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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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三、结语：

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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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宏观调控体制

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借鉴与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宏观调控的相关知识，包括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学派，使我国从分认识到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相互关系，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国宏观调控体制主要是指我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管理，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考虑，通过各种手段，主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管理和控制，促使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作用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方式，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有着很多无法通过自身调控的不足，例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无效，对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很大波动，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资源的市场配置无法充分发挥。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调整，如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区域发展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所以，在发挥市场在配置的作用时，必须进行从宏观上进行调控，才能弥补市场经济自身的不足，使市场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从我国体制来说，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起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科学的调控分配，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益，促进社会的更加公平。当前，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经济运行中仍有很多问题存在，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实施宏观调控中，要不断改进和修改，结合实际情况，适应新环境的变化要求。

三、我国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

1、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针对我国目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取得很大的成效。对于部分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行业结构不合理、通货膨胀等问题，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减少货币供应量、消减财政赤字、减少地方债务发行规模等措施，达到对行业不合理的盲目投资问题的治理，从而道道经济结构的优化，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要注重二者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

2、及时调整财政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人员就业状况。目前，我国存在劳动力充足过剩现象，对于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财政政策及时调整，改善就业难现象。具体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建立针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培训，提升技能，保证资金的专项专用，保障未就业人员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与相关部门协商，设立专门的资金，鼓励和重点扶持一些对社会就业贡献较大的企业，并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并能逐步增加就业人员。最重要的话，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达到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3、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是社会更加公平。当前，我国税收主要针对生产和经营环节，整体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当局限。政府应该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完善相关的税收体系，对收入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当前社会巨大的贫困差距，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4、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对于金融体制，一方面是改革，一方面是完善，通过对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保证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为宏观调控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政策的引导，顺利传递到微观主体上，保证调控的效果。

5、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通过对产业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引导，保证产业发展的正确性，防止盲目跟风、重复投资现场的出现、产业政策的制定要包括很多方面，如产业结构、产业规划等内容。对于产业发展过程出现过快过热的情况时，可以积极运用金融和财政政策，合理控制，达到合理发展范围内。并通过科学的政策引导，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使整个产业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6、注重区域间资源互补。政府应该针对各区域的特点，进行优势互补，使整体得到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落后较大，但近年来，各地都纷纷上马很多项目，和地方财政相结合，区域间的竞争更大，而合作较少。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要及时控制把协调，防止地方盲目过分发展，可以在政策方面对中西部进行相应的扶持，引导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协调共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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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宏观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F123.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5-0023-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近年来，曾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也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2007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和股价的暴涨，大家对流动性过剩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解决好流动性过剩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流动性过剩的内涵

流动性最初是指商人对其企业资金流动周转可持续性的一种关切。凯恩斯最早将这一微观层次的商业概念提升到宏观层次，并作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加以说明，构造了“流动性陷阱”这一概念，认为金融投机者害怕在非金融资产上遭受资本损失因而持有货币（流动资产）。[1]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我国学者们对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也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如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市场流动性过剩、经济流动性过剩等。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是指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过剩，即俗话说的“钱多”。它描述了由于中央银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出现的经济态势，具体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走高、社会可用资金出现大量的剩余和资产价格上升等宏观经济现象。

二、流动性过剩出现的原因

1.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外汇占款增加是流动性过剩的源头

由于全球范围内持续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出现了全球化的流动性过剩现象。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2001年的6.5%降至2004年的1%，并且一直延续较低的利率政策。欧洲央行也随之降低了利率，日本甚至实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零利率政策。[2]至2006年10月份，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0.1万亿美元，到现在为止仍在持续走高。香港金融当局统计2006年全球最大的流动性对冲基金资产已经达到一兆两千亿美元。国际流动性规模之大增长之快前所未有。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作用，资本的逐利性推动了国际流动性向国内大量流入。在现行的结售汇和人民币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承受着沉重的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渐进走势，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大规模的干预外汇市场，向市场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从而造成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其中非贸易顺差的外资流入又是重中之重。2003至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贸易顺差额为3,369.5亿美元，仅占43.2%，同期的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要投入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按照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形成了18.2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广义货币16.1万亿元还多出了2.1万亿元。[3]因此货币供应量一直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持续不减。

2.国家储蓄率迅速增长是流动性出现的主要原因

自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过高并且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国民储蓄由居民部门储蓄、企业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组成。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使居民部门储蓄率呈现出长期逐步下降的趋势。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收入仍然有很大提高，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因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居民收入绝大部分用于了储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住房、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给居民带来了较重的负担。个人消费必须面对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截至2006年底，已上升到4.6%。企业部门储蓄率持续走高。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我国企业部门储蓄率不仅高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企业部门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利润。从改革开放的近30年的历程来看，企业部门获得高利润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廉价的劳动力与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是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作用形成的。[4]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自本世纪初开始了迅速的增长，2006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近年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强化，其直接投资水平和资本转移水平都有所提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针对生产和流通活动征收的税费收入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针对企业和居民征收的所得税均有所增加。[5]在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迅速膨胀，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造成了政府储蓄率的持续增长。

3.宏观调控无力也是形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首先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及时的发挥作用。众所周知，储蓄利率过低则会加剧流动性过剩，但是宏观调控一直没有改变实际储蓄利率为负的现实。还有就是在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阴影开始逐步上行的时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迟迟没有转向，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持续向经济中投放大量货币，导致现在无论是实体经济部门还是金融部门都持有大量的流动性。其次宏观调控工具使用过于单一。央行常规性地频繁地使用利率工具，忽略了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调控工具的使用。利率工具的频繁使用会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冲击刚刚改革后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使用存款准备金不仅可以直接回收流动性还可以通过货币乘数提高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同样央行票据的使用不仅可以消化过剩的流动性，还可以通过定向票据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亿达到维持一定幅度的中美利差的目标。[6]再次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缺陷。货币传导中存在渗透现象效应，大量货币不是被传导并作用于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实体环节，而是渗透到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这些渗透的货币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就会通过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回流出来，造成流动性过剩。[7]

4.经济区域结构和金融结构失衡是出现中国特色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

我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与国际流动性过剩有密切的影响，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为个别区域和领域的绝对过剩与经济结构发展问题的相对过剩并存。例如：城市可使用资金过多，而农村则是流动性紧缺；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发达地区的流动性过剩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流动性紧缺并存；股票、房地产等领域的绝对过剩和自主创新领域的资金短缺并存[8]。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不全面不均衡造成的。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资金融通配置上，城市占80%，农村占20%，国家对农村去多予少。尤其在金融政策上，牺牲农村的部分利益，借以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实行农业对工业的“哺育”。其实这也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具体要求，虽然现在国家开始了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工业对农业反哺，但是历史后遗症一下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为了使东部沿海地区先富裕起来，经济政策对沿海地区大力的倾斜。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失衡。虽然国家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但是投资环境的差异，资本习惯性的投资于东部，东部沿海地区流动性压力较大，而中西部仍缺乏资金。金融结构失衡，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如金融产品单一，投资渠道有限，导致储蓄存款非正常的增长；货币市场资金积压，资本市场资金短缺；社会资金供给机构和社会资金需求机构不适应等。这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投资者降大量的资金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绝对流动性过剩，股票和楼盘的价格持续走高，甚至出现了资产泡沫。

三、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思路与措施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坚持“市场为主、综合配合、多少互补、标本兼治、协调解决”的思路。“市场为主”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资源基础配置作用来实现。“综合配合”是指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政策等相互配合，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多少互补”是指根据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金融结构不平衡造成流动性过剩的现实情况，要使资金从多的部门、地区向资金较少的部门、地区流动，实现资金在全国的资金大水库中有多向少顺利流动，实现多少互补。“标本兼治”中标是指外汇储备过高，本是指过高的储蓄率，内需消费不足。“协调解决”是指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综合比较解决前后各种具体措施所需的成本和带来的效益，从长远和全局出发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建议的具体措施如下：

1.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疏堵结合

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推动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和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首先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给出更全面、精确和更多信息量的定义，继续有序有效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将原来集中由货币当局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化为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企业与居民够共同持有的格局。在外汇资产投资方面，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功能，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设立若干与汇金公司类似的专业化外汇投资机构，形成其它官方资产的外汇使用投资安排；疏是指疏通内部流动性向国际市场的回流的渠道，释放内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让国内过剩的流动性重新回到国际市场。堵是指堵住外部资金向国内流入的渠道，缓解流动性继续向国内流入。例如根据市场规律的要求，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真实反应外汇市场资金需求的外汇形成机制，消除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此外还要做大国内资产水池的容量，使之可用容纳更多的流动性，防止资产泡沫的扩大。

2.削减储蓄，刺激消费

面对我国储蓄过大和储蓄投资差额过大的现实情况，既需要采取一般性的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又需要采取特殊的政策削减过大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如，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这样既可以使一部分企业和政府的储蓄投资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公益事业，又可以使居民减轻疾病、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带来的的后顾之忧，放心地支出消费。增加低收入阶层职工收入工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提高我国普通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能力，培育广阔的国内需求市场。按照国资委的部署和要求，实行国企利润分红，要求部分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减少企业存款。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挥BOT投资方式的优点，利用企业和政府过剩的资金进行基础设置建设，改善投资、生产和生活环境等[9]。

3.宏观调控、均衡发展

实行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继续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央行继续实行宏观调控，加大紧缩力度，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防止出现上世纪美国出现的经济“滞涨”状态，加快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央行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扩大公开市场操作，扩大交易对象和交易工具，搭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机制。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应相互配合，根据经济运行形势变化，适时准确的进行宏观调控，避免政策操作的偏差。改变经济结构尤其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的局面。和完善股票市场，发展多元化机构投资者，发展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公司重组和公司上市的管理机制，健全债券发行管理体制，积极发展保险市场、期货市场信托市场等金融市场。[10]积极贯彻实行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实现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促进国家各个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碧峰．流动性过剩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3）．

[2]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支行课题组．关于存差问题的再研究[J]．上海金融，2006，（4）．

[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N]．北京，1999-2006．

[4]任碧云，王越凤．中国流动性过剩原因辨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2）．

[5]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00六年第二季度)[N]．上海证券报，2006-08-10．

[6]Federal Reserve Bank.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rm,Purposes& Functions[J].9th Edition,June 2005．

[7]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117－118．

[8]夏斌，陈道富．中国流动性报告[J]．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7．

[9]唐双宁．关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初步思考[J]．经济研究，2007：7-9．

[10]黄达．金融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138．

On the Surplus of Fluidity

Xie Haiyang，Zheng Xiangq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33003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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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地位

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地位，即产业结构调节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位置及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问题。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者已注意到了产业结构调节法的作用，并将其归入到宏观调控法体系之中，但却未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笔者以为，对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正确定位，既关系到对该法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的正确认识，更关系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法体系的正确认识。而产业结构调节法定位于宏观调控基本法，则是由于我国经济与法律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法律作为记载和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定形式，与其产生的经济原因互为因果。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法律要求即对法律体系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看，曾经存在过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前者是由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以决定经济组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中心问题的经济组织模式；后者则是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的制度。[2]与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产生了两种资源配置的法律形式：一种是资源占有者依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决定资源的利用和交换，此时的法律表现为保证资源占有者自由利用和交换的规则即民商法，它主要是保护市场主体对资源配置的个别意志；另一种是由国家设定资源配置的框架，决定资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此时的法律表现为以命令和服从为特征的计划法体系，它体现的是国家对资源配置的一般意志。实践证明，这两种法律形式都存在缺陷：传统的民商法无力治愈“市场失灵”，无法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传统的计划法则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公民和法人的经济行为，也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因此，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机制的选择与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于是才产生了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产生了经济法这一新的法律部门。然而，不同国家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及其法律制度的重点却是不同的。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在其市场经济较为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选择了“混合机制”，即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法和经济法双重调节体制。[3]在这种体制下，私有制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4]选择这种体制的结果是各国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立法，“政府在宪法上的权力被广泛地加以解释并被用来‘维护公共利益”和“监察’经济制度。”[5]与之相反的是，在过去以计划经济体制著称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要运用市场调节机制改革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变过去那种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延伸至公民和法人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政府经济行为，改变资源占有者的意志被行政命令所剥夺的局面。这种改革要求必须承认资源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承认价值规律，其结果是强化民商法的建设，对政府的经济职能重新定位，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再是无处不在，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改善政府的经济职能。

从以上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经济立法的特点和宏观调控法律手段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法均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均要实现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但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却是大相径庭的。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模式大致相同的国家，也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别而产生不同的宏观调控法体系。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法国以计划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手段，德国以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为核心，日本则以企业和地区振兴法为主要法律措施，并且各国均围绕宏观调控基本法，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宏观调控法体系。而在中国，则应建立以产业结构调节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体系。

所谓宏观调控，一般是指政府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和外汇收支总量的调节与控制。也有人将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稳定增长，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6]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履行必要的经济职能，诸如制定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督和管理；直接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等。[7]在政府的经济职能中，调节产业结构是其核心职能，即通过政府的经济行为影响资源的配置，保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趋于社会总体目标。产业结构调节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一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能，更是直接影响到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就业、收入的公正分配乃至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所以，产业结构调节是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宏观调控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产生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一般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共同存在，而与该国的发展阶段无关。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为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经济法的共性，可以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诸多共同法律手段。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阶段的因素又是不容忽视的。各国如何针对自己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选择主要的或基本的宏观调控手段，便成了十分现实的问题。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致使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潜在比较优势与结构效应靠市场的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发挥出来，本应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因为发育不足而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的任务，即通过政府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来超越某些发展阶段，缩短超越过程。而政府创造条件的指向有三：即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倾斜、部门倾斜。[8]政府“组织”与“利用”方式的核心则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现存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我国，结构与效益始终是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两个转变”所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结构调整是前提，效益是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结构矛盾的缓解，结构效应的发挥对于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具有特殊意义，它当然地成为了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最基本任务和最主要手段。我国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出台的各项产业政策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与之相适应，根据我国产业结构成长的特点，确立政府有效推动结构成长的措施，调整政府与企业在产业结构调节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业结构调节法，当然地应该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法体系中的基本法。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法确应成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因为离开了计划（尤其是指令性计划），整个经济将无法运行。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计划法所存在的调整手段和调整对象单一、忽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计划必须具有强制执行力等缺陷使其不能胜任宏观调控基本法的重任，必须建立起以产业结构调节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体系。只有以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宏观调控基本法，才能针对我国市场发育不足的矛盾，正确地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建立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实现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

如上所述，我们将产业结构调节法定位于宏观调控基本法，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对法律的要求所决定的。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它具有与经济体制发展密切联系的特征，产业结构调节法也不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地位可能会因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基本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而发生变化，但在现阶段乃至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宏观调控法基本法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二、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宗旨

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宗旨，是指产业结构调节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它是产业结构调节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于这一目标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加深对产业结构调节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的理解，有助于深入认识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也是研究产业结构调节法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产业结构调节法是经济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立法宗旨当然应符合经济法的整体目标，建立在经济法的立法宗旨之上，或者说是经济法立法宗旨的具体化。如果将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概括为：“通过协调运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基本人权，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9]那么产业结构调节法的立法宗旨则应为：通过运用各种调整手段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在西方产生之始即以弥补传统民商法以及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为己任。这一方面是弥补民商法在自由主义状态下医治市场失灵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弥补行政法为保障自由主义而过分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的不足，从而广泛地建立经济管理机关并赋予它们以较宽的行政权和较大的裁量权，以保证政府经济职能的顺利实现。而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民商法极不发达，行政法也因其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特殊性质而并不具备西方国家传统行政法的真正意义。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和研究的经济法，并非以运用国家权力调控和规制市场为己任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建立真正的经济法或新经济法。这样一个新经济法要求改善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正确认识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确立政府经济行为的间接调控与计划指导原则，以调控基本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基本目标。而调控经济结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也正是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基本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产业结构调节法的立法宗旨与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应该也必须是协调一致的。

产业结构调节法乃至整个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必须依靠民商法、行政法的密切配合。简言之，都必须有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能使政府与市场在现实运行机制中产生某种互补性，是两者耦合的直接目的，但这种互补并非自动实现的。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以什么方式耦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行为主体（政府机构）与市场行为主体（企业）的存在方式与行为方式，并且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划分的。 因此，政府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相当主动的地位，法律对政府行为以及企业行为的调整与两者作用的发挥意义重大，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将直接关系到互补的成效。一般认为：从运作功能上讲，市场机制的基本功能是配置资源，政府行为的基本功能是解决资源利用问题，资源是否充分利用的标志，主要是经济运行的稳定与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可见，在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主要处于资源配置的过程，这是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本方面，而政府行为主要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趋于社会总体目标。产业结构调节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必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为首要目标。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既然是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所要实现的经济目标，也就必然要采用一定的运作形式，尤其是在确立政府行为主体与市场行为主体的存在方式与行为方式方面，要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产业结构调节法。它正是通过规定各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政府行政经济职能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体现政府对于市场机制的主动作用，体现政府对于克服市场机制缺陷的决心与意志。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还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是产业结构成长和充分发挥结构效应的必要条件。但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社会经济个体凭借自己对市场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来配置资源，极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利用效率低下，继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因此，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节方面的主动性，采取各种间接调控手段和引导措施，促进结构优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奠定坚实的基础。

产业结构调节法只有实现了在资源配置和利用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互补的目标，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其更深层次也就是经济法的最终目标：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一方面是通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则在调控过程中注意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兼顾公平与社会公共利益，调控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个体，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中宋的。 由于其逐利行为可能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产业结构调节法在运用各种手段调整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消除个体营利行为的不良影响，保护社会公益，以免各种非法的、不当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以保证经济法最高目标的实现。

三、产业结构调节法与其相关部门的关系

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法律以及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手段，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被认为是产业政策，有时被视为是计划法、基本建设投资法，甚至是企业法的内容。这种混淆，一方面是对产业结构调节法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对这一法律规范群的研究。因此，必须理顺这些关系。

（一）产业结构调节法与产业政策

所谓产业政策，一般是指关于一定时期内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和措施。产业政策一般包括在产业之间促进资源合理分配的政策一一产业结构政策，在产业内部促进组织结构合理化的政策一一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中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一一产业技术政策以及财政、金融、进出口、劳动工资、企业整顿等政策。[10]从产业政策的概念及内容不难看出产业结构调节法与产业政策的下列关系。

产业结构调节法与产业政策都是旨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措施。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措施：

1.产业政策是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的政府决策体系，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标和措施。产业结构调节法是以产业结构调节关系为对象的法律规范体系，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及调控手段，体现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

2.产业政策通过具体规定实现其目标和设想的具体措施、具体的指标体系，以切实保证政策的实现。而产业结构调节法相对则较为抽象和概括，它是对产业结构调节的原则、调整方法和手段的规范化、制度化，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普遍适用性特征。可能会产生各行各业的产业政策，但不可能产生针对某一具体行业的产业结构调节法。

3.产业政策的时间性、灵活性更强。产业政策作为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一般而言，其实施的时期不宜过长，而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修改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规定产业政策原则和方法的制度体系，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修改也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二）产业结构调节法与计划法

计划法通常表示两种含义：其一是国家用计划方法干预、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规范；其二是确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在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以及调整它们在编制、审批、执行、检查和监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过程中所发生的计划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第一种意义上的计划法，主要是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为实现一定的计划内容，由立法机关颁布的专门法律；第二种意义上的计划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法律手段，其内容包括计划法的目的、任务和基本原则，计划指标体系，综合平衡原则和方法，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编制、审批程序，计划法律责任等。计划法与产业结构调节法在立法对象以及立法目标方面存在着共同性，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但两者也存在着重大差别：

1.调整对象不同。计划法的调整对象为计划关系，其产生的基础是计划经济，尤其是过去我国的那种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延伸至公民和法人的微观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而产业结构调节法的调整对象是产业结构设置关系，其产生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

2.法律关系客体不同。计划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单一的计划行为。而产业结构调节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行为和与人身相联系的精神财富或非物质财富。

3.调节手段不同。计划法的调节手段主要是规定计划体系、指标体系以及计划程序。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手段则相当多，有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财政手段、金融手段、直接干预手段、政策手段、行政指导手段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手段的运用是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为前提的。

（三）产业结构调节法与投资法

投资法是关于调整国家、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在投资过程中所发生的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产业结构调节必然会引起投资方向、投资规模的变化。 因此，产业结构调节法与投资法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调节法对投资法具有指导作用，投资法与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协调也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实施。它们的区别在于：

1.调整对象不同。投资法的调整对象是投资关系，主要是投资过程中所发生的管理关系、借贷合同关系和货币监督关系。而产业结构调节法的调整对象是产业结构设置关系，其调整对象的范围远比投资关系广泛和复杂。

2.主体不同。投资法的主体为投资者与被投资者及其监督管理部门，其主体双方都是不特定的。产业结构调节法的主体则是国家或政府与接受调控者，其一方当事人是恒定的，双方不得变更，也不得选择。

3.产业结构调节法从效力层次上看应该是投资法的上级法。为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资源配置的优化，国家和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对于投资方向、投资结构、投资比例等投资关系进行调控，促使经济向预定的方向发展，是政府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这种对投资的调控又必须与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相结合。因此，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对投资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投资法必须依据产业结构调节法宋制定，并充分注意与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产业结构调节法与企业法

企业法是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活动以及企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与企业息息相关。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需要通过企业加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活力、企业的规模结构、企业的组织结构、垄断与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企业既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也是组成产业结构的基础单元，因而必须正确处理企业法与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关系。

1，企业法与产业结构调节法分属于经济法的两个子系统，企业法属于经济主体法的范畴，产业结构调节法属于宏观调控法的范畴，其调整的对象、内容、客体、手段都有很大的差别。

2.产业结构调节法通过对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布局等的干预，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产业内部和企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有时为实现产业调节的目的，国家也会直接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干预，加速产业结构的转换，以优化产业结构。但是，国家产业结构调节法并不能直接取代企业法，它只是对不同产业的企业形式及组织结构提出原则要求，具体的企业组织制度、设置程序及条件、企业的具体权利义务都应由组织法加以规定。

3.产业结构调节法作为宏观调控法必须注意处理与企业法的关系，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重点，克服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产业结构调节法的许多制度是通过扶持特殊行业或企业得以实现的，但扶持过度则可能产生这些行业或企业对政府的过分依赖，反而丧失了活力。因而，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激励机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条件。这就需要企业法对企业的主体资格与权利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使企业获得市场竞争的良好条件，从而充满活力，能够对政府采取的各种产业结构调节措施或激励作用作出积极敏锐的反应。

    注释：

[1] 参见吕忠梅：《产业结构调节法初探》，《法商研究》1994年第6期，第5-10页。

篇5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2-03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 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 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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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需求结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

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贸易净出口结构三个方面。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求结构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渠道主要包括影响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中国需求结构的特点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和效果，需要选择合适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影响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是指政策预期要达到的效果；政策工具是政策实施的手段和方法；政策主体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需求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三个方面的作用，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一，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结构的不完善和存在的问题必然要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应调整，尽可能的促进经济结构的协调；即通过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目标而影响政策制定。其二，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进而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即通过影响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来影响政策制定（见图1）。

（一）三大需求相互之间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大需求结构是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主要是指三者比重的关系，包括有：消费占比高的结构、投资占比高的结构以及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以下从三种不同的结构分析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消费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当一国国民经济从需求结构角度分析，存在消费占比高的情形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CPI）等，也需要考虑降低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均衡增长，调整需求结构本身成为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对于消费的调节能够更加显著的影响国民经济，政策工具会更多针对消费，如消费税、增加居民收入等都能够直接起效，而政府支出政策如政府采购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会较弱。货币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利率等针对消费的调节措施效果更加显著，能够更好的传导并影响经济增长，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的作用效果会稍弱。

2.投资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同样的，当一国国民经济中投资占比很高时，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在维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必然会考虑促进投资比重的下降，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单方面过度依赖。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就财政政策工具来说，当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时，针对投资的税收调节效果会更加显著，其他针对投资成本变动的政策措施都会具有更好的效果。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措施对于投资的影响较小，在这一需求结构下会较少采用。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说，若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利率措施会直接影响投资的融资成本，对于投资的影响显著，进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加突出；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并不是直接针对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工具，对于投资以及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有限。

3.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表示的是出口减进口之差，净出口占比高说明了两点：一是贸易顺差规模大；二是出口或进口的规模较大。净出口占比高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影响是，除了考虑基本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还要考虑扭转净出口占比高的状况，目标中多了优化需求结构的选项。

政策工具受到的影响方面。首先是财政政策，对于贸易和进出口的征税以及贸易限制和壁垒措施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较大，能够更好的起到调节经济增长的目标。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工具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小，政策效果有限。其次是货币政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都不是直接针对贸易进出口，可能政策效果有限，而能够影响到汇率的措施对贸易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显著，政策效果更佳。

（二）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指在消费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消费产品类型的结构。整体上划分为两种类型的消费结构：基本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和高档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

1. 基本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基本消费品占比高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中会考虑提高消费的质量和层次，鼓励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财政政策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货币政策更多关注物价稳定。财政政策工具方面，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都能够起到直接的效果；而政府采购措施对于消费的影响较小，政策效果也有限；同时，如需调整消费结构，可以通过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差别征税实现，如降低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有利于提高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利率措施对于消费的作用显著，政策效果较好，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对消费的作用有限，政策效果较差。如果希望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差别消费信贷利率进行调节来实现。

2. 高档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高档消费品占比高时，这种情况说明一国的消费层次较高，但也有可能是该国消费存在非理性，追求高档物品的消费。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上，除了传统的宏观调控三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也会考虑对消费结构的优化调节。在财政政策工具上，同样的，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能够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优。如果希望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不同商品消费税率的差别制定来实现。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直接影响消费，因而具有更加显著的政策效果，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效果比较而言会较差。要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可以通过差别消费税率实现。

（三）投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结构主要包括投资的主体结构，如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构；以及投资的行业产品结构，如哪些是重点投资行业。以下分别分析不同投资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投资的主体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主体结构分为政府投资占比较大和私人投资占比较大两种情形。

一是当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的三大目标外，还会考虑调节投资结构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上，更多使用直接作用于投资的措施，如投资税收、政府支出的变动。如果需要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可以考虑减少政府支出，或者提高政府投资的税收税率水平。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有限；若要转变政府投资占比过大的局面，需要采取差别利率政策实现。

二是当私人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样会增加优化投资结构的内容。政策工具上，基本与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情形相似，不同的是，当需要优化私人投资占比较大的结构现状时，差别政策需要更多针对私人投资。

2.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划分为例。

一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三大目标外，也会根据情况考虑投资的行业和产品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上，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效果最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转移支付和针对其他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的政策效果较差，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较小。货币政策工具上，能够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起到的政策效应较大，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有限。

二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可能也会兼顾投资的行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政策以及政府支出政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而非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措施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的作用效果有限。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更能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是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效果有限。

（四）净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有顺差和逆差的不同；二是出口结构，主要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结构等；三是进口结构，同样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进口产品结构、进口来源地结构等。

1.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影响

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分为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两种类型。

一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顺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正。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外部经济失衡，并运用相关政策工具进行调节。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对于出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大，而对进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小。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财政政策方面，对于进出口税收的调整（如关税水平和进出口退税措施）能够影响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货币政策方面，顺差情况下，利率调节的作用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看国内其他状况，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果也较少受到贸易顺差状况的影响，故而顺差状态较少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形成影响。

二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负。对政策目标的影响上，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通常不会直接针对贸易顺差和逆差，但也会兼顾考虑贸易差额的调节。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影响上，针对进口的措施会较多的影响国民经济，因为其总量较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多。具体到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逆差的贸易结构对政策工具的直接影响较小，需要结合国内经济结构才能够影响政策工具效果。

2.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出口结构按照不同的类型划分可有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出口市场结构等。整体上，出口的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如果结构的失衡较为严重，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结构失衡的纠正。而出口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政策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朗，作用渠道也较为间接。

3.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一般可分划分为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结构、进口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政策目标较少受到进口结构的影响，但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政策工具受进口结构影响的方向不确定，也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的需求结构

对于中国的消费结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的消费结构

中国的消费支出整体上在逐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加快增长阶段，而从21世纪开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1年中国消费支出228561.3亿元，而2001年的中国消费支出仅有66933.9亿元，2001-201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24.1%。1991年中国消费为14091.9亿元，1991-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为37.5%；而1981-199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31.9%。1961-198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1.9%（见图2）。

按照消费主体划分，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占据主体地位，其增长和变动趋势与政府消费更加趋同和一致。从时间动态变化看，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差距在不断增加，且从1995年左右开始这一差距快速增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居民消费支出164945.2亿元，政府消费支出62616.1亿元，居民消费支出是政府消费支出的约3.7倍；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72.2%，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27.8%（见图3）。

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的结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多于农村居民消费，占据居民消费的主体地位，且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两者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以具体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7394.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27550.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约3.4倍，两者支出的差是90156亿元；而在199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是4683.1亿元和4767.8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1倍，两者相差84.7亿元（见图4）。

按照消费产品划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首先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食品类、居住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医疗保健类支出是主要的消费支出，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类消费支出37458.5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29.37%；居住类支出21596.2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的16.93%；交通和通信类支出14624.1亿元，占比11.5%；医疗保健类支出12590.7亿元，占比9.9%。其次分析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的支出结构相似，食品类、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以及交通和通信类是主要的消费支出产品行业；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类产品的支出比交通和通信类产品支出高，这与城镇居民正好相反。同时，农村居民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随时间推移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以2011年数据为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消费支出13989.2亿元，占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7.4%；居住支出5792.3亿元，占比15.5%；医疗保健支出4609.9亿元，占比12.3%；交通和通信支出3631.2亿元，占比9.7%（图5）。

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支出进行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每项产品上的支出都比农村居民多；农村居民在最基础性产品（如食品、医疗保健等）上的支出份额更大（见图4）。说明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

总体上，中国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呈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消费主体结构上，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政府消费，且两者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农村居民，且两者的差距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消费产品结构上，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医疗保健和交通运输等，消费的层次不高；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层次要高于农村居民。从现实的数据比较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层次不高，基本停留在基本需求消费的阶段，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另外，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消费的层次和结构在不断提升和优化。

（二）中国的投资结构

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中国的投资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01年之后的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投资的增速仍然在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投资1599.7亿元，1990年中国投资6747亿元，1980-1990年间年均增长32.2%；2000年中国投资34842.8亿元，1990-2000年间年均增长41.6%；2011年中国投资225006.7亿元，2000-2011年间年均增长49.6%（见图6）。

从资本形成类型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是总投资的主体，其增长趋势与总投资高度一致，且增长速度很快；存活投资增长缓慢，基本较为稳定，占总投资的份额小且份额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减小。以2011年的投资结构数据为例，固定资产投资213043.1亿元，占总投资的94.7%；存货投资11963.5亿元，占总投资的5.3%。而在199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4827.8亿元，占总投资的71.6%（见图7）。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约来越大，而存活投资所占比重在逐步下降。

从分行业的角度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我们以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分行业数据分析投资的行业结构①。在分行业的投资情形下，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但信息、零售、餐饮和金融等新兴服务产业的投资增速更快。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70849亿元，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8.5%；房地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37294.8亿元，占比25.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3074.9亿元，占比8.9%；采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8139.1亿元，占比5.6%；这四类行业的新增投资占总新增投资的88.5%（见图8）。中国投资分行业结构随着时间变动也在不断变化，制造业的所占比重在增加，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三）中国的出口结构

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

中国出口整体上稳步增长，且增长速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提升，增速与进口相比更快，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出口仅有181.2亿美元，到1990年增长到620.9亿美元，1980-1990年均增长24.3%；2000年出口2492亿美元，1990-2000年均增长30.1%；2011年出口18986亿美元，2000-2011年均增长66.2%（见图9）。

从贸易方式不同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规模自从1995年超过一般贸易后，一直处于略多于一般贸易规模的状态，直到2011年一般贸易才略超过加工贸易规模。在1995年之前，中国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且一般贸易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5年左右，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一般贸易。以具体数据为例，2010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7403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7207亿美元，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多出口196亿美元；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8354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9171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比加工贸易出口多817亿美元（见图10）。

从贸易类型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国货物贸易的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同时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但却是服务贸易小国；而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8983.8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824.3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额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0.4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比的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服务贸易；但2006年之后到201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比不断下降，也即服务贸易增速开始快于货物贸易；2011年货物贸易增速又快于服务贸易（见图11）。

从最粗略的出口产品类型分析出口结构。将出口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远远大于初级产品，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快于初级产品，两者之间的差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1005.5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17978.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17.9倍；而在2000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254.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2237.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8.8倍（见图12）。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加也说明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这些数据事实也说明了，中国的出口质量和出口产业分布的层次在逐步提高和趋于合理。

（四）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结构

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规模上，消费规模最大，其次是投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随着时间变化，投资的规模已和消费相当，出口规模大约是消费和投资的一半；在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上，投资和出口增长更快，而消费增速相对较低。以三大需求占GDP比重的实际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为49.1%、投资占GDP的比为48.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6%、出口占GDP的比为26.5%；而在200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2.3%，投资占GDP的比为35.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9%（见图13）。

从三大需求（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看，消费和投资贡献相当，而净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消费和投资比较而言，消费对GDP的贡献总体上略高于投资。时间变动趋势上，消费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投资贡献率有逐步上升趋势，而净出口贡献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很大下降。以2011年实际数据为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5.5%，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48.8%，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3%；在2000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5.1%，投资贡献率为22.4%，净出口贡献率为12.5%（见图14）。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率看。投资对GDP的拉动率最高，消费其次，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较低。以2011年数据为例，消费对GDP拉动率为5.2%，投资对GDP的拉动率为4.5%，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0.4%；在2000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为5.5%，投资对GDP拉动率为1.9%，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为1%（见图14）。

综上所述，中国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

针对中国需求结构层面的具体国情，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应包括：一是促进消费，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措施可以包括减税、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体系建设等方面。二是适当减少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减少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中的私人投资比例。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减少政府直接参与生产和投资的行为，促进私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投资。三是将出口和进口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促进贸易平衡。同时适度减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可有的措施包括：促进进口，扩大内需，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参照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和效果的影响，结合中国需求结构的现状，以下几点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以及需求结构的优化都具有政策启示和指导价值。

（一）加强政府的市场规制和监督，减少直接干预

我国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较多，甚至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是有其优越性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需要逐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在宏观治理中更多加强市场规制和监督的职能，而减少直接干预的发展者职能。

（二）重视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

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宏观经济治理本身强调和突出长期增长，而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问题和短期的增长。因而，在宏观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要以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为方向，努力推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制定和实际治理过程中要有长远目标。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和制度建设

美国具有完备的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法律法规，能够很好的保障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执行。我国在宏观经济治理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上都较为滞后，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制和制度，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是强化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最根本保障。

（四）一些具体的启示

一些具体的启示主要包括：首先，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深化金融改革。同时，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其次，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是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三是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是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注释：

①由于中国存货投资所占总投资的份额很小，固定资产投资与总投资的增长趋势和水平高度一致，能够代表和反应总投资的情况；另外，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城镇比较，也相对很小，所以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能够反映总投资的状况。在数据缺失的限制下，使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分析总投资行业结构是一个次优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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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字：经济法社会性社会公共利益

一、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及价值

何谓“经济法的社会性”，学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笔者认为，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依笔者理解，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①]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民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保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显然民法和商法囿于自身的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新的法域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互相平等为前提的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即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公众。”[②]亚当？斯密曾断言，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成功的引导着自私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③]但“斯密对此完全没有证明，自1776年以来，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给予证明”。[④]事实上，实践却证明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大多并不能自发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还是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的法域，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根源。金泽良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协调性要求，认为，为了填补市民法所遗留下来的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状态，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并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通过‘国家的手’，实际的去弥补空白状态。”[⑤]“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的手’（代替‘无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⑥]这些论述，精辟的指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根源，并着力强调了经济法的社会协调性；换言之，即使是“国家之手”的运用，其着眼点仍是经济的社会协调性，而不是片面强调国家的意志或者利益，当然更非民法或者商法所竭力维护的个人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法的性质凸显。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并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主张，我国于80年代产生的所谓“经济法”在观念上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法，而是公法性质十分浓厚的经济行政法或国家经济管理法。由此带来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使经济法应有的社会利益本位异化成为“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把许多不属于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内容如合同法纳入到经济法里面，同时又把许多理当属于社会法体系的内容排斥在外……。中国应当充分意识到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这对于转变经济法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⑦]在此，笔者无意争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异同，以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是否合理，从作者强调经济法是社会利益本位的法而不是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的法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政府是仅仅把经济法作为其强化对经济的管理，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使其在“依法”的幌子下，“合法”的对企业施加非理性的干预和控制，满足自己的权力偏好；还是真正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又不致于过分限制私人自由及窒息私人活力着眼来设计经济法；显然是立法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题；这也是经济法正当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此乃自由传统的一项基本原则。”[⑧]经济法也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现实中，经济法的立法确实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倾向，在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措施，在设定市场主体义务的同时，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因此，尽管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法之法”[⑨]，“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来统制经济生活，具有权力干预权利的公法特征”；[⑩]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性而不是国家性，强调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管理法而不是国家经济管理法仍然意义重大，这将决定经济法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决定其命运和实施效果。

二、经济法社会性的体现

首先，从调整对象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性。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存在不同的学说，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调节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协作说和社会公共性说等学说；如果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些学说所展现的经济法体系和范围，则是基本一致或者正在趋向一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同时这种经济管理关系，又具有社会公共性。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还是宏观调控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前者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系，而主要着眼于构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后者则侧重于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关系，目的在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实现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它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行政权的作用，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中，管理性是外观表现，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其次，从调整机制上看，经济法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体现社会性。经济法既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11]经济法注重通过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以体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并保证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的实现除了依靠当事人自觉守法外，政府的监督和强制是经常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监督市场主体遵守经济法的义务；同时，在当事人出现违法行为时要求其纠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这在我国的经济法中表现尤为突出。经济法中也不排除民事责任，而这种民事责任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以补偿性为基本特征的损害赔偿。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所规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时的双倍赔偿责任，美国反垄断法上所确立的所谓损害额三倍赔偿及其判例法中确立的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均体现了不完全等同于民法的理念。这种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体现了立法者的政策考量，“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2]这种惩罚性的赔偿冲破了私法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强调惩罚、教育、安抚等社会功能，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性色彩。在经济法的实施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认为，经济法作为调整关系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经济关系的实体法，需要有与自己精神完全一致的审判程序。[13]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国家机关作为代表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使国家或者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将刑事责任引入经济法，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法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也是经济法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了经济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无疑，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与民商法主要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设立民商事法律行为，依靠当事人发动争议、法院“不告不理”的纠纷解决方式等调整机制相比，更为丰富和灵活，也是其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重要表现。

最后，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看，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也凸现了其社会性。与民法、商法不同，经济法追求在协调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法益结构。经济法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并将其作为自身保护的首要利益，具有进步性。“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14]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利益，适应了通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自然人、法人利益的需要。经济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法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衡平，而是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维护公平竞争也好，规范宏观调控也罢；其目标都是社会公共利益。“无疑，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建立一种秩序，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15].如果说，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或者“帝王原则”是诚实信用，则经济法的“帝王原则”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民法是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为其根本任务，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最能保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利益的平衡。经济法为公私融合之法，或主要为公法，无论是对于执法者的国家机关而言，还是对于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而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无疑最能实现经济法的目标。

三、经济法社会性的制度保障

（一）、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前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而实现交易的公正；价值规律主要涉及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卖方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6]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价值和价格的基本一致，竞争规律主要涉及卖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法律也致力于保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不受抑制或者破坏。对于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之前提的竞争规律而言，法律的作用在于提供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作为价值规律自身，其涉及交易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客体（产品或者服务）、交易媒介（价格）等诸多交易要素；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制交易主体的行为，规范交易要素，使交易符合价值规律本身的要求，从而实现交易公正的法律目标；因此，法律的作用表现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规制或者保护，并通过对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实现对作为交易要素的产品（或者服务）以及价格的规制。从具体的交易看，经济法只对交易的要素本身进行一般的规制，为当事人的公平交易设立最低的法律保障，以维护整体的交易秩序；至于当事人在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交由民法中的合同法进行规范或者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具体而言，为了确认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证公正的交易，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确立以下的制度或者规则：1、通过对限制竞争（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在市场结构上的垄断状态）的禁止、限制或认可，为所有的商事主体自由的进入市场并公平开展竞争创造一般性条件，进而保护和促进竞争。

2、通过划清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的界限，揭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规定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国家对产品的监督权力，以及经营者产品质量的义务和责任，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保证交易客体的真实性和适用性。产品质量，从微观上讲，关系到交易双方的目的能否实现；从宏观上讲，则是影响一国资源优化配置、关系国民人身安全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其作为交易的核心要素，经济法不能不对其加以规制，以保证交易的公正。

4、规定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以及政府对价格总水平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交易的公正并且规范政府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行为。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市场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价格法的作用即在于保障价格机制的实现。

5、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并规定相应的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实现。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利。换言之，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自由、公平的竞争，是消费者实现其权利的一般性条件。[17]但是，无论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都主要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为经营者设定义务，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从消费者的角度，具体明确消费者的权利。这对于消费者知晓并主张自己的权利，保障交易对方即经营者知晓并且不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无疑是有益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纳入经济法的范畴，用经济法的理念来构造其内容和体系更能适应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例如，日本的消费者政策法[18]以及英国保护消费者的法规[19]都被视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二）、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构造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过程。”[20]宏观调控法或宏观经济管理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确宏观经济管理或者宏观调控的主体以及具体政府部门的分工，明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和工具，以及企业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义务和权利；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具体言之，宏观经济管理规则应包括以下主要制度：

1、通过确认预算和税收的法律规则，建立良好的总收入和总分配的秩序，为实现总收入和总分配的平衡，以及国家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控国民经济创造良好的法律条件。

2、确认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规定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规则，以及金融当局对金融业的监管职责，为实现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创造法律条件。

3、通过确认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则和振兴特殊产业的特别规则，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秩序，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法律条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则，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例如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产业政策的类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及其监督、产业政策的调整程序以及具体的产业促进或者产业振兴的规则。

4、确认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建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资源配置、经济调节的手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共性。[21]计划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计划的制定程序、计划的主要内容、计划的效力、计划的实施、计划实施的监督、计划的调整和变更程序，违反计划的法律责任；以保证计划制定的科学、民主，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使政府的计划行为受到法律的控制。

四、结语

民商法注重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个体的利益，具有明显的私人性。经济法的社会性一方面为民商法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提供限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表明，要求承认个人权利的欲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从人的头脑中消除。另外，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22]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商法的私人性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可以而且应当并存的。

注释：

[①]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第63-64页。

[②][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④]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8页。

[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⑥][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⑦]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⑧][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⑩]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2]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

[13]李昌麒主编：《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页。

[14]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5]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17]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5页。

[1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464页。

[19][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20]聂辰席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篇8

问：出台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调控政策的意义是什么？

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和消费国，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钢铁工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受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的影响，粗放型特征非常明显，近两年来，盲目投资问题尤其突出，为此，国家对钢铁行业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总体上看，这一轮宏观调控对抑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产能过剩的后果开始显现，具体表现在：产能过剩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难以支撑；低水平产能占相当比重；行业恶性竞争已经出现；产业集中度进一步下降。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资源、能源、运输和环境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并引发市场恶性竞争，国际贸易摩擦，企业亏损面扩大，一些企业将被迫停产，失业人数增加，银行呆坏帐扩大等，我国钢铁工业有可能再次丧失由大到强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因此，钢铁工业把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和结构调整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重要举措。

问：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时是否广泛征求地方和企业的意见？

答：为确保此次宏观调控措施，积极稳妥，取得实效，我委在《通知》形成初稿期间，分别两次组织召开地方发改委、钢铁协会、中咨公司和企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对《通知》具体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最终出台的《通知》是在最大限度吸取地方、企业和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内容更加完善，措施成熟可行，有针对性，法律依据充分，市场机制作用得到体现，淡化了行政干预。

问：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什么？

答：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目标，严格控制钢铁工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十一五”期间，淘汰约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2007年前淘汰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等，2006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改善，结合城市钢厂搬迁和淘汰落后产能，建成曹妃甸等沿海钢铁基地；产品结构调整取得进展，主要产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2010年板带比达到50%；加快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形成2―3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50%以上。

问：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工作应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答：在下步各项工作中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机制为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和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采取有效经济的手段，严格执行环保、土地、信贷等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是完善和发挥市场机制、顺利实现优胜劣汰的必要措施。

二是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钢铁产业政策和规划的要求，有保有压，坚持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扶优与汰劣相结合，兼并重组与关停相结合，现有企业改造与搬迁相结合。

三是注重平稳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在目前比较脆弱的市场形势下，要审时度势，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当前首先要不放松现有政策的执行力度。

四是注意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

问：为保证实现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目标，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答：一是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二是严格控制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各地政府要依法把违规项目停下来，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2003]103号文件下发后仍继续违规审批和建设的项目要从严查处，严把项目准入关。

三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按照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关闭一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2007年前重点淘汰2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20吨及以下转炉和电炉的落后能力；2010年前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等其他落后装备的能力。对有淘汰装备的企业，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能源、水、电供应、流动资金贷款、铁矿等资源配置以及项目审批等方面采取相应限制措施，促其尽快淘汰。

四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支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改善品种质量，降低消耗，加强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并对调整布局方面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对于淘汰企业转产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土地、金融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五是推进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要按照市场优胜劣汰原则，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资产、资源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联合重组，促进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金融、社保、财税部门要制定鼓励兼并重组的政策，提供必要的方便。

六是加强行业自律。钢铁工业协会要及时关系行业健康发展的需求预测、产能变化、落后生产能力等信息，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统一思想认识，规范行业秩序，避免无序竞争和盲目发展。

七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问：为什么将淘汰落后炼铁能力的期限延到“十一五”期间？

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中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淘汰约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2007年前淘汰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等，2006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淘汰落后期限的确定，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有所不同，应该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提出的2007年前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20吨及以下转炉和电炉装备，目标是正确的，《通知》之所以将淘汰落后炼铁能力的期限延到“十一五”期间，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是从我国铁、钢能力平衡情况看，现有炼铁落后产能（1亿吨）要大于炼钢落后产能（5500万吨），而炼铁现有和新增产能比炼钢现有和新增产能小3000万吨/年左右，且我国钢铁工业以长流程为主，2007年前淘汰全部落后炼铁能力有困难，但淘汰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是可行的；

二是落后炼铁产能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等省，分别占本省炼铁总能力的46.9％和50.7％，若在2007年前全部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不仅地方任务重，压力大，矛盾集中，而且即使勉强下达，也难以实现。

问：淘汰落后产能（包括装备和工艺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淘汰落后产能（装备、工艺等）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96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等。

问：为什么要淘汰300立方米以下高炉和20吨以下转炉？

答：《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中均明确规定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和20吨及以下小转炉、小电炉等落后设备，这是具有行业法规效力的规定，冶金企业要严格执行。另外，落后的小高炉、小转炉和小电炉与大型设备相比，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即能源消耗高；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不支付环保、资源综合利用成本。

问：此次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有哪些特点？

答：一是以法律为依据。在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工作中，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96修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清洁生产促进法》、《安全生产法》以及《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等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关闭一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

二是最大限度地广泛征求意见，提高市场参与度。

三是经济、行政手段相结合。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外，在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工作中还辅之以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如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差别水价、电价政策，加大能耗高、污染重、装备水平低的落后产能的运行成本，加快其退出市场的步伐，同时，要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银监会、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违规项目及有落后产能企业不办理相关手续。

四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下滑，对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具有积极作用。靠市场力量淘汰落后，比起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来说，导致的社会矛盾要小得多。因此，《通知》尽量淡化行政色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公平竞争。

篇9

关键词：高速公路；管理体制；问题；措施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是高速公路管理工作的载体，是高速公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制度保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我国交通运输部门的代表之一的高速公路部门也应在时代的背景下研究经济管理模式，并且应注意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不断的总结与归纳，促进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现行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适用于高速公路的法规条例，我国高速公路执法的主要依据还是1997年7月制定、1999年10月修正的《公路法》。《公路法》对公路建设和收费公路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并未对高速公路管理内容、管理手段、执法主体等基本要件提出具体规范，缺乏针对性，致使执行过程中适应性差、管理力度不够，远远达不到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需要。而且由于地方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与《公路法》的一些相关规定又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使得即使是同一性质的案例，其处理结果却有可能不一样，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尤其是《公路法》几乎没有涉及到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管理方面的规定，造成公安部门、交通部门在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上，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目前对公路主管闭门在路政管理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主要变现在路政管理职责不清、路政管理及交通路政执法范围不明确，导致公里路政部门在执法时因执法范围的不明确，缺少执法依据而影响执法力度。此外，对于高速公路的规划、投资、建造，政府都应该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通过立法加以规范，才能真正避免和克服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上的不足和弊端，促进高速公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健全的法律和严格依法办事是高速公路规范管理的基础，应当建立健全高速公路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增强管理部门和公众的法律意识，为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2.管理机构设置过于重复

由于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致使我国高速公路管理机构的多样性，有国有企业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中外合资性质的，即存在“政、事、企”等多种管理主体。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采取多种模式管理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的混乱局面。由此产生了高速公路机构重复设置的问题，以及机构设置不合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在高速管理机构设置上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机构的重复设置问题。如部分省或市除了设置公里管理局外，还另外设置了高速公路管理局或高速公路项目办公室，其中还包括在政府授权下组建的直接支配国有资产投资的高速公路集团公司等等。机构的重复设置，造成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出现了几个职能交叉的公路管理机构，造成工作上相互扯皮、推诿，政令不能通达。

3.路政管理和交通安全管理存在脱钩

高速公路的性质决定其管理必须以集中、高效、统一、特管为原则，高速公路管理内容主要是收费管理、养护管理、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通信管理和服务管理，这些管理职能是有机的整体。但是，目前国内各省市通常将交通安全管理从中割裂出来。1987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全国公路事业”，1990年3月公安部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定》，指出“公安机关是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的主管机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力、职能在立法上就含糊不清、被割裂开来。

4.路网分割比较严重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高速公路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布局合理的网络支持，尤其是在长途运输中网络作用更加明显。通过网络独特的优势的发挥，带动其在高速公路运输中的运输效益的发挥。由于，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管理模式主要采取分段式建设及分割式运行，因此，在相邻省市区之间普遍存在高速公路的“断头路”。虽然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较快，但目前来看，即使是在我国一些较发达地区，高速公路依然没实现网络化服务。由于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方式不同，而我国大多数高速公路采取的又是“建养一体”的管理模式，这就造成了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现象，要实现高速公路网络化管理，各主体间的相互协调是必要的，而这种协调又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由于各个管理主体的出发点、管理环境、管理条件以及管理特色不同，致使我国高速公路网一时难以形成，阻碍了我国高速公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少数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及集团自身独自进行分割公路网的管理，甚至已经脱离地方交通主管部门的管辖。这样，不仅导致高速公路管理水平的降低，还影响了整个路网的形成及整体效益的发挥。只有在相应的政策和配套资金完善的情况下，打破这种分割管理的模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网络化管理，发挥高速公路规模效益，实现高速公路价值。

二、改进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问题的具体措施

1.加强高速公路法制化建设，依法治路

高速公路是对国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交通设施，法制相对滞后是高速公路管理中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高速公路的管理必须建立在法制化的基础之上。目前，尽管我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为高速公路的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高层次的高速公路管理法律，因此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公路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目前我国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参与道路的管理，所以国家有关部门更应着手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自身特色发展的高速公路的，早日制定出有利于推动中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模式的法律法规。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建立，明确交通部门在高速公路管理上的职责，进一步调整高速公路的交通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加强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行业的管理，推动中国高速公路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顺利发展。

2.强化政府宏观调控，集中统一管理

政府宏观调控在高速公路管理上的体现，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通过建立多个管理主体实行分工领导。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高度集中的领导不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集中统一管理主要是指政府的宏观层次的指导作用，具体体现在政府在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通过对高速公路的发展规划、建设计划、投资、运营以及法规、产业政策实行宏观层次的指导及监督。高速公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高速公路的发展规划应服从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战略需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和交通运输发展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对其进行总体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上，因此，对于基础设施的调控更是政府的职责与义务。我国的高速公路目前主要由少数企业垄断经营，政府在此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主动承担起维护公告产品的责任。政府必须对高速公路的发展速度、规模、布局进行宏观调控，并运用政府职能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创造有利条件，使高速公路的管理协调、灵活、高效，促进高速公路不断发展。

3.实现政企分开，企业化经营

实行政企分开，就是负责高速公路管理事务的政府部门与企业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政府宏观调控、总体协调，对其所属生产、经营性单位，进行行业管理、政策引导、合理配置养护经费；企业则负责高速公路的具体管理活动，使高速公路各企业化管理单位转变观念、参与竞争、自我发展，以维持高速公路良好的服务水平等。任何高速公路，都具有同样的社会属性和经济特征。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组织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目前我国各省市高速公路管理组织模式很不统一，有事业性质的各类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企业性质的高速公路经营企业两种基本经营形式。事业型组织形式，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所属机构是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养护、管理以及经营的行为主体；企业型组织形式，各类国内外经济组织是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养护、管理和经营的行为主体。由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巨大，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已由单纯的政府投资，转变为“政府投资、地方集资、社会筹资、利用外资”相结合的投融资方式，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形成了高速公路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趋势，大大拓宽了高速公路投融资渠道，提高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结语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的扩大，社会对高速公路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如何加强对高速公路的管理工作对于加快高速公路的健康发展及整个社会的长远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黄 江:浅谈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速公路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J].才智,2008.

篇10

不过，来自财政部的最新消息显示，“土地出让收入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市场预期，继保障房项目之后，水利以及中西部建设等政策的推出将盘活2011年财政政策，与上半年相比将更为积极。

上半年明松暗紧

中央早已明确，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年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但今年数据显示，前5个月，只有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投资冲动，而中央投资项目完成额增速回落明显，同比增速由去年的14.1%降至0.3%，中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由去年的8%降至6.3%。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一位官员对《投资者报》透露，表面上看，今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政府为了抑制基建投资和防止经济增长过快，采取了更多行政手段紧缩财政，从严审批并放慢财政拨款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日前在长江证券中期策略会上也表示，今年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已由保增长逐渐向防通胀转变，因而财政政策名义上积极，但实际上处于“扩张性的”逐步向中性或者稳健转变。

放松信号浮现

但是，随着高层对控通胀和保增长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下半年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开始浮现。

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46820亿元，财政支出33626亿元，实现财政盈余13194亿元，按照财政赤字9000亿元的安排来看，下半年财政支出必将扩大。

历史经验也表明，我国一般在上半年实现财政盈余，下半年发生赤字，到年底尤其喜欢“突击花钱”。而今，资金弹药日渐充裕，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加速花钱的苗头隐约可见。

发改委近日下发通知，允许符合条件的城司进行企业债融资，优先用于保障房建设。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从允许地方融资平台为保障房发债上得到体现。”

美银美林亚太区资深经济学家陆挺在报告中预计，未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利好消息，将更多来源于财政方面，而非货币政策放松，尤其来自保障性住房建设。

北京大学教授蔡志洲对《投资者报》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有利弊，前者适合总量调控，后者适用于结构调整，更加富有针对性。目前看来，货币政策的力度比较合适，且通胀不完全是货币因素，应维持不动，而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应更着眼于改善供给面，推进结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还有继续发挥的空间。

扩大支出只限局部

只不过，相继曝出的地方债务违约事件和有关部委不肯轻易放松审批束缚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

国家审计署6月27日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清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0.7万亿元，占GDP的27%，属于可控范围，加上尚未还清的国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占 GDP的比例约53%，仍处在欧盟严格要求的60%的线下。

尽管如此，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刚在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并不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会有较宽泛的放松，这与相关部委不愿放松审批权有关。

他认为，之所以财政政策在保障房上松口，是因为各界对保障房的关注和呼声最为强烈，哪一块嚷嚷的声音大了，哪一块就松一松，别的地方没有大的呼吁，也就没有明显的进展。

蔡志洲也对财政政策的这一有限力度持同样观点，他表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财政政策显然没有大范围放松的必要。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报告称，尽管地方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但其缺乏透明度，并且这些债务的到期期限短和长期投资项目回收期之间不匹配。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去重组这些债务的话，未来几年银行将面临债务违约的实际风险。

更让地方政府头疼的是，目前其还债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而房地产调控令卖地收入锐减，地方财政进一步受限。

另外，中信证券表示，除保障房的项目审批节奏将加快外，农田水利和上半年审批受限的 “十二五”已规划的基建项目将陆续展开，同时火电项目预计也将有所进展，以缓解“电荒”。

减税幅度依然有限

而对于各界一直呼吁的减税，孙刚表示，只可能有局部的小范围减税，大规模减税不太可能。高培勇也称，今年政策目标是以“防通胀”作主攻方向，减税政策规模将是极其狭小的。

蔡志洲称，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只体现在扩大支出上，税收调整涉及的程序复杂，做起来比较难。孙刚则称，虽然前5月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但大范围减税的减收压力仍然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