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执法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行政执法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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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执法的特点如下：

经常性：行政执法不仅是行政机关最频繁、最主要的公务活动，也是整个国家机关最频繁、最主要的公务活动；广泛性：行政执法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根据授权或者委托进行行政执法的组织和个人；多样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为，又有将法律具体运用于特定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既有单方命令实施的强制性行为，又有双方协商实施的合同行为；效率性：行政执法任务繁重，面对的情况复杂甚至紧急，迅速、简便、快捷是行政执法的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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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原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4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1分，共25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20世纪初，受科学管理理论影响，美国教育界注重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公立学校的行政》一书，作者是

A．泰勒 B．卡伯利

C．斯奈登 D．佩恩

2．教育管理活动中，各个要素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和层次，要明确各个层次承担的不同的任务、职能及权利范围，这体现了教育管理的

A．目的性原理 B．整体性原理

C．层次性原理 D．效益原理

3．教育管理活动中，有效管理最关键的是

A．提高管理效率 B．不断调整各要素的关系

C．师生员工的参与与发展 D．明确各管理系统的职责

4．教育管理活动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和采取不同的措施、方法，实行动态调节，使教育管理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这是指教育管理原则中的

A．权变性原则 B．有效性原则

C．综合性原则 D．科学性原则

5．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认为，人的积极性的引起源自

A．认识 B．行为

C．情感 D．需要

6．教育方针中最重要的内容是

A．教育性质 B．教育理念

C．教育策略 D．教育目的

7．对乱收费等违反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均可由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依法做出处置决定，违法者必须服从，否则可以以一定形式强制执行，这体现了教育行政执法特征的

A．国家意志性 B．法律性

C．强制性 D．单方性

8．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具体包括交流制度、工资福利保险等方面的制度的是

A．选才制度 B．用才制度

C．养才制度 D．识才制度

9．学校管理体制的核心是

A．执行体制 B．监督反馈体制

C．领导体制 D．咨询体制

10．通常认为教育预测的中心环节是

A．确定预测目标 B．选取适合的预测方法

C．搜集预测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D．实施预测

11．现阶段，我国教育经费分配在考虑国家财力与个人受益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拨款应向

A．基础教育倾斜 B．高等教育倾斜

C．个人教育倾斜 D．学校教育倾斜

12．教育事业费在国外有“教育消费费用”之称，在我国也叫做

A．教育经常费 B．基本教育费

C．教育专项费 D．教育基建费

13．教育行政信息活动中，如果机构简单，要求下达命令迅速、准确，信息沟通一般采用

A．树形沟通的途径 B．星形沟通的途径

C．辐射沟通的途径 D．轮形沟通的途径

14．以下各项不属于教育督导的职能的是

A．监督 B．评价

C．反馈 D．规划

15．提出教育评价行为目标模式的学者是

A．泰勒 B．斯塔费尔比姆

C．斯克里文 D．列文

16．因为学校管理目标具有激发学校成员内在积极性的一种驱动作用，所以说学校管理目标的作用之一是

A．控制作用 B．驱动作用

C．激励作用 D．协调作用

17．学校目标管理过程中最提倡的一种控制形式是

A．逐级控制 B．关键点控制

C．计划控制 D．自我控制

18．德育质量管理重点要把好两关，即

A．标准关和控制关 B．标准关与制度关

C．制度关与控制关 D．标准关和评价观

19．德育环境的构成包括两大部分，主要指

A．德育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 B．德育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C．德育的文化环境和精神环境 D．德育的设施环境和精神环境

20．因人择事，首先考虑的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根据人的兴趣和特长安排工作，可以真正做到适才适所，胜任愉快。因事择人首先考虑的是工作，根据工作

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人去做，人似乎只是一件做事的工具。从教育人事行政原则的要求来讲，组织求才应做到

A．因人择事 B．因事择人

C．先考虑人后考虑事 D．工作和人同等重要

21．在学校管理的客体中，处于核心地位，起关键性作用的是

A．人 B．财物

C．时间 D．信息

22．在学校管理过程的四环节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环节是

A．计划 B．执行

C．检查 D．总结

23．教育决策依决策影响的范围和规模可划分为

A．风险性决策和竞争性决策 B．宏观、中观和微观决策

C．战略性决策和战术性决策 D．确定性决策和非确定性决策

24．对教育管理机关和教育管理人员是否有效的实现管理目标和决策，出色完成管理任务进行评价的方法称为

A．功能测定法 B．费用计算法

C．标准计算法 D．因素分析法

25．教育领导的效益，就是对教育管理结果的

A．产出比较 B．目标监测

C．社会评价 D．效果检验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3分，共12分)

26．教育管理原理

27．教育行政执法

28．内差异评价

29.教育领导艺术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30．简述教育管理学产生的标志及原因。

31．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应用系统理论应注意哪些要求?

32．贯彻执行教育政策要做好哪几项工作?

33．教育行政信息具有哪些特征?

34．目标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应做到哪些要求才能够使自己的指导有效?

35．学校总务后勤工作的任务主要有哪些?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O分，共20分)

36．如何认识教育行政执法的地位?请联系实际进行分析。

37．结合实际分析教育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修养。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1小题，共13分)

38．某校决定采取“满勤奖”的制度加强管理，出满勤者当月有奖，缺勤一次则全部取消。这一办法实行后第一个月效果很好，无人缺勤、迟到，教学秩序趋于正常。

两个月后，工作一直认真负责的王老师因病请假两天，病未痊愈就来上班，却被扣发了奖金。李老师过去经常小病大养，实行“满勤奖”后，人是来了，课也上了，教学效果虽然差，但奖金却照拿。赵老师在月初迟到两次，在他看来这月奖金已经没有了，又何必一定准时来上班呢，因此也就不能按时到校了。

问题：(1)该校“满勤奖”的激励方式有效吗，是否符合教师工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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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高校的管理权一直以来是政府的授权，学校代表国家行使教育管理权力，履行教育义务。在实践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高校的首要职能是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保障学生学业的正常完成，学生在校期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的管理权是建立在保障学生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在学校期间行使管理权，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提高自学、自理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生活是为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工作之前的锻炼。这是从教育管理学角度理解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能全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法学的角度还要求必须明确各种关系性质，要么是民事法律关系，要么是行政法律关系，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应该是一种基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学校在社会中担任角色和监护功能的特殊性，使之处在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从而决定了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呈双重复杂的特征。即学生与学生间会存在民事与行政两重法律关系。我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是教育管理关系与教育合同关系，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学生是发生教育教学管理关系的行政主体，学生与学校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教育合同关系始终贯穿于学生在校期间，是产生一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前置条件。高校与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主要表现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赋予了学校对学生在学籍管理、日常学生管理中的强制性支配的权利，如学生入学报到注册管理、主持正常成绩考试考核、升级与留、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发放与授权等方面。日常教学管理主要指教师为了保障学生的正常教育权利对学生进行的日常教学管理，教育管理关系是学校与学生关系主要方面。高校与学生也存在缔约的关系，如在校期间高校为学生提供的住宿、供应必备餐饮条件等。此外，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构成一种民事关系。尽管在立法层面我国已确认了这两种关系，但由于它们的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对学校与学生管理关系理解不够，使这类关系没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实际上，依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司法审查只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不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致使高校的管理权与被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使高校管理权的约束游离在司法审查之外。在现实的高校管理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这些侵权行为目前还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司法能否审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充分研究分析教育合同的缔约过程并认识各个阶段的行为性质，进而明确教育合同缔结形式和内容以及调整范围、双重法律关系对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高校主体地位与学生基本权利

2.1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与性质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中，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调整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学校的性质，依我国法律规定应属事业单位法人。从我国行政序列的规定来看，学校不是完全的公法法人，即学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理论上，为解释不是行政主体而履行某种行政职能的现象。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执行者，本身即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学校基于自身公共利益的属性和相关职能，也当然具有维护这种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利。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

2.2学生的基本权利根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四项基本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的各种活动，适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2）物质帮助权，即学生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力，学生有困难的学生也有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享有减免学杂费的待遇；（3）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学生应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完成规定学业后有权获得相应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4）程序保障权，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对学校、老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讼。这些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为学生根据《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受教育权，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表现为学生根据其与学校缔结的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接受学校教育服务的权力。《教育法》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四项权利是学生在校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并不是学生实际享有权利的全部。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权利义务关系，既有横向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又有纵向的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关系。民事关系主体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所签订的或事实上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合同是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典型形式，凡是由合同规定的内容，就只能交由合同法或民法来调整，学校不享有管理权。除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特定事项由学校行使管理权。

3学校与学生产生教育行政纠纷的法律调整

3.1合理、合法性的处理教育行政纠纷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高校作为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权事业机关，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利，在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适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一切领域。高校在进行行政执法的中，适用高校行政法规时，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行政法规范相互冲突的情况，正确的解决途径是选用和高校行政执法原则相吻合的行政法规范，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维护高校行政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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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申诉制度；高校管理权；现状；完善

近年来，高校学生把自己的学校推上被告席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不禁让我们提高了对此问题的重视，的确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教育部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制度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有一项称应当建立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此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矛盾，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概论

（一）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涵义

原国家教委1995年颁布的《关于实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规定，建立和健全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制度。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受理。”现在，我国高校申诉制度分为两种，分别是教师申诉制度和学生申诉制度两种。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即高校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时，请求有关申诉受理部门改变、重做或采取其他措施维护高校学生受侵害权益的一种行政救济方式。

（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相关概念

1、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类型

高校学生神术制度的类型主要分为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两种。新《规定》要求学校成立本校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学生对取消其入学资格、勒令退学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等存在有意义的必须受理他们的申诉，此为校内申诉。校外申诉是指向当地教育部门提出的申述，新《规定》六十三条规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2、高校学生申述制度的特征

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具有法定性、专门性以及非诉讼性三个特征。非诉讼性是指学生申诉制度是依据教育法律法规，在高教领域为了保护学生权利由高教管理机关设置的一种非诉救济途径，是“不以生效的判决、裁定为必要前提的向司法机关以外机构提出的不服各种处分、处罚，要求改正的申诉”。

3、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学生法律意识的觉醒开始在高校的管理权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更加提升了学生民主意识，维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其次，建立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依法治校、推动建立更好更新的高校管理制度的需要。

二、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内对于学生申诉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处分行为的定性。国内有种观点认为，高校有民办与公办高校之分，处分的性质也因学校的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定性，民办的属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而公办的则为行政授权主体的行政行为中的处分行为。

第二，高校在处理学生申诉过程中应用的原则。在理论上，学者对申述过程中的原则有着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是应该的严格遵守“申诉不加重原则”，执行“回避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处分权的设定应遵循和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第三，高校制定的规则规定与上位法相冲突。比如说某些高校所制定的校规校纪违犯了上位法的要求，通常我们所熟悉的高校校规中“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开除或劝退”，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中除了赋予学生受教育权、申诉权、权等权利以外，还规定学生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完善高校的学生申诉解决机构。在学生进行申诉的过程中应当完善告知、复议程序，建立健全中立的解决机构。许多高校引用了正当程序的核心听证制度，但该制度还存在比如听证范围依然狭窄、听证前置仍待努力、听证组织独立性不强、听证程序的救济机制缺失等主要问题。

三、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

首先，应当完善高校学生的申诉范围。校内申诉机构受理申诉范围狭窄，校外申诉机构受理范围不够明确，是申诉范围上最大的不足。这样的现象会严重导致学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很难达到全面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但同时并不是学生申诉的范围越多越广越好，要兼顾其现实性和可行性。

其次，应该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处理机构。（1）申诉处理机构人员配置方面的完善，直接选举委员，委员会主席由全体委员投票产生，有利于公开、公正、公平；保证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教育界专家学者、律师”的比例；同时，教师代表要兼顾学校的单位性质比例，从而使决定更具有公正性。（2）申诉处理机构职能的完善，申诉处理部门应当具有调查和审查权以及有限变更权，当然，申诉处理机构应更多地呈现出职能的独立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够能够保证其决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最后，应该完善高校学生申诉程序，都说“只有公正的程序，才具有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不仅仅为了程序合法，更重要的是程序公正。就个人意见而言，应该加入告知程序、说明理由程序、听证程序、送达程序等来进一步完善学生申诉程序。

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高效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与权衡》研究成果，项目类别：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310476050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周佑勇.高等教育行政执法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95.

[2]孟鸿志.中国行政组织法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贺日开.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合理定性与制度重构[l.法学，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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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

所谓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是指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依据法定是由和法定程序对违反高等教育行政法规（包括各校制定的校纪校规）的学生追究责任的一种执法行为，实践中表现为对学生相应权利的限制和剥夺。[1

高校作为法人的一种，拥有办学自和对学生的管理权，而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高校学生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处分权在法律上的性质，目前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权是大学的自。“高等学校处分权”是国家授予学校的一项权利，是学校依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做出影响学生权益的权利。另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是一种行政处罚或行政制裁。“学生处分，又称学校纪律处分，是指学校依据教育法律或其内部管理制度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的一种行政制裁”。[2要分析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应从其来源和实际价值二方面来认定。首先，从来源看，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的处分。《高等教育法》第41条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因此，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一种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行为。其次，从其实际价值来看，高校处分权的实施是通过限制一部分违纪学生的权利来实现良好教学秩序的建立的目标，从而保障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学生处分权是为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而让渡给高校对其实施管理的的一种行政性权力。

二、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法理分析

人类的需求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人类的个体需求，产生个别的社会现象，人类共同的需求，则导致整体的社会现象。人类个体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需求导致了权利的产生；而人类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环境平安和秩序的需求则使得人们集体让渡出他们自身权利的一部分汇聚成一种公权强制力，从而导致了权力的出现。权力产生之后，一旦个体发生权利滥行或无制约任时，权力即会否定个体利益的追求从而限制个体权利。权力只保护被所有社会个体共同利益相容的个体利益追求行为。权力的这一特性，是和每个社会个体让渡自身部分权利形成权力的初衷不完全一致的。[3另一方面，权力形成后客观上存在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正是由于权力和权利在产生及行使机制上具有不同特征使二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4高校学生处分权作为一种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性权力，其设定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实现个体学生的受教育权。良好的教学秩序是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和学校办学目标的前提。受教育权的实现除受个体天资或身体条件的限制外，还要受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受教育权的公共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公民间权利实现的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任何人受教育权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受教育权为代价。所以，为保护教学秩序而设定的高校学生处分权势必和学生个体权利发生冲突。加之，法律通常无法对权力内容范围及其操作过程细化至泾谓分明。我国教育法规非凡是高等教育法规不完善，配套立法严重滞后。以《高等教育法》为例，条例中留有授权性的规定，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等等。但在实施中，这些“国家有关规定”，行为所依之“法”的制定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而各行其是。而且现有规范漏洞较多，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得不到及时弥补。此外，教育法律法规多数属于宣言性立法，较多为原则性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缺陷以及高校行政的泛化，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使本来具有易腐性、扩张性及对权利的侵犯性的高校学生处分权缺乏严格的约束。

三、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平衡机制

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根本上源于权力和权利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使得人类社会的活动趋于非理性化和混乱状态，所以必须寻求解决冲突的平衡机制。要平衡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必须通过法律对两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摘要：

首先要约束权力的任意扩张，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权设定法定和法律保留原则。即高校学生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范围内进行，高校不能自行创定处分的条件、范围、种类。而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应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来设定，行政机关及高校不得自行规定。高校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校内规范性文件以适应学校管理的需要。但校内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必须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一致，不能抵触。否则应属无效。

其次要约束权力行使者任意扩张权力及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滥行，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程序正当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

最后在对作为权力的高校学生处分权作出界定和规范的同时，对学生权利也要给予必要的限定摘要：必须限制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个体权利追求，即学生个体权利的追求和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必须相一致；必须限制个体权利的无制约性，学生权利的行使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得超出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应有的范畴，否则将受到高校学生处分权的相应制约。对于学生权利建立充分救济的同时也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建立“先行行政复议”，对于高校学生处分事项的纠纷，应先行纳入行政复议范畴。维其如此才能既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又保证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周佑勇主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新问题探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摘要:247

[2王洪成，有关学生处分新问题的法律分析[J山东教育科研，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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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信，诺必诚”，“小信诚，大信立”。诚信教育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通过教育部门的大力推行与努力，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

（一）抓好诚信制度建设，纳入学校德育体系。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中树立起以诚信立校、以诚信立教、以诚信育人的思想，切实加强领导，将诚信落实到学校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建立健全诚信教育的各项制度。将诚信教育纳入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之中，把诚信作为学校对各部门的管理和考评、对教师的管理和考评、对学生的操行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和工会的作用，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实行学生“诚信考场”等。不断探索诚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途径，把诚信教育纳入学校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和日常管理工作之中，持续推进。

（二）规范诚信行为，为人师表，率先垂范。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中小学教职员工带头讲诚信，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有诺必践，以教师高尚的品行、人格的魅力、诚信的作风取信于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提高公信力，做诚信的表率。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各项制度建设，将诚实守信落实到全体教师的教育行为上。同时，重点整治诚信缺失的突出问题。例如：有些部门或单位的少数工作人员责任意识较为浅薄，存在有诺不践、有禁不止等现象；个别教师缺乏基本的师德水平，职业责任心不强，存在随意调课，只教书不育人，有偿家教等情况。

（三）以人为本，形式多样，组织丰富多彩的诚信教育活动。诚信教育重点在知行统一，关键在践行。组织各中小学校精心安排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诚信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每年9月20日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和每年9月全国“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月”的活动契机，将诚信教育作为重点之一，安排时间组织相关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有关诚信的典型案例、典型人物、先进人物，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上门参观、走访等形式，感受诚信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以“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为主题，利用校、班、团队会组织研讨会、辩论会；举办征文、演讲、知识竞赛、我讲诚信故事、相声小品等活动；充分利用校内橱窗、黑板报、广播、校园电视台、校园网大力宣传诚信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和重要意义，形成“人人知诚信”的良好氛围，为“人人讲诚信”打下舆论基础。

（四）走向社区、进入家庭，形成学校、家庭、社会联动的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教育要取得实效，仅仅停留在学校教育是不够的，要通过多种活动形式，将学校诚信教育与社会道德和家庭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社区和家庭是中小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局促使学校主动与家庭、社区紧密配合，扩大学校教育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帮助学生家长充分认识诚信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以身作则，积极配合学校共同抓好诚信教育，促进学生诚信素养的提高，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联动的诚信教育体系。

二、关于政务公开

*年，市教育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建设“诚信*”的工作部署，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一二三四”工程，有效推进诚信教育。其中，把政务公开作为加强群众联系，维护群众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采取切实措施抓实抓好抓出了成效，在当地干群中树立了教育的良好形象。

一是狠抓行政权力公开和办事程序公开。市教育局牢牢抓住行政决策、执行、结果等运行环节，向当事人全部公开行政权力行使或事项办理过程的相关情况。公开教育局工作职能、科室设置与职能、服务承诺等内容，对相关收费标准和学生转学休学、民办学校办证、教师资格认定等办事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方便了办事群众，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二是主动搭建公开平台，提升服务水平。在采用传统方式公开的基础上，该局充分运用扬州教育网、电子显示屏、电视等现代媒介，将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实时公开。同时积极提升服务水平，组织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的“窗口”；科室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增加了行政行为的透明度。

三是健全学校校务公开制度。明确校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健全学校校务公开制度。通过开展规范管理“家家到”，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到联系学校督查校务公开工作，开展校务公开考评等措施，使得学校校务公开工作走上了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效能化的轨道。

四是建立政务公开工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了政务公开工作制度、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政务公开作为教育目标管理的重要指标，作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学校实行党风政风行风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进行评估考核。

五是强化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和行风评议员的作用，通过民主评议党风、行风、学校评议机关、群众访谈、问卷调查等行之有效的多种方法，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对政务公开的意见，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工作，取信于民，有效推进诚信机关的建设。

通过推进政务公开，全市中小学办学行为更加规范，办学效益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促进事业和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我们坚持把诚信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大事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09年，将继续深入推进“一二三四”工程，继续深入开展诚信教育活动。

一、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与校务公开工作。加强行政权力公开和办事程序公开的力度，特别是对群众最关心、社会最敏感、反应最强烈的问题，要积极实施方案。督促学校校务公开制度的完满实施，提升对外服务水平，强化政务公开的长效机制，保证监督机制的效用。

二、进一步加强学校诚信教育工作。根据*年诚信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决定在09年有目的有重点的在诚性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整体性上加强教育工作的力度与深度。

（1）以人为本，加强诚信教育的针对性。要根据中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和认知特点，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学生对诚信问题的看法，全面了解中学生诚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使诚信教育更具有针对性。诚信教育一定要以学生为主体，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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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管理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出版物发行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出版物发行，是指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等经营行为。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版物的发行以及与发行相关的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等行为及其管理。

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的发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邮政法对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上海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市出版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出版行政部门领导。

工商行政、公安、物价、教育、邮政、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版物发行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市民的文化需求，制定出版物发行的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设立，应当符合本市出版物发行发展规划规定的总量、结构和布局要求。

第二章　从事出版物发行的许可

第六条　本市对出版物的发行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取得《出版物发行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和全国性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或者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第八条　出版物连锁经营包括直营连锁经营和加盟连锁经营。

从事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门店数量;

(三)有符合规定的连锁经营管理制度;

(四)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经营一年以上的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单位，可以从事出版物加盟连锁经营业务。

加盟连锁经营的，应当是经许可设立的出版物发行单位或者个人。

第九条　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单位，应当具有出版物总发行资质，并经市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符合规定的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注册资金和经营场地。

第十条　单位申请从事出版物批发、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应当向市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应当向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批准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增设直营门店的，应当于该门店营业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接纳加盟店的，应当在签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发行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事项的，应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变更其他事项的，应当到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终止发行活动的，应当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缴同许可证。

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店合同的，应当在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有前三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第三章　出版物发行的管理

第十四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场所营业，并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置于核定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涂改、转让、出租和出借。

第十五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开展业务前，持许可证、网站名或者所链接网站名、电子邮件地址等材料，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网站或者网页的醒目位置标明出版物发行许可证编号、发证部门、备案编号，所经营出版物的名称、出版单位及标准书号、刊号、版号，其中属进口出版物的，还应当同时标明进口单位名称。

第十六条　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成立市场管理组织。市场管理组织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管理市场内的交易活动。

第十七条　出版物批发单位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

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

出版物交易市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出版物发行的经营场所。

第十八条　出版物批发单位，应当在进货之日起三日内将进货凭证复印件报送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对首次在本市发行的出版物，市出版行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出版物样本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书面告知的期限内提供出版物样本。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样本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出版物样本返还给当事人，但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样本除外。

第十九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在经营场所以外的地点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应当在举办展销前，向举办地的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行业协会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物价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业务。

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不得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在出版物发行过程中，不得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其他宣传资料。

禁止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非法进口、侵犯他人著作权以及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发行的其他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有本条规定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的鉴定由市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其所属的出版物鉴定机构可以承担具体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被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告知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上缴或者听候处理，不得隐藏、变卖、转移、毁损。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出版管理条例》已规定处罚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本条例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增设直营门店、接纳加盟店或者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未按规定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核定的经营场所以外营业的，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涂改、转让、出租或者出借许可证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者出版物交易市场，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购进出版物或者提供出版物发行经营场所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报送进货凭证复印件备案或者提供出版物样本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种出版物处五百元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含有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的，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以及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内容或者情形的，当事人说明、指认来源，经查证属实的，除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外，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拒绝、阻碍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定义: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连续出版物。

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和栏目，用卷、期或者年、季、月、旬、周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图书，是指各类书籍、画册、挂历、图片、年画、年历等出版物。

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图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出版物发行发展出版物发行员是将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由出版领域输送到消费领域的人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出版业在今后几年将继续呈快速发展态势，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势的发展亦已经证明，中国原有的出版市场格局将被打破，一个全新的市场化的出版市场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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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ollege student the right to learn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lief

引言

学术自由的内在价值和理念决定了司法审查对大学事务的介入必须是有限度的，作为“法律专家”的法官难以完全承载化解“学术纠纷”的重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在大学事务上毫无作为。在法国，公立大学学生管理行为被视为“是行政机关有利于行使自治权的措施”，而长期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直到近来，这种观念仍然被普遍接受：即在学校、监狱和军队中，管理层有必要根据纪律来行使裁量权，法庭对此不能进行审查。除非该项“行政措施”对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如此“重大”，以至于可将其视为一项超出了“内部裁量”的行政行为。 在德国，战后初期公法学者乌勒提出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二元分立的学说，并认为“基础关系”皆属法律保留的范围，针对“基础关系”所为的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1972年德国联邦通过司法判例确立了“重要性理论”， “重要性标准”是判定大学行为是否可诉的主要标准和原则。而英国在相当长的时期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大学和监狱等特殊领域的适用，其理论依据是所谓“权利”与“特权”的区分。 “特权理论”认为，就读于大学是大学赋予学生的一项特权而非权利，因而不受法律保护，校方可以随时撤回该项“特权”。但是，随着正统理论的瓦解，“自然正义”原则开始延伸到了传统“特权”领域的部分事项上。法院认为，学校当局遵循自然正义原则行事是合同的一个隐含条款，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学校对学生的处分。 美国司法一向有尊重学术的传统，为此还继受了英国的“特权理论”并创立“代替父母理论”。不过，随着宪法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适用范围的拓展和宪法基本权利价值的彰显，“传统立场”亦开始发生动摇，有限司法审查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从整体上来看，虽有“田永案”和“刘燕文案” 的破冰之举， 我国大陆各地法院对大学生学习权纠纷的审查态度仍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这既不利于大学治理的完善，又不利于司法公平和法制统一。司法的挫败表明了国家司法权和大学自治权关系的特殊性和模糊性，“特殊性”显示了国家行政与自治行政的本质差异，而“模糊性”则是由于理论研究和智识支持不足造成的。那么，面对大学事务特别是大学生学习权的救济问题， 司法应该秉持怎样的审查态度，其介入大学的范围又将如何界定呢？本文试图在批判国内主流观点的基础上，对此予以全面剖析，以期为大学生学习权的最后保障防线划清理论边界。

一、主流观点的梳理

就大学生学习权的司法救济而言，所谓“司法审查的广度”即“司法审查的范围”，其描述的是司法权和大学自主权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横向关系”。这一横向关系的界定既决定着司法权对大学学生管理权监督范围的宽窄，又关系着大学生诉权保障力度的大小，同时还直接反映了高校自治行政终局裁决权的可能边界。 以学术自由为依归的大学自治的内在价值预设虽然不能成为完全拒绝司法介入的理由，但却规定了司法审查范围的有限可能性，那么，如何厘清和认识这一“有限可能性”就成为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为一个准入门槛合理、干预和尊重适度平衡、立场高度一致的司法审查范围，是大学治理法治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也是学习权司法救济所面临的首要理论问题和难点所在。

时下，在我国大学生学习权司法救济问题上，尽管有诸如“田永案”、“刘燕文案”的破冰之举，无庸讳言，就整体而言并没有形成良性的态势和取得实质性进展，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对同类案件在受理态度、审理结果和裁判种类等方面上的高度不统一和显著差异性就是明证。导致此种司法“乱相”和法治困境，除了对大学本质把握的偏差、“内部行政行为”理论樊篱的桎梏以及传统思维定式的羁绊等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认识不一和界定不清。换言之，审查范围共识的达成和范围标准的初步确立，是司法理性介入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在司法审查范围模糊和司法机关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资源配置不均的背景下，仅仰赖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来规制大学自主管理权，势必会走向两个极端：或者亦步亦趋、停滞不前，使大学生学习权的司法救济成为可望不及的空中楼阁；或者盲目介入、整体干预，从而侵犯和压挤大学自治的应有空间。

其实，“从理论上讲，成熟的行政诉讼，不应该有受案范围之规定”。“行政诉讼成熟之时，就是受案范围作概括性规定，也就是无受案范围问题之日”。 诚哉斯言！然而 ，任何理论的构建都必须置于既定的社会宏大背景之中，也必然深深的嵌入时代的烙印和传统文化痕迹。在一个有着浓厚成文法传统的国度里，遭遇的却是大学自治力严重不足的具体情景和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境况，我们背负着司法权威维护和大学自治培育的双重历史使命，并在二者关系调处的夹缝中寻求大学生学习权的有效保障。因此，轮廓相对清晰和判断标准适度确定的司法审查范围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尽管这只是暂时性和过渡性的权宜之计。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司法审查介入大学生管理范围的界定倾注了极大的理论热情和智识关怀，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使司法审查的范围日趋明晰化和稳定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正着手起草《关于审理教育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规定》，并已出台“征求意见稿”供各界讨论，试图在《行政诉讼法》全面修改前，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回应现实的实务迫切需求。在众多有关“审查范围”界定的尝试中，笔者以为，程雁雷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该学者在借鉴域外行政法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足以改变学生的在学身份”、“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和“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对学生的公民基本权益有重大影响”为判断标准，对司法介入大学生学生权益纠纷的主要具体事项范围作了如下总结：

“第一，违纪处分类行为。这里是指使学生丧失学籍的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的处分行为。……第二，学籍处理类行为。这里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取消学籍和退学；一类是留级和降级。前者使学生改变在学身份，后者虽保留在学身份，但可能影响学生的公民基本权利。……取消学籍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新生入学后，发现有徇私舞弊查实的；二是保留学籍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者。退学不是对学生的一种处分，它不同于上述的勒令退学，二者在起因和后果上是不同的，前者是由于学业或身体的原因，对退学学生发给退学证明并根据学习年限发给肄业证书。后者多是由于操行的原因，对勒令退学的学生发给学历证明。第三，学业证书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应包括不作为。主要是指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在我国，学业证书管理和学位管理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高校对学业证书的管理是其法定职权，而对学位证书的管理则由法律授权。我国的学业证书包括学历证书、其他学业证书和结业证书。第四，学位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也应包括不作为。前者包括取消申请行为资格、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授予学位、不予颁发学位证书。第五，招生考录类行为。这里指高校的招生考录管理行为，不含政府在招生考录中的管理行为。包括取消入学资格、限制研究生报考资格、拒查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等。”

二、代表性理论批判

上述引文作者（以下简称“程文”）以“重要性理论”和“外部行政行为理论”立论，对大学学生管理领域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与分类，根基扎实、条理清晰、说理透彻、观点明确。可以说“程文”代表了我国目前法学界、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不无保守性地较好处理了司法权和大学自治权之间的横向关系，基本准确地把握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不过，由于深受“受教育权”理论框架的影响和对学术自由传统规律性的认识偏差，“程文”亦存在主流观点的普遍局限性，即带有深刻的“乌勒理论”色彩，没有走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分析范式的理论束缚，徘徊在“特别权力关系”和“大学自治”的边缘。下文笔者以“学习权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对“程文”展开商榷性的批判，企冀有助于主流观点的完善与发展。

（一）“判断标准”与“具体事项”的脱节

随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逐渐融合，德国的“重要性理论”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基本权利理论”也在发生着惊人的趋同。二者都将自己的价值取向置于对大学生“宪法权利”的关照上，即司法可否介入大学事务，关键看涉案大学生学习权是否如此“重要”并足以给外界的“干预”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判断“重要性”的标准就在于看该项权益是否是学生的基本权利或与基本权利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性上，非仅以“在学关系”的存废或“学生身份”的得丧为已足。“程文”虽然亦将“基本权利”确立为判断标准之一，但从司法审查具体事项的分类上看，其仍然局限于“学生身份”的取得与丧失方面，显然未脱“基础关系”的理论窠臼。究其实质，是对“乌勒理论”的回归和对“重要性理论”的悖离，从而使自己推崇的“基本权利”标准形同虚设。同时，“取消学籍”和“招生考录”是大学的“入口”，“丧失学籍”和“学力证书发放”则是大学的“出口”，“程文”以大学“入口”和“出口”为司法规制重点的设计，准确把握了大学生学习权体系保障的关键，似乎可以称道。不过，若将大学生学习权作学习自由权、学习社会权和学习相关权的分类不谬的话，很显然“程文”将司法审查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学习自由权上——“学力证书发放”是“获得公正评鉴权”的应有范畴，“招生考录”则涉及“学习场所选择权”的有效行使。从而忽视了人权保障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有以偏概全之虞，尽管学习自由权是学习权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其实，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资助力度的加大并逐步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学习社会权领域内的矛盾和争议正日益凸显。在我国贫困大学生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助学金评定引发的纠纷由于关涉大学生在校的基本生存保障和学业的正常开展，因此，也理应成为司法权理性介入的重要事项。

另外，在校大学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学校这一“部分社会”的成员，又是国家这个“大社会”的公民。正如美国大法官福特斯所言：“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是适用于教师与学生的。我们不可能得出如此结论：学生和教师一旦踏入学校大门就丧失了宪法权利。” 当作为学生的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即“学习相关权”—— 如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婚姻自由、人身自由、隐私权等——受到来自大学当局以“学术”名义的非法限制甚或剥夺时，司法当然有介入审查的权力和必要，而“程文”对此并未提及。在“tinker v. des moines school dist”一案中，5位学生为了表达对“越战”的不满情绪，用在校佩戴“黑色臂章”的方式支持停战，校方以“佩戴臂章违反了学校运作必须的纪律”且不听规劝为由，对涉案学生作出了停学处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校对学生没有绝对的权力，学生在校内和校外都是受宪法保障的个体，学校应该尊重其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辞表达、行为表达，还是其他任何非暴力形式的表达，有利于真理的探究，人民也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成长和进步。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生上诉请求有理由，同意了撤销学校对他们的停学处分。 而在“west virginia 13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一案中 ，涉案学区规定学区公立学校师生，每日必须参加朝会，向国旗敬礼并宣誓效忠，学生巴纳特（barnette）家庭信仰基督，依据圣经教义除了崇拜上帝外，不得崇拜其他偶像，因此其拒绝宣誓效忠，也不向国旗敬礼，学校为此将其退学。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后认为，国家的象征通常在传达政治信念，犹如宗教的象征物是宣扬神学信仰一样，所以强迫学校师生向国旗敬礼并宣誓效忠，无疑是强迫公民表达心中不存在的信仰，如此将严重侵害个人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故此，撤销了学校的退学处分，维护了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上述两例涉案的都不是大学生，但既然中小学生的在校权利保障如是，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就自不待言了。1992年11月2日的“kherouaa案”中，巴黎附近的一所国立学校颁布了一项“禁止佩戴任何奇特证章”的校规，无论该“证章”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抑或其他意义上的，旨在通过该规则禁止穆斯林女生佩戴头巾的行为。因为戴头巾被视为是一种对法国世俗性原则的威胁。3名因佩戴头巾被开除的女生家长对学校规则提出了司法挑战。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最后认为，学生在公立学校内享有限制的表达和证明其宗教信仰的权利，涉案规则旨在对属于个人自由的领域强加一个普遍的、绝对的禁止，因而就其本身来讲是非法的，除非学校能够证明，头巾的佩戴导致了校内的骚乱或其他非法行为，然而涉案学校并不能对此予以证明。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否定了学校的该项规则并撤销了学校依据该规则对学生作出的开除处分。 在“王洪杰结婚生子案”中 ，在校大学女生王洪杰于分娩前一周才和爱人办理了结婚手续，王洪杰所在的牡丹江医学院发现后以其“非法同居，无悔改表现”为由，对其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王不服将学校诉诸法院，一、二审法院以“程序不当”撤销了学校的处理决定。尽管该案中法院以程序瑕疵立论，并未涉及学校行为实体上的违法违宪问题，实属遗憾。但最终却使学生的婚姻自由得以维护，间接地表明了大学生公民权不容侵犯的基本立场。

（二）仅包括“损益行政行为”，未兼及“授益行政行为”

损益行政行为又称“负担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相对人设定义务或剥夺、限制其权益的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则谓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增设权益或免除义务的行政行为。 从整体上来看，“程文”所列举的审查事项无一不是损益自治行政，而对学校当局因授益行为的违法或不当行使引起的学习权争议却只字未提，使自己的结论仅具有“秩序行政”的正当性而缺乏理论的前瞻性。就大学而言，授益行政主要有“奖学金”的发放和“助学金”的评定两类，“三好学生”、“优秀团干”授予等精神性行政奖励由于与本文主旨无直接关系，所以搁置不论， 前者属学习自由权的范畴，其主要法律依据是2007年6月27日通过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财教[2007]91号规章”）等；后者则是学习社会权的集中体现，其主要法律依据是2007年6月27日通过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财教[2007]92号规章”）等。只是在我国，根据“财教[2007]91号规章”第3条的规定，法定学生要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必须满足“品学兼优”和“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条件，从而使奖学金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权的属性和特征。其实，这是对奖学金本质的误读，也构成了对家庭条件优越且“品学兼优”学生无意识的歧视与不公。尽管“财教[2007]91、92号规章”表述的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但这仅仅表明了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并不意味着资金评定和发放的国家行政属性。资金一旦确定并投入学校，其发放规则和具体分配方案就由各个高校自主决定。上述两个规章亦有同样的类似规定，即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申请与评审工作由高校组织实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自治与谁出资基本没有关系。教育事业的管理不能完全由出资人决定。这一点正是大学理想和教育公益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私法原则和资本原则的突破。……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出资者，都不能像公司一样，基于出资而要求按比例划分管理权。” 故此，笔者以为，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评审是大学自治事项，该类行为是自治行政行为，如果对违法或不当评审有司法审查的可能与必要，也应该秉持司法谦抑与节制态度。

根据“财教[2007]91号规章”第5条的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是每生每年5000元” ，而“财教[2007]92号规章”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额度定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部分省级财政对此还有配套投入。可见，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品学兼优”学生一年内所获得的奖励和资助远远超过我国部分地区一个或多个农村家庭的年收入。如此高额的给付措施，对于缓解长期以来困扰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的就学压力意义重大，也预示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迈向良性发展的道路。同时，资金来源的财政性和资金总量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评审行为的严肃性，各个学校必须合理订定评审规则，实现奖助学金分配的程序化、公平化与法治化。不过，可以预见，由于各校评审“校规”的多样性与被评对象的个体差异，在社会公平和个体正义之间势必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与矛盾，评审活动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大学纠纷的高发地带，如校方在指标确定、名额分配中的暗箱操作、程序瑕疵，学生申报时的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教师的营私舞弊、专断恣意，以及第三人权益保护等。大多数涉案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此类纠纷均可通过校内申诉的方式解决。因为，如果大学内部纠纷无法获至自洽的自我化解且纠纷的处理结果和方式难以得到大学成员的广泛尊重和认同，而必须频频呼唤和援引司法干预的话，其实，无论从抽象理念还是世俗价值上来看都是学术精神的失败和大学品牌资源的流失。不过，奖助资金的审定毕竟是竞争性的评鉴活动，若涉案金额较大、影响面广且案件与学生的学习权益关系重大，也并不完全排除司法的有限介入，即将严重违法或不当的授益自治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三）可诉纪律处分种类设定单一

按照2005年《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之规定，学校根据违纪情节的轻重，可以对学生实施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五种程度不同的处分。“程文”仅赋予了“开除学籍”这一种纪律处理行为可诉性，其前提预设仍是“基础关系”理论，究其实质也无非是对“学生身份关系存废”理论框架的过分依恋与推崇。那么，是不是只有“开除学籍”方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其他种类的纪律处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可诉性呢？笔者以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关联性，只要处分行为足以严重影响学生其他宪法基本权利的正常行使，就有司法介入审查的必要，至少“留校察看”是这样。我们下面以具体个案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 潘某是浙江温岭人，2002年9月，她考入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就读。但由于忙碌于“大四”找工作的就业奔波中，潘某在2006年3月18日下午学校的选修课考试时实施了舞弊，为此于3月20日受到西华师范大学“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6月20日，潘某自西华师大毕业，并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 2006年12月28日，被告温岭市人劳局公布《关于从2006年应届毕业生中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通知》，决定从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考录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公布了相关考录条件。潘某自认符合该招考条件，遂于2007年1月9日报名，并于1月20日参加了被告组织的笔试考试，1月25日潘某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考核范围。2007年1月24日，西华师大作出解除潘某“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决定中称该处分解除的效力推至2006年6月。 4月9日，潘某接到温岭市人劳局口头通知，“因原告于2006年3月在学校因考试舞弊，曾受到留校察看一年处分，且未解除，不符合《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核实施细则》中考核的规定，决定不予录用”。 4月17日，潘某以温岭市人劳局为被告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录用的行政决定，并重新作出录用原告为温岭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决定。

庭审中原告认为，根据所在大学 “校规” 的规定，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毕业离校时察看期未满的作结业处理，既然自己取得毕业证书顺利正常毕业，就说明“留校察看”处分在毕业前已解除，况且还有随后学校的解除决定为证。而被告认为，招考报名时间是2007年1月7日至8日，而西华师大的解除决定是2007年1月24日作出的，表明原告不符合报名条件，因此不予录用的决定是成立的。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招录活动的激烈竞争性，必须严格贯彻“择优录用”原则方显公正，所以被告以原告未解除“留校察看”处分为由，对其不予录用实属合法与正当。这样，本案的焦点就转化为潘某的“留校察看”处分是否于毕业前解除这一关键问题上。那么，学校准予潘某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是否可以推定为对其先前“留校察看”处分行为的解除与否定呢？法律行为的推定是指“当事人通过有目的、有意义的积极行为将其内在意志表达于外部，从而使他人可以根据常识、交易习惯或相互间的默契，推知当事人已作某种意思表示。” 笔者以为，法律行为的推定形式仅适用于私法主体，公法主体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解除因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因此，必须以明示方式表达才能显示权力行使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否则会造成诸多弊端。本案的发生主要归因于学校行为时程序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淡薄，并最终导致了正常毕业学生的“留校察看”尚未要式解除的矛盾与荒唐。若本案原告败诉，其是否可以学校解除行为程序瑕疵为由，针对“母校”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并要求赔偿呢？尽管潘某所受处分仅仅是“留校察看”与在学身份关系的存废无直接关联，但是该处分行为的行使不当却促发了其就业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严重受损。笔者以为，根据“基本权利理论”所昭示的法治理念，潘某享有起诉“母校”的权利，司法有足够的理由介入审查。

可见，“程文”以“外部性”为判断标准作出的只有“开除学籍”才具有可诉性的结论，有着一定的狭隘性和滞后性，无法完全解释和涵盖现实生活的鲜活与案情的复杂多样。笔者主张，分析大学纪律处分行为的可诉性，既要关照该行为的严重性，又要兼顾处分与学生其他宪法权利的关联程度，不能仅以是否带有外部性和涉及“基础关系”简单作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并非所有的留校察看都有可诉性，但将所有的留校察看行为统统排除于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作法亦是不可取的。

三、司法审查范围的再认识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以为，“外部性”划分标准的理论前提是对“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二分法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肯定，固守的仍然是“行政的国家一元化”的思维定势，没有准确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深刻内涵，也是对人权精神和法治理念发展趋势的时代背反，无法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大学治理的学术本质和自治特征。因此，为了大学生学习权司法保障的模式化、经常化与制度化，必须以“自治理论”取代“外部性”标准，即愈接近学术事项的核心地带，司法介入的广度愈小、强度愈弱，反之亦反。同时，由于“重要性”理论和“基本权利理论”的趋同，并表现出了实质内容的一致性，特别是“重要性”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笔者以为，可以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可诉性判断标准，即“基本权利标准”。这样，就大学生学习权保障而言，司法审查范围的划分标准就可简约为“自治标准”和“基本权利标准”两个。其中，前者是一个保守的反思机制，制约着司法权的非理性扩张，让司法时时检讨自己行为的理性，始终秉持谦抑与自制的心态，从而守护学术那方宁静的自由天空。而后者则是一个积极的能动体系，司法据此以一种开放的理想姿态，按照时展和社会法治意识变化的内在要求，适时地调整（或拓展或紧缩）审查范围和修正司法政策，从而灵活机动的回应现实对司法的需求。可见，“自治”是消极标准，“基本权利”是积极标准，二者相互配合必然会使司法审查范围划分合理、张弛有度。其实，确立司法审查范围理论的意义与宗旨，也就是欲在大学自治权和学生基本人权保障之间保持内在张力，以求型塑一种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那么，在“自治理论”和“基本权利理论”的指导下，有限司法审查的具体事项又该如何确立呢？笔者以学习权类型化体系框架为基础作如下概括性回应。

就学习自由权而言，司法审查的范围限于：第一，大学“入口”处的招生考录纠纷。此处涉及的是学校对学生择校权、选择院系专业权和退学自由权的可能侵犯，主要包括取消入学资格争议、取消学籍争议、不予注册争议、报考条件与资格争议、退学处理争议、拒绝院系与专业选择争议以及教育公平争议等。第二，“在学关系”中发生的纠纷。这里是由学生评量和品行考核所引发的学生对学校当局的处理与处分不服事项，包括留级、降级、休学处理和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处分两类。争议主要集中在学位课程考试舞弊认定和校园教学秩序的维护上。第三，大学“出口”的学力证书管理纠纷。在我国，学力证书包括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种，前者又包括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和成绩证明文书等。由于证书的发放既关系着教育的质量和大学的品牌，又是学生学术能力、知识结构等综合评定的客观表征，同时，能否顺利毕业还与学生未来求职就业的美好期待紧密相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这样，教育的形式化和标签化，使学力证书管理领域成为了纠纷频发的“高危”地带。大学“出口”处的争议主要是指颁发、授予、补发、撤销学力证书时产生的纠纷，还包括延期毕业和毕业资格审查等争议。这涉及到学习权的核心，成为司法介入审查的重要一环。

欲界定学习社会权事项的司法审查边界，必须首先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基本权利的法规范功能素有争议，但若视其为宪法的一个制度保障，那么个别社会基本权利一经法律所创设，宪法理念陈义过高的抽象性弊端即可避免，社会权也就具备了具体的请求权内容，从而满足其“生存关照”的制度目的和法规范拘束力。 学习社会权作为学习权的社会权侧面，其效力的法理亦同。其二，奖学金从其本质属性上讲，应属学习自由权的范畴，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和品行获得客观公正评价的集中体现。但是，在我国，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除了“品学兼优”外，还必须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的法定条件，这就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权特征。故此，笔者将其置于本部分探讨。既然“财教[2007]91、92号规章”将奖学金和助学金设定为实定法责任与义务， 那么，在我国对学生而言，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管理与发放，就有了具体的实在内容而成为了给付请求权行使对象，当与奖助学金有利害关系的学生认为大学当局的评审程序和发放结果不公或违法时，就可以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换言之，大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管理行为亦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当然，这里也只能以“重大违法”和“数额较大”为限。

“学习相关权”即大学生在校期间所享有的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宪法基本权利，按照“基本权利标准”的内在价值追求，大学生与学校当局就此产生的纠纷，均应是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事项，因为“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才被限制”。该部分潜在纠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人身自由限制案、学生财产罚没案、干涉婚姻自由案、组织与参与学生社团案、信仰自由案、着装、发型、言论的表达自由案以及歧视与不公平待遇案等。尽管受意识形态指引和违宪审查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上述案件在我国还未引起足够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但其间也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风平浪静，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发生，只是处于激荡、酝酿与发酵期罢了。在可以预见的不远将来，大学生基本权利定会成为司法审查的重点与难点。故此，笔者以为，学界应该对此倾注更多的理论研究热情，以便为学习权保障的制度化和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提供更加充分的智识支持。

结语

学习权司法救济范围的形成并非是立法者的偶然选择，必须将其置于一国行政法治的具体情景中予以全面考察，才可以尽可能地趋近社会实践。因为受案范围拓展与收缩受以下发展因素时时变动的深刻影响：其一，大学整体的自治水平与自律状况；其二，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纠纷化解资源占有比重；其三，大学生权利意识和自主观念的发展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建构的司法审查范围亦应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和框架，它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地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