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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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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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企业;宏观经济调控;机遇

一、引言

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群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我国的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顺利。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环境中,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对民营企业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民营企业就要利用这次时机,发展自己的企业。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强研究,对实际发展就能起到促进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

1.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分析

宏观经济的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机遇,对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促进作用,使得民营企业从低端向着高端化的方向迈进,在技术优势方面的发展就会愈来愈突出,在市场中的发展前景比较鲜明。再有就是对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度有了加强,开始向着研发型的方向迈进。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对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着积极作用,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这些发展的机遇民营企业要能牢牢的抓住,只有在这些机遇方面得到了重视,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挑战

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对民营企业就带来了诸多的发展困难,其中人民币的升值就会使得民营企业的利润遭遇下滑的情况。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影响下,各国间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争执压力等,这就会造成人民币的升值,这样就会使得出口型的民营企业出口乏力,在经济利益上也会出现下滑的问题,严重的就会造成民营企业的倒闭以及外迁等后果。

再者,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在劳动力方面的涨价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对民营企业的用人成本也提高了,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以往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的企业,在这一形势下就会出现亏损以及倒闭的现象。宏观经济的调控实施下,在原材料的涨价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些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宏观经济调控下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度也增加了,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三、宏观经济调控下民营企业的应对策略探究

第一,为能使得民营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就要能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注重发展策略的科学实施。民营企业要能从分散竞争向着联合竞争的方向迈进,对企业的集合度要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从而有效的实施生产的规模化,民营企业要在资本的集聚方面进行加快,在规模化的生产基础上能进行强化。民营企业要能从生产导向向着市场导向的目标转进,引领社会消费,在新的效益增长点的创造上能进行加强。

第二,民营企业要充分注重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要能加快步伐。民营企业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企业要能从整体的发展上进行着眼,在宏观的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进行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加强。民营企业的经营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在核心竞争力上加以明确化,避免盲目的扩张以及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要能紧密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相结合。

第三,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充分注重企业改革的措施落实,和市场的发展进行结合,以及注重对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完善,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还要能够在自身的创造能力上不断的加强,以及对自身的管理水平上进行加强,将科学管理的目标得以实现。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上就要能在管理的体制上加以完善化,在管理中的专业化以及品牌化等目标加以实现。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就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发函思路的调整,民营企业要能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从新的角度思考,对发展成本进行有效降低,在产品的质量上能有效提高。还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建设工作,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比较关键,加强自己优势的充分发挥,在产业的强势上得以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要充分注重方法策略的科学实施,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策略科学实施,才能真正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的分析,对实际的发展就能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申.新形势下中小企业经济管理的应对策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S2).

[2]冯砾莹.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进一步深化发展[J].知识经济.2015(17).

[3]林颖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应对之策[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4(15).

[4]郑捷,李源.新形势下中小企业经济管理的优化措施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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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粮食总产量也是越来越多,人均收入增长最快,三大产业蓬勃发展,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对外贸易总量扩大。然而近几年来,经济高度稳定增长,且增长波幅降低,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不稳定因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和法律手段,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加强薄弱环节,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一些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如促进消费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粮食增产,同时农民税收加大等,因此还需要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力度,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强化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仍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运用税收手段,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收入差距加大问题。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严格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净出口需求加大,我国工业产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充裕,工业企业利润提高,商品零售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人才供给丰富,各地发展不均衡,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农村市场的启动,汽车等消费升级快速发展,消费呈逐步加速之势,金融体制的改革,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多,买基金、入股市投资渠道更加拓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除此之外,全国新增就业人数增多,降低失业压力。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存在着很多矛盾的现象。我国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走势还不错。而另一方面,因为次货危机的发生,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受到影响巨大。这一切增加了我国洲经济发展的外生变数。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依然存在,即使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性调控措施,但结构失衡并未缓解,体制矛盾仍然存在,且经济运行风险继续加大。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在紧缩中仍在升高,虽然关税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出口增长率仍提高,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且贸易顺差扩大。同时,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信贷出现问题,甚至经济泡沫在一夜之间破裂。所以,我国的经济把应对经济危机押在宏观调控之上。

经济体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无限的,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其有它的自然规律。而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痼疾依旧。随着流动性过剩且有增无减,资产价格泡沫必将继续膨胀。在大量资本的涌动下,我国经济运行风险必将加大。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或者扭曲比价关系,行政性垄断造成经济垄断,使利益和财富的逆向转移迅速加快。这些都必须通过深度的政策宏观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加以解决。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长期与短期的压力。另外,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关键自然资源还有赖于国际贸易,而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加上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生态环境保持与恢复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还有,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的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会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政治外交与国际协调结合起来。此外,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但是虚拟经济运行具有独特的规律。即使我们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调控能力还有待提高,仍处于探索性的学习阶段。

三、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战略

要想加强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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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转轨 经济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这些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效果背离决策者的初衷和预期?为什么会出现一轮调控周期中的“多次调控”和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三、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尝试从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归入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稳定经济总量发展,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许多人为的、非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压、破坏的作用。这在1989年的经济治理整顿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虽然理论上宏观经济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人为的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把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说法。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为了应对1994年通货膨胀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金融市场无法进行任何前进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种向计划指令下的经济体制的倒退。

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于我国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经济总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采取的经济措施又限制了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这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基本问题链条,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综合、复杂、缓慢的过程。从市场因素的形成、市场关系的建立到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力量是一个逐步从弱到强、从不稳定到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长期性的改革时间使得改革者要具备相当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经济运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才不会断链,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证,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这里,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经济运行的确定性。

我国经济体制真正建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计划下的短缺经济结束开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时间,中间经历过六次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都处在一个初步建设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正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符合。

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设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思路

理论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与政治体制相互纠缠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计划与市场激烈之争,对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选择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政治意识控制经济运行是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影响还不可能消除。但是,减少政治意识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是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关系中最基础的一步。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展。现在再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之下,它只能是一个为维护经济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个经济手段短期行为。这样,维护经济稳定看来就成了宏观调控的惟一目的。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维护经济稳定都一直是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和中国经济体制破除和建立的过程本身却是相互对立的。既要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又要保持经济稳定性,这对于本身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失控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前进。所以,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改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这对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宏观调控将从以前的直接堵、强力改,变为以疏导为主、以体制建立为先,改变以前宏观经济越想人为稳定却越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前进。

参考文献:

[1]高辉清 胡少维 包 静:《目标方向逐步清晰 二次调控该如何出手》[N].《中国经营报》,2006年6月19日

[2]顾海波:《本次宏观调控成为“空调”》,省略 2006-05-11

[3]李义平:《宏观调控为何如此频繁》[J].《人民论坛》,2007年5月22日

[4]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年第7期

[5]张永生:《中国的高投资、消费率与宏观经济稳定》[R].国研报告,2007年1月24日

[6]朱方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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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 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7)抓住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自我国“入世”以来,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应积极引进外资,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制定优惠的出口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合理地调控汇率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总而言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1998.27.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57.

[4]陈东琪.现代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J].财贸经济,1999(6).

[5]丁兴业.论市场失灵的类型、原因及对策[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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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显功效:战胜亚洲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非常曲折的。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之后来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引入和被社会接受认可的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来介绍和评论的,还不认为这种理论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多少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发展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共识。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影响开始逐步增加。但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发生影响还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之后几年一直连续增发,大规模增加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践证明,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转型经济特点,包括政府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还有我们的决策机制比较灵活及时,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从理论上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范畴,也可以视为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第一次实验。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劳,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功劳。有专家还认为应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其视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首场实验,并且成效显著。

再上战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得多。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开始出台实施总规模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前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相比,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显著,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更大。同时,从理论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印记更深。

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很强调采取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来直接刺激需求。其机制就是在企业、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观而导致私人投资和消费或者“有效需求”出现显著下降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张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促进需求扩大、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政府投资的空间。如果政府的投资是替代企业投资,那么就会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长。政府投资的领域应是企业不愿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这样才能起到创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在上一轮扩大内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投资建设了不少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我国底子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基础设施的缺口还是很大的,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必要的,不存在过剩的担忧。在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我们面临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因此,在我国,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扩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

当然,也应指出,近几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和进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苦:认清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适用性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和批评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早已提出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经济前提和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实际上,就在我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多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为社会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还远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自我约束的能力严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资规模过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过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公共财政风险积累等问题的产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机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货膨胀。在这里特别要关注公共债务问题,从目前的官方数据来看,公开的正规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个大问题,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规模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有相当复杂的,很难界定厘清的地方债务规模问题。这是这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所产生的新问题,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效果问题。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在公共投资上的空间很大,但这并不否认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公共设施过于超前或者“贵族化”倾向,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这种扩大投资不是扩大有效需求,而是创造过度需求,是应当避免的。

打组合拳:中国宏观调控的法宝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由于这两种宏观政策的运行机制不同,需要相互协调。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多种方式,从政策取向来看,一般有四种搭配方式: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均为稳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国采取的是双松搭配,就是两种政策都是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年中开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从宽松转向稳健,两种政策呈现出一松一稳的搭配。由于国际经济又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二次探底的风险存在,财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续一个时期,因此这种搭配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统筹考虑,综合运用政府支出和减轻税负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当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还要注意到,我国还处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有一些领域的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例如铁路和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还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积极推进,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要把宏观调控和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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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着市场化、信息化、虚拟化、全球化、资源紧约束、经济目标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建设已成为重大急迫课题。建设和谐经济与社会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的性,强化对经济信息的准确掌控能力,增进中央调控的权威性,发育政策实施的中间组织,把握调控政策的主动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__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__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

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

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3.积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趋紧密互动,宏观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需要政府越来越多的部门配合,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政出多门,不利于向市场和产业界发出统一的调控信号,造成某些地区或某些产业领域执行困惑,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尤其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建议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一宏观调控政策,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媒体、公众监督反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4.进一步加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出适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逻辑模型,增强宏观调控的可预见性。

政府现有的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对已往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贡献,这些部门与宏观调控决策部门保持高效沟通,对国家宏观政策理解全面准确,尤其是在研究国有经济方面占有很多优势资源。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办的或官民合办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间专业研究机构成长壮大,它们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经济的真实情况和/,!/补充现有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工作,也可以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另外,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模型,才能增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强产业界对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尽量消除过多的市场波动引起的经济秩序混乱状况和社会经济资源浪费情况。

5.进一步推行上下互动、区域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编制机制,尽快制定出覆盖所有国土的功能综合规划,促经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规范引导性。

为了更高效地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国土功能规划,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将国家宏观调控最高决策部门由目前的单个产业政策制定甚至单个项目审批的中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增强宏观调控的宏观指导性。

6.进一步强化具有社会公益性政策传导工具组织发育成长和职能拓展,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可逆行和执行力。

市场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合作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成长和运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场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将这些中介组织视同宏观调控的传导工具,无疑可以强化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间接性和可逆性,同时也提高宏观调控的执行力。当前此类组织成长急需破除过多的官办性质,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尽量恢复其应有的民间公益性和自组织性。

7.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赖于在全球及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事务,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规范的中国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地区化。主动参与合作,既可以减少外部国家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可以减轻我国宏观调控对有关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保证相对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凯主编,《”十一五”战略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__年10月第一版

2.林毅夫,20__,《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期

3.课题组,20__,《20__-20__年经济运行基本态势、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1期

4.韩文秀,20__,《改善宏观调控需要提高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1期

5.王力,张跃文,20__,《金融综合经营、金融体系功能与经济增长》,《财贸经济》20__年第8期

6.王爱俭,陈杰,20__,《中国虚拟经济适度性研究》,《财贸经济》20__年第8期

7.李永友,周达军,20__,《自动稳定器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机制的权衡与完善》,《财贸经济》20__年第2期

篇7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高培勇,张德勇,张斌,汪德华. “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J].经济研究参考,2011,(3).

篇8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通过政府下达的指令来制定发展计划。由于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具有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控制是基于对市场的影响和实现,政府的监管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政府有没有权利直接对市场主体,各经济实体,如企业,个体户,事业单位出具的计划指令,只有通过市场的自主调节功能来实现,简而言之,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影响力来规范市场中各个主体的。

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不是强制性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是通过增强技术,使经济主体免予遭受市场盲目性的信号传导机制的影响,这一点,要从市场的完善,改革微观经济主体的产权结构,加快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转变。这表明,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控制效果更为复杂,宏观调控的影响因素和控制的大小的影响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成效,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

篇9

7月份CPI的相关数据说明2012年CPI的下降趋势再次得以确认,实现2012全年CPI控制3%以内的目标已基本没有难度。这对于国内经济大环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增强了各界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信心。

分析7月份CPI跌破“2”,既有趋势性的因素,也有月份的特殊因素。一是通胀进入下行通道的大趋势。本轮通胀于2011年的7月份创下6.5%的最高点之后,受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收缩的影响,开始进入了下行通道,再加上欧美经济的整体低迷,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输入性通胀的因素大为减弱,从全球看,世界主要经济体今年上半年的物价总体都是下行的趋势;二是翘尾因素的显著影响,去年7月份CPI是本轮通胀的最高点,与上月相比,7月翘尾因素又回落了0.5个百分点,成为本月CPI回落的主因;三是猪肉价格的下跌,7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18.7%,影响CPI同比下降约0.71个百分点。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今年1—7月,CPI实现了“三连跳”,从“4”跌破“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通胀形势已经了结。央行日前公布《201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受到基数降低等影响,8月份后CPI涨势有可能出现一定回升。

篇10

一是汇源决定把企业出售给可口可乐,鉴于以前众多被收购的民族品牌都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因此,汇源事件被认为是事关民族品牌的生存问题,以及中国食品工业的安全问题;二是三鹿婴幼儿奶粉被查出添加有害物质,造成涉及全国广大地区的婴幼儿中毒问题,三鹿事件和此前已经被曝光的众多食品质量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三鹿是一个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品牌,甚至是奶粉行业第一品牌,这样的品牌竟然出了严重质量问题,这将会带来整个食品民族品牌甚至所有中国品牌的信任危机。

不管问题出在奶源还是三鹿自己的环节,三鹿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因为消费者购买品牌产品,就是认为品牌企业有责任、有能力来管理整个供应链,所以才愿意信任品牌产品,购买其产品。然而,这次事件将导致三鹿整个品牌体系和品牌形象的坍塌,也因此有分析普遍认为,三鹿难逃此劫,也可以说三鹿已经猝死。

当务之急,三鹿自然是不遗余力地救助已经受到伤害的婴幼儿。但在此过程中,三鹿即使因此倒闭也是咎由自取。但是从政府、从社会各界的角度,却绝不是把这个事件平息了事,也不是打倒一个三鹿了事,更应该分析三鹿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无论是汇源的卖身还是三鹿的猝死,都从个案的角度显示了民族品牌企业生存的艰难,这里面有企业自身管理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需要的原因,也有政府在推出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对企业微观生存状态关注不够的原因。

从企业自身管理角度看,基于“规模―价格”的经营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挖掘的潜力和应对市场风险变化的能力降低;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强制性的价格管制尽管对治理通货膨胀立竿见影,但是却压垮了很多企业的价值链体系。很多企业生存在一个悖论之中:是做一个“坏企业”活下去,还是做一个“好企业”死掉?但就像三鹿这样,脓包总是会被挤破,只不过企业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够躲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