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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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篇1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篇2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篇3

【关键词】 信管专业 西方经济学 措施

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集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经济学为一体的新型专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的经济类学科,它是研究价值的产生、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运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我们信管专业的主要学科,学好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模型,更直观的运用。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2.1 古代经济学

最早的经济学起源与古希腊,那个时候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又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直接先导的。只有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2 近代经济学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展开的,指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不够全面。此外,劳动价值论更倾向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2.3 现代经济学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边际革命”为起点。这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三个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发表的重要著作开始,直至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是将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经济理论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许多学校对本专业的定位不明确。经济学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学科之一,各个学校对经济学的课程安排等不明确。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也是不太一样。

具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在学校总是把实践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呢。学校开设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学时根本不够。老是只能勉强的把课讲完。根本没有任何实践去带领学生真正去实践。一些学校只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完全没有涉及。学生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样很多概念、模型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

3.2 教师配置不合理

现阶段,许多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全完不了解计算机的知识,导致计算机技术与经济学完全无法融合。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用武之地。

3.3 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

许多信管专业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学习信息管理的,只要掌握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时金融、财务的专业才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学了这些完全没有用。随便学习一下,考试过了就可以了,不用掌握系统的知识。

4 解决问题的措施

4.1 合理的设置课程

学校首先应该要重视经济学,不仅仅当成是一门课来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合理的安排时间的配置,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重要性。

4.2 最优的教师资源

注重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不同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好的运用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的效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和方法,和学生建立起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被动的通过考试区实现。

4.3 正视西方经济学

树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学习西方经济学是要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的。可以在课下模拟经济学中的市场运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体会市场变化。去体会这些规律和理论的异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篇4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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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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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理论;经济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36-03

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运用“范式”理论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正如L.约翰逊所说:“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模式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方法,库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

1 经济学范式的构成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为科学。库恩范式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会学和构造功能方面,库恩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由于经济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其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检验标准、解释方式及理论构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为假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范式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2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利用范式概念,库恩研究了科学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

他认为,科学形式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常态科学(常规科学)”而科学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态科学。常态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此时,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而当科学发展遇到危机时,通过新的范式发展来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边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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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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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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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经济学;培训经济学;融合

作者简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问题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

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资源投入与产出规律的科学(王善迈,1996)。近20年来中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涵盖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教育资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题(李桂荣,2004)。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制度化学校教育中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并且以教育经济学为主干的学科群开始出现,如高等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经济学、体育经济学等,教育经济学俨然发展成为介乎教育与经济学科之间最具活力且相对成熟的交叉学科。

教育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基础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以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和基础,进而拓展到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激进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启发,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之外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教育经济学的现象和问题,部分学者已经将这种多理论视角的研究取向运用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例如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在教育经济学中的应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为教育经济学引入多学科多理论视角,能更为客观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实的经济价值。笔者姑且称这种教育经济学的多学科理论视角研究为教育经济学的“外延式”发展。

(二)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这一点在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所谓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是指:在探讨教育的收入效应时,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间广泛存在的培训和继续学习,忽略了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这些后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改变了人们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也决定了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能否发生作用、发生多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和培训往往最终会以一种“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职招聘或确定初始工资水平时起到文凭信号的作用,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在职培训以及“边做边学”才是对人们劳动生产率、收入发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萧今,2005)。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后续的培训与生产实践,因此不考虑这些,就可能会造成对教育经济价值的估计存在偏差,从而导致静态、片面地理解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多年来研究领域基本上囿于学校教育之内,并未以“人力资本”的名义,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包含培训在内的更宽泛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近年来,国内有学者(萧今,2004;刘泽云,2004)进行人力资本多种投资形式的研究,但这类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教育的经济收益,对于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的研究还是相对割裂和平行,并没有对多途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涉及的多数也只是参与率及影响因素方面,关于企业培训投资收益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当然,持续的跟踪调查、企业培训数据尤其是面版数据的缺乏是制约这方面研究开展的重要原因。

二、国内外培训经济学研究的概况

(一)国外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虽然培训的经济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但培训经济学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以及贝克尔、明瑟等人的研究,对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培训经济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培训数据从无到有,培训度量的日益精细,培训收益估计方法的日趋科学,培训收益研究范围的日渐拓宽(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培训对就业行为的影响――培训对失业期限、“由学校到工作转换”的影响)。虽然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培训的投资收益十分乐观,培训是一项极具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别、形式的培训对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训投资收益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国内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基本途径,与教育相比,培训更贴近劳动力市场,通过培训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和教育相比,培训与劳动生产力、收入和就业行为的关系也就更为紧密。与丰富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我国培训经济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关于培训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所需要数据的缺乏。以“中国期刊网”近10年来(1994年~2005年)的检索结果为例,以“培训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对贝克尔在职培训理论的翻译和解释,没有相关的以数据支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业管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内,而且绝大部分是实务研究,理论研究不多,经济学领域内的实证研究就更稀少。相对应的是,以“教育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国已有的少量培训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职培训收益模型为基础,或进行修正和补充,或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类是基于Becker在职培训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补充;还有一类是建立在Becker假设条件基础上的衍生培训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

教育经济学未来拓展的路径,除了理论基础上的“外延

式”发展外,还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走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即强调综合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的多种途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这两种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让教育经济学走出正规学校教育经济学的固有领地,团结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名义下,与培训经济学融合,走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广阔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一)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资本理论及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在本质上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以“分”的视角(即努力“剥离”其他影响因素,以求对教育收益的正确估计)来研究教育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应该以一种“合”的视角,脱离“学校教育――收入”之间简单的经济关系思维方式,综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经济价值,探讨两者在总量与结构上如何组合搭配并与适当的生产实践、组织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禀持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资本经济价值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国家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企业与个人确定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也是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在终身学习理念和实践逐步普及的今天,人们的知识技能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断更新,没有一种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综合、全面的视角来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2 对教育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将会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更客观地估计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确制定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配置战略、以人力资本使用方即用人单位的眼光,来评价教育投资效益、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等等。

(二)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拥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64)认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职培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训数据的难于获得,Becker(1964)最初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阐释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的实证分析来进行的,尽管他认为培训与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就业的关系更为紧密,人力资本理论假设可以同样很好地运用到对培训投资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样因为数据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龄(工作经验)代替培训变量估算培训投资收益,但是其实证分析的基础仍然是人力资本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逐渐丰富,众多劳动经济学家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几乎所有这些培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的。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对教育和培训经济价值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相对成熟的框架体系内,这也是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条件,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和培训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经济含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通过改变劳动者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从而改变其劳动生产率。

2 相近的实证研究方法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差不多出现在相同的年代,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自诞生之后的几十年来,两个学科的发展却主要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经济学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特色的同时。培训经济学也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和工业关系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却有着共通之处,而最先沟通这两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训数据的缺乏,明瑟最初从比较不同员工工资水平的角度来估计在职培训收益,明瑟通过比较两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异,并对差异求现值,得到收益率,但这一收益率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在职培训收益率,它包括两个内容:正规教育收益及在职培训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对于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某种平均。虽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一估计结果还不十分精确,但可以说这是对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最初估计。虽然明瑟本人并没有认为他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因为在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家来看,教育和培训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被“人为”隔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对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对培训的度量容易许多,因此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较早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而培训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丰富才逐渐发展起来。

3 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

虽然明瑟当初囿于培训数据的局限,并没有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精确的估计,而是得到了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平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既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在实证研究中就有必要综合考察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为此构建一个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指数应该能比较全面反映人们的知识、技能、观念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探讨教育和培训在数量与结构上的不同组合搭配,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这是未来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一个方向。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应该考虑到教育级别(学历)、类型(普通、职业)、培训参与(是否参与过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培训种类和时间(参与的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的类别和时间)等指标体系的建立,另外对人力资本提供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等)和使用机构(如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跟踪调查以及相关的面板数据(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应该承认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的限制的,虽然后续的研究者们对明瑟收入方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尝试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纳入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那么任何补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和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要全面、综合,而培训与继续学习数据的逐渐丰富也使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和使用成为可能。

(三)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难点

首先,培训的定义和度量存在相当困难。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相比,培训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行业企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培训的基本度量指标,如培训参与率、培训时间与强度、培训成本都很难测度。相比较而言,用教育年限、学历来度量教育要简单许多,虽然二者都存在指标效度的问题。

其次,反映劳动者教育培训经历、就业工作经历的时序资料的缺乏。现有的数据大多是在一个时点上采集的截面数据,虽然部分调查采用了反向追踪的方法,但离实证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经包括教育和工龄,并且工龄曾经一度被认为部分代表了工作经验甚至是在职培训,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如何建立包含教育与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如何将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纳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这一指数的引入,模型的设定如何作调整,这些都是未来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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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1954年,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源”这一概念,认为人是具有企业其它资产所不具有的“特殊能力”的资源。但由于在那个时代知识经济还未到来,人们更多关注的只是传统的竞争要素,诸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力,因此,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人力资源概念并没有得到企业界的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进展也不大。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适应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国内外管理研究文献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对其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并预测了发展趋势,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2、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范畴

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人的价值在不断得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和地位也得到企业的重视,更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一般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涉及到了企业员工关系管理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计和职务分析,员工的招聘和培训,素质测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以及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等。所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归结为人、人与人的相互配合、人与事的匹配三方面,其中,人岗匹配是核心。

特别是1986年Mahoney和Desktop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研究层次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宏观与微观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两者各自沿着独立的轨道发展,对于研究的学科和方法来讲,这一区分是极其重要的。从所涉及领域的相关学科的近似性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范畴大体可以归结为四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组织中的员工个体,所以首先就会面临到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又不可避免地面对具体实际操作中的管理问题,这又涉及到管理学;由于企业始终处在政府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影响当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又会涉及法学和经济学,甚至是人口学。上述划分也再次印证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学科理论在分化的同时也出现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同一趋势。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完整地覆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所有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由多学科支撑的研究领域。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特点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管理学科,涉及到许多的学科和领域。从目前国内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包括心理测评、素质测评等;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三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研究。其实,对于人力资源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基础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基础,这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科基础,而基于管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是在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基础上的研究,如果没有经济的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的支撑,管理学本身是无法发展的。

管理学即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特点也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即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从人力资源管理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它的描述性知识和研究程序方面看,它本身是一门科学。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来看,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包括研究活动和非研究活动,尤其是在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更显示出其艺术性。盛洪(2001)认为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三、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方法述评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方法。就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主要取自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确切的讲,应该是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实施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其所进行的研究。

1、管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就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是管理学在人的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工作,从人力资源规划,员工的组织培训到绩效的考核控制,无不体现着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基本职能。从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变而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WTO体系的不断扩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逐渐成为了管理的核心问题。很显然,管理学领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也是以组织作为其基本视点的。管理学家彼得o圣吉更是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提倡企业流程的再造。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企业的发展必须与之相对应。企业的员工特别是企业的高层领导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必须进行再造。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再造的价值理念应做到建立创新的企业文化。

2、经济学的视角

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中,早期的人力资源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诸如利润分享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契约和激励理论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的来看,从经济学视角看人力资源管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以及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劳动经济学可以说是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势在当前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拉泽尔Lazear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又称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简单地说,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去探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它以严谨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在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Lazear及其他的经济学家逐步对报酬形式与激励、收入与绩效、经验与绩效、晋升与工资增长等各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众多理论假说,如职业生涯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模型等。虽然人力资源管理涉及众多的问题,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近20年来一直都集中在报酬、激励等方面,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方面。毕竟,报酬与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最核心的两个内容。总之,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的发展研究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激励问题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精髓。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深化了对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关系的普遍存在,为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3、心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学问题主要属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其研究的范围及内容却在不断变化。心理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是利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群体和个人等不同层次和角度,通过分析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研究如何科学地选拔、评价、激励、培训员工,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实现组织化的过程。

就心理学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组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2)岗位测评和人才测评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两项基础的技术,在人才测评中,涉及到很多心理测验的设计的问题。心理学通过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员工的人格类型、认知特点的要求及人员和岗位如何匹配进行研究以开发和完善人才测评工具。(3)心理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因素,如员工自身因素、环境因素、人际互动因素等。心理学认为,考核可以起到反馈和交流作用。(4)激励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精髓,同样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在重点。在心理学家看来,激励的出发点是人的心理,员工的激励是要引起他们心理状态变化,达到激发动机、引起行为的目的。心理学正是通过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职业压力、行为动机、报酬与动机、奖惩与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索激励的心理机制,寻求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4、人口学与社会学的视角

总的说来,人口学能在员工的数量、素质、结构研究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诸如人口的社会流动性,人口的地域性研究,对于企业在人员招聘选拔及任务分工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社会学则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当中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四、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探讨

从上述对研究、方法、方法论等概念的梳理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活动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获得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必须通过相关的检验。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形式的回归分析、数理分析、计量分析、运筹研究技术、数据搜集、文献综述、统计理论、案例法、实验法、对所选择出的理论结构的运用以及其他一些程序,等等,并包括了各种技术的联合运用。具体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三个层次,微观分析方法(个量分析方法)如需求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供给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宏观分析方法或总量分析方法。如总需求分析方法、总供给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方法、经济增长分析方法等。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投入产出方法。

2、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论、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论。前者是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如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如何确定、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项目如何设计、文献如何评价、研究报告如何写作等。后者是所有科学中普遍实用的方法,如实证方法、规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

3、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等。哲学方法总是指导着科学的研究,同时,具体问题的研究,又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诸子百家学说等等,都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对人力资源的研究中,穆勒的实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一致方法(一致肯定和一致否定)和差别方法。经济模型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它是对现实的抽象,它的形成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于理论,经济模型常常用数学公式表示并被设计为能够提供解释和预测。

五、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的趋势展望

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及心理学,特别是经济学,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它自身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事实上,经济学的确不失为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最优方法,尤其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计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比如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的确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人事经济学的提出,为考察人力资源管理问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常常比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更有效。尽管有许多人文因素、非货币因素被认为是不该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的,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可以纳人经济分析的框架。

当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化的,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或心理学。从长远来看,未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如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生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同时,将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可以预见,在21世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的方法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我们很难判定这些研究方法到底属于哪一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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