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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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

篇1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 双顺差政策

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与非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各项经济交易的货币价值总和。国际收支状况集中反映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浪潮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国际收支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成因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几点调节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措施。

1 中国国际收支现状

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着双顺差的局面,由双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截止至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我国对外经济交往更加活跃,全年国际收支规模较2010年增长22%。国际收支继续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017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11亿美元。预计2012年我国国际收支仍总体保持顺差格局。持续的双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正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与欧美国家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就是其一。

2 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成因分析

2.1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导致的国内失衡

根据两个国家跨时期的消费、投资选择模型。经常项目余额取决于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即CA=S-I(CA代表经常项目差额)。由此可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大于投资,那么经常账户的顺差就不可避免。长期以来,中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高储蓄,低消费。消费不足带来储蓄过高,高储蓄引发高放贷和高投资,由此产生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原因还与国内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教育、医疗成本过高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有很大的关联。同时,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的储蓄观念在短期内也无法改变。

2.2中国的外贸经济结构导致的国际失衡

2.2.1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推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余额走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外汇短缺、资金不足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以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制定和实行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鼓励扩大出口。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通过谈判又取消了一部分贸易壁垒,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措施的实施,以及贸易体制的形成,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

2.2.2发达国家在华投资数额不断增加

良好的基础生产设施、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华进行投资。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部分属于贸易加工型企业,进行外向型生产,即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最终销往国外,这种生产方式显然带来了贸易顺差。此外,外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到我国投资,直接推动了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走高,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又将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推越高。

3 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措施

3.1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

中国储蓄率过高与中国居民的传统观念相关,同时也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完善有很大的联系。目前,我国存在着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近年来不断走高的房价也使得中国居民不得不为买房积蓄,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长此以往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稳定。政府应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医一疗、养老体系的建设,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预期。此外,还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村机车建设水平,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双管齐下,增强居民的购买能力,减少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缺口。

3.2改变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促进进口,如降低关税、出口退税等,但是却一直忽视了进口,所以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相当大。我国应着眼于改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力求通过国内消费增长和真正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其一是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发挥税收和关税的调节功能,取消“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必要时对资源类产品征收出口关税,通过进口税收的减免引进国外核心技术。二是加强引导外资产业和区域投向。建设起健全的投资约束机制。三是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对资源能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以加强劳工保护。

3.3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国家,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等加工贸易产品。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加工贸易。实践表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更加有利。我们也可以借鉴香港、台湾地区的做法,在不影响国内出口、就业及产业安全的前提下,鼓励一部分企业将后续加工能力转移出去,以带动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加工设备的出口。2010年后国内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使用率已接近极限,此时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采取其他措施增加收益,如转向国外投资。

3.4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

中国长期的双顺差很程度上与人民币的汇率被长期低估有关。2008年4月8日,美元兑人民币为7.01。截止至2012年7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682元。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幅度相对缓解,但巨额的外汇储备仍然使得人民币面临着不小的升值压力。政府应实行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政策,以抑制投机压力,稳定预期升值。并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得市场调节更为有效,汇率能真实反映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投机资本大于流入时,汇率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作出充足的反应,可有效减少投机资本流入,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

参考文献:

[1]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篇2

「关键词国际调节,国际经济法,规制与保障

一、市场国际化与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涵盖着一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界各个生态系统一般。在同一市场中,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据,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体系”。很早以前,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是由于过去、通讯等条件限制,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格管制,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求,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近代以来,由于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加发达,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20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世纪末叶,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其中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并且是在不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经济的总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挥作用。而事实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多种多样。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用的,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和机制,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部(自身固有)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节,即价值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如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1](P15-23)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2](P13-18)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而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甚至难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际调节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市场萌芽阶段,市场的规模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决定,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世纪以后,首先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发达,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1815年还出现“欧洲协作”这种多国协作形式,在其存续整整一个世纪中召开了一系列多边协商会议,形成了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制度。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放弃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一度掀起贸易自由化。1880年英、法两国率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双边协定——“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并首创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带动下,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自由通商、航海条约,还签订了莱茵河自由航行公约。这些即为早期的国际性调节措施,这些措施使当时国际贸易额大幅度上升。(P4)

随着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在对国际性市场进行协调和调节的双边、多边条约继续增多的同时,一些带全球性的公约和国际性组织也逐渐出现。其中重要一点的例如:1804年欧洲成立了莱茵河管理委员会、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1874年成立邮政总联盟、1883年成立国际保护产权联盟、1886年成立国际保护文学作品联盟、1899年成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上这些国际组织虽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们称为“国际行政联盟”),(P20-21)但同经济也不无关系。20世纪以后,为适应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加强国际性经济调节,建立作为其载体的国际调节组织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它虽然主要是政治性组织,具有广泛职能,但也包括处理和协调战后经济和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签订了《联合国》,建立了联合国。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权威和影响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体系下有关、贸易等方面的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国际经济调节职能。上述后三个机构被誉为战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二战以后还出现了各种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洲统一组织(OAU)等,它们也对所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都是国际市场国际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5年在GATT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经济(调节)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成为当代国际调节机制的中心和主力,标志着市场国际化和国际调节机制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国际调节的性质和特征国际调节或称国际性调节,是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经济)的一种调节机制或调节活动,它是由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不同,它不是社会经济自身固有的由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机制,而是从外部施加的作用和影响,并且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不同于其他并非以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为目的的社会事件,更不同于各种自然现象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至于同各国的国家调节比,他们在调节主体、作用范围和方式等方面区别十分明显。国际调节虽然也需要各国国家调节的配合,但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某种限制和约束;特别是当国际市场尚处于形成阶段,尤其如此。

本文后面在论及迄今为止国际调节现状时,将鲜明地体现:包括WTO在内的国际调节实际上主要是以各国的国家调节作为其调节对象(客体);或者说,迄今为止的国际调节主要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一种再调节。国际调节在调节主体、客体(对象)、领域、方式(手段)等方面,都有鲜明特征:

(一)国际调节主体调节机制作为一种力量和作用,必有其载体,此即调节主体。

国际调节主体是国际性的。从主体构成成分来说,迄今主要是由两个及其以上国家构成,包括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等形式。从成员组合方式来说,有些仅仅由各成员国协商或通过签订(加入)有关条约、公约,协调各国对所涉及的国际市场的管理活动,达到共同调节国际市场的目的——这类主体可姑且称之为“纯契约型”调节主体;有些则除缔结共同协定外,还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实施协定,执行一定的国际调节任务——此可称为“组织型”调节主体。以上组织机构中,有些只是临时性或松散型的,它们主要起一种联络、协调作用——此可称为“契约型组织”;有些则是有常设机构较为稳定并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能够依照有关国际法律规范独立行使职权,执行国际调节任务——此可称为“法人型组织”。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各种类型主体在其职权和权威性方面也是不相同的。从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国际调节机制形成演变史看,国际调节主体的形态,基本上是由双边、多边发展为区域性和全球性,由“纯契约型”、“契约型组织”发展为“法人型组织”。20世纪以前,担负一定国际调节任务的主体多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或签订条约的形式(即“纯契约型”)。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国际性组织,但直至20世纪中期,这些国际组织多为较松散、职能有限的机构(即“契约型组织”),例如GATT直至乌拉圭回合结束都基本属于这种类型。20世纪中期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及IMF、世界银行等组织为代表,出现了许多结构严密、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

1994年由GATT演化而诞生的WTO,是这种“法人型”国际调节主体的典型代表。例如:WTO一开始就具有法律人格。《WTO协定》第1条、第2条规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为处理其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的组织机构。”第8条规定:“WTO具有法律人格,每个成员方都要赋予WTO以行使它职能所必需的法律能力。”该条并规定了WTO及其官员为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WTO不像GATT那样仅是一种临时性协议,它为国际贸易制定了“更有力和更明确的法律体制”(《马拉喀什宣言》)。其多边贸易协定“法律文件”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WTO协定》第二条)。“每一成员都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前引第16条)。这奠定了WTO规则”优于各国国内法的宪法性原则“。(P31)WTO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健全的决策和运行机制。它除设”部长会议“外,还有常设机构”总理事会“。下分设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部门;设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关“(TPRB)——这是监督机关。此外还有由总干事率领的秘书处,作为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WTO同IMF和世界银行一样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国际法主体,但由于WTO的职权和所管理的经济领域远比后二者广泛,因此它是国际社会经济中更为重要的、综合性的国际调节主体。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许多区域性组织,它们也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调节主体。它们不但对本区域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也对该区域外乃至全球经济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欧盟是其中典型例子。它不但直接调节着该区域及其所属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欧盟各成员国分别参加了WTO,欧盟本身也作为WTO的独立一员。如前所述,迄今国际调节主体主要是由各独立国家为单位组成的各种形态的国家联合体,但也有些非政府(民间社会)的国际社会组织,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对国际经济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国际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即为这种国际社会组织。

(二)国际调节的客体(对象)

国际调节的客体主要是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关系。所谓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国际市场中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品(服务品种)结构,地区结构等,是以上各方面的各种比例关系。所谓经济运行,主要是指国际社会经济的总体及构成总体的经济各方面、再生产各环节的变化发展状况。国际调节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各种宏观结构能保持动态平衡和协调,避免各种比例失调,维护经济总体运行稳定和持续发展,避免经济发生大的动荡起伏或停滞衰退,特别是力求避免和克服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本文前揭所列举的各个时期出现的国际经济调节主体,其设立宗旨和后来的调节活动,都围绕着以上基本调节任务。

我们不难发现,每当战争或各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国家间的经济协商与合作往往十分频繁,国际性条约和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其原因正在于当其时也,作为战争或经济危机的对策或作为其教训与启示,迫切需要采取国际调节措施,以调节国际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和运行。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前后的情况便如此。1943年制定了《大西洋》,把建立稳定的金融秩序和贸易自由体制列为基本。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金融会议,制定了以稳定汇率为主要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建立世界银行等文件,并拟制了“国际贸易组织”。(P7)不久,IMF、IBRD、GATT相继建立。联合国也在这时宣告正式成立。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关系作为国际调节的基本客体,在不同时候有不同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从历史演变上看,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经济关系。①而欲调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首先遇到和必须处理的,是因各国政府对各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调节而发生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简称各国间的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各国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其涉外经济那部分)所实行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如不能恰当协调和处理,势必妨碍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并且,它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即国际社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育。

所以,迄今国际调节的首要任务是约束和指导各国政府的调节管理行为,协调和处理各国之间的经济调节管理关系。即使对于WTO来说也仍然如此。这就是如人们所说,WTO主要是规制政府的。或说,“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规则入世”。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国际调节在当前主要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WTO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因各国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而给国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正常运行造成的障碍。市场障碍有两类,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等之外,还有如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的组织对国际市场造成的障碍,如与垄断相关的限制性商业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后一类障碍,WTO迄今尚未正式干预,但已开始注意到对非政府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干预和调节。已有许多规则包含着对跨国公司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的约束。表明今后要制定“竞争政策”规则“限制性商业行为”。例如TRIMS第9条规定:“在不迟于《WTO协定》生效之日后5年货物贸易理事会应考虑本协定是否补充有关投资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定。”其中的“竞争政策”就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性商业行为”的。虽然后来进行的多哈谈判进展十分艰难,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长会议无果而终,但相信各国最终总会找到妥协的途径。今后WTO的规制对象除各国政府外,将会越来越重视对跨国公司这些社会组织的规制。WTO重在对各国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这是当前市场国际化进程所处阶段决定的。当前国际统一市场并未完全形成。各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各国国情和主权行使方式等等差异,必然会制约着国际市场化进程。国际调节是一种新的正处于形成初创阶段的调节机制,它必须和只能针对国际市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采取措施,不能全面顾及所有方面。至于今后,国际调节的对象和领域肯定会不断,WTO的调节对象和领域也会不断拓展。这种情形好比20世纪初国家调节刚出现时主要针对垄断采取规制,而以后再扩展到采取运用计划及财税,等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还采取“国有化”和“私有化”那种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的调节方式,从而使国家调节臻于发达和完善的地步。

(三)国际调节的领域

国际调节的客体既然是国际社会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其调节领域必然涉及国际社会经济的总体和全局,必然要涵盖社会经济的各产业、各行业、各地区和再生产各环节。当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管得太细太死,而只是关注那些对国际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关系十分密切和关键的方面和部位。国际调节所涉及的经济领域一般分为: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对于这些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国际调节只涉及其中同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相关的部分和方面,而不干预各平等经济主体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在需要国际调节介入的经济领域的部分和方面中,有一个方面较为突出且具有特殊性,此即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制问题,包括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反倾销等。这些是国际市场经常发生的,它们直接扭曲国际市场价值(即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作用,妨害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因而是国际调节必须加以规制的。这一点虽然早就引起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呼吁有关国际组织制定国际竞争规则。但实践中进展缓慢。迄今主要是在其他有关货物贸易、知识产权和反倾销、反补贴②等文件中作了一些规定。今后关于国际竞争规制的立法和制度将会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WTO同包括GATT在内的以往国际调节主体比较,所管理和调节的经济领域有较大扩展,并有向更全面发展的趋势。WTO不但在货物贸易方面,把过去游离于GATT之外的农产品贸易、纺织品贸易纳入管理轨道,通过了《农产品协议》、纺织品协议(MFA),而且还扩展到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重要领域,分别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设立了相应的理事会(委员会)负责实施。将服务贸易和投资纳入WTO管理和调节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服务业涵盖门类十分广泛。

20世纪末由于高的发展和广泛,推动了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出现许多新的服务种类,如金融服务、电讯与机服务等。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家,服务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占的比重越来越大。(P346)早在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曾倡议把服务贸易列入多边贸易框架。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终于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一涵盖服务贸易各个方面的框架协议。GATT原来根本没有涉及投资问题。虽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中,就曾把鼓励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国际流动列为目标之一,承认国际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与重建及以后的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价值”,但“各成员方有权采取任何适当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外国投资不用作干涉内部事务或国家政策的根据。”只要求各成员方采取“以保证在其所辖区域内不从事(限制性商业)措施????并协助(国际贸易)组织制止这类措施。”③1973-1979东京回合期间,美国等曾提出讨论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当地含义”和“出口表现”两项经营要求问题,因发展中国家反对而没有结果。1982年发生美国诉加拿大《外国投资审议法》一案(“FIRA”案),GATT专家组在审理中涉及对外国投资的“当地含量”、“当地制造”和“出口表现要求”等规定是否违反GATT的问题。这引起了人们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的关注。乌拉圭回合经过反复协商,在综合各种方案之后,于1994年终于达成一致,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协定》(TRIMS协定)。TRIMS协定是第一个世界性的有关投资问题的立法,是“向将贸易规则扩大到投资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3](P424)它将开启投资领域全面进入WTO国际调节范围的新阶段。迄今为止,有关金融领域的国际调节和监管任务,主要仍由IMF和世界银行担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务贸易问题。GATT还设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委员会”(BOP)。GATT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同IMF关系密切。GATT第12-15条规定,对于一国是否陷入国际收支失衡,要由IMF作出认定或证明。因此,GATT的“国际收支委员会”离不开IMF的合作。[3](P49)WTO除了所调节的社会经济领域有明显扩大之外,对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权的制约也比以往广泛。前面提到的服务贸易、投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过去被认为理当属于各国正常管辖权和国内法范围,亦即国家主权范围,但WTO如今却广泛介入。WTO不仅加强了对各国政府的调节,还开始注意到对非政府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干预和调节。

(四)国际调节的方式(手段)

国际调节需要采取哪些基本方式(即进行哪些基本类型的调节活动)?这除了由国际调节的基本任务所决定外,还主要同国际市场存在着的其他两种调节机制——市场调节以及各国的国家调节——的情况相关。市场调节本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局限性)。而各国的国家调节,由于各国间的国情不同、利益不同和主权行使方式不同,因此对各国经济(包括其涉外领域)的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便不同,各国对于市场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所持态度也不同。各国往往设置各种障碍(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是直接关系到国际市场的形成和能否正常运行的障碍。正是由于上述两种机制存在缺陷,才需要国际调节,因此国际调节的基本作法,首先便分为针对国家调节局限性而采取的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调节行为的规制,以及针对市场固有缺陷而采取的调节措施。

1、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国家调节)的规制。

规制的领域主要同各国的涉外经济相关——即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正常运行相关的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包括相关的制度、立法、政策和措施。规制的目的是尽可能使各国上述那些管理行为基本接近或一致,尽可能克服、排除各国为市场国际化所设置的各种障碍(壁垒)。为此采用的基本手段通常包括:(1)协商——签约——组织。即当事国之间自动协商,或由国际组织出面安排或组织有关各国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或签订协议或条约,或进而建立国际性组织,以协调和统一行动,共同促进和维护国际市场的形成、发育和运行;(2)调解或调停。即各国之间或各国同国际组织之间发生争执时,由国际组织或其他第三方对当事各方进行居中调解和斡旋;(3)裁决与制裁。当事方因发生违反国际义务而损害他方或国际社会经济利益情形,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强令其履行国际义务或赔偿损失,以维护国际市场秩序。

2、针对国际市场固有缺陷的调节。针对市场固有的三缺陷,国际调节需分别采取三种方式:(1)针对国际市场难免存在的限制竞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国际调节需要对市场竞争进行强制干预,规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针对市场的盲目性和市场调节滞后、被动性,国际调节需要采取指导调控方式,如全球经济统计数据,提供信息资料,作出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提出各种政策、发展建议,并制定有关政策,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各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3)针对市场的唯利性,在运用前面引导方式尚不能完全奏效时,有关国际经济组织还可以自己可支配的资本直接投入到某个领域或地区,以期调节经济结构和运行,例如IMF和世界银行以往所做的那样。④上述两种调节方式密切关联,并有所交叉。例如,对各国政府的规制,主要意义在于排除国际市场形成和正常运行的障碍,这同市场竞争规则密切相关。国家设置的各种壁垒也是一种限制性行为。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除主要在于排除国际市场形成障碍外,国际调节主体也还通过信息、提供建议等指导调控方式、各国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引导该国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

反过来说,针对市场缺陷的三种调节方式,也分别适用对各国政府的规制,只是这个时候各个国家被当作法人对待了。国际调节最终目的是影响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经济结构和运行最终由全体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所构成。国际调节从其达及最终被调节主体所经过的环节看,它又可分为直接式与间接式。间接式是指国际调节首先调节各国政府管理行为,通过它最终影响各国的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直接式则无须通过各国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达及最终被调节主体。WTO迄今主要是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和调节,但调节方式和效力有所加强。相对以往GATT,由于WTO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不仅为各国之间协商谈判提供场所和条件,它制定的规则具有法律效力,其成员国必须执行。不履行规定的义务,将导致受到制裁的后果。以往GATT协定对各成员国的约束多是一种柔性即导向性的,成员国可以保留许多适用例外和“豁免”,即使是已承诺应当履行的条款,如违反,国际社会往往也缺乏可行的强制措施。WTO相对以往GATT,它减少了许多“适用例外”条款,废止了“灰色区”,从严规定了“豁免”(weive又称“解除义务)”。⑤这加强了调节措施的普遍适用性。WTO通过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设立了DSB这样的准司法机构,因而有力地保障协定的实施,保障WTO对各国的调节。

「注释

①这里包括区域性经济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区域性组织也由其相关国家组成,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联合体。

②现在国际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核心实际上是竞争规制问题,纷纷建议加强国际竞争规制,并把反倾销纳入竞争法轨道。对此,可参照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页。

③参见《哈瓦那》第三章第12条,第五章第50条。

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向其政府提供短期贷款,以促进使其国际收支平衡。世界银行的做法,是向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府机构和政府所担保的私人,发放用于生产(或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目的的长期贷款;它并设立了多边投资保证机构(1988年),向其他投资者提供风险担保,鼓励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述两组织的信贷相互配合并且各有所侧重。其基本宗旨都是为了调节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

⑤《WTO协定》第9条把批准豁免权的表决票从原来2P3提高到3P4,其附件IA中《关于GATT1994义务的谅解》中的规定,除已依照程序延期者外,“在《WTO协定》生效之日仍然有效的任何豁免均应终止。”

①这里包括区域性经济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区域性组织也由其相关国家组成,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联合体。

②现在国际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核心实际上是竞争规制问题,纷纷建议加强国际竞争规制,并把反倾销纳入竞争法轨道。对此,可参照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页。

③参见《哈瓦那》第三章第12条,第五章第50条。

篇3

Mussa(1986)最早研究了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他发现,在固定名义汇率和可变动名义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实际汇率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别。Calvo(1986)对拉美国家的名义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做了描述性说明。BaxterandStockman(1989)开创了实证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先河,比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重要经济总量的时间级数后发现,在灵活汇率制度下,除了实际汇率具有更大的可变性之外,关键的宏观经济总量和不同汇率制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EdisonandMelvin(1990)研究发现,用经验主义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绩效比较,最终证明没有结论。Little,Corden,CooperandRajapatirana(1993)以1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某些国家低通货膨胀与钉住汇率有关。FloodandRose(1995)研究表明,除了实际汇率行为的差异之外,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的差异不存在相关关系。Mundell(1995)检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发现在固定汇率制度盛行的早期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Edward(1996)实证分析得出,钉住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较小。Ghosh,Gulde,OstryandWolf(1997)根据1960-1997年间约140个国家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按实际情况把汇率制度分为9种,研究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波动性也较小,钉住制汇率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要稍低些,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率稍高。Ghosh等人(2000)还发现,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货币局和自由浮动优于“软”钉住国家。Levy-YeyatiandSturzenegger(2000),考察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150多个国家的情形,构筑了事实分类法LYS数据库,分析发现,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国家。在人均增长率方面,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增长率低,波动率也高。Corker(2000)通过对东欧五国的研究发现,一国一揽子政策的一致性对于宏观经济绩效非常重要,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Bailliu(2000)认为,灵活汇率安排只在资本流动相对开放的国家与更高的增长相关,汇率制度变化是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汇率灵活性本身不足以促进中期经济增长。Levy-Yeyatiand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Wolf(2001)研究发现,法定分类和实际分类下,钉住汇率都显示出最低通胀和货币增长率,但是,汇率固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非线性。

GoldsteinandTuner(1996)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问题,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下降,因此,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BordoandSchwartz(1997)认为,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危机反映了经济基本面与钉住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EichengreenandRose(1998)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保持汇率驻锚的目标可以制约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复无常的政策选择,把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内冲击降到最低程度。VelascoandLespends(1999)发现,发展中国家美元债务的大量存在需要选择固定汇率制度。EichengreenandArteta(2000)研究得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DomacandPeria(2000)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汇率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CalvoandReinh-art(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强调了汇率固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ChangandVelasco(2000)研究指出,即使某一金融体系在其他方面来说有效率,但如果该体系中流动性不足,则钉住汇率制可能会促进金融恐慌。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研究结果表明角点解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

0bstfeldandRogoff(2000)指出,钉住汇率制会阻止顺周期调节,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当发生对生产率的冲击时,汇率钉住不允许实际工资发生调节,从而不允许产出进行相应的调节。Moreno(2000)研究发现,东亚国家中钉住汇率制不能带来明显的公信力和宏观纪律的好处。同时钉住制下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之后,两者的差别显著缩小。Reinhart-Rogoff(2002)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流动程度的不同,把所选择的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后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BrooksandOomes(2003)认为中间汇率制度比起两极汇率制度更能表现出明显的持久力。对于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或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能够表现出较低的通货膨胀不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代价。对于发达国家,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能提供更高的发展速度而不需要更多的信用成本。GenbergandSwobada(2004)在“害怕固定”的假设下,证明相对于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他们的汇率频率分配性质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研究。陈平、王曦(2002)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态势后面的微观行为原因,建立了我国的外汇需求和供给函数,研究发现现行汇率制度构成了对汇率政策的严重制约,调节国际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的运用,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余波(2002)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他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分析政策选择,证明了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唯一的均衡,存在效率问题,需要制度创新。唐建华(2003)回顾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变量以及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李静萍(2004)重点阐释了不同分类法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的不同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基于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的状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研究很少。本文通过研究汇率制度变迁对内外部经济均衡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汇率制度变迁产生的经济绩效,从中得到启示。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变迁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演变。

1981年,外汇体制改革迈步,尝试双重汇率制度,即复合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仍沿用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保持1美元兑1.50元人民币;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按1:2.80元人民币的水平结算,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制转向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幅度很小。

1985年,实行单一汇率,取消了内部贸易结算价,将官方汇率调为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之后连续多次下调。这期间名义上实行单一汇率,实际上是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中央银行对官方汇率部分直接控制,对调剂价进行管理,因此,人民币实际是进入到了管理浮动汇率制。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力度加大,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将外汇调剂价和官方汇率牌价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统一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在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制度,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调控。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被视为BBC(band,basket,crawling;浮动区间+篮子货币+爬行盯住)的规则,确定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超过千分之三,但中心汇率(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汇率)不公布,给中央银行留下了缓冲余地。事实证明,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决策完全正确。2007年4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73:1,人民币累计升值约5.9%。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解析,汇率制度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政府推动改革阶段和市场推动改革阶段。1980--2004年,是政府主导的汇率制度变迁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动改革僵化的汇率制度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通过两方面推进,一方面,逐步放松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降低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整体呈现持续贬值趋势,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增加外汇积累。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变迁,实现了稳定外汇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非常成功。2005—2007年,是市场推动的汇率变迁阶段。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

我们将汇率改革后的实际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作比较。

(一)对1981-198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1年实行复合汇率制度,较高的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也给国家造成了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逐步调低了对外公布的官方汇率,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造成了1983年开始人民币逐渐高估。这时期的汇率高估导致了贸易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1983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出现负增长,贸易顺差从1982年的30.3亿美元减少到8.4亿美元,1984年出现12.7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说明内部结算价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贸易的迅速发展,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的就业体制僵化,加上“”十年城镇积累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到1983年有所缓解,说明本币适度贬值和钉住汇率制度缓解了失业压力。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年均值2.92%,经济增长率年均值9.6%。因此,汇率制度在促进内部宏观经济均衡目标的实现上产生了作用。

(二)1985-1993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5、1986、1989和1990年,人民币汇率先后4次大幅度贬值,分别达12.5%、13.6%、21.2%和9.8%。汇率低估平均值为12.53%,人民币一直处于低估状态。1991年4月9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年汇率贬值10%,低估幅度一度增加,到1993年高达19.3%。

人民币几次大幅度贬值应该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显著,但是,经济绩效并不明显。原因是,当商品换汇成本降低从亏损转为盈利时,外贸部门竞相提高收购价格,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另一方面,汇率大幅度贬值不同程度提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对于高价进平价出的商品,财政“补贴”增加了负担;对于高进高出的商品,加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8%。这次汇率低估尽管没有彻底扭转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但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贸易逆差的确减小了,出口增幅高达35.85%,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但受到当时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制约,效果未能充分展示,但进出口额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奥肯定律描述了就业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在短缺时代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系数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然而,与理论研究相反,这期间我国平均失业率为2.23%。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最严重,人民币经历了5次较大幅度的变动,小幅波动更为频繁。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1993、1994两年通货膨胀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21.7%,表明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易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在促进我国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三)1994-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名义汇率大幅度贬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提高。当年人民币高估13.0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我国物价出现负增长,使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汇率持续高估。2001年,经济开放度提高,随着物价上升,实际汇率有所回升。由于美元自2001年之后持续贬值,从2002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由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随之贬值。

这一阶段,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1994年贸易顺差461.7亿元,出口增幅高达97.2%;1995年顺差持续增长到1403.7亿;1996年贸易顺差为1019亿元;1998年扩大到3605.5亿元;1999年贸易顺差趋势开始逐渐缩小,直至2001年下降到1864.9亿元;2002年再次扩大为2517.6亿元;2004年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2005年顺差1039.55亿美元;2006年顺差1174.7亿美元。此次汇率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长期贸易顺差,稳定的汇价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汇率制度的改革绩效比较显著。

1995-2005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在7%-10%,从汇率对经济增长的绩效看,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Wolf的结论较为一致,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密切关联。1998年以后,国内需求疲软的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稳定出口预期,有助于稳定外商的预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1993年相比增幅达64.8%。FDI的乘数效应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技术外溢”刺激促进了技术提高。

四、宏观经济发展外部经济的均衡

宏观经济外部均衡体现为国际收支自主易均衡,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差额应能相互抵消。国际收支与汇率存在双向的关系,一国国际收支差额既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又会影响到外汇供求关系和汇率的变化。一方面,当一国处于国际收支顺差时,会造成本币对外币升值;另一方面,汇率变化也会影响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

(一)1985-1993年的外部均衡状况

这9年期间我国经常项目出现顺差的年份只有3年,资本项目却保留着较低的顺差,因此,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处于略有盈余阶段。由此可以发现,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利于对外贸易,却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阶段,国际收支总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只有1990、1991年达到3%、5.2%,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在促进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绩效比较显著。

(二)1994-2005年外部均衡状况

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来,除了1998年出现较小的资本项目逆差外,国际收支一直保持“双顺差”,2004、2005年国际收支经顺差为1793亿美元、223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达10.84%和10.01%。一方面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着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另一发面,持续的“双顺差”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贸易磨擦增加,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来看,资本项目下引进外资的效果显著。从1993年以来,连续多年吸收外资排名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我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位,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1980-1999年的20年里,中国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是外商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

从外汇储备来看,截至2007年初,外汇储备己超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保证了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同时,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较高成本。

内外均衡的统一是我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汇率改革的方向和长期目标。从实际来看,目前的外部失衡已较明显。伴随着“双顺差”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面临愈来愈大的升值压力。然而,长期的严重外部失衡似乎并未对内部均衡形成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保持了低通胀、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需要看到,在外部非均衡状态下的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压力逐步增大。

五、几点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官方汇率与内部贸易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度,对出口缺乏足够的激励。“外汇指标”的低价格鼓励了用汇的冲动,这种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阶段,虽然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但经济绩效并不显著的原因,是国内贸易出口主要依赖简单加工“三来一补”小项目,没有形成大量出口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内地农村大规模廉价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得到配置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阶段,本币汇率的贬值鼓励了出口。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环境下,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比较显著。所以,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需要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的适应。相应的,外汇储备高居下的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一定要循序渐进,给予目前已经形成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一定的转型时间和空间,否则,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刚性转型和大量失业。

篇4

关键词: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

作者简介:孙楠楠(1983-),山东济宁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会计实务、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2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65-03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目前正站在资本输出的拐点之上,国家要为巨大的外汇储备提供一个消化的渠道,逐步放宽并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企业及个人的全球投资和对外经济交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要完成两个过渡:从资本积聚向资本辐射过渡;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要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从资本积聚向资本辐射过渡,争取在全价值链上获得更多竞争的优势和主动权。未来我们将致力于将我国从一个外向型的出口推动经济体变成全球贸易投资全面参与的经济体。基于“走出去”战略,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出发,结合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从政策性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逐步放宽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限制

与高度的贸易开放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这一点造成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种种不便,从目前国际和国家金融形势看,分阶段分层次地放松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已经逐渐具备了人民币项目自由兑换的基本条件如较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经济近年来保持了较为适度、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经过渐进式改革,人民币项目自由兑换已见成效,并且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的稳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并最终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巩固这一成果并以此为经验积极探索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这两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在资本流动方面做一些尝试,例如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即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目前将近20家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获得此资格,成为合格的境外投资者,总投资金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

二、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国际化

作为重要的货币资金价格,汇率是影响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逐步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金融宏观调控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同时疏通货币政策市场化传导机制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

“十一五”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1994 年实现汇率并轨后,我国即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2005 年7月,经过充分论证和准备,我国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后,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2010 年6月19日,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2005 年7月汇改以来至201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 25%,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 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至2010年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4.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6%。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决定金融结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这对于国内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推进利率市场化,因为它反映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反映了企业的金融自主定价权,反映了客户选择权,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的要求以及对风险的判断,反映宏观调控的需要。”周小川表示,十二五规划期间,利率市场化会有明显进展。虽然从 1995 年以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多次利率下调措施,初步实现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但是,国内利率水平仍高于国际水平,人民币利率决定的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用利率工具调节短期资本流动的作用尚难以发挥。较高的利率水平对国际游资有强大的吸引力,极易造成中国经济遭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阶段非国有经济已占到 GDP的2/3强。这些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很高,从而决定它们迫切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产业结构调整、劳工市场、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变化,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中国的经常账户平衡与资本账户将越来越有波动性,一种较灵活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将可以帮助中国克服结构上的刚性,更好地冲销外部冲击。

汇率的市场化,通过建立外汇平准基金,让企业作为外汇市场交易成员参与进来,逐步推行意愿结汇,灵活调控,使外汇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提高。同时,央行在宏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宽外汇市场交易限制,主要进行间接管理,由银行和企业自行定价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真正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调节。同时开发市场避险手段,寻求更为先进便利的交易方式和避险方法,积极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各种交易形式,如外汇远期交易、调期交易、期权交易等,并同主要国际金融市场联网,提高企业行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

同时,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随着汇率制度形成机制的逐步提高,在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渐进过程中,逐步由固定汇率制向有限的弹性汇率制过渡。根据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经济预期,合理设置人民币波动区间,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保持人民币长期调节的灵活性和短期汇率的稳定性。从目前实际形势看,10%-15%便是一个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

三、逐步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央行对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范围的制定,应遵循资金市场供求状况,使利率能够充分符合金融市场的变化规律实现市场化调节。确保以央行基准利率为中心环节的利率调整联动机制的建立、推广、完善,使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操作形成有机联系体;推广并巩固银行同行拆借利率市场化,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历史教训,逐步推行并改进同业拆借利率机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参考标准的浮动利率指标;推动完善商业银行票据贴现利率体系,改进不合理的贴现利率、再贴现利率,提高以再贴现利率为基准利率的票据贴现利率体系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债回购收益率指标的可参考性,积极促进国债回购交易市场的发展,在有效防范债券卖空和资金透支的前提下,发挥国债回购收益率的市场参考作用;最后,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积极探索有效的多方参与机制,逐渐放宽行政条件限制,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尽量减少央行对利率的干预,让利率调节真正依据债券的市场买卖价格。

四、提高外汇储备的利用率

提高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有两方面,一是增加合理利用率,减少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二是减少不合理利用成分,减轻外汇持有过程中风险和可能的损失。

通过构建国内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央行利息收入的同时减轻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可以作为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缩小国外借款额度,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造成货币供求风险的可能性尽可能降低;央行可根据具体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供外汇资金融通;逐步多方位多层次放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于外汇储备合理转化,促进国内经济国际化;在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外汇储备状态的基础上,逐渐考虑放慢外储的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通过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以及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等措施,可有效刺激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形成合理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秩序,并方便行业企业行为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基本的金融体系保障。另外,加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运作、建立健全国家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约束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保证金融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和日趋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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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礼卿.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基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相关经验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龚秀国:人民币汇率与外来直接投资[A].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会暨西部区域经济战略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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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一五;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环境

[中图分类号] F123.3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7-0005-03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环境因素

从有利的方面看,首先,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好势头。考虑到国内以汽车和房地产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正在兴起,农村消费市场也正在启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势头良好,以及国内的高储蓄率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再加上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经济的拉动,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数次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但使政府深化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必要性的认识,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国外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再印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宏观调控不但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也能创造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宏观环境。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成功实践,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形成共识: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比之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加必要。最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今后将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推动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这就必然使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重化工业以及新兴产业的部分制造环节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引进必要的技术,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与完善。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日益加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资源和环境还勉强可以支撑和容纳快速发展的经济的话,那么,随着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的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十一五”时期经济总量将显著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明显加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将日益凸现。其次,体制性缺陷的存在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从一种体制转变为另一种体制时,都是较为脆弱的时期。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需完善。最后,由于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其发展前景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当前对美国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并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资产,因此,中国应关注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从而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二、影响“充分就业”的环境因素

从有利的方面看,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伴随着中国未来经济总量的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社会经济必将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就业,届时,当前的就业不足问题必将得到缓解。其次,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十一五”期间,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重化工业以及新兴产业的部分制造环节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巩固当前“世界工厂”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的就业不足问题。最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十一五”时期中国的民营经济将得到长足发展,这对于今后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中国人口总量大,需要就业的人口多。中国平均劳动参与率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就业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的3倍。此外,中国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在1 000万人左右,每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800万人左右,下岗人员1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计算,在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700万个~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1 400万个~1 500万个,再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就业,估计“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20年内,中国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其次,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就业不足还将表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不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难于就业,而且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也将难于就业。最后,按照国际标准,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未富先老”凸现,预计“十一五”期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将以年均0.24%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20年这一比重可以达到11.4%(2000年为6.7%),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保欠账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形成当前巨额的社保资金缺口,从而造成政府在失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十一五”时期,从而严重妨碍了政府的失业保障制度对解决就业问题作用的发挥。

三、影响“物价稳定”的环境因素

从有利的方面看,首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前进,中国的市场机制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数次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中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宏观调控手段日益成熟,在调控中不但能适当地运用行政手段,而且更加注重市场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能够有效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其次,尽管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物价有上涨趋势,但可以乐观地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市场上供大于求的总体局面不会出现逆转,因此价格总水平不会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又由于有举办奥运等因素的拉动,价格水平也不至于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还是有把握的。最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向前推进,中央银行决策的独立性将进一步加强,这将有利于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从而价格水平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是当前及今后“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中国经济运行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导致价格波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自1997年以来,经济中存在着两个部门的问题:一个是以生产性的竞争部门、工业品和农产品为代表的持续的通货紧缩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明显过剩,其价格持续走低;另一个是公益、垄断和特殊权益部门,其产品和服务价格持续大幅度攀升。总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并存对经济的稳定成长形成巨大威胁。其次,“十一五”期间,中国价格水平的变动可能受到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以农产品为例,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会降低农产品的产量,此时虽然国家会动用储备粮来平抑粮价,但粮价的上升是必然的,只是上升幅度大小的问题。而粮价的上升就会通过产业链条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全面上升。最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市场上能源、粮食和矿产品价格波动必将对国内市场价格、企业成本和供求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物价稳定”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四、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环境因素

从有利的方面看,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十一五”时期,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将不断推进,更加自由的贸易体系从总体上看对中国是利大于弊。其次,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有关部门预测, “十一五”时期,中国出口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在8%~11%左右,进口额年均增长速度在9%~12%左右,形成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小额贸易逆差或顺差的局面。最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在2006年底将正式结束,一些“限制”类的行业如保险、销售、旅游、外贸、电信和专业服务等将不得不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因此,“十一五”时期必将出现新一轮的对华投资热潮。此外,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国内的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外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壮大自身实力,提高竞争能力。以上诸因素对于将来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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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新启动。从央行的相关声明来看,新的汇改基本上延续了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即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从央行声明以及央行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获得关于未来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若干关键信息:

首先,汇率的弹性化比汇率升值更为重要。央行排除了在重启汇率之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小幅升值2-3%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今年中国的贸易盈余更趋平衡、通胀压力较为可控,预计2010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不会超过4~5%。相对于汇率升值,汇率的弹性化更为引人注目。央行示,将会充分利用日汇率波幅正负千分之五的规定,这意味着在未来半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双向波动。这种双向波动有助于削弱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防范更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涌入。

其次,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脱钩之后,将会更加紧密地参考一篮子货币。在当前美元对欧元或其他主要货币汇率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然而,考虑到最近美国政府与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启,未来美国国会中期选择在即,预计在短期内,中国央行不会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但仍存在双向波动的可能性)。而在中期内,如果美元对欧元汇率维持目前的升值态势,这不排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显著贬值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美元对欧元汇率不降反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可能出现显著升值。

再次,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相当大。人民币汇改重启之后,如果人民币继续对美元保持强势、而美元继续对欧元保持强势的话,人民币有效汇率仍将出现较快升值。无疑,本币有效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不过,有限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也不宜被夸大。我们的计算明,中国的出口额变动对外需变动的敏感性,是出口额变动对汇率变动敏感性的大约4倍。因此未来中国出口增速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与进口需求的变动。

最后,升值的启动可能意味着加息被推后。事实上,在抑制总需求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方面,人民币升值与加息这两种政策是可以大致替代的。考虑到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可能性增加、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在2010年下半年将会显著下滑、针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治理已经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那么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显著减速的风险。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已经启动,因此,2010年下半年央行加息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我们预计全年加息1~2次,加息幅度为27~54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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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拉动内需有赖收入格局调整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近日表示,我国消费率的提高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的调整。

谢伏瞻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消费率下降不是国内需求下降造成外部需求增加,而是要素价格扭曲造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致使资源流出,降低了国内居民收入占比而影响了内需。

他认为,我国近几年消费率下降有通货膨胀因素,同时,投资的提高也挤占了消费的增长。“提高消费率的根本途径之一是降低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金融项目顺差。”

谢伏瞻说,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所占比重在下降,因此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权威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

他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城市居民,占比下降,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高而支付能力低,同时,尽管城镇居民支付能力相对较高,但未来指数不确定性较大,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意愿低而储蓄意愿高,降低了总的居民消费需求。

谢伏瞻说,要提高消费需求,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我国政府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增进国民总体福利。

马凯: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要有机结合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转变增长方式是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需要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马凯也是在出席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做出以上表态的。他说,重要的一点忧虑是中国在快速增长中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即使考虑到汇率因素,中国能源资源产出率比较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他说,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科学规划,完善产业政策,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自觉的转变增长方式。

马凯建议采取以下五点措施。

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

其次要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要大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要加大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在工业内部,要做强高新技术产业,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和环保、能耗、水耗、安全、质量、技术等准入门槛的约束,加快产能过快行业的调整。

第三,促进节能减排。

第四,依靠科技进步。要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努力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要支持高效节能产品推广,重大节能建设项目和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一大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最后要深化体制改革。包括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

李勇:税收优惠将以产业优化为导向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表示,财政部将实施以产业优化为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勇表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的重点是对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合,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由区域性向行业性转变,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税收制度环境。

此外,财政部将积极推进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在总结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进一步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支持提高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

有关部门还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能源、原材料、水利、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支持推动金融、保险、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质量;同时加快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李勇说,财政部加大投入力度,致力于从四个方面改善我国资源环境状况。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制度,严格资源开采的准入制度等等。

二是促进节约资源。完善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改进计税办法,提高稀缺性资源、高污染和高能耗矿产的资源税税额,加强对土地出让金收支的预算管理。

三是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

四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李勇介绍说,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还包括: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对外经贸增长方式转变为突破口,实现内外经济均衡发展;以财政改革和创新为基点,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财政制度保障;以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为着力点,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保障机制。

陈清泰:政府掌握的资源配置权过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表示,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逾十年,而目前我国仍在经济驱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选择和政府角色三方面存在重要难点。

陈清泰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多年来我国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等数量方面的指标,几乎都是超目标实现,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落了空。

陈清泰表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驱动力还没有变为市场信号。他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经济驱动力,不同的增长方式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

陈清泰认为,在经济起步阶段,中国政府采取的要素低价、低税政策一直在延续,这就造成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在资源低价格政策之下,谁多消耗了资源,谁就多分享了经济利益。”

陈清泰提出,传统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惯性,由于地方和企业对传统增长方式保持很强的依赖性,使得政府在保持短期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两者间面临艰难选择。

但他说,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水、矿产资源、税费上调,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增长,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

陈清泰认为,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变化,这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

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经济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政府如何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改进经济管理模式,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广泛介入各成员的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其影响是全面、深刻的。WTO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为此,我国应当构建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和为市场服务为特征的新型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政府应当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完善宏观调控职能,完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做法,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

一、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

第一,正确履行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努力提高调控的有效性,既注重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履行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有效克服市场缺陷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冲击。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努力提高调控的针对性,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全局的倾向性、关键性问题。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努力提高调控的灵活性,既合理控制总量,又积极调整结构。一方面,遏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大对农业发展、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改善民生、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第二,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出口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防止经济下滑尤为重要。从中长期看,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这是我国的优势,也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统筹解决影响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问题,减轻和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突破口,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科技经济竞争力,建设经济强国的有效途径。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形成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特别要把自主创新的战略重点放在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上,重点支持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要加快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完善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充分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第四,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抢抓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增多,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也在加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难度和要求更高了。必须提高驾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下维护好、发展好我国的根本利益,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抢抓新的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优势的互补中创造新的发展条件,在不断强化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充分地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着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把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把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把利用外资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把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结合起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一,进一步改革我国现行的进出口管理体制。WTO的宗旨就在于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禁止和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以便最合理地实现分工和对资源的利用,它也是WTO规则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政府除了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必要的配额制和许可证管理,并由国家指定有关公司统一经营之外,现行的绝大部分进出口行政审批的数量限制应逐步取消,建立起公正透明的,适应WTO要求的外贸进出口管理体制。

第二,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近年来,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法律都相继出台,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并参加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应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近年来所出台的这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与WTO规则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必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

第三,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步伐。WTO规则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协定,规定了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一般义务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特定义务,与此同时,GATS协议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也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对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增强本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提供了较多的优惠。此外,GATS还规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如紧急保障措施、收支平衡、政府采购等项内容。因此,我国的服务贸易立法应当遵循与GATS的有关规定相衔接、限制垄断行为、坚持公平竞争、逐步放开市场的原则,以我国的宪法、对外贸易法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为依据,建立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内容完备、科学合理、协调统一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第四,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投资法律体系。WTO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是规范国际投资行为的基本准则。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涉外投资立法规范,建立起与WTO相适应的、完备统一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要适应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尽量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切实加强对外资的保护,营造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

三、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发展、安全、效率三位一体。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要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通过行使行政权力领导、管理、服务于市场,以行政处罚惩治经济违法行为。

1.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政府要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履行自己的职责,以统一、公平、合理的方式执行所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既不能越权行政,也不可消极不行使职权。越权行政或消极不行使职权,不仅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而且引起政府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为维护政府威信和形象,除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应依法行政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机制,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2.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要实现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市场主体应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要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必须遵循市场准入原则和非歧视原则。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非歧视原则的要求行事,既不因为市场主体是外国的而另眼相看,也不能由于对某一国家的好恶而对它们的市场主体区别对待。同样,在对国内经济生活的管理中,要彻底消除地方保护、部门垄断、国有企业特权,努力实现所有市场主体法律意义上的真正平等。

3.保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平良好的市场秩序的缔造,除了市场主体应树立规则意识、讲求诚实信用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对市场秩序的依法维护。政府的基本任务是要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经济、法律环境,包括信用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一是要把好市场准入这一关。市场准入实际上就是资格认定,先由市场活动主体提出申请,再经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或者核准,发放相关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二要监管产品质量。各级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及有关部门要依照职责分工负责产品监督工作。三要监管市场价格。经过多年的改革,现在中国的价格体系分为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其中,90%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政府要依法实行监管,例如群众对居高不下的医疗消费不满意,政府部门应当依据《价格法》等有关规定,加大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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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耕耘,不去播种,再肥的沃土也长不出庄稼,不去奋斗,不去创造,再美的青春也结不出,下面好范文小编为你带来一些关于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识点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单元生活与消费】1、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2、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3、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限度。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待售商品量×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

4、什么叫外汇汇率升高和外汇汇率跌落?

如果用100单位外币兑换成更多的人民币,说明外币的汇率升高;反之,则说明外币汇率跌落。

5、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6、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7、价格变动会产生哪些影响?

(1)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①一般说来,价格上升,购买减少;价格下降,购买增加。

②不同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小,对高档耐用品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大。

③消费者对既定商品的需求还会受到相关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互为替代品/互补商品)

(2)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①调节生产规模 ②提高劳动生产率 ③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

8、影响消费的因素;

主要是居民的收入(当前可支配收入、对未来收入预期、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

9、消费结构的含义?变化趋势?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变化的方向遵循由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再到享受需要。

10、恩格尔系数的含义?变化的意义?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过大,必然影响其他消费支出,特别是影响发展资料、享受资料的增加,限制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减小,表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善。

11、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消费心理主要有:

从众、求异、攀比、求实心理

12、怎样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树立正确消费观)

(1)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2)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3)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4)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第二单元生产、劳动与经营】1、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1)生产决定消费。

①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②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

③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④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

(2)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①消费是生产的目的。②消费调节生产。

③消费是生产的动力。④消费为生产创造新的劳动力。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

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3、如何使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公司如何经营才能成功)

(1)要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

(2)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3)公司要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

4、如何解决就业问题?

(1)党和政府的就业政策:党和政府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

(2)劳动者:每个劳动者都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①树立自主择业观 ②树立竞争就业观 ③树立职业平等观 ④树立多种方式就业观

5、投资方式有哪几种?怎样投资才是科学的?

投资方式有:

(1)存款储蓄:特点是灵活方便,比较安全,收益低。(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是存款业务、贷款业务和结算业务。)

(2)购买股票:高风险、高收益

(3)购买债券:稳健的投资

(4)购买商业保险:规避风险的投资

(5)直接投资等。

注意:(1)要注意投资的回报率,也要注意投资的风险性。

(2)要注意投资的多样化,不应只局限在银行储蓄上,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给我们带来了跟多的投资机会。

(3)投资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

(4)投资既要考虑个人利益,也要考虑国家利益,做到利国利民,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

【第三单元收入与分配】1、我国初级阶段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我国的分配方式主要有:

1) 按劳分配(公有制) 2) 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个体经济)

3) 按生产要素分配 (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资本、技术土地和管理等。)

2、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

1)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要求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①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②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完善分配政策,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通过加强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

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实现公平分配。

调节财政支出,保护中低收入者的经济利益,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使更多的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能够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是什么?怎样实现二者的统一?

(1)效率和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第一,两者有一致性.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

第二,两者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又存在矛盾。提高效率必然牺牲一些公平或保证公平必须放弃一些效率。

(2))怎样实现二者的统一?

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

②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又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倡导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

4、财政收入的来源?影响因素有哪些?

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利润收入、债务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其中,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性的)和分配政策。

5、财政作用

1) 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2) 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3) 国家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运行

6、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

增值税——对企业的增值额征税。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个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个税特点: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

7、违反税法的行为有哪些?(偷税、欠税、骗税、抗税)

8、公民如何做到依法纳税?

(1)公民增强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意识,自觉依法诚信纳税,积极行使纳税人权利。

(2)公民要增强对国家公职人员及公共权力的监督意识,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关注国家对税收的征管和使用,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检举,以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第四单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计划和市场

市场调节:无形手(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实现)

国家宏观调控:有形手(三个手段)

2、如何规范市场秩序?

(1)实施严格的市场规则(准入、竞争、交易)

(2)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

(3)每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有哪些?(为什么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1)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2)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

(3)后果:如果仅有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基本标志。(2)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3)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1)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

(2)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6、我国的宏观调控

主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主要手段:国家运用经济手段【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7、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8、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3)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5)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9、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实质?

(1)主要表现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

(2)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国家为主导的。(3)载体:跨国公司

10、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抓住机遇,积极参与,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勇敢地迎接挑战。

1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影响?

积极影响: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消极影响:给国内的许多企业带来生存危机;对我国产品实行某些限制性措施;反倾销诉讼案会有所增加。

12、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是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基本战略。

篇10

利益与公平,是人不断追求的目标。民法与经济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证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以及本质与形式上的公平兼得。

一、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比较

(一)民法维护个人利益

民法中的理性价值,充分体现了民法的理性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民法的本质。首先,保护市民在社会上的私人权利不受国家暴力干预、维护人与人之间所需利益与社会间的均衡,这是民法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民法中越发体现出“人文关怀”,且始终推崇人的“意思自治”另外,民法的渊源是罗马法,现在已演变为市民的“私法”,作为协调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依据。马克思曾经指出:民法就是将经济关系直接转化为法律上的原则,也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则。

民法作为私法,维护的是个人利益。民法中所体现的权利法,其本质是由民法的“私性”决定的。民法的最终目标是维护私权,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辐射到权利主体、客体以及权力行使及保护的规范体制中。民法可谓是人民权利的有力保障,始终为权利而服务,是权利拥有者自身及社会的义务。在社会中人们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双方交换者都具备人格的独立及财产的自主,也就是民法中常提到的“意思自治”,这是个人进行商品经济交易的基本要求,在民法中,主要体现为民事主体制度、债权制度及物权制度的三位一体,这是支撑其法律的基本构架,三者均反映了市场中商品生产、交换等经济关系。

(二)经济法维护社会利益

与民法中的私人利益相反,经济法中的价值理性,则体现在社会的公共利益,是社会公平及社会正义的保障,所以说,经济法的法律基础也就是社会。经济法从考虑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从宏观上避免国家在市场调节中出现的盲目调控现象,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对国家的经济主体进行行为干预及协调,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

社会利益是一种既独立又特殊的利益,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说,个人利益是与整体利益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且二者均包含于社会公共利益中。由此可见,追求社会利益,实际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集体利益之间冲突的相互协调,在经济法中,将这种利益关系都纳入其中,并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利益,处于最高地位。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控制在市场中占绝对优势的企业以实现公平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稳定物价、协调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等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倚靠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是经济法最根本的价值观体现。

二、民法与经济法的公平价值观比较

民法建立的公平体系是以人格上的平等作为基础,赋予每个独立的主体相同的权利及义务,同时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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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个人机会的均等。在民法中,假定每个人在市场竞争中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结果的差异是源自过程中个人能力及努力程度的不同,仅能保证起点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它适应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力求主体平等这一需求,激励人们积极参与竞争、不断进取,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然而,在实际的市场竞争中,每个人的天性、家庭背景、地理位置等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