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政治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危机管理政治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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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籍管理；制度体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1

学籍管理制度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分属教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素质的培养，一个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养成。二者缺乏科学、深入的融合，因此教育工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思想道德素质备受关注的今天，如何将二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首先关注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籍管理制度体系融合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在学籍管理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二者本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但由于缺少融合，在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对学生今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因为学籍管理制度的严格性，一些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不能正确的处理，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过大。这种压力很容易演变成心理问题，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产生不良的影响，致使学生的行为发展出现偏差。从推进学生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共同成长的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籍管理制度的融合很有必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利开展学籍管理工作的前提和保障。要坚持在教育中做到以人为本，把德育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在进行学籍管理、提升学生文化修养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指导他们如何正确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维度下建立新型的学籍管理制度体系

（一）人文化管理

相比于传统的管理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维度下的学籍管理制度更注重对人文的关怀，简单来说就是学校要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即使是行为管理制度也要注重对人格的培养、对个人潜力的发掘。学籍管理制度的管理对象是学生，因此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制定，规范学生行为的同时维护学生的合法化、合理化的权益。规则的制定要站在尊重与理解学生的基础上，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自由平等的校园环境。人文化的管理，易于学生接受，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学生的爱校、建校的情怀，让学生与学校在发展中实现双赢。

（二）民主化管理

学籍管理制度的制定应体现民主性。通常学籍管理制度被用来约束和规范学生在校的行为，实际上，这套管理制度也应该起到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双向管理、双向监督，使学籍管理工作趋向规范化、合理化。在学校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应让学生参与到规定的制定与讨论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像小学与初中，学生判断力还较弱的阶段，在细则的制定过程中可以找一些家长代表参与讨论；而高中、大学等学生素质相对较高、判断力较强，可以让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规则的制定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性与能动性，让他们感受到学籍管理制度与切身利益相关，这样讨论后的形成的学籍管理管理制度，更易让学生们接受，也便于以后的管理。

（三）导向型管理

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籍管理制度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充分发挥它们的引导作用，创建导向型的学籍管理制度。在学籍的管理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与其他行为采取引导、启发的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但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不是完全置之不理，学校通过制定合理的学籍管理制度，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进行观察，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评估，根据不同学生的表现采取不同的辅助与引导措施。当学生的学习生活遇到阻碍时，教师将给予指导，舒缓学生的身心压力，找到不同的学习方法让学生适应不同的学习节奏。避免学生由于心理压力大而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在行为上产生偏差的现象。导向型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注重对学生的心理疏导，提升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整个导向型的管理包括观察、反馈、疏导、调整等多个程序，实现了学籍制度的动态化管理。

（四）互动型管理

教师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新型学籍管理制度的改变中要凸显教师的作用。师生之间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用制度规范，将师生之间的信息交流落到实处。从另一角度来说，这种互动是在体制上加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推动学籍管理制度的正常、稳定的进行。

师生的互动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例如，挑选有责任意识的学生，负责班级内部的工作协调，在学习生活中一旦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与老师沟通，避免事态扩大化发展。这样的方式有利于保证学籍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

（五）实践型管理

要想使学生真正在思想政治教育维度下实现自我发展、自我成长，学校就要创建特色的校园文化、组织特色的校园活动，让学生们在活动中进行自我管理、规范行为。在活动中，学生们无意识的自我行为，能更加真实的反映出学生的心理现状，针对他们不同的心理状况，学校可以更好的开展学籍管理工作。学生还可以通过多样的实践活动，将抽象的学籍管理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习惯，这将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和对人才的培养。

三、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籍管理制度的融合对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发展中，二者一直缺乏有效的融合，这种情况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维度下，学籍管理制度要做出改变，形成新型的管理模式。学籍管理制度要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向着人文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努力成为具有导向功能与互动功能的全新管理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张舒.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籍管理制度建设研究[D].天津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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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肺俞穴位；654-2注射治疗；小儿咳喘症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2）02-0287-01

乍暖还寒，寒温交叉。小儿各脏器未发育完善，抗病能力差，极易患呼吸道疾病。特别是体质较弱的患儿，更易反复感冒咳嗽，喘息，有的产生过敏体质，如晨夜流涕打嚏、咳嗽咽红、病情迁延不愈；有的发展成哮喘；有的常发支气管肺炎；有的还因经常生病影响脾胃吸收功能而致长期厌食，造成营养不良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小儿生长发育[1]。我科近年来开展肺俞穴位注射654-2针剂加抗生素相结合治疗支气管炎、肺炎、哮喘所致的咳喘症，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我院门诊和住院部诊疗收治的小儿咳喘症患儿中的120例，其中男78例、女42例；年龄0-4岁，平均约2.5岁左右。急性支气管炎58例，肺炎42例，哮喘20例。

1.2 治疗方法

采用抗生素药物治疗与肺俞穴位注射654-2针剂相互结合的方法对患儿进行治疗，肺俞位注射的方法①部位在小儿背部，当第3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②固定患儿接受肺俞穴位注射的姿态，让患儿上背部允分暴露[2]。并让背部暴露面对护士（操作者）③正确选择注射部位，按照注射常规消毒。④选用1mL注射器和4～5号皮试针头,进针可垂直或斜刺0.5～0.8寸即可,护士(执行者)可评估患儿皮下脂肪的厚度而定。⑤正确掌握进针的角度和深度。回抽时无回血方可注射，避免误注入血管或刺穿肺而引起气胸等不良后果。③药物为654-2针剂0.5～1mg肺俞穴位注射,一天一次，连用2～3天[3]。

1.3 护理方法

1.3.1 加强宣教，①向家长介绍小儿咳喘症的发病机理和护理要点；②加强营养，多进行户外活动和体格锻炼，增强体质；③积极预防营养不良，佝偻病和贫血等，以增强免疫力；④按时预防接种，积极预防各种传染病。

1.3.2 病室环境保持安静、空气流通，禁放毛毯，也最好不放鲜花，阳光充足，温度和湿度适宜，注意休息，气促时选半坐位。同时，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呼吸分泌物和注意观察呼吸的频率，节律和深度。有无呼吸困难等症状[4]。

1.3.3 加强心理护理

据统计, 42%的小儿咳喘症患儿患有很强的恐惧心理,因此，他们往往需要比常人更多的心理关怀，构建和谐良好的护患关系能够提高护理质量，有利于护患交流，促进广大小儿咳喘症患儿实现早日康复。当咳喘症患儿来到陌生的医院环境中，护士应该向患儿致以热情的问候，并热心为他们提供帮助，主动地向患儿家属介绍科室诊疗小儿咳喘症的措施，告诉他们治疗须知；同时，我们还应该结合患儿的病情，精心地为他们提供精湛的治疗和护理，合理地制定护理计划。当患儿感到忧虑、无助的时候，我们的护理人员应该用真情细心赢得患儿和家属的信任，与他们交心谈心，主动向他们问寒问暖，让患儿能够向我们敞开心扉，诉说心中的担忧和疾病的困扰；把患儿当作亲人一样来照顾，帮助他们解决痛苦，渡过难关[5]。

1.3.4 饮食护理

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至关重要。①在满足小儿的基本营养及生长发育的所需，应该设法满足小儿食欲，避免饥饿感，故应鼓励小儿选择体积大，饱腹感明显而能量低的蔬菜、水果，必要时可在两餐之间供给热能少的点心如不加糖的果冻、话梅等。②供给低脂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食谱。③低盐、限制水分的摄入，每日摄水量不超过1500毫升，供给食盐3-6克。④在烹调方法上以清蒸、炖煮、凉拌、素炒为主，忌用油煎、油炸，一般每日3-5餐。⑤避免虾、蟹等易出现过敏的食物。

1.3.5 个体差异与因人施护

每一个个体都存在他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患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护士应该在实践中加深认识，对咳喘症的患儿进行个体人性化的护理，全面地掌握每个患儿的社会、心理、生理的特点，因人施护。如有些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容易产生孤独寂寞的心理，护士应经常陪伴或者加强巡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护理效果[6]。

2 结果

本文资料表明上述方法治疗小儿咳喘症的总有效率达97.33%，在治疗过程中只有10例患儿偶有口干现象，15例出现面部和或躯干潮红，低热，予其多喝水后约一小时上述症状消失，未见其他不良反应。

3 讨论

3.1 祖国医学认为本病的原因主要是，风邪犯肺，小儿形气未充。肌腠疏薄，卫外功能未固，易伤风邪，小儿肺脏娇嫩，或禀赋不足，后天失养，而致体质虚弱，抗病能力差，为咳喘症发病的内在因素[7]。肺俞穴位注射具祛痰清肺,止咳平喘之功效,对小儿咳喘后期,肺内罗音经久不消失者疗效明显。小儿反复咳喘易导致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据调查显示，71.8%的咳喘儿童表现为情绪不稳定、精神质、内向、常有恐惧感等不良人格特征，家长应早期注重他们的心理健康护理。咳喘患儿因为不能正常呼吸，导致呼气较正常人困难，若家长因其它因素不给予重视，不及时对咳喘症进行规范治疗，那么极可能会影响小儿肺部和整个身体的生长发育[8]。

3.2 护理应该真正体现 “以病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个体人性化护理”的整体护理内涵,人性化护理的真正实施在治疗小儿咳喘症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可以使患儿提高自我护理能力，缩短治疗时间, 减少不适,为患儿的治疗、康复和防止复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杨君军;天灸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机理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2000年:135-138.

[2] 衣华强;心肺俞募穴特异性通路的荧光双标法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2003年:145-147.

[3] 孔素平;肺俞募配穴对肺功能的协同拮抗作用[J].山东中医药大学,2003年:120-124.

[4] 司银梅;喘敷灵贴剂三伏穴位敷贴防治小儿哮喘的临床研究[J].湖北中医学院,2005年:133-136.

[5] 彭鑫;荨麻疹的中医辨证思路及针灸治疗取穴规律初探[J].北京中医药大学,2005年:120-125.

[6] 王都春;针刺肺俞尺泽穴对哮喘豚鼠白介素Ⅱ等实验指标影响的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2005年: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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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肛肠术后疼痛；穴位按压；针刺；辨证施护

疼痛是肛肠术后病人最常见，最突出的症状，往往影响到术后康复质量的提高。患者术后常见术区疼痛难忍，辗转不安，临床单纯运用药物治疗疗效欠佳。我科从2004年开始采用在常规药物镇痛的基础上，运用指压或毫针刺激穴位镇痛配合中医辨证施护，取得较好的疗效，基于前期的临床护理观察，我科进一步于2008年10月开始随机对照观察了300例术后采用分别常规护理及穴位刺激中医辨证施护患者术后疼痛症状及整体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情况。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10月至2012年10月在我科治疗的肛肠手术病人共300例。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术后常规护理加穴位刺激护理，对照组采用单纯术后常规护理。其中观察组 女性62例，男性88例，年龄27～69岁，平均35.33±2.14岁，对照组 女性68例，男性82例，年龄29～69岁，平均32.50±2.67岁，两组年龄，性别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中医辨证分型，观察组中湿热下注型69例，热毒型41例，气滞血瘀型40例。对照组中湿热下注型62例，热毒型50例，气滞血瘀型38例，两组中医证型分布无明显差异。

1.2入选标准 全部病例符合《中医外科学》“肛肠病”诊断标准[1]。疗效评估按《中医临床症候疗效评定标准》[2]。全部入选病例术前均接受常规剂量局部麻醉，均于术后2小时至24小时内出现术区疼痛，疼痛程度达到按我科《肛肠病术后处理常规》须给与常规镇痛治疗者。

2治疗方法

2.1穴位刺激治疗

患者术后麻醉醒来后，产生疼痛时，护士首先正确判断疼痛存在和程度，评估年龄，体质和伴发疾病，首先取合谷、内关，三阴交、足三里等穴，采用大拇指指压法施以中等强度刺激，穴位按压时间为每次每穴按压1至2分钟，持续15～30分钟，若疼痛仍然不缓解，可使用毫针针刺、泻法强刺激，均不留针，术后24小时内可反复施以针刺刺激3至4次。24小时后及术后3天两组病例分别行《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评分量表》检测。

2.2辨证施护

2.2.1 热毒型

局部以红肿热痛，坐卧不安，受压或咳嗽时症状加剧，溃破后液带黄浊，稠而带臭味，常伴有全身不适，恶寒发热，口渴冷饮，便秘，尿赤，舌质红，苔黄，脉细数，此期以清热解毒，凉血祛窟，软坚散结为主，局部外敷三黄膏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每日换药一次，也可以酌情用硝硼散30 g每日温水坐浴2次，便秘者口服番茄叶胶囊每晚2粒，并嘱患者多饮水。

2.2.2 湿热下注型

以坠胀疼痛、红肿较重、食欲不振，渴不多饮，大便燥结或溏泻，舌质红、苔黄腻、脉濡数，治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给予清淡无刺激性的饮食，如绿豆粥、青菜等。便秘者多吃水果，溏泻者少吃粗纤维素蔬菜，坠胀者内纳人三黄栓一枚，清热通便。

2.2.3. 气滞血瘀型

以肿痛、隆起、坚硬如石、大便排出困难，里急后重、舌质黯见齿痕，此型治以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三黄膏外敷，三黄栓纳人肛内.一枚每日一次，重点做好情志护理，因情志不畅，气滞则血瘀，病情加重。此外，使病室温湿度适宜，协助患者料理生活，减轻患者的情绪紧张，亦有利于疼痛的缓解。

2.2.4情志护理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完整统一的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情志不舒可致肠腑气机不畅，气滞血瘀，湿与热结，化腐成脓；另一方面，疼则气结，气郁化火，亦可加重疼痛。肛肠科病人往往存在着便秘，失眠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状，而且反复患区及术后术区疼痛也使病人情绪急躁、焦虑，同时，肛肠手术患者，尤其女病人有时因为怕羞，不方便等因素而不及时来医院就诊，延误病情，因此我们对此类患者更应做好情志护理，可给患者耐心讲解肛肠病的发病机理，以及病情的转归与术后的生活宜忌。解除患者的顾虑，使患者心情舒畅，积极配合医护，树立战胜术后疼痛的信心。

2.3药物治疗

经针刺或指压后患者疼痛大多不同程度减轻，耐受力较差，经指压或针刺穴位后，效果不理想者，再遵医嘱使用常规镇痛药物治疗。

3结果

观察组 术后24小时共124例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改善，术后3天共146例生活质量评分改善。对照组 术后24小时共86例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术后3天共101例生活质量评分改善。表明接受肛肠病手术病人多于术后24小时为疼痛高峰，术后3天疼痛逐渐缓解。经指压或针刺穴位配合中医辨证施护，能有效缓解术后疼痛，尤其是术后24小时疼痛缓解明显，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4体会

4.1针刺及指压穴位刺激疗法可有效减轻肛肠术后疼痛

从临床观察中可发现，指压或针刺穴位治疗能有效减轻肛肠术后疼痛。穴位疗法的镇痛作用在历代中医文献中早有记载。合谷为手阳明大肠经之原穴，三阴交为足太阴脾经之穴，足三里为手太阴肺经之穴。3个穴位均有止痛的效果。使用针刺或指压穴位刺激疗法术后镇痛，能有效降低镇痛药物的使用。

4.2中医辨证施护有利于整体护理的开展

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我们可以按中医的辨证分型来指导患者术后创口的外敷、外洗等处理，以及饮食与中药内服调理。同时，在使用针刺或指压刺激穴位时，护士可以边操作边与患者交流，交流过程中不仅能发现并评估患者存在问题，以便及时解决，有利于患者消除恐惧情绪，建立良好的医患和护患关系，而且能转移患者注意力，松弛患者紧张情绪，降低疼痛阈，达到理想的止痛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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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颈内静脉置管； 血液透析； 肾功能衰竭； 护理

颈内静脉置管在血液透析病患里的使用慢慢的已经完善[1-2]。本院肾内科从2010年1月-2013年2月应用颈内静脉的置管在严重肾功能衰竭病患血液透析治疗总共92例，经实践证明，此方法有效且简单易掌握，但若护理不当，也可酿成严重后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抽取2010年1月-2013年2月本院急危重症肾功能衰竭患者92例，均采用颈内静脉置管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其中男56例，女36例，年龄16～75岁。所有患者均于术前作颈内静脉彩色多普勒检查，原则上选用右侧颈内静脉；若右侧颈内静脉存在狭窄和充盈不良者，选左侧。其中右侧84例，左侧8例。

1.2 穿刺置管适应证 急性肾功能衰竭有显著的心力衰竭、急性肺水肿等症状发生；高钾血症，K+≥6.0 mmo1/L，心电图出现高钾血症的征兆；无尿两天或少尿两天以上患者；高分解情况，每天肌酐提升>176.8 μmol/L，尿素氮提升≥6.0 mmo1/L以上患者。慢性肾功衰竭已步入到尿毒症阶段，即肌酐清除比率为5～10 mL/min[1]，糖尿病肾病Ccr为15 mL/min；控制高血压以及高血磷症难度大。

1.3 穿刺方法 置管前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深静脉置管的目的，配合要点，注意事项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签署深静脉置管的同意书。

1.3.1 颈内静脉置管术 患者仰卧，肩后垫枕，选用右侧颈内静脉，头部充分转向对侧，取胸锁乳突肌内缘与喉结水平线交点作穿刺点，进针方向与胸锁乳突肌锁骨头内缘平行。常规消毒铺巾和利多卡因局麻后，对颈内静脉行seldinger置管技术，针头指向胸锁关节后下方，针与皮肤夹角分别为30°～45°进针，保持负压缓慢进行[2]，进入到颈内静脉有落空感并能抽到静脉血，确认后调整角度并固定，取下内芯插入引导钢丝，退出套针改用扩张导管扩张，将留置导管在钢丝的引导下插入颈内静脉中，确定导管位置与畅通后用肝素盐水液冲洗管腔，夹住导管，戴上肝素帽待用。导管翼与皮肤用缝线固定。

1.3.2 置管术急性并发症处理 颈内静脉置管可能误穿动脉，确定误穿动脉要很第一时间出穿刺针，让患者禁止咳嗽或是吞咽，手术患者要用力压迫15～20 min，且细致观察是不是出现血肿，如果没有，可实施穿刺，则有穿刺成功的几率；若已出现血肿，就要换穿刺点对静脉实施穿刺，皮下出现血肿在术后慢慢消失。

2 护理措施

2.1 置管前的护理措施 置管术前向患者讲解行颈内静脉置管的合理性及科学性，以避免患者对手术产生恐惧心理，让其可以很好的配合手术及相应的护理工作[3]。

2.2 置管导管的护理 （1）导管穿刺点的皮肤护理：避免感染是颈内静脉置管的核心所在，感染会导致颈内静脉插管的临床效果及治疗。每天进行茂康碘消毒皮肤穿刺位置与导管，可以降低穿刺固定不牢致使导管脱出，皮肤创口受到细菌入侵的危害[4]。进行无菌敷料。在换药化解如果出现导管旁皮肤异常、分泌物多等感染先兆，要实施细菌培养，且根据医嘱进行敏感抗生素，若出现严重病患或无顾发热，利用抗炎治疗没有显著疗效的患者要进行拔管处理。（2）避免导管堵塞的相应措施：防止导管阻塞及凝血是置管效果好坏的主要环节。管道堵塞多见的原因有血凝块。所以所有导管都接肝素帽，且在每天血液透析之后用1000 U/mL的肝素溶液冲洗且进行闭塞[5]。冲管时如阻力很大，回抽无回血，不能强行推注[6]。

2.3 置管后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 （1）出血：置管后切口缝合，要给患者讲解术后注意要点，尽量减少颈部的活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口。另外，护理人员要时刻关注患者切口是否因为患者行动过激，力度过猛造成的切口入出血。如果发现有少量出现，可及时用砂袋进行压迫。如果出血量较大，应立即通过医生，根据实情情况迅速止血[7]。（2）感染：预防细菌感染是血液净化临床治疗中需要注意的内容之一。一是急危重症肾功能衰竭患者在进行透析时，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下严格操作的。二是进行颈内静脉置管后，虽然切口部位已经固定，但细菌无孔不入，预防感染是护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每次进行透析时，护理人员要时刻注意导管口有没有感染发生，如果出现红点、肿、发热、发寒，以及发现有分泌物时，要及时对导管进行详细的检查，看是否有其他相关性感染的发生。如果已经有相关性的感染，如败血症、菌血症等现象，要立即将导管撤除，进行抗生素敏感性治疗[8]。（3）导管内血栓：导管内形成血栓是置管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患者每次透析时，医护人员要密切注意一旦导管内血栓形成，可以先将导管内的肝素，然后应及时用尿激酶溶栓法，在血栓形成侧导管内缓慢注射尿激酶1.0 mL[9]。

3 结果

92例患者出管后，留下一段导管实施培养。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感染症状；2例导管点出现轻微红肿，对其拔除导管进行另一侧颈内静脉穿刺，每天用茂康碘处理红肿位置且进行无菌敷料，2～3 d得到控制。并发症：导管穿刺点皮肤出现红肿2例，导管堵塞2例，穿刺位置渗液4例，下皮血肿3例。经过精心护理，患者并发症均得到控制。

4 讨论

颈内静脉置管是急危重症肾功能衰竭者进行血液透析主要的血液通道[10-11]，其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并显著提高抢救成功率。患者进行置管后，护理工作的好坏决定了治疗结果的程度，因此护理工作就显得及其重要。心理护理：对于在身体内插入导管以及进行血透，由于认识程度不高，了解甚少，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在置管前后一定要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焦躁的情绪，并能够积极的配合医院的临床治疗。一般护理：在置管阶段，导管的细菌感染是比较多见的严重合并症，直接关系到患者带管的时间、胶管管道堵塞等。经过合理正确的护理措施及相应的治疗，能够避免及降低其出现的比率。所以在护理过程，护士要熟练的控制颈内静脉置管的无菌操作，了解颈内脉置管里、后可能发生的合并症[12]。强化其责任感、细致的护理；第一时间处理问题，且及时上报主治医师，才可以做好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对于急危重症肾功能衰竭血液净透患者来说，进行颈内静脉置管是最有效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其操作简便、费用较低、置管时间较长等特点，已逐步在临床治疗中成为常见的方式之一。但在置管前后的过程中，护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在护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观察患者切口的情况，防止感染、导管内血栓等等并发症的发生，尽量延长导管的使用寿命，减轻患者的痛苦，尽早恢复身体健康，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1]吴亿，赵洪雯，王殿珍，等.不同途径中心静脉置管对血液透析并发症的影响[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08，30（12）：1006-1009.

[2]郭焱雄，陈星，彭佑铬，等.中心静脉置管在血液净化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工程，2005，13（14）：422-423.

[3]余守章，岳云.临床测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1-43.

[4]陈益第.221例次深静脉置管的护理[J].临床医药实践，2008，35（4）：30-40.

[5]林善锬.当代肾脏病学[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33（23）：24-25.

[6]张素华，宁敏，李峻.血透患者行颈内静脉置管术感染的预防及护理[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0，17（3）：77-78.

[7]罗尚芬，施素华，许树根.颈内静脉置管与股静脉置管建立血液透析临时血管通路护理体会[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0，4（11）：660-661.

[8]李虹.延长血液透析动静脉内瘘使用“寿命”的护理[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1，27（2）：102-104.

[9]陈秀红.颈内静脉插管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体会[J].中国医学创新，2012，9（16）：63-64.

[10]曾新华，龙凤，甘丹.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的护理[J]，当代护士（专科版），2009，19（22）：103-106.

[11]龚丽萍.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的护理[J].中国医学创新，2012，9（2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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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化理论 大学生 奖励机制 存在问题

一、强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高校日常管理中的应用

强化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提出的。斯金纳认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会采取一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将作用于环境,当行为的结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当行为的结果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根据强化的性质和目的,强化理论可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在管理上,正强化就是奖励那些组织上需要的行为,从而加强这种行为;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与组织不相容的行为,从而削弱这种行为。

强化理论在我国高校日常管理中得到极其广泛的应用。以教职工为对象而言,在日常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对教职工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或惩罚,正强化的方式包括发放奖金、表扬、提升、改善工作条件、给予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等;负强化的方法包括批评、处分、降级等,有时不给予奖励或少给奖励也是一种负强化。以学生为对象而言,正强化包括校级或院级的奖学金评比、评优(秀)评先(进)等,而负强化则包括对违规学生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批评,对在平时学生工作出现错误的学生干部给予或重或轻的批评和训斥,甚至通过学生家长的“威严”以达到教育违规学生的目的等都能被看作是一种负强化行为。不过,在具体的高校日常管理的运用操作中,正强化或负强化的强与弱依行为主体判断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情况是正强化的手段多于负强化,只把负强化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补充手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作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强化方式,高校日常管理中的正强化与负强化之间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并未真正有效的应用于高校日常管理之中。

二、大学生奖励机制中的存在问题及其正强化分析

1.校学工部(处):评定标准不明确、不细化,未能有效的引导学生进行参评。

我国绝大多数重点院校都已经组建或成立了自己的学生工作部(处),专门负责高校日常学生事务管理。学生部(处)是奖学金评比条例的制定者,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奖学金评比这一正强化行为的“施行者”。但在学工部(处)所制定的评比条例中,评比标准并未有效的引导学生进行奖学金的申请和评比,其原因就在于评比标准不明确,笼统模糊,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奖学金评比在最初实施时的“失灵”,正强化作用就会失效。

现在,我国高校都已经或正在实行学分制。学分制的引入就直接造成究竟是以学分绩点为主评标准,还是以综合测评为主评标准的尴尬局面。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最为“公平”的标准是应以学分绩点为准,不应将综合测评成绩作为主评标准,因为综合测评成绩有很大的出入,那些身兼数职的学生干部就能以“非学习成绩”而多多加分,从而赢得奖学金评比竞赛的足够“筹码”。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奖学金的来源不断增多,授奖面也不断扩大。获奖机会的增多,奖学金来之交易,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学生的竞争意识,降低了奖学金含金量,造成奖学金导向功能、激励功能、调控功能的作用也相对减弱。事实上,学生们的这种区分比较适合于正强化的周期划分。以奖金额度较小的单项类奖学金为例,在心理上,学生们每取得一项成就或一次进步都希望立即能得到强化主体――学校或学院的认可与奖励,如果被认可或奖励的周期过长,学生们的心理预期就会受挫,正强化的作用就有可能未尽其最优效力,同样,在奖金额度较大的综合类奖学金评比中,一年一评既能给予学生们足够长的学习周期努力学习以期获得最后的成功,又能消除每学期评比一次而不得不承受的心理压力。

奖学金评定条例制定不清晰、不明确,评定标准不适应学生的心理需求,归结起来,这与作为正强化主体的校学工部(处)管理者的自身素质的高低和学生工作经验的多少不无关系。就自身素质而言,不仅仅是学工部(处),甚至是整个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自身“素质都参差不齐,既有知识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教师,也存在不少知识缺乏、经验不足的‘滥竽充数’式的老师”。在评比标准都不清晰明了的情况下,管理者自身素质的高低更会直接影响到奖学金评比施行效率的高低。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的基层学生工作经验极度匮乏,制定的条例不能适合实际操作层面的需要,从而导致院级学工部门在评比中的“默然”和“茫然”,继而转化为一种“无奈”。有时奖学金评比条例一年一变,甚至会出现同一奖学金在四届学生中都不一样。校级学工部门管理者想当然的求改革、求创新,造成的不仅仅是学生们对学校奖学金评比的不信任,更会导致院级学工部门对上级部门工作的不配合,正强化失效,负强化增强。

2.院学工组:评定流程公开不及时,存在“个人情感”和“暗箱操作”的可能。

从奖学金评比的程序来看,院级学工部门处于校学工部(处)与学生之间,发挥着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的“中间人”作用。奖学金评比政策执行的好,对学生正强化作用就有效,反之则正强化就失效。

在院级学工部门接受学生申请材料、进行评比,到学院公示的过程中,学生没有任何参与的机会,甚至学生们都不知道公示结果如何评选出来的。院级学工部门的评选过程除了可能会受到校级部门评比条例不明确的影响外,其本身在实施政策时的自身行为也事关奖学金评比的公正与效率、正强化作用的强与弱。具体说来,院级学工部门的管理者早已把奖学金评比视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通的日常工作,思想上不再重视,将所有申报材料汇总后,按照评定标准“简简单单”的把评选结果公示出来,同时,他们还可能依个人偏好,在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同等条件的情况下,对学生干部予以“照顾”,提高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当奖学金评比结果不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心理预期时,其评比的公平性就会遭到学生的质疑,进而会在学生心理上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放弃努力”或“拒绝努力”的负强化心态加强,“继续努力”的正强化作用减弱。这样,奖学金评比的正强化作用在中间环节就已发生“质变”。

3.学生:自我积极性程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强化客体的监督作用。

学生是正强化行为的客体与对象,但正强化行为的有效与否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但作为客体的学生并不是绝对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可以提高自我参与的积极性,对奖学金评比条例的诸多问题和评比程序的公正性提出合理的建议,进而反作用于作为行为主体的校方和院方管理者,达到正强化作用的良性互动。

但事实上,大多数学生都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被动接受者的角色,不会主动参与奖学金评比过程。一方面,现今奖学金的额度和覆盖率都有大幅提升,但在绝大多数不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们看来,既然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何必劳神劳力的关注呢?关注的学生都是那些肯定能获得的,以及那些与此“”的学生。这些“不关注”的学生往往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付出的与收获的不成正比,刻苦努力获得奖学金远远少于做兼职所收获的酬金,虽然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这样的话,对那些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来说,正强化的作用在此刻起到了作用,但对于那些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学生来说,得奖学金的可能总是那几个学生,更多的人对此已经漠然,奖学金对他们也不具有激励作用。正强化作用显然失灵。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评比程序公开不及时,评比结果不透明,加之不能有效的征求广大学生的意见,那么,学生们的参与积极性就不可能有任何提高,被动接受的位置也不会有任何改观。因此,如何调动绝大多数不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的积极性,才是高校管理者们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三、关于高校奖励机制改进与完善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奖励机制的正强化作用的失效,取决于校方、院方和学生三者之间的多重互动、多重强化。据此,高校奖励机制的改进与完善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增强评比条例的科学性,既要细化,也要量化

评比条例是科学性,即是评比目标的明晰和适度。一方面,就制定者而言,必须深入学生基层,真正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以此为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评比条例。获得奖学金的条件因该是明确、可测和适中的。既不能含混模糊,让学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获得奖学金;也不能把条件设得太低,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奖学金,从而失去激励作用,也不能把条件设置得太高,让学生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都得不到奖学金,对奖学金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争取奖学金的努力。奖学金的额度要因学生心理预期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另一方面,必须要细化、量化。奖学金评比条例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学生行为的“自我中心”,把诸多模棱两可的情况归入评比标准的范畴之列,这样评比条例应有的标尺作用失去方向,学生们却生成了奖学金评判的自我标准。细化就使得学生们能“对号入座”,不会打“球”;量化则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防止评判过程中的“暗箱操作”。

2.注重评比程序的时效性,以信息化平台建设推进评比程序的透明、公开。

评比程序的时效性的增强,一方面需要加强管理者和执行者的自身道德建设,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从学生申请,到学院汇总,再到学校公示,每一步都需要充分调动管理者和执行者的服务积极性,这是充分保证评比程序时效性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必须引入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对于学生而言,实行“申请-评比-公示”的“一站式”服务,既方便快捷,又能相对公开公正,使得每位申报的同学和不申报的同学及时了解评比的过程,避免了因信息不公开、不对称造成的信息滞后作用。对于执行者而言,即可将院系学生管理工作中人工工作量(操作)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整个工作流程的效率,同时又可提出一个通用的学生奖学金评比模型,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奖学金评定。

3.提高评比对象的参与性,发挥师生双方的良性互动

学生参与率的提高,关键在于搞活长期置于奖学金评比的“中下层”学生积极性。以往我们在征求学生意见、召集学生代表时,更多的侧重于优良学生和学生干部,认为他们的意见就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意见,忽略甚至忽视了“中下层”学生的想法与建议,确切的说我们视奖学金评比为“投机型政策”,而不是“投资型战略”。奖学金注重的是“奖”,而这个“奖”可以分为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和对不优秀学生奖励。在不改变奖学金设置的最根本内涵的前提下,扩展奖学金评比对象的范畴,是奖学金评比得以发挥长久激励作用的根本。事实上,单纯依靠院级学工执行者和“极少数”学生代表的奖学金评比程序,早已遭受众多学生的质疑,也直接助长了一些主要学生干部的学习侥幸心理,这样何来奖励优秀和强化学习的目的?因此,参与学生的增多,才能促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强化奖学金的奖励促进作用。

四、结语

高校奖励机制的改进与完善,是当前高校日常管理应对新形势与新变化的自我进步。尤其是在“90后”进入校园后,他们的思维更活跃,维权意识更强烈,对于在奖学金评比过程中的任何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行为,肯定会比“80后”大学生更趋自我意识的表达。现今,高校奖励机制不够完善、管理者自我素质欠佳,有可能会导致“90后”大学生的行为更加“激烈”,加之网络维权途径的盛行,如若管理者处理不当,就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影响校园稳定与和谐。高校奖励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注重公平,效率其后”,这值得每位高校教育管理者和执行者的深思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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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篇7

一、组织机构

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历史教学》编辑部

二、征集对象

全国普通高中在职历史教师

三、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13年9月20日（电子稿及纸质稿须在9月20日之前寄到，逾期不再受理）

四、内容要求

1.征集的优秀教学设计，不限教材版本，但必须是高中新课程历史必修模块（1、2、3）的教学内容，必须是一节完整历史课的教学设计。

2.征集的优秀教学设计应未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

3.征集的优秀教学设计须为作者本人原创，严禁抄袭，如借鉴他人研究成果必须标明出处。凡发现有抄袭内容，取消征集资格。凡由作者单方引起的侵权纠纷，责任由作者自负。

4.教学设计格式要求：

（1）所有征集的优秀教学设计须采用统一模板形式（参见附件1），提交电子稿（WORD文档文件）、邮寄纸质稿，页面设置请使用A4纸，上、下、左、右各留边距2.5cm，行距为1.5倍，正文用小四号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五号字体。

（2）作者须提供以下信息：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参见附件1）。

（3）优秀教学设计正文不超过5，000字为宜。

（4）文中的标题层次请依次使用：一、二、三……，（一）、（二）、（三）……，1.2.3.……，（1）（2）（3）……，①②③……

五、作品提交

1.优秀教学设计电子稿，请用附件方式，发送电子邮件至（“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电子信箱），邮件主题和附件名称的格式均为“必修×——××省·××市（县）——设计者姓名及学校。

2.教学设计纸质稿邮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967号西北师范大学260号信箱（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邮编：730070。

3.优秀教学设计提交截止日期

2013年9月20日24时止

六、评选说明

篇8

不仅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把握环境政治，还可以从国内和国际的视角把握环境政治。国内环境政治主要探讨一国范围内的环境政治问题，也包括该国地方层次的环境问题，如按照国别探讨每个国家的环境政治或各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甚至国家范围内非政府组织的环境政治；国际环境政治主要探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实践。哈雷尔和金斯伯勒认为国际环境政治主要研究：“国家间协商国际环境协议的过程；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规则和机制；实施这些规则的国际机构；全球环境动议背后的不同政治力量。”由于学科的细化，在国外的环境政治学教学中，除了开设环境政治学课程之外，还有国际环境政治学或全球环境政治学。安德诺娃认为全球环境政治是一个各种行为体（国际组织、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竞争、合作、论争的领域；这些行为体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权威和组织能力追求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利益。国际环境政治的凸显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全局性有关，同时又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相呼应。虽然国内环境政治和国际环境政治有各自的学术边界，但也有密切的联系。

国内环境政治和国际环境政治的关系

1从环境问题的产生看国内、国际环境政治的关系

工业化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这种代价也呈现出跨国性。一国的环境问题会造成其他国家的环境问题，这类环境问题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类是故意转移污染成本或代价的行为；另一类是非故意的行为。随着国际分工的扩大及跨国交往的增加，国际投资和贸易也成为转移污染的渠道。如：欧盟国家意识到工业发展所承载的环境压力，纷纷提高国内工业的环境标准，迫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制造”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和进行贸易时也要考虑环境成本。这类通过贸易转移的环境代价是间接的，而直接的废弃物贸易则令人震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洋垃圾，如英国把废旧纸张运往中国，日本将废旧电脑等电子产品运往中印等国，这类有意识地转移环境成本、污染环境的行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外，有一类环境污染是非故意的行为，但在客观上造成国内环境问题国际化。国内环境污染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有时会造成跨国污染。20世纪70年代，美国酸雨漂到加拿大，每年给加拿大造成数十亿加元损失，经过数十年谈判，美加达成治理协议。近些年，印尼为了发展生物能源，烧掉大片森林，造成印尼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东南亚阴霾天气增多。跨国水污染指的是一国由于和其他国家拥有共同的河流、湖泊等，在本国发生水污染后，波及下游国家，引发或加剧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如：莱茵河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流经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1986年11月瑞士巴塞尔市一化工厂失火，近30t剧毒的硫化物、磷化物和含有水银的化工产品流入莱茵河，导致莱茵河150km内60多万条鱼被毒死，5000km以内河岸两侧的井水不能饮用，河边的自来水厂关闭，啤酒厂停产，莱茵河因此“死亡”20年。

再如：2010年10月，匈牙利铝厂的废物池决口，约有100万m3有毒废物泥浆冲出，威胁多瑙河下游6个国家。又如：乌拉圭河流经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2005年，乌拉圭在该河兴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纸浆厂，影响附近的空气、水质等，一度造成乌阿关系紧张。可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国际根源。

2从环境问题的治理看国内、国际环境政治之间的关系

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对抗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既存在和环境有关的国内公共物品，也存在和环境有关的国际公共物品或全球公共物品。国内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维护看似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实际上也离不开国际视野，即在必要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环境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国内环境；此外，如果一国的环境问题外溢，影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还需要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在全球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维护方面，地球上的每个行为体，特别是每个国家都负有责任。当前世界十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森林减少、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成为一个最典型的，需要各国政治家、科技人员等共同商讨方案的大事，因为过去围绕其他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一般交给科技人员制定技术标准就可以解决，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性更加明显，气候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基础，大气不具有排他性，任何国家都可以拥有大气，但又不受任何其他人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约束，即使其他国家采取了积极改变气候急剧变化的措施，某些国家仍然可以搭便车，可以共享改善的气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国际社会建立一种机制，既约束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的国家，也用激励措施鼓励更多国家为大气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维护作出贡献。因此，目前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外交谈判在较大程度上动员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可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内国际互动及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

3从环境意识的传播看国内、国际环境政治的关系

环境意识包括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办法的认知，环境治理理念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环境治理理念可以从一个国家到达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形成的意识再去影响另一个国家；同时也可以由一个国家直接影响另一个国家，中间不经过国际社会的意识的影响。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公害事件及《寂静的春天》等著作的出版，使20世纪中叶掀起第一次国际性的环保运动。地球日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将环境治理理念扩散到世界范围的例子。美国参议员尼尔森和哈佛大学学生海斯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在其影响下，1970年的4月22日，美国有2000多万人在街头、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宣传环保理念，其影响超出美国，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4月22日也成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此外，国际社会一般把1972年作为国际环境治理的起点，因为这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间人士就当时的世界环境问题及全球环境保护战略等进行研讨，制定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了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并建议将此次大会的开幕日即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此后联合国每年都会根据当年的环境热点问题制定“世界环境日”主题。可见，国际环境意识起源于英、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最后形成大多数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认同的意识，这种意识又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据统计，在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前，全世界仅有10个国家设立环保局，到1982年有110个国家设立了环保局。

现在，双边或多边环境条约数量之多、涉及国家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环境治理理念的国际传播。虽然我国自古重视天人关系，但是我国环境意识的成长以及环境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一方面，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与国际环境大会，学习国际环境法的精神，并将环境治理的理念内化到我国的环境政策与法规中。另一方面，我国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环境治理理念，而是在参与的过程中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及环境问题的突出，我国必然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理念的传播和塑造。

4国内环境问题与国际干涉的关系

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会提高，其中既有合作，也有摩擦。以水资源为例，似乎更多的是冲突，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围绕着约旦河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产生的冲突；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围绕幼发拉底河产生的冲突；印度和孟加拉国围绕着恒河产生的冲突。除了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之外，还有使水资源免受污染的问题以及水生物的生态多样性保护问题，上游水利、水电设施对下游的影响问题，这些也是容易引起国家间关系紧张的因素之一。积极的合作可以化解冲突，但是近些年来，一些环境问题被扩大化，甚至和其他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外国在宣扬“中国”时，又增加了“中国水”。中国的国际河流众多，在东北部有松花江等，在西北部有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等，在西南部有澜沧江（湄公河）等。这意味着我国在进行国际河流的合作时，要避免使问题复杂化，比如避免把双边问题多边化，或者把水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加大解决水问题的难度。水问题只是众多环境问题中的一个，有学者担心环境问题会成为一些棘手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借口。

因为无论从环境的外溢效应还是环境的治理途径来看，由环境引发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在西方国家经历了5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治理之后，环境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则由于技术落后和国际产业布局的调整或者污染跨国转移等因素，继续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因为新一轮的国际环境治理而紧张。如果摩擦或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个别国家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可能会引起干涉。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国际环境法学家认为环境权是国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资源享有永久的权利，有权根据本国情况决定自己的环境政策和战略，自主地开发和利用本国的资源；任何国家不得借口环境保护而干涉别国的内政；各国不论大小，对国际环境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不能由个别或少数几个国家决定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

篇9

“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现状怎样？

“领导者核心能力”作为社会科学与实践的全新概念，真正被研究只有10多年时间。这一研究课题的研究主体——领导者，虽然在企业管理学、政治学和领导科学等多个学科中均有涉及，但关于领导者能力特别是“领导者核心能力”的专门研究均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因此，针对领导者核心能力进行聚焦研究，是全球范围内的新生事物，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

首先，从企业管理学看，企业管理学中“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领导者核心能力”本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然而，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主要关注知识、创新为主的关键资源或关键能力，没能触及企业内生性因素和深层次本源问题，即企业领导者因素，因而存在明显缺陷。理由很简单，任何组织离开了领导者的能动作用，一切优势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开发、保护、使用与整合。领导者能力问题不仅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组织核心竞争力生成的关键因素。因此，“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不仅率先将核心能力引入企业核心竞争力领域，而且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研究的本源，并直指领导者能力建设问题的本质和要害，深刻揭示影响领导决策的共性规律。它不仅对企业竞争力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延伸与拓展，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完善了企业管理学理论。

其次，从领导科学看，按理领导科学应该是最有可能与“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内容产生重叠的学科，但是领导科学，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研究领导活动规律及其有效应用。纵观领导科学研究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特质论阶段、行为论阶段和权变论阶段。特质论阶段——主要是对领导主体的研究，关注领导者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行为论阶段——主要是对领导行为的研究，关注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权变论阶段——主要是对领导艺术的研究，关注领导策略及其运用。领导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局，仍处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所以，领导科学和企业管理学一样同样存在缺陷。一方面，第一个阶段虽然研究领导主体，但只强调领导者特质而非领导者共性优势，由于其研究结果不具普遍意义，实际运用价值不大。另一方面，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最大的不足是偏离领导这个主体，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强。而“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主体是“领导者”，分析的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共性特征，直指领导科学本质，正好弥补了领导科学研究的不足。因而，“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直接推动了领导科学研究进入本质论的新阶段。

最后，从政治学看，政治学以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为主，但是对政治的主体——政治家，没有专门研究，同样存在缺陷。中外无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先有卓越领导，后有卓越组织”、“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更好的领导”、“组织的竞争力，核心在领导力”。不难看到如下现象：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美国，为什么在胡佛时代和罗斯福时代情形大不相同？为什么具有相似体制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发展成就大不相同？答案非常明确，就是政治家因素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是政治家的核心能力，对国家发展命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政治学研究，离开了对政治家的研究，同样不能充分揭示政治发展的本质规律。从这个角度看，“领导者核心能力”的研究，是对政治学的丰富和发展。

综上所述，“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不仅是对企业管理学中企业竞争力研究的延伸完善，而且是对领导科学的丰富发展，还是对政治学的创新发展。这一研究成果实现了管理学、领导科学甚至政治学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了一门既具有综合性、又颇具前沿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课题。这是一项填补国内外研究空白的创新和探索，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质和浓郁的中国特色。

“领导者核心能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有何联系？

“领导者核心能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度关联，具有因果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 Cornpetence 0fEnterprises）概念不是中国人创造的，它是“舶来品”，国内有的学者译成“企业核心能力”或“公司核心能力”，专指公司这类营利性组织的竞争优势。正是因为英文译名的混乱，不少人认为二者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国内不少语言专家认为，“Core Competence”翻译成“核心专长”比较恰当、准确。

“企业核心竞争力”，指的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不同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中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是将技能资产和运作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身组织能力，是企业推行内部管理性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的结果。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以知识、创新为基本内核的关键资源或关键能力的组合，是能够使企业、行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现实或潜在竞争优势的动态平衡系统。比如全球最大的连锁便利店企业？ELEVEN，长期在竞争激烈的零售行业处于盈利水平领先位置，靠的就是“利用卫星通讯系统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分析管理体系”、“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精细化的物流配送体系”等。几大核心资源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造就了一流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形成了贯穿全价值链的、其他对手无法模仿和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没有触及企业核心能力内生性因素和深层次本源问题，即企业领导者因素，存在明显缺陷。因为任何组织离开了领导者能动作用，一切优势资源就失去了有效配置、开发、保护、使用与整合。与之相反，“领导者核心能力”研究，率先将核心能力研究探索由组织层面拓展到领导者个体层面，而且认为核心能力概念放在个体身上比放在组织身上更为贴切，更能体现能力本身的能动性特征。

可见，“领导者核心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联系在于：二者深度关联，具有因果关系。先有领导者核心能力，后有组织核心竞争力。领导者核心能力在组织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既发挥着合理配置资源、整合内外应力、激发创新动力、实现效益倍增作用，又能为组织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形成提供发展导向、精神动力和激励约束。换句话说，没有领导者核心能力，其所在的组织核心竞争力等于缺失了灵魂。区别在于：核心能力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本源性存在，而竞争力是一种外在的、有形的、表象性存在。

必须看到，一个组织或国家凭借领导团队自身的核心能力，可以创造独特的价值和持续竞争优势。如果领导团队没有核心能力，就不可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各种资源的基本价值就会降低甚至失效。但是这一判断不能绝对化理解，绝不能说这个组织或国家只要领导团队具备了核心能力，就必然拥有核心竞争力，“豪华阵容≠卓越绩效”，有时会发现一些很有竞争力的组织或国家，领导团队核心能力并不强。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初期，南方的李将军曾一度击败林肯领导的阵容强大的北军。尽管当时南方李将军手下从杰克逊数起，几乎没有一位将领不是浑身大小毛病，团队成员的整体本领并不强，而林肯选用的是在他看来“没有重大缺点”的将领，拥有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但在1861-1864年，北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南军的李将军善于发现、整合每个人的长处，使整体团队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尽管整体团队核心能力不强，但在那段时期，仍击败了林肯麾下核心能力较强的团队。直至林肯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重新调整用人策略，才重拾胜局。

此外，必须看到影响核心竞争力生成的关键因素从来都是多维的。当竞争环境不够公平或者有些竞争者采取不正当手段的时候，领导团队核心能力作用发挥也将受到限制。同理，领导者核心能力是一种深层次综合能力，领导者拥有核心能力可能创造突出的业绩，但有业绩的领导者未必拥有核心能力，因为“撞大运”者也大有人在。《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段话，非常精准地道出了除了和领导力相关的“道”、“将”、“法”之外，决定成败的还有“天”和“地”两大外在要素。

“核心能力”与“基本能力”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所谓“基本能力”，也叫“一般能力”或“必备能力”，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掌握的能力。人的基本能力一般包括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阅读能力、书写能力、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归纳能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自我保护能力、注意力、记忆力等。根据我国领导者肩负的使命和职责特点，领导者基本能力主要包括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驾驭能力、应变能力、用人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理财能力、筹划能力、包容能力、沟通能力、感召能力等。

领导者核心能力是通过对领导者基本能力进行凝练、整合、提升而来，尽管其从生成难易程度、层次高度、作用大小，与基本能力具有极大差异，但二者之间紧密相连。基本能力只能满足领导者基本履职需要，可以作为组织的“管理者”进行计划、组织和配置资源、控制并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建立秩序；核心能力作为能力层级的最高层次，具有独特指向性，作用力和影响力比基本能力更高、更大、更强、更优，能够满足高标准履职需要，可以作为组织的“领导者”确定方向、整合资源、激励和鼓励组织成员，其目的是产生变革。正确把握二者相互关系，对于完善和健全核心能力理论体系、科学推进核心能力考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基础与升华”关系。领导者核心能力是从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整合、凝练、提升而来，因而领导者必须首先积累基本能力，不断提升基本能力，否则，领导者核心能力就难以形成。同时，不断积累的过程不是把基本能力简单叠加，而是要经过不断整合与融会升华的长期过程。如果不在基本能力基础上进行不断累积、拓展和升华，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核心能力。反之，核心能力是基本能力发展升华的结果，又促进和带动了基本能力的提升。柳传志有着自己认定的人才培养方法，即缝鞋垫理论。他认为，“培养一个领导者和培养一个优秀的裁缝有相同的道理，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块上等毛料做西服，而是应该让他从缝鞋垫做起，鞋垫做好了再做短裤，然后再做长裤、衬衣，最后才是做西装。不能拔苗助长，操之过急”。联想接班人杨元庆就是在“缝鞋垫”时被发现——1988年从推销员做起，两年后成长为当时一个不太重要的业务部门的经理。做业务经理的时候，他利用与美国惠普公司的业务合作机会，潜心学习惠普公司的管理，不仅使部门营业额快速增长，还带出一支十分优秀的队伍，因此被调到联想最重要的微机事业部做总经理，开始了自己的“做衬衫”生涯。之后，他继续使联想电脑市场份额在两年间获得大的飞跃，也再次被委以重任。就这样，杨元庆的基础能力在实践中不断累积、升华为核心能力，最终登上联想集团总裁的位置，正式出师“做西装”，从而脱颖而出，成为联想集团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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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然而，单纯依靠行政制度的正义是否就能保证行政的正义导向?根据慈继伟“正义两面性”的解释，制度正义是有局限的，需要对个体美德的呼唤正如麦金太尔站在雅典诸德行的立场上对罗尔斯诺齐克论争之批评所阐明的，无论制度的设计多么完美、健全、正当，最终都取决于古典公民美德的复苏。公共行政的正义导向需要公民尤其是行政管理者的正义美德的支撑，即使是制度正义除了需要制度选择、设计的正当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运行的管理者公共权力行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础此外，行政正义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运用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上的基础，还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内的公民对于正义期待与代表全体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义制度在其履行正义职责时，亦有一个时效相对滞后的问题，因而，亦会引起人们的道德愤恨。这就需要‘宽恕’之美德，以‘遗忘’不正义行为。

而这宽恕和遗忘有赖于公民以自己的仁爱以及对行政制度正义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对等的报复。毋庸质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个体的美德精神与行政制度的正义正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支撑着现代行政的正义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