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 “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 “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 “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 “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 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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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是为防止市场经济自发过度波动的缺陷，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通过对货币、财政、外汇等收支总量等的调节与控制,实现经济宏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场机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不可避免会出现过热或偏冷趋势，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

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眼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或新难题，由于环境与机理的不同，使调控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等调控政策迟迟未能奏效等等。如何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难题。

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过于频繁；行政手段调控过多；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判断经济过热或投资过热的标准缺失；调控的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存在冲突；中央调控与地方“逆向调控”的博弈；对宏观调控重点或过热原因的认识存在分歧明显等。

这期“特别策划”刊登的几篇文章对新形势下中国式宏观调控难题进行了独到的探讨，对当前调控中需要警示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宏观调控的本来意义，如收入分配、产业结构、政府职能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相对频繁地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着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只能是“走钢丝”，太“热”了，适当地压一压，太“冷”了，适当地促一促，并最终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成熟，过渡到一个稳健的发展状态。现阶段我们的宏观调控应当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但不能排除行政手段，原因在于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些主体，例如约束软化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还不会对经济信号作出灵敏的反映。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指出，许多人指责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但那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重点调哪里。比如，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而一些地区投资增长一旦开始回落，地方政府马上会采取各种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大投资，人为地阻碍经济的合理调整。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经济增长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指出，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在这里，第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指出，搞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的冷暖和要素配制的余缺，市场都有自我调节机制。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应该冷静观察、谨慎出招，给市场调节留有充分的余地，千万不要代替市场调控，急急忙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中国版宏观调控，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却能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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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篇4

笔者主要使用“双手并用”与“双手失灵”来分析本文实例。

（一）“猪”的问题——市场机制下的失衡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作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都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而努力。在本文实例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机制调节之下的X市的生猪养殖出现诸多问题。一是散而众、饲养不科学且占用大量土地。个体养殖户多数以成本低廉的潲水养殖，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投入到相对低产出的养殖业；二是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扩大社会成本。X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X市75万头生猪需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一年需4亿多元污水处理费。显然，养殖户能获得的个体收益与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严重失调。这是市场调节失灵的直观体现。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经济体系会自我改进的说法，现在也许已没有人相信。不平衡发展、不均等、无意义和无规律的技术革新、环境的侵蚀、行业间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现实中的一部分。它们在体系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市场之手”调节失灵，无法靠自身改善的情况下，“国家之手”呼之欲出。

（二）禁令不“行”——宏观调控下政府失灵考虑到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及产业规划，X市市政府对养殖业进行调整本无可厚非，可政府“禁猪令”一出却引来质疑不断，这又缘何而起？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经济理性人”，其理性有限。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等导致政府宏观调控会失灵。反映在本文实例中就是面对养猪者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失衡的局面，政府拿出的这一纸简单而粗暴的禁令，不仅收效甚微，还给政府带来颇多微词，以致最后被迫撤销。那么在市场的缺陷“根深蒂固”，国家调控又有造成“人为经济衰退”危险的形势下，“国家之手”如何作为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这法正是经济法。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作用之探讨探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可以分别从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来进行。从法的规范作用来看，经济法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范，使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对法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合理的措施进行调节。一方面，经济法规定了国家调控权限。国家只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条件下对国计民生的宏观领域进行调节，具体说来主要是发展规划、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方面。这在给国家调控划出界限的同时，也保障了经济自由与安全，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宏观调控真正解市场失灵之困。结合实例，X市政府对地区产业进行调节，其“手”应在宏观上指引方向，使市场主体顺势而动，而不是直接取走养殖者的腰包。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宏观调控的手段和程序。经济法与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比较，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规则属于指导性，是一种“提倡性规范”，以对经济利益的引导为实现调控的主要手段。经济利益为引导的调控手段更为科学，它能使宏观调控得到市场主体更好的遵循。规范政府介入市场的调控行为、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信贷、进出口等行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给调控行为设置合理的程序的规范使得宏观调控更具科学性、权威性，从而也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地使自身的行为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结合实例，X市政府的调控可以指导养殖户规模化养殖，建立起生态环保的产业链，使养殖户不仅取得短期利益，更能长远发展。从法的社会作用来看，经济法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使其更易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社会目标。经济法规范了宏观调控行为，从权限、手段和程序上都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符合经济规律），因而会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取得良好的绩效，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回到本文实例，要使政府“令到禁止”，使失灵的市场“药到病除”则必须借助于经济法。

（二）地位之探讨从上文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的，正是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作为“经济宪法”。除从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了解其重要性之外，也可以对宏观调控三种手段进行比较从而认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一方面，与经济、行政手段相比，只有法律手段才能使宏观调控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和富有理性，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体现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法律的宏观调控才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从而杜绝盲目和任意调控；只有法律化的宏观调控才是制度化的调控，从而给市场主体以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经济手段中，有些本身就是法律手段。比如税收，依法运用，就是讲税法。其他一些经济手段在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规定。行政手段需建立在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因此也是法律化的调控手段。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要求应该更多地把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即力求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规范化、法律化。经济法顺应了这一发展，其“经济宪法”地位当之无愧。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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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总量调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2005年前后经济过热的时候，学界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经济过热，需要调控；另一种认为经济只是结构性的过热，行业“有冷有热”。特别是2007年经济全面过热的时候，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观点，认为“结构性过热”不适合用总量政策来调控。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心和对宏观调控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来，整个经济还是过度依赖需求的刺激，导致经济总是出现较大波动。同时又没有在需求管理上把握住机会，至少2005年和2007年这两次都是深度调整的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2008年“四万亿元”的大规模刺激就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下来。2010年以后，政府才开始下决心调控经济，但过去积累的一些问题想在短时间内完美解决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想在短期内消化掉由于过去需求管理失误而引发大量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也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就是过去十多年需求管理上的失误引发了供给侧上的结构性问题时时得不到解决造成的。由此，“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才提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管理（需求管理）的方式方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目标需要一定政策独立性。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为确保宏观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需要很多审慎的宏观管理政策。当前政策有很多创新工具，这当然很好，但我国货币政策还是要把稳定宏观经济、防止通货膨胀、控制货币超量发行等作为目标。

应当看到，央行很多宏观调控政策在时间上和力度上的把握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务院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调控难度就更大了。怎样在经济出现过热时能够形成共识？实施调控还是不实施调控，实施什么力度的调控，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益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所以有时会让宏观管理的政策打折扣，有时会错过最佳时机。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要有一定的政策独立性，减少利益集团对其的干预。国务院各部委之间、央行各部门之间应寻找一个合理的决策机制，不要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国务院层面上来协调。这样对调控的执行效果很重要。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应着重把握好哪些基本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现在的确比较复杂，其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金融政策要有一定的开放，这样相互之间进行牵制。现在一个好的势头是：最近两年，央行在调控流动性的政策上进行大胆创新，比如PSL（信贷质押再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SLO（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及定向降准等，包括现在正在试行的信贷资产质押贷款等。特别是在当前大数据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工具执行的效果是可以优化的，还可以更加精准，做到总量和结构之间的结合。过去货币政策都是总量政策，很难体现结构调控的色彩和目标，现在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说，创新宏观调控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的结合。当前，更加精准、具有明确的结构导向的货币政策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未来宏观调控创新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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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制定实施，必然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上述我国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下面是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提出的一些完善建设的意见，具体有以下几点：

1.1精兵简政，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针对我国一些行政单位机构重叠，只能雷同的问题，需要不断的精兵检政，将一些类型相似进行合并，或者实行合署办公；而对于一些重点部门需要保留强化，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提高其办事效率，转变政府职能。

1.2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对于经济的管理由原先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将原先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转向为以经济、法律手段以及服务相结合的管理手段，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以建设一个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法律环境以及管理环境。在政府调控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准备，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身的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稳。

1.3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

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需要不断完善各项行政体制，以巩固发展改革的成果。首先需要加强对于行政管理的立法，做到严格执法、带头立法、并依法行政，促进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规范化的办公制度和办公程序，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规范性[3]。

1.4建立健全行政管理监督机制

政府机关需要制定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制度，实时地听取群众意见，为群众排忧解难，加强政府干部“社会公仆”的意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实现公正廉洁行政。社会媒体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加强对政府机关行政管理过程的监督，以强化对政府机关的监督管理。

2.结束语

篇7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 问题 解决方法

一、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原则、内容

（一）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就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有的学者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也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术界有很多论述，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具有普遍共识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稳定。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三）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目标

（一）必要性

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如果仅由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社会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继而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二）重要性

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

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三、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业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增加，贷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电力迎峰度的形势严峻；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粮食库存下降较快。

四、宏观调控实施的具体可行方法

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要处理好进出口、利用外资与扩大境外投资的关系。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继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五、结束语

中国市场化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涵之一。应该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不失时机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行政审批制这只有形之手淡出经济活动。只有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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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调控模式

1.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模式

1.1美国的经济调控模式美国政府主要是以制定框架为主，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交税、质量必须达标。除贩毒之类不允许生产的，其他商品允许自由生产，消费者可以自由买卖。这样供给和需求自发达到一个平衡，美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制约企业生产中能够取得的贷款，通过贷款的限制来限制生产规模的扩大）、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投资，一个大工程，带动多少就业）来调节经济过冷或者过热。

1.2日本的经济调控模式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日本的宏观调控法别具特色，可以说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宏观调控法发挥作用较为彻底、成功的一个范例。

日本政府首先是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是政府一直重视和强调对经济的管理、干预。当代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独树一帜，这种模式的形成既与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所逐步建立的具有东亚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历史的联系，又是战后日本学习欧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并将其同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正是这种历史导致日本的经济虽为市场经济，但有着远比欧美各国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有成效的国家参与和干预。欧美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是市场制度自身的运动，政府干预只限于对市场制度自身运动的缺陷进行补充。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则不只限于此，这是由日本特殊的国情及其市场经济形成和建立时期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同时要尽快赶超欧美经济水平，世界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日本自身的国情都不容许它走英美模式发展的漫长道路。为实现超常的发展速度，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将过去那种政府与垄断资本的密切关系来了个变种，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强有力的指导经济活动的关系。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由政府出面，积极主动而强烈地干预经济。这种干预不等于直接管制和行政强制，政府的计划是导向性的，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有目标、有步骤地引导资源配置过程，推动经济发展。其次，计划法和产业政策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日本的计划法，历来计划与法律，看起来毫无缘分，但两者间尚潜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内在联系，同时在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计划在法律上的意义也更加明显起来。经济计划被直接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被赋予法律意义，或者以法律规范计划，还是二次战后的事。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其计划与法律的关系就开始日益密切起来。它们往往根据国家计划制定经济政策，又根据经济政策制定有关法律。经济计划在日本的宏观调控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2.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我国与其他国家总体调节经济的方式没有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我国拥有很多国家控股的企业（尤其是命脉行业企业如电力、公路铁路等），虽然他们垄断效率低下，但是非常安全和听话，不用担心被别的国家收购做坏事，并且国家让他们提价就提价，让降价就降价。其他的和美国一样。我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健全的宏观调控法，必须选择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借鉴对象。现实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欧美国家那种漫长的自然发展的道路；国家对经济干预性强的传统也与欧美国家的现实存在很大差异。比较而言，日本经验更为切实可行：一方面，日本具有在较短时期内建成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战后日本在恢复经济后的几年内就建立了系统的宏观调控法，经过十九年就使这一法律制度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促进和保障了日本的市场经济得以按自身规律有序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较强，并且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破坏作用也较小。两方面都与中国目前的现实接近，更富有借鉴意义。因此，研究日本如何使宏观调控法正确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宏观调控法又是如何正确科学地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情况，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建设不无裨益。

2.1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

2.1.1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的作用，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市场都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

2.1.2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

2.2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所谓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就是宏观调控主体——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实施的行为。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强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强制力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奖酬，即政府通过给予各种经济主体（公司、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使其自觉接受政府的调控，进而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产业政策和部分财政及金融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自觉贯彻执行政府的这些政策，即接受奖酬；三是舆论，即政府通过舆论宣传作用把其意图施加于经济主体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的各种精神奖励等。这些精神奖励（舆论）只是一种荣誉的称谓同样不具有强制性，它们的实施同样靠经济主体的自觉接受。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性的强制向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兼顾强制的转变。这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2.2.1政府强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强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这一行政命令调控经济活动的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生产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在农产品方面，1984年国家收购和调拨的商品只有粮食、棉花和某种中药材等10种；工业生产中，政府实行指令性管理的产品已由1980年的120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减少到1994年的33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仅占5％，在农业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占12％，在工业企业销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强制在数量、范围等方面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另外，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效力的强弱大大受市场的制约，因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规律为准绳，一切行为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强制——行政命令而不顾，最近一段时期，各种走私活动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种“有禁不止”现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失灵的佐证。

2.2.2利益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基础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三种宏观调控行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经济主体吸收。如果利益所产生的诱因足以吸引经济主体自觉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产生了效力。反之，其无效或效力弱化。就强制而言，虽然，可以凭借自己法定的强制力迫使经济主体服从，如企业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但是，如果强制——指令性计划不能使企业因认真贯彻执行指令性计划而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强制因经济主体按市场规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效力减弱。就奖酬性和舆论而言，因自身没有强制力，经济主体是否接受这一行为完全取决是否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利益是奖酬行为的重中之重。目前，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投资大、效益低，一般经济主体不愿投资建设。针对这种状况，政府实施了诸如优惠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奖酬，通过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吸引它们投资建设，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授予一些经济主体诸如“双文明单位”、“消费者满意单位”的称号。通过实施这些舆论，使经济主体意识到荣获这些荣誉称号对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开拓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积极参加政府开展的精神文明活动。经济主体参与这一活动的过程就是贯彻执行舆论的过程，也就是舆论发生效力的过程。

2.2.3市场交换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经济主体是否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前提，而通过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经济主体之间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以什么为中介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被经济主体吸收进而实现其效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中介只能是市场交换。政府用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与经济主体的服从相交换，进而达到交换双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换取了经济主体的服从，使宏观调控行为发生效力；经济主体则因服从宏观调控行为而换取了利益，达到了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目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强制，如果不把其实现效力的方式建立在与经济主体进行交换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强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会因经济主体无利可图而消极服从、弱化或化为乌有。如前所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现象就是政府强制失灵的突出表现。对于奖酬和舆论，其效力是否实现或效力的强弱则完全取决于它们所含利益与经济主体服从二者之间市场交换是否成功成交换效果的好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奖酬），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由奖酬所含利益与外商之间成功进行交换的结果。也是政府奖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时期，有些政府部门开展的乱评比活动（舆论），各种荣誉称号多于牛毛，遭到了企业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评比活动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导致这种舆论行为不含经济主体所需利益因素，无法与企业进行交换。这也是政府舆论失败的案例之一。

2.3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转变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关系是指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长期稳定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宏观调控行为的关系是二者互为前提，宏观调控行为必然导致一定的宏观调控关系；稳定的宏观调控关系又产生相应的宏观调控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强制行为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则采取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强制为辅来实现其经济职能。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相应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转变。这种宏观调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2.3.1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人员凭借行政命令等强制推行政令，实现经济职能。同时，企业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政府与经济主体（企业）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样，无论工作人员诸如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态度蛮横等官僚作风多么严重，经济主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可以说，计划经济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和宏观调控关系是产生官僚作风的温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不再以强制为主，而是以奖酬性和舆论性为主，这就使政府工作人员失去象计划经济那样所凭借的法定强制力这一有效手段来推行政务。换言之，政府工作人员推行政务手段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弱化。另外，政府与经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这表明经济主体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它们不再是政府的从属物，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一定自，政府不能随意干涉其生产经营活动。为此，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克服官僚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2.3.2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是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政府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表现尤其突出。因此，这就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改革，“国家按投入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则“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不能不受所有者的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这样，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与政府地位平等。因此，只有经济主体成为真正的享有充分自的市场主体，才能建立真正的服务和被服务的政府宏观调控关系。

3.对我国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3.1行政手段强制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化”也将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尽管避免了直接的财政风险，但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商业银行和相关债务人的手中，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有可能急剧上升。其次，由于货币政策在为财政政策服务，这将银行资金更多引向了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尽管今年以来，新增贷款已经达到了以往全年的5万多亿的水平，但据工信部部长李毅中透露，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只占不到5%。最后，由于商业银行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可能会产生虚增贷款从而让货币供应量虚增的行为，这将误导宏观调控。比如票据贴现业务，就既可以让新增贷款虚增，又可以通过企业缴纳的保证金让存款虚增。而且，如果贷款过多流向了虚拟经济也将带来衰退下的资产泡沫，这将伤害实体经济的复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从衰退到复苏需要政府开源节流真正刺激经济，而不是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企业和公众。目前中国经济唯一值得欣喜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可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同时也是债务人债务的增加，银行创造了货币并没有创造财富，而终究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3.2行政手段营造氛围和趋势导致股市、房市顾此失彼自年初起，股票市场一反2008年疲软的态势走出了一轮强劲的反弹行情。原本反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其力度与金融危机下企业的苦难现状格格不入。此轮行情被称为“政治行情”，如果说宏观调控模式上来看，不但没改变以往立竿见影式的政策刺激，甚至用行政的力量去影响市场。例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救房市，银行放贷款对股市注入强心针，这些对市场产生了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但是一定是深远的影响。导致市场平衡被打破，市场规律被违反等。

【参考文献】

1、张璐《开放导报》2008年第4期

2、《中国经济新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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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8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傍晚传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次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主要内容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这是自1996年以来央行第二次提高存款利率，最近一次上调存款利率是2004年10月。

央行对加息的解释是，目前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通过上调基准利率，可以加大投资行为的融资成本，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恰当衡量信贷风险，防止贷款盲目扩张。

市场对于加息其实早有预期，采取市场化手段作经济宏观调控，一直是各方呼吁所在。此次略有争议的是时间选择问题。

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紧缩政策密集出台。4月28日，央行单边提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7月5日和8月15日，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8月1日，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特急文件，要求对今年上半年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逐项进行全面清理；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新丰电厂项目违规作出处理，区政府主席杨晶及两位副主席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并对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所有违规电站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并进行整顿。

对于如此频繁的“调控”，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直言，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步调和节奏有失从容，“该动的时候不动，现在经济数据表现不好就全面出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此次加息前，总的宏观调控力度已经到位，甚至可能偏重。在保持宏观调控总力度不增加的前提下，应对目前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结构上的调整，既然此次央行再度加息，可以考虑放松行政调控。

BP公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汪涛则分析，加息0.27个百分点本身影响不大，重要的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味着紧缩政策要全盘一起动。荷兰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范卓云也称，这说明中央在采取更强劲的紧缩措施上达成了共识。她预料，除了货币政策之后，行政干预措施也还会继续。高盛中国经济学家梁红预测，未来央行会进一步收紧流动性，在年底之前会再次加息，并且通过加大每日交易波幅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爬行升值速度。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认为，尽管今年两次提高贷款利率，但贷款利率上涨的幅度远远小于PPI（生产价格指数）的涨幅，而且加息后实际利率和年初比仍较低。此次加息对实体经济没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不加息，经济可能会更加过热。

高善文认为提高利率和汇率改革的大方向相悖，应该调整的是汇率而不是利率，因为提高利率后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加大。他估算，加息0.27个百分点，相当于人民币升值3％，减少投资约五个百分点；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将人民币升值3％，既可以降低市场流动性，也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举两得。

篇10

一、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认识

工商行政管理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无论是在体系上还是在理论范畴上，都达到了可以揭示规律的程度，工商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行为，其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有效的实现行为与规范之间的高效统一。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独立体系，然而其却在不断的升华和改进，在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政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下，其也在进行不断的改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就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中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概念、范畴以及基本的体系等，这一理论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所发展得来的，因此，其具备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些要点。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市场以及其自身的管理职能等方面入手，深入到市场中，对市场中的一些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依据市场准入原则对商品进行有效的质量检查，实施产权保护等，在这一系列的范畴内，可以看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作用，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解释以及规律的揭示，可以从工商行政管理行为以及规范的统一范畴内来进行解读。

二、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

要想清楚的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就需要对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入手，而所谓的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说，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经济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层面。政府对经济有着宏观调控的职能，其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的时候，需要遵循相应的价值和经济规律，采取有效的干预手段，在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的有效开展，从而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督，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只有市场在失稳的情况下，政府才有理由干预市场经济，而造成市场失稳的主要在于公平和效率，市场自身虽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却无法有效的克服来自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干预，市场外部的干扰只能够通过政府来进行消除和调整，政府利用其干预手段，对市场中的竞争秩序进行合理的维护，合理分配收入，调节市场准入份额，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尤其必要性的，然而，政府却不可以过多的干预经济，其只能够做到适可而止。其余的经济就需要市场自身进行调节和干预。总而言之，政府与市场之间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状况，也不是完全干预的状况，两者在权利上是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政府以及市场对经济都具有调节的作用。

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中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中，包含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所以对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进行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要点。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服务职能其是否具备，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而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的服务职能，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可以说，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中，管理和服务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梳理的时候，也需要能够将服务加入到管理中，依据管理活动来对服务职能进行探讨，从这一点上来说，服务职能无法离开管理而单独存在，两者之间是一种依存的关系。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在市场监管执法领域权力、法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贯彻执行者。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必须积极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就是要帮助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并及时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因此，不能认为强化市场监管与为经济发展服务相悖，强化市场监管执法也就是强化为经济服务的职能。这种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视角上所谈论的服务是一种宏观层次上的服务，可称其为“大服务”。

四、工商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