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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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财产险公司发展的特点

1、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但市场份额较低。2001年至2006年，中小财产险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分别实现保费收入0.1亿元、0.3亿元、0.5亿元、2.3亿元、6.2亿元、10.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4倍，远高于老三家年均9.9％的增幅。但中小财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仍不高，2006年9家中小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仅为25.3％，还不到人保市场份额的一半。

2、业务结构不平衡，车险一枝独大。由于车险市场大、风险单位小、较为可控，新成立的中小财产险公司都将车险作为主营业务以抢占市场。2001年至2006年，中小财产险公司车险业务占其总保费收入比分别为52％、71.1％、67.9％、75.4％、78.2％、80.1％，占比逐年上升，远高于老三家平均66％左右的比例。

3、机构迅速扩张。2001年末全省仅有华安1家中小财产保险公司，截至2006年末已有9家中小财产保险公司主体，年均增加2～3家；中心及以下营业性机构也从2001年的5家增至200家，年均增加近33家，已基本覆盖全省各地市。网点铺设主要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福州、泉州、漳州三地网点数达112个，占中小财产险公司全部网点数的一半以上。

二、中小财产险公司发展中存在问题

1、战略导向不明确，市场定位缺乏差异性。中小财产险公司战略不明确，大部分公司采取从众策略和被动应付的策略，只要能有保费收入，什么业务都做，业务结构雷同、销售渠道单一。根据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小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排名前三的险种与老三家一样，为车险、企财险、短意险，三个险种保费收入占全部业务的80％以上，这种“车险为主、广而宽”的雷同的业务结构，很容易使中小财产险公司处于“夹在中间”的尴尬地位，

2、成本费用高居不下。由于中小财产险公司采用价格竞争的方式来买规模及设备购置等初期费用支出较大等原因，导致成本费用高居不下。2006年，中小财产险公司租赁、车船、员工工资及福利费等场地、人力支出占公司总费用的40.8％，高于老三家近10个百分点。

3、基础管理薄弱。中小财产险公司成立初期，公司多把精力投入到业务拓展方面，对基础管理较为忽视，导致管理薄弱。一是制度建设不完善，执行力不强。制度多是总公司统一下发，很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指定相应规章制度，制度执行力层层衰减，易流于形式。二是机构设置不全、人员不足。中小财产险公司多处于初创期，财力有限，部门机构设置不全，人员不足，一人往往身兼多职。

4、高端人才紧缺。近年来，由于保险公司主体的增多，扩张迅速，不免出现“庙多僧少”局面，尤其是中小财产险公司，由于规模实力较小，对高端人才缺乏吸引力。根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小财产险公司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才占20％，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到12.4％，分别低于老三家19.1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

三、对中小财产险公司发展的建议

1、加强基础管理建设，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完善制度建设，定期对公司的整个内控进行测试，及时补充及完善公司制度，健全制度执行流程，提高制度执行力，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二是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重塑内部稽核体系，探索采用电子化手段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实时监控，提高制度执行力。三是强化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化信息化建设在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架构变革方面的应用，带动企业组织架构按照信息化流程进行调整；加强信息安全保障，逐步完善保险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2、选择差异化的发展战略。财产险公司发展方向主要有两种：发展成大公司或者走专业化道路。中小公司财产保险公司由于起步晚，规模较小、不具备成本领先优势，比较适合走差异化经营或专业化道路。应围绕差异化经营，设计适合的产品、选择适合的销售渠道，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特殊化的服务，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可以走专业化道路，专攻一两个优势业务，做精做细市场目前。目前，福建市场上只有养老、健康类专业化公司，财产险的专业化公司发展具有市场空间。

3、建立多元化的营销体系。一是继续深化与中介公司、银行、邮政系统的渠道合作，逐步从单纯销售保险产品的关系过度到长期的、资源与利润共享的关系，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二是积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创造条件向汽车销售网络、连锁超市、房地产中介网络等组织渗透扩张，建立多渠道的营销体系，扩张市场。三是注意根据渠道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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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私营企业 家族制 制度创新

近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我国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但在其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私营企业许多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如低水平重复投资；经营上急功近利，缺乏长远发展规划；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短期利益等等，导致发展后劲缺乏。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企业制度方面私营企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采用家族制严重地阻碍了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使私营企业逐步走向成熟，就必须摒弃家族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制度创新固然是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在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阶段时，必须推动私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来说，现阶段还不应急于摒弃家族制，家族制还有其存在的必要。

一、我国现阶段中小型私营企业家族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仍然适宜实行家族制，是由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目前的规模、发展阶段、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家族制企业的固有优势决定的。

1.家族制适应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

首先，今天我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规模仍然很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字，截止到2007年6月底，全国私营企业515万户，从业人员6586.3万人，每个企业平均不到13人。这种企业规模，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与其实行规范的科层制管理，还不如老板一竿子插到底更为简捷高效。

其次，目前我国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发展的阶梯上仍然处于业主制和合伙制时期。进入股份制阶段的只是少数大型私营企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有70%以上实际上仍然是一人独资的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所以从发展阶段上看仍然是属于初创阶段和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经营管理机制必须灵活多变，而采用家族制这一制度形式最合适。

2.家族制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场在功能和结构上还不够健全，还不能很好地为私营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化的市场服务，譬如，我国的经理市场就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很难找到可用的管理者，而家族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比较好地适应了这种不完善性。在市场调节能力不强、规划不健全及信息不完备时，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族制私营企业，其内部结构简单，管理层次较少，运作灵活，效率较高，容易适应市场变化。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在合作、信任更多地局限于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情况下，家族制也往往较之非家族制具有更大的结构上的稳定性。同时，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家族成员，这样，选择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合作方式就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

3.家族制有其本身的固有优势

家族制私营企业有界定清晰的产权（产权在家庭之间或朋友之间界定清晰），这对经营者（也是所有者）的激励力最为强劲。在家族制私营企业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企业行为目标与所有者目标高度重合。企业的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机制统一地集中在所有者手中，管理者与一般从业人员之间的距离较短，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的过程较为迅速，费用开支较少。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制私营企业，成员间具有较高的信任与合作能力，可以更多地享受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廉的监督成本，使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初期，采用家族制能够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本，调动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减少内部摩擦，增强企业内聚力，节约成本，减少交易费用，加速资本积累。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是采用家族制这一制度形式。无论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国、意大利等，还是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或地区台湾、香港等，9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制企业。在私营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家族制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效的。相反，如果在这一阶段生硬模仿大公司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则如削足适履，效果适得其反。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目前的规模、发展阶段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采用家族制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二、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是制度创新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家族制是私营企业创业、发展初期的最佳的企业制度模式。但当私营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规模，市场竞争加剧，家族制的弊端将逐渐显露出来，所以，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仍然是制度创新。

1.家族制企业制度的缺陷

在产权制度方面，产权结构的一元化，使企业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投资上的封闭性，阻碍了企业融资信誉和能力的提升；虽然产权在家庭之间、朋友之间界定清晰，但在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之间并无严格的界定；增量资产部分的产权不清晰；一些以集体或合资名义注册的家族制私营企业在法律形式上和经济事实上对产权认定的不清晰，这些都给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产权不清的隐患。

在组织制度方面，一是没有健全和规范的组织结构。大多数私营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化，内部管理职能没有进行专业分工，往往是所有者身兼数职，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事财务均需直接过问或亲自承担。在所有者精力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进行一定程度的职能分化；二是在组织管理制度方面，没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策往往由“家长”个人说了算；在财务管理上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实行的实际上仍然是家族制，即使是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种结构也是徒有虚名，仍然是由董事长（家长）个人说了算，搞的实际上仍然是“业主制”。组织制度上的这些弊端束缚了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管理制度方面，随着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内部家族式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第一是高度集中。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不分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经营者，企业大小事物都由老板过问决定。而企业规模越大，具体管理越复杂、越专业化，对决策的要求也越高，这种主要依靠经验的专断决策，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领域不断拓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经营者受自身知识、掌握的信息等多方面的局限，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加大了企业的风险程度。第二，家族制企业重视的是亲情，企业的管理人员以亲友为主，中高层管理岗位，主要由亲戚、家人、朋友控制。这种特点限制了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于企业的凝聚力，影响企业内部团结，妨碍企业文化建设；同时也不能对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约。

所以，在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必须推动私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

2.家族制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其他制度的基础。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首先要明晰产权。从我国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实践来看，凡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发展就顺利；凡是产权模糊不清的，企业发展就障碍重重。无论是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中小企业，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都需要明确产权。家族制私营企业的产权对外边界是清晰的。在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时，产权问题主要在于由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家族财产在企业做大之后存在着内部争权夺利的隐患，所以对家族制私营企业来说，明晰产权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明晰产权。另外，那些以集体或合资名义注册的私营企业也要还自己一个真面目，明晰企业的产权归属。其次应使私营企业的股权逐步分散化。从当前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突出。无论什么类型的私企，企业主个人投资都占据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在内，即便有多位股东共同投资，但企业主在大多数企业中都是“一股独大”的。股份集中在一人手里，再好的制衡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股权必须逐步分散化，应允许经理阶层及骨干员工持有本公司股份。再次要实行私营企业产权的社会化。要变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化投资主体，突破独资经营的局限，发展混合经济。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

私营企业的组织制度创新。要建立健全规范合理的组织制度。根据企业规模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和效率效益原则，对内部管理职能进行专业分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私营企业家在自已的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应当大胆地进行公司制改革，实现由业主制向公司制的转变，以利于企业更好地、长远地发展。建立健全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管理的专业化和制衡化。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私营企业的所有者要特别注意建立监督管理者的机制，把道德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要让股东、债权人、经营者、一般雇员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要积极吸收企业高级管理者、技术人员入股，通过让高级管理者、技术人员持股，唤起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参与企业高级决策层，为企业的发展出谋献策，避免因个人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私营企业的管理制度创新。私营企业在条件成熟时要积极推进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不仅有个人财产所有权，也有法人财产所有权。企业主一定要转变观念，果断地从管理岗位上退出来，使管理由家族化转向专业化，使管理人员由亲属化转为专家化，真正把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实现专家管理。要多渠道广泛吸收人才，不断增强企业的生命力。要以人为本，尊重职工，以现代的“人本管理”、“知识管理”替代落后过时的“家长式管理”。要改变私营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随意性做法，建立健全适合本企业的管理制度，做到管理制度化。要尽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管理工作从无序状态转为有序状态。

政府应在推动上规模私营企业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要为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而目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滞后，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法规不健全，聘用纠纷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政府要积极培育并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加强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缺乏契约精神，社会信用缺乏。政府要积极推动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制约着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政府也要努力加强这各类市场的建设，以推动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吕洪霞: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2]王志文 王大超:制度创新与民营企业竞争力[J].改革与战略, 2008, (01)

[3]黄正伟:家族企业现状及创新思考[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02)

篇3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证券化的认识。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成本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社会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常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

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则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几同于惊弓之鸟”[17]。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七），第316页。），“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商民投资心理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p.4332）。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p.573）。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P.686）。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29]（p.8）。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长期受自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31]（p.118）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P.1014）。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本）连闰八厘计息”[33]（p.19）。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银行则规定：“本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股东）自入本之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派分。”河南广益纱厂亦规定：“自（股东）交银之日，先付执照一纸，按三厘起利，俟换给股票息折时，须将执照缴销作废，以后统按周年六厘行息，是为官利。”[35]在官利来源方面，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在开工前将股本存庄，以庄息发给股东。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和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企业，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南洋劝业会等可以靠政府支持获得息款（注：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时由农商部奏准，“每年筹官拨官款银十

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将业公司销场发达，余利增多，再将官款分期缴还”。1910年创办的官商合办的安徽泾县铜管山铜矿有限公司则以本省矿务总局所收米捐为保息。同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也规定：“股东应得官利，按周年八厘计算……商股应发官息，由南洋大臣另筹的款，不在股本内拨付，以固会本。”（分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33页；下册，第781页；章开源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以政府基金为特定行业企业保息。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未获得利润前，则不得不“移本作息”（注：也有少许企业并未规定“官利”，例如1905年成立的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宣布，“本公司所集成本，并无利息，每年结账盈余，先提一分为公积，逐年还本；俟成本还清，即停公积，此后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报效国家，余归公司，除再提红股外，按股分利”（《矿务档》第三册，第1514-1515页）。天津同庆杂货有限公司在1911年颁布的章程声明：“本公司股本并无官利，每年正月结账一次，所有盈余除息项开销外，作为百六十份（分配）”（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947页）。还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如无盈余，不得移本付息，致妨营运”（《伊犁将军奏创办皮毛有限公司拟定章程折》，《商务官报》己酉年第28期）。）。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于这一点，张謇在总结大生纱厂与大生崇明分厂创办初期亏损原因时，已作过明确分析，学术界也多有引录，兹不赘述。

对于官利制度的弊端，自晚清开始就受到国内实业家与学者的抨击，梁启超与张謇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明确规定企业没有利润，不得移本付息，对矫正这一不良商业习惯产生了些许作用（注：例如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至1908年已积亏18万余两，遂召开股东会，经“研究再三”，决议停发当年官利“以符商律”（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41页）。）。实业界在革除这一陈规陋习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的江苏铁路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上，有人鉴于公司支出项下，“股本之官利居其半”，股东若再按年取利，“试问利从何出？实无异自抽股本，矧外界觊觎者众，思之殊为寒心”，遂主张“拟不支息五年，即以息作股本，一为固本计，一为扩充计”。不料他的提议一出，“即有反对者群起诘责”。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可者一千六百三十八权，否者六百七十一权，遂决定以股作息”[36]。张謇在大生纱厂和大生崇明分厂多次议停官利，曾一度与股东达成协议，官利递迟两年支付，但迟发的官利则须周年加息六厘，作为补偿。张謇等人在民国初年发起创办中国模范铁工厂时，虽然为股东规定了长年八厘的正息，但又在招股时声明，“惟应从何时支起，须由股东会议决。向来凡公司招股，必自收到股银即日起息，此种办法甚悖商业法理。夫公司尚未营业之时，资本多半用于选屋、购机，余款存庄，收息有限，何从付此八厘官利；若移本以派息，是骗股东也，明得官利，暗耗股本，迨需运本时，不得不以重利求贷于钱庄，此多数公司失败之原因也。本公司名曰模范，甚望股东有以矫正他公司之恶习，一以巩固公司基本为目的，而勿志在派官息也”[37]。商务印书馆于20年代初曾试行过股息公积金的办法，其要义就是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度股息超过一分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金，此项公积金常年八厘计息，除积成巨款，于扩充股额时改为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度，酌提该项经费，以为填补外，非经股东会决议，概不得提用。1925年时，该公司股东会又对股息公积金的规定作了修改，即股息公积金常留股本总额四分之一的数目，“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股息之用”；股息公积金达到股本总额四分之一后，其溢出之数，当届即行分派，以后每满三年分派一次，或分派现款，或改作股份，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议决（注：童世亨：《企业回忆录》，光华印书馆版，上册，第117-118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列第三编第74号。）。刘鸿生控制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时通过了增加普通股至三百万元的决议，但截至1932年12月27日只招到11559股，距预期之数尚缺401520元。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就本公司业务情形观察，招足此项股额实属非常重要。就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观察，续募此项股份，事实上必多困难”；另一方面，本公司1932年度应发官、红利与此项未招足之股本额相差无几，而就公司经营状况论，“对于此项巨额之官、红利本无发给现金之可能”。故此，召开第四次股东大会，提议将应发官、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普通股。结果，股东“众无异议”，通过了这一提案[38]（P.155）。这些措施虽然对个别企业渡过难关产生了作用，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实业界惯行的“官利”制度。企业向股东支付官利的现象，到民国时期虽日渐减少，但终未消失。

在股票债券化意识的支配下，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对自己作为股东应有权益的正当要求。在近代公司制度中，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主要是通过股权机制实现对公司经营运作的监管。股东的应有权利大致包括选举董事与监察人，请求查阅公司账目，就公司营业状况向经理人员提出质询，请求分派应得利益，参与决定公司营业方针等，这些权利是借助在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决议和投票机制实现的。股权是投资者基于出资行为而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得的合法权益，股权机制是近代公司进行内部约束、实现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股票“官利必付”制度影响下，民众投资企业后，关于公司寻切事宜多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32]（P.1012）。例如苏州苏经、苏纶两纺织厂股东“除年收股息七厘外，于两厂营业盈亏始终未尝过问”。后来，两厂拟招集股东大会，商议经营方略，但

大多数股东表示“但愿年收股息，不愿与共盈亏”[39]（p.267）。再如大生纱厂的股东“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殆十居八九”[40]（p.87）。如此，公司股东就成了变相的债权人，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因为耽于官利，不重股权，就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重脱节，股份公司权力制衡，民主决策的运作机制得不到体现，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和营私舞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曾对此有过检讨：“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而于公司经营事务并不过问，则“（公司）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31]（P.117）。

“官利必付”是晚清股票债券化的突出表现，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惯习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32]（p.1012）。今天，当我们抨击这种商业陋习时，更多地应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众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单干”式的投资心态，固然是根本原因，但股市风潮，和政府不良商政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恐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对民众投资心理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远比良性作用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应看到，在致力于公司制度建设时，对民众相对滞后的投资理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全社会的良性投资理念，方有利于公司制度建设。这或许是检讨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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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小企业的资金的来源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自筹，二是直接融资，三是间接融资，四是政府扶持资金等。

关于自筹资金。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业主（或合伙人、股东）自有资金；向亲戚朋友借用的资金；个人投资资金，即“安琪儿”资金；风险投资资金企业经营性融资资金（包括客户预付款和向供应商的分期付款等）；企业间的信用贷款（有些国家对此是禁止的）；中小企业间的互助机构的贷款；以及一些社会性基金（如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的贷款等等。

关于直接融资。是指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公开向社会筹集资金的渠道。显然，这种筹资方式只有公司制中小企业才有权使用，而且，一般公司制中小企业的债券和股票只能以柜台交易方式发行，只有极少数符合严格条件的公司制中小企业才能获得公开上市的机会，或进入“第二板块市场”进行融资。

关于间接融资。主要包括各种短期和中长期贷款。贷款方式（即金融产品）主要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等。

从总体上看，中小企业的资本构成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自筹资金的比重相对大企业要高得多）。其中以美国中小企业的自筹资金的比重最高，一般要超过60％左右；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自筹资金的比重在50％左右。在自筹资金中，又以业主（或合伙人、股东）自有资金的比重最大；亲戚朋友借用的资金次之。其次，是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美英和德国等自由主义意识较重的国家一般是直接融资的比重高于间接融资的比重；而法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则呈现出间接融资比重高于直接融资比重的现象。最后，政府的扶持资金比重最小，一般仅占企业总资产的5％～10％左右。其中以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政府扶持资金比重相对较高；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居中；而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资金扶持的比重最低。

根据各国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结构情况，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以业主（或合伙人、股东）自有资金为主，注重直接融资的作用，强调企业的自主意识的自由主义类型，如美国和英国等。另一种是以家族融资为重要渠道、注重间接融资的作用，强调社会和政府作用的集体主义类型，如意大利和法国等。第三种是介入以上两者之间的类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

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基本特点和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与一般企业并无二致。依照企业的法律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单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这些企业属无限责任制企业，其特点是不必支付企业所得税，只需缴付个人所得税，税负相对较轻，但无权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向社会直接融资，并且还要对其经营风险负完全的责任。这类企业一般规模较小，都是些微型企业，或一些初创的企业。它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业主（或合伙人）的个人资产，一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资金，其它则来自金融机构的借贷和政府的资助等，但量极少。

从各国的比较来看，意大利和巴西的这类小企业向亲戚朋友借来的资金比较多一些，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美国和英国的这类小企业则较少靠亲戚朋友的钱，他们主要靠自己的积蓄。法国对这类小企业的政府资助则较大一些，一方面政府对个人新建的自顾型小企业给予较大的税收减免，另一方面还对其雇佣的员工给予直接的就业补贴。

二是公司制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属有限责任制企业，其特点是必须支付高额的企业所得税（也要缴付个人所得税），税负相对较重，但由此得到的好处是有权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向社会直接融资，并且对其经营风险只承担以股本金为限的有限责任。当然，除少数公司制中小企业外，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债券和股票都只能以柜台交易的方式进行，而难以实现公开上市（因为无法满足公开上市的苛刻条件），即使要到条件要求相对较低的所谓“第二板块”上市也是不容易的。相对而言，柜台交易方式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风险也较大。因此，虽然公司制中小企业同其它公司制企业一样拥有直接融资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它们在直接的金融市场上，仍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总之，无论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还是公司制中小企业，都客观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这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规律，以及中小企业的特点和金融业的特殊性等共同决定的。具体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规律来看

市场机制讲究的是效益和利益最大化，资金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市场流向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如果没有其它机制的干预，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在资金市场上是难以与大企业竞争的。

（二）从中小企业的特点来看

1.中小企业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风险大，难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据美国统计，全国近2000万多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小企业，其中1/3甚至1/2的企业将在3年内关闭，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小企业关闭率更高，只是由于小企业的开办率更高，才使企业总数逐年不断增长。但这丝毫也不能掩盖中小企业的易变性和其巨大的经营风险。这给其融资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2.中小企业资产少，负债能力有限。一般而言，企业的负债能力是由其资本金的大小决定的，通常为资本金的一个百分比例数（由法律规定），如80％或60％等。中小企业资产少，相应地负债能力也就比较低。从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中小企业强调独立自主和自我奋斗的精神，因此企业的负债水平较低，一般都在50％以下：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比较注重团队精神和社会的力量，提倡相互协助，中小企业的负债水平较高，一般在50％以上。

3.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频率高，加大了融资的复杂性、增加了融资的成本和代价。中小企业以多样化和小批量著称，资金需求也具有批量小、频率多的特点。这使融资的单位成本大大提高，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少量的资金需求量将使其融资利率比上规模的资金融资利率平均高出2-4个百分点。从各国的比较来看，美国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水平最高，一般可高达3-6个百分点；欧洲为1.5-3个百分点左右。

（三）从金融业的特殊性来看

1.金融业实行的谨慎原则，不利于风险性较高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金融业是特殊产业，经营的是资金这样一种特殊的产品。由于资金或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涉及面的广泛性以及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全局性，各国都对金融业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经营规则，保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及流动性，以有效避免金融危机给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事实上，这也是广大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员和机构自身的要求。谨慎原则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但在客观上也给风险性较高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往往会使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中小企业丧失极好的发展机会。

2.金融企业融资手续繁琐，耗时耗精力，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积极性。如前所述，中小企业融资量少、频率高，需要简单快捷的服务。然而，金融部门为安全起见，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融资手续，这就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简单快捷的要求。繁琐耗时耗力的融资手续，无数有意融资的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3.金融企业“嫌贫爱富”，喜欢“批发”，不喜欢“零售”，使中小企业融资处于不利地位。大企业信誉好、融资量大，深得金融机构的喜欢，往往是信用资金追着贷，而且常常用不完；相反，中小企业缺乏良好的信誉，融资额度有限，常常捉襟见肘。

从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具有许多共同的原因，然而从比较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之间还是一定的区别的：美国人崇尚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精神，再加上金融管理相对较严，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的偏好上。而欧洲人更强调彼此间的合作精神，因此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倾向较大，融资难主要表现在企业自身的原因（如风险大、管理不善等等）上。

三、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中小企业对融资的不同要求

（一）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对融资的不同要求

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融资特点不同，当然对融资渠道和条件的要求也不同。从融资的角度看，中小企业可分为制造业型、服务业型、高科技型以及社区型等几种类型。各类型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和要求如下：

1.制造业型中小企业。制造业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是比较多样和复杂的，这是由其经营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无论是用于购买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支付工资的流动资金，还是购买设备和另备件的中长期贷款，甚至产品营销的各种费用和卖方信贷都需要外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大，资金周转相对较慢，经营活动和资金使用涉及的面也相对较宽，因此，风险也相应地较大，融资难度也要大一些。

2.服务业型中小企业。服务业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是存货的流动资金贷款和促销活动上的经营性开支借款。其特点是量小、频率高、贷款周期短、贷款随机性大。但是，一般而言风险相对其它中小企业较小，因此是一般中小型商业银行比较愿意给予贷款的对象。

3.高科技型中小企业。高科技型中小企业除可通过一般中小企业可获得的融资渠道融资外，比较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各种各类、层出不穷的“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既有政府设立的，又有私人建立的，也有政府和私人共同建立的，其性质一般属于产权资金。美国、日本和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比较发达。

4.社区型中小企业（包括街道手工工业）。社区型中小企业（包括街道手工工业）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中小企业，它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因此，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扶持性资金。另外社区共同集资也是这类企业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西方国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是各有侧重的：如美国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的国家，因此比较重视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日本在支持中小企业吸收引进技术方面也是具有特色的。意大利比较注重制造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问题，这与其着力解决南部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该地区经济活力和“造血”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法国比较重视就业问题，因此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就业潜力比较大的服务业型中小企业上。瑞士和西班牙（包括法国）则在解决社区型中小企业（包括街道手工工业）上具有特色。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对融资的不同要求

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对融资有不同要求，从企业创办一直到企业因种种原因而退出，都有对融资的不同的要求。

1.创办阶段。需要产权（自有）资金，或称股金，一般来自个人投资者和风险资金也需要商业银行以举债方式筹借少量资金。

2.投入经营阶段。主要从商业银行及其它渠道获得流动资金贷款；优势仍要从个人投资者、风险资金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方面增加产权资金。

3.增长发展阶段。外部融资是关键，主要从商业银行及各种小企业投资公司、社区开发公司获得债务资金；也会从前述渠道筹借产权资金。

4.开始成熟阶段。主要以大公司参股、雇员认股、股票公开上市等以及从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筹集发展改造所需产权资金。

除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外，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在退出阶段的金融服务，也很具特色。以美国为例，政府和民间设有专门的破产清算基金，目的是尽量减少企业破产给当事人、债权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合理地安排好有关方面的合法利益，实现企业的顺利退出。

从比较的角度看，在西方各国小企业的创建都相对比较容易，但在企业的成长的道路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由于美国社会比较重视企业的成长和做大，因此中小企业容易成长为较大的公司；而欧洲的意大利和法国则主要重视的是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因此，对企业的成长并不太关心，企业一般难以做大；其它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

四、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化

目前，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既有业务不断综合化的趋势，也有金融机构不断细分的专业化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特点。实际上，这两个相反的发展趋势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为金融业务的专业化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发展是不矛盾的。

这里仅就金融业务的专业化和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发展作一概述。从总体上来看，西方金融业务的专业化主要有以下趋势：一是主要从事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商业银行和主要经营中长期固定资产融资业务的投资金融机构的日益分化。近年来，从事消费信贷的金融储蓄机构也有逐步分离的趋势。二是从事实业投资的产业基金（包括创业基金）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投资基金的逐步分离。而且，在产业基金中，不同产业由于经营特点和程序不同，对资金需求的数量、时间和目的也不同，因而也需要专门化的既懂金融业务知识又了解该产业生产和经营特点的金融机构提供十分到位的服务。因此，产业基金的进一步分化也日益明显。三是从事对大型企业巨额贷款的大型金融机构与从事向中小企业微型贷款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分化。

这第三种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直接导致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融资机构的建立，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据统计，美国有上万家专门从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具有很不一样的名称，如妇女投资公司、企业金融服务公司、社区投资公司、街道投资所等等，但它们都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美国的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是1958年小企业局按一项国会批准的法案，倡导社会建立的。美国国家小企业局下属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项目署（是一个由国会批准创建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管理和注册工作。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极大地弥补了市场上有限的创业（或风险）资本与创办中小企业及其发展所需的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都是完全由私人拥有、管理并使用自有资本的投资公司。它们在小企业管理局注册，并得到有关许可证，在小企业管理局的担保下向中小企业发放利率优惠的贷款。

五、国外政府中小企业融资扶持政策的比较

政府的资金支持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的资金支持一般能占到中小企业外来资金的10％左右，具体是多少则决定于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相对重视程度以及各国企业文化的传统。各国对中小企业资金援助的方式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

（一）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最直接的资金援助方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资金的积累和成长。发达国家企业税收一般占企业增加值的40％-50％。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税负相对轻一些，但也占增加值的30％左右，负担仍较重。为进一步减轻税负，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有：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税收起征点和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通过各种税收优惠可使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少一半以上，使其赋税总水平由占增加值的30％降到15％左右。这笔免税资金是普惠的，对中小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

应该说，各国都制订了程度不同的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但相对而言，以德国最为典型。德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1984年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有利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目前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中小企业营业税起点从2.5万马克提高到3.25万马克，对统一后的德国东部地区营业税的起点更是从15万马克提高到100万马克；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所得税下限降低到19％；对周转额不超过2.5万马克的小企业免征周转税；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等。德国的财政补贴主要做法：按《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设立专项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资助，1995年以来，这项资助费已达12.1亿马克；为中小企业承担培训任务，可得到政府的补贴，1994年政府培训补贴支出达1.417亿马克；对在德国东部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总投资额15％-23％的财政补贴。

（二）财政补贴

补贴是政府为使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的某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而给予的财政援助。财政补贴的应用环节是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出口等。主要补贴类型有：就业补贴、研究与开发补贴、出口补贴等。一般说来，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有限的，而且是非普惠的（与税收优惠不同），其功能在于引导。

从各国的比较来看，财政补贴以法国最全最好。法国的税收优惠主要做法有：新建企业一般可减少80％的税额；新建中小企业可免3年的所得税；在老工业区等重点开发区兴办公司免征3年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期满后仍享受50％的税收优惠；新建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由原来的5％提高到25％。法国财政补贴的主要做法有：中小企业每新增一个就业机会，政府给予2-4万法郎的财政补贴对3年内新增6名职工以上的中小企业，每名新增加职工由地方领土整治部门补贴1.2-1.5万法郎；对3年内增加30人以上的服务行业，每增加一个员工由地方领土整治部门补贴1-2万法郎；对每个雇佣学徒提供1.6万法郎的补贴津费；对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可补贴其投资的25％；对雇佣青年和单身妇女的中小企业也给予一定的补贴；对节能企业，每节约1吨石油补贴400法郎。

（三）贷款援助

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主要方式有：贷款担保、贷款贴息、政府直接的优惠贷款等。贷款援助环节是中小企业的初创、技改和出口等最需要资金的地方。

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援助以贷款援助为主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又以贷款担保形式为主，而日本则以政府建立的专门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低息贷款的方式为主。美国中小企业局（SBA）的主要任务就是以担保方式诱使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具体做法有：一是一般担保贷款。SBA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75％的担保；对10万美元的贷款提供80％的担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25年。二是少数民族和妇女所办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SBA对它们可提供25万美元以下的90％额度比重的担保。三是少量的“快速车道”贷款担保。对中小企业急需的少数“快速”贷款提供50％额度比重的担保。四是出口及国际贸易企业的贷款担保。做法与一般担保基本相同。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援助以政府设立的专门的金融机构为主。目前，这样的金融机构有“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等。它们向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2-3个百分点的较长期的优惠贷款。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信用保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公库”以向中小企业从民间银行所借信贷提供担保。

（四）风险资本

风险基金是政府、或民间创立的为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的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专项投资基金。其中欧美等国家多由民间创立、而日本等国主要为政府设立。

美国的风险基金最为发达，遍及全国500多个“小企业投资公司”，其中大部分主要是向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提供基金的。1995年共有7万多小企业获得总共110多亿美元的风险基金。

日本的风险基金也很发达。70年代后，日本开始实施中小企业现代化政策，进一步提出了中小企业要实现知识密集化、高技术化的政策，同时鼓励政府金融机构向新兴的高技术型中小企业提供“风险投资”。目前，日本“风险企业”已达2万多家，“风险企业”已成为日本机器人的主要需求者。

英国则成立了由100多家从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小型金融公司组成的专设“风险资本协会”（BVCA），为高科技“风险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五）鼓励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中小企业规模小，其股票难以到一般的股票交易市场上与众多的大企业竞争。为解决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问题，一些国家探索开辟“第二板块”，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

六、对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启示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资金的严重不足。最近以来国家已采取措施，如要求各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并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的上浮利率的幅度，以鼓励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工作。然而，目前效果还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和资金扶持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融资渠道和政策体系还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中小企业的要融资渠道尚未明确；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对象也缺乏针对性或重点。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正常的资金融通体系和渠道，完善我国政府的资金扶持政策体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快现代规范的企业制度建设，还公司制中小企业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求的自然的直接融资权。

按照公司制的法理要求，还公司制中小企业的基本的直接融资权。目前，我国各类公司制企业，虽然尽了上缴公司所得税的义务，但仍然不能完全享有自由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权力。如果公司想发行债券或股票，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符合一定条件者，才能获得发行权；而且所发行的债券，特别是股票，必须进入公开市场，不允许柜台交易的存在。这与国外公司制企业直接向社会募集资金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在西方国家，公司制企业发行债券或股票只需获得证券监察部门的审核和备案，所发行债券或股票主要通过柜台交易进行，而通过证券交易所（或所谓“第二板块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或股票只占全部公司债券或股票的极小一部分。因为证券交易所对上市的公司债券或股票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只有表现较好的公司发行的债券或股票才能进入到证券交易所去流通上市。而大量的一般公司的债券或股票只能通过柜台交易来完成。当然，债券或股票的柜台交易和证券交易所上的公开上市是有密切关联的，并且还不断地相互转化。一方面，柜台式交易为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许多债券或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之前，必须有一定的柜台式交易的良好记录）；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公开市场也为柜台式交易提供了合理的价格参照体系。

因此，为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还公司制中小企业的基本的直接融资权，建议尽快建立我国正常的债券或股票的柜台交易市场体系。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规范的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企业融资体系的建立，将为解决我国部分中小企业“过度”融资问题创造条件。

（二）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鼓励中小企业间建立互助金融组织

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必将应运而生。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是偏爱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的，特别是大型的金融机构更是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服务，即使它们设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也往往是一种摆设，并不起什么作用。专门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则不同，它们的金融实力与中小企业相当，或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专门从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从而有利于不断积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经验，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质量，促进金融业和中小企业的共同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间也可建立互助金融组织，加强共同发展和风险共担的能力，并为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二板块市场”

目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二板块市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首先，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作用日益增强，为保证这类关系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企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建立符合其融资特点的“第二板块市场”。其次，是我国证券市场已日渐成熟，国家的金融监管能力大大加强。第三，经过几年的调查和了解，我国已基本掌握了有关“第二板块市场”的运行规律。必要的物质条件上的准备也已基本就绪。

（四）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向亲朋好友借资

我国是一个比较重亲情的国家，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接济是经常发生的，并常被视为一种美德。在新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将这种亲情关系引导到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创业投资关系上来。借鉴意大利和法国的做法，制定相应的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向亲朋好友借资的措施，以建立一条中小企业便捷有效的融资渠道。

（五）要从税收、财政支出、贷款援助和直接融资等各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资金扶持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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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

东莞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资产与生产规模偏小、信用体系不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营方式多变以及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差等特点，这就导致民营企业融资也带有自身独有的特征。

（一）融资以内源融资为主，融资成本较高

民营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要融资渠道，它一般来自于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现金流，融资方式包括自筹、折旧基金、留存收益、内部集资等方式，其中自筹部分包括创始股东增资和借款。留存收益是目前东莞民营企业内源融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资源，包括通过财务制度提取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方式结存的后续发展资金。内部集资主要指向员工或管理者募集资金，在民营企业创立初期这是一种常用的融资方式。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资本市场与中国企业家成长：现状与未来、问题与建议――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调查发现，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资金成本较大型或国有企业更高，这一宏观局面与东莞民营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情况类似。从不同经济类型看，6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要明显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3.3%）。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在金融机构贷款不能满足融资需求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只有通过其他渠道融资，如通过非正规金融融资。

（二）正规融资渠道狭窄，选择非正规途径

在发展过程中，正规渠道贷款的比例有限，不少东莞民营企业选择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对中国地下金融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大约有1/3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截止到2013年9月份，东莞市民间借贷的总规模达到400亿元，东莞市各类民间金融机构达到112家。东莞民间借贷规模约占同期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10%左右。民营企业之所以偏好这种非正规的金融融资方式，主要是因为它符合民营企业融资的特点，如一次融资额度小、借贷时间短但频率高。其次，民间借贷能弱化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对抵押品的依赖，客观上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东莞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原因分析

东莞民营企业大多数以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而这类企业前期投入的资本量十分大，资金回笼相对较慢，为保证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必须不断寻找资金进行补充，资金的需求量庞大与筹措资金的渠道狭窄形成了突出的矛盾。

从微观层面来讲，东莞的民营企业大都数是家族企业、中小企业等逐步发展起来的，公司制度建设、风险措施防范、财务担保等与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差距，直接导致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难重重。

从内源融资来看，民营企业除了本身盈利能力较弱导致的内部资金积累较低以外，税费负担占比较高，如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约为5%，而民企的贷款利率约为10%，以30万亿元贷款来算，利息相差1.5万亿元，民营企业的利润极容易受到利息的影响。从外源融资的角度来看，与民营企业对接的民营性质的银行比较少，除了民生银行是主要针对民营企业服务以外，其他如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机构都是国有性质，发放给民营企业的授信额度比重十分微小。而民间借贷资本成本高出银行贷款的几倍乃至十几倍，这给本来就陷入资金困局的民营企业造成了极大地负担。

三、东莞民营企业融资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东莞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为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成本过高等共性问题。本文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东莞民营企业融资策略。1977年Robert?C?Higgins通过设立模型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并建立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可持续增长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照Higgins的观点，可持续增长率是指企业在目前资源组合、经营水平以及财务状况下公司销售所能获得的增长最高水平，通过对比企业的实际增长率水平和可持续增长率的差异，来考虑企业资金的短缺与否。

（一）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

当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时，民营企业的销售达到最理想状态，资金所能带来的收益达到最大的潜在水平，这种增长状态一般称为均衡增长或者平衡增长，是一种理想状态，较难达到。

（二）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

这时候资金面本身所能带来的潜在最大的销售增长率水平低于实际情况当中的增长率水平，这也意味着企业目前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资金利用率水平略低。在资金需求比较旺盛的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这时采取何种财务措施则根据管理者的判断来确定。从财务角度看，这种短缺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外源融资中的银行贷款，即增加负债。在后续经营过程中如若有结余资金，则可以用这部分资金来归还贷款，使资金达到平衡，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提高民营企业经营效率。在可持续增长模型中，提高经营效率就意味着要提高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这对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伴随着销售增长率的上升，销售净利率很有可能并无法随之上升，这是因为成长期企业的前期投入资本较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产周转率水平下降。而从民营企业内部进行规范经营，逐步开展多层次的营销模式，保证利润增长点等提高经营效率的办法，将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二，增加权益资本。当一个企业能够进一步从外部获得权益资本，如各种直接融资渠道，如发行股票或者发行债券时，可以使企业短期内获得充足的资金。然而，由于目前上市审批制度的逐步严格，对大部分民营企业而言，采用增加权益资本的办法并不能及时解决民营企业资本短缺的困境，如资本市场提供的资源有限或门槛过高。即使存在增发股票的可能性，也会由于申请程序的复杂性使得获取资金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受到影响。

第三，集中优势资源，获得稳定的利润增长源。民营企业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多元化战略获得多个利润增长点。当企业将资源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时，会造成核心业务资金短缺，难以保持增长。因此，剥离非核心业务，将资金抽回投入到企业的核心业务，可在一定程度解决超常增长带来的资金问题。

第四，外包合作。企业可以通过将一些业务外包来保证其资源的有效使用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或超常增长，如将民营企业中的物流等外包给专业物流公司承担，民营企业本身则将精力主要放在核心业务方面，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将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可以有效节约资金，并且使核心业务的资金流相对充裕。

（三）实际增长率低于可持续增长率

即目前资本能够带来的最大收益高于实际增长水平，通常将这种增长状态定义为增长不足。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容易产生多余现金。这里的“现金剩余”是指在当前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下产生的现金超过了支持销售增长的需要，剩余的现金需要投资于可以创造价值的项目或者分给股东。民营企业可以判断这种富余是企业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还是一种短期情况，即有效增长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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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认为，目前造成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各类原因中，企业内生因素的缺陷是最根本的。文章通过分析影响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选择的企业制度、企业资源、资金需求主体的非均质性、信用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等企业内生因素及其缺陷，为企业修炼内功指明了方向。

从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两大层面：一是外部条件的约束，即资金供给方（商业银行、风险投资、私募基金、资本市场等）的偏好（或歧视）；二是内生因素的缺陷，即资金需求者（高科技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而在市场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中小企业还想通过资金供给方的优惠或制度层面的支持来获得资金，可谓一厢情愿，因此，企业如何独善其身，完善自身的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影响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选择的内生因素及其缺陷，为企业修炼内功指明方向。

一、企业制度层面

企业制度包括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完善的企业制度。高科技中小企业在企业制度层面就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也是导致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足主要表现在产权关系模糊、治理结构不完善和组织结构不科学等方面。

（一）产权关系模糊，产权结构封闭

产权关系模糊已经成为制约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的瓶颈。根据调查，高科技企业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家族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等产权模式，主要由国家公职人员、科研人员、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乡镇企业改造、国有民营等方式创办（见表1；陈凯，2006）。表面上看高科技企业的产权问题比较清晰，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的存在，使一些企业的产权在创办初期就模糊不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有不少是脱胎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其母体的产权关系往往难以理清；（2）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由于企业生存的需要，戴上了国有或集体的“红帽子”，以享受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各种优惠，或者免遭政策此视，结果造成其在产权关系上的模糊状态。

表1 不同产权模式、创办模式的科技企业举例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创办方式

联想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科研院所创办

清华紫光 上市公司 高等院校创办

桑普太阳能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科研院所企业化模式

伟豪铝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扩张模式

时代集团公司 合伙制 科技人员自愿组合

用友软件公司 上市公司 科技人员下海

四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人员下海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家族企业&有限公司 家族人员创办

产权关系模糊、产权结构封闭的缺陷给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设置了重重障碍。首先，产权关系模糊直接影响了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无法按照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进行运作，更不可能通过上市募集资金。其次，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所有者由于担心分散其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不愿进行股权融资。再次，由于股权融资的交易方式是直接的，即使投资者愿意投资，他们也需要对资金使用者有所了解和判断。但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决策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高度集中、内部约束机制严重缺乏的现状，使投资者很难控制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而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产权归属上所存在的问题也使投资者的收益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因担心投入资金的去向和利益分配问题而裹足不前。目前中关村仍有2000多家科技企业被不清晰的产权所纠缠。早期投资权益、技术专利权益和企业家权益边界不清是阻碍中关村老企业向产业化、国际化迈进的核心问题。

（二）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不健全

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高科技中小企业虽然普遍选择公司制，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区别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股份高度集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制衡的机制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形同虚设。目前，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仍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1.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

（1）股份过分集中，股权结构不合理。许多企业没有脱离“家长制”管理模式，一股独大或家族控股的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继续发展的空间。部分上市公司则体现为国有股一股独大，代表国有股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绝对优势。

（2）“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有些企业董事会和执行层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董事长或CEO是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的，而且，董事会与执行层高度重合，执行董事往往在董事会占有压倒优势。有些企业实行集权管理，任人唯亲，企业经营决策也限于狭小的圈子，家长或家族意志左右着企业的发展，难以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无法为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和正常行使经营权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总之，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重合导致企业决策权高度集中，从而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

（3）家族式管理，内聚力缺乏。高科技中小企业中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它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家族式管理。家族式企业普遍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对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的“信任危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家族式管理就会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投资决策失误，融资方式单一，都是这一管理模式的副产品。同时，这种家族式管理使非亲非故的高级管理人员缺乏被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和隔阂会对企业的向心力产生严重侵蚀，最终向心力会变成离心力，造成高科技中小企业缺乏内聚力，最终削弱其竞争力。

2.外部治理结构的缺陷。

外部治理结构又称为市场控制机制，包括股票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及并购市场。其中，除了产品市场由于竞争激烈，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因此，对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产品市场能明显对经营者产生压力，达到约束经营者行为的效果之外，其他几个市场都存在缺陷。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约束经理行为，如果经理没有使企业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股票价格会下降。一方面，这会带来接管威胁，经理面临失去原有职位的威胁；另一方面，新发行的股票收益相对来说较低，抑制经理进行扩张。但是对于大多数未上市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股票市场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空缺。

高科技中小企业现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非常欠缺，因为大多数中小企业尚属家族管理，根本不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因此，职业经理人市场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中小企业而言，也可以说是空缺的。

并购市场又称控制权配置。公司控制权争夺被视为一种制约经营者行为的有效手段，控制权市场的激烈竞争不仅把所有的公司都置于潜在的接管风险之中，而且还对公司经营者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因机会主义行为或业绩不佳而被替换的危险随时存在，对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公司资产规模小，更容易被其他公司接管或兼并，因此，对于中小企业并购市场也是约束公司经营者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但由于企业产权关系模糊、与并购相关的政策制度欠缺等原因，使得高科技中小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并购市场，也未能有效发挥其外部治理的机能。

（三）内部组织结构不科学

在企业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高科技中小企业中存在两种组织结构不合理现象，一种是组织结构过于简单；一种是过于繁杂，犯了所谓的“大企业病”。

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由于人员数量少，往往会以一种简单的组织结构方式进行管理，这种简单化的组织结构在创业初期往往会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过于简单化的组织结构，常常就会出现组织结构分化不明显、企业成员之间分工不明确、各部门以事务型管理为主等现象，使得部门职能过于笼统、权责不清，管理层更是身兼多职、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

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不易犯“大企业病”。但当企业走过创业初期，企业经营规模、市场占有率都有较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逐渐发展成型，甚至成为行业领导者，步入企业发展期，此时就可能出现“大企业病”的症状。就是指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经营上出现规模不经济，管理上面临规模极限，将大企业组织结构模式移植过来，当外部环境变化加速时，由于这种官僚化组织设置的管理层次过多，它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变得过于臃肿而复杂，这样，该种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往往会很迟钝，即所谓的“大企业病”。

“患”此病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往往会出现诸多问题：一方面，工作的审批程序规范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人员不多、管理层次多，出现每一层只有一个人，即企业的沟通模式成为：员工——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在这样的流程指挥链上，沟通效果极差，办事效率不高。

二、企业资源层面

（一）人力资源管理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薄弱环节

资金、人才、技术与管理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四大问题。其中，技术与管理须靠人才去实现，没有优秀人才，也就难以奢谈新技术与管理。一个企业要想在现代市场中立足，靠的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兴衰之本。毋容置疑，如何有效加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改善提升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素质，已逐渐成为中小企业当前的首要难题和制约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瓶颈”因素和薄弱环节。

就目前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缺乏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众多高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忙于处理人事管理的日常事物，没有能力去分析和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更没有能力去研究和建立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导致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统一而科学的体系，滞后于企业的整体发展步伐。

2.重视“事”而忽略了“人”。

人力资源管理停留在粗放式的人事管理上。目前有很多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往往只是承担了招聘、调配、考核、薪酬核发、培训、建立人事资料等方面的日常性工作，他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挖掘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层次和新课题，忽略了对“人”的研究和开发，是一种着重眼前的被动性的管理。

3.缺乏科学、高效、适应现代管理的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

很多高科技企业仍然沿用传统的、以经验判断为主的考核评估手段，缺乏规范化、定量化的员工绩效考评体系，使考核缺乏客观性和公平性。不少企业在选人用人上只重学历和资历，忽视对人员素质、业绩和潜能的测评和分析。不少企业的激励力度有限，往往只限于物质和金钱上的奖励及制约，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调动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归属感。

4.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出现投入不足与忽视人力成本核算并存的现象。

虽然不少高科技企业都深刻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企业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宗旨，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资金、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投入不足。同时，在人力成本核算方面也缺乏系统、科学的核算体系和方法。

5.缺乏一支业务精通、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队伍。

目前，乃至全国高科技企业均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同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仍然处在二线参谋部门的位置，只承担着行政性和作业性的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人力上、组织上和机制上得不到支撑和保障。

（二）财务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1.财务控制薄弱。一是对现金管理不严，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有些企业认为现金越多越好，造成现金闲置，未参加生产周转；有些企业的资金使用缺少计划安排，无法应付经营急需的资金，陷入财务困境。二是应收账款周转缓慢，造成资金回收困难。三是存货控制薄弱，造成资金呆滞。四是重钱不重物，资产流失浪费严重。

2.管理模式僵化，管理观念陈旧。就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一方面，大多数企业典型的管理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这种模式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中，企业领导者对于财务管理的理论方法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研究，造成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控不严，会计信息失真等企业没有或无法建立内部审计部门，即使有，也很难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差，管理思想落后。

3.难以规避财务负债的陷阱。过度负债可说是高速度成长企业的典型通病，也是财务危机的根源。战略需求效应由企业的战略布局驱动，或表现为现有业务的发展，或表现为新业务的开拓，规模和数量的扩张经常明显快于内涵质量的扩张，在高成长阶段都将出现某种程度的资金短缺。高成长战略造成资金短缺，企业就不可避免地要负债经营。组织放大效应和内部担保则加剧债务水平，造成负债过度。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压力加大，支付能力日渐脆弱。

4.财务风险意识淡薄，企业始终在高风险区运行。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度负债。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财务风险极大。二是短债长投。一些企业将短期借债用于投资回收期过长的长期项目投资，导致企业流动负债大大高于流动资产，使企业面临极大的潜在支付危机。三是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相同资产重复抵押，或为了融资而不断投资新项目，甚至“拆东墙补西墙”，形成复杂的债务链。这不仅加大了银行对企业财务状况判断的难度，也给财务监管带来很大困难。

（三）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导致核心竞争力欠缺

国内外的经营实践证明：培育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技术创新，是提升高科技中小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的重要保证。通过调查发现，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培育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关键人才缺乏，技术创新人才外流严重。

2.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相对较差。

3.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边际收益下降进一步挫伤技术创新动机。

4.战略缺乏针对性和稳定性。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选择的主要技术战略是低成本战略与差别化战略，这样的战略选择缺乏针对性。加之部分企业在发展上缺乏长期战略安排，变化频繁却很难在某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5.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支撑。在目前高科技企业的庞大群体中，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的大多数高科技企业所运用的高技术是在相关领域中知识产权属于外国企业的高技术，即本土企业在目前所运用的技术往往是所谓的“外源性技术”而非“内源性技术”。

（四）市场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高科技中小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则必须学会在市场缝隙中求得机会，做好市场补缺者的角色，要将自己定位于市场的某个细小部分，瞄准某个特定的目标市场，或者重点定位经营一个产品和服务，才能创造产品和服务优势。

许多不成功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创业以后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仍无法明确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定位，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结果老是处于被动的局面，总是处于利润最薄的下层，一有风吹草动，最容易被淘汰出局。如今的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必须在产业定位问题上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才能从小的市场缝隙中寻求到大的发展机遇。

我们在对高科技中小企业调研中发现，很多高科技中小企业都将自己定位在“以开发为中心”，所占比例超过70%。这种战略定位，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结果却不好。产品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周期长、风险大，这是弱小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难以承受的。

三、资金需求主体的非均质性

这里所讲的非均质性是指高科技中小企业在经营者素质、财务制度的健全程度、信用等级、信息披露状况、资产负债率水平、远期发展规划的制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其他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问题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较大、良莠不齐的现象。中小企业存在严重非均质性问题的情形下，银行掌握这些企业信息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那些规模小、资金需求量少的企业贷款额也较低。但是贷款额越低，抵押比率越低，中小企业从大银行获得贷款就越少，就越容易遭遇信贷配给。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非均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多数中小企业缺乏中远期发展规划、抵御风险能力弱。

很多中小企业在企业计划或发展规划方面相当薄弱。调查发现60%以上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企业计划、发展规划或营销计划。他们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了解，自以为其产品在本地区甚至在全国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他们很少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当银行和外商潜在投资者等询问企业产品、市场、未来计划等问题时，他们无法提供一份真实描述的文件和一份好的资金使用计划，这大大影响了其融资能力。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淘汰率高，市场上每天都有新的中小企业诞生，也有不少悄然退出。而市场风险是导致贷款风险的最主要外部因素，直接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

2.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所需信息是它们在较高层级资本市场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制度歧视和政策倾斜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资本市场资金拆借的利息成本和执行成本，那么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力的主要内部因素将是各层级资本市场要求的信息披露机制。现在中小企业担心自己在信息披露之后会加大自己的经营风险，所以在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上没有积极性，或者本身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没有能力建立信息披露机制。

3.中小企业信用观念的缺乏，影响其融资能力。

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是商业银行，但是中小企业到期贷款不还或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些企业借钱时就没有准备归还，有些企业则想方设法悬空或逃债。信用观念淡薄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整体形象，也大大挫伤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的积极性。

4.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不健全，经营管理效率低下。

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是对企业各项日常管理事务的详细规定，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木准则和依据，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高科技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许多民营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程序、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比较差，直接影响其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

5.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会计信息失真严重。

6.中小企业制度更新滞后，产权关系混乱，与市场环境转换不同步。有关内容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四、企业信用缺失问题

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掣肘。除了前面提到的由于高科技中小企业信用观念缺乏而挫伤商业银行对其资金支持的积极性之外，在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企业信用缺失还大大削弱了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资金的投资动机。一些企业缺少诚信，利用高科技背景，凭借其技术知识壁垒性较强的特点，对投资项目进行刻意包装、宣传误导，诱导投资者注资；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为达到融资目的，还出现做假帐、做假合同、假订单、偷税漏税的行为；有的企业为达到上市(如香港创业板)圈钱的目的，伙同会计师事务所编造、美化会计报表；有的融资企业商业计划书报给投资方的团队组合非常豪华，但实际上这个公司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有的公司虽然宣告成立了，但是它的资金并没有到位。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由于存在失信和欺骗问题，造成投资者有资金不敢投，即使有好的项目，也得不到投资者认可、信任，进而得不到资金。

信用收益与成本不对称是企业信用生存环境缺失的根本原因。由于信用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称，经济信用的丧失给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是超额利润或暴利，超出常规利润的这部分利得恰恰是信用成本转化而来的。而在缺乏信用生存的环境下，企业丧失信用的趋利行为和短期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企业恪守信用要比丧失信用付出更加昂贵的成本。

五、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常见的现象，而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大企业更加严重。因为大企业的公开信息很多，金融机构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而中小企业的信息基本上是内部的，具有非透明性，这导致了中小企业在寻求贷款和其他外部资本时很难提供相关的信用信息。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对资本与债务需求的规模较小，进行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都很高，因此金融机构为了避免逆向选择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在正式的债务市场上，中小企业债务融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失效(杨思群，2001)。

（一）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融资假设条件及特征

1.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就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者、风险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股权人、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创新者往往掌握自己开发项目的发展前景及可行性等私人信息，而外部投资者不了解这些。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面对一些前景较好、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时，技术创新者会倾向于内部融资，而对一些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则倾向于风险投资或其它融资方式。作为技术创新者博弈对象的投资者，则会认为技术创新者要求外部融资的风险项目一般风险较高，因此，倾向于不向这类投资项目投资，最终结果将导致风险投资市场的失效。信息不完善性主要来自于高新技术项目的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一点，技术创新者同外部投资者一样，并没有特别的信息优势，这是导致高科技企业风险普遍高于一般企业的原因。对于这种风险，要求与其相应的证券市场(如创业板市场)、完善的退出机制等相匹配，一般的证券市场往往不适用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当然，一般企业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性，但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程度远大于一般企业，量变引起了质变，这最终导致高科技企业融资困难，甚至失败。

2.风险等级不一致。

风险等级的不一致性实质上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风险等级明显不同于一般企业，其风险等级的不一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当高科技企业同一般企业相比较时，将表现出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融资策略，如高科技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等。这一层面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信息的不完善性，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技术创新者、外部投资者都无法控制这一风险的发生。通常情况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风险等级不一致，一般在高科技企业的初创期，企业的风险较大；进入企业发展的稳定期后，其风险等级会接近或小于传统企业的风险等级。第二层面:不同的高科技企业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也将有不同的风险等级，投资者(风险投资者、债权人等)一般对这一风险等级并不完全了解；同时由于上述提到的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收益关系并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加重了。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高科技中小企业陷入信贷配给的困境

银行为实现其配置性均衡而挤出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行为，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信息不充分是中小企业信贷弱者地位的直接原因。在信贷市场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使得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因而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信贷市场的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的困扰，使得银行从贷款中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不仅取决于贷款利率，而且直接取决于贷款项目的拖欠风险。换言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将无法对贷款企业的风险做出完全的信息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利率均衡”则难以作为筛选厂商的工具。作为逆向选择的结果，提高利率可能导致低风险者被高风险借款者挤出市场；而道德陷阱的存在，却可能在高利率下把借款者吸引到更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上来。因此，利率提高可能导致平均风险水平的上升，银行贷款并不是利率的单调递增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讲，配置性均衡是金融机构在“利率均衡”失效的条件下所选择的一种新的均衡路径。一般认为，在这种均衡格局中，中小企业的融资弱势地位形成“定格”（罗正英，2004）。

结语

高科技中小企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融资现状，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路径，就必须深刻反省，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加紧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关系；建立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企业组织体系；有效加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改善和提升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素质；强化财务风险意识，优化企业财务资源管理；加快技术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重视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找准市场定位，提升高科技中小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内部管理制度和企业财务制度，克服非均质性影响；强化社会公德意识，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坚持诚实守信，改善中小企业整体信用形象。

参考文献

[1]陈凯、汪晓凡.北京民营科技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6（6）.

[2]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