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职能范文
时间：2023-04-10 15:18:0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的职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沿海某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河蟹育苗业。由于幼蟹特别喜欢在水草上栖息，农民要在蟹棚放置大量水草，因此水草需求量猛增，该县一年的水草需求量在400万千克以上，于是水草身价倍增，每千克水草卖到2．3元， 出现“水草价格赛韭菜”的现象。回答1～4题。
1、这里的水草
A．是商品，因为人们需要它 B．是商品，因为它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C．不是商品，因为水草不是人们种的，是在水中自己生长的
D．是商品，因为它有使用价值
2．水草作为一种只需经过打捞、运输等简单工序的产品，其价格会超过韭菜，说明
A．商品的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B．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C．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的
D．商品价格由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支付手段 D．贮藏手段
4．执行上题答案的职能，货币可以是
A．观念中的货币 B．金银货币 C．现实的货币 D．货币符号
5．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黄金（货币）表现出来的价格会随商品价值的变而发生变化。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价值增加，价格可以下跌 ②价值增加，价格一定下跌
③价值减少，价格可以下跌 ④价值减少，价格可以不变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货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等阶段。回答6～7题。
6．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后，在商品交换中，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或工具的是
A．一般等价物 B．货币 C．纸币 D．价格
7．黄金作为硬通货，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货币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黄金在执行货币的 职能。
A．支付手段 B．贮藏手段 C．流通手段 D．世界货币
8．下列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商品和货币是一对孪生兄弟 ②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③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 ④ 商品货币都是永恒范畴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9．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和货币从现象上看都是物，从本质来说
A．都体现商品生产者交换劳动的关系 B．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C．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D．都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10．下列关于一般等价物的含义的正确选项是
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 监管职能 监管机构
随着各种因素的推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分离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就不存在任何联系，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健全的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的安全也离不开货币当局的支持。两个职能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职能的分离并不必然带来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从中央银行的分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银行监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状况，而对银行的监管也必须要考虑特定的货币运行状况，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
首先，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最终目标一致。虽然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证货币运行平稳合理，符合经济运行的要求；银行监管的直接目标是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目标的冲突。但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服务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即使在直接目标有冲突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也是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业务手段消除利益的冲突。
其次，货币稳定和银行体系的稳定紧密联系。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银行的安全也离不开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政策的实施是要经过几个中间环节的，这其中银行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如果银行体系存在问题，那么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作用的程度大小是和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相对应的，因为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传导。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的地位，那么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将受到银行体系运行状况的巨大影响，这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同样，如果货币政策出现问题，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银行体系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实施银行监管的重要依据，银行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必须要协调运行。货币政策自身特性也要求银行监管活动的协调配合，没有良性互动的配套监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梗阻现象，货币政策效应就会弱化。
第三，银行监管信息的反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完善合理。货币政策的决策和银行监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从银行收集大量数据和信息，因此，要顺利的执行两项职能，必须要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和一致性，实现信息的共享。这也可以避免增加银行的负担。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许多差别，实现两种职能之间的信息共享，便于协调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将银行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放在统一的中央银行内部运作还是要比分拆有优势。通过对银行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可以获得对金融市场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和感觉，反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通过银行监管，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也有利于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而且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本文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使得在两者之间形成协调非常的重要。这并不必然要求两者一定要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实施，也正如并不因为两个职能的分离必然导致银行监管的机构从中央银行分拆一样。
二、从最后贷款人功能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与监管职能及监管机构的关系
在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之后，并不意味着货币当局就可以不考虑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当局仍然要对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负责，货币当局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通过银行危机的形式。银行危机可能是由于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个体银行的问题所引起的。个体银行的问题，由于具有传染性，也会危及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造成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对实体经济有影响，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作为负有稳定货币运行责任的货币当局，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以防止银行危机的发生。因为虽然对银行的救援可能与货币政策之间形成目标冲突，而且对于银行的救援也可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大银行体系未来的潜在风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危机的危害要超过对问题银行注资进行救援的危害。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实际上最终资金来源还是纳税人，还是要由财政出资。因此，完全可以将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直接由银行监管机构来行使。但是，一方面，传统上都是由中央银行来行使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在经验、运作的能力、程序等方面，货币当局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其他机构来行使这部分功能是否具有可能性还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即使将对于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分离，货币当局仍然要对另一种系统性风险负责，这是其他机构所不能取代的。就是对于支付清算体系中的风险，中央银行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仍然需要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比如，在监管的制度结构变革后，英格兰银行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对银行运作的监管权，它仍然保留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仍然要对整个支付和清算体系的正常运转负责。另外，清算体系在一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地位。每天的清算数额巨大，如果清算过程中出现了风险，有可能演变成为系统风险。而由于中央银行在管理、监督、参与清算体系的运作方面起着基础的作用，所以在防止清算体系中的风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是很重要的，因此，即使将对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责任交给其他的机构来运作，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仍然是存在的。这就使得货币当局必然还要与银行监管发生联系。
三、货币职能与监管职能的分离、联系与监管组织结构
职能的分离要求对银行的监管必须和执行货币职能的机构分离，但是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这种分离不一定就表现为将执行银行监管职能的机构从中央银行的分拆。除了直接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单独成立银行监管机构之外，如英国完全将两个职能分离，分别由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来行使；我国也在2003年把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单独成立了专门履行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外，也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就像意大利银行的做法；或者设立两个分离但是却互相合作的机构，如在法国，银行管理委员会和法兰西银行分别执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但是法兰西银行又在银行管理委员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给予银行监管职能一个半独立的地位。对于不同的国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模式
职能之间的分离决定了既是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保留在中央银行内部，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内部机构之间也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以避免目标上的冲突，而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即使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拆出去，执行银行监管的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也必须要有一个协调。
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是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从中央银行分拆的基础。由于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之间在目标上存在着冲突，在行为与业绩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着差别以及由于职能的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出现了分离。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货币当局也必然要对因为个别银行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负责，两个职能之间的分离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在分拆之后，监管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还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包括在组织、在信息的共享以及在职能交叉所涉及的协调行动方面建立联系。联系的重点指向是保证银行的系统安全，这需要双方在安全评价机制、监控指标体系、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形成协调。
在我国执行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和执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监会之间的分拆与设立已经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它们之间协调与合作正在日渐加强，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特别是在信息搜集与共享及处罚等问题方面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另外，他们同中国证监会与中国银监会之间的监管协调问题也需要在一个统一的大框架下来统筹安排和考虑。总的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磨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本文最后认为由于多头监管所引发的诸多成本是很大的，未来我国金融业监管应该实行统一监管，无论是从监管成本来讲，还是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来讲，金融业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未来监管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J].金融研究2002，(1)
篇3
「关键词比较法方法，留置权，制度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我国开创了将国际公约通过翻译直接变为国内立法的先例，并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其中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②]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制度优先权[③]（Lien）的分支“占有留置权”（Possessory Lien），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制度有诸多重要差异。但由于术语翻译上的缺陷，“占有留置权”的概念与我国“留置权”概念划上了同号[④]，致使“占有留置权”制度内涵在移植中发生增衍和遗漏；而国内民法学界和海商法学界各自囿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和英美法优先权制度，对于两大法系留置权制度都缺乏全面了解和比较研究；更由于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制度研究方法陷于“概念比较法”的误区，而未深入于对各国留置权制度功能，使得作为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特征的理论参照系“版本失真”。海事审判实践中在信息不全的状况下时生套民事留置权制度的特征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无法保持规范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破坏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功能的完整性。本文试图运用关于比较法方法的理论，从探析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的方法入手，撕去大陆法各国法律结构中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采用“功能比较法”，即以我国留置权制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为对象，分析大陆法各国在运输、保管、加工承揽等法律关系中保护特定债权的具体方法，从中找出大陆法各国留置权制度功能设置上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比较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差异性及其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制度的关联性，说明海上货物留置权相对于民事留置权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为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和真实的版本；本文还将研究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在具体功能设置方面异曲同工的立法特色，特别是分析构成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体系的“留置权”制度与优先权制度在保护承运人和船舶出租人债权功能上的相互协调、优势互补的关系，作为完善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借鉴。
一、 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方法之检讨
通说认为，大陆法系留置权制度分为两种立法例：德国、法国民法之留置权，为债权的留置权，瑞士、日本及我国台湾民法的留置权，为物权的留置权。[⑤]这一划分理论也常常被用来界定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物权性”留置权理论成为实践中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特征普遍适用的依据。[⑥]暂且不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民事留置权制度的不同法源对这一制度内涵和功能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仅就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所参照“大陆法系留置权理论”本身来看，这种划分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不能为研究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提供准确的参照系。
（一）对大陆法系留置权“债权性”和“物权性”划分方法的质疑
上述理论对于留置权的“债权性”和“物权性”划分，是以各国立法是否赋予这种权利以物上请求权效力为标准的。法国与德国的留置权被认为仅有留置货物作为履行抗辩的效力而没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故而被划分为“债权性”留置权，这种权利只能对抗债务相对人，而不能对抗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而瑞士和台湾的留置权却具有上述双重效力：以留置标的物的权利作为对方不履行债务之抗辩，和在一定期间届清后以变卖或拍卖留置标的物的权利作为债权之担保，由于这种权利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故而具有对世的效力，谓之物权效力，故划分为“物权性”留置权。
然而，若以此为标准，则日本留置权的“物权性”便难以解释了。《日本民法典》无庸置疑地把留置权列在物权篇，否定其物权性显然没有依据。不过正如学者看到的那样，日本留置权的物权性仅仅表现在其占有权的效力，亦即留置标的物期间对抗他人侵害其占有权的效力，且因丧失占有而消灭；留置权人并不能支配标的物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被解释为不具有物上请求权，因而“与其说是物权，不如说是物权的抗辩权”[⑦].
回头再以德国留置权制度为例，我国学者把德国留置权定性为“债权性”也是不准确的。《德国民法典》第273条之规定??民事留置权仅仅是双务合同对待履行抗辩权，亦即非侵权地取消占有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在对方未支付金钱债务的情况下留置该标的物，以对抗对方请求给付的要求，以此作为督促对方履行债务或提供债的担保的手段。民事留置权制度并没有赋予留置权人以变卖或拍卖标的物获得债务清偿的权利。然而商事留置权却与隶属于物权的质权享有同样的清偿程序，实际上已具有了优先受偿性。德国的商事留置权包括三项效力：其一，返还请求权之抗辩，常常通过是同时给付之判决的方式实现；其二，留置标的物处分权，其实现方式分为强制清偿和自行出售清偿，前者可能地债务人的诉讼而要求获得债权之实现；后者类似于质权的效力，通过当事人自行变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三，优先清偿权，即在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情况下，商事留置权与质权一样，它授予债权人对留置标的物享有优先清偿的权利。德国的质权是一种担保物权，商事留置权实际上也与质权的性质和功能同样具有一定担保物权性。这是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之间诸多不同法律特征中最突出的一点差别，已足以产生对德国留置权“债权性”说的质疑。
不仅如此，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是德国的法定质权制度，因为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我国留置权制度调整的范围正巧一致??保管合同、运输合同、承揽及合同，德国商法赋予这些合同关系中为履行合同先行付出劳务或支付费用的一方当事人以留置标的物并在法定条件下变价优先受偿的权利。《德国商法典》第410条规定：“如果运输商仍占有货物，特别是凭载货证券，提货通知书或仓单而有权处置该物，只要基于运输劳务、佣金垫款或费用，以及基于为该货物提供的货款，运输商拥有对该物的质权”。此外，《德国商法典》第397条关于经纪人的法定质权和第421条关于仓储人的法定质权以及海商法中的规定所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也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适用的范围相同。而在民法典中，这种法定质权只有一项，即第647条规定的加工承揽人对加工物法定质权。[⑧]?但德国把这一制度归入优先权范畴，即占有优先权（Besitz-pfandrecht）。[⑨]显然，德国的法定质权在我国学界进行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被普遍忽略了。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对大陆法留置权作“债权性”和“物权性”划分的理论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笔者不揣冒昧地把这种划分方法的基础称为“概念比较法”，也就是说，这种划分理论的依据是以各国民法典中的法条中是否贴有“留置权”概念标签为标准的，仅仅对大陆法各国“留置权”符号下的法条加以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如此以来，瑞士和台湾的“留置权”除具有同时履行抗辩的效力之外，还具有第二层次的效力，即通过变卖留置物从中优先获得债权清偿的权利；法国和德国的“留置权” 概念下的制度功能只具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效力和功能，它们关于特定债权人通过变卖留置物从中优先受偿的权力是规定在优先权制度之中的，概念比较法在进行“留置权”制度研究时无法列入其研究范围。
“概念比较法”是制度比较研究方法上常常出现的误区，其所依赖的术语符号是法律翻译家在制度移植或解释时贴上去的标签，不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概念比较便可能掉入这种标签下的陷阱。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商法》在“Lien”的翻译方法上采取了两种竭然不同的贴标签的方法竭然不同[⑩]，同属于英美法的Lien制度分支的Maritime Lien和 Possessory Lien在《海商法》进行制度移植时被分别译成“优先权”和“留置权”??Maritime Lien不必依占有（留置）标的物而依直接依法律规定的顺序获得优先受偿权，在我国没有现成的法律概念对译的情况下，即按Maritime Lien的本义译作“优先权”[11]；而Possessory Lien则须依对物的扣押或占有才能产生优先受偿权，这一功能与我国留置权的特征有些相似而译作“留置权”[12]，这种译法是对相同或相似概念进行的“功能对译”，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中的诸多差异随着概念的等同而被无形抹去；与此相反，德国的法定质权制度虽具有我国留置权制度的许多特征，却因为概念之间的迥异而被完全排除在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在以法律移植作为法律制度建构主要方式的我国尤其应当引起注意。[13]
那么，比较研究留置权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种仅限于对各国留置权从法律结构上进行分析作出的“物权性”或“债权性”划分，对于研究我国留置权制度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让我们从比较法的目的入手来讨论比较法的方法问题。
（二） 大陆法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功能比较研究方法探析
比较法学者指出，“法律科学的对象并不是概念的法律结构，而是这些法律结构应当解决的生活问题。”所以，“比较法的问题，不是关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概念结构，而是它的法律制度的功能，比较法的方法是对不同社会秩序解决问题的办法重新从它们各自的现实，从它们所实现的而各自社会目的进行相互比较”。[14]
目前对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保护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承运人和出租人的债权保护的具体措施。具体地说，《海商法》规定了承运人和出租人基于某些债权可以行使“留置权”，但关于留置权的性质、效力、成立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债权人行使留置权与法院扣押货物之间的关系等具体问题都有赖于法律解释。通过比较研究，一方面寻找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及制度的法律移植渊源，为进行“比较法解释”提供制度依据；同时从各国立法中选取效益最大化方案，为完善我国现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提供制度借鉴。
然而这些比较法中的真正问题运用“概念比较法”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而概念比较的方法与其说是对各国制度的“比较研究”，毋宁说只是对各国立法情况的直观介绍，它“虽然概括地说明了一定的法律秩序中对于某一项实质问题在法律上的解决办法，但这是从它自己的角度阐述的，运用的是这个法律秩序自己的制定法或者判例法的规则，它自己的各种概念，它自己的体系构成”；而这一切意味着，“只是把差异之处和共同之处像目录般加以罗列，事实上这只是将各国报告中已经载有的东西，用一种更加明显的方式加以重复罢了”[15].
进一步说，依据概念标签进行制度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从各国立法自己的角度加以比较无法找到共同的“实质问题”，亦即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法律关系。比如德国“留置权”针对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对一切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债权保护，而瑞士和台湾的“留置权”针对的则仅仅包括运输、保管、加工承揽合同等已经为履行合同付出了劳务或支付了费用的一方当事人债权保护。所以前者的效力仅仅在于为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提供同时履行之抗辩权，而后者的效力却在“同时履行”之抗辩外，还赋予履行交付义务之前已部分履行了合同的债权人以获得物权担保的权利。前者的调整范围比后者的广泛得多，那么，仅就后者所调整的几类特殊法律关系来看，实行所谓“债权性留置权”的国家又是以何种方法来保护债权人权利的呢？亦即对于运输、保管、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债权，这些国家除以“留置权”标签下的制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保护方法呢？它们是否在留置权制度以外还受到本国以其他名目设置的制度的优先保护？
“功能比较法”采取共同的角度来观察同类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个“共同的角度”，是“那些常常潜伏在本国制度的概念背后逃避人们视线的生活现象”。从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对象来看，这个“共同的角度”是那些为我国留置权制度所调整的运输、加工、承揽和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这些由各国不同法律概念标签下的制度所调整的合同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其一，它们具有一般双务合同共有的特征，亦即当事人双方应当同时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交付合同标的物与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或费用同时履行。如果应当支付报酬或费用的一方不履行义务时，法律赋予对方以拒货不交的权利，例如留置货物的权利，以为对待履行之抗辩权，据此迫使对方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功能在于保护双务合同目的利益的均衡，防止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合理的经济损失。
其二，它们具有不同于普通双务合同的特征：一方的合同义务分为提供劳务和交付标的物两部分，前一阶段的义务在与对方“同时履行”之前实际上已先行履行。倘若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利益”并不可能通过拒绝交付标的物而获均衡，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为履行合同已经支付的劳务或支付的费用提供公平的救济。
“物权性”留置权的第二层次的效力承担了保障债权人从留置物中优先受偿的功能，弥补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对这一类债权保护功能之不足[16].那么，实行所谓“债权性留置权”制度的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要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从各国法秩序的一切体系性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它们的纯属本国的教条的外壳，最后独一无二于从功能性的角度，从满足各自法律需要的角度进行观察。每一种解决办法，从其功能方面考察都是一个统一体，并且应当包括在比较范围之内，尽管在各国的法律秩序中它的解决办法的各个措施和组成部分在体系上看来是如何不同……经验事实表明：没有同功能相关联而只是比较各个解决措施，就是说，只是比较所有解决办法，是很少有实益的，甚至会导致错误。”[17]
于是，笔者换一个角度，从我国留置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出发，重新去各国民、商法典中寻找答案。发现在实行所谓“债权性留置权”制度的国家[18]都以优先权制度承担了“物权性留置权”第二层次的功能??优先受偿权。而且各国优先权制度的概念也不相同，在法国称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在德国称为“法定质权”，在日本称为“先取特权”。但这些国家对于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有的列入合同）的债权人都给予了具有担保物权意义的优先保护。以德国为例，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差别是质权产生的依据不同，并没有法律效力上的差异。规定法定质权的原因，是在上述几类合同关系中，总存在着一方当事人必须先行履行而等待对方从后给付的现象，先行履行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付出劳动。他方履行之后，对方是否给付存在疑问，从而对先行履行者的利益实现形成障碍。从加强保护付出劳动者的利益的思想出发，德国民法规定了法定质押权，赋予先行履行者占有对方交付的动产，并在对方不履行义务时从质押的动产求得清偿的权利。可见，德国法定质权从其调整的法律关系特征、制度的性质和功能上与我国留置权制度都相同。所以，在向德国寻求概念解释和制度借鉴时，我们必须把眼光越过“留置权”的概念，同时投向法定质权以及与法定质权效力相同的约定质权制度。
下面笔者将运用功能比较法，对大陆法系各国留置权制度进行深入考察。需要申明的是，在留置权制度类型划分方法上，笔者不同意对留置权作“物权权性”与 “债权性”的划分，鉴于实行所谓“物权权性留置权”的日本立法在设置海上货物留置权两个层次功能??扣留货物以为抗辩和变卖留置物以为优先受偿之保障功能??的方式与实行所谓“债权性留置权”的法、德的立法体例更为接近，故本文按“民商分立”的立法例和“民商合一”的立法例的划分标准来观察大陆法各国对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功能的设置模式。这种划分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我国虽然实行“民商合一”， 但《海商法》基于我国特定的立法技术（直接从国际公约中整章移植）而成为一个内在封闭体系，实际上独立于国内其他民商法律制度。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国家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甚至比距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更远，而距国际惯例和构成国际航运惯例基础的英美法律制度更近，则直接渊源于英美法的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之更有可比性；而实行“民商合一”的民商留置权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更相似。因而这样划分对于研究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特别在强调与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差异方面更有意义。
二、不同功能设置模式下的大陆法系留置权制度比较
（一）大陆法系“民商分立”立法例下留置权制度功能设置模式
以我国留置权制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以及不动产出租合同关系??为研究对象，采民商分立立法例的大陆法国家实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功能的并非单一的“留置权”制度，而是由留置权制度与不同名称下的优先权制度共同构成。
1.法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留置权和特定动产优先权
在《法国民法典》中明确使用“留置”概念的债权，只有寄托关系。第1948条规定，“寄托人因寄托对受寄托所负的债务如未全部清偿时，受寄人得留置寄托物”。显然这里的“留置”权，仅为同时履行之抗辩权；在买卖关系中，买卖人未支付价金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出卖人也有不交付标的物的权利，实际上也是“留置权”。（1612条）。关于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以及不动产出租合同关系，《法国民法典》均未赋予其“留置标的物以为抗辩的权利。如在”物的租赁“与”劳动力租赁“的规范中，并未赋予船舶租赁合同出租人和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以留置标的物的权利。[19].
但《法国民法典》对大量的双务合同都直接赋予债权人对合同标的物享有特定动产优先权，以此形式保护特定债权的优先实现。承运人货物留置权就是一种特定动产优先权制度。第2102条规定：“运费费用及附带费用，就运输物品有优先权”；对于出租人的租金债权，法国有类似规定：“旅馆主人对旅客的供给，就旅客搬运于旅馆的动产有优先权”。
在设置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及船舶出租人的债权保护制度方面，法国在立法政策上，不仅未赋予这两类债权人以留置货物的抗辩权，相反，法国商法[20]中明确禁止直接留置货物为对方履行债务之抗辩权。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会》第3条规定：“除非承租人已提供担保，在装卸时承租人如未交付租金，出租人得将货物交第三者保资或拍卖，但是不得将货物留置于船上”；第48条规定：“即使在未收取运费的情况下，船长也无权将货物留置于船上”。
可见，法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主要依赖于优先权制度，承运人和船舶出租人债权实现由“特定动产优先权”制度承担。从制度功能上分类，优先权的担保物权性已为公认。虽然在我国海商法学界对于船舶优先权的物权性尚有争议，但对于大陆法系各国的特定动产优先权的物权性不存疑问，在企业破产法中也有类似性质的优先债权，
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优先权与留置权在功能上具有相互联系、优势互补的特征。优先权制度是对特定债权直接给予政策性的法律保护，而留置权制度实际上只是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一种法律认可的自力救济方式[21].优先权制度之所以优越于留置
权制度，在于它对特定债权予以优先保护的社会成本较低。法国以优先权制度保护承运人和船舶出租人债权，体现了追求制度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因为以货代仓易发生船舶压港，处理留置物的代价昂贵，无论这一损失最终由船方或货方承担，都会继续扩大合同未能履行的损失，增加交易的社会成本。这一立法倾向值得我们在对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行使和实现的方式进行司法解释时参考。
2.德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留置权和法定质权?
相对于法国而言，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要复杂得多，它涉及到民事留置权、商事留置权以及法定质权规范之间的相互准用、相互弥补，须对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
德国的商事留置权规范把扣留货物的抗辩权（即“留置权”）与对留置物变价受偿的权利（即“法定质权”）分开规定，造成德国留置权制度为“债权性留置权”的假象。《德国商法典》第614条规定：“（1）收货人接受货物时，应支付运费及其他附加费或根据合同或提单条款的规定产生的滞期费，同时还应偿还承运人预付的海关税和预付的其他费用，以及承担其他应由其负担的费用。（2）承运人在收到运费和在收货人已履行其义务后，应立即交付货物。”换言之，承运人在收到上述费用或在收货人履行其上述义务之前，有权拒货不交。显然这是一种同时履行抗辩权；但第623条同时规定：“［承运人的留置权］[22]（1）承运人就第614条规定的请求对货物享有留置权。（2）只要货物在承运人的控制之下或承运人已对货物予以寄存，留置权就存在，但应从交货后30天内该货物仍为收货人所有且承运人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为条件”。?
从第623条规定可见，德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优先权特征，债权人在一定条件下脱离对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不影响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且承运人实现优先受偿权须经法律程序。这一规定，体现了德国在协调留置权制度两个方面功能的政策性倾向，亦即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减少交易落空的社会代价。留置权的担保物权功能是为了维护交易公平，补偿为履行合同业已提供劳务和支出费用的承运人因合同目的落空遭受的损失提供一种法律救济手段。然而这一功能是第二位的，补救性的，是在第一层次功能亦即基本和首要的功能是促成这种目的利益的实现未获成功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海上运输合同的目的利益原为收货人取得货物，而承运人获得报酬，所以德国商法在留置权成立和行使的条件上放宽政策，在确保承运人的对货物的实际控制权的同时，也给债务人留有余地，使之能够通过处分标的物而赢得清偿债务的能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交易目的实现，这比由债权人自己变卖或由法院拍卖标的物清偿留置权人债务的代价要小一些。在减少行使留置权社会成本这一点上与法国优先权制度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这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借鉴他国经验确定行使留置权的方式提供了另一个版本。
3.日本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留置权和先取特权
日本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明显由两部分构成，即留置权制度与先取特权制度。《日本民法典》以“留置权”制度规定了留置权产生的条件与丧失及留置期间留置权人的权利义务，这一制度仅具有抗辩的效力亦即留置权第一层次的效力，不包括优先受偿的效力。民法典也未规定行使留置权的债权范围，这些债权分布在各种双务合同的给付义务规范中；先取特权制度则将包括不动产租赁、货物的运送及动产的保管等可以就特定动产获得优先权的债权，分项予以详细具体的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318条规定，“运送的先取特权，就旅客或货物的运费及附属费用，存在于运送人的携带物上”。
在海商法中，留置权与先取特权共同构成保护承运人债权制度总和。《日本商法典》第753条规定了成立留置权的债权：“（1）收债人受领运输品后，负有依运输契约及载货证券的规定支付运费、附属费用、垫款、停泊费、按运输品价格负担的共同海损及救助费用的义务。（2）船长非于收取前款规定的金额后，无须交付输品”。“无须交付运输品”，显然是留置权的第一层次的功能??作为同时履行之抗辩权。?
《日本商法典》第757条规定：“［船舶所有人对运输品的拍卖权］（1）船舶所有人受领第753条第一款所定金额，经法院许可，可以拍卖运输品。（2）虽于船长向收货人交付运输品后，船舶所有人仍可就运输品行使其权利。但是，自交付日起经过2周或第三人已占有运输品时，不在此限”。这一规定一方面赋予船舶所有人就特定动产即运输品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在留置权不足以保护这一债权的优先性时，直接赋予承运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须基于占有而享有的优先权即先取特权[23].这一规定与德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相似，体现了共同的立法宗旨。?
（二）“民商合一”立法例下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设置模式?
这种立法例以瑞士、台湾为代表，形成所谓“物权性留置性”的体例，亦即从瑞士开端，留置权的占有抗辩权与变价优先权两大功能合二为一。其基本特征是：债权已到清偿期，按其性质该债权与留置标的物有关联，债权人经债务人同意占有财产??该财产不以属于债务人所有的物为限，只要善意占有并且债权与该标的物有关，此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其效力除留置标的物以作为同时履行之抗辩权外，同时包括变卖留置物的权利，不过这一权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须经一定的宽限期并通知债务人，在债权人仍未获充分担保的情形下，才可以变卖。
我国的民事留置权制度采用这一模式，所以我国学者探讨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时，也习惯于从台湾学者关于民事留置权的理论中寻找论据，但他们往往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台湾虽然实行“民商合一”，但海上货物留置权是由特殊留置权制度调整的，虽然准用一般留置权的规范，但特殊留置权无论在成立条件还是在实现方式上都与一般留置权显然不同。如果不考察台湾的特别留置权制度，那么对于台湾海上货物留置权的研究就是无的放矢。即使排除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法而台湾民事留置权渊源于大陆法这一重要差异，以台湾学者关于一般民事留置权理论来界定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特征也是牵强附会的。
具体说来，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所包括的两类留置权，即承运人留置权和出租人留置权，在台湾是如此规定的：?
（1）运送人及运输承揽人的留置权
运送人为保全其运费及其他费用得受清偿之必要，按比例对于运送物有留置权；运送人或船长对于未清偿（共同海损）分担额之货物所有人，得留置其货物，但提供担保者不在此限；承揽运送人为保全其报酬及垫款的受清偿的必要，按其比例对于运送物有留置权。? 与一般留置权相比，承运人留置权的特殊性在于：?
其一，运送人留置权之标的物，仅须为运送物即已为足，不以为债务人所有为限；这一点即使主张一般留置权以所有权为要件的学者也不否认[24]；
其二，留置权虽仅限于运送物，但无以与债权间有牵连关系为必要；?
其三，留置权按债权额这比例对运送物有留置权，为不可分性之例外；?
其四，运送物由数运送人相继运送者，其最后之运送人，就运送人全体应得这运费及其他费用得行使使运送人之留置权，此种留置权人不仅得为自己之债权，亦得为他人之债权即主张之，与一般留置权使得为自己债权主张者不同；?
其五，承揽运送人对于留置物之占有多系间接占有，而一般留置物则直接占有为常。?
（2）不动产出租人的留置权
《台湾民法典》第445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之出租人，就租赁契约所生之债权，对于承租人之物置于该不动产者，有留置权，但禁止扣押之物不在此限”。与一般留置权的不同在于：
其一，所担保之债权，仅须就租赁契约所生即为已足，无须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其二，留置物只须置于该不动产上，不以由出租人占有中为必要；?
其三，承租人取去留置物为出租人所知，又未曾获提出异议者，其留置权消灭。一般留置权人之丧失占有，如非如于自己之意思者，纵未异议，苟得依占有之保护规定，请求回复，留置权仍不消减；
其四，禁止扣押之物，不得为此种留置权的标的物；?
其五，出租人留置权得就留置物取偿者，仅以已得请求之损害赔偿及本期与以前未交付之租金为限，一般留置权无此限制。?
台湾的上述两类特殊留置权分别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性质、特征大致相同。但台湾的承运人留置权范围仅限于运费或其他费用，以及共同海损分摊，这与实行“民商分立”的国家承运人留置权范围大致相同，而大陆《海商法》还规定了基于滞期费、亏舱费等债权产生的留置权，这些项目实际上属于英国普通法留置权中的合约留置权的范围。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述。
三、 留置权制度功能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启示
尽管我国《海商法》移植于以英美法为基础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普通法Possessory lien，但从比较法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大陆法系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对于研究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解决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仍具有多方面的意义[25]：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相对独立性与国际趋同性问题
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在国内担保制度中居于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在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之间的相似性较之各国普通留置权制度之间的相似性要多得多。除具体上述一般留置权的诸多共性之外，大陆法各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至少在下面两个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与国际性：
首先，从制度性质和功能上看，无论在实行“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大陆法系国家，海上货物留置权与各国普通留置权制度的差异性十分明显，而体现出与构成国际海商惯例基础的英美法相关制度（Lien）之间的显著共性。例如，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成立条件较之留置权的条件宽松；其留置期间亦即从行使扣留货物的权利到行使拍卖货物的权利之间的期间比民事留置权短，标的物的留置不仅要求数量合理，而且要求债权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将标的物变价，不得自行处分留置物，等等，都体现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优先权”特征和优先权所具有的强烈的公共政策性，这是由海上货物留置权标的物数量较大、留置物保管费用高需及时处理的要求是特点的，体现了商事规范针对商事行为要求快捷而慎重的特点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功能。与留置权相比，优先权制度不依靠债权人的自力救济，而是由法律直接赋予某些种类的债权以优先受偿的机会，具有更强烈的公力救济性质。如德国、日本都允许债权人对脱离直接占有的货物仍享有拍卖和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则根本就属于优先权，优先权比“留置权”的物权性更强，[26]理解大陆法系优先权制度对留置权功能缺陷的弥补关系，为理解和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旁证，至少可以说，即使假定我国海上货物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那么用大陆法系的普通留置权理论和制度来解释和补充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也不符合比较法解释的规则。
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大陆法系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均具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优先受偿权双重功能，虽然各国采用了迥然不同的设置技巧，但体现出对这个层次功能的相同侧重，对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两大功能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在通过司法解释确定留置权成立条件及行使方式的具体问题上以倾向性政策尽可能促成原合同目的的实现；而德国在立法中避免将英美法中的概念直接纳入本国现有制度的概念，而是以具体法条明确规定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这种立法方法避免了制度概念标签化，在法律移植特别是移植与原有制度体系不同法系的法律制度中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例由“留置权”制度整合了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在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中，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和优先权共同构成制度体系。然而，这两个层次的功能即“留置权”效力和优先权效力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第一层次的功能是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第二层次的功能效力虽强，却是补救性的、次位的。各国立法对于优先受偿权利行使规定的诸多条件限制都反映了这一特点，例如，必须经过一定的宽限期，以尽可能地促使合同目的实现，亦即尽量使当事人双方按照签约时的意图实现各自对合同履行利益的预期，必须是债务人在宽限期间既未履行合同债务又未提供债务担保，亦即债权人已穷尽了一切可以确保双方履行利益实现的手段，仍没有实现债权的可能；债权人在留置期间必须善尽通知义务和保管义务，这表明法律在赋予债权人实现优先债权手段时兼顾债务人权利和利益，避免权利滥用和扩大损失的措施；而必须强制变卖留置物既是对留置权效力的强化，又是对权利实现的一种限制。我国法律规定的留置期间比大陆法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留置期间都长，又没有赋予承运人在一定条件下脱离直接占有仍享有优先权的权利。结果是，一方面没有支付能力的收货人无法受领货物并利用某特定的商贸交易网络快速处分货物以获得清偿债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使行使留置权的承运人以及扣押货物的法院处分货物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这对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十分不利，增加权利实现的社会成本。实践中常常棘手的问题，是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扣押了货物，却为处理这些货物而煞费苦心。笔者认为，德国和日本以留置权和优先权相结合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值得借鉴。
（二）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
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承运人留置权的性质为例，权威的和普遍的观点都以大陆法系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为依据，认为我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全部债权均为法定的留置权，不能自行约定，“是否具有留置权，要看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留置权的条件，条件具备，即使合同没有约定，也可以留置。条件不具备，即使合同有约定，也不可以留置。”[27]?
然而，比较我国和上述大陆法各国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范围并与[28]范围相比，笔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大陆法以法定留置权加以优先保护的承运人的几项债权具有共同特征：仅限于与合同标的具有相关性或直接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债权，主要包括运费（及附属费用、垫款、停泊费）、共同海损分摊及救助费用，这与英国普通留置权的范围是一致的。关于因滞期费产生的留置权，日本和台湾均未规定，德国则对滞期费留置权加以明确限定，即必须是“根据合同或提单条款的规定产生的滞期费”。《德国商法典》对于不同性质的留置权进行的明确区分，更清晰地反映了留置权在保护不同性质的债权方面的功能：运费及其他附加费债务，是基于合同目的的利益而应由货方承担的合同义务，在各国优先权制度中劳动报酬都是不可缺少的债权项目；预付的海关税及预付的其他费用是承运人作为货物保管人，货方履行一定义务而产生的，它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一种欠付债务；共同海损分摊和救助费用，是基于公共政策上的考虑设定的，它们在任何国家中都同时获得货物留置权和船舶优先权制度的双重保护。而滞期费是一种损失（damages），是基于货方的过错导致的对承运人利益的损害。[29]虽然海商法学界对于滞期费责任是否属于侵权责任尚有争议，但对其作为一项责任而不是合同义务这一点没有异义。
相比之下，我国《海商法》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实际上包括承运人可能产生的全部债权：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如亏仓费等），它不仅包涵了两大法系海商法规定的全部法定留置权项目，而且包括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的项目。把这些留置权都解释为法定担保物权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使我国法定留置权制度保护范围失之过宽，不能体现法律移植者在制定留置权规范的立法宗旨。如前所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优先保护承运人的特定债权以维护船货双方合同目的利益的均衡。相反，如果把不具备特别保护特征的债权都划为法定留置权保护的范围，则可能造成过于偏袒承运人的效果，导致这种政策性保护的失衡，从而与设置留置权制度的宗旨背道而驰。换言之，留置权是为了保护承运人利益设置的，法定留置权范围的大小体现一个国家对船、货双方哪一方的保护比较侧重。比如航运大国的合同格式体现了对承运人的偏袒，其留置权条款往往范围宽泛、对留置权成立条件限制较少。而大陆国家则偏重于保护货方利益，留置权范围较窄且限制较多。在我国《海商法》规定的留置权范围比大陆法各国及英美法定留置权的范围都要宽泛，几乎包涵各种留置权条款的全部项目，如果都解释为法定留置权，对于保护货方利益是否充分？这种对船方的利益过分倾斜保护的政策，与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着重保护货方利益的总体航运政策相悖。
另一方面，以留置权的法定性否定留置权条款的效力违背国际惯例，在实践在无法通行。留置权的法定性与合约性是指留置权所以发生的依据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还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留置权条款实际上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在合同中为收货人创设债务负担的一种方式，哪些债权或债务上可以成立留置权以及权利成立的条件、行使方式等等，往往取决于运输合同对债务承担方式的约定，如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及滞期损失，如无特别约定，则是托运人的责任，而留置权针对的是收货人，所以只有在提单条款或并入提单的租船条款中明确约定这一损失可产生留置权，留置权才能成立。如果承认合约留置权，则收货人尚可以选择提单条款从而通过并入条款来确定是否对收货人产生效力；如果都作为法定留置权，等于剥夺了收货人自我保护的机会。这里且不论与国际通行做法是否相符的问题，因为一国为了特别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采取与各国做法完全不同的立法也并非不可以，只是《海商法》是以国际惯例为范本，并且参与立法的专家都一再强调《海商法》的国际性，特别强调对国际习惯做法的尊重，再考虑到前述的我国航运政策，如此解释显然缺乏合理依据。其实，如果对大陆法系留置权规范功能进行深入、具体的理论分析，即使不考虑我国渊源于英美法的背景，把我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债权的规范区分为“法定性”留置权和“合约性”留置权也易于理解了。[30]
（二）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类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应当有所区别。实践中争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1. 债权是否必须与留置标的物之间有牵连关系
这一争论用留置权第一层次功能即同时履行抗辨权很容易解决。在运输合同关系中，当以交付动产标的物为债务履行方式的一方未收到对方的价金支付时，留置合同标的物以为抗辩，为大陆法各国留置权制度共有的基本特征。承运人留置权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留置债务人的动产，迫使债务人清偿，以达到确保债权履行之目的。若使债权人的任意留置债务人的动产，却与债权的发生无任何牵连关系，对一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未免过厚，对债务人则未免过酷，不仅有违公平之旨，且有害交易之安全。牵连关系包括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债权与其标的物返还的义务，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债权系就标的物所支出的费用；或，债权系因标的物所受损害而生之时。就承运人留置权而言，《海商法》所列举的几项债务与标的物都有牵连关系。运费和附加费等费用与标的物返还义务系同一法律关系，互为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海损分摊及垫付费用系承运人为货物（标的物）所支出的费用，而滞期费及法律未列举的“其他费用”包括的亏舱费等，属于因标的物而受的损害。上述三项中任何一项，均可认为标的物与债权之间有牵连关系，只是发生牵连的原因有所不同[31].
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是否要求留置物与债权之间有牵连关系，取决于该类合同的性质决定。学界对于定期租船合同一直有“运输合同说”和“财产租赁说”，也有人认为定期租船合同介于运输合同与财产租赁合同之间。从我国《海商法》立法体例来看，将它具有典型财产租赁性质的光船租赁合同一起列入“船舶租用合同”一章，说明是采财产租赁说，亦即确认定期租船合同具有不动产租赁的特征。船舶出租人以置于不动产上的动产作为承租人履行租金债务的担保，出租人的债权仅系租金，而承租人置于船上的货物或财产并不一定是产生这租金债务的原因，它与债务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关连。在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制度中属于一般留置权或概括留置权，近似于我国的质权。质权不是为担保特定债权而设置，因而不要求作为留置标的物的动产是合同的标的物。
2. 留置标的物是否必须是债务人财产
留置标的物是否必须是债务的财产，这在民事留置权制度中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然而在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中运用优先权的理论很易于解决了。在德国、日本的留置权制度中，承运人留置权的第二层次功能是由优先权承担的，这与普通法承运人留置权特征类似，留置标的物以获债权清偿，具有对物优先权的性质，更不要求该标的物属于债务人所有，只要由于它而产生债权，则债权人均可通过扣押（自行扣押或申法法院扣押）该标的物，并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清偿。留置物应当是由承运人所实际控制的运输标的物，而不仅限于收货人所有的货物。因为从留置权制度维护双方权利义务平等的功能来看，让承运人去查明货物所有人既不现实，也不公平。法律只要求承运人在收到应由收货人承担的债务后凭提单交付，而不是要求把货物交给货物所有权人。[32]收货人常常是不确定的，而且国际贸易合同交易条件如此复杂，货物所有权常常取决于国际买卖合同的约定，承运人没有义务去查核持单人是不是货主。
然而，出租人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就不同了。我国《海商法》第87条与第141条规定的采用了不同措辞：第87条规定，“……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而第141条规定，“……出租人属于承租人的货物和财产以及转租船舶的收入有留置权”。船上属于其他人的货物或财产，出租人不得留置。虽然考虑到本文前面所说的《海商法》按章移植公约的特殊方式，但这种文字表达上的明显的差异不可能只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海商法》这一规定与著名的波尔的摩格式内容相同，而与侧重保护承运人的NYPE国际合同格式[33]中措辞明显不同，NYPE格式规定可以留置“所有（all）”船上的货物。与美国这样的海运大国相比，我国较侧重于对货方利益的保护，所以特意加上这样的限制是基于航运政策方面考虑的。因为在定期租船合同关系中，船舶及船载货是在出租方的实际控制之中，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承租人已将船舶转租，船上的货物都不是第一承租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对留置权标的物不加限制，会损害与船舶租赁合同债权债务完全无关的第三人的利益，不仅有失维护公平的初衷，而且可能引起交易秩序混乱，因此留置标的物必须是属于承租人的财产，实践中出租人可以留置的属于承租人的财产往往只是船上的燃油。
（四）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行使及实现方式问题
占有标的物是留置权成立的条件，也是行使留置权整个过程中的基本条件，“占有丧失即丧失留置权”似为通说。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关于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这都取决于对“占有”或“留置”的理解。
然而，占有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有实物占有和拟制占有；在海上货物留置权中主要分为船上占有与岸上占有。岸上占有亦即将货物卸至仓，仓储人多数情况下是第三人，承运人实际上是交其人保管货物，不交于收货人。这是一种经济、安全的留置方式，大陆法各国如德、日均主张以这种方式行使留置权。并且在此期间甚至允许一定条件下交付货物而不丧失留置权，优先权的实现在一定条件下不以占有或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优先权制度在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中属于重要甚至是主要地位，体现了对承运人债权保护的公共政策性，使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体现出明显的优先权特征。除债权人自行留置之外，另一种是将占有转移给海事法官，即货物滞留于船上之时由债权人向海上法院申请扣货。法院扣货的处置方式，一般是卸至岸上，交由仓储人保管。但这已不是自行留置了，而是留置权转化为司法扣押权。在英美法中，这种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海事法院须对申请的依据??留置权条款进行审理，亦即在确认留置权条款效力无疑问的条件下，对仍在留置权人直接或间接占有之中的货物实施扣押，留置权的行使即转移给海事法官。
关于实现对留置物的优先请求权的方式，德国和日本都规定，留置权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自行处理留置物，这与本国的民事留置权实现方式不同。而在英美法，占有优先权（Possessory Lien） 只是一种抗辩权，不含有出卖留置物的权利；而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占有标的物而取得，并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所以，就留置权行使方式而言，债权人行使留置权与司法扣货的效果是一致的，债权人对货物的留置权是其申请司法扣货和法院决定对货物进行司法扣押的依据??但留置权的适用范围与海事司法扣押货物的适用范围是不完全一致的，后者比前者范围要
大；而就留置权的实现方式而言，通过司法程序变卖或拍卖正在留置权人占有中或在法院扣押中的货物，是债权人获得优先受偿权的唯一合法方式。
结语
当我们以一种真正的比较法方法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亦即以同一制度或不同制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为对象进行功能比较研究时，我们的视野就会越过在大陆法系各国“留置权”标签下法律规范，而及于在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功能的优先权制度，并发现大陆法系在设置对承运人和出租人债权保护的制度上与英美法留置权（优先权）制度有着多么大的相似，而与其本国留置权制度又有多么大的差异。海商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性及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其实早已不是新的结论，然而在考察具体制度规范的时候，由于研究方法上受法律概念的干扰形成无法超越的视界限制度，无法获得深藏在概念背后而体现制度功能的全面信息，这样的“比较研究”得出错误结论也在“合理”之中。当然，对大陆法系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在于排除了以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理论界定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通说性解释，大陆法各国留置权制度功能原理、优先权制度在优先保护特定的海上债权特别是承运人债权方面的功能优势、以及大陆法各国以不同概念和法律结构协调具有共同功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普通留置权制度方面异曲同工的立法技术，为解释和完善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提供了范本。
「注释
[①] 文中关于比较法方法的理论均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的方法”，《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版社，1992年版，第53-84页。
[②] 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均包括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和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两大类。
[③] Lien，又译为“留置权”，主要包括Maritime lien（“船舶优先权”，又译为“海上留置权”、“ 海事优先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等等）、Possessory lien （“占有留置权”，又译为“占有优先权”）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优先权”）。
[④] 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我国《海商法》中的“留置权”。 这样以来，由于一部分人仍沿用对Lien的传统译法??“留置权”，就形成“Lien＝留置权”的误解，实际上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功能相近的制度仅仅是Lien 分支Possessory lien 的分支Particular lien （“特别留置权”）。（参见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民法学者引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权”是英国法中Lien，这项担保制度的功能比我国留置权制度大多得多，《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远远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
[⑤]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第376页。
[⑥] 参见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影响》，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另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金正佳、翁子明：《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都运用了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
[⑦]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前引书，第22页。
[⑧] 范健：《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⑨] 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⑩]关于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两派学说：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笔者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参见（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笔者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参见 （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而《海商法》实行对国际公约整章移植的方法制定的，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但不要求同一英文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之间内涵一致，甚至象Lien这样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11]据海商法专家解释，Maritime lien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参见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
[12] 按本义译出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
[13] 笔者主张法律概念的翻译应按“字义直译法”；按本土制度功能对译过来的概念应当在立法中通过界定概念的内涵而对移植制度与本国制度的功能差异进行解释。而进行制度比较研究则应当采取“功能比较法”。笔者在硕士论文的第一部分（修改为《法律术语的翻译与法律概念的解释》）对此有详细论述。
[14] （德）K·茨威格特，H·克茨，前引书，第80页。
[15] （德）K·茨威格特，H·克茨，前引书，第75页。
[16] 对于这一功能的论述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
[17] （德）K·茨威格特，H·克茨，前引书，第77页。
[18] 日本留置权的物权性较弱，不具有典型的“物权性留置权”优先受偿的效力，而依照本文的划分标准，日本与实行所谓“债权性留置权”的德国制度在功能设置上更接近。故本文在提到“债权性”留置权立法例时实际上包括日本。
[19] 《法国民法典》第八章，李浩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0] 《法国商法典》中“海商法”的内容，除第433条关于时效的规定外，已被未经编纂的各种不同的法律文件废除并取代。参见金郝贵译《法国商法典》附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21] 参见江平：《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22] 转引自交通部政策法规司编译：《海商法参考资料》，1991年7月编，第94页。这一译本将第614条和623条均译为“留置权”， 笔者认为这里应为“法定质权”，根据是谢怀试译《德国民法典》全译本中关于“法定质权”之规范（1257条）的附注所列明的商法中法定质权法条（包括运输合同承运人的质权）、范健《德国商法》中所引的法条，以及孙宪忠在《德国当代物权法》中的译法，联系德国商法中法定质权与留置权的特征，以及对同一部法律中概念的逻辑结构分析。但无论概念如何翻译，这一规定的内容都说明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具有优先受偿的功能。
[23] 侯军、吕建：《当代国际海事法》，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页215—216.
[24] （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另参见《台湾民法典》第445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和《海商法》第162条。
[25] 笔者主张将《海商法》概念还原到其赖于生长的制度母体中去解释，而不适用我国普通民商法制度和理论解释，理由不仅在于各国海商法制度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内在封闭的体系，更因为我国《海商法》独特的立法技术??从公约中整章移植，强调各具体制度的逻辑严密性和功能完整性，甚至在不得已时宁可牺牲整部法律各章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当然更少考虑《海商法》与我国其他民商法之间的协调性。关于这一立法背景的介绍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26] 保护功能最强的是船舶优先权（Maritime lien）可以随船转移，债权的清偿顺序直接依按法律规定，并秘密地附着于船舶之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
[27] 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金正佳、翁子明：《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实际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国法占有留置权制度，因而笔者主张完全适用英国留置权理论解释。本文对大陆法与英美法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比较至少否定了以大陆法民事留置权理论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合理性。
[28] 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分为普通法留置权和合约留置权，普通法留置权只包括运费、共同海损分摊及为货物垫付的费用，合约留置权除此之外还包括因滞期费、亏仓费等产生的留置权。而且在对提单条款进行解释时合约留置权的效力优先于普通法留置权，亦即法定留置权只有在合同中无约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29] 至于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的性质，不应发生“法定性” 与“合约性”效力之争。《海商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本章关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船舶租用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亦即法律关于船舶租用合同的规定是非强制性规范或选择性规范，合同条款优先于法律规定适用。据此，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均为合约留置权，其效力在合同解释中优先于《海商法》关于出租人留置权规范的效力。然而，关于法律规范的性质和效力在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研究中也被忽略了，因此笔者在此需特别注明。
[30] 英美法中的占有优先权（留置权）定留置权的成立，除要求合法占有标的物之外，还须债权人因加工标的物或从事与标的物有关的工作而支出了费用或提供了劳务，并使标的物状态按照债务人的合同意图发生了改善。
篇4
【关键词】 奥美拉唑；西沙必利；功能性消化不良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2.089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是一种常见的胃肠疾病， 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本研究通过奥美拉唑和西沙必利联合给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结果显示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 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8月～2016年2月本院收治的12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联合用药组、对照组1和对照组2， 各40例。联合用药组中男21例， 女19例；其中50岁10例， 平均年龄41.3岁。对照组1中男20例， 女20例， 其中50岁10例， 平均年龄37.7岁；对照组2中男19例， 女21例；其中50岁10例， 平均年龄44.2岁。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纳入标准 诊断标准主要根据文献中的诊断标准[3]对12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行诊断。纳入标准：①1年内出现腹胀、腹痛、恶心、反酸、呕吐以及食欲不振等不良症状；②病情持续12周以上；排除标准：①肠道、肝、胆、脾和肾脏等器官的病变；②4周内患者服用过治疗肠道疾病的药物。
1. 3 治疗方法 联合用药组：给予患者服用奥美拉唑， 1次/d， 20 mg/次；服用西沙必利， 3次/d， 5 mg/次。对照组1：给予患者服用奥美拉唑， 1次/d， 20 mg/次。对照组2：给予患者服用西沙必利， 3次/d， 5 mg/次。三组患者服药时间基本一致， 且连续服药4周。
1. 4 疗效判定标准 比较三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将疗效分为：有效：通过服用药物，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提高；无效：通过服用药物，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未明显改善， 甚至进一步恶化， 生活质量未提高， 甚至降低。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有效35例， 无效5例， 治疗有效率为87.5%；对照组1患者治疗有效26例， 无效14例， 治疗有效率为65.0%；对照组2患者治疗有效23例， 无效17例， 治疗有效率为57.5%， 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1和对照组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人们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不规律，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率逐年提高， 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致病机理尚不明确， 所以至今还没有治疗该疾病的特效药。
奥美拉唑是一种脂溶性、弱碱性、可以有效抑制质子泵类型的药物， 特点是药效持久且药物代谢率较低等。该药物容易在酸性环境中富集， 可以特异性与胃壁细胞质子泵作用， 阻断胃酸的分泌， 从而有效减少胃酸含量， 减少胃酸对于肠胃的刺激， 减轻病症。可以用于治疗十二指肠溃疡， 也可配合其他药物来杀灭幽门螺杆菌， 耐受性好， 很少有不良反应。
西沙必利， 是一种第三代胃肠道动力药， 主要通过刺激肠肌层神经丛节后处， 从而在较长时间内释放更多的乙酰胆碱， 从而增强患者胃肠动力， 防止食物滞留与反流， 缓解病症。
这两种药物联合作用， 奥美拉唑可以减少胃酸分泌， 从而降低胃酸分泌异常对于胃肠的刺激， 缓解病症。西沙必利可以刺激肠肌层神经丛节后处， 从而提高乙酰胆碱的释放量和释放时间， 有效提高胃肠动力， 减轻胃肠动力不足导致的不良反应。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 双管齐下， 从两个不同的治疗角度共同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缓解患者腹胀、腹痛、恶心、反酸、呕吐以及食欲不振等不良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奥美拉唑与西沙必利联合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独给药的对照组1和对照组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不良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联合使用奥美拉唑和西沙必利可以有效缓解病情，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 刘文忠， 李晓波. 消化不良的处理. 中华消化杂志， 2005， 25（9）： 573-574.
[2] 黎三明. 奥美拉唑联合西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患者的疗效观察 .现代医学， 2010， 38（3）：280-282.
[3] 赵淑苑， 吴远， 刘克菊， 等.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抗抑郁治疗的临床研究 . 实用全科医学， 2006， 4（3）： 266-267.
[4] 左， 李瑜元. 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广州医药， 2007， 19（1）： 5-7.
篇5
【关键词】 慢性闭塞;糖尿病;经皮冠脉介入治疗;心功能;存活心肌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伴和不伴糖尿病的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行经皮冠脉介入(pci)治疗后的存活心肌、心功能的变化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78例冠脉慢性闭塞病变患者，根据是否患糖尿病(糖尿病病程1年以上)分为糖尿病组(35例)和非糖尿病组(43例)。采用计算机辅助冠状动脉造影定量分析系统(qca)行量化分析冠状动脉病变。于pci术后1 w和6个月行超声心动图和m99tcmibi spect，计算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和射血分数(lvef)。lvedv、lvesv均以体表面积(bsa)校正为舒张末期容积指数(lvedvi)和收缩末期容积指数(lvesvi)，评价存活心肌和心功能的情况。通过对比分析两组6月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来评价预后，包括心源性死亡、心绞痛、冠脉搭桥、心肌梗死的发生。结果 糖尿病组1级及2级侧支循环比率大于非糖尿病组(p<0.05)，其他临床资料及介入治疗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糖尿病组与非糖尿病组1 w时左室功能指标lvedvi、lvesvi、lvef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6个月随访时，两组lvef较前显著增加(p<0.01)。两组静息及硝酸甘油介入后放射性缺损面积像素值无差异(p>0.05);两组静息时及硝酸甘油介入后病变区域放射性计数百分比无明显差异(p>0.05)。6个月再次行硝酸甘油介入99mtcmibi spect与1 w时比较:两组缺损面积像素值均明显减低(p<0.01);而两组缺损区域放射计数百分比均明显增高(p<0.05)。随访6个月，糖尿病组总的mace与非糖尿病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对于冠脉慢性闭塞病变患者，无论是否患糖尿病，如证实存在存活心肌且无明确禁忌，均应行再灌注介入治疗挽救存活心肌，改善心功能并减少中期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慢性闭塞;糖尿病;经皮冠脉介入治疗;心功能;存活心肌
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cto)是冠心病患者的常见病变，据报道占冠脉造影检查确诊的冠心病患者的20%～40%〔1〕。糖尿病患者的冠脉病变往往呈现为弥漫性病变，行冠脉介入治疗(pci)后有较高的再狭窄率和再次pci的概率，从而使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较无糖尿病患者预后更差。本研究旨在通过应用锝甲氧基异丁基异腈(99mtcmibi)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spect)心肌灌注显像对治疗前后的心肌缺血面积(mia)及超声心动图(ucg)改变的方法对比研究pci对于伴糖尿病和不伴糖尿病的cto患者存活心肌、心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入选2005年5月至2006年10月连续收住我科并成功行经皮腔内冠脉成形术(ptca)及支架治疗的cto患者78例，男57例，女21例，年龄54～75(平均62.34±7.1)岁。入选标准:①存在心绞痛症状或核素扫描、运动试验、动态心电图等证实存在心肌缺血的客观证据;②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脉血管100%闭塞，远端血流为心肌梗死溶栓试验血流分级(timi) 0级或冠脉血管99%狭窄，远端血流timi 1级;④cto定义为闭塞时间大于1个月,既往有明确心肌梗死病史者以梗死时间推断闭塞时间，无明确心肌梗死病史患者以心绞痛突然形成或加重的时间推断闭塞时间。排除标准:①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月以内;②严重瓣膜性心脏病、扩张性心肌病及肥厚性心肌病;③心源性休克;④严重的肝脏、肾脏功能不全。
1.2 研究方法
1.2.1 临床资料采集与分组
详细记录患者病史、体格检查资料和实验室检查，心电图结果，治疗方案和临床转归等。所有患者入院后即行18导联同步心电图并做胸前12导联定位标记。并在24 h内完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血小板聚集率等常规检查。入院后择期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冠脉介入治疗，根据患者是否患糖尿病分为：糖尿病pci组35例，男27例，女8例，平均年龄(62.43±7.58)岁;非糖尿病pci组43例，男30例，女13例，平均年龄(61.05±7.20)岁。糖尿病的诊断可依据之前临床医师告知患者患有糖尿病或患者已经接受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如果病人有糖尿病病史(患病时间大于1年)则被分为糖尿病组。术后均予以两组患者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类、β受体阻滞剂、肾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硝酸酯类、洋地黄类,糖尿病组积极予控制血糖治疗。术后1 w及6个月所有患者均行ucg 和以能客观反映存活心肌变化的spect的定量分析方法评估存活心肌的情况，并收集完整的病历资料。
1.2.2 冠状动脉造影及介入治疗
术前1～3 d服用肠溶阿司匹林300 mg/d，氯吡格雷75 mg/d。应用ge innova4100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记录冠脉各主支病变情况及远端血流情况。手术成功的标准:残余狭窄≤20%和timi 3级血流且无急性并发症。两组患者均给予肝素10 000 u，术中每小时追加2 000 u。选用6f指引导管，球囊和支架选择均以冠脉造影所显示的病变冠状动脉直径而定。
1.2.3 spect图像采集与定量分析
两组患者于冠脉造影后1 w行静息及硝酸甘油介入心肌核素显像。6个月时再行硝酸甘油介入心肌核素显像。所有入选病人均以美国产infiniaⅱ双探头spect显像仪行两次99mtcmibi心肌显像,于pci后3～7 d病人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停用除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外所有药物24 h后行静息99mtcmibi spect,另24 h后再行硝酸甘油介入99mtcmibi spect，要求可重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使收缩压下降10 mmhg时核素标记。心肌灌注显像剂99mtcmibi标记率大于95%。静脉注射99mtcmibi 740 mbq,1 h后行心肌断层显像。以机内软件生成靶心图核素放射性稀疏缺损区范围描出“感兴趣区”(roi),分别计算上述区像素数值及放射性计数;放射性计数百分比=roi内放射性总计数/roi像素数值×100%。
1.2.4 ucg检查
所有入选病例均在冠状动脉造影后1 w及6个月进行二维ucg检查，应用双平面辛普森法计算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和射血分数(lvef)。lvedv、lvesv均以体表面积(bsa)末期容积指数(lvedvi)和收缩末期容积指数(lvesvi )。
1.2.5 随访
6个月，复查ucg和spect，比较各心功能参数(lvedv,lvesv,lvef)及存活心肌变化情况，并比较患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发生率。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as6.12软件包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互相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 果
2.1 临床特征比较
糖尿病pci组与非糖尿病pci组两组之间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血脂水平、闭塞时间、心肌梗死史、nyha分级均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
2.2 两组冠脉造影结果比较
两组闭塞冠状动脉血管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两组单支、两支及三支病变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侧支循环0级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侧支循环1级和2级比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侧支循环3级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表1 糖尿病pci组与非糖尿病pci组之间临床资料的比较表2 糖尿病pci组与非糖尿病pci组两者之间冠脉造影资料比较
2.3 两组左室功能比较
1 w时，两组lvedvi、lvesvi、lvef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6个月随访时，两组lvedvi、lvesvi均较前明显降低(p<0.05)。lvef较前显著增加(p<0.01)。见表3。表3 两组之间左室功能指标比较
2.4 两组mace发生率
糖尿病组总的mace与非糖尿病组无显著性差异。见表4。表4 两组之间随访6个月mace比较
2.5 两组存活心肌的比较
1 w时糖尿病组缺损面积像素值硝酸甘油介入后较静息时明显减小(p<0.01);缺损区域放射性计数百分比明显增高(p<0.05);非糖尿病组缺损面积像素值,硝酸甘油介入后较静息也明显减低(p<0.01)，缺损区域放射计数百分比明显增高(p<0.05)。两组之间静息时放射性缺损面积像素值无差异(p>0.05),硝酸甘油介入后糖尿病组缺损面积像素值较非糖尿病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静息时病变区域放射性计数百分比无明显差异,硝酸甘油介入后两组病变区域放射性计数百分比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6个月再次行硝酸甘油介入spect与1 w时的比较，两组缺损面积像素值均明显减低(p<0.01);而两组缺损区域放射计数百分比均明显增高(p<0.05)。见表5。表5 两组之间静息及硝酸甘油介入spect比较
3 讨 论
在冠心患者中cto很多见,而常规药物治疗降低由其所带来的危险有限,临床上其心脏事件发生率显著仍较高〔2〕。有临床研究表明，cto病变行成功血运重建并保持长期开通可显著提高左室功能，降低远期死亡率并减少外科搭桥(cabg)的需要〔3〕。
糖尿病患者的冠脉病变往往表现为弥漫性病变，小血管病变，过度的内膜增生和病理性重塑。病变血管对pci术后的局部损伤表现为过度增强的增生反应。糖尿病患者往往伴有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和凝血因子ⅶ 的升高以及纤溶系统和抗凝血因子ⅲ的活性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小板体积增大，更容易被激活，而表现较高的黏附性，合成更多的凝血烷，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表达增加。所以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形成血栓性病变。因此，行pci的糖尿病患者,应接受足量抗血小板药物的治疗。本研究中糖尿病组患者入院后检查血小板聚集率偏高,因此这组患者在行介入治疗前及之后的治疗中,均给予了足量的抗血小板及抗凝治疗，使血小板聚集率维持在50%以下。
虽然对于糖尿病在行介入治疗的慢性闭塞患者长期预测中的角色仍有不同看法〔4，5〕。但最近有研究〔6〕发现在基线特征和手术结果相似的患或不患糖尿病的cto患者中，成功地植入支架后，短期和中期的预后没有差异。这项发现证实了当患者的cto造影特点适合介入治疗手段治疗时应更积极地尝试冠脉介入支架植入术。但应尽力使介入治疗结果最满意：用最小的支架达到最大的管腔直径。
本文中糖尿病患者侧支形成明显弱于无糖尿病组。可能机制是:新生血管形成是由于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使先前存在的血管发出新的小的类毛细血管样结构,并伴随有内皮细胞出现迁移和增殖。vegf刺激血管发出类毛细血管样结构是通过vegf与受体结合并使其磷酸化,在糖尿病患者vegf与受体结合是正常的,血糖水平增高主要阻止血管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的迁移，因此在糖尿病患者血管形成的最重要的一步被阻滞了〔7～9〕。本研究中，糖尿病组1级及2级侧支循环比率均显著低于非糖尿病组，这也可能是最终使得研究结果(两组患者存活心肌及心功能)无差异的原因，也体现出糖尿病对微血管的影响是一个迁延的慢性过程。并没有发现两组患者的临床预后有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两组患者的造影基线特征相似，病人的选择性高，这也限制了将这一结果推于所有糖尿病人群。另外，由于研究样本量小，随诊时间短，长期预后结果并不肯定，尚待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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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livari z，rubartelli p，piscione f,et al.immediate results and oneyear clinical outcome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s in chronic total occlusions:data from a multicenter,prospective,observational study(toastgise)〔j〕.j am coll cardiol，2003;41(10):1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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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①纸币容易产生，且同样具有充当贮藏手段的职能
②使用纸币能够有效降低货币制作成本
③纸币的使用范围更广
④纸币同样能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
A①②B②③C②④D③④
此题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过去一直讲“纸币因本身没有价值，不能做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它只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部分世界货币的职能”，现在怎么又说货币可以“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这不是矛盾吗？且按照现在的解释，上题为何又不能选①呢？
其实解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教师参考书上写道：“纸币作为现行的货币，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在现行的货币制度即纸币本位制下，纸币的这些职能，是从它取代黄金的流通手段职能开始，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思想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教师教学用书》第40页）也就是说，在纸币本位制下，黄金已经退出流通领域，不再做货币用，成为一般的商品。而纸币则被法定为流通中的实际货币，且被广泛认可与使用。这样纸币也就代替了金属货币行使其各项职能。但在具体运行中，纸币在行使各项职能时的表现与效能又不尽相同。
第一，纸币有价值尺度职能。首先，货币所具有的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职能，叫价值尺度。而用一定数量的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叫价格，价格都有一定的计量单位，如“元”、“英镑”、“欧元”、“美元”等，这些单位同时也是货币即纸币的计量单位，也就是说，纸币实际上在表现和计量着商品的价值。其次，纸币是在金银条块、不足值的金银货币、其他金属铸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国家赋予了纸币法定的货币地位，其本质就是价值符号，它承担了表现商品价值的职责，也即履行着价值尺度的职能。再次，作为价值尺度，无需现实的货币，只用观念上的货币即可，既然是观念上的，那么金银与纸币也没有本质的差异，只要大家心里认可它所代表的价值就行了。
第二，纸币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大家所公认。
第三，贮藏手段是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被保存起来的职能。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未废止被贮藏起来的纸币，且纸币所代表的财富未大幅缩水时，它就可以做贮藏手段，否则，就不能做贮藏手段。因此不能笼统说纸币有或者没有贮藏手段职能。此外，这里还要弄清贮藏手段与银行储蓄的区别：银行储蓄作为投资方式，它既没有退出流通领域，也不用怕被废止，还有增值的功能，故不能认为钱存银行也是贮藏手段。
第四，当货币越出国内市场，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外国商品，支付国际收支差额，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国家之间转移时，它就具有了世界货币的职能。如果一国的纸币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被其他国家认可，且能行使上述职能，则可以做世界货币，不然就不能当世界货币用。
综上所述，纸币的职能可以简化为：它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而对于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则需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笼统下结论。
篇7
下面让我们由一道例题切入正题:
欧元从本质上说是()
A.货币 B.货币符号 C.一般等价物 D.商品
参考答案:B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出题人将欧元定义为货币符号的原因。
新课改之前的高中一年级人教版政治教材在经济常识部分是这样界定纸币的: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
当时的教材及教参存在这样的导向:纸币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说其本身的价值相对于所代表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是依附于商品本位货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贵金属本位货币上的,脱离了贵金属货币之后就毫无意义的替代材质而已,并且这种材质也只能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某些职能。在综合了各种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纸币不是货币,只是货币符号。
另外,再引入两道例题。
人民币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发挥着()
①流通手段的职能 ②支付手段的职能 ③贮藏手段的职能 ④世界货币的职能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 D.①
参考答案:C
人们之所以能用人民币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是因为人民币()
A.在商品交换中起媒介作用
B.在商品交换中起等价物的作用
C.在本质上是一般等价物
D.也是商品,也有价值
参考答案:D
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道题。第一道选择题及其参考答案表明人民币作为中国的纸币能够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和价值尺度职能。新课改之前的高中一年级人教版政治教材在经济常识部分给价值尺度下了定义:以货币作为尺度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大小。我们知道,只有自身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衡量别的商品的价值,因为不同的商品能够比较且交换的基础就在于它们唯一同质的东西:价值。贵金属货币可以执行这个手段,毫无疑问,因为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那么,纸币究竟是不是货币?新课改以前的教材倾向于不是;新课改所采用的教材在这方面的倾向性明显减弱,但依然没有表明态度。如果纸币不是货币,自身就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人民币(纸币)凭什么能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呢?如果纸币是货币,它就应该符合货币的本质定义。新课改前后的教材对于货币的界定及其本质是毫无疑问的统一: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新课改后的教材对纸币的界定:纸币是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由强制力保证施行的价值符号。从这个界定来看,似乎纸币是没有价值的,只是价值符号而已。那么,这个“价值符号”是不是就是纸币的本质?如果是,就表明纸币和货币是不同本质的东西,纸币当然不是货币。可是这样一来,人民币(纸币)能否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就更让人怀疑了。因为,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实际上也就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但这种媒介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建立在价值衡量的基础上。同样的,按照这样的思路,第二个选择题提供的参考答案“人民币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就可以被了。
我们现在再假定一下:纸币也是货币,是货币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具体材质的选择。顺着这个思路,上面关于人民币(纸币)能够执行货币的两大基本职能的问题就没什么疑问了。但却应该修正第一个选择题的答案,即人民币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不仅发挥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同时还发挥着贮藏手段的职能。出题人没有把该职能归入答案范围,恐怕仍是囿于旧教材的禁锢。旧教材对于货币的职能讲解得比较详细,其中在分析贮藏手段职能时,认为只有足值的金属货币甚或只有足值的金银块才能发挥该职能。新课改后的教材不管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还是为了模糊疑问,把货币的五大职能中的两项基本职能列为重点,其他三个职能只是一带而过。但是不管怎样处理,困惑总还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综合以上的分析以及新课改后教师用书中的观点,笔者认为,把纸币直接界定为货币,可能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货币的起源以及发展、纸币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及地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首先,货币的产生。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他在这里也说明了金银能够成为货币是因为金银的天然属性。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在众多的材质竞争中,由于金银自然属性的优越性,当一般等价物的重任落在金银身上,即由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在货币出现之前就出现了高超的造纸技术和印刷及防伪技术,那么金银还能成为货币最初的载体吗?
其次,货币的发展。我们知道,不仅仅有不足值的金银块在充当货币,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金属铸币曾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不同的形式和材质都曾被人们接受并自然地承担着货币的职能,并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货币。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在货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一个货币形态不断发展的规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支配下,人们自觉地选择更经济实惠、便捷有效的材质来充当货币。
篇8
通常我们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分为三部分，即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虽然也有其他归纳方法，如美国132 所大学的通用教科书《货币、银行和经济》认为中央银行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控制货币数量与利率，即控制货币供给的职能；二是防止大量的银行倒闭，即最后贷款人职能；此外，还有一些日常职能，如为商业银行和政府提供服务，发行通货，充当政府顾问等职能。〔1 〕我国青年学者陈晓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将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归纳为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2〕显然， 上述几种观点的区别更是明显。无疑，中央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和国家银行的职能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从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看，早期的中央银行主要是作为政府（国家）银行而存在的，如1668年的瑞典国家银行，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稍后建立的中央银行则更多地是为了发挥发行银行的职能，如1816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创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是为了恢复国家货币价值而建立的，以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出于统一货币发行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elhart ）指出：“1900年以前，有关中央银行的作用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集中发行钞票和进行国家黄金储备，而如果集中，中央银行又如何控制这个问题”。〔3〕可见，早期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
然而，中央银行一旦拥有国家银行和发行银行的职能，它们在银行系统内的中央地位，它们作为政府银行的“政治”权力，它们对国家大部分的铸币储备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商业汇票的贴现而提供额外现金、货币的能力，使它们变成了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不仅持有它们自己的一大部分（现金）储备，以同中央银行取得平衡，而且在困难时刻还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古德哈特指出：“在19世纪初创立的中央银行的多数例子中，它们作为银行的银行作用的全部结果在初创时还只能模糊地察觉到，这些职能是从该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4〕我们知道， 英格兰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还是白芝浩1873年在《伦巴特大街》里首次揭示的。
那么，银行的银行职能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古德哈特指出：“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这种地位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起责任使中央银行去发挥它自由决定金融管理的特定艺术，普遍地对银行系统的健全予以全面的支持和负责。”而“这种管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同经济中货币总状况有关的宏观功能与职责；另一个是同银行系统（个别）成员的健全与福利有关的微观功能”。〔5〕后来， 前一种宏观职能我们将它称为货币政策，后一种微观职责则称为金融监管（或银行监管）。中央银行的演进表明，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职能逐步得以加强，以致到纸币本位制确立以后，银行的银行职能的两个方面：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若将中央银行的职能界定为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银行的银行，即使不能说其是错误的，但其至少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只有当中央银行具有银行的银行职能以后，它才成为一家真正的中央银行。众所周知，早期中央银行有不少原来是商业银行，即使当它承担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如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它也依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例如，在英国，《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将银行分为两个部：一是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二是银行部，从事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后来，出现了承担银行的银行职能的需要。显然，这种职能和它们同时具有的商业银行身份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和难以调和的，结果是，中央银行只能放弃商业银行业务，它们变成了纯粹的中央银行。限制或“剥夺”中央银行私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当然，先前的股东得到了补偿），同时，该法授权英格兰银行管理商业银行。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 英格兰银行有建议权、要求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命令权。〔6〕
早期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英格兰银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1997年5月以前， 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一直在强化之中，《1979年银行法》、《1987年银行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授予英格兰银行更多的监管权力。根据1985年政府的《银行监督》白皮书，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了由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总裁共同组成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以协助银行（该行设有银行监督处）完成监督职责，〔7〕毫无疑问，金融监管是英格兰银行的法定职能。 其他如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如1975年，对葡萄牙信贷机构的监管权也由财政部转至中央银行。1982年，希腊的金融监管权由通货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而修改后的《新西兰储蓄银行法》扩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督权。〔8 〕但是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直没有同时兼有上述两种职能。如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士、瑞典等，究其原因，除德国中央银行一向独立性较强（二战时除外），因而没有取得金融监督权力外（这一点下面会加以讨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多从属于财政部，财政部将其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金融监管就由下属别的部门负责了。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联储有一定的监管权力，但美国还有一大堆政府监管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责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是相当不清楚的。如果严格归类，应当说是没有监管权力的。
古德哈特指出：“在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支持其商业银行方面发挥某些作用，因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提供最后贷款者的援助；但是，中央银行同为此目的而专门成立的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如何分担保险、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各国却不尽相同，无论是比较狭义的银行系统而言，还是就比较广义的金融体系而言”。〔9〕当然， 这种不同本身不一定成为问题。但是，“由于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各种结构变化表面上破除了银行系统与其他金融中介之间的障碍，因此，以中央银行为一方，同以其他政府管理机构和保险机构为另一方的职责分工问题，就成了主题”。〔10〕金融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央银行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
概括起来，支持者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职能，金融监管职能是中央银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必要措施。因此必须由中央银行统一行使。如在澳大利亚，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银行的监管责任与其货币调控职能可能出现冲突，但“坎贝尔委员会”和“马丁小组”一致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最有效地将这两项职责协调起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不仅应继续保留其金融监管职能，而且应通过立法扩大其监督权。〔11〕
第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独立的中央银行是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而分类设立只负责监管而无其他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只能造成监管的松驰，并造成极为不利的结果。美国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就持这种观点：“根据美国的经验，最不利的选择是让一个除监督某一类机构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职能的机构来搞银行监督。美国的储蓄和信贷行业曾是这种情况……实际情况是，这种监督当局实际上被他们的监督对象控制着。……这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已破产。……大多数估计，今后几年用于挽救存户的支出，大约要在2500亿美元以上。这就是监督不严格的教训”。〔12〕沃尔克先生的观点还可以找到实证分析的印证。英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斯哥梅克1993年对24国全国性的104家破产银行进行了调查， 评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应该联合还是分离，其中一个结论是：与实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分离体制的国家相比，联合体制国家的破产数较少。〔13〕不过这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正如作者在随后指出的那样：“银行破产数少的体制并不一定在福利上是有效的”。〔14〕支持者的其他理由还有诸如中央银行拥有实施金融监管所必需的信息和充足的资源等。〔15〕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和前述的第一点理由相反，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虽然相互联系，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并且这两种职能是会存在冲突的，因此应加以分离，不宜由中央银行同时兼有。例如，瑞士一个负责修改银行法的专家小组，就反对把金融监管职能由联邦银行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其理由是为维护债权人利益而进行银行监管和实施货币与外汇政策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不同职能必须由法律界限清楚的不同机构来履行，虽然这种区别不应妨碍它们之间的协调。〔16〕
笔者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除上述理由外，笔者还有以下理由：第一，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几乎已达成共识，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具有独立地位已是大势所趋。独立后的中央银行虽然也是公法意义上的法人，可享有公权力，但因为其独立于政府的性质，如果兼有金融监督职能，意味着政府没有金融监管职能，而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接受的。从法律上界定，金融监管职能无异属于行政职能的范畴，因此只能划归政府行使。这也许是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的代价吧。就象当年中央银行获得金融监管职能时，要丧失商业银行职能一样。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德国、美国等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地位的中央银行，就缺乏法定的监管职能，而几乎所有后来和现在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都隶属于政府。换言之，中央银行只有在隶属于政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具有属于政府行政职能范畴的金融监管职能。英国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政策决定权两周以后，财政大臣就宣布：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银行监管职能将转移到重组后的“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 今后英格兰银行的职责将集中在实施货币政策和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方面。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金融监管职能两者在法律上是不相容的，上述沃尔克先生的观点可能带有一个老中央银行家的职业偏见，但是笔者奇怪强烈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陈晓博士怎么会对中央银行同时兼有金融监管职能持同样强烈的肯定意见呢？不错，中央银行实施监管比任何其他机构具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优势，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央银行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理由，如果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设计和衡量一种制度，那么，专制无疑是比民主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
第二，正象古德哈特所指出的那样，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仅通过银行体系发挥作用，事实上，中央银行即使具有金融监管职能，也只限于银行监管。但随着“全能化银行”的出现和扩展，中央银行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金融监管职能涵盖整个金融体系，要么完全放弃金融监管职能，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决定了中央银行只能选择后者。我们可以从德国等实行全能银行制国家的中央银行无一具有监管职能这一点找到例证。同样的例证是，最近宣布多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英国，传统的分业经营制度已经打破，形成了全能银行制度，这两者不能说没有联系。
第三，纸币本位制的确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货币政府的作用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将本质上并不属于中央银行必要职能的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好地有效地执行货币政策职能，古德哈特说：“中央银行更具魅力的职能是指导实现货币政策的实施”。〔17〕总之，从本质上说，一家独立的，专责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才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中央银行。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两者应当是密切联系、相互协调的。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3 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运用本法律所赋予的货币方面的权力，以稳定货币为目的，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和提供给经济部门的信贷量，并且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虽然，德国联邦银行是没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但联邦银行仍参与了银行监督工作。《联邦银行法》要求联邦银行与联邦银行业监督局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该局不专门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就近利用联邦银行对地区性业务的熟悉和专业知识。它们相互交换情报，这对于各自实现其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联邦银行业监督局打算制定一般条例时，它必须与联邦银行达成一致，而在其他场合，联邦银行仅仅参与协商。联邦银行还通过州中央银行以信用机构必须提供的报告、月报和年终决算报表为基础实行连续的监督。联邦银行将这些材料和它的评论交给联邦银行业监督局，该局则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18〕
在美国，虽然对联储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对联储没有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督职能这一点上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尽管联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授权，却并不表明联储不参与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相反，联储积极参与有关监管活动。〔19〕根据《联邦储备系统法》第4条规定， 允许联储实施“该法所规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的必要的附带权力”。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和作为美国的财务机构是该法所规定的金融业务，这样，监督政府证券市场和指定参与该市场的主要证券商（primary dealer）便成了“必要的附带的权力”。进行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联邦储备系统提供信心保证，保证政府证券交易由可靠的证券商进行，这些证券商能够谨慎地从事业务活动。当然，联储的这种监管是以证券商接受主要证券商（即政府证券商）这一法定地位为前提的。1982年，负责执行联储公开市场业务指令的纽约储备银行，设立了证券商监督处（dealer surveillance unit），更密切地监控主要证券商的业务活动和市场行为。同证监会相比，联储对政府证券市场与证券商并没有管理控制和执法的权力，但是，联储的确可以通过取消主要证券商的法定地位或报告制度等手段，确保证券商自愿遵守其要求。联储对非主要证券商没有这样的监督作用，但1984年，联储对于从事政府证券业务的非主要证券商，建立了一个自愿报告制度。1985年，联储了自愿性的资本适宜度指导准则，旨在为不属于证监会、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或联储监管的证券商提供一个指导。这个指导性准则试图通过附加性手段为未监管的证券商的客户提供保护。总之，联储虽然没有监管证券的法定职能，但却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积极参与了证券监管活动。证券监管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联储会更积极地介入与其关系更为密切的银行监管了。如审批许多银行的合并申请，并决定银行控股公司非银行活动的许可范围等，此外，还监督对禁止贷款歧视和不真实报表的法律实施。〔20〕
还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这里所谓的金融监管，主要是指狭义的金融监管，即审慎监管，又称预防性监管，广义的金融监管，还包括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者等，对于存款保险，各国作法不一，但对于最后贷款者职能，各国无一例外地均由中央银行承担。因此，笔者认为以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两个相关因素，中央银行有重返原先基本角色的倾向：（1 ）监管功能从中央银行控制转向更为直接地服从于政府的独立机构，这是结构发展的结果。由于银行体系界定日益模糊，使中央银行更不容易规劝银行俱乐部成员在银行救援中合作，所以，中央银行更不易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组织合作，更需要转向政府的法规措施和终极金融支持；（2 ）中央银行作为唯一可获得即刻的清偿来源的角色意味着，即使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正式分离，两个机构在实践中还得有更紧密的合作”。〔21〕
还是古人说得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关键在于顺应时代潮流。
二、货币政策规范的法律选择
货币政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并且这种重要性正日益得到加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法律的权威无所不在的法治社会，货币政策本身却依然很少或几乎没有相应的法律控制，各国立法都没有货币政策法，只有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虽然是货币政策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对这样一种重要的行为，仅有对行为主体-中央银行的法律规范，而没有行为规则本身，从法律的角度看，自然是不尽理想的。当然，中央银行法中还规定了如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但对于货币当局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这一最关键的问题，却均没有作出规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成了经济学家的专利，而法学家们很少涉及的原因。其结果就象本节标题一样，货币政策的法律机制实际上就成了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虽然还有大量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法规，但那不是约束中央银行本身的行为的。
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货币论战中，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虽然都赞成应该有一个中央银行，认为具备唯一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这两个学派在调节纸币发行规则的需要上存在着分歧，通货学派坚决要求有一个受约束的权威机构，银行学派则坚决主张有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威机构。〔22〕这两派的持续论战后来成为经济学中争论激烈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也称货币规范理论。所谓货币政策规范，简言之，“就是货币当局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23〕在西方，自50年代以来，主要存在着两种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一是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银行学派所主张的不受约束的中央银行；二是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即通货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
这两种理论分别涉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笔者在这里不准备作详细阐述，只能作一简单的介绍。〔24〕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其内容是货币当局为实现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时，必须根据对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观察和对未来经济运行走向的预期作出权衡取舍，以使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和利率水平的升降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从法律的角度看，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就是给予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所谓按规则行事的货币当局以特定的任务，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以完成其任务。〔25〕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要求中央银行依法办理即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了其具体内容：由立法机构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货币供给量稳定变动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这个规则（或是由货币当局自己实施，或是由立法机构指令贯彻），以使货币供给量逐季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某一具体年率比例有比例增加。为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明确货币供给的定义。（2）说明什么是货币供给量的固定增加比率。实际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货币学派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比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更为可行，但他们自己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并不是一种最优规范，而是一种在现在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条件下最为可行的次优规范。随着这种政策规范的采用和对货币制度认识的深化，效果更好的政策规范就能设计出来。为了使货币政策成为私有企业经济的一根支柱，而不是对私有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是现时唯一可行的选择。〔26〕
周慕冰先生指出，相机抉择与按规则行事之间的争论，是两种货币政策规范理论的争论，更是两种经济哲学思想的争论。前者的经济哲学基础是：考虑到因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未来而引致的需求扰乱现象，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就会陷于周期性波动之中，从而与其理想运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授予政府当局以广泛的权衡权力，进行相机干预，以使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接近它的理想运行。后者的哲学基础则是：考虑到不可捉摸的自然失业率现象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不应当用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来缩小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的差异，而政府的有限干预只能限定在保证货币供应量按固定规则稳定增长这一点上。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目的都在于提出一种政策主张，而这种政策主张又往往会反映在立法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通货学派占主导地位，如《1844年英格兰银行特许条例》规定了英格兰银行的信用限额。但是，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直到70年代中期，主要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占主导地位，而从70年代中期-通常以弗里德曼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始，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逐渐成为“国际时髦”，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政策主张逐渐被一些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当局所采纳，如美国、德国。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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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职能；匹配策略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66-0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占世界贸易比重快速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中，人民币币值坚挺，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广泛接受的货币。为了适应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战略。在跨境贸易结算方面，2010 年6 月，中国正式了《关于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货币互换方面，截至2011年12月末，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13 012亿元；在离岸人民币市场方面，2007 年6 月，了《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办法》，首只以人民币债券为主要投资对象的人民币计值基金的出现，伦敦和新加坡等在积极的争取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两难。一方面，必须要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以及整体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由于升值预期导致的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资本项目的开放为前提条件，而后者又会削弱政府维护汇率稳定的能力，这一状况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面临一定的难度。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会产生何种影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怎样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体的改革步骤应该怎样进行，都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文献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货币国际化需要稳定的汇率。如Friberg（1998）的研究显示，计价货币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出口商利润函数的性质，也同时取决于汇率的方差（波动幅度），当汇率波动过于剧烈时，甚至有采取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可能性[1]；罗纳德·麦金农（2009）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人民币应当采取稳定的汇率制度，使其有一个风险上限，在此过程中，可以使得其他国家相信人民币不会大幅的波动[2]；P.Subacchi（2010）则认为可以在控制人民币兑换的前提下进行货币国际化[3]。
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货币国际化需要汇率具有充分弹性。如罗熹[4]（2009）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要求汇率形成机制要以市场化为基础，通过本外币间供求关系的变化发现人民币的真实价格。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孙立行（2010）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幅度、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主要资本交易货币纳入货币篮、减少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尽快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等措施推进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5]；陈江生、扈华林等（2011）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汇率制度加以保证，人民币国际化是破解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难题的根本出路。短期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期可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长期将退出“中间汇率制度”实现“独立浮动”[6]；张茉楠（2012）认为，建立在汇率升值预期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稳固。中国可以利用当前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的机会，增强人民币弹性化，确立一套明确的、贯彻人民币汇率改革目标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规则，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国内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7]。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稳定的汇率机制还是需要市场化的汇率机制目前还没有定论。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只有明确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范围和程度，才能明确人民币汇率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安排。因此，本文将从货币职能的角度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形成机制。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货币国际化是一国货币超越国界在国际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即价值尺度、交易手段、价值储藏职能，是货币充当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货币国际化的程度可以通过货币发挥国际职能的程度来衡量，具体而言，就是价值尺度、交易手段与价值储藏的国际化程度。
在充当价值尺度方面，当前主要体现在资产计价上。国际债券发行主要以欧元、美元为主（见图1），2009年欧元、美元、英镑、日元分别占全球外汇债券交易币种的46.9%、37.7%、7.9%、3%。人民币债券发行所占比重可以忽略不计。
从充当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来看，美元、欧元及日元都在国际或区域贸易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元在所有国家进出口贸易所使用的结算货币中，都占据较大的比重，（如表1、表2所示）。
从充当价值储藏的角度来看，截至2010年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分别为62%、26%、4%、4%，其他所有货币占比加总也仅为4%。按照上述数据衡量，真正的国际货币只有两种即美元与欧元，英镑、日元也只能勉强算为国际货币（见下页表3）。人民币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无论从货币国际化的三大职能的哪个角度来讲，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均处于起步阶段。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
从货币职能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国际货币职能会对汇率形成机制提出的不同要求，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汇率弹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货币国际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汇率弹性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货币国际化的各个职能上对汇率的要求并不一致（见下页图2）。
首先，将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手段、价值储藏三大职能分解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四个功能。
从国际计价货币的功能来看，如果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定价职能，首先必须要保证汇率的浮动，因为只有外汇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才能保证人民币的价值是真实可信的，才能对其他金融产品和贸易商品进行定价。
从国际结算货币的功能来看，如果要保证人民币能够实现贸易结算的功能，那么就需要保持人民币价值的稳定，即需要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汇率稳定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
从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来看，人民币要实现资产投资功能一方面要求资本项目开放，这将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资产价值的相对稳定，这又要求汇率稳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
从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来看，人民币要成为储备货币，短期来看，升值有利于提升储备货币地位，但是长期来看，货币不可能一直升值，储备货币的基本要求依然是价值稳定，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必须稳定。
以上的分析表明人民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要求是矛盾的。然而，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货币国际化职能并非是同时实现的，人民币汇率也并非是完全固定或者是完全弹性两个选项，二者是存在互相协调的可能性的。
四、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短期匹配策略
笔者认为，需要兼顾不同货币职能的不同要求，既要兼顾人民币价值由市场决定的要求，又要兼顾人民币价值稳定的要求。中国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基本上考虑了这两种要求。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反映了稳定汇率的要求，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调节机制反映了市场化的要求。然而，这一汇率制度仍然有改进的余地，比如，为了加强汇率的稳定，一揽子货币的权重应该以贸易份额权重为基础，这就要求降低美元的份额。另外，为了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中心汇率可以考虑恢复平均交易价格的定价方式，这是因为与做市商询价相比，交易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长期匹配策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国家货币的国际化都需要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在货币职能上，而且在空间结构上也是一个分阶段实施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会对资本项目开放提出不同的要求，进而会对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产生不同的影响。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主要经历三个不同阶段（如表4所示），这三个阶段对应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汇率弹性：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贸易项目下。这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将主要从部分东亚贸易逆差来源国开始，由于这部分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可以称之为周边化。此时，人民币率先在亚洲地区实现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职能，但资本项目无须大规模开放，因此，这一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构成对汇率稳定的威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二，在成为区域性投资货币后，人民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扩大汇率制度弹性的压力。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经常收支趋于平衡、人民币贸易结算范围的扩大、离岸市场的推进、特别是人民币非居民存贷款业务的推进等等逐步将人民币推广到亚洲使用。这一阶段，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将会明显提高，并逐步成为区域内的国际投资货币，即区域化。受此影响，为了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需要扩大汇率制度弹性。但是，鉴于亚洲地区的资金流量相对较小，中国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第三，在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后，中国需要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或接近这一汇率制度的弹性汇率制度。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项目基本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才能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需要采用弹性汇率制度。这一阶段，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储备货币。
参考文献：
[1] Friberg，Richard.In Which Currency Should Exporters Set Their Price[J].Journal of 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
[2] 罗纳德·麦金农，人民币国际化应循序渐进：中国已做好准备[N].上海证券报，2009-05-08（A19）.
[3] Subacchi，P.：One Currency，Two Systems：Chinas Renminbi Strategy [M].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2 November2010.
[4] 罗熹.循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J].红旗文稿，2009，（9）：27-30.
[5] 孙立行.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0，（12）：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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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世界经济的态势和基本格局发生了跨跃性的变化，经济一体化、自由化、市场化和更加开放是这个时期世界经济的主流特点；鼓励竞争、消除壁垒、放松管制以及本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前沿的在各生产领域的运用和嫁接，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经济的内涵，同时加速催化了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的这种背景下，对金融组织框架，金融制度安排、金融风险特征、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和作用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或变化。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特点和走向，西方一些高度市场化国家从维护具有本国特点的金融体系安全和促进金融发展进行了不同层次的金融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同时，为防范和抑制金融风险，为金融改革和创新创造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深入分析和西方一些国家将“两项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的所具有的特定环境和内部条件，可进一步丰富和明晰我国中央银行职能定位的思路。
（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对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影响
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西方各国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金融品种交叉运用。银行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具有一定风险的中间业务品种，如信用证、金融期货期权交易、信托、融资、担保见证、债券回购等品种和投资银行、金融机构并购等业务不断衍生。由于金融环境变化后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对滞后，致使在九十年代末期一些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纵观这一阶段西方国家金融特点是：①政府的放松管制使许多实行银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摆脱政府的管制和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②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如英国政府在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发生以后，为迎接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挑战，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后专门成立了金融监管服务局，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银行业的职责被剥离，同时期还有如日本、韩国等；③主要导致危机的风险形态发生变化，由于新的创新品种和工具运用带来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利率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业务的操作风险。
（二）完善的金融微观基础是分离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重要条件
从国外的实践看，主要表现在金融业运行机制良好、利益约束较强、一般都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市场调节较为灵敏。在这样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和金融市场基础的前提下，中央银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市场信号的调节和引导，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密切联系的政策意图和调控重点可以通过协商机制取得共识，中央银行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上，而金融监管机构在为中央银行提供服务的同时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
（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控层次和的变化有利于“两项职能”的分离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体系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产生新的特征，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手段都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变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简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正向直接地调控宏观经济的观念，发达的金融市场使货币政策更多地表现为传导政府或货币当局信息的途径、对经济预期和信心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使货币政策注入新的调节内容，而且是更高层面上的调节。
（四）雄厚的财政基础和存款保证制度为“两项职能”分离后出现的金融风险提供重要的保障
西方大部分国家具有由财政资金化解金融危机的实力，而且大多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使监管机构相对独立于中央银行成为可能。西方主要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只是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有所不同，有的是建立基金，有的是建立独立的公司。以欧盟为例，欧盟在1994年通过《存款保险计划指导原则》，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1995年7月之前建立存款保险计划，并就保险金额、范围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处理金融机构出现的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由存款保险公司和政府等几家联合拯救，中央银行基本上不对出现危机的金融单独承担救的资金支持。如：在1995年Goodhard和Schoon maker在研究中发现，在所有国家的104起银行业危机安全中，银行真正陷入流动性困难的案例有三分之一，其他案例中的银行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以及政府联合提供的资金得到挽救，只有2起是中央银行单独拯救困难银行。
五、我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结合；经济特征、金融生态环境、微观基础和货币政策的特殊性所决定
一国央行建立何种有效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不能简单的追求某一模式或体系框架，它与本国的经济形态、阶段性经济目标和任务、金融环境、银行业的经营体制和风险特点、金融微观基础的成熟度，货币政策的任务和传导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从监管来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保证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如果在对监管体制设计的因素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追求某一体制模式，不仅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以及浪费了监管的资源，而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节宏观经济能力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内涵和主要任务
从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任务受经济的运行态势的变化影响很大，货币政策在适应这种经济态势的变化为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化解金融风险等目标中不断进行调整，在多个取向的约束中寻求平衡，这就是我国货币政策变化最主要的特点。现阶段的货币政策着力点又更多地放在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其内涵依然是“三防一保”，即防止通货紧缩和膨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继续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有效需求，保证支持经济增长。其主要任务：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和信贷政策的引导，优先按照产业政策的指向使银行资金的流向引进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瓶颈”产业，以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二是协调其它经济杠杆，综合运用利率等杠杆，降低企业负担，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济基础的主体。三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促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以拉动有效需求。四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实施以刺激需求，由于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四分之三，实际上财政增加投资的国债资金是银行资金的转移。五是增加货币供给，救助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化解支付风险。上述多重目标、多重任务组合的货币政策在西方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是罕见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央银行内在“两项职能”的相关性和在一个主体内实施的必要性。
（二）货币政策工具非完全市场化运作和调控层次
现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任务特点使其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市场化运作没有更大的空间，其主要工具有信贷政策、信贷指导计划、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贷款、政策性贷款、利率等，这些政策工具的运用不仅说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调控工具与工业化国家经济转轨时期有很大的相似性，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也说明目前货币政策的特点是调控范围广、工具运用直接、调控层次低。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传递当局的信号和经济预期等进行比较，中央银行承担银行业风险任务和责任的相关性更强。
（三）我国目前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监管的过程，而金融监管过程也是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的资金环境分析，总体上建设资金短缺，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发展变量的正相关性强；资本市场筹资功能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受到限制，间接融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主导地位；银行业的突出风险特点是不良资产占比居高不下，盘活不良资产主要还需依靠金融手段，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而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体系则仍然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信号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往往通过监管的手段实现的。如为处置金融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再贷款，撤消、重组、关闭、破产了一批如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城乡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活动对货币政策影响更大、更直接。如果分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不仅难以避免有关金融活动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不良影响，而且直接降低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四）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构造基本与银行业体质格局相衔接
我国银行业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处于银行业垄断地位，国有银行占有了银行体系三分之二的信贷资产。在国有商业银行未市场化经营之前，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受国家保护，其业务经营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信用社虽是合作组织，但其资产的配置方向和资金供给受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调控；其他类的银行机构占的比重不大。目前的银行业体制格局说明我国目前虽然正进行着体制转轨，但微观基础和金融市场都还没有解决，金融机构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利益约束，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信号对金融活动和宏观的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还肩负着推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以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紧密联系，货币政策体系的构造是同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市场的培育一起变化的。很难想象中央银行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不考虑金融监管、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五）金融体系安全与货币政策特有的作用
一般来说，国际上的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有五类，即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国内支付危机、股票市场危机以及资本外逃危机。由于我国实行的利率基本上还处于管制，传统的金融业务量和业务品种操作在银行业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市场总体上还没有开放，金融新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运用的数量和力度均受到各种边界条件的约束，因此，中国现阶段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五种金融动荡或危机中的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资本外逃危机，而支付危机和股票市场危机以及相关性风险是威胁中国今后金融安全最主要的风险因素。由于银行业间接融资量大，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远不能与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相比，而且直接融资的资本风险由微观经济主体吸纳一部分，所以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因素要比支付风险因素小得多。实际上中国目前所蕴含的支付性风险程度大大超过一般国际通行的支付风险度量标准。中国银行业以大量的不良资产为代价，解决了城市三分之二人口就业的国有占有了全四分之三的信贷资源，实质上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由其它产业或企业转移形成，但对金融业本身来说，这就是中国金融业安全体系中威胁最大也就是最集中的板块。即所以中国潜在支付风险因素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支付风险，其最主要的几个变数是：①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以抵御外国资本的冲击；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流动性保持一个相对均衡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较大数额的亏损，中国银行业也能在相当一段时期保持正常运营局面。中央银行的主权信用手段给银行提供便利支持，虽然这种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但如果把这唯一的化解风险支撑手段与其风险管理职能相分离，即便没有切断货币供给渠道，但由于“分离”有修于两者关联的运作机理，导致不仅不能使中央银行通过对银行流动性供给创造利润以逐步消蚀潜在的风险性，而且把有可能在远期发生或局部性支付风险酿成即期或大面积支付风险。
（六）中国处置银行支付风险主体缺位现实与中央银行实施监管的必要性
已分离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发达或化国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风险保障制度，就是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存款保险体系。这是保障本国金融体系安全的一个根本条件。该组织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对银行机构出现支付风险提供救助，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二是正因为它们为银行提供救助，所以必须有权对银行进行监管。而我国目前金融改革尚未进入到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的进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具备建立存款保险的基本条件。因此，本应由存款保险体系对存款人承保的功能转嫁到中央银行身上。从我国中央银行变相代行外国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来说，也应当对支付风险提供救助的对象实施监管。否则不仅在逻辑上和运行机理上存在非对称性的矛盾，而且因此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扩张和回偿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开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国家财政资金是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救助银行支付风险的又一主渠道。从本质上说，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支付性风险提供政府救助是重要的财政职能，而不是中央银行的职能。而我国目前把履行这种财政职能所需的资金转嫁到中央银行，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强化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我国近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发国债，加大投资以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银行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替代为代价的。由于国家财政能力较低，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高，加大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财政预算安排结构再生能力差，再加上企业债转股形成的国家债务、地方政府越权担保和借贷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国家政策性指令性贷款都形成了我国财政的“或有债务”，而这些“或有债务”对财政安全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主要任务是化解自身潜在的风险而无能力顾及银行的风险，这又给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加沉重的负荷，这证明，我国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是制约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重要因素，也证明了我国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职能分离缺少重要环境基础和分离条件。
六、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内在联动运作机理和金融效率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