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铸造出鲜明的国家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情，认准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最佳汇合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认清楚国情以及判断世界形势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中国和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应该好好利用这一良好的战略机遇。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相类似，主要任务也一致。当今世界，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些汇合点，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至少能够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视。

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一切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是产生于时代的需要，同时又以过去的体系为发展基础。我们在构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时，不仅要从书本出发，进行主观的抽象演绎，更要从实际出发，以整个历史的发展为轴线，深入探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起点和着手点，对世界发生的基本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掌握清楚在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概念、进而不断达到在学术观念，学术体系以及科研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创新。这也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

篇2

第一，思政教育基本理论科学化，其科学化主要表现在为两个层次：一为彻底性，基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这一条件，吸收并总结马克思理论以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获得的各种新成果，通过当前我国国情的分析，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相应的创新，继而进一步解答人们对当前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才可将思政教育基本理论科学化的发展揭示出来。二为层次性，所谓层次性就是思政教育基本理论要想成为一套的科学化理论体系，就必须要在原有核心概念以及基本原理工作的凝练上深入进行研究与分析，同时思政教育还要针对不同要求、不同对象以及不同内容来构建层次不同的有关理论。第二，思政教育实践工作科学化。思政教育实践工作就是指通过思政教育规律的应用来解决实际思政教育方面的问题，思政教育实践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通过这一实践工作所得到的成果以及成效所体现出来的。因此，思政教育实践工作科学化必须要便于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第三，学科体系科学化。由于科学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求在理论形态各范畴上必须要有一个和其原理具有相应内在联系的一套科学体系。因此，在思政教育教育中，必须要重视该学科体系科学化，确保思政教育科学化贯穿于现代化思政教育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继而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以及真理性，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科学化。

二、实现思政教育科学化的标准以及相关途径

（一）实现标准

要想实现思政教育科学化，首先，其学科建设必须要达到标准，该标准就是学科建设中所必须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在思政教育这门学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需借鉴与吸收有关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其次，基于该基础再结合思政教育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使其成为一门综合应用型的学科。在思政教育中，因教育对象为现实生活中人，因此在其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中就涉及到了人自身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如此复杂的关系下，思政教育所涉及到的学科理论也相应地增多，如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等。基于这种情况，在进行思政教育学科建设时，首先，应该明确一种鲜明且正确的学科依托意识，基于相关学科在理论深度、高度的发展，不断吸取其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其次，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应和当前有关学科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以及现有资源积进行有效地整合。除此之外，在学科建设中，除了要坚持综合性以外，还应注重该学科自身独立性，辩证统一地认识思政教育这门学科，简而言之就是增强思政教育学科建设综合性其实就是为了使该学科独立性更加凸显，不断强化其独立性。

（二）实现思政教育科学化相关途径

篇3

1．1政治和国家概念中蕴含的道德涵义的弱化和消除

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与“治”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政”，从构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树立文教，使人的行为摆脱野蛮从而符合礼或德的状态。孔子就有“政者，正也”的说法(《论语•颜渊》)。由于处理公共事务必须合理，并要以此实现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务”这一引申义。“治”的动词义为“治理、统治”，名词义表示“治理良好的状态”。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蛮的手段正确处理公共事务，或治理良好的状态。在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政治理论中，政治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与道德范畴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渐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当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两个要素:公共权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及其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性质，从而将“政治”理解为追逐或运用权力的活动、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活动、对公众事务的管理活动等。在这类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与政治概念类似，国家概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传统社会，国家往往以共同体的观念为基础，被类比为家庭，强调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关爱的义务，而每个人作为国家的一员，也都对国家目标的实现负有责任。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儒家学说就是将国家中的君臣、官民关系类比为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将每个个体自身道德素养的完善与国家的治理状况联系起来，重视个人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此外，相较于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更重视公共权力是否正当运用、是否产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状况。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正是这种观念的最明确体现。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的论述是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国家观念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为优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义行)终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如果人无善德而欠明哲，也终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也一样。一个城邦必须有类似人们所称为义士、哲人、达者的诸品德，只有正义、勇毅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进而达到幸福”。而在现当代通行的政治理论中，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共同体的国家观念丧失了主流的地位，国家被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而斗争的场所，国家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权利被置于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现当代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为最终的价值归宿的。

1．2经济学取代伦理学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

在西方，对政治学的解释首推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又提供着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对于发展经济和贸易等问题，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伦理目标。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首要的价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传统理论承认了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价值，但是承认这一价值的原因则在于道德，所以，对衣食的追求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更是明确地说明道德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有行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为目标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人则是小人。但近代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倒转:在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考虑是在伦理框架之下进行的，发展经济是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在现当代，经济学则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观念或利益分配的正当性问题往往被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考量，探讨道德与正义问题的目标则在于维护经济发展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道德自身内在的合理性不断弱化，对其合理性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体经济或个人利益的发展与保障之上，道德规则成为理性经济人“出于深思熟虑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应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规则”。与之相伴，政治理论与伦理学的相关度不断下降，“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背离不时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发展中是一种清晰可辨的趋势”。而经济学则成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这充分表明，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本位理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论相对主导地位确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论逐渐获取相对的主导地位，是社会现实发展变化与理论变革双重作用的结果，而这两者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主要表现为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2．1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简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其次是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手工业。而由于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贸活动难有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在传统社会，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产出相对稳定，因此，传统社会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对固定，很难有大的发展。这就导致在传统社会，主要的利益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其核心则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分配问题，而扩展利益的问题并不突出。发展经济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上，而只要农业产出提高，手工业和商贸活动也自然会随之相对繁荣。所以，在传统社会，除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解决温饱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低水平的较为平等的状态;而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单一且狭窄，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途径较少且难度很大，人们的利益欲求很难无限发展，所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较为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轻利的道德观念自然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新的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农业产品和工业资源;科技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而广阔的殖民地则提供了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充足的资源，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扩大，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变大。这就导致利益问题的重心从分配逐渐转向了利益的扩展上。原本以轻利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越发不适应现实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适应人们追逐利益的道德观念随之建立。如韦伯就认为新教入世苦行主义道德规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总结道:“新教入世苦行主义……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种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这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力量，也打破了许多固有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天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宗教神学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知识体系开始从宗教逐渐转向科学。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勃然兴起。人们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和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也逐渐从客观世界(自然界)领域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领域，并最终产生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现实世界中的科技革新，从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种宗教和神学理论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这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渐消失，裸的利益逐渐被视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君力和等级制难以再得到神学道德观念的维护，人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越发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政治权力和上层等级特权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国家机器被解释成以特定利益取向为价值基础的工具。与等级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礼仪制度遭到摒弃，随之而来的是原有道德观念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未建立时的暂时性道德失序。其次，弱化，人类社会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学信仰的支撑，各种道德观念对于人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大幅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异扩大的耐受力。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剧，而统治阶级只能愈发依赖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导致人们通过正常途径改造现实的希望落空，进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论的兴起，从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会稳定为目标的道德体系受到冲击。再次，按照科学主义的观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人们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认为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得到广泛认同的规则，而“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之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以道德在本质上仍是指向利益发展或协调，这就导致道德与利益在价值上的先后顺序发生了倒转。最后，随着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们对公共权力运用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正当性探讨逐渐与道德分离。新的政治理论渐渐摆脱了道德观念的影响，开始在新的概念体系上建立起来，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成为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利益上的价值来阐释其合理性。随之，经济理论与公共领域的联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则逐渐被限定在个人领域，作用空间和重要程度不断遭到压缩。总之，在现实和理论双重作用之下，在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逐渐取代道德而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因素，利益本位理论已取得了相对的主导地位。

3对利益本位理论的反思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是伴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逐渐发生的，是人类思想理论和现实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观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义观念得到确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原有的贵族等级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政治地位愈加趋向平等，最终随着普选制的建立，人们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其次，人们摆脱了落后的宗教理论和强权政治的禁锢，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逐渐确立，迷信愚昧开始被科学理性的观念所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对来世的期许愈加转向现实世界，改造和完善现实世界的动力和信心增强。再次，知识的积累、科技的快速进步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一方面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利益的扩展，另一方面对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动力。然而，尽管新的理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当然，应该看到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的作用并不是影响现实的唯一因素，而且对理论不足的分析也不能无限扩展。比如，理论上确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认现实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正当性，更不表示对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认可。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利益本位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与道德之间反向关联的消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说，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有助于抑制人们逐利野心无限扩张的制衡观念，更容易让人迷失于物质追求之中。而当利益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常常就会出现亚当•斯密所论述的情况:“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强调和对物质的追逐与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日益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二是对于个人利益保障的重视以及权利至上的观念，在客观上刺激了个人主义的失衡式发展。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导致集体感与自我奉献观念削弱，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理性但却冰冷的利益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由于利益关系通常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利益取向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使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同样程度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已经愈加凸显出来，这也会进一步导致利益本位理论的消极作用被放大。从如今的状况来看，人类所具有科技水平还没有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资源，资源缺乏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在不远的将来，这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发展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所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将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有着潜在的重大问题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倾向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如果经济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政治不稳的状况势必会更加突出。所以，当经济发展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时，以利益为本位的理论必然需要进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论的批判性回归

实际上，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的相对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道德认知观念的变化造成的。我们对道德概念认知上的不足是导致低估道德价值的重要原因。近现代科学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地忽视了对人类主观世界的反思。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而不再从人的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诚然，我们不能为所有人的生命意义确立一个标准的答案或目标。事实上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看起来虚幻缥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确实是道德的一个重要起源。道德所要应对的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而要衡量任何一个事物或观念的价值，我们都需要一个先在的正当的目标，只有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价值才是有益或正当的价值。而所谓道德，单纯从理想的定义上来说，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实现生命价值这一目标的准则或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我们才能以此建立整个价值体系，也即道德体系。因此可以认为，道德就是源于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思考。将物质生活或物质享受作为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一种充斥着动物性色彩的观念，以此建立道德体系就无法将人类与动物进行本质上的区别，人类也就仅仅是一种能够更好地满足自身物质欲望的动物。这显然不是一直以来的道德观念的本质涵义，也不应成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观念。从逻辑上来讲，假如一切都随着生命或者物质存在的终结而消散，那么承担目的和意义的物质载体就不复存在，一切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人类道德的核心应该在于寻求超越于物质存在的生命价值，在于寻求短暂的生命过程背后所蕴含的永恒意义。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道德产生于对这个目标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价值或规则;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质利益不可能是最终的目标，也不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最高价值，物质利益只是实现道德的一个手段。抛开对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释，我们也应该重新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进行评判。我们在承认当前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绝对公平，因为我们无法对每个个体的价值及其应得进行绝对准确的评判。所以，每个人所应得的价值不可能仅仅从自身能力出发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证明。实际上，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状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种偶然性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种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责任、义务与共同体的观念。人类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层次的共同体之中，而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是这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身的能力只是无数因素中的一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共同体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状况，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合作”———实质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的状态———才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于这种共同体具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具有感激之情进行回馈。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点。倡导政治理论的价值基础向道德本位回归，并不是让传统社会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论“死灰复燃”，也不是全盘否认利益本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倡导对之前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发扬道德的积极作用来弥补利益本位理论的缺陷。这里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引导人们思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新理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将完善道德这一目标置于追逐物质利益之上;二是引导人们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避免对个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认个人能力作为利益分配标准正当性的同时，认识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价值和所得，使对个人利益的保障与赋予个人的责任相协调，从而进一步树立更注重社会平等的观念。

5结语

篇4

(一)部分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不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大学生课率低和低头率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某地方性高校，某一节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到学生195人，实到63人。教师不得不停下课，叫来辅导员点名，然而最后还是有17位学生缺课。不仅如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低头率高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大学生上课睡觉、发短信、在课堂上用手机玩游戏、看专业书籍等。甚至有学生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听歌、看电影。有学生听歌忘记了是在课堂，听得高兴跟着哼唱起来，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二)部分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性不强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所有真正的学习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需要运用头脑，不仅仅要靠记忆。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承担主要的角色，而不是教师。”[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依然延续中小学的学习方法，老师讲，自己记。其承担的角色是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完全是教学的客体。因此，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被动的。他们是将思想政治理论作为知识被动的接受，缺乏整理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因而也就难以用思想政治理论，主要是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实践。

(三)大学生运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差

李长春在辽宁高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抓好这项工作，就抓住了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的首要问题。”[2]很多大学生将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单纯的知识来学习，在学习时囫囵吞枣，不认真地领会其中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实践方法。由于大学生对了解的不深入，不透彻，所以他们运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差。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用BL教学模式具有的优势

(一)可以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空

从时间和空间上，PBL教学模式使得教学过程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让学生在图书馆、网络和现实社会中进行调查研究，在课堂以外进行讨论，体现出了很大的时空开放性，使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时间、空间得到拓展和延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想取得实效不仅要在课堂传授学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而且要走出课堂，走进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大学生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要改革，改变教师课堂全面灌输的教学方法，在教师讲解清楚基本理论的同时，根据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设计一定的情境问题，让学生自我组织起来，在课堂外去学习、去探讨，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学生们的探讨结论进行展示和总结，让学生能够对的理论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初步具有应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可以提高大学生应用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PBL教学法是让学生带着教师或自己所设计的情境问题去调查和讨论，从而得出解决情境问题的方案。通过情景问题-假设-调查分析-讨论-得出方案的整个过程，大学生的思维空间可以不断得到拓展，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可以不断得到提高。对于思想政治课来说，应用PBL教学方法，设计出具体的情境问题之后，让学生通过历史材料以及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用理论工具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可以大大拓展大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大学生应用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可以提升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性

PBL教学法强调面向全体学生，鼓励所有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鼓励学生们得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解决情境问题的方案。在研究过程中，学生的兴趣得到强化，能力得到发展，优势领域进一步拓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其实距离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很多大学生之所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兴趣，不想学习或不主动学习主要的还是教学过程没有能够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所致。例如在讲解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学生放映一段《三毛从军记》中的三毛和其战友们作为敢死队，要学习岳武穆，学习岳爷爷为国家献身的短片。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作为具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讨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珍惜什么？我们应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些什么？在诙谐幽默而又充满着庄严使命感的影片情境中，大学生怎么可能不动情，又怎么可能不积极地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来呢？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用PBL教学模式的途径

(一)紧紧抓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及其所承担的责任设计PBL情景问题

同志曾说:“加强理论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科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这样才能增强青少年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3]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用PBL教学模式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根本目标，进行问题设计和情境设定。在课堂上，大学生可以就情景问题进行讨论，进行辩论，但是决不能让一些歪理学说，甚至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在其中大行其道，大肆宣扬。教师在PBL教学过程中要用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对大学生的学习和讨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不能让西方的非思想，甚至是反思想以及社会中的一些腐朽堕落的思想乘机侵占大学生的头脑。

(二)利用PBL教学模式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整合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促进学生学习的真正动力是认知兴趣。[4]实践证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改革，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如果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进行必要地整合，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重复多、衔接性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尴尬局面不会得到很大改观的。PBL教学模式的一个显著好处就在于可以有效地对课程内容，甚至课程体系进行有效的整合，以解决教学过程中知识碎化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之间利用PBL教学模式打通课程壁垒，设计出一个个的情景问题来进行教学，就可以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重复多、衔接性差的问题。

(三)PBL教学模式要和其它教学模式的融合

篇5

 

一、伦理学是科学吗

 

人类学问原来只有一门爱智之学，即广义哲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尽管爱智之学的内部有了不同学科的划分，出现了“分科之学”意义上的不同“科学”，但它们还是都生长在广义哲学的名下和怀抱之中。近代以降，随着一门门具体科学的发育成熟，脱离哲学，自立门户，人类学问开始有了科学和人文学的真正分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类人文学则以狭义哲学即形而上学意义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为典型。那么，在这样的人类学科体系中，以道德问题为研宄对象的伦理学位置何在?属于哪种性质的学科?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和迅猛发展，一种将科学视为人类理性的全部，又将理性视为人类精神的全部的“科学主义”愈演愈烈。受这种科学崇拜舆论的影响，许多伦理学家大都乐意堂而皇之地将伦理学称之为一门科学。其实，伦理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科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

 

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只是负责向人提供关于其学科客体或研宄对象的知识而己，从不再由此涉论主体之人，也不据此直接为人的实践提供任何建议。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教科书中，都看不到这样的内容。伦理学则不然，虽然它也负责向人们提供关于道德本身的各种知识，但它更看重的是，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构建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直接为当代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待人如何修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6。

 

伦理学之所以能为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归根结底，在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众所周知，伦理学的基本对象是道德，而道德作为处理人间事务的规范，乃是人为的价值规定，它既对人的作为进行指引和约束，又是判断人之作为的善恶评价标准。此其一。其二，伦理学不仅要运用道德规范对人的实际关系、实际活动和选择意向作善恶评判和价值导向，而且还要对各种实有的道德规范本身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与取舍，以便设计整合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应有的道德规范体系。最后，不论是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评判取舍，还是对所有应有的道德规范进行分层、排序、整合、统摄，以使之不相互冲突，达到一律，都只能依据最高价值即终极价值或至善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来进行，是故伦理学还必然要努力寻找并确立终极价值或至善。由此可见，价值问题就像一根主轴那样贯穿于伦理学研宄的始终。

 

与之不同，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有质的区别。事实总是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情，价值则是人赋予事物的好坏意义，而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东西。是故事实问题都是“实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价值问题则属“应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以及人对对象应当如何?不应如何?对“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提问，只能用已有的相关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和“人应对对象如何?”这样的问题作答光凭已有的相关事实就无济于事，最终只能通过设定一定的价值标准来作判断。而这种人为设定的价值标准，自然也不是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因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而不讨论价值问题，也不直接对人提供“应然”即“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所以能做并负责做这些事的伦理学并不属于科学。

 

其实，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早有人察觉。西季威克说：伦理学“特殊而基本的目标是确定应当如何行为，而不是确定目前如何、已经如何和将来如何行为”，所以“我宁愿将伦理学称为一种研宄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门科学的研宄题材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实存的。，，[2]25一26也指出，伦理学“其阐定标准，而据以评判各人之行事，畀以善恶是非之名，则非自然科学之所具矣”。

 

伦理学既然不属于科学，就只能属于人文学。确切说，它是属于人文学中的哲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由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部分组成。本体论探讨存在的本源，认识论探讨认识存在的方法，价值论探讨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一般意义由“价值”或“好坏”这种最基本的词语表述，存在的特殊意义则分别由“利弊”、“善恶”、“美丑”这样的价值词表述。其中，“美丑”是从存在的形式上表述存在的意义，“利弊”是对事物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善恶”是对人事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因而以研宄人事即道德规范与行为、人品之善恶价值为核心问题的伦理学，就是奠基于哲学价值论之上的哲学分支学科。正因如此，中外伦理思想史中的各种伦理学理论，无不是由哲学家创立，而这些伦理学理论又无不被称之为哲学理论。正因伦理学具有研宄价值问题并直接向人提供“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的特点，决定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性质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伦理学除了因有应然问题的研宄而与科学相区别之外，即便在实然问题研宄方面也与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伦理学不是科学。这个区别就是科学只研宄可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不研宄难以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非经验性实然问题。所谓“经验性实然问题”，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研宄的客体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而确定其确实存在;二是对这个客体“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观察、实验、调查的实证基础之上。反之，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实然问题就是所谓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举例来说，“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之类属于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之类，则属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不难理喻，对煤只要通过化学实验分析其分子结构，就能正确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但“世界的本元”并不像“煤”那样，是一个人们已经经验到的客观事实，而只是推想出来的一种可能的存在。

 

既然如此，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个不确定的存在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在“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提问中，“社会”倒是人们已然经验到的事实，可“社会的本质”仍不是仅通过观察、实验、调查就能经验或揭示的。由此推广可说，所有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均有难以用经验去实证的特点，所以它们也不属于只能用经验事实回答问题的科学研宄范畴而成为哲学所研宄的“形而上”问题。在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的本体论追问，即有关道德的起源、本质、演化、结构、类型、功能等等是什么的追问，基本上都属于难以单纯用经验事实去予以回答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宄其原委，一则在于长期以来连“道德宄竟是什么”都存在争议而不是清楚的经验事实，遑论对道德的更进一步追问能仅凭经验事实给出?二则在于道德是一种非实体性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如是，存在于道德内部的本质、结构、功能之类就更无法通过观察、实验或调查的方式予以揭示。

 

正因伦理学与科学还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亚里士多德当初在创立伦理学时就已指出，科学是以不变的或必然的事物为题材，并寻求题材中有充分确定性的东西。而实践哲学及伦理学的题材则是不确定的或变动的，因而也只能期望获得同题材相适合的确定性[4]7。

 

对于“伦理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结论，可能许多从事伦理学专业学习和专业研宄的人都会感到沮丧、自卑，然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而哲学作为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智慧，就是负责研宄科学所不能研宄或无法问津的那些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伦理学不是科学”，只是强调伦理学在学科属性上不属于科学，而不是说伦理学与科学隔绝无缘。事实上伦理学除了有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也有对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这就使伦理学也与科学相通，包含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伦理学的经验性实然问题大致出现在如下三种情况中。一是伦理学要想回答“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是怎样的”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该地区或该民族中去进行客观的社会观察和社会调查，最后凭借经观察或调查所得到的足够的经验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某个国家随时展而出现的社会道德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也要如此。二是伦理学在对某个行为或某个事件进行善恶评价或道德评价之前，需要先搞清楚有关该行为或该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真实过程及具体背景;在为人的各种道德选择提供“应当如何”的指导时，也需要先弄清引发该道德选择的具体处境或境遇宄竟是怎样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只能以通过社会观察或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为依据。

 

三是因果关系是典型的经验性事实问题而伦理学中也有因果关系问题。当伦理学要对这些因果关系进行真假值的判断时，必须凭观察或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来说话。比如“衣食足则知荣辱”、“饱暖生欲”、“过高的道德要求会伤害人的活力”、“只有同社会赏罚同构的道德指令才是有效的”等命题，就都是一些含有道德意蕴的因果关系命题。而要想知道它们一孰真孰假?显然只有通过广泛搜集历史和现实一的相关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一论。就“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因果判断而言，一如果搜集归纳到的经验事实与该判断相符，则一该因果判断为真，反之则为假。

 

通过以上可知伦理学所研宄的道德问题既有属于哲学问题的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也有属于科学问题的经验性实然问题，而其中的价值问题又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就说明，伦理学这门学问，兼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是哲学性为主，科学性为辅的哲学分支学科。

 

二、如何把握伦理学的方法

 

伦理学在研宄道德问题，构建伦理理论时，与所有其他学科开展自己的研宄一样，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法。伦理学兼有哲学为主科学为辅的二重性表明，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伦理学的研宄中均不可偏废。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正因伦理学在研宄中既要使用哲学的方法，又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才使伦理学具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

 

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其具体方法都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那么，被伦理学所用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又是哪些?对这个问题泛泛而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必须分析来说。

 

在学术研宄中，方法是研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意味着，一方面，方法为问题服务，问题决定方法。即对于不同性质或类型的问题，需用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方法来进行研宄。

 

这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找不到能适用于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法。另一方面，问题也受制于方法，方法也决定着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结果。即对同样问题的研宄，若采用的方法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间的这种密切相关性表明，对于伦理学所用方法的说明，可以以道德问题的分类为线索来展开。

 

需要伦理学研宄的道德问题非常之多，这一些问题随着伦理学内部研宄分工的出现，己经一分别被道德哲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描述一伦理学、部门伦理学、道德文化学、伦理史学这一些伦理学的二级分支学科所瓜分。因此，道德问题的分类，实际上也就是伦理学二级学科研宄对象的分类。于是伦理学研宄不同类型道德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就分别存在于它的每个二级学科之中。

 

在伦理学下一级分支中，道德哲学负责研宄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演变、结构、类型、功能等等道德本体论问题。道德本体论问题属于单纯凭搜集归纳事实材料难以回答的实然性问题，因而只能用哲学的理性思辨方法进行研宄。这是一种与科学的经验实证大相径庭的方法，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也不依赖于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构建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或原理去对所要研宄的对象与问题进行规定、分析、划分、解释、整合、推论。从伦理思想史上看，用于回答道德本体论问题的理性思辨方法基本上有三类，即自然主义的方法、神秘主义的方法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自然主义包括性善论、性恶论、快乐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等等，其方法特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神秘主义包括各种宗教神学和非宗教有神论，其方法特征是用某种超验的非人可及的神圣，如神、天、天道等，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理性主义自苏格拉底始，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伦理学方面的方法特征是以理性、灵魂、理念、绝对精神之类精神范畴展开对道德的解释。这三种方法尽管都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然其结论均不能令人满意。道德乃是人类实践产物的基本事实提醒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还得运用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的实践及其动机即需求出发去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类型、结构、功能，并根据实践主体的变化和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去解释道德的历史演化与进步。

 

规范伦理学负责研宄人的行为、品质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问题由于一方面关乎对人的行为、品质的善恶评价，另一方面关乎对道德规范本身的优劣评估与合理性预设，因而在实质上均属价值问题，也只能用哲学价值论的方法来加以研宄。不论是对行为、品质进行善恶评价，还是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优劣评估与合理预设，都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于是如何确立价值标准也便成为这里的关键。以往伦理学对此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不外功利主义的方法和道义论的方法这两种。功利主义的方法重实际结果，以快乐、功利、幸福等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价值标准。道义论的方法重抽象原则，以道德律令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以道德律令能否普遍化作为判断其优劣的标准。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都为规范伦理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各自的缺陷也明显存在。功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功利和幸福的解释太过笼统，以致无法区分各种具体价值的大小;道义论的主要缺陷则是存在倒本为末，将道德律令作为人的目的的倾向。后来各种改良的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也没能彻底化解这些缺陷。创始人虽然没有对规范伦理学的价值问题做过专门研宄，但其秉承人类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通过对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复归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而提出的最高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望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能让功利与道义达至统一，从而既保留功利主义方法与道义论方法的原有优长，又使二者的原有缺陷得以克服。

 

元伦理学负责研宄道德词汇、道德判断、道德推理等道德语言问题，要对道德语言的由来、性质、类型、功能、意义和逻辑关系提供说明。由于道德语言形式多样，变化多端，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题材，决定了要想进而深入其内部把握其内在规定性，亦非理性思辨的哲学方法莫属。元伦理学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先后有直觉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两大流派。这些流派虽在推定道德语言的功能、意义时均存在严重失误，但它们所普遍采用的语言分析法在分析道德语言的性质、类型，指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时，还是卓有成效的。因而语言分析法在今天的道德语言研宄中，仍可以继续为我们所用。语言分析法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发现不同语言的差异来为不同的语言定性，进而推论它们的其他特征。与语言分析法相似，语言学中的词源法和语用法，因在说明道德语言的由来和意蕴方面特别有效，也是我们研宄道德语言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描述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社会学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负责向人们描述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整体道德风貌。描述不能凭哲学的理性思辨，只能用事实说话，这就必须使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具体说来，它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先通过观察、调查、问卷、走访、座谈、实验、作品分析、个案分析和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内省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获取大量与特定研宄对象相关的经验材料，再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归纳法进行总结，最终勾勒出该特定对象的整体道德风貌。

 

部门伦理学，亦称应用伦理学，负责对存在于人类各实践领域的具体道德问题做分门别类的研宄。这样的研宄以往只局限于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的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的相继出现，部门伦理学有了迅猛的拓展，到了今天，几乎己经没有哪个人类实践领域不在部门伦理学的关照之下。部门伦理学之所以也被称为应用伦理学，在于它是运用理论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来研宄各种具体道德问题。因而部门伦理学本身并没有另外的方法，在研宄中主要是按问题的性质而选用伦理学及其他伦理学分支学科的一般方法。若涉及的是难以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道德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之类，就用道德哲学的理性思辨法;若涉及的是可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导致诚信普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就用描述伦理学的经验实证法;若涉及的是应然性问题，如“是否应当克隆人”之类，就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

 

道德文化学，或伦理文化学这样的术语，始见于1980年代，是最新近的伦理学二级学科。道德文化学负责将道德放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做总体研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之内涵、结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二是揭示道德规范体系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与构建方式、运作方式;最后则是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文化进行比较评价。其中，前两种研究属于对业己存在的事实的描述，基本上可用描述伦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第三种研究所涉及的“比较”，要用科学比较法，即通过对比找出不同道德文化之差异、特征。而“评价”则属价值研究，需要采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来评估不同道德文化的长短优劣。

 

伦理史学，负责研究人类伦理思想史和人一类道德生活史。对人类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是一要清理人类己有的各种伦理学说，以为伦理学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清理，一属于对思想的反思，需在客观解读文本的基础一上运用哲学的辩证分析法进行，以区分出其中一的精华与糟粕。对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要以文字的形式再现历史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原貌，以为当代的道德建设与道德生活提供各种历史经验的参照。由于“再现”属于对以往事实的描述，自然也要采用描述伦理学所使用的科学的经验实证法。只不过在取材方面对历史经验的取材与对现实经验的取材有所不同，“再现”的取材，主要是运用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从口传历史、田野调查、各种历史实物和包括雅俗文本在内的各种历史文字资料中提取所需素材。

 

伦理学不仅根据道德问题的性质与类型来选择方法，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同一个具体的特定对象。

篇6

一、行政伦理学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行政伦理学的提出是近年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我们对包括各类职业道德，尤其是对行政道德等伦理道德在内的诸多行为规范进行调整和重新规范。同时也相应地要求对行政领域，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角色及其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和调整。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适应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行政行为，既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又是伦理道德许可的行为。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由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变化，原来那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以政治规定代替行政道德的现象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相应地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及具体的行为规范。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完善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是新时期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需要。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是新形势下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且势在必行。相比较而言，以往对公务员队伍建设中的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较为重视，而对应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却较为缺乏，甚至相当欠缺。如果说有建设的话也只是在道德建设方面，而伦理建设方面却未有足够的重视和着力，也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其行为不仅代表一定政党的意愿和目标，而且代表政府的政策和形象，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其行为方式不仅要有政治、法律方面的规范，更要有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范，尤其要有伦理方面的规范。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新时期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反腐倡廉的需要。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很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制度不完善，尤其是伦理道德及相应伦理制度方面的不完善，是一个重要的不可轻视的因素。对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政治和法律的规范只能进行原则性的规定，而大量的与其职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却应由伦理制度及相应的道德规范来进行。由于市场经济的初创，没有及时建立相适应、相配套的伦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换言之，没有建立当前条件下与公务员身份相适的有一定张力的伦理制度和道德规范，使大量的行政行为受不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必将造成严重的失范和违规现象。现实中，不仅行政伦理和行政人员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相反却大量存在着以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以政治原则和政治规范代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情况。显然，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制度、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反腐倡廉，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意识和自律水平，强化行政伦理约束和道德规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是公共行政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取向是一个趋势，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也是必经之路。在社会主体多样化，社会经济活动复杂化的情况下，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中，建立一套反映现实需要的切实可行的公共行政机构，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行政公务员队伍，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行政当局和伦理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可否认我国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如何从公共行政和行政伦理的角度进行建构，却是一项新的课题。因此，建立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对公共行政建设和行政伦理建设，对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等，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

二、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行政伦理的建立、完善及其制度化，既是公共行政的内在需要、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应用伦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呼唤建立与公共行政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为此，应建立相应的行政伦理学以促进和保障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进行。

一门新兴学科的建设，不仅要充分把握其必要性，还要进一步把握其可能性。从学科建设来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应完整把握其学科性质，即应有确定的研究对象，鲜明的学科性质，明确的研究任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合理的社会功能。这里仅就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特征进行讨论。

所谓行政伦理是关于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道德行为规范、伦理管理制度、价值观念模式等的总和，其核心是行政组织活动和行为的行政伦理规范和行政伦理制度。行政伦理学则是以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的活动、行为和观念为对象的应用伦理学，是获得伦理规范和价值指导的行政管理学。它以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以其在管理活动中施行的行政行为出发，运用伦理学和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揭示行政与伦理的内在、现实及应然关系，明确行政行为及活动的伦理性质和价值，规范和引导行政主体的活动，提高公共行政的效能和信誉。简言之，是关于行政机关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的伦理规定的学科。

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决定了它的学科性质。具体地说，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伦理学和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相交叉的产物。又是一门应用学科，是运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规范及相关理念,去研究分析行政及活动的伦理性质的学科。提供关于行政伦理及道德规范的基本理论、观念和基本知识。此外，还是一门规范学科，即以对行政活动和行为的伦理定位为基础，提出一套可供在行政和管理活动中具体执行，从而规范、教育、评价和引导的具有鲜明行政领域特色的行政伦理理念、行政伦理制度和行政道德规范。同时，不仅重视实然，而且重视应然，即不仅科学地分析行政行为的伦理性质，提出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提出一定的价值理想和目标，反映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愿望，并给予积极引导和价值评价。因而，行政伦理学是一门关于行政伦理问题的知识体系、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统一。

三、行政伦理学的学科特征

行政伦理学的特定对象、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不仅决定了它的学科性质，而且规定了它的学科特征，即科学性、伦理性、规范性和导向性。

第一，科学性。这是行政学和伦理学的共同要求和行政伦理学建立的基本条件。即运用行政学和伦理学作为知识体系或科学体系所具有的理论和方法，以分析行政活动及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为基础，着重揭示行政活动和行为的伦理性质和道德价值。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政府和行政组织及个人的行政活动和行为，不仅是政治行为，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且是法律行为，代表政府和行政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一行为还是伦理道德行为，是具有伦理性质和道德价值的行为，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和阶级的伦理要求，表达社会公共活动必需的道德规范。揭示行政与伦理的内在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的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和要求。

第二，伦理性。这里所说的伦理性不是通常说的道德性，而是指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及其观念，所反映的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伦理意识形态。它既不同于政治思想、规范和法律思想、规范，也不同于社会一般的道德意识，而是指在社会一般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基础上概括和提升起来的，直接反映和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并不都是、也不就是伦理，它往往具有复杂的内容、多样的方式和繁杂的伦理主题。它包括本国、本民族传统的古典的道德，包括在近代、现代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革命道德，也包括近代和当代改革开放过程中传入的西方道德;它既包括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的道德，也包括近现代手工业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同时包括在现代科学和高科技条件下产生的道德;它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小生产阶级的道德，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包括无产阶级等革命阶级的道德;这既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德，也包括集体主义、革命功利主义的道德，等等。只有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表达和概括社会大多数人意愿和目标，能够为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和遵循，经历史和现实检验富有成效，经系统概括和总结并凝结为社会的一定制度和统一规范的道德，才能成为现实社会的伦理。因而在这里，行政伦理就具有突出而鲜明的伦理性质。属于直接反映和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伦理。它以伦理的形式明确表达了社会的伦理目标和道德规范，并成为政府和公务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行政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行政活动及行为的伦理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

第三，规范性。这是行政学和伦理学共同规定的特征，也是行政伦理学作为应用学科的应有特征。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在实施中的突出特点是具有规范性，不仅受到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约束，而且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行政伦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性既指伦理制约性，又指道德规范性，通过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和学习，使我们明确一项正确的行政活动和行为，既要符合政治的和法律的规范，还应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对一项行政行为或政策的评价和考核，不仅需要政治的和法律的标准来评判，还需要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行政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依据行政伦理的要求，制定切合行政管理和权力实施及相应具体岗位的具体的道德规范。

篇7

1.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4.终身学习理念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 案例分析 教学模式 尝试

案例分析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形成能力，发展智力而以典型事例说明，解释教材内容，启发诱导学生理解教材内容的教学行为方式。在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今天，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应适应新教材的变化，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达到帮助教师教学和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而案例分析教学模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案例分析教学模式的作用

（一）提供掌握间接经验，尤其是抽象、概括间接经验的认识基础。学生总是基于直接经验、感性知识和已有的知识，认识和掌握不能直接感知的抽象、概括的知识。案例分析可以大大提高教学的直观效果，使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能建立在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奥的问题浅显化，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具体化，起着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深化认识，促进学生理解事物的本质特点。学生对知识的领会是通过思维而实现的，但只有在丰富、典型、正确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从而领会事情的本质规律，当感性材料不足或不够典型时，学生通过思维也会理解不能直接感知事物的若干共同特点，但无法分清哪些是事物的本质特点，哪些只是事物的外在特点。教学经验证明，列举具有典型性的实例是促进学生理解事物本质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举例或是以古喻今，或是借物言志，或是以小比大，或是以影附形，具有比附性和生动形象性，因此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活跃课堂的气氛。

（四）降低学习难度，提高记忆效果。由于恰当、典型的实例大都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不仅便于学生深化对事物的认识，而且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它能使学生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减轻学习的压力，降低学习的难度。也正是由于恰当、典型的实例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学生精力集中，因此也容易强化学生的记忆，利于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

二、案例分析教学策略

（一）用恰当、确切的典型事例讲解。课堂举例要对准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从学生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生活经历等出发，选用学生容易观察、便于想像的例子或亲身经历的事情，可以是有直接针对性的一个理论概念具体对应物，或是具有类似价值的客观事物，也可以是反例。不论哪种例子，都要注意与教学内容有内在联系，能典型地反映出问题的要害和事物的规律。举例要尊重客观事实，具备科学依据，并且原理正确，说服力就强了，容易启迪学生的思维，利于理解问题。

（二）课堂举例要适时，把握好时机。有些例子可放在课前讲，以导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悬念，激发起学生探索的欲望；有些例子可放在课中讲，以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有些例子可放在新授内容讲完后讲，以说明前面的理论或说明前面理论的根据。最常用的时机是在学生感知新知识，对新教材有了一定的印象后，在教师对新教材进行讲解时运用，这时运用例证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其他时机有：新概念、新知识引入时；学习内容可能产生负迁移时；学习内容复杂难懂时；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时。

（三）举例要讲究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使学生在感受生动事例的同时，接受到相应的思想品德教育，思想政治教学无疑要注意这一要求。在表述例子时，不仅用词造句要准确，合乎语法规则，前后贯通，逻辑性强，把握好语调，语速及情感，语言生动形象，而且所举事例要浅显、贴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通俗易懂。这样才易于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才易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篇9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

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1]。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

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2]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2](488)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3]

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3](155）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3](144)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3](172)

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4](90)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4](5)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5]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5](75)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

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6]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

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7]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

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

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8]

篇10

教学内容是组织课堂教学的信息与纽带，更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交流的信息实体。教学内容选择是否精当直接关乎于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当前思政课教学内容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脱离社会关系性。

当前的思政课课程内容不够“活”，把理论当成现成的结论、条文枯燥、案例较少、重抽象而轻形象、内容不够简练又无感染力，缺乏吸引力，更没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教学内容重理论而轻实践，原理相对滞后于实际生活，不够贴近学生的个人实际和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不能紧密联系，忽视了变革中的新情况和新现象。这样的教学内容生活气息当然无存，无法使学生感同身受，取得实效。

（二）内容的重复性。

当前的思政课教学内容不够创新，重复较多。从纵向来看，这与中学政治课内容重复，缺少新鲜感。从横向来看，各门课程之间有交叉和重叠。如此大量的重复，难免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产生厌倦抵触的情绪，最终导致教育失效。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的必要性

（一）增强大学生对构建和谐社会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需要。

大学生作为未来我国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社会影响力在不断高升，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关系到我国各项事业的成败。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整合与优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担负着培养、教育、锻炼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其理论修养，塑造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大学生的特殊的使命。

（二）大学生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对思政课教学内容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学生们已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关注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政课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这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要适应这种社会变化，根据这一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三）大学生就业多样化的现实给思政课教学内容提出新的挑战。

高校扩招，规模扩大，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发展到了“大众教育”的阶段。过去，高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干部，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进入“大众教育”后，高等教育采取多层次办学模式，大学生毕业后是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这便出现了就业多样化的现实状况。这对思政课教学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挑战？按照传统的内容、模式教学已不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必须把理想的人才目标模式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使高教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样化，以适应新时代对各类人才的新需求。

三、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的路径选择

（一）整合与优化教学内容的基本思路。

首先，以理论为线索进行整合。提炼学生最应掌握的理论、方法，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最欠缺的方面，以理论为主线展开，理论联系实际。这即保持了各门课程的基本框架，理论条理清晰，又对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大有益处。

其次，以问题为线索进行整合。针对大学生在不同的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从各方面各层次甚至各学科展开分析和阐述，这对学生的帮助是最大、最直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对教师素质的提高及教师之间的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整合与优化教学内容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对于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的首要的根本的原则。思政课是我国大学特有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科学知识传授之中的特殊的教育形式。因此，教学内容要具有科学性，确保知识准确无误，科学真实才有说服力。如教学内容缺乏科学性，就无法用真理的力量去感召学生确立坚定的信仰，教育效果就等于零，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思政课教学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贴近学生的实际。从思政课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学生认为，思政课内容抽象、空洞，理论说教多，距离自己的实际生活遥远，不易理解和把握。思政课只有找准学生的思想实际、成长要求、全面素质提高的最佳结合点，才能使教学有的放矢。这也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需要相适应。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整合必须从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迫切需要解答的各种现实问题入手，正视学生的认知冲突，下大力气研究学生的需要，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并以此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二是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专业有机结合。思政课是高校公共基础必修课，针对不同的专业特点，必须调整相应的内容，尤其是一些案例性的内容，切忌以不变应万变、不着边际地泛泛而谈；三是教学内容要结合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多层次性，人才培养的目标有所不同，如应用型高校是着重为了发展应用型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相应地，思政课教学中应更多地注重实践性教学，整合与优化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内容，突出实用性。

第三，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这是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的又一原则，也是思政课教师的责任。提高实效性是教学内容整合的原则和最终目的，也是衡量和检验教学内容整合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教学内容整合的成败与否，最终要看实际效果怎样？实效性的衡量标准主要是从知识传授的角度考量学生是否熟知、理解和掌握思政课的基本理论；从认同的角度看学生内心是否接受、赞同和拥护理论，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理论修养是否得到提高；从践行的角度看学生是否学以致用、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只有从这些方面去衡量，教学内容的整合才能逐步取得更高的实效，才能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无穷的力量。

（三）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的具体措施。

其一，高校思政课教师协同分工，加强交流与互动，具备整体意识。首先，教师要统一思想认识，具有全局观念。其次，教师之间应该互相沟通、研讨，加强各教研室之间的联系，从整体上考虑各门课程的衔接问题和交叉重复问题，确定不同课程教学内容的取舍承接、讲授角度和教学方法，明确课程讲授的重点和难点，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再次，采取集体备课的形式，召开每门课程主讲教师备课会，讨论和研究本门课程的重点、难点，讲授方法；最后，在教辅音像资料的选择和使用过程中，既要做到关联性和共享性，又要注意衔接性与协同性，以免造成教学资源的重复与浪费，优化整体使用效果。

其二，理清思政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炼教学内容。目前，高校思政课程设置为4门必修课，即原理、概论、纲要、基础。“原理”课的切入角度是理论原理，着重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论”课的切入角度是理论的发展，充分反映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纲要”课的切入角度是历史史料和历史知识，旨在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教育，帮助大学生理解我国选择和坚持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基础”课的切入角度是理论的运用，旨在开展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见，这四门课程之间蕴含着一种紧密的内在逻辑演绎关系，形成了空间上的并存与序列。即：理论原理――理论发展――理论历史――理论运用。由于追求各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内容的系统性，4门课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横向交叉与重叠。对于四门课程逻辑关系的准确把握，有利于提炼教学内容，避免四门课程在某些知识点上的重复。

其三，抓住每节课的讲授重点，以点带面，理论联系实际。在把握本门课程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既尊重理论的逻辑结构，又不受理论体系的束缚，以主线为基础，适当向外延伸，与重点密切相关的内容讲深讲透，并与时俱进，补充理论前沿的最新成果，使理论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为学生所信服和接受。同时，要联系实际充实教学内容，努力使教学内容贴近当今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贴近青年学生生活实际的新变化，达到有的放矢的教学效果。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授课教师不仅可以把所讲授的抽象内容具体化、直观内容形象化、浅显内容深入化，而且突出了时代特点，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9.

[2]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