与变革,涉及到城市发展理念、规划与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等方方面面。因此,必须推动城市从战略到规划、从体制到机制、从理念到行动等方面形成共识,并对城市实现低碳发展的路径、方式有系统全面的设计。
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功能在于:为城市实现低碳发展提供系统化、实用化的路径和过程设计、战略和规划指导,提供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确定行动方案和重点项目安排,提供监测评估。
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与低碳城市规划的区别在于:①定位不同: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是指导低碳城市发展的行动指南,反映的是城市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其中包括了低碳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而低碳城市规划是指导低碳城市建设的纲领性文本,主要反映低碳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规划目标和任务、规划内容、具体措施和重点项目等。②要求不同: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制订没有十分严格的规范、标准和要求,可以根据城市的实际作出一定的调整;但低碳城市规划则必须遵循比较明确、严格的体例和要求制订。③针对的对象不同: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主要用于指导、协调低碳城市发展的决策和管理行为;而低碳城市规划则面向城市政府、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依据。
2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框架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有二个方面的含义和功能: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战略、规划和具体的计划和方案,这主要是文本意义上的定义;二是低碳城市开展制订低碳城市战略、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和实施规划以及监测评估等一系列行动的过程和制度设计,这主要是从过程意义上的定义。意味着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导城市开展机制体制上的创新,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城市政治经济架构、社会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了解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城市相比情况迥异。因此,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城市的市情出发,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
(1)提升意识,凝聚共识。增进城市社会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了解,提升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特别是要提升城市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部门和单位)的观念和意识,使城市的领导层、决策层和行政执行层对建设低碳城市目的、意义和必要性达成广泛认同和共识。
(2)合理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摸清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汇的现状,搜集和获取相关的详细数据,为科学分析提供基础。
(3)科学分析,支撑决策。开展城市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SWOT分析,找准低碳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不足、机遇和挑战;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情景分析,预测人口变化及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变化,产业发展预测、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提出基准情景(BAU)、低碳情景、强化低碳情景等。
(4)提出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确定城市低碳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表明城市低碳发展的政治意愿。同时,根据城市发展实际, 科学合理地设定量化的减碳目标,并分解到各主要领域,制订各主要领域的减碳实施方案,落实政策及资金匹配的措施,安排重点领域的优先项目。
(5)实施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包括组织实施部门和行业专项行动,实施重大项目,开展科技创新和机制体制创新,开发合适的低碳商业模式,通过学校教育、公共活动等提高低碳意识等,将目标落到实处。
(6)跟踪评价和监督规划实施。科学评估规划目标的实施进展和成效,有效激励监督规划 的实施。
3 合理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3.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City GHG Inventory),是指以城市为单位,核查和计算该城市范围内各个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形成的清单。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开展城市温室气体减排情景预测、制定城市低碳城市战略、规划和行动,以及制定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基础。依据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所有量化数据尽可能地接近实际排放量和所有不确定因素在实际统计中能尽可能地减少。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多是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缺乏系统、规范、符合我国实际的城市温室气体研究方法和操作流程,目前还没有任何官方的核算方法和体系可供采用。因此,制约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缺乏中国特色的城市尺度上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3.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编制原则
参考2006年IPCC关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的要求,结合中国城市实际,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应遵循如下原则:
(1)透明性原则。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必须具有充分、清楚的文件来支撑,不仅编写者自己理解清单是如何编制的,其他机构的人员也可以理解。
(2)完整性原则。对温室气体的评估必须涵盖所有的碳源和碳汇,以及各种温室气体。如果某种要素欠缺,必须清楚地说明欠缺的理由。
(3)连贯性原则。编制不同年份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必须是尽可能用相同的方法和数据源计算出来的,能够反映温室气体排放的年度变化。
(4)可比性原则。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必须能用来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要使用相同的指南、图表、定义以及分类来反映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排放减少的情况。
(5)准确性原则。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必须使用精确的测算和评估结果,可以进行核实,尽一切可能减少评估过程中产生的误差。
(6)简便性原则。考虑到中国城市工作经验、人员素质、专家资源等方面的实际,要数据可得、方法易行、测算简便、方便操作,也便于领导决 策时采用。
3.3 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包括五个核心工作:
(1)理清重点:明确什么是最相关的核心行动;
(2)完整核查:核查所有可查的温室气体排放;
(3)数据可比:在不同年份的核算口径上保持一致,以便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4)准确计算:尽可能用最精确的计算结果;
(5)科学分析:使用计算或做出重要预想等方式,使制订碳排放清单的过程明晰、清楚。
3.4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种类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包括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烃(HFCs)、全氟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五氟化硫三氟化碳(SF5CF3)、卤化醚(如C4F9OC2H5, CHF2OCF2OC2F4OCHF2, CHF2OCF2OCHF2)。
《蒙特利尔议定书》未涵盖的其他卤烃,包括CF3I, CH2Br2 ,CHCl3, CH3Cl, CH2Cl
24 。
《2006年指南》还就下列前体物(Precursor)的报告提供了相关信息,不过没有提供估算这些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它们是:氮氧化合物(NOx)、氨气(NH3)、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硫。
大气中的许多温室气体是完全人为的,如卤化碳和其它含氯和溴的物质。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s)这六种温室气体应该是关于温室效应的最重要的人为气体。不同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通常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例如氧化亚氮(N2O)是二氧化碳的310倍。
3.5 清单年份和时间跨度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包含有关向(或从)大气中的排放(或清除)出现的日历年的估计值。如果缺失符合这一原则的适当数据,可以利用来自其他年份的数据,通过运用适当的方法,如求平均值、内推法和外推法等,来进行估算排放/清除量。年度温室气体清单估计值的数列(如1990到2000年每年的估计值)称作时间序列。由于长期跟踪排放趋势很重要,各国应确保估计值的时间序列尽可能具有一致性。
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包括一套标准的报告表,涵盖所有相关气体、类别和年份,还包括一份书面报告,以文件的形式说明编制估算所使用的方法学和数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了标准化的报告表,但应开发适用于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表。
3.6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部门划分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部门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居住、商业、公共机构、工业部门等部门、机构所使用或消耗的电力,天然气,燃料油和蒸汽;
交通运输部门:城市运输系统所使用的柴油和电力,以及城市道路机动车辆使用的汽油和柴油;
固体废弃物:居民、商业和建筑拆迁部门所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和组成成分。
航空业:飞机所消耗的燃料。
水路运输:往返于城市船运所消耗的燃料。
3.7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一般计算方法
在《199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和《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中,最常用的简单方程式是,把有关人类活动发生程度的信息(称作“活动数据”或“AD”)与量化单位活动的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数结合起来。这些系数称作“排放因子”(EF)。因此,基本的方程是:
二氧化碳排放量= AD•EF(IPCC 2006)(1)
例如,在能源部门,燃料消费量可构成活动数据,而每单位被消耗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质量可以是一个排放因子。有些情况下,可以对基本方程进行修改,以便纳入除估算因子外的其他估算参数。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方程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Σ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排放系数(i为能源种类)(2)
3.8 城市低碳情景分析预测
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国际通行的规划制订过程中的分析方法,基于某一对分析对象在不同年份、不同变量和参数的条件下有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用以指导制订规划目标和行动。对城市在不同情形下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效以及成本进行分析预测,是编制城市气体排放清单出发点之一,也是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真正服务于城市领导层进行规划和决策的价值所在。
一般而言,城市低碳情景分析包括以下三种情景:
(1)基准情景(BAU)。以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并包括当前针对单位GDP能耗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政策承诺,仅反映目前现状下的结果。
(2)优化情景。这一情景是基准情景的优化与改善。包含由增加的节能措施、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以及污染的减少等所产生的效应;政策还包括高耗能行业工业附加值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节能技术的推广、新建建筑达到节能标准、重工业自身的提高。
(3)低碳情景。该情景则包括制订和执行低碳规划和政策,加大对低碳建筑、低碳交通、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为代表的绿色低碳技术以及碳汇技术的推广力度。同时,加大相应的配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力度。
3.9 制定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制定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对城市低碳发展进行评估、检测与考核的依据,一旦制订并执行,将对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制订城市的减排目标应遵循几项重要的原则:
(1)以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作为出发点。低碳城市规划制订的目标一定要围绕国家目标,目标执行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同时,也尽量与国家目标的口径相一致,便于考核与评估,体现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
(2)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做到量力而行。对低碳城市的内涵和实质有深刻的认识,清醒认识执行低碳目标的影响和成本因素。因此,制订低碳城市目标时要实事求是,客观务实,切忌偏高或偏低。
(3)将城市二氧化碳减排总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专项目标中。除了制订总的碳减排目标外,还要有具体的专项目标进行匹配,才能真正将低碳城市的目标落到实处。
4 制订低碳城市规划
在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规划时应先做好前期准备,主要包括:分析城市碳排放源、城市碳排放量以及城市碳排放驱动因子,明确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以及城市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列出城市碳排放清单;分析城市未来碳排放情景,为城市实施二氧化碳减排提供决策依据;确定城市低碳发展目标,根据驱动因子分析以及情景分析,确定城市减排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可行性。
4.1 将减碳目标分解到各主要领域
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分不同领域进行推进。根据情景分析,将城市减碳目标分解到各主要领域和具体的行业之中,制定各行业和各领域分阶段减碳计划。在产业领域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加大重点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技术改造,加强节能管理。在建筑节能领域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发展新兴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质量,延长使用年限,加快供给体制改革,推行区域热电联产。在交通领域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旧的运输设备,逐步实行公路甩挂运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各类运输工具的能耗。具体落实到各个行业中时,应确定主管部门,将减排目标分解到城市各个行业之中去,比如钢铁、水泥、汽车等各个行业协会都应该有节能减碳分解指标。
4.2 政策及资金支持
制定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必须加强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1)加强组织保障。成立建设低碳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低碳城市建设 。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市级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城市相关部门,增进低碳城市工作推进力度。
(2)加强资金保障。在城市现有财政各项专项资金中,对符合发展低碳经济的区域试点、零碳农业示范产业园、低碳工业示范产业园、零碳旅游示范产业园、低碳示范建筑、合同能源管理、“免费自行车”行动、公益林固碳补偿、节能奖励等项目予以倾斜支持。
(3)纳入目标管理。将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落实责任主体,并纳入目标管理,对降低万元产值能耗、碳排放强度等目标纳入考核体系。
4.3 制订低碳城市规划的法定程序
制定低碳城市规划需要落实到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保障规划的实施和落实,需要由相应的法定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权威性。低碳城市规划的制定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1)确定规划制定的主体。确定制定规划的主体才能保证规划制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低碳城市规划制定的主体应是城市的行政或立法机构。
(2)确定规划实施的对象,包括法人、自然人及其行为。
(3)确定规划执行的主体。低碳城市规划制定之后,应该由一定的机构来实施,从而确保规划落实到实施层面。低碳城市的执行主体不仅限于城市政府机构,还包括城市市民。
(4)确定规划执行的监督机构。实施低碳城市规划,应有相关的监督机构来保障低碳城市规划实施的力度和规划的执行程度,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反馈,如由城市人大对规划进行 监督。
5 实施低碳城市规划
5.1 识别和实施重大项目
制定低碳城市规划,需要对重大项目进行识别和实施。确定低碳城市发展的优先项目和重点项目,并编制重大项目表。
以纽约市能源节约计划(ENCORE)为例。能量节约计划(ENCORE)为城市公共设施提供能源节约和清洁能源项目。该项目始于1995年,是基于城市电力管理局(NYPA)、城市市政管理服务局(DCAS)、城市州立大学(CUNY)和城市健康和医院公司(HHC)之间的合同。城市市政管理服务局的节能办公室代表市机构实施ENCORE项目。
ENCORE项目通过两种策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城市建筑能源使用效率和采用能清洁能源。到2006年底,有超过350个不同水平(准备、勘察、设计、施工和完成)的ENCORE项目得以开展。如果所有项目按计划实施,将会形成每年节约近155 000 MWh的电力,878 000 MMBtu(百万英式热量单位)的蒸汽,3 000 t煤,或者1 520万加仑的石油。因为ENCORE项目的一项内容是对现有的设备进行清洁能源改造,由此,城市每年天然气的用量增加近2千万千卡。综合起来,这一项目到2006年减少了总共约176 000 t CO2当量的排放量。
5.2 推进低碳发展市场化机制与企业参与
低碳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和企业的参与,发展低碳城市既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政府行为,而是公共治理的三方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的过程。低碳行动需要政府、企业、组织、家庭和个人的广泛参与。行政机制体现着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社会机制可以促进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努力,市场机制则可以发挥出赢利性组织横向的努力。这三套机制和三种政策工具在激励政府、企业和社会三类主体的积极性、发挥 作用的领域明显不同。以政府为主导,营利性企业、公益性组织、社会公众等构成的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上的有机整合。建立环境交易所,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交易等,加大市场调节在发展低碳城市中的作用,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参与。
5.3 开发合适的商业模式推进各行业的减碳
低碳经济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是从产品设计理念到提供服务的方式,再到用户观念的更新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改进。以房地产为例,从前人们买房时都会看有没有装空调的位置,之后会看空调有没有装好,再后来是看有没有中央空调。低碳经济时代,住宅甚至不再需要安装中央空调就可以保持室内恒温。其原理是利用热水管道在房屋内不同位置铺设,通过热水反复流动把热量传送过去,这样冬天时热水就起到了保暖作用,而到了夏天,冷水就起到了降温作用。这既节省了电费,也节省了买空调的费用。同样的房子,因为有这项技术,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获得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低碳经济下新型商业模式的典型案例。
5.4 通过学校教育、公共活动等提高低碳意识
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和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编写日常消费品生产销售过程的碳清单和碳排放量,鼓励消费者选择碳排放量少的产品和服务。如中国21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等单位组织研究编制的《低碳生活指南》,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低碳消费指南。如近距离日常出行鼓励步行或骑自行车、远距离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务出差尽量乘坐火车等低碳交通工具、照明灯具使用节能产品、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洗衣采用自然晾干等[4]。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NicholasSter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AmericanEcono micReview:2008[2]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8/2009)――和谐城市.[UN habi tat. State of World Cities Report-Harmonious Cities(2008/2009)]
篇10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企业实施低碳战略的必然性,接着论述了实施低碳战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低碳化 发展战略
早在1996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制造研究协会(MRC) 就已明确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的概念。按照这种理论,企业必须从社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对产品从原材料购买、生产、消费,直到废物回收再利用的整个供应链进行生态设计,通过链中各个企业内部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使整条供应链在环境管理方面协调统一,达到系统经济环境资源最优化(Jeremy,200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长期以来大量消耗资源(尤其是能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造成废气、废水、废渣等外在的污染,而且还对自然界造成各种更加复杂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成为一个关注热点。研究表明,由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引起的气候变化,不仅导致气温上升,还对降水量产生影响,这必将对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人类按照目前的模式继续发展,到21 世纪末,全球温度可能会升高2℃-3℃以上。这将造成全球GDP下降5%-10%,而贫穷国家则会超过10%(转引自林伯强、蒋竺均,2009)。在此背景下,低碳化发展开始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外很多大企业都开始实施低碳化发展战略,在使企业经营变“绿”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然而,我国企业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高污染、高排放(所谓“粗放型”模式)仍然是整体经济的基本特征。由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国外大型企业对低碳化经营模式日益重视,在环境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大多数企业严重忽视其在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加上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实,导致我国企业在整体上排放水平居高不下。这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将日益脆弱,二是必然在不久的将来遭受越来越频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还有可能被征收“碳关税”。无论是从国内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而言,还是从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而言,都强烈要求我国企业逐步改变既定的发展模式,从“黑色经营”逐步转向“绿色”经营,从高排放向“低碳化”方向发展。
我国企业实施低碳化发展战略的必然性
(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严重依赖相对低廉的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耗。就我国企业的利润增长而言,当前主要长期集中在钢铁、化工、石油等极少数行业。但这些资源都是非可再生的,而利用其生产后的回收率也低于其他国家。经济粗放型增长现象依然严重。要改变我国现行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有必要实现企业的低碳化发展,使企业自己的经济行为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协调起来。在实现高收益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人的实现。低碳化经营将可以加强环境生产的统一标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回收率。采用环保原料。生产过程中加强监控,减少有害物质排放,积极寻求新能源。产出后建立回收和可再利用的生产模式,降低污染。把低碳化经营的本质吸收进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找到资源、环境、收益三者的平衡点,真正实现低碳化绿色发展。
(二)有利于规避绿色贸易壁垒和即将出现的“碳”壁垒
中国加入WTO后,绿色贸易壁垒成为了许多国家保护本国利益的新方式。西方各国纷纷为对产品生产、销售、使用及废弃物处理制定了较高的质量和环保标准。欧盟于2005 年和2006年分别实施了WEEE指令和RoHS指令。这两项指令主要针对电子工具、家用电器等我国主要出口的机电商品。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也越来越流行,在购买产品时,消费者不仅考虑产品的性能、价格,是否环保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将逐渐丧失廉价劳动力优势,难以继续靠超低价格持续扩张市场份额。为此,我国企业急需积极实施低碳化发展战略,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树立低碳和绿色的企业形象,打破绿色壁垒和“碳”壁垒的阻碍,以此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企业间合作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产品更新换代的脚步加快,企业生产产品的速度也要紧跟发展的速度。为了节约企业的时间和生产成本,原料采购-产品制造-商品分销形成行业纵向产业链形成。但这条供应链的各环节交叉处还存在许多问题,由于缺少合作伙伴,要想建立这条产业链会给企业带来很大负担,企业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规模。而低碳化发展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建立战略联盟等手段,在巩固企业自身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需求产业化合作,拓展产业领域,减少末端治理成本。企业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可以形成市场同盟,增强市场地位实现规模化生产。
影响我国企业实施低碳化发展战略的因素
(一)消费者环保意识不强
2008年一家周刊在对于“绿色环保”产品需求的网络调查中发现,40%的人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会优先考虑绿色环保产品,认为高出的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才可优先考虑绿色环保产品的人占39%,仅有22%的人表示一定会购买绿色环保产品。而此项调查结果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接受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如果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者,这个百分比会更低。这表明我国消费者的整体环保意识还是比较薄弱,价格仍然是影响我国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最主要因素,而现阶段环保型的产品价格相比传统产品仍然偏高。
(二)市场资源定价机制改革不到位
我国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是制约我国企业低碳化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的资源型商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不能真实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是由于我国主要的资源型开采型的企业基本上都是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也完全由政府管制。政府为了给这些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往往以超低的成本将开采权出让,企业实际上相当于免费使用国家的稀缺资源。这就使其生产成本大大减低,产品的市场价格也更低,在与环保型产品在市场上竞争时更具优势,从而极大地打击了环保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三)监管和政绩考核不科学
在我国,对企业进行监管的主体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并不热心。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与地政府存在着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同时是当地重要企业的所有者。基于此,中央政府的节能降耗和安全监管政策到了各地必然会大打折扣,各种法律和政策实际上难以在基层顺利执行和实施。另外,我国的政绩考核主要以GDP和税收的增长作为主要参考依据。要想提高GDP和税收就要增加地方投资。于是各地政府展开了“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这就使得制造商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如果此地方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制造商就不在此地投资。这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即无论其他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的策略是什么,本地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都是在环保和安全监管问题上放松标准。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对于环保问题就可能出现普遍的不作为甚至变相纵容和鼓励,为了业绩向违规企业放松监督。对执法部门施加压力,这就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局面。我国政府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与企业有关的因素
企业的短期成本上升,企业实践率低。实施低碳化发展虽然能提高其环境绩效而且还能提高公司的商业绩效,但这些效应长期才得以显现。从短期来看,实施低碳化经营需要企业对原有系统进行较大的改造,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选购、生产工艺、产品包装回收等方面都会增加部分成本,且需要先进技术支撑。比如一些环保材料、高新技术的支持和基础设备的引进,所需费用都是比较高的。由于短期企业环保投入的加强和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逐渐下降,而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增强。环境效益具有滞后性,短期内可能不明显,而且资金投入需求过大。我国大部分小企业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获得较大的资金支持难度很大。国企虽然实力雄厚,资金充足,但是它们本身机构庞大,部门繁多,进行管理改革牵扯面庞大。这些国企都处在国内的垄断行业,利润率都很高,这些企业并没有实施低碳化经营战略的积极性。
企业管理者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实践相对陌生。企业低碳化经营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实现长期循环发展的一种手段。管理者强调从企业战略的高度着手,把绿色发展的思想意识融入企业的文化发展中。在进入市场前确立绿色生产的发展目标,就要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对其中各环节的切实执行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管理上的优势,这离不开企业高管的强大支持,在企业内部确定低碳化经营的战略思想。低碳化经营的发展来源于对企业利益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思考,企业的管理者是否认同这种企业发展价值观以及对这项理论的实践作出的改良程度都直接影响这项理论应用的实际效果。
促进我国企业低碳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市场资源定价机制改革
要把资源的定价决策权交给市场,让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资源的稀缺性,使资源的使用者在使用时承担应有的成本。还要把竞争机制引入资源型行业,这就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者就会把该成本体现在最终的产品定价上,消费行为会受到价格变动的影响,从而减少对资源型商品的消费行为。这也给予绿色发展模式的企业更公平的竞争机会,提高低碳化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引导企业走低碳化发展道路。惟有让市场机制和更充分的竞争来决定资源型商品的价格,才有可能遏制中国式增长方式过于浪费和污染的缺陷,实现低碳化经营在我国的良好发展。
(二)加快政绩考核体系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强化环境监管
改变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相应的减少GDP和税收在考核中所占的权数比重,把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纳入考核范围,并进行指标量化,形成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在地方做到政企分开,减少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使政府从困境中走出来。增强政府监管的独立性。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严肃处理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企业污染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此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与监管力度。改革现行环境执法体制,解决环境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权力过于分散、环境执法比较混乱的现状问题。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强化监督体系。积极发动群众,做到全民监督。加强举报渠道的建设。对违规操作的企业处理信息要公开化。逐步完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形成一个行业自律、群众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局面。
(三)大力宣传环保观念并培养“绿色”消费意识
我国应逐渐转变消费者长期以来的价格导向型的消费习惯。政府、学校、媒体、民间组织应自觉承担起对全民进行绿色消费教育的责任,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教育、培训,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知识水平,增强全社会的绿色意识,从而带动绿色供应链在我国的发展。
(四)管理者加强对低碳化相关问题的学习
未来的市场一定是环保型企业占据有利地位。企业管理者要加强对低碳化相关问题的研究,认真学习研究相关环节,认清各环节的操作原理和条件支持。还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原有基础上作出适当的改良,使其能够在我国企业中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加强企业管理者的环保意识,从企业的全局战略出发,把低碳化经营作为企业将来的重大战略。把企业的利润收益和社会责任的目标同供应链联系在一起思考。积极大胆地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全面的机构组织改革,把低碳和“绿色”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在认真总结后加以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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