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学科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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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分析安徽理工大学学科建设现状和“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实施学科建设工程，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相互支撑、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竞争开放的学科体系；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设高素质学科队伍；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断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创新学科建设体制机制等建议，努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关键词：安徽理工大学；学科建设；现状；机遇与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2-0081-03

学科建设是高校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生命线[1]。学科建设水平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十三五”时期是安徽理工大学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关键时期，深刻了解学校学科建设现状，把握学科发展规律，制定和实施“十三五”学科建设发展战略，是学校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学科建设现状

安徽理工大学是具有煤炭行业特色的安徽省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十三五”期间，学校紧紧抓住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安徽理工大学、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安徽省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和振兴计划等重大发展机遇，大力实施研究型学院建设计划、拟增列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计划、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和校级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学科布局进一步优化，地矿特色进一步彰显，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取得历史性突破，学科建设跃上了新台阶。目前，学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5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个、工程硕士专业领域17个，安徽省学科建设重大项目2个、安徽省重点学科8个，基本形成了以工为主，以地矿为特色，工、理、管、医、文、经、法、艺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

与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要求相比，学科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优化学科布局、培育新兴学科和调整学科内部结构的主动性不强，打破学院和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内生动力增长机制尚未形成；②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不足，高水平创新团队偏少，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科较为缺乏，学科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③科研成果不多，获奖层次、数量有待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融入地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亟待加强。

二、“十三五”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家发展战略带来重大机遇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新常态，国家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相继出台“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网络强国”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肩负着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使命与责任。学校必须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双一流”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认真思考，主动谋划，积极谋划，建设具有煤炭行业背景的一流大学和一流W科。

（二）煤炭行业新常态提出新挑战

煤炭行业进入“需求增速放缓期、产能过剩和库存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四期并存”发展阶段，必须实施“调转促”计划，“减人增效”、“两化融合”、“安全高效”成为必然选择，这给学校的传统学科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进一步加强传统学科内涵建设，开拓新的符合国家能源发展的研究方向，强化基础创新，构建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引领煤炭能源技术革命，助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

（三）安徽发展战略注入新动力

安徽正处在建设创新型“三个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创新型试点省、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以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等为高校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学校应紧紧抓住安徽省“调转促4105”行动计划、一流学科专业及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发展机遇，聚焦安徽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现代产业新体系，聚焦淮南市煤炭、电力、煤化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及时调整学科结构，拓宽学科面向，加快知识服务体系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安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四）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

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①发展模式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窗口期和以调整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投入必然面临着阶段性的增速放缓，“双一流”战略的实施带来办学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革等，高校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面临着日趋激烈的高层次人才和资源竞争。学校必须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立足实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强化学科特色，以需求为导向，以贡献求支持，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三、“十三五”学科建设对策

1.实施学科建设工程，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方向，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相互支撑、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竞争开放的学科体系。

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以省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申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智能矿山技术与装备安徽省工程实验室建设申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为抓手，建设一流学科，构筑学科高峰，以点带面，引领和带动学科整体建设水平。矿业、安全、煤田地质、矿井建设、矿山机电等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特色研究方向实现世界领先；环境、控制、化工、管理等学科达到安徽省内一流水平。

实施学科建设提升工程。以省部级学科创新平台为载体，大力支持数学、力学、材料、动力工程、电子、计算机、建筑学、测绘、软件等学科建设，注重内涵提升，凝练学科方向，形成鲜明特色。加大对医学学科的扶持力度，培育和凝练特色研究方向，根据医学人才培养需要，建设符合办学要求的附属医院。加大投入，提升文、理学科的整体实力。

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培育工程。准确把握学科发展趋势，抢先占领制高点，力争引领学科发展方向。重点关注煤炭安全高校绿色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信息技术、新能源、职业健康等领域，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形成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交叉学科。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以当代中国为指导，紧密围绕安徽省和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和决策支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2.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培养和引进并重、稳定与提高并举的原则，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学科队伍。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根据学科总体布局和一流学科发展的需要，依托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项目），着力做好人才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和柔性引进人才实施办法，积极探索形式灵活多样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和使用方式，推进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使用与学科建设发展相衔接，使高层次人才在学校事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力支持中青年教师发展。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完善青年教师培养体系，帮助青年教师制定和实现职业生涯规划，资助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支持青年教师赴国内外名校随名师访学进修、研究院所开展合作研究和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改善教师队伍的学历、学缘结构，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国际交流能力。进一步完善学科带头人、青年拔尖人才、中青年学术骨干等教师培养的人才计划，培育国家和省部级优秀人才。

加快推进创新团队和教W团队建设。实施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以优秀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围绕行业关键技术、安徽经济发展重大需求，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纽带，集聚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组织形式和用人机制，打造一批优秀的创新群体，提升学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实施优秀教学团队建设计划，建设一批“老中青”搭配合理、教学效果明显、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教学团队，促进教学研讨和经验交流，推进教学工作的传、帮、带和“老中青”相结合，提高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3.以国家、行业和安徽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断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转化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前景的科研成果。①培育重大科研项目和高水平科研成果。主动策划，加强组织，凝练科研主攻方向，做好重大项目储备工作，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着力点，力争实现科研项目数量、层次的重大突破，形成一批有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志性成果。通过高端引领，带动学校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②推进协同创新。围绕国家、行业、安徽省的发展需求，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加快推进校地、校校、校院（所）、校企产学研合作，集聚科技资源，开展联合攻关，实现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着力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升级优化、产业链延伸等关键环节中的问题，培育转化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前景的科研成果，并促进其产业化。③构筑高水平学科创新平台。加大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力度，积极准备申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实现国家级创新平台的突破；进一步完善学科创新平台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学科创新平台管理，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4.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以创新引领学科发展。①强化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完善学科建设指标体系和资源配置模式，建立以目标决定学科资源配置取向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价机制，强化学科带头人的责、权、利，分类分层确定学科建设和考核评价标准，实行目标管理、分类评价、动态考核。②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统筹规划学校各类岗位的规模和结构比例，科学设岗。强化分类分级管理，明确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聘期目标、年度任务，逐步建立以学校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目标任务体系。改革绩效考核评价方式方法，完善各级各类人员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建立基于绩效考核评价的薪酬体系，进一步完善职称评聘标准，激励教师潜心教学科研。③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建立科研人员、创新团队聘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完善以业绩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与奖励机制。建立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动力和保障机制，鼓励学术创新和有市场价值专利的产生。探索制定知识产权等科技成果管理、使用、处置及分配奖酬实施办法，加大对科技成果完成人激励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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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一书研究视角独特、观点前沿，结构体例充实、逻辑清晰，内容重点突出、实用性强，对知识产权管理研究进行了全新定位。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同时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不以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为第一要素，而是以知识为主要生产力。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则是知识产权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知识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与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社会信息化、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国际化贸易活动等，都对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现实的迫切需求，因此知识产权管理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巫需加强。

一、相关研究背景

综观近年来国内外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研究论著可以发现，研究者对于知识产权管理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国外学者更多地将知识产权管理定位在如何通过发明创造来为企业创造价值与财富，相对来说并未侧重知识产权管理的理论分析与阐述;而国内研究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试图较为清晰地概括与定位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主要专著有罗国轩的《知识产权管理概论》( 2007 )，蒋坡的《知识产权管理》( 2007)，柯涛、林葵的《知识产权管理》(2004)，马海群的《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2003)以及商晓帆、毕红秋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2003)等。

目前，国内外知识产权研究以传统的法学、经济学研究以及技术视角的研究成果偏多，法学视角侧重法理理论，经济学视角则是更多地运用经济方法探讨知识产权管理的效率与方法，而技术视角主要是从技术规范的角度研究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问题，可见，缺乏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技术一经济一法律”一体化角度的研究。此外，从目前世界上著名的商学院多数在技术管理学科内开设有知识产权管理课程、从商业化的角度研究知识产权管理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的研究既跟不上现代数字、信息、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实践发展，又不能满足知识产权管理与教育的现实需求。为了为知识产权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解决知识产权管理与教育的需求，马海群教授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与积累，突破以往情报学领域以单一学科为主要研究视角的知识产权研究框架，将知识产权研究置于管理、法律和技术整合的研究视角之下，于2009年7月推出《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一书。本书不仅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针对性，而且对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全新的定位研究。

二、研究视角独特，观点前沿

传统知识产权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法学的视角，强调制度的安全与秩序;另一个是经济学视角，强调制度的效力与效果。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及技术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随着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与企业面临的智力和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从管理角度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价值及战略运行方式，从技术角度探究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与安全控制手段等，正成为知识产权研究的重要视角。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不高，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缺乏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规划，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缺乏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和评价管理意识。因此，在我国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宣传、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海群教授紧跟学术前沿，突破了以往对知识产权管理的狭义理解，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知识产权管理的内涵和学科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全面和准确的探讨，丰富和拓展了知识产权管理问题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马海群教授清晰地认识到:“因为政府、企业和社会都面临着强化知识产权管理的历史使命，因此将知识产权管理界定为一种对知识产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更具有说服力”。

2008年7月17-18日举行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国际会议中主要讨论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尤须如此)，并强调必须提高人们对知识产权管理教育及其在建设具有知识产权能力的商业组织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意识。这在同类会议中尚属首次，具有相当的学术导向性和前瞻性。本书紧跟研究热点，对这次会议的重点在各章节中均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如第4章现代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中提出，要充分借鉴国外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建设的现状，提高加强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这一措施来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这与2008年制定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第7条所提出的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相契合;第10章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中，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定位于企业创新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和促进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立的有效途径，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建立具体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促进企业的经济增长，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结构体例充实，逻辑清晰

全书的体例结构充实丰满、布局合理、层次鲜明。由于知识产权管理学科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马海群教授对知识产权管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审视，在借鉴和总结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知识产权管理新的学科体系。书中内容按照知识产权管理的不同方面全面展开，分别进行了深人细致的研究，并从知识产权法制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经济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以及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9个方面构建并拓展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促进了知识产权管理学科的发展。全书共10章，大体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章，作为全书总体概述，本章节对知识产权管理的现实问题及基本理论问题的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是第2章至第8章，分别从知识产权管理的政策制度层面、理念创新层面、实践操作层面等角度展开论述;第三部分是第9章、第10章，开创性地将知识产权管理上升为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战略层面，并将政府、企业和社会置于知识产权管理主体的位置加以考察，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意见。

此外，书中还敏锐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沿着“管理”这一主线对知识产权进行了创新研究，并吸收、融合了法律和技术的相关内容。全书脉络清晰，宏观层面论述与微观层面分析并重，内容Ir}l盖了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的所有重要的维度，同时突出和重视政策管理、文化管理、教育管理、技术管理及信息管理在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中的作用，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和创新点。本书以满足我国知识产权管理教学与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展示知识产权战略时代的来临为我国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为落脚点，汇集了马海群教授在知识产权管理领域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可为管理学、法学、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和指导，也可为各级政府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实践工作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工具。同时，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的知识产权管理及相关课程的教材，以培养既懂得工程技术又懂得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基本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四、内容重点突出，实用性强

本书知识覆盖面广，重点突出，信息量大，数据详实。马海群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与积累，将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工程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创造性地融合并运用到知识产权管理的研究中，通过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管理领域的相关实践和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经验和相关案例，找出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启示和完善的建议。例如书中较为全面和详实地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政策管理、文化管理以及技术措施立法方面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同时，为了更具直观性和借鉴性，书中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国外的知识产权信息网站并配以截图。全书的内容并没有拘泥于知识产权管理的微观内容研究与具体实践操作研究，而是将研究范畴拓展至国家和企业的战略层面，如书中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和企业的重要资产之一”，“国家和政府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主要是在法律法规、政策策略和国际贸易谈判等方面展开工作，如营造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体系框架与环境、制定推动本国知识产权能力与水平提升的政策策略、维护法制主权和争取国家利益等。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管理则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结合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工具的应用，以机构可以获得的知识产权权项的管理为主轴，如专利、商业秘密、商标等，并辅之以企业管理必须强调的其他制度”。

本书不仅注重基础理论，强调联系实际，而且采用案例进行教学。书中材料组织充分、合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先进性。文后参考文献达276条之多，可见本书编著者阅览了大量的国内外该领域最新重要论著，将其中的有价值信息与观点经过认真加工、提炼、继承，融人到全书的各个章节中。同时，全书加大了理论探讨与实践结合的力度，通过大量数据的介绍、经典案例的分析以及国外主流技术的引人，把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全面地呈现到读者面前，大大强化了这部教材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本书配有随书光盘，能够与纸本文字形成有效互补，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实现了“立体教学”，使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更加凸显了本书的实用性。

五、不足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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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广东作物良种产业化的现状与不足广东省种子产业经济实体主要来自国营种子公司、民营种子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转制单位或附设机构。也有一些省外和国外种子企业进驻广东,参与广东种子市场的角逐。目前,广东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330家,其中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70多家;取得蔬菜种子经营许可证的200多家;取得进出口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只有几家,有效区域为广东全省的不到10家,至今尚无一家有效区域覆盖全国。

    1.1从广东种子企业实际情况看,数量不算少,但大多数规模小、整体竞争力低。有1/3的种子企业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种子公司的基础上,重新登记组建而成,人员多、素质低、机制不活、管理落后。列入全国百强企业只有一家,还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全国5O强。

    1.2从广东种子产业链来看,良种的育繁推销大多相互脱节,良种的选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但科教附属单位往往缺乏企业理念,在体制、制度和机制上存在缺陷,市场营销或经营管理相对薄弱;国营种子公司和民营种子企业普遍缺乏研究和开发人员,科技储备不足,但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和销售渠道,其国营管理模式和家族管理模式的不足也很明显。

    1.3从广东种子产业科技含量来看,种子科技经费投入明显不足,作物种质资源等基础研究滞后,育种手段落后,政府的科研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政府的科研经费没有重点向基础性、公益性的种质资源、种子学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方向倾斜,而过多投在极具商品性的品种选育上。广东省品种选育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且以常规育种为主,虽然还比较有效,但周期长、效率低、缺乏利用生物技术育种和生理育种及先进的辅助育种技术手段。农业科研机构大多改制成为企业,院所的领导往往是项目的第一主持人,挂名企业现象已很突出,这种改制和新的不公平现象导致原有研究基础和中青年骨干人才流失。由于近年来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科技创新不足,普遍缺乏创新机制和激励机制,改制后的研究所(企业)还存在制度性和体制性的缺陷,其结构不能真正发挥企业的功能,人才又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使广东省培育的突破性品种少。

    1.4从广东省种子工程建设来看,政府投入建立有关种子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品种区试站、种子加工中心、良种场、品种引进中心和展示基地等种子工程建设已取得进步,但从种子企业自身来看,则大多数企业未建立种子质量的监控体系和技术保证制度,也未建立种子档案和制订原种和杂交种生产技术规程,种子制种和繁殖生产仍靠分散的各家各户来完成,在种子加工、包衣、储存和检测技术应用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东省种子的质量,制约了良种产业化的发展和提高。

    1.5从广东种业人才和种子学科建设来看,广东种业缺乏高级种子科学与技术及精通营销、管理和相关法规的复合型人才,广东高校尚未设立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现从事种子行业工作的人才多从农学、园艺、林学、生物和生物技术等专业而来,普遍存在一些如法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知识的不足,对于种子学科理论和本专业以外的知识有较大缺陷。在种子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跟不上现代种子产业发展的需要。

    2加快广东省现代良种化进程的一些设想与措施2.1尽快培植现代良种产业化集团目前,广东省至今尚没有一家注册资本达到3000万元且经营许可证为全国有效区域的种子企业。广东省农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实业总公司、广东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虽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其下属种业单位(多以子公司、中心和分公司形式存在)分散独立经营,一时难于集中。广东省其他种业公司则主要由于综合实力不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省种业与全国较强的种业集团竞争明显居于劣势,在国际种业集团凭借其资本、技术、管理等优势对我省种子企业构成更大威胁的今天,培植组建现代种业集团已刻不容缓。我省种子企业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联合,使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管理等资源相互结合与优势互补,建立意愿目标一致的企业团队,培育科研开发、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即育、繁、推、销一体化的现代种子企业。作为政府及其职能部I\'-JN从宏观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种子工程项目和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方面给以重点帮扶和倾斜,同时进一步落实《种子法》和实施我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创造更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氛围。

    2.2加大良种产业化研究开发和投资力度广东省对于植物生产类为主的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的研究及投入相对于其农业大省来说是严重不足的,或者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在这些研究和投入方面出现极不平衡,如在品种选育上,种质资源及其育种材料、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现代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方面则相对不足。对于良种产业化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投入不足和不平衡上,缺乏对良种产业化链条的紧密配套研究,也缺乏对这种配套研究的认识和重视。如良种加工、包衣、包装和质量检测先进技术的配套研究往往被忽略或投入极少,重引进、轻消化,使一些引进的设备仪器不能发挥作用。今后要加大对基础性、公益性和关键性研究的投入力度,这方面主要由大学和省级科研院所来完成;奖励和激励种子企业对品种选育的研究和其他体现商业利益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尽快建立新品种新技术的市场交易平台;继续倾斜科教单位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促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种子企业的强强联合或多方合作;鼓励引进国外种业集团来投资和合作研究。还要进一步加强原种、亲本及其提纯和品种制种或繁种的基地建设,要解决企业仅依赖于农户分散繁种与制种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否则企业的种子质量和产量很难得到保证,知识产权也会因此而流失。

    2.3加强种子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我省种子企业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或者家族企业,只有个别是股份制企业、少部分是由科研机构和大学创办的或改制的企业,这就影响了企业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吸纳人才,也难于稳定现有人才队伍。只有建立健全股份制、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科学民主化的决策和有效的管理。目前一些科研单位行政领导兼职挂帅、众多职工(或主要骨干)一起入股、院所控股的股份企业,也难于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制度和健全的产权明晰的股份制,或者仍是领导兼任总经理的全民所有制种子企业,实际上这些并非是真正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企业。政府要促进建立产权明晰、法人股对资产有相应代表权及其权力有清晰界定、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的股份制种子企业,主办单位和入股人首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种业经济实体、开发经营部门和企业自身要加强和完善现代化企业管理及其创新,整合和调配其内外可资利用的一切有用资源,使之优势互补,加大对新品种等应用研究开发的投入力度,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打造广东种业品牌,提高核心竞争力,方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2.4加强热带亚热带特色种子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广东近年来在种子学科建设方面已见劣势,远远落后于北京、浙江和山东,甚至落后于其他周边的一些省份,这对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广东省种业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政府要推动我省高校在已有农学、园艺学、林学、生物学及生物技术和中药学等学科基础上,整合校院内外的有关教研资源,设立单独的种子学科,开办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专业和院系,大力开展热带和亚热带特色的种子科学理论与有关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高级复合人才的培养,可首先在华南农业大学、仲凯农业技术学院和中山大学调研与协调,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参与,尽快促成我省现代种子产业自已的学科建设,以满足其产业需要并赶上先进省份,使之成为热带亚热带种子科学与工程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培训中心,支撑我省种业大发展的新时代。

    2.5改善广东种子市场的营商环境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进一步理顺种业体制、依法行政和加强行业管理,改进省种子协会的工作,使该协会真正成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并为之服务的行业协会;加快落实《广东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的实施细节,依法推进我省种子产业化的健康发展进程;加强种子质量监控体系、种业信息服务体系、良种审定登记与推广体系、保障体系等的建设和服务企业的工作,造成一个宽松而有序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我省种子企业向更高层次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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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科建设；服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6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53-02

一、明确“一个定位”，调整优化学科设置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基本功能。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高校是社会的引擎，高校与现实联系日益紧密，对地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不同的高校要做好自己的科学定位：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应努力满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地方本科院校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地方高职院校要坚持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明确“一个定位”，就是要明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定位。普通本科高校的共性在于：大多位于中心大城市以外，由地方政府主管；学科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学生和教师主要来自本区域，学生毕业后大多在本区域就业，其主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服务，与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民办高校主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的人才，提供职业智力支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普通本科高校“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前面的是实力不菲的重点大学，后面的是发展势头强劲的高职院校，即本文论述的民办高校，可以说是形势逼人。地方高校的长足发展，不仅立足地方支持，拓宽学科导向，在客观分析发展形势的同时，民办高校也要整合已有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学科特色，提升综合实力。

地方民办高校学科建设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民办高校和重点、公办高校一样，都要顺应时代潮流变化，及时调整优化学科设置，突出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实现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显著提高，探讨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主动成为区域内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成为原始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主要载体和平台，成为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及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学科建设重在调整优化学科设置。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认为，分析高等学校的实际办学情况，要“从学科开始分析”。高校学科是按照学问的具体分类，以进行某门学问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应用本学科服务社会的学术组织。建设学科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但不少民办高校忽视学科建设，存在着学科重置率较高、学科设置趋同化等问题，造成培养出来的人才趋同化，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标准多样化的需求，也造成了办学特色缺失、综合竞争力下降。有的高校没有具体分析自身的基础和条件，盲目赶热门、抢市场，使得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学科和基础学科受到冷落，面临生存危机。学科建设的盲目性使得有些高校什么学科都有，却什么学科都办不好。民办高校要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调整优化学科设置，集中人力、物力打造重点学科。民办高校在办学基础条件、学术队伍力量、科研技术设备、学科专业结构体系、管理水平等方面都不及普重点甚至普本大学，只有集中优势资源在某些点上有所突破，才能形成学科建设的亮点。要注意发扬自身优势，继承并改造传统学科，整合传统学科的师资、设备资源，寻找新的学科专业生长点。

二、抓住“两个关键”，不断提升学科水平

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促进民办高校全面发展，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抓住人才建设和平台建设这“两个关键”。

人才建设，要做好引进、培养和使用工作。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制定自己的人才战略上，采取培养与引进并举、精心培养和高效使用并重的政策，努力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以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全球范围内围绕学科建设的人才争夺战正在展开，而且愈演愈烈。因此我国民办高校引进人才，要用优惠的政策、优越的条件，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人才不在量大，而在于有针对性、前瞻性，即要引进学科建设急需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特色学科的形成，要有出色的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的学科队伍。优秀人才的汇集，必然使学校拥有无与伦比的师资队伍，必然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

培养人才是民办高校人才建设的重要任务。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民办高校要特别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在职培养等形式，培养本校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培养人才，不仅仅要培养单个的人才，更要注意培养学科团队和学术梯队。普通民办高校要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不断优化这支教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教学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努力造就本校的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要做好学科带头人的遴选，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形成自身特色研究领域的中心人物，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方向。每一个特色学科领域的形成，是以学科带头人的科研成就为依托的，特色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非常重要。学科带头人要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具备较宽的学术视野，善于把握学科前沿，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凝聚力。培养和选拔年轻学科带头人，要注意跟踪调查分析他们的成长轨迹，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一个学科的成长发展光靠学科带头人是不够的，打造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学术梯队，才能保持学科建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能否发挥人才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合理使用人才。地方民办高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要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对引进和培养的人才，在申请课题、分配制度、晋升奖励等方面，要改变已有的官本位倾向，引入竞争性的人才晋升选拔机制。同时，要有开放的眼光，在人才的使用上，不能局限于仅仅使用校内的人才，也要从社会上广泛挖掘学科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采用聘用、兼职等形式，向他们“借智借脑”，使这些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

做好平台建设，就是要打造学科建设的保障体系。学校要为特色学科建设提供必备的平台。高校教研、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学科建设的软、硬环境建设，包括学科文化建设和学科基地建设。学科文化包括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风学风、科研态度、进取精神、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学术风格等。学科文化建设，是通过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来创造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文化环境。只有建立一个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才能有利于群体力量的发挥。也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形成团队精神，才能为学科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学科基地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学科基地建设的目标是在区域内形成学科组织研究与内容研究一体化的示范、辐射点。学科基地包括实验室、资料中心、研究所和试验场站等。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和信息服务平台，缺乏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最新的科研信息和完善的实习实训条件，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就无从谈起。民办高校要集中有限资金，加大学科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及时更新实验仪器设备，设法建立公共学科基地平台，实现学科建设的资源共享。同时，民办高校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学科的运行与管理机制，为学科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三、注重搞好“三个结合”，努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民办高校要坚持开放办学，注意做好校企结合、校际结合、校地结合，以此来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学科建设要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各类应用人才，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成为所在地区的智力源和人才库。加强产学研用的结合，是学科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依托人才、技术和实验条件等优势，与地方生产经营服务部门联合开展科研工作。地方民办高校要学习、借鉴国外高校融资经验和开放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转让给地方企业进入生产销售，为学校发展赢得资金。

搞好校企结合。民办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民办高校要积极与地方企业加强联系，建立校企联合机制，争取与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事实上，不少地方民办高校与当地或其他地方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采取的“订单式”培养、合作办学，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较好地满足了企业对“能动手”本科生的需求。

搞好校际结合。校际结合能够有效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知名学校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在这一点上，高校要加强与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多种方式利用他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大校际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的范围和数量。要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要借鉴国外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和高校融资方式，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校友捐赠制度，不断壮大学校发展基金。还要建立并发展校际信息网络，实现校际信息资源共享，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搞好校地结合。搞好校地合作，就是要建立起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实现校地“双赢”。普通本科高校要充分发挥智力库的作用，通过“政府出课题，学校来承担”的方式，帮助政府解决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政府培训干部、大型会议、会展、考试、咨询服务等活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派中青年骨干到地方挂职，既锻炼了干部，又服务了地方。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区域内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为高校提供资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选派干部到学校兼职、挂职，加强与高校的沟通交流，促进地方干部文化素质的提高，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决策水平。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是中心，学术队伍是根本，科学研究是关键，平台建设是基础，学科专业布局是标志，管理创新是动力，这些因素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地方民办高校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依托，两者只有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得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红娟、易颖俐.浅析民办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环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06）.

[2] 忻福良.民办高校面临的困惑及求解途径（期刊论文）[J].教育发展研究，2004，（05）.

[3] 陈磊.民办高等教育研究[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篇5

关键词：学科建设；科技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对策；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2004年，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指出科技投入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这标志着我国科技平台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十一五”以来，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推动下，包括农业部学科群重点实验室在内一大批科技平台的建成与完善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农业科技基础条件（见表1），并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江苏作为全国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1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区域创新能力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通过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提升建设，江苏省承担了大批高水平科技项目，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吸引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创新人才，科研条件平台已然成为全省科技自主创新和高新科技研发的关键力量。江苏作为一个农业强省，近年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文章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通过梳理该院在依托学科发展来加强科技条件能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效，分析了农业科技平台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期为农业科技平台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可鉴之资。

1概述

1.1学科建设

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只是一种知识形态，是一种学术的分类（subjectacourseorareaofstudy），是一定的科学领域或科学分支；或是指教学的科目（discipline：abranchofknowledgeorteaching），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而对于以科研和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学科则是在实践形态上的一种界定，其含义是一个由学者、知识或学术信息以及学术物质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了的组织体系，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所依赖的一定学术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是一个实际存在且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2]。因此，学科一般是统领农业科研单位建设与创新发展的“主线”，学科建设贯穿科研单位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农业科研单位在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通过确立学科名称、凝练学科方向、建设人才队伍、创建条件平台和营造学术氛围等，对人才、团队、平台、基地和制度等进行系统设计、布局，有目的、有计划和有重点地推动各类资源向学科集聚，打造农业科研单位具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体系，最终形成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发展能力[3]。

1.2科技平台建设

科技平台这一词语是随着计算机学科发展而产生的新词汇。有学者认为，科技平台的概念来源于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工具环境，狭义理解指的是科学研究的设备设施，广义理解就是科技创新的综合环境[4]。笔者认为科技平台就是科研机构进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交流合作等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发挥各种资源要素集聚效应的整合体，也是学科建设和地位提升的基础。其主要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等形式，高水平的科技平台已成为科研机构学科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之一。科技平台建设作为科研单位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础支撑条件，是创新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其本质就是通过对现有实验室、实验基地等资源进行软硬件建设，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建立共享服务机制，有效改善科研创新环境，增强科技持续发展能力，为研究所科研长远发展和重点突破、加强学科建设及培养创新性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5]。

1.3学科建设与科技平台建设之间的关系

科研机构的学科发展与科技平台建设始终处于相互交叉又不断融合的调整过程之中，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赖。一方面，学科建设是科技平台活动的基础，是平台人才团队培养的源泉。科技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培养和凝聚起强有力的学科团队和人才，只有一流的学科才能支撑起一流的科技平台。另一方面，各级科技平台是科研活动与学科建设的主要载体，是改善科研环境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组织人才、技术和设备等核心要素资源。科技平台不仅可以有力地促进科研基地本身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绩效，为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创造条件，推动学科的发展[6]。最终，科技平台的建设成效必然反映在学科建设的水平上，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平台建设基本情况与成效

2.1基本建设情况

“十一五”以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根据国家各部委的各类科技平台建设计划，结合省内科技发展需要，坚持科技平台发展与学科建设规划相结合的理念，依托学科建设带动科技平台体系运行，依据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特点设置了粮食、作物、蔬菜、园艺、植物保护、资源环境、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畜牧、兽医、装备、农业生物技术、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经济信息等13个专业研究所，已先后在各学科领域建成国家级平台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部省级工程技术中心），部省级平台（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站和基建类项目）18个，江苏省省级平台（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13个，市级平台1个，院级平台6个，逐年购置试验仪器设备800余台。初步形成了以重点实验室等基础性研究平台为基础，以工程中心等技术性研究平台为延伸，以公共服务中心为推动力的一体化科研平台格局[7]。基本覆盖了江苏省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学科领域，为全院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建设成效

1）科研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十一五”以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本部各类平台项目总投资2.4亿元，财政资金8572万元，新增科研仪器设备原值5397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18台（套）（原值1715万元）。除部分专业性较强的仪器设备外，大部分高值仪器设备及院级科技创新平台购置和配套的仪器设备均可提供院内共享。2）重大科研项目立项能力大幅提升。通过多年的不断积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各个平台积极在各自领域寻找切入点，自主创新水平飞速提升，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逐年提升。“十一五”以来，各平台累计主持和参加国家级项目176项，财政经费达14551万元，其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38项，财政经费4226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3项，财政经费1625万元；主持和参加省部级科技计划380余项，财政经费12811万元。3）自主创新成果产出量质并举。科技创新平台已逐渐成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产出的培育基地和成果转化中心，据统计，全院80%以上的科技成果都与平台有关。“十一五”以来，各平台发表学报级以上论文660余篇，其中，SCI论文160余篇，单篇影响因子最高达6.7；出版专著20部；申请专利482项，授权专利275项；审定动植物新品种62项；获得新药证书5项；制定行业标准27项；获省级以上成果奖励37项；转化应用成果57项，直接经济效益达7190余万元。4）学科团队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优秀学科带头人引进计划”和“优秀科技队伍发展计划”的稳步推进，各平台的研发团队层次不断提升。各科技创新平台目前共有专职研发人员340余人，其中，正高级职称74人，约占21%；博士123人，约占36%；引进海外优秀人才6名。研发团队整体素质的提升和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为全院平台创新建设和战略视野提供了充足的驱动力量。5）学科交流与合作内涵不断丰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平台的运行始终以“开放、流动、合作、共赢”为宗旨，在自身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增进开放与交流。“十一五”以来，各平台累计与37个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承担横向项目180余项，获得经费2000余万元；与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扬州大学等多个高校签订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联合培养研究生160余人，培养博士及博士后50人。平台的开放与交流打破了学科间和单位间的界限，为推动学科融合，促进产学研合作打下了基础[8]。

3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平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管理与考评机制不健全

科技平台已经成为体现科研单位科技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国家层面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共性的管理办法，现有平台普遍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学术指导制和课题制等实验室内部管理体制，尚未作为独立机构运行和管理，从属性地位使其无法解决内部人员的身份问题，尤其是在职称评审、绩效收入等方面缺乏公平合理的考核标准与话语权。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外，大多数平台的绩效考核与管理体系没有对从事科技平台基础性工作的人员给予和科技创新研究工作同等的评价。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绝大多数科技平台的管理人员为兼职身份，有的甚至身兼数职而无法专心于此。许多从事基础性操作的技术人员为临时聘用身份而非科研辅助岗位，种种管理权限上的不自主不利于培养并留住能够为我所用的专职和专技人才，种种管理与考核机制上的短板很难使得有人主动承担起科技平台日常的管理事务或基础性实验工作，严重阻碍了科技平台的管理和发展。

3.2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失灵

由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普遍在学科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对于学科发展与平台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足，尚未形成若没有高水平的学科与科技平台作基础，无法凝聚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从事创新研究，更难以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的一致共识。平台的实际运行往往牵制于单一研究室和研究所的界限划分，始终缺乏学科强有力的吸引与有效的管理抓手，平台统筹配置各类资源的基础功能呈现日渐弱化的趋势。有的学科带头人把学科建设单纯地认同为学科合并或拼凑，科研工作完全集中在本学术领域的引领和示范，但谋划学科建设方略、培养创新团队能力不足，协作观念比较薄弱，导致有些科研平台拼凑和成果组装痕迹明显，学科内部“单兵作战”、“个体户”现象较为普遍，无法在科技平台之间形成一个完备的资源开放共享体系，进而影响科技平台保障基础条件和学科团队建设功能的发挥。

3.3平台运行经费保障机制缺失

我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重建设立项，轻运转维护”的现象由来已久，虽然近年来对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资助幅度有所提升，但除国家重点实验室有运转经费外，各类科技平台计划大多数是一次性投入，建设完成验收后国家不再提供日常运行管理和维护费用，造成地方科研单位长期无稳定的平台运行经费投入，仅靠知识产权转让等收益反哺科研。仅用于维持仪器设备日常维护和运转已颇感吃力，后续开放和运行管理更无力支持，导致科技平台管理乏力，影响了应有功能的发挥，甚至阻碍了科技资源的整合利用和更高层次平台的申报立项[9]。“十一五”以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大力改善了科研仪器设备、科研用房用地等基础设施条件，却带来科研基地、仪器设备尤其是高值大型设备日常维护与更新的巨大经费缺口，加之政府采购自主选择性较低，极大降低了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不同研究所之间的科研条件差距较大，以及一些急需拓展的新型学科发展等都缺少改善研究条件的保障经费，亟待探索运行经费的新型保障机制，保障资金的稳定支持[10]。

4进一步强化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平台建设工作的对策

4.1突出顶层设计，优化整体布局

科技平台建设不是某一部门的一己、一时之事，而是一项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谋划全局、各职能部门通力配合和科研人员积微成著，力争实现各平台内部优化发展的系统工程。第一，应借助当前全院范围内进行学科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对现有科技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查，掌握翔实一手信息，明确各自任务目标和考核指标，提高平台运行效能，以便在积极挖掘新平台培育点的同时，以“激活存量、强化增量、查遗补缺、修缮提质”的方式加速现有平台的提档升级。第二，强化平台建设与学科建设、人才团队建设的有机联系。要充分发挥院内三级学术委员会体系在学科建设上的指导与咨询功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依靠学科抓手疏通各类平台之间的联系，将平台发展纳入学科建设体系并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逐步整合相近学科、培育新兴学科、打造特色学科，真正打破研究所、研究室和项目组之间的界限，做到科技平台与学科建设共生共荣，实现科技平台系统内部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4.2体制机制创新，维护良好运行环境科技平台

内部通常包含一个甚至若干个科研团队，其运行与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科研、财务和人事等多个部门，需要借助体制机制创新来保障平台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提高员工对工作的认同感与责任感。首先，赋予科技平台以法人地位或同等权限。只有在人事聘用、经费使用和绩效考核等方面给予平台一定的自，才能够彻底解决人员身份待遇和晋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通过人才引进和专业培训等途径逐步建立起一支年龄分布、学历构成和专业与职称等结构相对合理的平台团队，为平台有序健康的发展运行提供基础保障。其次，鉴于平台工作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建议在项目申报、评优考核等方面对在平台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不同形式的奖励与倾斜，以确保其工作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与合理评价。总之，在科技计划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科技平台的专门化管理是摆在科研单位面前的崭新课题，只有转变观念不断探索，组建专门化的平台管理队伍，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遵循“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营造团结协作良好氛围，才能真正实现平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4.3推行项目化管理模式，提升运行效益

针对科技平台建设完成后运行乏力的状态，亟待推行平台的项目化管理模式。平台项目化管理主要是将学科发展规划与科技平台的工作计划和建设内容相结合，通过明晰每个项目具体的建设内容、建设经费、建设期限、建设目标以及任务指标，来进行有关部门、人员在建设过程中的权责划分。该模式不仅有利于学科之间资源统筹配置，更使得参与其中的团队人员能够合理安排有限的时间与经费，提高人员积极性与平台的建设效率，拉升团队整体水平。另外，要启动平台运行的监督与激励机制。现有公益类科研单位平台建设经费的来源渠道单一，基本依靠中央预算投资与地方资金配套，且资金投入量巨大。急需针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建立起一套全过程的评估办法与问责机制，包括评估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与管理情况，资金使用绩效等，避免经费集中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同时，要积极对平台建设成效进行大力宣传，通过宣传平台建设成果以引起及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合作交流，努力营造平台建设的良好氛围，以引起社会关注，拓展企业横向课题投入、社会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参与平台建设，为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与支持。

5参考文献

[1]金立波，黄海，尹海燕，等.高等院校科研平台承载作用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8）：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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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玉安，曲宏.高校学科建设与科研平台建设的思考[J].新西部（理论版），2014（2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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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澎，李国锋.省级农科院科研平台建设与发展思路解析——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J].农业科技管理，2013（4）：32-34

[9]潘冬梅，李仁刚，刘春全.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2-115

篇6

［关键词］学术生态；高校图书馆；生态因子；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5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6-0001-04

学术生态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科学及技术的系统知识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状态［1］。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共同构成大学学术生态系统。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学术主体，在学科层面，通过课程、课题与知识型服务等形式完成教学、科研、学术活动等任务。从社会生态学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的结构系统；从教育生态学看，高校学术发展的方向、成效、范围依赖于学术主体与系统中促进学术发展的生态因素［2］。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说：“学者工作是以知识为素材、学科为基点，以教学研究为技术，因此，学术生态因子应当是‘学科’以及以学科为基础的机构。而个性包容的学术环境、学术资源的获取与分配都是制约学术发展的关键因子。学术资源是否容易获取、信息沟通是否便利，尤其是学术资源配置能否体现不同发展目标对学科发展的不同要求都制约着学术发展。”［3］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中枢的图书馆是高校社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作用是：为教学、科研提供坚实的文献资源保障与有力的信息支撑；加强读者信息素质教育，帮助教学科研人员吸收利用最新科学成果。在以信息化、网络化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必须重视自身在构建和谐学术生态系统建设中影响力的发挥。

1大学内部学术发展作用力生态因子分析

大学学术发展内在力量包含学术主体与学科两个最根本因素［2］。学术主体自身发展变化是学术发展内在力量的主体，学科本身内在规律又决定着高校内部学术分工，同时学者及科研活动在动态发展中又不断地提升着学术活动品质。

1.1学术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学术主体发展

高校学术主体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包括教师、学者、研究人员与研究生群体，他们是学术创造的承担者，也是学术生态中最活跃的元素。他们往往受传统学术特质影响，借助已有知识、理论和经验对科学问题进行假设、分析、探讨与推出结论，但是这也制约着学术发展。学术人要在学科建设与创新环境中不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学术人自身必须有一个自我澄清过程——在某种学术理念指导下，对已有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反思，对自身在所处学术环境下实施学术因素重组的决策性思维及对未来学术方向的把握。这构成了学术主体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最终依靠学术人自身素质发展，包括师资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学科专业与学缘，学术能力及理念，学术道德与学术成果等因素。这些因素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学科建设要上水平、上质量，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十分关键。因此，高校应适应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培育高素质科研骨干与学科带头人。

1.2学科体系建设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

学科建设是教学、科研实力的基础，重点学科的数量与水平是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尺。当前各高校都把建设重点学科知识体系作为提升教学、科研质量的重要途径，其目标在于形成学科特色，增强核心竞争力。学科专业内容与结构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可以说是学术生态的“小生境”。伯顿·克拉克指出：“学科是学术系统主要‘关切的事’……一个范例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是由共享一个范例的人们组成的”［4］。这也说明在大学里的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必然导致学科发展不平衡，使学科有着重扶植与削减压缩之别，有重点、普通之分，越是重点扶持的学科越会得到较多资助进而促进该学科专业发展，这也是当前许多高校建设学科体系的重要策略。

1.3课程是学术发展的实质性要素

学科内容的具体化是课程。尽管许多大学以学科组或教研室形式出现，但从教学角度看其本质是课程组。课程组是学术主体的“小生境”［6］，对教师全面发展尤为重要。教师学术思想的形成、对学术前沿的探索、教学研究与改革追求都会在课程组体现。课程建设应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确立“以人为本，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理念。其设置不仅要反映学科特点，满足学生走向社会实际岗位的需要，还应注重综合性，有利于主体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尤其在基础课程学习阶段给学生传授各种基础知识，在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育的前提下，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提升课程人文教育价值。

1.4科研课题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科研角度看，课题组是学术主体环境的典型形式，它是科研人员发展的“小生境”［6］，其学术知识与能力、学术观念与品质、学术立场与意志都会在课题组中得到全面发展、展示与检验。课题研究一方面是研究过程的创造性劳动，遇到具体问题、难点需通过信息咨询借鉴已有经验；另一方面，课题立项后需持续补充新知识，掌握国内外最新动态以充实课题保证创新性。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学科分支越来越细，研究程度越来越专深，读者对文献需求的针对性、专指性越来越强，学科整体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为此，学术发展必须努力发掘科研课题的开发潜力。

2图书馆对高校学术生态发展的影响力

从以上论述看出，学术发展须经过学科专业与课程的构建与发展，学术人成长、课题研究等学术目标的实现等关键性因素的分化、综合与多阶段循环才能形成相对成熟的学术生态系统。而围绕办学目标，服务教学和科研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其在学术生态系统建设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为重点学科建设服务

重点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进行其建设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便是文献资源。各高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与重点学科，图书馆对学科文献收藏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关系着重点学科教学成败。文献资源建设须以重点学科为核心，构建有重点、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极化载体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在学术价值、专业领域和学科特色方面形成优势［7］。为此图书馆应紧跟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广泛搜集反映各学科前沿的文献，使读者形成宽阔的学科视野。同时还应立足培养全面型人才，注重收藏优秀的人文哲社类文献，不断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现代科研信息需求更趋向个体化、深层次化，不仅需要提供相关文献信息资源，更需提供相关知识服务，使传统文献服务转变为个性化知识服务。

2.2提高学术人信息能力

瑞典学者玛瑞恩·麦克凯尔威（McKelvey）在学术生态环境讨论中提到　“认知环境”概念时指出：“创新是一种求知结果，其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的理解与其能力与经验之上。”［8］随着学术研究多元化发展，信息素质教育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包括信息能力、信息意识、信息技术、信息素质等概念。提高信息能力即个体内在综合素质是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教师个体发展与学术发展一样，只有通过创新机制，消释外在生态因素与学术主体发展的不一致性影响，对原有学术功能、结构进行调整更新，才能获得综合能力发展。图书馆浩瀚的文献资源为开展信息能力教育提供了资源保证，其人力、网络资源又为信息素质教育提供软、硬件支撑，其以信息活动为主业所汇聚的专门人才既熟知信息检索、加工与整理技术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可以帮助用户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实现从文献利用向信息能力教育的嬗变。

2.3挖掘科研学术潜力

当前高校科研体制已变成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开放系统，作为科研工作重要枢纽的图书馆参与服务科研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学科的系统性、情报的综合性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的个性化是科研情报服务的基本要求。图书馆在开展情报综合分析与对象化检索传递服务的同时，是以文献传递与检索工作为主。情报服务的基本需求包括：1）空间上的广泛性，能够从与学科相关的新兴领域获取信息；　2）时间上的连续性，可以从纵向跟踪学科发展趋势；3）提炼程度上的深层次性，从对原始和二次文献的需求转向对科研过程的综述报告、趋势分析、战略研究支撑。当前基于网络化的科研服务使用户对信息需求的层次与所使用资源类型都在发生改变，图书馆应把现有服务与个性化需求结合，如实施网上实时问答等措施随时为读者解答问题，或根据特定内容跟踪数据库及网络信息资源及时采集对科研专题有价值的资源发送给用户。这些都将成为图书馆参与科研及管理最具实效的工作。

2.4营造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发展的遗传性指学科按学术自身特点自然发展，主要包括对特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即按学术特质配置资源、自主发展。而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此学术与特定环境或此学术与彼学术之间总会有物质、信息、能量的输入或输出交换，其结果可能出现学术变异即各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而图书馆具有从信息分析与文献统计角度对学科、科研课题进行查新这一自身特长，能够排除学术不端的文献或课题，净化学术环境，保证学术质量［1］。可以说图书馆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着学术人的认知行为。图书馆只有根据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变化，确定适应学术发展的目标并不断调整学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才能够不断完善学术遗传与变异机制。

3图书馆在学术生态系统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途径

3.1学科化服务

高校应培植一个学术主体与学科环境、学术主体与主体之间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系统。学科化服务是基于学科主题并将图书馆功能延展至学术主体使用过程的复合动态服务。其服务措施有：

（1）按学科进行资源重组。将各类资源按学科分类便于学术主体参与馆藏建设。同一学科服务区应既涵盖传统纸质文献（图书与期刊），又包含常规电子资源（各类专业数据库及特种文献），也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学科、学术信息或专家资料库、学科动态、知名学者推荐的书目数据等资源［9］。如上海交通大学学术信息资源检索系统（AIRA）立足学科，不断追踪新的发展点进行资源重组，为实现学科重点突破、重点跨越提供支撑，并对该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整体进行揭示，现已对92个数据库实现跨库检索。再如滨州医学院图书馆通过建立中国期刊镜像站，引进“Springer数据库”“SDOL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一系列重要数据库，并结合医学特色自建了眼科、神经解剖与呼吸循环三大数据库，有效提升了本校医学信息资源利用率。

（2）建设重点学科导航系统。学科导航系统是为用户提供学科信息导引与检索的系统，它以学科为单元对Internet上相关学术资源进行搜集、分类、组织与序化。建立导航库应首先听取学科专家建议，根据学术带头人的研究重点分析学科特色与范围，从研究对象考证该学科在本校的特质；其次应参考本校专业设置科目掌握学科内容，因为专业设置科目是了解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如研究生培养方案就较充分地反映了学科建设重点所在［10］。

（3）设立学科馆员。学科馆员能将学科与信息化服务联系起来，通过联络学术主体及时获取科研信息需求，为主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随着学科间交叉、渗透、融合愈加明显，用户对专业化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将学科馆员组建成学科服务团队或将情报学团队与学术带头人组成共同体，能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如情报人员应用知识发现、知识挖掘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为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再如为了确定研究热点，利用词频分析法形成综述材料建设学科文献库或本体知识库；或将课题服务过程中已专业加工过的知识资源建成Web数据库［11］。通过对文献信息的有序组织、有效整合与深度加工，能够更深入地开发、利用馆藏资源。

3.2建立完善的科研情报服务平台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认知活动，认知能力要依靠学术活动来增强，而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因此，图书馆首先应建立完整的定题服务平台。定题服务是依据科研人员的需要，搜集筛选信息、提供文献资料、评述发展方向的综合服务。该服务将从事情报工作的个体组成整体，运用工作流程技术使定题服务在网络平台透明展开，并保证服务流程中人的任务、行为与系统的统一。其次，建立知识共享管理模式系统，如将WIKI、RSS、BLOG等社会软件融入定题知识体系，对服务团队内外知识资源进行集成、分类重组、建立知识库，以提高学术人对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利用率。还可以运用知识特征提取、引文分析、分类聚类和关联规则等核心知识挖掘技术，提供课题研究不同阶段所需的、经情报人员提炼过的情报知识。在申报项目与开题时提供研究背景及现状综述、预测信息；在课题进行中，提供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知识技术、决策性情报分析；在结题与论文进行中提供同类课题的对比分析、论证；在项目完成后，提供查新、引证分析、创新性论证报告等科研评价信息。

3.3提高学术主体信息能力

学术主体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智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它们是带有决定性质的因素。与传统文献利用教育模式相比，信息能力教育应是立体、综合式教育模式。该模式宜采用三级教育模式，将信息能力教育分为初级培养、中级教育与高级培训三个层次［12］。针对培养初级用户最基本信息获取能力的目标，可进行基础知识信息利用基本技能教育；针对使中级用户获取信息资源利用与专业检索方法的培养目标，可开设文献检索课，向用户介绍各类中外文数据库及网络资源使用方法；针对培养高级用户专业信息运用、评价的能力，可以开展专题讲座，使师生掌握专题文献资源利用的途径，或开通各种信息检索咨询，使用户独立承担研究课题。其次，提升学术人信息意识。信息意识是从事科研创新工作的基础，开办信息学理论、信息分析、文献资源利用、信息检索课程能加深师生对学术研究功用的认知。信息素质教育还应引导师生合理合法利用文献资源，尊重知识产权，如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举办知识产权学术报告或图书情报专题讲座，使读者提高学术甄别力与敏感度，掌握科学的学术评价方法，提早发现学术中存在的问题，预防学术危机发生。

3.4设立学术成果评价中心

上世纪90年代，科学计量与文献计量学指标先后被引入英、德、奥地利等国家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学术评价。图书馆专深的二次文献资源为学术成果评价提供了扎实的资源基础，对学者进行自助式学术引征、对跟踪学术成果引征都有积极作用。目前，许多高校都采购了SCI、EI、ISTP、CSSCI等二次文献数据库，这为学术成果评价提供了可能［13］。同时图书馆参考咨询系统为学术成果评价提供了极大便利。传统意义上，处在两地的引征人员和服务无法实施远距离成果评价，而通过虚拟咨询系统以远程方式开展学术引征，可使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简单可行。如清华大学图书馆为学术引征设计了一套专门服务系统，在已有资源、人力、技术条件下成立学术成果评价中心，学校正式文件确认图书馆出具学术引征报告的权威性；在人员构成上，清华大学精选从事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的人员，在业务上主要负责搜集整理本校被SCI、EI、ISTP、CSSCI收录的学术成果数据及被SCI、CSSCI等引用的成果数据，并负责校内外用户科研成果的引征与查新，同时将引征数据提供给院系。这样可使院系及时把握全校学术成果总体情况，从而制订出相应的科研政策，为学科建设服务。学术成果评价中心的设立，不管是对情报服务的深度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还是对整个学术研究的引导及对学术成果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的促进都大有裨益。

3.5　建设和谐学术发展环境

建立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便是建立一个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为此图书馆应以读者为中心，努力推进和谐学术生态环境的建立与发展。如可积极创新教育模式，开展大学生学术文本阅读指导，从学术文本的主要特点、阅读方法、选择方式及学术写作等方面指导读者创造性地利用学术文献，全面提升读者学习能力［14］；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报告、专家讲坛、精品课程视频、信息知识竞赛、精选科技展览、大学生读书论坛等传播科学知识，为学术主体构建良好学术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当前高校图书馆已冲破封闭的“疆土”观念，将自身服务融入社会化服务，以多元化社会知识需求促进自身知识体系发展。如许多图书馆通过举办公益讲座、展览书评等各种形式文化活动，为社区、企业、社会读者提供学习空间，由满足人们基本的阅读需求、信息需求到满足专业学科知识需求。这有利于促进高校图书馆共享学习空间与交互式学习环境的构建。

学术生态系统以学术持续发展为关注对象，是在“生态本位”指导下的教学、科研与智力服务活动。实践证明，高校以独有的学术生态环境保证了在其存在的各种群、群落的生命力，只有优化和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系统，才能保证学科、学术、学术人的良性发展。图书馆作为大学学术资源的承载者和教学科研活动的平台，在构建学术生态系统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其工作质量将直接影响学术人的认知行为与高校学术生态发展平衡。图书馆与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的共生、共荣与协同进化是学术生态发展的本质。图书馆发挥对教学、科研文献资源的保障功能，促进学术内、外环境之间的融会贯通，并对学术主体产生影响，是学术生态系统稳步发展的关键，也是高校图书馆促进自我发展的最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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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戚业国，宋永刚.论大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建设［J］.江苏高教，2004（2）：16—18.

［4］　文中晴，文彩霞，于睿.高等教育系统的无序局面及其协调——读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　2006（9）：130—132.

［6］　刘贵华.论大学发展型学术生态模式［J］.比较教育研究，2004，166（3）：7—11.

［7］　彭玉池.从重点学科发展要求看高校图书馆藏书建设［J］.现代情报，2004，24（11）：37—38.

［8］　杨移贻.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生态［J］.未来与发展，2000（6）：55—58.

［9］　颜世伟.学术服务团队：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模式探索［J］.现代情报，2010，30（2）62—64.

［10］　景海燕.网络学术资源组织—高校图书馆建设重点学科导航系统的思考［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9，27（5）：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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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桂艳.论图书馆文献利用教育向信息能力教育的嬗变［J］.情报探索，2010，158（12）：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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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法学系拥有敬业博学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完备，梯队建设合理，学历层次较高。现有专任教师33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9名；博士2名（含系教学副主任一名），在读博士7名，均为中青年教学骨干。具有硕士学位（含在读硕士）以上教师比重近80%。设有4个专业教研室，师资力量强劲。系内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提升现有教师队伍的素质，同时加大对专业教师特别是高职称、高学历，科研能力强的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力量。多年来法学系教师科研水平不断飞跃，数量每年呈一定幅度迅速递增，并有多篇获省部级奖，承担多项省部级重点课题。

该系教学手段丰富多样，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诊所式教学等先进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收到良好的效果。

学科建设

系内注重专业学科建设，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脉搏，确立了培养应用型、外向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理念。该系“经济法”课程在吉林省有较高的声誉，多名教师在吉林省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领域有权威地位，并直接参与到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辅导工作中。

该系充分利用学院经济类、管理类学科的相对优势，形成了以法学专业教育为主体，经济、管理学科为支撑的学科体系。多年来培养的毕业生既通晓法律又懂得经济管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就业中有较强的竞争力。

该系教学科研稳步前进，教学实践不断拓展，在省内多家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师资配备较强。

经济法方向

经济法专业为省级重点学科，“经济法”课程为省级优秀课程，设有经济法学硕士点，具有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在国内经济法领域有较强影响，学术成果丰厚。

本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较全面熟悉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尤其是精通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法学知识，具有高素质、高水准的合格法律人才。他们可以从事审判、检察、司法机关工作；能够在政府机关从事法律工作，研究法规政策、制订规章；可以从事律师、仲裁、法律咨询服务工作；可以到公司、企业，参与制订公司的规章、章程，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司合法利益；可以在科研和教育部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适应入世需要从事对外交往等法律事务工作。

主要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总论、商法总论、市场管理法、金融法、税法、物权法、环境法、行政法学、证券法、知识产权法、公司企业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

民商法方向

民商法专业是我院热门专业之一，为我院新兴的强势学科，办学条件优越。现正在积极筹备申请民商法学硕士点，前景较为看好。系内多名教师在国内民商法领域有一定影响，科研、学术成果丰富。

本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是以扎实的人文、科技和法学等通用知识为基础，以面向市场的经济法、民商法理论体系和运用技能为特色，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知识结构合理，社会适用面广，动手操作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法学系民商法方向的学生毕业后，适合从事审判、检察、司法行政、律师、公安等实际工作，也可以从事立法、教育、研究以及行政管理和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等工作。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总论、商法总论、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票据法、国际法、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担保法、仲裁法、婚姻家庭法等。

人才培养

该系重视教学效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注重人才建设与素质培养双丰收，与省内多家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高校、社区建有学生实践基地，同时还在东方实验中学，曙光小学等四所学校拓展了“法苑同馨”，“法制阳光”等社会实践基地，并做到有跟踪、有指导、有总结，使得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较强。

该系青年志愿者活动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拥有着长春市亚冬会志愿团、长春市“一路同行”志愿团、长春市首个高校社会捐助接收站等多个省市级志愿者团体，法学系学生二十年如一日照顾孤困老人张九真大娘的事迹享誉省内外．学生们博爱的情怀和高尚的道德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吉林日报》等多家国家级、省级媒体广泛赞扬。法学系分团委连年学院被评为“三育人先进集体”、“争先创优先进集体”，学生个人多次被评为长春市优秀青年志愿者，短短十年间，法学系出现过两个“全国先进班集体”，四个“长春市十佳班级”培养出5名“长春市十佳大学生”和1名“吉林省十佳大学生”，素质教育为税务学院的一面旗帜。

毕业去向

法学系毕业生在社会上向来以专业知识丰厚、综合素质过硬、动手能力较强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多年来为全国司法、税务、财政、海关、金融及企事业单位法律机构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近五年为国家部委输送毕业生数字进一步增多，他们在中央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进行法律、文字工作，已有多人开始走向领导工作岗位。

该系近几年考研、考取公务员成绩喜人，就业率保持高比率。近三年来，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的平均比率为25%，考研升学率在15%以上，一次就业率在90%左右，考取名校比率较大，并有多人选择出国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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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资源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丰富。论文写作，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早已提上日程。论文写作，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包括全文数据库、自建特色数据库、馆藏书目数据、构建网络导航等，这些资源在网络上为相关用户提供信息查询与检索的服务。地方高校图书馆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制约了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因此，本文通过对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

1. 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现状与特点

1.1 现状

目前，地方高校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主要集中在中外文数据库的购买，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构建学科网络导航，以及建立数字化咨询与检索系统等方面。论文写作，图书馆。论文写作，图书馆。其中，以购买引进为主要形式，从专业数据库开发商那里采购各种中外文数据库系统，形成自己的数字资源体系。其次是通过馆藏资源数字化，对馆藏纸质资源进行扫描加工处理，进行数字资源建设。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中，自建的数字化资源所占份额较少，更为紧缺的是能够体现本地区或本校的特色数字化资源。在学科网络导航和数字化咨询与检索系统的建设中，地方高校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专业人员急缺等制约因素，投入时间和精力很少，导致建设成果不尽如人意。

1.2 特点

地方高校图书馆所拥有的数字化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数字资源的文献类型不够全面。仅包括书目、报刊、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标准数据库、专利文献数据库等。从文种来看，各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外语类数字资源则较少。二是购买引进的全文数据库或含有部分全文的数据库所占的比例较高，几乎占据了半数的份额，其中采购全文数据库的数量更是逐年增加。三在馆藏资源数字化、学科导航建设等方面，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各地方高校图书馆都是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四是各馆的自建特色数据库与本区域历史文化因素和各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有较大关系，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特色数据库建设得质量不高，所搜集加工文献的数量和种类也有限。

2. 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出现的问题

数字资源建设是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和高素质专业人的支撑。但是地方高校由于各种原因，受到知识产权、重复建设、标准化建设、资金和高素质人才等不利因素的困扰，使得数字资源建设的进度缓慢。论文写作，图书馆。

2.1 缺乏专业人才与资金不足

没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将无法开展。地方高校图书馆最紧缺的是既掌握信息技术又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他们能够使用计算机知识和网络技术完成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工作。此外，经费不足严重限制了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和生存，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主要经费来源，由于受到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得到资金数量较少，不能满足数字化资源建设的需求，导致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举步维艰。

2.2 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中，由于图书馆员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利用时，针对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作品，未经网络作者的授权，而使用这些作品向其他信息用户提供服务，违法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在进行馆藏信息资源数字化时，以不合法的形式使用未进入公开领域的的作品，所引发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地方高校图书馆在使用电子出版物时，未经著作人授权，复制或套录数字化信息资源，进行盈利服务，使得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阻碍了地方高校图书馆事业的顺利发展。

2.3 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建设中，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刻意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目标，错误地沿袭了传统图书馆纸质文献建设的路线，没有充分发挥数字化资源高度共享性的优势。造成了采购数据库的学科结构不合理、数量和规模较小、联机使用率低，导致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和对有限经费的浪费。

2.4 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化问题

数字资源的标准化建设是数据交换、兼容和不同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的必要条件，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提供必需的基础。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中，由于经验不足或思维观念的限制，往往忽略考虑标准化问题，没有对数据加工建立标准，对数字资源的分类、著录和标引等没有严格的规范，从而增加了数据传输的障碍，导致无法建立数字资源共享的兼容平台，为信息用户的跨平台检索带来困难。

3. 解决问题的对策

地方高校图书馆是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师生心中的知识殿堂。为解决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遇到的瓶颈问题，主要对策如下：

3.1 引进复合型人才与提高馆员素质

以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的方式大量引进复合型的人才，这些人才熟练掌握网络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同时又具备扎实的图书馆学理论，能够胜任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服务于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此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以馆内组织自学或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等形式，努力提高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丰富专业知识，满足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需求。

3.2 增强馆员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

为促进数字资源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地方高校图书馆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在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图书馆员应学习和熟练掌握知识产权法以及有关的其它法律公约，提高知识产权的防范意识，在知识产权法规定的范围内，合理利用数字资源，避免引起知识产权的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数字化资源。

3.3 开展馆际合作，减少重复建设

应该着手建立地方高校图书馆联盟，在数字资源的建设过程中，加强馆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做到统一规划、分工合理、资源共享，避免各馆重复性投入、开发和建设，保障数字资源的完整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使得各馆的数字资源互不重复、各具特色。论文写作，图书馆。这样既减少对人财物的浪费，又能提高数字资源的建设质量和利用率。

3.4 统一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

数字资源的建设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建立完整的数据传输格式，制定数据分类标引的标准，遵守网络或联机数据传输协议，保证数字资源的通用性和标准化，为了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资源共享，只有按公认的标准开展建设工作，促进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的交流与传递。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为数据传输设置障碍，导致无法建立数字化资源共享的统一平台。

4. 结语

加快数字化资源建设，提高数字资源的质量，更好地为本校师生员工提供有效的文献信息资源，是当前地方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找出自身数字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症下药，才能使困难和问题迎刃而解，促进图书馆数字化工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革，王丽娟.关于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思考[J].图书馆学刊，200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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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高校 知识产权管理 问题 对策

当今时代的发展已演变为以知识产权为轴心的竞争，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预言，本世纪将会使知识经济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现阶段，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已初具雏形，但在管理体系与责任划分上仍尚待完善，与国外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加大对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探究力度对于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发展现状

1.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长

据《2012年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显示，国内企业和高校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增长势头强劲，国内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再创新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亦得到增强。2012年国内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7万件，占总量的两成多。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位居前五。2013年报告显示，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比超三成，随着我国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专利结构与质量正在不断优化与提升。如吉林大学2013年专利申请达到1116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743件，此外，该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申请今年达到102件；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共申请113项发明创造成果专利，其中，申请发明专利77项、新型专利36项，已获受理发明专利39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以上案例均证实，我国高校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的中坚力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

2.专利成果转化效果已得到显现

近年来，各大高校相继推行产-学-研的模式，高校与企业直接简历合作关系，建立校企联合研究基地、实训基地、科技园等途径促进专利的转化，均收获了喜人的成绩，如柳铁职院将本校的百余项发明创造成果与企业进行紧密结合，部分专利还应用到教学工作及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企业生产中，目前除了通过专利技术转让外，还可以委托企业开发、校企合作开发的方式实现专利技术的转化。

二、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在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会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由此提示我们，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尚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笔者结合自身实际工作进行总结发现，管理工作还存有如下问题：

1.管理体制缺陷

我国现行的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有关的规章体制并不在少数，尽管各校均建立了自身的管理体系，但在知识产权的转化与转让等方面仍有不足，集中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管理人才匮乏，导致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工作缺乏力度与实效性，部分高校甚至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而将其工作纳入于科管部门，亦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某些高校虽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但工作重点仍局限于专利的申请。

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高效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起步较晚，体系尚未完善，高效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尚未得以显现。由于配套体制的不健全，高效对于自身知识产权与成果缺乏严密的保密制度，缺乏完善的专利转让与合作项目签约制度，高效与合作对象间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与责权。

尚未形成长效的知识产权运作机制，由于缺乏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能力，无明确的政策指导，缺乏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储备制度、科技成果评估体系与奖励制度，导致高校专利技术与成果缺乏对于商标、版权、专利等全面的保护，科研成果的转化效果较差，而教师群体则注重职位晋升、职称评定与成果评估，而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则相对较低。

2.知识产权管理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对于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在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等方面的能力还需进一步的提升。由于高校未意识到自身科研成果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对本校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考虑不周，无法准确衡量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

结果为学校带来极大的损失，甚至是法律纠纷。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意识淡薄的问题不仅反衬出相关个人意识的淡薄，同时也折射出高校对于知识产权知识普及的缺位，绝大多数高校尚未建立知识产权教育的课程体系，相关科研人员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及意义较为模糊，另外，高校亦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相关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 知识产权收益的分配问题

一般而言，高校内一项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数较多，但主要功臣却屈指可数，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问题时，往往推行均衡主义，结果导致发明人的权益与地位受损，笔者认为，应按照付出比例突出发明人与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分配差异，如此才可极大地激发人员的创造力与积极性。另外，高校在科研人才与科研设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企业则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目前校企合作愈发紧密，但二者的成立性质、经济地位、市场地位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校企在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问题上也易发生分歧，企业大多认为自身出资后就有权享有知识产权专利的独立申请权，而专利成果对高校与企业而言均是不可或缺的，企业需依赖于高校的技术成果，而高校则需要的资金支持，因而二者分配宜均等，而不宜实行差异分配。国家还应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以利于校企合作模式得以长效发展。

三、完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对策

1.构建完善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与制度

笔者认为可适当借鉴OTL管理模式，具体为主要科研人员向OTL提交了技术成果后，由OTL管理人员实施筛选，对科研成果进行初步评估，再制定相应的许可方案，包括知识产权的形式选择与专利申请方案，科研成果营销方案，许可谈判与产权收益的分配。在生成许可协议后，OTL管理人员还与企业继续保持联系与沟通，如可要求企业根据协议内容递交财务报表，推荐新发明与新技术等。各大院校应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上对校长负责，下至各个院系相关的负责人员与教职工，未明确职责范围，可划分若干职能部门，分别进行知识产权的咨询服务；知识产权的信息收集与资料管理；科研成果的后期筛查、评价、转让、收益分配等工作。此外，笔者经查阅资料发现，东南大学的科研管理系统亦为有效的尝试，该系统为综合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以项目管理为中心，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贯穿于科研立项、计划、合同、成果、专利、成果转化、人员、经费、学科建设等全过程。具备科研项目管理、科研考核、经费与成果管理等种功能，不但可作为评估教师科研水平的参考依据而且还可为学校科研管理提供依据。

2.多手段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意识

经过30余年的发展，高校的科研工作已发展成为国家科研的重要力量。无论是从学术论文的发表、高校科研人才的培养与储备，还是实验室设备管理等因素看来，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整体而言，高校对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或法律常识的认识均有待提高。要想提高高校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首先应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培训计划，开展系统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与经济常识，列举知识产权管理实例进行剖析，确实提高受训人员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举办研讨会、开办学习班等形式向全体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知识的宣教，培养相关人员对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3. 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激励机制

建立长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之余，还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并为科研提供足够的经费保障，可在最大程度上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调动研发人员通过技术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的积极性，该类激励机制需对高校与科研人员间的义务与责任进行明示，高校可设立知识产权专项扶持基金，并根据本校实际，对科研人员的业绩考核体系与评价指标进行调整，在进行课题报项与成果评估时，适当增加对知识产权的考量。

4.合理分配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收益

高校在顺利完成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后后，需谨慎对待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问题，制定明确而公正的分配原则，适当增加主要研发人的分配比重，突出收益分配中的技术要素原则，可按同一科研项目中，参与人员所做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比例的划分。至于收益分配方式的选择，高校既可根据自身情况给予一次性奖励，也可分期奖励，或以技术入股的形式，确立成果转化后发明人应有的技术股份份额的激励政，实行股份制奖励。正确处理好专利收益与奖励的关系，否则将大小科研人员的创造积极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发展中略显不足，加大对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分析，可对今后的管理工作发挥导向作用，高校应对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适当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与激励机制等积极措施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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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产权制度；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03-09

收稿日期：2013-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高校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BIA110064）。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知识的生产与激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场所，在知识生产与激励方面有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产权制度的一部分，知识产权制度的兴起对于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激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大学科研的努力方向，既增强了大学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也激起了“知识就是金钱”的欲望；另一方面，专利活动的增多也直接导致了高深知识的私有化，影响了高深知识的自由生产与传播，进而也阻碍了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在“由知识产权制度支撑的新的‘全球知识秩序’中，非常引人关注的方面是知识密度方面的巨大地区差异，从而导致了‘知识沙漠’和‘知识绿洲’的产生”[1]（P6）。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大学与大学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也是如此。在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大学之间、学科之间中心与边缘的格局将进一步被固化。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学和学科会乘机强化自身的学术竞争优势，处在边缘位置的大学和学科由于长期无法进入科学的前沿，甚至会丧失作为大学和学科的资格。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坚守自身以及知识的公共性，尽力阻止那些单纯为获得经济利益或学术竞争优势而主动隔离知识的行为。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外，以同行评价为基础，大学必须建立对于知识创新者的合理奖励制度，不断提升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核心竞争力。

一、作为一种激励的知识产权

生产者对于其所生产的知识拥有产权是一种比较晚近的观念，至少不是从来如此。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的修道院都是通过授予专利权来回报其支持者的。到15世纪，统治者也为那些同意引进新技术的外国人提供专利。到16世纪，法国地方当局已经使用类似的体制来鼓励国内发明者。最终，专利变成了一种创新回报制度”[2]（P9）。几百年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专利制度经过了不断的反复。今天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要件，专利申请与保护已成为个人或组织主张知识财产权利的重要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赞成这样做”。“在公共资金的资助下开展工作，依靠学生的思想和双手，然后带着这些工作成果来到专利局。可以说，教授这样做，毫无诚信可言”[2]（P24）。但在一片反对声中，专利制度仍侵入了大学。历史上，科学家对于专利制度的排斥并非因为大学的保守，而是因为大学的逻辑与专利的逻辑彼此相冲突。知识产权并非一种天然的权利，也不是一种自然的权利，而是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建构，其背后的根本逻辑乃是投资与回报。因此，“认真反思知识产权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不是一个自然事实，它是要来争取的——它是特权而不是权利”[3]（P110）。从短期效果看，知识产权制度似乎符合法律经济学的预期，促进了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但若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真正对于整个人类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从来不是在产权制度的激励下取得的。即便在商业贸易的层面上也同样如此。“早期，知识产权保护充其量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坏事，并且与自由贸易是矛盾的。在此背景下，将知识产权视为‘推动自由贸易’的观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4]（P6）。今天，由于知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很多发明创造都需要许多学科不同学者的通力协作和付出，知识的所有权归属变得愈来愈复杂。在私人化逻辑下，由于知识的自由传播与分享被交易的契约所取代，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会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即权利所有人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能要远远小于整个社会因为这些知识的使用和传播受到阻碍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因此，即便大学里的专利活动在经济意义上是划算的，但社会成本的高昂仍然会让民众对其持批评态度。因此，在大科学时代的今天贸然将新知识的绝对权利完全授予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是没有道理的。大学里的知识生产更是如此。作为人类高深知识的主要发源地，大学有责任将最前沿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通过对学生的培养最终惠及整个社会。如果大学将其所发现的最新知识和技术都申报成为专利或以其他形式加以保密，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下，这些最有价值的知识将会无法进入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将因此失去“高等”和“教育”的含义。因此，大学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对于高深知识而言，大学制度的核心是自由与包容，知识产权制度强调的则是垄断与专制。如果大学里毫无节制地渗透进知识产权的逻辑，如果大学成为专利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共谋，那么大学自身以及知识本身的公共性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整个高等教育也将彻底失败，沦为专利工厂。

事实上，知识产权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其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就备受争议。“近几十年来，版权制度的投资保护倾向不断增强——我们所指的是大规模投资，给予更长的保护期限和更宽的保护范围。换来的，却是公共领域遭受进一步的私有化和腐蚀”[5]（P18）。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对于知识产权制度，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不是此消彼涨，而是互成正比。反对的声音有多强，支持的声音就有多强。近百年来，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在一片反对声中渗透进了人类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并成为未来知识社会的支柱性制度之一。但由于分歧巨大，一个有争议的伦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世界是否正在变成一个过度保护知识的经济，从而可能实际上导致公共领域知识的减少，进而阻碍‘知识的增长’？或者知识产权制度为全球的福祉创造了一个能够有利于促进合法、公平、公正使用受保护的知识环境”[1]（P42）。对于这个棘手的伦理问题，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肯定会有截然相反的回答和应对。作为一项无法回避的激励制度，现代大学当然也难以逃脱知识产权的影响，无法回避制度伦理的挑战。换言之，今天大学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制度。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植根于市场经济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强调产权人的垄断利益，高深知识不可避免地成为少数有钱人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Bekelman.Li和Gross（2003）通过相关研究已指出，“赞助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和其赞助商的利益是一致的”[2]（P220）。其结果，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下，获利的只能是那些科学企业家或学术资本家，受损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未来的知识社会中，公众的利益应该居于公司或私人私益之上，对于创新的追求也应该超越投资回报的商业规则和资本逻辑。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考虑并尊重大学的特殊性，允许大学成为高深知识的自由王国。当然，大学自身也应该禁得住利益的诱惑，主要致力于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至少要避免基础知识的专利化或私人化。如果放任专利活动从工业化知识向基础知识的任意扩张，那么大学教育将会面临高深知识枯竭的危机。知识产权制度不但不能激励科研的原始创新，反而会阻碍高深知识的进步。

实践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合法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资需要回报，另一个是创新需要激励。但投资需要回报不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公共知识谋利的借口，创新需要激励也不意味着“学术”可以走向“资本主义”。除了要考虑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以及知识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之外，人类社会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评判还必须增加伦理和道德的考量。大学作为“天下之公器”，虽然主要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机构，但是对于理智美德的培养与追求仍然是大学存在的主要目的。至今，默顿所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和独创性仍然是大学知识生产的最基本的规范结构，大学仍然是最具“科学的精神特质”的制度性场所[6]。因此，除非知识产权制度的引入有利于、至少是不妨碍大学公共性的实现，否则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就应受到广泛质疑。作为非营利组织，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赖全社会（包括政府）的资助，几乎所有人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举办大学，民众信任大学，彼此间有一个宽泛的心理契约和知识契约，这就是大学要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由于大学的科研主要接受公共财政或非营利基金的资助，其研究成果理应自由传播，为全社会所共享。如果大学主动放弃了这种使命与责任，从基础研究走向技术开发，通过专利转让主动为营利性企业或投资人“效劳”，那么现代大学的本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传统的模式-1型大学转向模式-2型大学[7]。模式-2型大学实际上就已突破了传统大学的底线。在模式-2型大学里，知识的应用居于主导地位，专利的申请和转让成为大学服务社会和维持自身运转的主要财政性工具。但现在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专利体制会极大地束缚大学里“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也会限制高深学问的生产与传播。而另一方面，在21世纪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缔造一个知识自由分享的新世界。“技术自由使整个社会共享知识和自由”[3]（P114）。这将会使得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彻底丧失理论合法性和现实可行性。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完备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各国加入WTO的必要条件。今天随着相关立法的完善，在复杂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大学将面临相互矛盾的选择。一方面，不引入知识产权制度，不重视专利的申请与转让，大学将失去大量外部的资助，错过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若深度卷入这种专利体制，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将失去自由，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历史传统将会丧失殆尽。在日常科研活动中，伴随法律审查的日常化，知识产权律师将成为大学学术活动实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人。对于大学而言，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导致大学所生产的知识无法自由流通，从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同时无视知识产权激励也可能会导致大学知识生产的平庸化以及过度的投机行为。面对知识产权体制中的这种困境，大学最好的选择似乎是“在占有规则和传播规则之间找到平衡”，即在允许私人占有知识的同时还不影响知识的自由传播[8]（P13）。但事实上，在知识产权体制下创新成果的占有与传播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大学要想在占有规则与传播规则之间求得平衡非常困难。“知识产权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因为它经常导致赞助商禁止出版，直到他们的知识产权安然无恙为止”[2]（P225）。因此，面对知识产权的激励，大学如何权衡利弊并做出战略性抉择将至关重要。毕竟“知识产权激励并非总是优于或劣于公共资助，且选择应该取决于研究环境”[2]（P55）。比如，在应用性强的领域，知识的商业价值明显，专利制度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知识的应用前景尚不明朗，采用公共资助的方式可能更为优越。

总之，作为一项激励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不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而是法律经济学的问题。知识社会学探究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条件，法律经济学关注的则是知识产权与贸易的关系。当前在“经济正确”的前提下，加之财政危机的蔓延，知识产权制度很容易在大学里获得合法性。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就天真地以为知识产权制度是专门为大学而发明，大学可以凭借知识产权富甲一方；更不应随声附和产业界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鼓吹。相反，知识产权制度在本质上是反大学的。产权制度视野中的知识总是私人化的、垄断性的，而大学里的知识则必须是具有公共性和教育性的，必须可以自由地传播。如果像产业界一样，对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普遍进行专利保护或保密处理，那么大学将根本无法存在。在本质上，知识产权制度是更为广泛的私人产权制度的一部分，它是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副产品，是私人财产权在知识领域的延伸，更多的是对于投资回报的工具理性的诉求而不是对于创新的激励。表面上看，“在知识经济中，专利制度是最成功、最重要的制度要素，且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根本上，由于“知识经济遍及全球，而专利本质上却总是区域性的。这与一个泛全球化的世界存在着潜在的不相称”[3]（P11）。“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到百年以前，所有的知识都可自由获取，不收取任何费用，发达国家得以发展起来。可现在，贫穷或赤贫国家亟需的知识几乎全部被专利屏蔽起来。发展即使成为可能，也变得异常艰难”[5]（P91）。在知识产权体制下，穷国与富国的关系如此，高水平大学与低水平大学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一种谈判筹码”[3]（P85）。近年来，在WTO框架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服务贸易，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内部的知识生产制度已经与知识产权制度“捆绑”或镶嵌在了一起。在这种高度复杂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里，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激励将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二、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激励

知识产权制度原本是大学之外的发明，大学历史上的知识生产原本没有财产权利的观念。求知是人的天性，知识生产并非一定要金钱的刺激。由于私有产权观念和制度的不断普及，知识产权制度开始进入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在增强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的名义下，获得专利的多少甚至与大学的财政拨款挂钩。实践中，对于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激励方式，大学与产业界并非没有矛盾。“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希望获得同行的认可则坚持公开发明结果，也许是在提交专利申请以后。产业界可能不愿在如此早的阶段将发明的细节向公众披露。必须达成战略性的交易。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合作的途径必须改进，以符合学术界的专业与发展需求和产业界的商业竞争利益”[1]（P16）。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排他性，要协调好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矛盾并非易事。在法律地位上，大学可能会有公立和私立之别，但在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所有的大学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历史上，大学虽然也曾依附于教会或政府，但是在大学内部高深知识的自由传播从来都是普适的价值。如今，知识产权制度的兴起可能会使“大学成为新的殖民地”[8]（P235）。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大学将不再是自己知识的主人，而是知识商人或专利集团的“代工机构。”由于知识的获取直接与金钱挂勾，财力薄弱的大学在学术竞争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甚至会被驱逐出知识生产领域，丧失作为大学的资格。此外，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大学的知识生产也将更多地考虑那些资助人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因此，“大学自己出卖专利是件坏事”[8]（P222），将专利纳入大学的奖励系统会破坏大学的学术传统，阻碍其公共目的的实现。在大学知识生产与激励的历史上，知识产权绝对是一个“异数”。大学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要建基于人类的求知本性之上。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场所，从未声称对于所生产的知识拥有产权。相反，大学的理想一直是有教无类，尽可能地将知识惠及更多的人。尽管有精英主义的传统，但现代大学更多还是一个民主机构。无论哪一社会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凭能力在大学里接受同等的教育，分享同样的知识。事实上，即便是在大学之外，对知识的产权保护也不是一直如此。“对专利体制的认识在历史上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从垄断保护的要求到抵制其对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影响摇摆不定。如今，这种循环似乎在朝向更负面的认识发展”[3]（P25）。知识产权制度之所在今天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会威胁大学的存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从知识产权制度中既获得了好处，但也受到了伤害。换言之，正是由于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开始走下坡路。作为一种利弊参半的制度安排，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作用、功能与重要性远远缺乏共识。既得利益者支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建立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普通民众则害怕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对盗版和“山寨”自然情有独钟。正所谓“强者有强者的逻辑，弱者有弱者的武器。”今天在市场规则的支配下，大学期待凭借知识的优势通过产权交易和专利转让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有所斩获。虽然不排除有部分精英大学在专利转让和产权交易中获利颇丰，但现实的情况是，更多的大学将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受害者。最明显的就是，在现有的版权制度下，大学自己生产的知识还要自己出钱购买才能合法使用。那些支付不起相关费用的大学就被排除在了相关知识的使用者之外。

知识产权之所以成为大学知识生产与激励的制度选择是由更大的社会背景所决定。因为，无论何种制度都“受制于更广泛的社会性因素”[2]（P7）。对于大学而言，学院科学一直是其知识生产的主体。科学的精神特质和人的求知本性一直是激励大学从事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动力。近年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激励方式适应并促进了大学里的知识生产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型。因此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与其说是知识性质的变化，倒不如说是支撑知识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变化。因为知识的性质在根本上是由知识生产的制度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知识生产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正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下，知识产权制度成了以后学院科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生产制度的催化剂。在后学院科学中，金钱而不是荣誉，物质而不是精神成为了大学知识生产与激励的主要内容。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知识成为了利润的重要来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集中在了知识产权上。为了能够拥有更具市场优势的知识产权，大学成为了企业最佳的合作伙伴，知识产权是大学回报企业的重要筹码。今天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从大学获益最多就是企业的研发投资。作为高深知识生产的主要制度性机构，大学聚集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先进的科研设备。企业的研发投资以较小的投入，就垄断了与研发课题相关知识的全部产权。而事实上，这些知识的生产与大学里其他知识的生产密不可分，其权利关系原本也十分复杂。“在同一所大学实验里，私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常常混在一起，因此转移给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部分是由公共基金支付的”[2]（P220）。客观上，在大学、课题研究者与研发投资人之外，对于某种知识拥有权利的人很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只能按法律程序简单地将知识的所有权赋予某个专利所有人。这样一来，其他许多人的知识投入与努力都被忽视。如果说对于企业的直接资助，大学回报以知识产权还勉强符合资本的逻辑的话，那么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对于大学的资助就必须保证其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对于大学里那些具有极大商业前景的研究成果在申请专利保护时也应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通过税收或其他机制使这些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能够为全民所分享，否则对于大学科研的公共资助就失去了合理性。

当前大学正在引入市场规则主导的知识产权制度，而这种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却处在急剧变化中。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社会利益以及技术进步都可能成为未来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主导者。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当市场规则下的商业开始驾驭大学的知识生产之时，大学之外的知识生产可能早已抛弃市场规则，选择了其他更为有效的制度方案。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游戏规则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这种制度无疑更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当今的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享有很大的规则制定权。”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已经剥夺了“民族国家对于产权规则的制定权”[5]（P25）。在这种市场规则主导的知识产权框架内，西方的大学也处在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享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完全主导着学术世界的话语权。但游戏的规则不可能永远不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新的参与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挑战传统的体制。加之，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对于知识的需要剧增，产权制度对于某些知识的垄断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抵制。大学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本不应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更不能利用知识牟取私利。大学生产的知识必须是公共的，这种公共性从根本上源于民众通过政府与大学达成的心理契约和知识契约。“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府与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而工商企业应用其研究成果，使产品获得专利。然而，1980年美国颁布的贝-多尔法案（Bayh-Dole Act）以及世界各地相似的立法鼓励非营利组织（如高等学府）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3]（P20）。自此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商业因素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激励过程中。原本应自由分享的知识被合同科研中的保密条款所禁锢，成为被交易的对象。论文的公开发表与商业的利益垄断在一场力量相差悬殊的较量中注定一败涂地。

当然，由于知识产权制度进入学术界的时间尚短，加之大学有自己的传统，总体上今天专利与版权还只是现代大学知识生产与激励中的一种次要形式，大学的学者更多还是选择或著作出版来公开披露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接受同行的评价。“在商业环境下，最终进展的回报是知识产权。在学术环境下，这也许是终身教职和赞赏，或者甚至是诺贝尔奖”[2]（P235）。至少在表面上，当前大学的学者所看重的仍是职业发展，金钱的刺激可能相对仍是次要的。“原则上，大学科学家主要的激励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但是，他们也必须关心发表和其他科学家的认可，这样才可以获得终身教职，取得更多进步。这种体系的好处在于它鼓励科学开放”[2]（P218）。理论上，无论是否申请专利保护，学者对于自己发表的研究成果都拥有知识产权，但事实上，这些没有申请专利的知识基本上是公共的，通过纸质或电子方式可以被全社会自由传播并免费分享。今天这种制度安排对于现代大学的科研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学知识生产与激励中潜在的危机同样不能忽视。由于大学科研奖励系统的不当诱导，学者为经费而竞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为了满足资金赞助者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本应公开的知识处在了保密状态。原本属于大学或学者的知识产权被以专利的形式为那些研发资金的提供者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自由研究越来越少，科研活动日益成为了一种获利的生意。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以及学者所能获得的外部经费资助以及专利转让费与那些垄断了研发成果专利所有权的外部赞助者的获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针对这种情况，“大学通过给予学者们时间、资金以及追求自发研究的激励——而不是来自于某些赞助者选择的研究计划”，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2]（P11）。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学的科研资助已不可逆转地由政府转向了产业。来自产业界的资助虽然比例尚小，但其影响巨大。“美国研究机构几乎没有纯公共的、纯学术的，或者甚至完全产业化的研究实验室或资金资助机制。合成制度将公共资金和知识产权合为一体，它是20世纪关于研究资金的‘全新创意’”[2]（P21）。近年来，很多大学已模仿美国模式，强化专利申请与转让，设置开放的专利转让办公室。“尽管大多数大学许可办公室不会公开表明它们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们经常会利用一些相近指标来衡量其成功程度，诸如颁发专利数量或许可数量。它们还倾向于进行排他性许可。排他性许可使许可方避免竞争，结果就是大学可以通过使用费分享最终的垄断利润。当大学认为不存在其他选择的时候，就会采取非排他性授权许可”[2]（P219）。由此可见，在不断增多的专利活动中，大学行政部门关注的更多的还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研究成果的自由传播。

三、知识产权体系中大学的危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保密都是高深知识生产中的大忌，开放科学一直是大学的理想。在实现开放科学的过程中，公开发表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虽然“的动机，如同利润动机一样，可能妨碍知识分享”[2]（P235）。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公开发表制度一直是实现科学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公开发表制度下，大学里对于知识生产者最大奖励不是金钱而是同行的承认。对于大学而言，科学的精神特质而不是新教伦理，才是其制度的根基。知识产权制度的引入改变了知识承认的传统方式，专利活动取代了同行评价，金钱的奖励取代了荣誉的授予。“知识就是金钱”成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最新注脚。在专利活动最为活跃的美国大学里，发明专利的申请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知识产权制度下，“虽然产业对大学研发资金的贡献只有7%，但它们对科学行为的影响却可能很大”[2]（P221）。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暂时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的基础研究逐渐会无人问津，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入到了有可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应用研究中，比如生物技术；而那些应用研究的成果一旦做出毫无例外的会被申请为专利加以保护。如此以来，公共知识的供给必然会受到威胁，大学教育的“材料”面临枯竭。

作为一种建构，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权，无论在认知还是社会层面都缺乏充分的合法性。在认知层面，人类的知识具有整体性，分科制度反映的是人的理性和认知的局限，而不是知识存在的真实状态。长期以来，大学的理想就是作为知识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在社会层面，产权制度下的专利活动使本已分割的知识领域又相互封闭，最终在学术资本主义之外又造成了“信息封建主义”。“信息封建主义是一种不具有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机制，同时，它无法在奖励创新和传播创新之间达成权利平衡。这种制度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成为侵权者，而他们侵犯的本来是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的知识，这些知识本应属于他们生来就该享有的受教育权的范围内”[8]（P255）。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专利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垄断创新成果以奖励产权所有人对于知识的投资；但由于垄断本身阻碍了最新知识的自由传播，延迟了社会的进步，会损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分科制度下大学里的学院与学科设置本来就具有“学术封建主义”的特征，但由于高深知识一直可以作为公共物品自由流通，这种“封建主义”并没有损害大学以及知识的公共性。知识产权制度的介入使得大学里传统的分科制度极有可能从理智层面上被进一步体制化，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被私人化，知识的自由分享将被市场交易所取代。

在认知和社会层面上，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的另一困境是知识复杂性的增加。无论哪个知识领域，也无论是科学还是非科学，知识的复杂性都在增加。大学里原本界限分明的学科现在无不面临跨学科的挑战。科学发展的趋势表明，小科学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一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突破都不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完成的。在今天的大学里，科学天才或学科英雄出现的概率急剧降低。即便那些获得世界最高科学奖励（如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不意味着他一个人完成了其赖以获奖的科研成果。无论哪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总是许多科学家共同投入知识和努力的结果，最终有资格获奖的总是远远少于真的获奖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是一样。任何一项发现、发明或技术，都离不开前人的不断积累和付出，但最终获得专利权的却只有极少数人或某一个人。知识的产权制度违背了科研活动的基本规律。科研的积累强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微小的渐进变化促进发明创造”[3]（P21），产权制度则意味着成果和收益的私人化，赢者通吃。“伴随着更大的开放性，知识产权正使更多的知识私有化。知识产权正在制约着人们获取知识，扼杀其创造力”[3]（P47）。目前知识的各个领域为了克服知识产权体制的束缚，以互联网为基础，各种分享知识的技术正在被开发。在网络平台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大学作为一个专门从事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组织，更不应受缚于知识产权体制，成为营利性的知识企业，而应投身到知识社会的建设当中，通过各种途径（如开放课堂、开放图书馆、开放科学）使更多的人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和获益者。

跨学科是大学应对知识复杂性显著增加的重要手段，但跨学科的出现绝不仅是一个认知层面的事情，它也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人类知识的历史上，跨学科的学科很早就有，比如哲学。但跨学科从知识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则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仅仅是在理智层面跨越学科的界限扩大个体认知的范畴，其影响将十分有限，更难上升为一种制度安排。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科互涉不再是某些天才的特权，而是一件寻常的事。这是因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知识的超文本链接十分普遍，不同学科的知识可以同时呈现，相互印证。而事实上，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产物，需要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和不同学科的知识共同投入和努力。“在许多技术领域（比如软件），知识常常经由一个积累或系列发展过程而得以创造，这个过程的特点就是，新的创新吸收以往的知识。知识创造也更多是多学科相互交叉——创造出多学科交叉的技术，比如以信息技术（NBIC）为基础的纳米、生物和认知技术的结合体”。“三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会促使新知识和新技术激增，引发电脑通信革命、纳米生物和信息革命”[3]（P48）。未来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原先以理性分割为特征，建立于印刷文明基础上的分科制度必将被电子文明平台上的跨学科制度所替代。在网络平台上，学科的物理界限被消解，由于信息交流和文献获取的便利，人类知识生产的速度与总量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但对于大学而言，知识生产速度和总量的快速增加却不完全是个好消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大学更加关注的是知识的教育性和公共性。如果快速生产出来的知识都只是为了快速地被消费或交易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过程，那么对于大学而言，这种知识生产就是失败的。即便引入产权制度，在知识的教育性、公共性之外增加经济性的指标，这种快速知识生产的背后同样存在巨大隐忧。这是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与大学里的分科制度一样都是印刷文明的产物。“创新的加速与知识产权机构的变化并不匹配。专利审批时间（审批时间指从申请到专利授予的时间段）通常很长，巴黎标准（审批时间减少到3年）常常并没有被遵守。面对飞速发展、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世界，知识产权体制需要勇敢面对一些巨大的挑战”[3]（P42）。面对着电子时代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产权体制简单地通过减少审批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专利审批的速度都远远小于新知识生产的速度。更何况，我们只不过刚刚经历了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表面上看，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十分迅速，但事实上若干年后回头看也许会发现，可能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体制的束缚，今天技术的发展太过缓慢才无法应对人类发展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大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产权体制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大学是保持一种知识自由市场的体制还是嵌入知识产权体制将直接影响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的走向。如果大学坚守知识自由的立场，在网络环境平台的支撑下，分科制度向跨学科制度的转变将顺理成章，以跨学科制度为基础的跨学科大学也来日可期。如果大学的学科制度被嵌入知识产权体制，如果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激励被专利制度所“绑架”，那么大学将会失去高等教育功能，成为纯粹的知识工厂或专利公司。

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大学里不同学科的知识面临不同的挑战。对于那些以发现为目的自然科学而言，专利可能是对其知识进行保护的重要形式。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专利的保护较弱，与知识产权制度有关的更多的是版权问题。与那些技术上有用的专利需要研究者转让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并不拥有完全的版权，所能获得只能是“稿费”或“版税”。这种学科的差异也导致了今天的大学里，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一些高新科技领域，譬如生物技术、微电子、制造业、材料科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将大学研究作为产业投资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为了“招揽”生意，拿下巨额的研究合同，很多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不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专门为企业提供高科技的研发服务。在大多数交易中，为最终研究成果申请知识产权都被大学作为对于产业界的慷慨承诺，即便这些知识产权的研发资金并不完全是产业赞助[2]（P26）。此外，以专利权作为智力资本投入，近年来以学科为基础的公司正在世界各地出现。这些公司既类似于大学的实验室，但又是独立法人，与大学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一方面这些公司可以将大学里的专利转化为产品，另一方面大学里的科学家也可以在公司里从事可以申报专利的研究开发工作。对于大学引入知识产权制度，举办学科型公司，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表面上看，借助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转利申请、转让或开发，大学可以利用自身的科学研究成果实现“盈利”，缓解财政危机。但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从学术性研究中获得利润的前景从来没有改变过”[2]（P222）。真正通过专利体制垄断知识产权而获得利润的只会是那些企业赞助商而不是大学。对于大学而言，在知识产权制度下，来自外部的资助确实有所增加，学科公司也的确可以实现盈利，但大学的财政危机状况并没有因此明显好转。相反，在利益的诱惑下，大学却要面临基础研究任务的转移，高深知识自由传播的受阻以及公共性和教育性的危机。

今天，由于知识生产制度处在变动之中，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大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其内部的学科建制完全植根于西方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的驱动力（全球本土化）的出现，传统的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预测。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由于“知识悖论”的存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能否统一仍然充满变数。在专利体制中，由于高深知识的本质和用途发生了变化，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必将受到质疑。同时，在信息技术时代，由于知识传播和复制的极大便利，以印刷文化为基础的版权制度也面临挑战。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倒会违背专利体制的初衷，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专利体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为工业化的世界提供了支持。如今，必须调整其以满足明天的后工业时代的需要”[3]（P9）。在后工业社会，当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及学科制度相互镶嵌在一起时，大学所挑选知识的标准应是教育价值还是经济价值？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大学是转型成为知识的工厂、专利的公司，还是重建为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历史上看，虽然对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学对于知识的挑选始终有着不变的标准，即大学里的知识要具有教育性，要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即大学教育要使人成为人。但今天由于功利主义盛行，大学里高深知识的教育性，尤其是人文教育的价值在不断被削弱。在专利体制下，知识的经济性以及应用性显著增强，教育不再是一个高级词汇[9]，科研活动却成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舞台。科研经费的多少，而不是知识生产的质量，逐渐成为大学科研评价的指标。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大学对于外部经费的追逐很容易超越必要的限度。科研的创新固然需要经费的支持，但经费的多寡绝不能直接决定知识生产的创新性。除经费最大化外，专利化是大学科研评价中的另一个误区。专利制度的建立的确为大学带来了外部资源，但同时也损害了大学的公共性。专利体制“分散大学本应在公共知识方面做出的努力，”“转而致力于有益于出资人的秘密研究”[8]（P221）。专利体制对于大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在短期内也许很难看出，但一旦这种体制在大学中生根，大学的公共性将不可逆转地被侵蚀。大学将成为私人的“知识企业”，高深知识将成为可交易的“商品”，科学家将成为学术资本家或知识掮客。

总之，传统上大学因为没有特殊的利益冲突，被认为能够更多地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展科学研究。这也是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能够被政府允许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学理由。但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大学组织的自利性逐渐凸显，知识的公共性逐渐被私人化所取代。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如果不加控制，现代大学会逐渐沦为知识企业。虽然以知识自身为目的不再可能，但放任知识以利益为目的也非常可怕。如果说早期知识的生产是为了有闲阶级，那么今天的知识生产则是为了有钱阶级。有闲阶级掌握知识主要是为了真理，有钱阶级占有知识则只是为了利润。今天全球范围内金钱逐渐控制了知识的生产，真理也不再是大学存在的主要目的，“专利权被视为共享知识的催化剂”[3]（P3）。在这种背景下，大学以及知识的本质、作用和价值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符合大学以及社会的总体利益、知识产权体系中产权制度对大学知识生产的激励是否有效都尚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知识产权带给大学的仅仅是会计学意义上的经济利益而损害了其公共性；如果产权制度下传统学科制度的瓦解没有促进知识的原始创新反而加剧了科学的技术主义和学术的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制度就必须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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