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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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报酬

所谓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借助一定的劳动工具，通过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从中获取的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价值回报，即劳动者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得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为其进行进一步的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报酬解释了劳动者劳动成果的贡献程度，是对劳动者体力及脑力劳动的证明。Krueger 认为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关的，它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劳动报酬的存在证明了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存在，他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来源出发，将劳动报酬可以区分为初级劳动报酬和高级劳动报酬两种。劳动报酬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报酬的实现，主要包括工资、实物、社会保险三个部分，其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或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补助以及各种津贴等实现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它具体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资;而实物报酬主要包括企业或公司向劳动者提供的各种物品，比如劳动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价值的供给;劳动报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它是指公司或企业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险金，使本公司员工得到应有的实惠，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筹办，企业参与，是一种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有效证明，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劳动报酬，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从绩效管理模式考虑，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融洽。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计算劳动者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其付出的劳动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表现，日益成为企业衡量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劳动生产率属于部分生产率测度指标，主要针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进行解释，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情况和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当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劳动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有助于研究劳动报酬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劳动报酬中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内各自创造的价值。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的社会含义，首先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为深入研究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原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改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劳动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补偿、折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观点出发，对原有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价值理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这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价值，它是在劳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具有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获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性质的独特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也被定义为劳动过程、价值增值过程。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具体的劳动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学术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企业家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更容易实现。此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1.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指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对于劳动生产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唯物史观两方面展开。首先，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其次，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生产率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应，即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理论，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劳动者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出和原料投入，同时要注重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劳动者心理倾向等。此外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2.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静态意义上的生产率，它需要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才有其经济学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单独的某一阶段的发展，而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解释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为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对这两种劳动的生产力进行分析，得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是企业不断创造社会价值的源动力，而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分配方式和企业的报酬水平有利于带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的参与到劳动中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产值增加。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效益，这又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的报酬，促进了企业效益的良性循环。我国经过长期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工作终身制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已不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员工的表现，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劳动合同制还使得在工作选择上，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会根据企业提高的薪资状况选择职业，所以提高劳动报酬也成为了企业寻觅员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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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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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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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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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陈一稀,魏博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炜,郑扬扬.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15（6）.

［3］樊淑虹.关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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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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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派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已有200年之久，其间许多经济学家都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派再到新古典主义学派，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任何学术理论都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各个阶段不同学派的核心思想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一、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认为金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来积累财富。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财富的意义。

二、古典经济学

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诞生之前，经济学理论无疑被古典主义学派所统治着，并对经济学未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以后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以英国跟法国的经济学家贡献最大。英国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尓和魁奈。斯密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详细地分析了重商主义，让人们对重商主义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自从他指出重商主义的缺陷之后，重商主义也就开始走向末落。斯密从几个方面指出了重商主义理论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才是财富的组成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国的劳动产出，或是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加。其次，他认为，尽管后期重商主义的理论有所改进，从认为必须把货币贮藏在国内到后期的放宽要求，认为只要保证输出大于输入（即有净输入）以获取货币流入本国，但是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综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热衷者，是贸易管制理论的反对者。影响斯密对重商主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的环境，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疯狂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英国的资产阶级们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润，从而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开始逐渐表露出对英国继续发展经济的限制。同时英国的资本家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们推崇自由贸易的学说。从而影响到斯密自由主义的观点。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堪称古典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制造产品的阶段，而是真正对社会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三、新古典经济学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古典主义学派得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革命，经济学理论被赋予了大量的新鲜血液。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众多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对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不得不承认马歇尔是当仁不让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把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主义学说等，组织和融合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拼凑，而是有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体系。这是继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大综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几乎包含了当时经济学界绝大部分的观点和主张，把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因而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体系，居于欧美经济学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达数十年之久。他的经济学说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培育出来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的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实际上，庇古在帮助马歇尔传播其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在剑桥大学为学生们讲课，帮助马歇尔传播了他的理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得意门徒——凯恩斯。在马歇尔的众多弟子中凯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独立经济学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

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派相信经济规律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同时也认为在这种经济规律下，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导自由主义，就能够实现均衡。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脱离现实实际情况的假设。就比如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但是1929到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等问题的出现，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这种主张自由经济的思想在国富论酝酿出版的时候可能是实用的，因为毕竟世界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大门，生产力的发展虽说有提高，但是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密关于人们是经纪人为了谋求自己私利而做出决定的假设。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递进，世界资本财富的迅速积累，垄断厂商的出现，信息量迅速上涨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种种违背斯密经纪理性人的假设出现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失灵了。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无法充分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而总供给可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它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放任经济自由发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为了提升国家的财富，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伴随着预期革命，以及张伯伦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四、结语

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页，在近200年的时间内，有众多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学派再发展到新古典主义学派，从主张贸易保护，到推崇自由发展经济，再到凯恩斯的倡导政府干预，这么快的理论发展是不常见的。正如我们所知，一种新的理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有问题的旧的理论的消亡，如上面所述，虽然古典经济学派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风靡一时，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设条件苛刻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无法为古典主义理论所解释，就必然会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论诞生。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 付莹莹.浅谈西方经济史学初期发展[J].消费导刊，2009（23）.

[2] 张凤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页[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 谭崇台.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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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致力于建立一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经济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本文从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浅析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关键词：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对立统一

1 社会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讲到，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作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在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有效地利用生产性资源。因为人们有效利用生产性资源是一种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说，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生产力研究的学科，它的强项不是生产关系研究。

而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它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马克思终生致力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方面讲，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确是对立的关系。

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的，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联、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在对立的统一中发展变化的。经济学中讲到，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研究生产力变化规律的西方经济学与研究生产关系变化规律的经济学，不应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经济学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研究的，不然，就提不出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论断了。但经济学又没把生产力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也很重视生产关系问题，然而，又理智地拒绝研究生产关系，人为地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但是，就系统、完整的这门经济学来讲，它应是全面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研究，而不该顾此失彼。

2 理论基础：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对立统一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争论而不能统一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者指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庸俗理论，判定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客观唯物的科学理论。他们认为，商品是以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效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一经生产出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发生边际变化，从而是一个客观的唯物的概念。由此得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因它的主观唯心性而不具有科学性。劳动价值论把使用价值当作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客体，是具有客观唯物性的，因此也就具有了科学性。

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主观地使其完全对立起来，二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用价值被认为是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其显著特征是有用性和稀少性。在效用价值论者看来，物有用而不稀少，没有价值；物稀少而无用，也没有价值；只有既稀少又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效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效用价值的一个特征看待，则劳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使用价值的定义看待。因此，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看作商品的两个因素，认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进而为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且由于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两者的对立统一，所以就有了统一的可能。

3 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可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学理论。因为我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就必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既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又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成分，这就为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完善，法律法规亦不健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不和谐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和谐的问题仍很突出。若我们不把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统一起来，就会因看到这些不和谐现象而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否定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因为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而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否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话，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而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必然要求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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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范式，比较静态分析，一线两带，

（一）引言：经济学与科学研究框架

经济学的定义，在诸多经济学理论教科书中，多有陈述。经济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属于社会科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又如何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这就要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说起。

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就要有其科学性的研究框架(scientificmethod)。物理学是科学无人异议，为什么？因为有其科学性的研究框架。以物理科学为例，科学性的研究框架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对要研究的现象的观察，得到研究对象的信息或数据。比如牛顿观察到苹果掉到地上而不是其他方向。第二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产生普遍性的假设，并根据此假设推导演绎出理论。比如牛顿假设物体有吸引力，并且吸引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于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万有引力定律。第三是对理论按严格逻辑所推演的或暗示的结论，通过具体的某一现象进行检验验证，事实与理论推演的结果一致，理论保留，并等待被进一步检验，否则，假设就是错的，当然由此假设推演的理论也就不成立。比如由万有引力定律所推演的太阳系的行星，其质量等等，都不驳斥其理论，理论被保留。

作为一个理论——科学框架的一部分，它要解释或预测一系列现实世界的各种客观存在，他的结构应包含三个部分：

1．主张或公理（assertions,orpostulates）。可表示为集合A={A1,…,An}，如万有引力定律理论的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的大小与质量成正比等等，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者选择遵行效用最大化原则等，他们都涉及到理论构造中的研究对象的普遍，具有不可观测性。

2．假设或实验条件（assumptions,ortestconditions）。可表示为C={C1,…,Cn}，在这一假设下，主张或公理要被检验。假设(assumption)与公理(postulate)不同，假设或实验条件由可观察到的现象构成，而公理是关于抽象事物的广义陈述，不具体指某事物，具有难以观测性。假设连接了理论构造与现实世界，它必须是现实的。一般形式为：如果…（可观察到的行为，现实世界会发生的事件）……

3．事件。可表示为E={E1,…,En}。是根据理论预测到的事件。即：如果发生了（假设）…，则事件就会发生。

简而言之，理论的结构是这样的，主张或公理A（不可观测、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陈述）意味着如果试验条件C（具体的可观测现象）成立，则事件E（可观测现象）就要发生。用符号可表示为：

A(CE)，或（AC）E（1-1）

箭头表示“意味着”。

理论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看他是不是具有能被现实世界检验的性质，即其“可驳斥命题(Refubrproposition)”是否存在，具有此性质，才谈得上去检验，不具有此性质，则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可驳斥命题如何提出，这一类工作，叫做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statics）。

因此，回答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要看其理论结构是不是具有科学性，一个理论能否成立，可驳斥命题的存在是必要前提。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满足了这些科学的研究框架的条件，经济学中提出的普遍性的理论，正在被一些具体事实证实或证伪。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定义可表述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他利用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行为假设，利用（逻辑、数学）技术以及在对一具体问题假设其遵行普遍的假设（公理）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行为假设（公理）的可驳斥的解释（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二）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是一种（数学）技术，通过这一技术，理论（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确定理论的可驳斥假说，如果不能推导出可驳斥命题，则想用现实对其检验就是徒劳，因为无任何数据可驳斥理论（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一种符合逻辑（通常用数学技术）的仿真（Silberberg,etal）。“静态”在这里是一种误用，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理论，是以某一检验条件或假设的变化来检验经济变量的变化为基础的（Silberberg,etal），比较静态是指不考虑时间因素的对研究变量的变化的经济学预测（Silberberg,etal）。

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1829年，威廉•维赫维尔(WilliamWhewell)发表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说的数学说明”的论文，论文的内容专注于从技术层面说明学说的科学性。在随后的1830年到1850年间，他又先后为此目的发表了一些文章。但直到1871年，其工作才引起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的注意，并由此开创了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法。

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要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行为作一些假定（主张或公理），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定与看得见的行为或现象联系起来（比较静态分析，提出可驳斥命题），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定为真时，则某种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杨小凯，张永生）。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具体讲，比较静态分析是通过逻辑（或数学）运算，模拟理论的可驳斥命题即检验条件是什么，从而为理论的验证提供方法。

经济学将研究变量分为两类，一是决策或选择变量（Decision,orchoice,variables），另一个是参数或外生变量（Parameters,orvariablesexogenoustothemodel）。参数代表理论的检验条件变量。如果用x表示决策变量，用α表示参数，则理论必须表示为（假设为）某一决策变量x是检验条件α的函数。

（2-1）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行为公理A（假说，或理论），如果检验条件C（用α表示）成立，则决策变量（用x表示）会发生。因为经济学家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给定某一参数下的实际的选择变量的具体数值，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建立在基于对边际量的观察，即：

（2-2）

通常，经济学的公理（理论）由这一导数的性质来表现，它潜在地表示了经济学的可驳斥命题，所以经济学也被称为边际主义范式。比如，需求理论，价格是参数（外生变量），需求量是选择变量，需求法则（公理，理论）认为，dx/dp<0，即其它变量不变，需求量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因为可驳斥命题是潜在存在的（dx/dp大于零），这一理论可以被检验。

经济学理论，往往涉及看不见的行为，如企业利润最大化公理，要证明其正确性（实际上是证明其不正确性，正确性往往无法证明，但当事实无法证明其不正确时，暂时接受其正确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确性得到普遍接受。），必须借助可观察到的现象。将看不见的假定现象与看得见的现象联系起来，用严密的数学逻辑，推导参数变量与决策变量的导数关系的工作，以确定可驳斥命题，就是比较静态分析。

所以有人说，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然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它却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知识的积累过程（杨小凯等）。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杨小凯等）。

（三）陕西省“一线两带”发展战略的比较静态分析

陕西省省委、省政府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决定实施“一线两带”发展战略，即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段及宝（鸡）潼（关）高速公路为轴线，加快国家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关中星火产业带的建设，使关中地区率先崛起，并以此为增长极，辐射和带动陕南和陕北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理论是否为真，是一个不可观测的现象。因为一旦实施，不实施的结果就不存在，无法观测，无法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比较静态分析假设理论为真，用具体的事件（比如“一线两带”），推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发生，可以肯定理论是错误的。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如下。

1．模型的构造

关中地区率先发展，即将有限的政府投资，集中用于局部地区（关中）经济建设，使其成为一个增长极，预期产生极化效应，从而带动整个省内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集中用于关中地区，这里面隐含着如果将这些有限的资金分散用于各个地区，对陕西省总体的经济产出不会更大。如果地区间的生产函数差异，由分工程度、劳动者技术差异等内生，这一发展战略，用模型可表示为（模型中的变量都是时间的函数）：

（3-1）

其中，Y为全省总产出，F(•)为生产函数，短期符合规模报酬不变，边际产量递减，地区间无差异，K为资本存量，边际产量递减，L为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E为劳动效率，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进而与总产出积累或资本存量有关，还是分工的函数，分工与交易费用（在此包含交通、信息建设等政府投资，用G表示）有关，分工会使规模报酬递增，EL表示有效率的劳动力（effectiveworker），下标1表示关中地区，2表示陕西省其它地区。这一最大化问题可图示为：

图1中，市场配置使产量最大化，各地的资本边际产量相等。图2中，对关中地区增加投资，预期产生极化作用，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分工，提高生产率，使1沿虚线上升，总产量上升，并带动2产业升级，使2也沿虚线上升，最终使总产量连续跳跃上升。

这一预期是否成立，需要进行检验，如何进行检验，就需要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找出这一模型的可驳斥命题。

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关中地区有效率的劳动力占总有效率劳动力比例为m1，其他地区有效率劳动力占总有效率劳动力比例为m2，关中地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n1，其他地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n2，即：

且

因为，（规模报酬不变）表示有效率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且f(k)=m1f(k1+g)+m2f(k2),所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或

E实际上可以看为与技术、分工有关的效率因子。若定义关中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的辐射系数r为：

辐射系数是关中地区产出与其他地区产出的比，总产出可以写为：

（其中令E1L1f=）（3-2）

从图2中可以看出，关中地区若对陕西其它地区具有辐射作用，应能够带动那里的产业升级，即总产出出现拐点（图2中总生产函数1与2之间的转折点），拐点的条件是产出的一阶导数为零、在此条件下二阶导数为零。比较静态分析就是在满足以上条件下，从一阶条件中寻找决策变量（g）与参数变量（r）之间的关系。

2．比较静态分析

这里，产出是有效率的人均资本(k1+g)的函数，参数为r，决策变量为g，比较静态分析就是在模型解中寻找决策变量与参数变量的关系。

求解（3-2），一阶条件为（注意到辐射系数r是k1+g的函数，设ka=k1+g）：

（3-3）

二阶导数为：

（3-4）

由3-3得：

（3-3a）

两边求导得：

（3-5）

将（3-5）带入（3-4）得：

由于一阶条件下，二阶导数为零，所以一阶条件为拐点。

再来讨论一阶条件

3-3

整理后得：，即：

即（这里略去了常数项）

设r(g*)是方程的解，

其中，dE/dg是政府边际投资的效率变化，一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df/dg是资本边际产量，大于0，所以，dg/dr>0。即投资速度加快后，辐射系数变大。如果实行率先发展战略，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大于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集中投资于关中地区的战略才不被，如果其它地区本身有自发的发展空间，且势头良好，政府不进行投资改造，促进升级发展，反而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于大城市，虽然大城市也得到了发展，但其机会成本却很高，将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检验条件，就是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3．比较静态分析后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及陕南陕北经济发展的情况，计算出辐射系数，并比较辐射系数的变化与政府投资的变化是否满足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不满足时，这一战略一定是错误的。

（四）结论

经济学通过它的研究范式——比较静态分析，证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比较静态分析是一种（数学）技术，通过这一技术，理论（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确定理论的可驳斥假说。它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一种符合逻辑（通常用数学技术）的仿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理论的构造，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理论的事实检验等过程。对陕西省实施的“一线两带”发展战略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为极化地区的经济增量与辐射区的经济增量的比，应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加而增大。如果在实施战略过程中出现比如陕北经济增量很大，则说明战略是有问题的。

参考文献：

[1]Kim,Jinbang"TheTechniqueofComparative-StaticAnalysisinWhewell''''s"MathematicalExposition"".HistoryofPoliticalEconomy-Volume33,Number4,Winter2001,pp.843-854

[2]EugeneSilberberg,WingSuen,TheStructureofEconomics:AMathematicalAnalysis,3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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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很多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地理学家吴玉鸣（2000）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把包括中国的31个省市在内的区域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随后，陈晓玲等人根据我国部分省级数据，考察分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此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分析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实际应用

随着国内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计量经济学已经成功运用到经济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1.公共经济学领域：James等（2003）主要对一国对于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的博弈通过建立一个空间概率模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2.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方面：Buettner（2003）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了德国各城市的财政外溢效应以及税收基数效应；Case（1993）以美国各州的情况做了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预算研究。

3.房地产经济学领域：Timothy等（2003）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城市住房的绝对位置对房屋价格差异的影响；Anselin等（2009）以美国加州南海岸数据为样本案例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法研究了环境空气质量对房屋购买者边际支付意愿的影响。

4.劳动经济学领域：Elhors（t2007）等首次将空间计量分析法运用到劳动经济学领域，对欧盟地区劳动参与率差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指出了在区域间和国家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主要应用

空间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国内的发展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九族平台、非家族成员的需要进行平衡，达成一致行动意见来充分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合理制度为约束的联成长

约束并不是对职业经理人不放心、不放手，它恰恰是为放心、放手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界定、业绩评估、财务审计等，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限制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发挥，而是为了更有助于职业经理人与民营企业主之间的有效合作与融合。首先要认真制定好公司章程，让职业经理人的各种基本可预料的行为有章可循，使公司章程为职业经作理人的重要约束机制；其次不断完善合同契约制度，签定受法律保护的详尽的任职工作合同，建立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责、权、利做了相关规定，以便成为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约束。再次，要完善董事会、股东会等企业机构职能来优化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评估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

（四）以持续发展为契机的稳成长

根据民营企业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民营企业共生关系的深化建立在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民营企业持续发展，民营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才可能得以进化，朝向一种基于对称性互惠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发展。因此，一方面，民营企业需要模式自身与环境要素的界限，将自身与环境融为一体，从共生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处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变组织成员的认知图式，进而改变组织的整体认知图式，从而在组织实践中奉行一种与内外部环境和谐共生的态度。

（五）以共享利益为核心的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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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函数；就业需求；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31-06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简介：孙中才，男，辽宁辽阳人，经济学博士，三亚学院财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五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美国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研究方向：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系统分析。

一、引言

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目标，失业和通货膨胀一直受到高度重视[1]。而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则通常以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2]。论述的出发点是总需求和总供给未必能够相交于充分就业之点，而且，即使二者偶然相交于充分就业之点，二者的向左或向右移动也可以造成失业和/或物价的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2]504。这样的论述，显然已经认定或默认失业与通货膨胀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因此激发了有关短期经济的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基本关系，从而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该曲线首先把通货膨胀率直接表示为失业率的函数，继之又以英国1861-1957年近10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拟合分析，从而提出了这条表示二者可以交替的模型[3]。

事实证明，这样的认定或默认，以及由此所取得的经验函数，都不仅推进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还直接带动了有关宏观政策的发展[4]。

然而，精确性始终是科学理论探索的永恒主题[5]。如同其他科学常规学科一样，经济学也需要在理论不断精确化的道路上为自己开辟发展的途径[6]。于是，更加精确地说明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便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里，占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7]。

20世纪末，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发现了有约束的利润函数（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简称G函数，把经济的初始描述推进到了一个更简单、更自然的发展阶段[8]。依据G函数的基本结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可以很容易地耦合在一个一致性的数学框架里，并依据“自由市场自行调节”的规律，可以将有关内容清晰地表示在两个不同因子成分的集合之中。这使得宏观问题能够很直观地并且初始性地陈述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里[9]。继而，有关分析便可以很自然地在这个一般均衡的结构里完成，其结果也就很自然地可以在这个一般均衡的结构里得以表示和精确化。更简单、更自然的范式，一定可以解释更精确、更简洁的规律，从而将科学理论引至更深入的真理境地[10]。

本文从以下部分开始，便以G函数为出发点，把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与失业约束和货币投放数量耦合在一个统一的模型里。继而，依据固定替代弹性定律和经济的正则原理，表示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关系，从而给这种关系以更加精确化地定义和解释。

二、显示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与货币需求约束的经济

三、讨论与结论

显然，在式（5）的右端项里，或者说也就是在式（3）的右端项里，如果出现了有关劳动力的内容，那么便是货币固定数量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直接相联系了，即在式（5）中，若同时有i=I和k=J，或者只出现了i=I或k=J，均意味着货币固定数量的变化与劳动市场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其中，若同时有i=I和k=J，意味着货币固定数量的增长既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也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若只出现i=I，则意味着货币固定数量的增长只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直接联系；若只出现k=J时，意味着货币固定数量的增长只与失业约束的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失业直接联系在一起。

为简单和便利起见，我们先讨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直接联系问题。

依据自由市场自行调节的规定，宏观的干预只可介入经济容量，或者说只介入广义的需求约束条件。不失一般性，假定失业约束约束和货币需求约束均是宏观干预的结果，设它们的干预变量分别为mJ和mJ+1。

于是，从式（5）出发，式中如果可以确定有

综合上述，并试图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稍作总结，似乎可以得出下列三点主要结论：

一、以往的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分析，属于宏观经济学里有关局部均衡的分析，对其一般性和普适性，应该给予更精确地说明。

二、从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范式G函数出发，对失业与通货膨胀加以更精确说明，是很容易做到的。新的理论范式更容易取得科学的进展。

三、以往的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研究结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以往的实际运用中取得过显著的成绩。现在看来，一个还不很精确的数理分析结果竟然能取得如此的技术进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更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并需要随之给予更精确地解释。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 Economics[M].New York： McGraw-Hill，1957： 152-15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04-528.

[3]名词解释. 菲利普斯曲线[J].世界经济，1979（12）：42.

[4]孙中才.理论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0-28.

[5]杨振宁.杨振宁文录[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96.

[6]孙中才.科学历程与经济学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8（3）：85-91.

[7][美]F.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刘毅，蒋理，王秀萍，刘霞，夏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52.

[8]孙中才.G函数引导的新探索[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21-25.

[9]孙中才.通货膨胀与宏观调控[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4）：5-11.

[10]孙中才.科学与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73-74.

[11]SAMUELSON P.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102-104.

[12]孙中才.货币运营与通货膨胀[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51-58.

[13]GORMAN W. Measuring the Quantities of Fixed Factors [M]//WOLFE J N， Ed. Value， Capital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Sir John Hicks， 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 1968：117-119.

[14]MCFADDEN D. Cost， Revenue， and Profit Functions [M]//FUSS M， MCFADDEN D （ed.）. Production Economics： A Dua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1978：7.

[15]孙中才.外贸顺差与通货膨胀[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