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职责范文
时间:2024-03-13 18: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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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代职业教育的教育者是承担教育和训练责任,对职业教育学习者职业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施加影响,使之达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规格预期的教育活动主体。与普通教育者相比,除了一般教育者应具有的素质外,职业教育教育者还应具有技能型人才的各种素质。
具备教育者基本任职要求
具备教育者基本任职要求,是教育者角色规范对职业教育教育者共同属性的质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具有教育科学知识并具备教育能力。作为职业教育教育者,能否掌握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心理学知识,不仅关系到教育者能否顺利地进行职业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还影响所有职业教育过程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效益。其二,掌握一门以上专业技术。作为培养生产或社会服务第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教育者,不仅应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能够从事传统的专业基础理论教学,还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专业技术,具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和相当熟练的技术操作能力,可以通过专业技术的及时传递履行其作为职业教育教育者的职责。其三,熟悉职业活动环境并具有相应工作实践经验。熟悉一线、注重技术的应用是职业教育教育者队伍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支教育者队伍中,应有一定数量的教育者有过现场工作的经历。他们对于相关职业领域内的生产一线或工作现场的情况十分熟悉,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处理现场复杂问题的能力。其四,有一定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能力。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是以某一职业或岗位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为依据而设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较高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即个体具有的职业素质和涵养。职业素质侧重于完成职业活动应该具备的行为活动能力;职业涵养则偏重于维持职业活动应具备的非能力性的态度和意愿方面的要素,体现在职业精神和职业理想两方面。
职业精神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它鲜明地表达职业的根本利益、职业责任、职业行为的精神要求。职业教育教育者应体现两方面职业精神:其一,正确的学生观并热爱学习者。从生源上看,职业教育的对象可能并不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中的优秀者,但教育者不可就此为其贴上“差生”的标签,要意识到学习者所具有的巨大潜能,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热爱每一位学习者,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通过对学习者个性的挖掘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了解学生的需求,及时肯定他们好的想法或思路,鼓励他们主动地去做、去想,尊重并帮助学生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其二,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要求也普遍提高,职业教育作为为社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一方,对教育者的专业技术要求也逐渐提高,仅仅掌握本专业起点或基本的专业技能已不能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因此,职业教育教育者要在专业技术上树立“精益求精”的精神,强化技术理论研究和技术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通过实际的工作锻炼来不断提高学习者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职业理想是人们在职业上依据社会要求和个人条件,借想象而确立的奋斗目标,即个人渴望达到的职业境界。职业理想是人们对职业活动和职业成就的超前反映,与人的职业价值观、职业期待、职业目标密切相关,它指导并调整着人们的职业活动。职业教育教育者渴望达到的职业境界是理想的自我,实现理想的自我,要求个体具有超越意识。超越意识体现在两方面:不断使自己具备教师和工程师的整合素质;掌握新技术,并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精通工艺原理,熟悉真实工作环境,具有职业操作技能
工艺原理是生产过程涉及的科学和技术的机理,它体现工作过程的一般原理,是维持生产运行的基础和解决生产实践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是以充分满足专业所面向的职业或职业群的实际需要为依据,职业教育者必须具备较全面的理论知识,能够将本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知识进行相互渗透,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工艺原理应用于工作实践,会因生产环境、劳动工具、原材料等差异而产生问题。解决生产实践问题,需要具备特定工作环境中积累的实践经验。职业教育教育者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就能根据实际教学的具体情况对专业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筛选和加工,用丰富的实践经验来修正和充实理论,保证专业知识教学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感性直观的工作实践是把握职业教育基本特征的基础,更是突出职业教育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因此,职业教育教育者应该通晓实习、实训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具备很强的实践教学组织能力。同时,职业教育教育者还应对实践教学的整个过程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在教学策略、教学资源、实施课程等方面都能根据学习者的实际需要进行恰当选择,能够合理整合各种资源,达到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职业教育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体现在学习者生产性实训和真实工作环境实习的组织与管理上。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专门的技术,还需指导技术操作;可以使用规定的设备并教授学生;能够指导制造产品的教学及制造产品的方法等等。在实践教学中,教育者将本专业的技术和管理规范渗透于教育教学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学习者,使其了解并遵守某一岗位工作过程规范。
了解技术发展状况,明确职业变化的专业要求
技术创新是引导职业发展变化的引擎。了解技术发展变化状况,是把握应用技术的职业岗位要求的前提。职业教育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来设置专业的教育,要满足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要求,职业教育教育者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及时确立与职业需求相对接的办学方向,及时调整和改进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和考试方法等,不断分析职业岗位群的需求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尽快接受和学习新观念、新技术。同时,关注本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及时学习和掌握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大量运用于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岗位,在专业职业技能上引发了突破性的革新和革命。职业教育教育者应随时关注本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及时学习和掌握各种在实际操作中应用的新技术。知识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教育者还应在对本专业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和运用自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性工作和培训不断更新、补充和提高职业技能水准,以满足社会的要求。
现代职业教育教育者的基本职责
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认同感
学界通过研究职业学校学生的专业认同来探讨其职业认同问题。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在认知了解所学习的学科基础上,产生的情感上的接受和认可,并伴随积极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适切感,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专业认同感体现于个体的职业意识、职业荣誉感和职业理想。职业意识是指人们对职业的认识、意向以及对职业所持的主要观点。没有职业经验的学生,难以对自己所学专业涉及的职业有明晰的认识,职业教育教育者有责任对学习者实施有关职业活动的教育,使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职业或岗位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的职业意识由模糊到清晰。要使学生对即将从事的职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职业调研等途径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荣誉感。黄炎培认为,青年学生的头脑中如存在“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的思想,看不起自己的职业,“无就职之诚”,正是“职业教育之礁”。现实中存在部分学习者对职业不认同的情况,就此,职业教育教育者应通过组织一些社会实践或者职业调研活动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荣誉感,使其深刻理解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尊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树立职业自豪感。职业理想是学习者欲达到的职业境界,它需要职业教育教育者来培养。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培育学生的职业理想的重要方法。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是教育与职业之间沟通的桥梁。经验表明,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有利于提升个人实力,获得长期职业发展优势,因此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职业教育教育者要通过帮助学习者确定职业发展目标、选择职业生涯发展路线,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行动计划与措施等途径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学生崇高的职业理想,引导其将兴趣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设计教学策略,指导学习工作过程
合理设计教学策略,是做好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应该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教学方法上,以实践教学为中心。“实践教学是培养学习者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职业教育的应用性要求其教学偏重于专业技术和经验的传授,所以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的比重上,要以实践教学为中心,使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较大比重,突出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方面的作用。二是改进教学方式,开展情景仿真,体验教学。教育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通过多媒体教学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实现情景仿真,创设能引导学习者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另外,教育者还应利用立体化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学习资料,通过视听说的不同刺激开展体验式教学,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三是通过教学互动实现知识或技能的有效传递。教学互动过程是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者积极与学生进行教学互动,对教学的方式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改善教学效果,促进学习者对知识或技能的理解、接受和掌握。
示范操作,训练学习者的职业技能
职业教育的宗旨是教会学习者做事。遵循实践逻辑是学习做事的基本要领。职业教育教学遵循实践逻辑,应从三方面着手:其一,教师的主要职能要从以“讲”为主转变为以经典示范为主。改变将学习等同于读书的观念,职业教育教学中,学习的真谛在于实践,在“做中学”,“学中做”,“学做合一”。教育者角色已经从“讲授”学生知识或技能的人转变为“示范”、“指导”学生实践的人。其主要职能已经由“讲”转变为“示范”与 “指导”学生。其二,演示与讲解相结合,使学生了解操作规范。学习者学习知识或习得技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一个对知识或技能的理解、接受、掌握直到熟练运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的指导和示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教育中技术操作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者的讲解与示范,通过教育者对技术操作步骤、规范的详细讲解,结合技术操作过程的示范,使学习者初步了解技术操作过程的原理和规范,之后再通过不断地练习逐步掌握某一专门技术。其三,让学生在与职业环境相近或类似的职业岗位进行实践训练。“职业教育中的实习或实训,通常是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进行,只有在真实的劳动组织中,工作任务、人际关系、工作氛围、职业文化等才可能真实,才能达到实习与实训的目的”。由于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职业性,学习者的学习或实践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以后的职业活动方式,所以教育者应注意对学生实践训练岗位的选择,尽量让学生在与真实的职业环境相类似的职业岗位进行训练,以使学生的实践活动方式更好地符合未来职业岗位的要求。
挖掘工作现场的教育价值,有效指导学习者实习
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工具中凝结的知识含量提高,工作现场的教育价值凸显,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实习赋予职业教育教育者三种责任:一是指导学生有计划、有步骤的训练。在工作现场指导学生实习过程中,教育者应意识到由于学习者对知识的接受过程具有过渡性,所以对其职业技能的训练应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指导学生掌握简单的技术操作,再逐步过渡到相对复杂的操作环节,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同时要注意各个环节的连贯性,强调训练的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有计划、有步骤的指导学习者的实习训练,直到学习者完全掌握所有环节的技术操作要领。
二是及时纠正学生的操作错误。针对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的错误,教育者应给予及时、准确的纠正,并解释导致其操作错误的原因,示范正确的操作规范或技巧,使学习者的技术操作尽快达到准确、规范的要求。另外,教育者还要注意合理安排实习训练时间,训练手段也应尽可能的多样化,以降低学习者由于受其他干扰因素影响而发生操作错误的几率。
三是注意练习与反馈相结合。练习与反馈是实际操作技能形成的重要环节。只有练习,没有反馈,难以发现学习者操作过程中的错误,不利于学习者了解正确的技术规范;只有反馈,缺乏练习,则会使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从而导致学习者技术操作能力不强的后果。因此,在指导学生实习时,职业教育教育者应注重采用练习与反馈相结合的方法,强调通过反复的练习与及时的反馈实现知识或技术的有效传递,提高实习训练效果。
篇2
本次问卷调查和座谈的企业中,私营企业占59.4%,外资企业占12.5%,国有企业占9.4%,主要以私营企业为主;来自制造业的占68.8%,建筑业占6.3%,交通运输仓储业占3.1%,社会服务业占6.3%,其他企业占15.5%,企业类型比较丰富;一线技术工人在总员工中所占比例在30%以下的占12.9%,在30%~50%的有6.5%,在50%~80%的占48.3%,在80%以上的占32.3%,这些企业一线技术工人的数量比较庞大;35.5%的企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58.4%的企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6.5%的企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3.2%的企业为知识密集型企业。
技能短缺制约企业发展
调查发现,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比较大,而且有53.3%的企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急需相应的技术人员助力企业发展。在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中,26.7%的企业选择“缺乏管理人员”,43.3%的企业选择“缺乏技术人员”,80%的企业选择“缺乏高技能人才”,16.7%的企业选择“技术落后”,3.3%的企业选择“设备陈旧”,23.3%的企业选择“缺乏资金”。
调查显示,不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影响其企业发展的因素中,首选率最高的都是缺乏高技能人才,居第二位的都是缺乏技术人员,也就是说,技能短缺成为企业的共同问题,如图表所示。
大部分的企业都面临着员工流动的问题,其中离职员工人数在10%以上的企业有30%,员工流动的原因中,60%的因素是技能达不到岗位要求。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而现有技能人才的短缺,以及现有工人技术技能的低水平现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意愿强烈
“在贵单位是否愿意成为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之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93.5%的企业回答“愿意”。86.7%的企业愿意接收学徒工,92.3%的企业愿意给予学徒工合理报酬,84.5%的企业愿意给学徒工上保险。
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65.5%的企业愿意给予职业学校师生实习机会,53.1%的企业愿意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的建设,40.6%的企业愿意为学校提供专兼职技术教师支持,甚至有的企业还愿意参与课程开发(28.1%)、提供资金(15.6%)、理论教学(3.1%)。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意愿强烈,这一情况不仅在调查问卷中反映出来,在座谈中,很多企业也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中,甚至有的企业表示,学校可以提出要求,我们肯定积极配合。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收效甚微
企业面临着技工短缺的发展瓶颈,也非常愿意承担职业教育育人主体的责任,那么,为什么在日本等国发达的企业内部劳动力培训市场没有在中国形成呢?部分原因在于,我国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缺乏独立培训的条件,而且企业主动技能培训的意识较低,在有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时候,54.8%的企业选择“从学校招聘”,35.5%的企业会选择“面向社会招聘”,仅有9.7%的企业选择“老员工技能提升”。但是调查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培训的失效。
与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意愿强烈的结果形成反差的是,企业的培训或育人收效甚微。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育人责任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有的企业反映,“其实我们非常愿意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提前深入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帮助学校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才,但是我们和学校订单培养的人才,到毕业时违约不来企业,而是到工资更高的企业去工作,我们很无奈。”也有的企业反映“我们非常重视自身员工的培训问题,但是培训一个走一个,我都为别人培养人才了。”这一结果与调查问卷的结果基本相符,问卷结果显示:对员工的总培训费用较高,而且,基本上企业的培训费用大都用在了一线员工身上。但是,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与离职率成反比例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在每个人身上花费的培训费用越高,员工离职比例也就越高。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让企业没有勇气承担职业教育的职责。
我国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意愿强烈,而现有实际效果的反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德国那种与“双元制”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劳资关系制度等,没有为“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建立可信任的承诺关系,造成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企业面临着“挖人效应”而带来的投资“奉献”。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需各方保障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花费大量精力和资金,但企业收益率较低,导致企业不愿再承担职业教育责任,而企业不承担职业教育责任,职业教育发展无力,进而导致企业技能短缺、发展乏力,这样来回反复,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要破解企业技能短缺的难题,保障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并获得收益,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
企业应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意识 企业的技工短缺问题不是一时促成的,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存在不重视技工人才的现象,比如在员工工资待遇的计算中,只有34.4%的企业采用了依据技术技能水平设定工资等级,大部分企业采用的是计件工资、计时工资(56.2%)。而且,在采用依据技术技能水平设定工资等级的企业中,77.3%的企业工资计算中技能评价所占的成分都低于40%,不足一半。在员工的培训经费中,培训经费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21.4%。有近乎一半(48.4%)的企业没有培训部门或相关机构,有一半(50%)的企业需要跨企业的培训中心来提供培训服务。
这说明,企业应该认识到企业转型升级的起点是人才素质的转型升级,从工资制定和地位上,重视技能人才。有了高素质的人才,企业才能提升创新思维水平。脑袋决定口袋,成功需要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眼界决定境界,决策成败都以人才的得失相关。因此,重视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责任,落实自身意愿,是企业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职业院校应保障职业教育质量 一方面学校要摒弃凭空想象的企业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观观念,应积极与企业沟通交流、将企业引入学校的校企合作中,并商定双主体育人模式,真正让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职责等。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作为与企业合作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体,应清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学校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把企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工作做得更好,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总之学校应多解决一些企业的人才之急,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在调查中发现,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需要得到学校的各项支持,31%的企业需要学校的技术支持,20.7%的企业期望得到实训基地建设的支持。
政府应建立匹配的保障制度 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匹配制度,以保障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意愿得到落实,并有所收益。在调查中,55.2%的企业希望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79.3%的企业期望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10.3%的企业需要得到政府的社会荣誉支持。
面对企业承担职业教育主体的积极态度,政府应从规章制度上确定企业职业教育办学的权利和义务;确定校企双主体育人的各项制度;制定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制定企业技术人员到学校兼职待遇规定,保障技术人员的地位及示范作用等。
篇3
摘要: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在国家宏观规划和具体政策的指引下,已经从尝试探索走向多元开放。但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办学规模和办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化办学方向,国际合作办学目标与生均投入成本限制之间的差距,规范化的质量管理需求与无序化的发展现实之间的冲突、制度化的政策监管与自发性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成为高职院校提升国际办学水平和扩大国际办学规模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路径选择
基金项目: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科研与应用技术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陆胜蓝,女,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20-0004-02
高等教育中的普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已经自觉地将国际合作办学作为一项新的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责任,参与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根本转型的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而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转型的教育管理者、专业教师及相关职能部门,在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联合办学模式的过程中,需要转变观念,利用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及政策优势,扩大国际合作办学的规模,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的层次,以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一、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现状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当前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助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教育资源来加强自身建设,改变高职办学模式单一、教育内容老化、教学方法陈旧等现状。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高职教育开始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国内外经济产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因此,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有能力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高职毕业生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首要目标。[1]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到九十年代末期的逐步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稳定发展这三个阶段。然而,相比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高职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办学无论是从形式上、结构上、规模上以及成效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从单纯的引进式到现今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给予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前景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在高职师资国际化、教育资源国际化和教育视野国际化上,要向本科院校看齐,实现国际合作办学的多元化发展。
二、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
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发展历史较短,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比较滞后,造成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目标模糊、形式单一、机制欠缺、水平低下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职国际合作办学目标不明确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健康蓬勃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个人的收入水平。坚持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的惠生性目标,是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保障职业教育公益性的最佳选择。但是,当前,很多高职院校将国际合作办学作为获取国内生源可观学费收入,弥补学校经费不足的手段之一,丧失了其公益性的原则,导致国外合作院校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达到培养具有高质量的、符合国际劳动力市场要求的高职毕业生的办学目标。
(二)国际合作办学形式选择单一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形式,基本停留在学历教育国际合作的初级阶段,多数只局限于热门专业的颁发中外双文凭合作办学项目。通过专业教师外派短期培训、合作院校外教短期引进课堂、引进全英文教材等形式打造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三)国际合作办学机制欠缺
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组织机构不健全,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独立的办学机构管理运行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导致国际合作办学没有统一而持久的规划目标和质量监管,在教师教学考核、生源准入资格界定、教材应用审核、毕业生就业能力评估等关键环节缺少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
(四)国际合作办学水平低下
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选择的国外院校很多都来自于国外二流或盈利性学校及教育机构,名牌大学较少、招生规模较小、设立奖学金较少。因此,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首次就业薪资相比于付出昂贵的学费而言,没有凸显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毕业生的就业优势,从而无法凝聚对高考生的足够求学吸引力。国际合作办学的专业大都局限在投入少、收益高的文科类专业,国外优质的教学资源对院校的优势专业提升并无太大的促进力。另外,高职院校忽视了优质教育资源输出的自身优势,迄今为止,我国的高职院校还未在发展中国家创设海外职业教育基地,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尚未打响自己的品牌。
三、建立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路径
建立与选择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路径是高职院校真正实现国际化,将国际化渗透到校园的角角落落的唯一方法。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设立职责分明的国际交流合作部门和独立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在标准化合作评估体系框架下[2],建立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路径,是明确国际合作办学目标、实现国际合作办学形式多元、健全国际合作办学机制、提升国际合作办学水平的唯一手段。
(一)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首先选择的办学路径,主要通过吸收国外的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方法,聘请外教授课,全外语或双语教学等方法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职人才。[3]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包含了中外双方教师互派培训授课、学生短期学习交流互派、特聘教授讲学等多形式的项目架构。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部分还局限于“引进来”,即照单全收国外的课程包体系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中国法律法规依据的“输出型”合作办学项目。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参照浙江师范大学新加坡学前教育硕士项目等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办学形式,尝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走出去”。
(二)国际技术研发平台
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高等院校,应该发挥技术优势,尝试与海外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外资企业等合作建立专业性的国际技术研发平台。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技术资源为支撑、利用优秀毕业生技术就业的人力资源优势,打造国际技术研发共享平台,为拓展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办学路径,打通国际职业能力继续教育渠道,增强先进技术的国际辐射力,实现教育经济与产业经济互惠共赢。
(三)国际职业教育实践基地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以毕业生就业质量为结果导向,因此,国际职业教育实践基地将成为跟踪学生国际就业能力的测试平台。中外双方可以在校区所在地的合作企业建立实践平台,互派高年级学生在实训环节到合作院校进行实习实践,并由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组成测评小组,对学生进行全程式的职业能力评估跟踪。
(四)开放远程教育平台
在全球语境下,国际知名的远程教育机构已经突破了课堂定时教学的模式,实现了全球教学。某些知名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实现在任何时间内的在线学习,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逐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流动课堂。[4]我国高职院校应该紧跟国际教育潮流,加强在线教育的投入,制作具有院校特色专业的双语在线教育课程,从作为课堂延伸教育为起点,辐射在社会化继续教育的在线课堂,全方位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参考文献:
[1]顾明远,石中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3,370.
[2]郭李红选译,陶宇主审.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56.
[3]沈清文.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中外对比[J].教育教学论坛,2014(10):46.
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责任文化;职业素质
作者简介:钟碧芬(1984-),女,浙江宁波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何静(196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编审,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
基金项目: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思政专项课题“高职院校责任文化融入职业素质教育的途径探讨”,主持人:钟碧芬。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7-0038-04
我国高职院校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企业的广泛认可。但2013年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企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文化素养满意度为20%―40%,远远低于对知识满意度(80%)和技能满意度(60%),主要反映在毕业生在吃苦耐劳、责任心、遵守纪律、团队合作能力、成本与质量意识等方面与企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刚入职的毕业生,他们最大的苦恼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文化的认同和基本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1]。这反映出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职业素质核心能力培养缺位,素质教育类课程远离职业岗位实际,过分重视“高技能”培养,忽视文化功能和人文作用。因此,应打破职业教育功利化、素质培养边缘化、责任文化碎片化的现象,构建职业素质教育与责任文化融合贯通的途径。
一、高职院校责任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责任”包含“分内应做的事”和“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文所指的“责任”着重指前者。那么,“责任文化”就可以理解为“人人都讲责任的文化”,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加入“责任”的成分,即团队的全体成员共同信奉并实践的以“责任至上”理念为核心的价值观氛围。高职院校责任文化是高职院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并被师生广泛认同的一种群体的责任意识[3],包含诚信、敬业、责任感、合作精神等职业素质在内的有机整体,高职院校责任文化的培育对于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提高教学质量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职业教育领域中,高职院校学生成才的基本规律是先成人再成才,而具备责任意识则是成人的关键要素。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增幅超过了普通的本科院校毕业生,但高职毕业生就业存在“高就业率”和“高离职率”并存的现象[4],这种缺乏职业发展后劲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素质的缺失。职业素质与单纯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对职业生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人对不同职业的适应能力以及不断自我发展的能力的体现。笔者认为,职业素质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劳动者都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它具有普适性和可迁移性。当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发生变化时,具备职业素质的劳动者能更快地重新获得新的知识与新的技能,这点已成为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的共识。
二、高职院校责任文化融入职业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全面发展的人,提高学生的责任文化素质是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基础。美国著名哲学家尤纳思(H.Jonas)曾指出,“当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责任问题”,“深刻的自我责任意识是一切一切的根基,它构成了人的生存的意义。”由此看出,责任在人一生中的重要地位。只有在对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中,自我的价值和尊严才能得以体现[5]。古人云:“不患无策,只怕无心。”任何职业人只有首先具备了责任心,才会对同事、对单位、对社会有诚信,并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6]。对于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当代中国大学生而言,加强责任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职业院校学生责任文化素质教育是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毕业生应具备基本素质高、知识面宽、技术应用能力强等特点。而在基本素质、知识水平、技术应用能力等的重要性排序上,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曾有过这样一个调查:“我们让企业对高职学生质量要求做了一个排序,结果是:诚信、敬业、责任感、合作精神等职业素质―工作经验―职业技能―知识水平。这表明企业聘用大学生时往往把人格修养和行为品质作为第一质量要求。而高职院校的排序则恰恰与之相反:知识水平―职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质。”[7]可见,责任文化素质对于高职教育培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高职教育要通过大力加强责任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主体意识,使之具有对他人、社会群体和生态环境的责任感。
(二)加强职业院校学生责任文化素质教育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逻辑要求
我国的高职院校大部分是从中职学校发展起来的,从中职到高职的发展不仅包含了对生产者技能提高的要求,而且蕴含着对人才职业素质培养的要求,特别是对责任文化素质的更高的要求。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概念正在不断扩大,不再是单纯的技能培训,而是要强化对学生全面工作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高职素质教育要立足高等教育层次,突出职业教育特色,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素质培养为核心,以技术能力培养为重点,全面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法律意识。
(三)加强职业院校学生责任文化素质教育是先进国家高职教育的共同实践
目前,欧美等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都非常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特别是责任文化素质的作用。美国的社区学院不但开设相关的人文学科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而且利用各种职业活动、劳动文化宣传和人际关系培养等方式,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责任意识等形成教育影响。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实践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而且要求学生了解本行业及本专业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企业文化等。
三、高职院校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教育融通之基本理念
(一)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教育之理念共享
责任文化素质是职业人才核心素质之一,高职院校责任文化素质教育,既要培养学生作为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文化素质,又要培养学生作为现代劳动者的职业责任文化素质,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规律。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已通过省市、校内相关课题项目理论研究,初步建立了由责任文化素质教育组织论、教育目标论、课程与教学论、教学情境论、教学考评论、教学团队论、教学管理论构成的高职院校能力本位责任文化素质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二)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教育之制度共建
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是高职院校实施责任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为此,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设计了由教育内容、教育理念、培养机制、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成绩考核方式构成的高职院校能力本位责任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操作体系,形成了由党政决策文件、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实验试点项目、教学投入预算、考核激励机制等构成的高职院校能力本位责任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保障体系。
(三)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教育之课程对接
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责任文化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在把责任文化融入职业素质教育过程中,在课程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有益尝试。例如,该校景观生态环境学院首创“卓越集团公司”,把企业员工职责、职能要求分解到学生学习与日常行为规范中,让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模拟化职场氛围中体验企业责任文化。同时,引入以责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职业素质日常养成、职业素质专业渗透教育。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环境学院责任文化氛围凸显,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显著增强,成为全校“责任文化”品牌培育工作的典范。该校推广了这一典型案例,提出把职业素质养成作为人才培育第一质量,把责任文化作为统领学校各项工作的核心价值的理念,在全校进行了推广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具体做法如下:
1.课程体系创新。该校按照基础训练―日常养成―主题实践―职场养成层层递进的顺序构建课程结构,按学生社会角色与职业角色转型进行活动过程选择,并根据活动过程重组课程内容,编写了《大学生公共责任文化素质养成》、《大学生职业责任文化素质养成》、《责任文化素质教育学习资源手册》、《职业素质核心能力基础训练》、《职业素质核心能力日常能力养成》、《高职学生责任文化素质教育25讲》等校本教材6本,将学生责任素质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和实践实训之中。
2.教学模式创新。该校构建了社会与职业角色转型实践行为导向教学模式,创新了“ODPAEI”六步基础训练法,包括训练项目任务接受―项目能力诊断分析―项目角色能力准备―活动预案设计―模拟演练与评估总结―实战活动与评估总结―信息反馈与训练提升等内容。基础训练教学组合运用了案例导入法、问题导向法、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方法;日常与职场养成教学组合运用了责任形象标杆法、角色转换法、评比检查法、团队监督法、自我剖析法、成长记录法等教学方法;主题实践教学组合运用了责任素质调研法、反思法、演讲法、辩论法、担当法、演练法、社会活动法等教学方法。
3.评价方式创新。该校在考核评价中改变以往“纯试卷”给分的模式,通过观测学生社会与职业角色转型实践行为态度,评价实践活动效果成果,考核学习成绩。具体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价,将训练项目与职业岗位技能要求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实践活动过程中是否按照工作岗位的要求,包括岗位技能技术要求、岗位责任要求、岗位安全要求等。通过创新评价方式,引导教师在实践实训活动加强责任意识的教学,让学生从实践实训活动中体会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养成的重要性。
(四)责任文化教育与职业素质教育之活动融合
校园活动是高职院校责任文化素质培养的基本平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早在2009年就出台了《关于开展职业素质养成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以责任文化素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职业素质养成工作在全校全面铺开。为推进“金牌员工”职业素质培养活动,各二级学院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结合专业特色和育人目标,创造性地开展了与职业素质养成教育工作相关的各类活动。例如,艺术学院开展“工作室制”培养模式,其中有机融入了“创意设计责任文化”和创意设计职业素质养成工作;商贸学院以“商贸集团公司”为组织形式,开展诚信商务职业素质养成教育;信息学院建立了大一军事化训练,大二服务外包公司职业素质养成,大三E港集团公司顶岗应用的“职业素质全程养成模式”;外国语学院开展了具有涉外专业特点的“模拟联合国”公共素质教育活动。
四、高职院校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教育融通之7Q途径
高职教育确立的评价思想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但部分高职院校片面理解“以就业为导向”的评价思想,在教育工作中将技能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高职校园中显现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淡薄现象,不少高职院校充斥着技能训练、考级考证等功利性文化,在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订中过分强调“技能”、“就业”,导致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和选择培养模式时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而不关注学生责任文化职业素质的提高,导致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责任文化职业素质教育的不平衡。高职院校在学校层面做好“品质学校”、“品质教师”、“品质学生”、“品质课堂”、“品质专业”、“品质课程”、“品质班级”这7Q建设的基础上,应该在人才素质和能力培养上做好“健商”、“德商”、“智商”、“情商”、“逆商”、“志商”、“发商”这7Q的开发,具体而言,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如何撕破“两张皮”现象
目前,高职院校在教育实践中存在严重的“两张皮”现象。其一,专业教师在讲述理论课时,过度侧重理论、专业知识的传授,漠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而在实训课程中,过分强调个人动手能力和技能培养,忽略团队合作精神和岗位责任要求,包括道德意识、团队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等的培养,使专业培养和素质培养形成“两张皮”。其二,教师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时将责任文化和职业素质教育写进方案或作为培养目标,但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责任文化和职业素质教育,存在方案、目标与授课过程、培养模式形成“两张皮”。其三,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职业素质教育与企业文化没有融合,学校教的和企业要的几乎是两码事,形成企业需求和学校教育的“两张皮”。要撕破这种“两张皮”现象就必须切实加强学校的内涵建设,加强教学的有效性建设,加强过程控制和监督,创建“品质学校(Quality School)”和“品质班级(Quality Class)”,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做到理论教育、实践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把素质教育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做到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的结合,要求教师做好知识的更新及教学计划、目标的更新,确保学校内的学习与企业内的技能要求不脱节;做到技术应用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结合,高职院校不但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素质,促进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可持续地发展。
(二)如何突破“边缘化”、“碎片化”现象
当前有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主张能力本位理论,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为取向,在课程体系中淡化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界限,以企业岗位应具备的能力作为课程设置和课程评价的唯一标准,使职业素质教育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另外,能力本位导向的课程构建是从行为主义的思路出发,它将职业能力分解为一些细小的任务、要素,这种方法对于一些非技能型的能力难以进行分析[8]。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往往突出了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但将岗位职责、学生个体责任、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与操作技能等知识完全割裂开,使之形成一堆“碎片”。这种只注重了学生知识形成,忽视了学生的职业素质发展的培养模式,使高职责任文化与职业素质养成成为空谈。要突破能力本位论的误区,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打造“品质专业(Quality Vocational)”、“品质课程(Quality Programs)”和“品质课堂(Quality Classroom)”,要科学地构建专业及课程评价体系,将责任文化引领的职业素质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融进每一节课堂教学之中。
(三)如何打造“嵌入式双师型”课程教学团队
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是实现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的教师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专业教学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两个方面,现在的教师因为评定职称的需要,往往更重视专业研究能力,忽视专业教学能力的提高,优秀的教师应该同时提升自己的专业教学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并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做到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责任文化和职业素质教育的有效平衡。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为提升教师团队素质,培养合格优秀的高职院校教师团队,创建学校独有的“品质教师(Quality Teacher)”,提出了打造“嵌入式双师型”课程教学团队的概念,将一门课程由两人或两人以上教师团队共同实施教学,其中一人为校内专任教师,具有比较强的专业理论基础,对课程标准、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考核等起到负责人的作用;另外一人或几人源于企业,具有较强实践技能或丰富管理经验,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主要承担实践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部分教学内容,从而将该课程的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紧密结合,将职业素质教育贯穿课程的始终,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职业素质教育和责任文化教育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高职院校应将职业素质教育有机地贯穿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之中,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以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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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企业;责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0-0260-03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承担的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同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获得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赞誉。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外部责任,企业要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在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企业在职业教育宏观政策制定、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Corporate)作为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命,通过提品或服务换取收入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根本,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企业之间存在着严峻的竞争,也存在着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能够使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不是程度高的自动化、技术先进的设备,而是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所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一个企业要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在激烈的行业竞争里获胜,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形成这种竞争力的关键就是拥有属于企业自己的一批充满激情、富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在实现个人职业设计目标的同时,不断为企业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的优秀员工。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总体要求中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可见,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培养优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需求达成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现代职业教育在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二、国际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
国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涉及领域广、力度大、形式多样、效果显著,国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因、方式、成功的经验,能够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企业的参与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表现在以“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解决了其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双元制”模式在企业界的积极参与下形成,有浓厚的企业文化根基,其成长、成熟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学校、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主要特征是:私企与国家开办的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在这种“双元制”下企业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1)教学程序的主导。在职业教育教学阶段,德国“双元制”是由企业来安排学生的教学和实践的时间分配,在中等教育阶段有60%~70%的教学和实践都在企业开展,一般学制为2年至3年半;而高等职业教育教学阶段则会安排50%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学习和培训,一般学制为3年;从学习地点的选择看,企业建立有专门的培训基地,这些基地都具有高度的仿真性,还配备高科技的教学场所,学生不但可以接受理论知识的讲授,还可以在实践场所进行实践教学,也可进行短期的上岗培训;在教学过程中,各企业都有着完善的培养资料,按照专业类别编写各专业统一的培养计划及规则,例如联邦政府颁布的全德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及其附件――企业《培训框架计划》就是企业培养学生的重要依据;在师资力量上,企业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用企业员工作为指导教师,员工隶属于企业,必须要有2至5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要通过相应的考核,取得培训师资格,这些“师傅”不但有丰富的经验,也会依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指导,注重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2)培训费用主导。德国“双元制”体制下,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业教育经费。由于企业是主要的职业教育受益人,因此一般将学生的培养费用计入企业经营成本,而政府在职业教育培养中付出的经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3)立法上的主导:企业一旦参与职业教育,就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保障国家、企业、学生的相关利益及教学效果。例如《联邦职业教育法》、《手工业条例》、《职业培训条例》及其附件――企业《培训框架计划》和《职业培训合同》等法律和法规,都是企业必须要遵守的。企业传统的培养模式不受国家干涉,反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德国企业也以参与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企业人才为己任,逐步确立了“双元制”在德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2.新加坡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新加坡采用的是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基础上,考虑本国的国情,较好地适应了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要求。目前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都采用教学工厂模式。这种教学工厂的主要特点是:教学工厂即职业教育学校,但根据职业教育的要求来设计,具有企业的某些特质,不但环境优美、设备先进,还具有企业化管理的相关特征,很好的将校园与企业结合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以及学习、工作态度,而学校也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师生进行创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也使得教学工厂的教学效果非常好。教学工厂以“双师型”的师资队伍为依托,教师不但要精通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践,更好地进行职业素质培养。
3.澳大利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澳大利亚目前采用最多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TAFE模式,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也就是技术与继续教育,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基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通常受政府监督,教学质量较高,目前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化人才。TAFE培养模式下,学校教学没有太多的限制,参与学习的学生可以是各个年龄段、各个专业背景有学习需求的人。TAFE建立了专业学习包,提供全日制、半日制、函授等多种授课形式,只要学习者进行相关的学习拿到规定的学分,学校就会为其颁发相应结业证书。这种方式比较灵活,覆盖面较广,也使得职业教育迅速普及。学习包当中规定的内容由政府官员、企业专家、学校老师、学者等参与制定,保障了科学性、合理性,也发挥了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主导作用。TAFE模式同时注重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在国家培训局的监督指导下,培养方案不断得到完善,教学质量也日益提高。
三、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
我国在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中一直在以立法形式推动企业参与,在职业教育中的企业地位、作用以及校企合作育人等方面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规定,企业要强化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素质。要继续办好已有职业院校,企业可以联合举办职业院校,也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企业有责任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做出如下规定:健全企业参与制度。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其办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求的,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对职业院校自办的、以服务学生实习实训为主要目的企业或经营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支持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各地区、行业,对职业教育企业责任及参与方面也做出过不少的规定,学校在校企合作方面也制定了比较有行之有效的相关制度。但目前,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积极性和利好的认知还不够,在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的落实环节上,企业真正实际参与职业教育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得社会赞誉,实现企业、社会和自然环境共同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对职业院校的责任,就是协助职业院校共同完成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在宏观层面上,行业专业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和企业有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责任,包括不同专业领域的市场人才需求预测,专业标准制定、人才培养规格研究等。在微观层面上,行业企业应参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构建、教学内容的设置、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招生就业等诸多方面,在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中真正实现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主要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使学校教育功能与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企业在实现职业教育责任的同时,从职业院校得到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可以从深度合作的职业院校优先招聘专业技术人才;借助合作院校的师资力量,系统培训企业员工,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借助职业院校师资力量解决企业的技术攻关和科技研发工作。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实现具体表现在校企合作的具体措施中。
1.企业主动参与学校的招生。职业院校的招生应实施分类多元化招生。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研究企业人才需求结构和标准,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和标准,在招生宣传、新生录取等关键环节让未来的“客户”参与,使企业的人才标准和需求渗透到学校工作中,让学生入学前对企业人才标准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招生,也有利于企业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的推动。
2.企业参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制订。职业院校设置专业离不开市场需求的调研,只有准确分析和预测未来职业岗位需求,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够真正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行业企业应介入专业调研、新专业设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调整等环节,因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对以上工作的推动具有先天的优势和责任。
3.校企共同制订课程内容。确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后,关键是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即制订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特别是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研究方面,要与职业标准对接,与企业实际工作需要对接。企业和学校共同研究确定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课程内容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4.校企协同实施教育教学。职业院校要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在教学场所的设计上为学生提供边学边做、模拟演练或真题真做环境;企业在学校设立工作室、厂房、车间,企业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训环节;把某些实训教学环节可以直接安排到企业生产车间,技术人员可担任现场指导师傅,学生以准员工的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管理、服务工作,使教学过程融于生产过程。校企共同实施教学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品格修养,使学生更早的了解企业文化。
5.校企共同培养教师实践能力。校企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关系到职业教育能否肩负起培育技能型人才的教育使命。目前,职业院校在招聘教师时还是更注重学历层次,在实践经历方面我国还没有统一要求和标准,所以企业在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职业院校应形成完善的教师赴企业锻炼机制,企业积极开拓职业院校教师的实践岗位,与学校共同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
6.校企共同开展学生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鉴定和测评,也是对教育教学效果的检验。职业教育质量如何,从学生是否达到毕业要求,是否满足企业人才需求标准,是否达到职业岗位标准,是否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所以企业应该在培养学生的不同阶段,按企业用人标准考核评价学生,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五、几点建议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是办好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而且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需求的对接度。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重大,但企业还没有完全融入职业教育,没有全面树立这份社会责任感,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权利和责任应具有一致性,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1.国家和地方政府从政策层面进一步鼓励和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能够科学准确地评价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贡献度,使企业正确树立参与职业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院校进一步做好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宣传和推动工作,让更多的企业感受到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合作中实现企业人才储备和人才水平的提升,同时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3.院校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搭建多维校企合作平台,有效融通学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使企业与学校合作育人过程中看到企业更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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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让众多企业都来积极履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国政府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条例或法律法规来规范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因此在校企合作中,如果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就比较容易拒绝这方面的合作,或者让合作流于形式。虽然我们强调,企业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内省的社会责任意识来主动参与这方面的合作,但却不如政策法规那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实质性、持久性问题。其次,在缺乏政策法规的背景下,再从目前高职教育现状来看,并不是每一所高职院校都具有较强的学术地位、合作资本,诸如师资力量、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优质的生源都是合作的底气、合作的话语权的体现。因此,当企业面对办学有明显弱点的高职院校时,会算计合作过程能否带来好处,当发现合作并不能为企业发展积蓄力量,不能互助共赢时,纵使牵手过也难以深入。因此,校企双方要主动深入地开展校企合作,就需要注重方式、方法、效率、效益等问题。笔者站在企业的角度谈两点粗浅认识。
搭建企业文化与高职教育文化
融合的桥梁
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除了极少数是自主创业外,大部分是面向企业输出,如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理解企业文化、感受企业文化,那么大学的文化底蕴就可以跟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互补,是校企之间知识技能灌输之外的价值观传递、交汇。
企业文化跟高职教育文化之间从内涵来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高职院校要注重学生的学术文化熏陶,强调学习过程的平等、自由以及个性化发展。而企业文化是需要职工通过工作实践,感受各种激励机制,要注重行为纪律、效果。有的企业会抱怨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及接受有一定的时间差,适应能力差的学生上岗后会有诸多不适。这种问题要更好更快地解决,就要让学生在高职教育过程中认知企业文化。例如,企业要有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要让职工爱岗敬业并有劳动后才有所获的幸福感认识,要让职工认识到职业发展生涯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这些基本的认识都可以在校学习过程中间接获得。此外,企业文化也是一种竞争力,不同企业之间都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战略建设,有的企业唯利是图,有的缺乏个性色彩,有的缺乏内涵,有的企业则善于总结、创新,形成优质的、有品位的企业文化。在校企合作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就会让企业认识到自身企业文化的端正性,在合作育人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在校企互动过程中完善自身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用工,不能满足于使用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工,还需要职工具有创新潜能,不只是停留在机械操作事务上。另外还需要职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例如诚信的职业道德,环保的科学发展观,这都需要跟校方管理层一起敦促传道授业的教师对在校高职生进行前期灌输。越早在高职教育的理论学习及实训实习中种下良好的文化熏陶种子,就越容易让高职毕业生全面发展,正确定位自身的职业追求。当企业的优良文化传统顺利通过校企合作,融入了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后,企业的新老员工就能顺利沟通,减少磨合时间差,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得到提升,也会一同提升企业的社会效益。
以往,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有的企业过于看重合作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合作中的育人社会责任。或者说,本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就没重视。因此看不到企业文化跟校园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也就缺乏与高职院校合作的积极性。从现代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文化是一种软的竞争力,企业文化品位的提升除了向消费者宣传外,还需要把握职业教育的规律,让合作的高职院校来一同把关。这样培养出的高职毕业生,既可以短期内上岗熟练操作,又可以长期自觉为企业文化传承、弘扬贡献智慧。
在校企合作中,文化的对接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不能固守校园文化建设,还需要引入优秀企业的文化精神来培养职业人才队伍。企业本身也不能花太多时间、精力进行新职工的企业文化再培育。当两者进行融合、互相嵌入后,就可以在校园文化、企业文化之间搭建互相促进的沟通桥梁,为在校生、在职职工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让人的全面发展跟校方、企业一起共荣共赢。目前,广东省教育厅很重视高职院校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以及对母校的满意度调查,每年都会邀请第三方(如麦克思(MYCOS))进行客观跟踪调研,而母校对毕业生的影响力,除了职业训练之外,就是校园的文化精神内涵对他们的塑造和影响了。例如,2014年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居全广东省第一位。但是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却在全省排名第26名。该校还总结认识到对在校生的培育,还缺乏对体育企业的了解。这也就说明了高职院校的学生及校方管理层都希望更多地了解现实运营中的相关企业。而对口的企业应需嵌入企业文化,让学生对母校的全面教育有更好的满意度,让高职院校有更好的发展竞争力,让企业文化从高职院校职业训练施教过程中就得到认知,这对有关利益各方而言,都将受益匪浅。德国雅斯贝尔斯曾说过,“越是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责任的危险就越大”。如果我们能深刻认识到人才发展过程不能存在文化意识的短板,就可以让企业积极走上向高职院校输出企业文化这类精神产品,加强文化建设的合作道路,从而履行好对职业教育有利的社会责任。
转变观念促进人才、信息资源共享的
利益平衡
有的高职院校以为校企合作就是需要企业提供师资,提供实训基地,最后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这种伸手来要的做法,是因过于从院校角度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形成的,如果索要的需求物跟企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相冲突,就会影响到合作的深化。而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现代企业是一个多边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建立契约关系的各方都有自身的利益,然后再在各方之间维系总体利益,保持总体利益平衡。因此企业无须抱怨高职院校过于倾向于索求,可以从企业经营利益再平衡的角度出发,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首先,从人才拥有到人才共享的转变角度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远见,有持续发展力的必然会重视职工的继续教育与岗位再培训。因为知识的更新,技术、工艺的更新都是日新月异的,谁保持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积极跟进了,谁的发展劲头及后劲就会持续充足。不少高职院校已经具备提供面向在职职业人员再学习培训的能力,可以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优化提供发展的辅助力量。企业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合作机会。例如,派遣能工巧匠给予高职学生在实践技能方面的传、帮、带,让在校生、实习生能获得较强的工作技能,同时,可以根据协议,让高职院校提供对等利益,让企业职工接受再学习培训,重点在于理论前沿的再学习。这种合作可以互相减免彼此的费用,合作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谁优先掌握了新的,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占据前期优势。因此,有的企业不愿意提供人才输出、技术输出,担心经验、技术的泛化、扩大化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担忧有一定的道理,但可以通过合理解决。因为高职院校也在寻求科研方面的突破,无论什么层级的高职院校,都会注重。对于科研力量薄弱的院校,企业可以开展经验交流层次的合作,让高职院校开办理论学习班,让企业提供对实习生的一线技能指导。对于科研力量雄厚的院校,企业可以提供研发资金,这样企业的技术可得到晋级,高职院校也能留住高素质的师资人员。
企业要认识到人才是流动性的,技术、科研变动性也是很大的。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显示合作的意愿与实力,与高职院校建立起情感纽带,那么人才得到展示的舞台扩大了,跳槽的意愿也会降低,技术、科研资本就会得到有效巩固。人才共享模式下的校企合作就会增强合作双方的共同利益维护,提升彼此的社会形象。
其次,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角度寻求合作。曾有专业人士对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动因进行调研,抽样的对象是江西省的450家企业。发现被调查企业都有同高职院校合作的意愿,但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来谈合作项目。而且还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校企合作有不同的利益视角。反过来,如果高职院校要区别不同类型的企业,来分别签订不同的合作协议,实际上也难以实施或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因为都只是彼此满足短期利益来谈合作。例如,大型企业给予订单方式培养人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给予顶岗实习。这类合作方式都还只是将学生当作输出性的劳动力产品来分门别类地进行合作。如果高职院校只是满足于输出,只考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那么也无须奢谈校企合作的深入性问题。
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来看,教育部从2014年开始酝酿新的改革,计划将部分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院校。我国的职业教育该如何发展,已是全社会都在关注的新时代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率领团队专门研究中国职业学校到底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却发现职业院校教育质量非常低下。他建议高职院校要花大量的在校时间认真、规范地教授数学、语文、英语等文化课程。高职院校需要为2030年以后的中国培养人才。罗思高教授并不认为通过顶岗实习短期性地提供简单的操作训练就是职业教育。而高职院校如何扩大学生的学习空间呢?企业是否可以从信息资源建设的角度为高职教育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例如,加强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校企的合作契约点转变为增加与高职院校一同共建共享学习空间的合作协议?
从广东高职院校的现实情况来看,以图书馆、网络中心大楼为载体的学习共享空间还有待发展(有的高职院校的馆藏资源还未达到办学的硬性指标)。企业可以通过社会捐赠、捐助的方式,为高职院校图书馆提供部分购书经费或其他非正式出版资料。一来扩充了馆藏规模,二来通过共建谋求共享,可以让企业的职工一同共享高职院校的图书资源(含数字资源)。这样,以共建共享信息资源的方式为纽带,实际上也可以达到较好的合作效果。因为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建立企业信息中心、情报中心(或图书馆),而只能有限提供馆藏建设经费,提供馆藏资源,让高职院校内的专门图书情报人员来设立企业特藏阅览区,就可弥补大部分企业无法自建信息中心的不足之处。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阅读学习内容,避免被社会各界诟病为“进入高职院校,就是进行职业前期训练,进行顶岗实习为主,让社会大众以为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是误人子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个建议也是一种可行的简易操作方案,已有先例。例如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跟企业之间就有图书文献服务方面的合作。
篇7
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都存在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轻视文化教育的问题。本文以对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内涵发展演变分析为基础,面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今对文化教育的紧迫诉求,提出“践行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观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提升文化教育教师队伍素养”三种可供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文化教育,路径选择
长久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所处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从近代早期的“生活技能教育”发展变化为现代的“培养职业上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也从近代田正平所指出的:职业教育思潮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作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今的“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的内涵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职业教育”的内涵,直接运用于当下,同时也不能够简单的用“职业技术教育”来代替整体的“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的内涵
我国《职业教育法》中对职业教育是这么描述的:职业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施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训练,职业教育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板块之一。其中,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但由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职业教育内涵有了横向和纵向的延伸,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2014年6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本文现以经济和社会重点领域“现代服务业”作为例子对职业教育内涵进行分析,该规划中指出:根据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需要面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高技术服务领域,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的新型服务人才,培养具备高尚职业道德、较高人文素养、通晓国际标准和高超技术技能的专门人才,通过人才专业化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从上述对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来看,高尚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人文素养已经成为对职业教育横向要求的延伸,而通晓国际标准无疑是纵向的拓展,职业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生活生存的教育,而是以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
二文化教育的内涵
著名的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从知识角度来理解人类各种文化,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以课堂和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知识教育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逻辑、系统的传播知识,脱离文化母体,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逻辑中,缺乏理想、激情、直觉和想象力,这种教育于学生角度表现为学生对知识的无兴趣。文化教育则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教育五个层次的教育,知识是基础,思维是关键,方法是根本,原则是精髓,精神是灵魂[1]。由此可知,教育是具有文化普及、传播、传承、创新等诸多功能的特殊文化,教育的中心应该是人和文化,其中人应该放在首位,挖掘各种文化的人文意义,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希望人们在理想的文化生活中,不仅获得理论知识,而且接受文化熏陶,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感悟到创造者不可多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从而不仅最大限度地获得全面发展,而且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2]。
三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诉求
英国学者庄士敦曾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同时,世界上不少汉学家在比较中国与韩国时都认为,韩国在传统儒学的保护与传承方面远远胜于中国,这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一直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我国的各类教育招生规模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教育的发展只重视技能的培训和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导致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素质较为匮乏。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长期的专业知识教育中,虽然技能得到一定提升,也获得一技之长,因此也获得工作的机会。但随着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获得生活技能的他们并不能够感受到生活和职业的快乐,只是为生计而碌碌工作,缺乏创造、创新能力。这些学生无论从职业横向拓展还是纵向升迁都存在较大阻碍,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我国职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四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践行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观念
从本文上述的教育的内涵可知,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如怀特海所说:“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逻辑和实证主义教育,崇尚知识的功利主义,而文化教育则是思想、创造、文化、精神的教育,崇尚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由于这两种教育存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的区别,一直以来,都是独立存在与实施的,且普遍存在重知识教育,轻文化教育的现象。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模式,不仅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教育观而且更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也就是说,要构建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由此形成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教育观,从而引导教育回归生活之根和本。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可称为“科学文化哲学”[3],其目的就是要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科学观。显然,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不仅蕴含着一种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融为一体,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基础之上的新型教育观,而且还蕴含着一条使教育回归生活的途径,那就是从知识教育回归文化教育、再从文化教育回归生活教育的途径[4]。简单的分析上述科学文化哲学理念,就是将知识概括为人类历史的经验的沉淀,将科学理解为人类过去式,现在式、将来不断创造着的文化,将教育的内容从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包括理想、信念、境界、价值观、人生观、生活等,主要从求真务实的原则传授科学文化,从求善务爱的原则来传递人文文化,以人为教育的中心,关心人如何生活、实践和创新,努力将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五个教育维度历经博学,睿思,笃行的过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令受教育者能够激活知识并超越知识,达到通过实践来验证、并实现创新的目标。
(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并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绝不是西欧国家,而是中国。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来形容当下所称的敬业乐业;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有不少关于诚实守信、以礼待人等与当今职业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目标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是对全体中国人关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辟陈述,而在当下,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教育已然成为良好文化修养的基本要求[5];上述种种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职业教育进行文化教育源源不断并丰富的素材来源。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中,不仅应将文化教育设计于思想政治课程等人文素养课程中,还应该尽可能与行业、产业和专业相结合,将文化教育内容融合在专业技术课程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文化教育的重点是要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文化创新意识。
(三)提升文化教育教师队伍素养
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教育还是文化教育,教师所起的作用都十分关键。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下,对教师的要求也更为全面:要求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通过修炼气质、修养和人格魅力等来进行言传身教,只有教师对待对科学文化的情感真切深刻,对科学文化的探索过程犹如“感情和思想的一种净化”,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要求广大教师教育与科研并重,只有教育者自身参与创造性活动,才有助于真正切入科学与人文之生命,教育者具有科学和人文两种生命,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教育[6];受教育者才能受到科学文化熏陶,从教育者身上理解科学文化之美,才能切身思考如何学习,包括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要学等。
五结语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我国职业教育在专业化教育的同时更加应该关注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依靠高素质的文化教育教师队伍,在融合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新型科学文化哲学理念下,汲取我国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探究出符合我国现当代国情的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教育之路。
作者:王俊彦 单位: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叔子,吴昌林,张福润.四论创新之根在实践[J].杨叔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2).
[2]孟建伟.教育与生活-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哲学思考[J].教育研究,2012,(3).
[3]孟建伟.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科学文化哲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4]孟建伟.科学•文化•生命——论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J].社会科学战线,2008,(5).
篇8
【关键词】企业;职业教育;责任
近年来,在企业“技工荒” 与毕业生就业难两者并存的社会环境下,职业教育面临着各种挑战,要求企业参加到职业教育队伍中来的呼声愈来愈高。但一直以来,企业对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普遍缺乏兴趣,这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当前,已有的研究者对企业提出各种要求,但大多数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而不是立足于“企业”本身进行研究,这使得彻底解决企业对发展职业教育责任缺失的问题更加困难。因此,厘清企业为什么具有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至关重要。
一、企业需要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这一概念最早在1924年由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它是指企业在社会领域内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一种“回应义务”。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协议”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环境责任、经济责任、教育责任和文化责任等四个方面。[1]众所周知,社会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企业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企业应当承担一部分的社会责任是无可厚非的。而在教育领域内,职业教育与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职业教育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2]
(2)利益相关者理论
1963年斯坦福大学研究所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可能生存的团体。按照这一理论,职业院校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因为职业院校不仅为企业培养了各种级别和类型的技能型人才,而且同时对企业的技术更新、文化建设和员工培训等方面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换言之,职业院校就是处于人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阶段”,而企业则处于该过程的“消费阶段”。 [3]
(3)教育经济学“谁受益、谁投资”的成本分担原则
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主要是指培养每位学生所应支付的全部费用。一般来说,职业院校的学生接受教育成才后,个人、国家和企业都是其主要受益者。其中,学生个人和国家将分别以学费和政府拨款的形式进行教育成本的分担,唯有企业在享受了职业教育的主要“产品”——学生所带来的“利益”时,往往忽视了人才的“生产费用”,这是极不可取的。
二、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责任缺失的表现及原因
近年来,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教育部门,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虽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企业主体认识还不到位。首先,一些企业仅停留在定期接收职业院校的学生到企业内部参加实习, 或者仅为学校提供一些设备、场地等条件的支持,而在资金的投入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其次,有些企业将追求利益视为唯一目的,对职业院校敷衍塞责,忽视了在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等问题上,企业存在着与职业院校进行智力合作的无限发展空间;再者,还有部分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也只停留在浅层次上,并未深入到职业院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究其原因,除了企业自身认知外,与一些社会因素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场域中“惯习”式的思维
“惯习”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4]长期以来,企业在传统场域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习”式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地认为教育是政府和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当普通高等教育被置换成与企业发展关系密切的高等职业教育时,这便出现了惯习与场域间的严重脱节——企业对参与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毫无主动意识。
(2)利益驱动力度不大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企业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在与职业院校合作时,企业更乐于追求利润、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国家政府部门没有出台参与校企合作对企业的奖励机制,多数企业领导普遍认为,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似乎“无利可图”:一方面很多学生实习结束后会选择跳槽到别的企业单位,不仅没有收回培训成本,更没有得到人才;另一方面政府没有经济补贴,脱离生产实际的职业院校也很难为企业提供全面的、足够的技术支持。
(3)现阶段我国客观经济条件制约
目前,我国较低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在世界上较低的产业分工地位,导致了很多企业从事低端产业的生产,工作技术含量要求低,对高技能人才大的需求也不大。同时,因为我国人口众多,由此而带来的初级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性,导致了很多企业长期依赖于“低技能、低工资”生产模式。总之,这两方面原因的存在,使得企业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和高技能人才需求的紧迫性,进而影响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4)保障机制的欠缺
纵观国内外,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支持是校企合作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虽然目前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文件已经陆续颁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数也只是概括性或原则性地规定企业具有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还缺乏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三、企业承担发展职业教育责任的策略
职业教育与企业结合,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但如何发挥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应有的作用,并享有与职业院校平等的主体地位,将需要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三方面的共同参与。
打破传统场域的“惯习”思维,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
每个场域都会形成其特有的惯习。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惯习,以达成新惯习与新场域的相生相长。因此,在面对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新的场域时,企业要打破传统场域的惯习思维,逐渐唤醒主体意识。首先,企业领导要深刻领会到人力资源开发对激发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鼓励员工学会终身学习;其次,职业院校是企业人才选聘和员工在职培训的重要载体,企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断提高参与职业教育的自觉性。 [5]
(2)加强政策的导向和扶持,维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合法利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多数企业普遍认为,教育主要是学校的事情,企业就是到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如果让企业义务地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功能,则明显地有悖于企业的本能追求,而且大多数企业自身也没有这样的承担能力。因此,对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优惠,对不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责任的企业,政府则可颁布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力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如:对独立开办职业院校或参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企业,可以酌情减免一定数额或年限的企业所得税;对长期为职业院校提供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补偿性补助和税收减免;对那些为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则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授予相关荣誉称号等。
(3)构建互利双赢的参与机制,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高职院校与企业都是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平衡点的寻找与把握是决定两者能否长期合作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可遵循“谁参与,谁受益”的原则,让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合理分摊教育成本,全面维护企业利益。如:建立和完善教育成本分摊机制,实行经费优惠政策,逐步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费用成本;建立和完善职教统筹费返还制度,根据各个企业的职业教育开展情况,按适当比例返还各企业;对积极参加职业教育的企业,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应该赋予其优先挑选劳动力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张瑞琪.论企业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9.
[2] [3] 扶慧娟,聂伟.企业规避职业教育责任的原因探析[J].职教通讯,2011.
篇9
一、美国CEC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标准
1995年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制定了《每个特殊儿童教育者必须知道什么———有关特殊教育教师准备和资格的国际标准》,在《标准》中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这些要求从不同角度,对特殊教育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进行了界定,也表明了特殊教育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及其与其它职业的区别。
(一)无歧视性
《标准》中规定“使用评估用具和办理手续时,不以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国籍、年龄、政治活动、家庭、社会背景、性倾向或异常方面的不同而歧视特殊人群。”[1]此条标准虽然是着眼于无歧视性评估,但从“无歧视性”表述中可以解读为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特殊技教师评估的是一个个“儿童”、一个个“人”,而非附加在特殊儿童身上的社会或身份的属性,这也就是当下的“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的具体表现。
(二)尊重性
《标准》中规定“特教专职者在专业实践上应提高和保持高度的能力水平和思想境界”,“仅用那些指定的训练方法和行为条例,不能伤害特殊学生的自尊心和侵犯其基本人权:如体罚”,“特殊教育者应拥护特殊学生,在言语写作及各种场合的表现都代表他们的利益”等等[1]。所以,特殊教育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成为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利益的代言人,使尊重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成为个人的内在品质。在行动上要使自己的专业活动有益于特殊群体和他们的家庭,尽最大限度的维护特殊学生,并且有益于其他同事、学生或研究对象的研究学习。
(三)客观性
《标准》中规定:“为帮助相关人士做出决策,应以进行有效客观的训练为基准,向行政部门、同仁、家长提供准确的计划资料”。[1]这一标准强调特殊教育教师应具有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专业活动的职业素养,在对特殊儿童的教育训练、管理、咨询中,应坚持客观性原则,实事求是,以事实资料、数据来说明问题。
(四)保秘性
《标准》规定:“除有书面批准或规定机密可以公布的特殊情况外,应保守情报机密。”[1]因此,特殊教育教师的一个重要操守是能够保护特殊儿童的隐私,对特殊儿童的各项资料能够严格注意保密,绝不向任何商业机构、非法团体或个人泄露特殊儿童的私隐信息,或以非道德的方式以特殊儿童的隐私来获利,而是在尊重彼此隐私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合作。
(五)合作性
《标准》规定:“和其他专职者相互合作,相互鼓励,完善特殊教育和特殊人群相关服务。”[1]这一标准旨在强调,特殊教育教师应更具有合作性,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还要与其他的特殊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士、特殊儿童家长等相互合作、共同努力,以便参与行为管理,为特殊儿童服务。
(六)高效性
《标准》规定特殊教育教师应根据特殊学生的需求,保证应用专业知识、营造合适的教学环境、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选择使用有效的教学用具和资料、设定合适的教学需要的班级,致力于发展最高教育,进而向特殊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尽最大限度得激发他们的生活潜能。
(七)发展性
《标准》强调特殊教育教师应通过参加在职培训、专业研讨会、专业会议等继续教育计划,参加专业学术团体的活动等来保持对特殊教育和相关教育领域先行研究和文献的学术动态的了解,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2]以此,强调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也是其不可或缺的职业道德素养。
(八)倡导性
《标准》规定特殊教育教师要尽最大限度的推动和完善与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服务政策。这一标准强调特殊教育教师不仅有责任、有义务进行特殊教育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而且有责任、有义务去推动、完善与特殊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及相关服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九)实践性
《标准》规定:“在CEC道德法规和其他规范、职业政策之内进行实习”,“特教专职者不应原谅和参与一些不道德和不合法行为,不应违背特殊教育委员会所采纳的职业标准”。[1]以此强调,特殊教育教师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操守,用行动践行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准则,绝不容忍、也不做违纪违法违规、有损职业操守之事。纵观CEC制定的特殊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标准,可以看出美国特殊教育教师始终坚持公正、平等、尊重、非歧视性的原则,一切以特殊人群的利益为重心。在职业实践中能够客观评估,并且具有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等专业道德。这些道德标准反应了美国对所有层次、所有类型特殊教育教师在道德规范上的基本要求,是对美国特殊教育教师基本素质的概括。
二、CEC职业道德标准对我国特殊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启示
美国CEC提出的特殊教育教师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使得美国从事中小学特殊教育的教师都有很深的职业情感,从立法角度也使特殊教育教师能够切实的用心、用情、用理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创设轻松愉快的氛围,使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孩子能够感受到关爱、尊重与理解,有助于培养孩子求知的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特殊教育是一项艰苦繁杂的工作,教师必须具有深刻的责任感和坚实的职业信仰,才能将它顺利推进。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成为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十分重要。笔者认为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不仅仅要具备普通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敬业奉献、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还应该具备特殊教育教师所应具备的特殊的职业道德。美国CEC在《标准》中关于特殊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的规定,给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一)加强规范,践行师德
美国特殊教育之所以在发展的很好,是因为美国通过CEC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制度。而当下,我国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进行明确界定,在各个地区出现诸多不如人意的现象。所以作为我国来说,要想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加强教师专业化,就必须要设置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提高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入职标准,加强法律规范,从而通过法律来从根本上保证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二)以人为本,尊重平等
特殊教育的对象多属于弱势群体,特殊教育的产生是为他们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特殊教育教师不仅是教育者,更是许多障碍者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为他们的成长和最终融入社会提供服务,并对此负有深深的责任感。而现存在一些特殊教育教师讽刺、挖苦、歧视、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准则。所以作为特殊教育教师我们应该坚持无歧视原则,对文化背景、民族背景、家庭、性别、样貌、体态特征、性取向等不同的特殊群体以示非歧视性,并且应遵循公正、平等、尊重的原则,关心热爱特殊儿童,尊重特殊儿童的权利。
(三)团队合作,共同进步
由于特殊教育对象的差异性,特殊教育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它应该是团队协作共同完成的。所以特殊教育教师不仅仅是与特殊儿童相处,这就要求与其他特殊教育工作者相处时应做到人际关系融洽,努力为自己为他人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不仅如此,作为特殊教育教师还应该相互监督,当发现有同事所作所为伤害到特殊学生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阻止和干预。坚持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的原则,共同完善特殊教育和特殊人群的相关服务。
(四)恪尽职守,保守秘密
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特殊儿童的相关资料要做好保密措施,特殊教育教师更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尊重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隐私,不随意对外泄露;要做到坚守自己的本分,恪尽职守,保守秘密,切忌重要资料信息的流失。
(五)提高专业,加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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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作为现代企业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是以预算为媒介对企业行为和业绩开展的综合性经营管理活动,旨在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和管理目标的实现。上世纪20年代预算控制首次被运用于美国通用汽车、杜邦等大型公司并取得显著成效后,就一直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控制手段获得其他国家的普遍青睐。预算控制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紧控制和松控制模式,自诞生以来,紧控制模式就始终作为首选模式被国外众多企业纷纷采纳,目前我国企业大多也采用紧控制模式。
但是自70年代以后,预算紧控制的弊端不断暴露,同时组织行为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理论界开始了关于预算紧松控制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的讨论。90年代至今,企业经营和生存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另外涌现出一些更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如BSC、标杆法等,这些共同导致预算紧控制与外部环境对企业灵活多变的要求矛盾加剧。超越预算理念――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便应运而生,在短短几年内被广泛采用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因而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环境下,特别是在我国企业普遍强调预算紧控制的背景下,深刻认识预算紧控制存在的弊端并加以改进和完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预算紧控制模式及其缺陷
预算紧控制起源于标准成本法,是一种较为传统的预算管理控制模式。它立足于控制偏差,通过对实际产出与预算目标间的差异进行监测,并采取相应的控制行动来减少或去除预算偏差。它作为标准成本控制思想的一种扩展,从成本领域迈向了管理领域。在此模式下,预算指标呈现“刚性”特点,集员工努力目标和业绩考核标准的作用于一身。
上世纪70年代后,预算紧控制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国外学者对其弊端做了大量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不足:
(1)时间适应性和环境适应性差。预算的编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准备和整合,而这种预算的结果几乎不增加企业的价值;预算周期通常为一年,更新和发展太过缓慢和滞后;尽管具有 “预算调整”这种柔性手段,但更多关注预算的“刚性”,“预算调整”仅仅用于预算依存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时,即使调整,繁杂的自下而上的程序也常常让企业错失商机。(2)聚焦成本的降低而非价值的创造。预算的编制实际上是各管理层相互“博弈”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各层级之间考虑到预算实现的可行性,总是期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以完成尽可能低的目标,从而导致预算松弛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编制出来的预算也作为业绩考核的标准,企业更多的是完成一种强制性的责任,很少聚焦战略甚至经常与之抵触,严重阻碍企业的变革,而非价值的创造。(3)垂直命令和控制,难以适应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预算强化了垂直的命令和控制,加深了部门隔阂,而非鼓励知识共享,对组织使用的网络化结构视若无睹;预算目标多属于“内向型”的,偏向于“看后看自己”,而非“看前看对手”,阻碍了竞争战略的实施和执行;预算过于重视“财务数字”,忽视“非财务数字”,而企业的战略应该表现在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客户服务等多个方面。
三、预算松控制模式――超越预算
20世纪90年代,高级生产系统国际协会(简称CAM-I)认为,传统预算控制系统已经“功能紊乱”,为此专门委派 “高级预算研究小组”负责预算管理的研究和改革。1994年预算研究小组开始转变研究方向,不在注重寻求“更优预算”计划,而是 “希望建立一套更为广泛的框架,以实现更多的目标”。CAM-I同时拟订了两种方式实现预算管理改革目标,其中一种方式源于“管理系统的最终目的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将战略与经营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这种思路逐渐发展成超越预算(beyond budget
ing,简称BB),是欧洲CAM-I分支机构BB小组提出来的,BB改革的焦点在业绩评价方式和更激进的分权化两个方面。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1)用事后的相对业绩评价和主观业绩评价取代传统的“预算强调”。事后的业绩评价,即目标会随着事后进行调整,将实际操作和期间的经济环境因素考虑进来指定预算目标。BB建议报酬应当与“主观的团队业绩考核”(不是个人业绩)挂钩用以配合事后评价,同时建议评价业绩时采用各种与战略目标相一致的非财务指标,这与Kaplan的平衡记分卡思想类似。而且强调这些指标也应当以事后相对业绩的方式评价,即选择内部或外部的标杆和采取主观的业绩评价方式。在“超越预算”下,预算依然存在计划的作用。每年企业依旧会编制、复查、修订、批准预算,对比、分析实际业绩与预算执行情况并解释差异,不同的是预算不再作为一种标准束缚和评价执行者。因为在经营环境和外界条件的变化下,初始预算是可以被修改的。(2)更激进的分权化。BB向员工授权目的是使他们做出的决策与企业战略目标一致。重视自主预算和权力下放的“超越预算”能够使企业内部各部门更多的发挥能动性,促进企业迅速灵敏的反应。在“超越预算”下,企业不断依据经营环境的变化调整资源配置,从而“咬定”动态的相对目标,实现业绩目标和资源配置的达成动态平衡。考虑到BB的分权模式可能引发各部门各自为政只注重自身绩效的提高,忽视部门间的相互协作,从而影响整体绩效的缺点, BB小组建议采用员工挑选、公司远景和价值观、行为准则、培训等控制手段来保证授权的有效性。国外的一些大型公司如IKEA、SvenskaHandelsbanken、BP等也在尝试或实施超越预算方法。他们仅仅将预算的内容、范围和作用限定于对现金流的预测,而传统预算的控制与激励功能被其他绩效管理方法取而代之,并取得了卓越业绩。如Svenska Han
delsbanken银行在采用超越预算控制模式后,成为欧洲连续赢利最高和瑞典国内客户满意度最高的银行。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控制模式的一种发展动向,超越预算大大提升了企业的适应性与增值性,然而依目前来看这种模式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实施超越预算代表着摒弃传统的绩效考核体系,并对众多管理控制方法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产生大量整合成本,故企业若选择采用这种模式应该考虑如下因素:第一,企业当前预算程序运行状况的有效性。由于超越预算模式以频频的滚动预算为中心,它的落实和执行取决于过去的预算程序,因此只有有效的预算运行程序才能为超越预算提供一个满意的基础。第二,企业的的经营特征。对于那些经营环境变化迅速,产品经营范围广,无形资产占主要地位的企业更适宜这种模式,如高新技术产业。
四、我国预算控制模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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