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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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症；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中图分类号] R5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3（a）-0102-03

心脑血管病是一种能导致临床严重后果的疾病，研究表明心脑血管病是导致临床死亡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逐年上升。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基础，研究认为，AS的起病与许多因素相关，当前的研究表明脂质代谢紊乱及炎症反应在AS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重要作用。他汀类最初作为调血脂药在临床广泛使用，其能使血浆中低密度脂蛋白和血浆胆固醇显著降低，当前研究发现他汀类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包括减少AS斑块中炎症细胞的数量，抑制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1-4]。最近的研究证实抗血小板药阿司匹林也具有抗炎作用[5]。本研究对老年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采用小剂量阿司匹林及阿托伐他汀联合治疗AS，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4月～2011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老年科住院的未经调脂治疗的经B超证实存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颈动脉超声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均≥1.2 mm]的老年患者105例，其中男54例，女51例，年龄62～78岁，平均（65±12）岁。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均经病史询问、体格检查、颈动脉B超、血脂、血糖、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将105例患者分为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组（治疗组，55例）及阿司匹林单独治疗组（对照组，50例）。两组患者性别、合并症、危险因素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均戒除吸烟、酗酒、高脂饮食等不良生活方式和不健康饮食；有糖尿病者给予降血糖药治疗，使其空腹血糖及餐后2 h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高血压者给予降压治疗，使血压维持在（130±10）/（80±10）mm Hg（1 mm Hg=0.133 kPa）。在此基础上，治疗组给予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030047）20 mg/d联合阿司匹林（北京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进口药品注册证号H20050059）100 mg/d；对照组仅使用阿司匹林100 mg/d，以上两组患者干预时间均为6个月。

1.2.2 颈动脉超声检查 所有患者均于服药前后和服药6个月后接受颈动脉超声检查（730高分变率彩色多普勒超声仪，GE公司，美国）。颈部血管超声由技术熟练的超声操作人员完成，B超检测IMT：受检者取仰卧位，充分暴露检查颈部，超声探头置于颈部下额角后方，超声探头频率8～10 MHz，取颈动脉长轴切面，得到两侧的颈总动脉、颈动脉膨大处及颈内动脉的B超图像存储于电脑中，然后进行阅读。颈动脉斑块定义为局限性突出管腔的回声结构，超过周边颈动脉IMT的50%。采用Crous法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积分，患者的斑块总积分等于患者两侧颈动脉各个孤立的硬化斑块的最大厚度之和。

1.2.3 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测定 患者在禁食8 h以上，抽取患者早晨7：00～8：00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送至实验室，4℃，3 0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的患者血清保存于-70℃低温冰柜，采用颗粒增强免疫沉淀法在7600型全自动生化仪（Hitachi公司，日本）测定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批内差异3.2%～9.3%，批间4.1%～9.7%。1.2.4 其他实验室指标检测 血清三酰甘油（TG）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总胆固醇（TC）采用酶比色法，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采用直接测定法检测，试剂均由北京利德曼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6个月每个月门诊随访治疗情况。所有患者于治疗后6个月均复查颈动脉动脉彩超及各项血液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谱及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水平比较

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后血脂指标以及血清hs-CRP水平比治疗后显著下降（均P < 0.01）。疗程结束后治疗组血脂指标及hs-CRP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 < 0.01）。见表2。

2.2 两组治疗前后IMT及粥样硬化斑块积分比较

治疗组治疗后IMT以及颈动脉斑块积分比治疗前显著改善（均P < 0.01），且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 < 0.01）。见表3。

2.3 不良反应

两组均未见肌溶解、肌肉酸痛等不良反应报告病例。

3 讨论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梗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上颈动脉狭窄程度是脑卒中风险相关标志。但近年许多临床观察发现不稳定斑块是引起大多数临件的潜在因素。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其形成机制和病理机构，血小板的聚集、斑块的破裂以及血栓的形成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发病原因，临床上造成梗死的发生[6-9]。因此，临床上动脉粥样硬化改善或逆转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作为调脂药物，临床给予他汀类药物能降低患者心血管病病死率，最近的研究证实他汀类药物治疗可使冠状动脉内斑块出现了消退[10-15]。研究表明他汀类在临床治疗AS所获得的益处远远超出其调脂作用，具有独立于调血脂以外的多种作用[16-21]，包括：①抗氧化作用：可抑制低密度脂蛋白（LDL）的氧化修饰。②改善内皮功能：他汀类上调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水平是其维持内皮抗血栓形成功能的重要机制。③免疫调节作用：多数观点认为AS是有免疫系统参与的慢性炎症反应。研究发现他汀类可直接抑制IFN-γ诱导的MHC-Ⅱ的表达，从而抑制MHC-Ⅱ介导的T淋巴细胞的活化，调节内皮功能，增加斑块稳定性，抑制炎症，减少血栓形成。④抑制血栓形成：血小板功能活跃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生发展的公认危险因子。他汀类可抑制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⑤抑制平滑肌细胞（SMC）的增殖和分化，稳定AS斑块。⑥抗炎作用：抑制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减少AS斑块中炎症细胞的数量。以上表明他汀类药物具有血管保护作用及临床益处。

阿司匹林是一种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兼有抗血小板和抗炎双重效应，可抑制环氧化酶，阻断花生四烯酸代谢，减少血栓素A2的生成，并抑制C反应蛋白及纤维蛋白原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先前的观点认为阿司匹林只是一种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未深入探讨阿司匹林在临床上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近年来，随着临床上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病理生理机制认识的不断加深，发现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且研究已证实炎症与血栓的发生紧密相连，炎症可激活凝血机制，而机体凝血的发生又会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5]，而研究证实阿司匹林可以作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各个环节。体内及体外实验皆证实阿司匹林能抑制TNF-α诱导的T细胞在血管壁上的滚动和黏附，降低血清炎性介质水平，抑制炎症反应的进展及恶化。

本研究采用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对老年携带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进行干预，以观察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对老年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血清炎症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后血脂指标、IMT、颈动脉斑块积分以及血清hs-CRP水平比治疗后显著下降（均P < 0.01）。疗程结束后治疗组血脂指标、IMT、颈动脉斑块积分及hs-CRP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1）。研究结果提示小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可改善老年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及炎症反应程度，具有稳定斑块作用，且不增加出血发生率。

总之，临床上通过采用小剂量他汀类药物联合阿司匹林干预老年携带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个体，在保证对患者的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以利于长期服用；并可减少其副作用；而且治疗费用少，有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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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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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1][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1.

[3]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l.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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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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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定义 特点 区别 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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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概念

(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概念。教育成本概念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1958年,英国研究教育经济学学者约翰·维泽在出版的《教育成本》专著中计量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首次提出了教育成本概念。从维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把教育经费视为了教育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1963年出版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了“教育全部要素成本”概念，他认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和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两部分,其实质上是教育的货币成本和教育的机会成本。对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广义教育成本。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虽然大陆学者王善迈、靳希斌、袁连生，中国台湾学者盖浙生等一些代表人物对教育成本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纳总结来看,都认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提供或接受教育服务时所耗费资源的价值量。在这个成本概念中，不考虑教育的机会成本。依照我国学者对教育成本的一般性定义笔者给出了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即指在网络环境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教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或接受该种形式教育服务时所发生的资源实际消耗价值量。在这个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中，笔者注重的是“资源实际消耗”，即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物化劳动价值量和活劳动价值量实际消耗的货币形态表现——货币成本，较之我国学者提出的教育成本一般概念更为具体化，笔者称之为“狭义远程教育成本”。

(二)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模式。会计成本是指针对一定核算对象、可用货币计量的成本费用。从会计的角度讨论成本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是谁的成本，二是成本是否可计量。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依然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成本概念。从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看，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是个人、教育机构、国家（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教育会计成本时应针对某一教育成本承担主体而言，即个人教育成本、教育机构成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目前我国远程学历教育机构与普通学历教育机构有所不同。在管理体制上，它是一个“二元交叉管理系统”，一个教学服务网络结构体系。在这个教学服务网络系统中，一方面，各级层是分别独立的法人单位，人、财、物受地方行政部门制约，另一方面，在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支持服务上形成了教学管理网络系统，系统各个层级之间存在资源共享、相互支持服务的关系，也即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因此，其教育成本承担主体具有系统成本承担主体特点。现代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宏观上是指整个远程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货币成本,也即整个远程教育系统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总成本；微观上，远程教育会计成本是指构成远程系统的各教学单位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子成本。系统总成本等于构成系统的各子成本之和。本文所讨论的远程教育成本均是指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

二、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分类

(一)按成本支出与成本核算对象的关系,可将远程教育成本分为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教育总成本。直接教育成本是指为对某一成本核算对象（如某专业、学生、课程等）提供直接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支付费用的总和，是直接的教学成本，如学习支持服务成本、网络线路运营成本等。间接教育成本是指为某一成本核算对象间接提供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支付费用的总和，是公共服务成本，如学校行政管理费用、人员培训费、公共教学设施折旧费等。这部分费用是要将成本对象按学时、人数等进行合理分配的成本。而学校发生的与教学服务无关的其他费用，如给学生提供的奖励、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不应计入教育成本。教育总成本是指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总和。这种成本分类更能分清“教育经费”与“教育成本”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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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判实在；本体论；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35-06

经济学是由世界观、科学理论、政治思想、公共政策和逐渐被认识到的其他真理构成的。仅仅把某种取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当成必然的选择，不仅是狭隘的而且对经济学发展也是不利的，市场观念中竞争意识的匮乏和垄断的形成会导致理论的衰落。学科中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辩论一直存在，不同的流派可能都抱有把其他流派纳为自己分支的想法，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学科结构中的主导者。“批判实在”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已深深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批判实在”仍处在繁荣发展期。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正在成为一个“大事件”、一种“运动”。“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劳森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当代的学术经济学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把大量精力放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和经济学重建的研究上。基于科学认识主流经济学和促进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本文对“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作一些分析。

一、“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

“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巴斯卡（Bhaskar）对社会科学的哲学贡献而对他的两个术语“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分别出现在巴斯卡的两部著作中。在第一部著作中，巴斯卡问道：给定知识是可能的且有意义的，那么对世界本身的预设如何？从而在科学知识和其所解释的对象、自然世界同研究它的方法做了区别。在《自然主义的可能》中，巴斯卡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像谈论“自然规律”一样谈论“社会和人类行为规律”？进而将思想与对象的区别扩展到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如同社会结构不能化约为有关他们的知识一样，社会结构也不能化约为特殊的实践或规则，社会结构由人的实践来生产，结构本身不是固定的，而具有突现性质。两本著作中的核心问题为理解“批判实在”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批判实在”论者的核心观点包括三方面：

（一）分层本体论

巴斯卡将知识的对象分成两种，即“不变的实存对象”和“变动的认知对象”。前者指独立于人类描述之外存在的世界，后者是描述或解释前一种知识对象的人为产物，包含已有的各种假设、定律、模型、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等等。知识对象的划分为理解“批判实在”的本体论主张奠定了基础。“不变的实存对象”由三个并非同时发生且无法相互化约的层面组成，分别是“经验层面”、“实际层面”、“实在层面”。经验层面指人们感知事物的领域，经验指可观察的。经验领域不能穷尽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指事物中的实质变动，事件会在不被察觉中发生。因此，并非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人们感知。在经验层面与实际层面之下，是独立于感知或知识之外的“机制”，“机制”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

巴斯卡对超验实在进行了概括，“超验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是那些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与机制，以及科学所需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知识。这些对象既非经验论所认为的，只是单纯的现象；也非观念论者所认为的是理性建构并赋予现象之上的，而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实在的结构，它不但独立于人的知识、经验之外而存在，同时也独立于人得以获致它的条件之外”。

（二）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认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系统大多为“开放系统”，而非“封闭系统”。“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的区别是理解“批判实在”本体论主张的关键性辅助概念。科学研究建立的“封闭系统”，一般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研究对象（事物）无实质性变化，从而“机制”能顺利启动、前后一致运行；二是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其他对象（事物），均被排除或被控制，从而使得研究对象的“机制”的启动与运行能够独立于其他对象的各种“机制”。一个系统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就成为“开放系统”。

只有在“封闭系统”中，才会有“每当甲事件发生，乙事件便随之发生”的恒常联结关系。在“开放系统”中，不能将因果关系解释为“事件序列间的恒常联结”关系，或“事件序列间的规律性伴随”的关系，而应该解释为“产生”或“造成”某一结果（或事件）的变动关系。“批判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研究重复进行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开放系统”中的事件序列，以求在人为的“封闭系统”中，独立出一个“机制”，使它不受其他“机制”的干扰，从而检验特定“机制”在特定事件序列中的作用。

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或结构的“机制”彼此互相影响，特定事件发生时，有些“机制”虽然存在（或启动），但由于相互抵消而失去作用，有些“机制”则发挥显著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上，究竟哪一个或哪一些“机制”发挥了显著影响，大多随情境变动而变动，并无一定的规律性或固定的重复性。社会结构由一系列的内部关系组成，机制存在于结构中，透过其他外部关系、偶然条件和不同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三）社会结构与突现性质

巴斯卡把超验实在的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解析。在巴斯卡看来，社会结构不但是人类行动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人类行动的“再生结果”。巴斯卡指出：“所有的社会结构，比如经济体、国家、家庭乃至语言，都依赖或预设了社会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包括像资本与劳动、长官与下属、父母与子女等。这些关系先于进入这些关系的个人而存在，而人们的活动一方面再生了这些关系，另一方面也转化了它们，因此它们本身便是一种结构。而实在论正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构上——这些结构不仅是理解社会事件与趋势所需的解释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那些意欲寻求解放受剥削与压迫情况的社会活动的焦点”。

“社会世界”或“社会系统”是个体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能够随着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个复杂整体”。社会不仅由个体组成，而且能展现出有别于个体性质的新性质，“批判实在”称之为突现性质，突现性质是从个体之间各种关系中突现出来的，不可化约为个体性质，也不能从个体性质出发加以预测。根据巴斯卡的观点，社会世界的突现性质，有“活动依赖”、“概念依赖”、“时空依赖”三种。社会世界“活动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动；“概念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行动者的观念；社会世界的“时空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其所显现的趋势不具有时空不变的普遍性。社会结构突现性质的三种依赖关系使社会科学家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客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研究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找出这些存在于内部关系中的因果机制及因果机制间如何相互作用而造成特定事件的发生。

总体看，“批判实在”坚持的核心观点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即把本体实在论、判断理性和认识论相对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本体实在论主张真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和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相同的，我们无法把真实化约为有关真实的知识。判断理性认为我们可以就知识做出判断，如果我们有关于真实的某些部分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就哪一种理解是更好的做出理性的判断。认识论相对主义意味着我们的判断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角深受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我们无法一般化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推论会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变。

二、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

分析“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一种经济学观念构成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呢？它是由诸如数学语言表述的理论或新古典假定的使用等客观标准来定义呢？还是由诸如与处于主导性的专业组织、会议和刊物的联系等社会学标准来定义呢？事实上，定义主流经济学存在一定的困难。定义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工作经常是由异端经济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学家做出的。在主流内部一般来说只关心经济学的定义，而不大关心主流或正统的定义。在有关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认识上，有三种观点较为突出：

（一）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为现存经济体制的运行辩护

主流经济学坚持“在抽象掉‘摩擦’、‘失败’等情形后，‘市场机制’总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坎斯（Kantch）指出“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事业在于表明自由放任产生最优结果”。主流经济学持久不变的信条是“对私利的追求和市场的自发秩序一起将会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这种观点是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坚持的观点。拉泽尔（Lazear）认为，主流经济学有三个基本主题：“首先，经济学家假定个体从事最大化的理；第二，经济学坚持均衡作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一部分的重要性；第三，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明确定义的效率概念”。萨缪尔森说，“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在效用（选择理论）框架下定义的理性和非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性被定义为最优性，即效用（利润）最大化，虽然存在各式各样的挑战，但这种观点仍然成为一种规范。经济学家把理性定义为“最大化某些东西”，“理性选择的科学或用经济术语表示的理性成为经济学的标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经济学也在发生持续的变化，主流学者很多时候接受对它的批评，并做出基本的改变。柯兰德（Colander）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开始离开严格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理性、自利和均衡——迈向更加折中的立场——有目的的行为、文明的自利和可持续”。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主流的本质，它们愿意接纳的只是那些“来自主流内部的异端”的批评意见，或可以用主流方法处理的“来自主流外部的异端”的某些观点。

（三）数理模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

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仅从涉及的内容上或分析经济现象时所持的视角方面已很难定义主流经济学了，因为更加精巧的数学模型和理性选择分析使主流分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因此，更多的学者是从方法的角度概括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摩根和帕尔曼（Morgan Marietta and Mark Perlman）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它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上，“作为美国经济学当前的主流，新古典思想源自马歇尔、杰文斯、埃奇沃斯和威克斯蒂德对功利主义和边际主义与数学的（科学的）表述之间的综合”。数理模型的构筑已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考虑到经济学发生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已不再是能对经济学家的活动进行描述的经济学的定义了，更好的经济学定义是，“通过经验上可检验的模型研究经济和经济政策”

三、“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

主流经济学的确给经济学带来精确的分析工具，但由于对市场的叙述将研究对象加以固定化，造成经济学研究忽略了对研究对象属性和本质的分析。“批判实在”的主流批判围绕主流方法的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等方面缺陷展开。

（一）经验实在与深层实在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科学实践的结构是由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构成的。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本体论是区别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因为无论科学家和实践者是否意识到他们所坚持的本体论，“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受本体论的重大影响并由具体的方法所塑造”。

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批判实在”认为主流经济学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忽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在劳森（Lawson）看来，“声誉不佳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它放弃了明确的本体论推理”，从而隔断了经济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第二，主流经济学建立在一种存在缺陷的本体论基础上。“批判实在”认为主流实证经济学坚持的本体论是“实在就是你观察到的”。“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主流经济学隐含的本体论是由原子般的、经验性事件构成的。更准确地说，实在是由两个领域构成的，“实际的”和“经验的”，前者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构成，后者是人类对他们的体验。因此，实际的事件被认为和有关他们的经验感知共存，从而实在被认为是感知到的。或者最起码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被感知的，对一个事件的解释需要去理解其他被感知的事件。一般化的科学知识只有在这些事件之间产生稳定的联系模式时才能获得。“批判实在”反对这种经验本体论，因为这种本体论容易产生谬误。巴斯卡认为，经验实在论者（尤指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错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或者是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二是错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即认为知识不过是其客体存在的简化，或认为可以客体存在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

因其经验本体论的取向，主流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找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关系上，结果产生了“批判实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使用适合于封闭系统的方法研究开放系统中的问题，而忽视了对各种事件背后的机制的研究。

（二）演绎方法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不支持标准化的方法或任何特定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客体的本质。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构造出研究客体的结构和因果机制，他们只能透过抽象和概念化研究客体的特定方面，认识客体运作的过程。

主流经济学对经验本体论的坚持，表现为对特定解释方式（演绎主义）的坚持。经济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方法是演绎法，即解释一些事物是从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设、公理和法则或一些其他事件的恒定的联结形态中推断出某种观点。依照演绎主义的方式，要解释某事件就是推断出对此事件的一个说明。这种推论由原始与限定条件开始，加上“只要A事件发生就会发生B事件”这种普遍规律而来，这种普遍性的前提是：事件间的恒常联系所产生的系统是封闭的。恒常联结的存在意味着现象背后的结构是固定的。但对经济学来说，事件的恒常联结仅能在封闭系统的“观念的试验”中产生。“主流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假定来获得这种事件常则性的”。但“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以及我们有关它们的经验而构成，而是有潜在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构成，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都在支配或推动真实的事件”。

对经验实在主义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个体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就丧失了推断因果、力量、本质或中间结构存在的逻辑基础。劳森说：“简单地说，即使对演绎解释方式的依赖在主流经济学中表现的不总是那么明显，但它也没有被否定。在科学研究中对这种方法的中心性和一般化假定实质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任何试图对其进行的辩护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劳森认为正是主流经济学对演绎方法不加批判的接受使其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无论是在主流方法自己还是它的目标上，尤其是主流无法提供对社会现实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形式主义的认识论

主流经济学对特定方法的坚持和对象本质的忽视，实质上造成本体论屈从于认识论。“批判实在”论者认为演绎主义导致了对严格的数学形式表达的经济行为的滥用。数学是一种语言，它可以帮助也可以限制使用者的思考。在最好的意义上，它使人们可以更加精确的方式思考功能关系，并通过简化的模型技术使特定的概念能以一种精确和清晰的模式被表达和理解。经济学中数学的启发功能使它成为一种有用的智力工具，但当这种方法施用于它并不适合的研究对象时，可能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

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推理或数学演绎关注事件间的恒常联系，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检验或预期其相关性。在这种封闭体系中结构关系是稳定的，因此可以用函数的关系表现出来。而社会表现出这种封闭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社会因素总是流动的、冲突的、变迁与发展的。一些描述社会行为的参数，即使根据过去的资料而言是可估计的，也不能认为未来它们会发生在同一社会情境中。第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实质上试图用研究封闭系统的方法，模型化具有开放本质的研究对象。劳森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数学方法在它们并不适合的场所的使用”。社会集体与制度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在数学形式可表达任何实体之前，必须有些“超数学化内容归入其间”。第三，“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复杂且持续演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且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体，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所以试图通过稳定形式的函数关系预测人类和经济行为是存在缺陷的。

（四）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另一个重点表现在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理性选择方法实质上否定了个体选择的可能性的批判上。

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一直存在“微观对宏观”、“个人主义对结构主义”和“行动对秩序”等争论。主流经济学坚持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批判实在”认为即使是最成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个体的本质。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实证主义假定世界可以被从原子般的事件的层面加以理解，强调独立于价值与概念的原子般的事实，实证主义主张孤立的个体是社会真实的最终构成部分，从而人成为“同质经济人”而不是“社会动物”。霍奇森（Hodgson）指出理性选择方法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表明累积性的技术和习惯，而不是逻辑演绎或理性思考，总是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因。从而，经济“远不是个人主义的原子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可以在其对个体和结构的分析中加以理解。在经济学研究中，“批判实在”论者劳森特别强调人类的实质性选择和动机。他认为，第一，在“批判实在”看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受到各种各样心理状态、变化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这将导致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选择。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他们将受社会形成的欲望（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制度信念）的影响，这使无法用纯粹的自利的术语表达的最优结果来代表人类的选择。第三，人类不是单纯被动的被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动机，且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能主动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人最大化利润、效用或福利的假设，和人类的实质选择能力并不匹配。

劳森对人类主动选择能力的强调和人类的实质性选择所受到的限制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个人动机还是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都无法单独决定个人的行为，因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关系限制了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决定了社会缓慢、持续的变动。“批判实在”对个人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理解，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个体原子论的观点，也区别于制度学派对个人行为对社会结构依赖的看法。从这点看，主流经济学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持在“批判实在”看来存在重大的缺陷。主流理论家强调理论选择，但从根本上是“否定人类选择的”，因为在他们“形式主义的模型中无法允许选择的存在”。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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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依赖，空间异质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处理地理单元（ 或由网络连接的个体） 之间空间相互作用效应的学科，它着力解决空间依赖与空间异质两大主题。空间依赖是某一空间单元与其他空间单元的功能性关系，是空间过程与空间（ 行政区） 边界不一致的结果。空间异质是空间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它在模型中体现为异方差、因空间变化的系数等。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空间计量逐渐从边缘发展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流，被广泛运用至各个社会科学方面，包括社会学、犯罪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最近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学领域，涉及的内容包括空间溢出、城市发展和组群经济、贸易和经济增长等。

本文主要总结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涵义其发展过程，并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做了简要的预测。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

1979年，Paelinck和Klaassen出版了《空间计量经济学》，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Paelinck和Klaassen全面论述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基本模型，从而标志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

一般认为，空间计量经济学起源有两个。一个是可以追溯到地理学的定量革命，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Berry和Marble（1968）《空间分析》，并且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经典的论文。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定量的地理学家开始研究空间模型的估计问题。第二个起源源于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工作，他们把空间效应纳入到模型中。

萌芽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方法为主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估计、模型的识别以及模型的识别检验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学者关注模型的识别和模型设定的检验，这一时期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模型设定检验的方法，比如Anselin（1984，1986）提出的非嵌套假设检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空间计量时空模型的初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时空模型设定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间似无关回归模型方面的研究。

2、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迅速发展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步正规化、严格化，尤其对模型估计量渐进性质的证明方面。这一阶段利用各种检验和估计方法对有限样本性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的模拟实验方法也为有限样本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这一阶段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估计和检验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模型的设定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模型设定形式，如空间误差分量模型。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面的进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在计算速度上的技术改进，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估计方法的应用，如贝叶斯方法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的应用、蒙特卡罗模型（MCMC）和吉布斯抽样在模型中的应用。在空间检验方法的研究方面新进展包括：考虑空间相关性与异方差同时存在情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稳健形式的LM检验统计量，针对不同模型的莫兰指数统计检验方法的扩展等。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各种统计、计量软件应运而生，已有的统计计量、软件都相继增加了对空间统计的软件包。

进入21世纪后，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主流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被广泛认可。这一时期，空间计量经济学不仅应用于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而且被广泛应用到劳动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等传统领域。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进一步深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方法的理论研究进入了成熟期，其标志是为了检验和诊断空间计量模型的各种误设情况进行的LM检验有了突出的进展。空间经济预测研究一直是空间计量研究较弱的领域，21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代表性的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预测研究。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迅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普遍地认可。这一时期，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杂志开始刊登关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论文，主流计量经济学教材增加了对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专门介绍的章节。空间计量经济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趋势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空间计量经济学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之处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一，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空间经济学处理空间效应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来描述。然而，在目前的文献中，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几乎都是基于作者的主观判断，且没有一种固定的评判标准。因此，如何较为准确地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空间权重矩阵的有效性是空间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其二，非线性模型和限制因变量模型的空间效应设定。目前的文献大多关注了线性模型的空间效应问题，而较少涉及非线性模型或限制因变量模型。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比比皆是。这就需要学者们更多地考虑除线性以外的模型空间效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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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西方经济学

【关 键 词】经济人假设/马克思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经济分析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91.33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2-0026-08

，经济学对人的解说归根结底便是对“经济人假说”的看法，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对这一假说的怀疑、争论或批判，又引发了形形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各国财富的增长和作为来源的劳动及其分工。但是，把财富的本质归为劳动，则必须要关心其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大卫·李嘉图就明确把调节财富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其后，西方经济学只继承了关于交换过程研究的某些因素，社会经济关系被日益简化，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定义把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概括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1](P494)可以说，“边际革命”以来至新古典的研究不仅排斥经济关系，而且对财富的狭隘的商业眼光、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和追求精巧工具的运用，使发展着的人与关系的丰富内容被忽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实际的研究内容也被忽略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总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内容的。很明显，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

一、经济人假设的蕴含、创设及其流变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而亚当·斯密则是经济学殿堂的奠基人。他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源流关系，在他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人只在两种意义上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是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动机和行为；二是作为财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其后的西方学者有的也强调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如阿·马歇尔就曾经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2](P23)但是，就整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淡化对人的研究。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在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P27)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就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他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虽然“经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定，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以发展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这样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使之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伦理视角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4](P461)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5](P29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从伦理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6](P27)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诺斯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向意识形态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也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因而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而威廉姆森则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他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自利，不但自利，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性恶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动机强烈而复杂。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等，并会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有些时候采取这种行为方式。所有这些非现实性的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人假设不断弱化的发展过程，源于对这一假设批判力量的推动。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7](P255)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8]

我们知道，经济人假设遇到的强有力挑战，主要来自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这种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眼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前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他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后果，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他权衡了一切互有冲突的局部价值，并把它们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按照对它们的偏好，排列所有未来可能状态的优劣秩序。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选择。但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看来，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其实，有限理性说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最大化行为本身。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没有考虑交易费用，既然经济人是理性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洞察一切，又不受任何条件约束，自然能够寻到最优的方案。然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于是在斯密看来是最优的选择，在西蒙看来则得不偿失。实际上，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两个最大化体系：一个体系中未包含交易费用，另一个体系则将其包含在内。于是，在前面看来最优的方案，在后者看来则是得不偿失；相反，在后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在前者看来则是满意的或次优的。[9](P29)经济人寻求满意解，正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实际上等于实现了净收益的最大化。可见，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不管他的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总是有效率和有实际意义的。

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这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而马克思则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本质上被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0](P8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P25)，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的后果。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0](P101)不可否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P12)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成为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相对人的需要满足而言，真正的约束在人自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过程是人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劳动时间有效利用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人们未能真正认识生产力的本性和正确估计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而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人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但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随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劳动将由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目的本身，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的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当人的社会性活动具有自发性联系时，个体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活动的结果则往往是非预期的，这将促使人类选择和创建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制度。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P92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综观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首要的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有不少人受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主张弘扬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近代西方文化意识，实现对中国经济学性质和方法的根本改造；有的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难题与困惑，则疾呼经济学的人类关怀；有人则以革命经济学转变为建设经济学为根据，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根本否定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有关经济学性质的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事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窄化，使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历史和逻辑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根源是一个哲学传统和方法论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一，费用和效用比较的效率问题，即资源有效配置。马克思归结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利用问题，包括单个物品的时间节约、社会总劳动在各种需求之间的分配。其二，扩大再生产问题，即经济增长，例如增长方式、增长因素、均衡增长条件等等和能力的发展问题。其三，人和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当然，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研究内容的或缺，不能真正达到这种统一，从而不可能完整地、总体地从人的本质和能力出发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三、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作为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必然有一个对存在世界认识和追求的境界。西方经济学关心的只是个人现实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是经济学家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便是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学说，效用最大化便成为功利经济学求解与面对的主要问题。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自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自我与趋利意识也在增强，从而进入了追逐自我之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的觉悟时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的。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种经济学还没有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而道德境界则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采用规范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它不光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亦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总是扮演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向导的功利境界的角色，但是，丰裕社会存在的人与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显示其对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认识的狭隘性。走出经济学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事实上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由此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化和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道德形态上的攻讦，并且将超越功利和道德境界。

人们责难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为唯利是图的人，无视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亵渎了大写的人；仅仅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致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的伦理主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极其有害的。我很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对经济人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以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框架为背景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古典经济只是把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来对待，忽视了制度结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但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是确定的市场结构中的人，他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既是对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理论描述，也是对市场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建构。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始终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市场制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那种企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简单人”的倾向却会造成混乱。经济学要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这也反映了社会型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与逻辑型经验科学（如经典之学）之间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具有“齐一性”，一般不允许例外发生；而前者则不同，否定后件推理在这时并不完全适用，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经济人观念没有决然排斥经济主体那种个别的差异性的感性行为的存在，并不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特殊性、或然性直接冲突。制度化结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针对它所要规范的一般对象的，所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结构，它并不要求在这个结构空间中每一个行为者，每一次都能针对某种确定的背景作出无误的判断，它只是保证每个行为者在遵循其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为。制度化结构本身并不关心某个行为者的成败，它关心的是所有行为者的“理性试错”，在统计意义上的整合效果，即制度化结构按照自己的“效用趋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以破产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者。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抽象，当它直接与经验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一个工具性假定，这与那种要求理论假设与实际严格一致的观点相比，或许更合理些，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判据时尤其如此。如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但它的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成为我们规范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

经济人假设没有考虑人的行为的道义性因素，在成本—收益、替代、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中也没有考虑道义类型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等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存在或不作用，而只是说它们与制度化规则的作用方式不同，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化规则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所以，经济理论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用，就必须放弃道德化的诉求方式。如果人们出于道德理由不能接受某些行为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使道德制度化，更不是使制度规则道德化，而是在参照道德理想的条件下调整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制度化规则和道德规则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采取越俎代疱式的统一，而只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追求社会效应的宏观整合。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以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所以，它的方法不能伦理化，而必须是满足逻辑性和实证性要求的解剖分析型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在对现实进行真实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经济人人格、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性等前提性设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现实的指导和规范。[13]

很明显，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结构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过程因何发生，如何发生，如何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即使是强烈反对经济人假定的李斯特也承认这一点。[12](P926)不管经济人抽象有多少缺点，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对这种制度空间中经济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期。经济理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且还要追问这种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为的界限——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预期行为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虽然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信息等方面的困难，人们的经济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正是基于此，经济理论才成为可能，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确定的解释或预期才成为可能。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在创建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并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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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本土化；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儒家文化；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然而，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杨国枢(2004，自序)曾指出，“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放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因此，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备西方化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而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是以本文尝试就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启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说辞：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这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为现实，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从而行为上也更少破坏性。这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

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以期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经济学界之所以数量少、贡献低，这主要与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自发认知有关，从而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有关。

一方面，就男女双方在行为特征上的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论本身隐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事实上，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其实，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而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平和和宽容。而且，盛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像兴盛于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工具性的经济人为理论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他们世俗化功利主义心理更为突出；后来尽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进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从而也只能遵守业已树立起来的市场争夺规则，从而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当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经济人假设，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这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它的评价标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仅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的刻画和世界；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在经济学上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有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

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轮、统治和直线。推而广之，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应该存在差异，否则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从东方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三、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维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经济学领域贡献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为抽象数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所造成的；显然，如果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就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

其实，尽管一些海归学者将国内经济学水平低归咎于经济学人的数学功底差，但这却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不少海归经济学者却都曾承认，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样，主要也不在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事实上，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华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为基础的，从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的行为机理联系加以分析：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体现西方心理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贡献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学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学习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实际上，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思维：一方面，它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后果中的物竞天择，并通过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但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却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而且，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往往是脱离经验的，也可以游离于实践之外；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远不相符，但主流经济学依旧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来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为。相反，儒家社会往往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从而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正因如此，它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不合理的假设，使得理论日渐逼近实践，并为实践提供指导。事实上，在盛洪看来，经济学与科学存在着重要区别：经济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民服务，而科学则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显然，由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主义”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够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那么就可以使得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并能够抑制西方科学和工具理性膨胀所潜在的两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二、诸如对社会的建构等对科学的不当应用而损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都是西方的，以致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显然，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不将理论契合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即使出现了本土化的声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仅仅是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他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

杨国枢指出，“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

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显然，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盲目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风气，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契合起来，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如目前一般再持续发展2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加不要提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四、简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