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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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提上了社会发展的议程,对改变“三农问题”的现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社区文化建设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整个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社区活力,带动社区整体发展和进步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在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硬实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农村的文化建设,促进软实力的提高。
2 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探讨
2.1 发展成绩。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农村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后,农村文化工作开始走出低谷,逐渐呈现出不断升温之势,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活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乡镇文化中心建设,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创建文化先进县市、先进乡镇活动。在这两个时期,农村文化事业的载体明显增多。
2.2 地区文化差异。 东部沿海富裕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已经有了以下特征和趋势:富裕农民的生活模式已从生存型转向小康型,为他们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西部地区农村文化事业的现状同城市文化相比较,农村文化的贫困和弱质表现得更为突出。
2.3 时期的对比性。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经济迅速好转,群众文化建设掀起热潮,乡镇文化站、文化室如雨后春笋普遍建立,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文化专业户,从而形成了以县文化馆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为枢纽,以村文化室(俱乐部)为基础,以文化专业户为补充的四级文化网络。
而在最近一些年内,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相比,农村文化领域显露出了很多值得忧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费严重短缺现象,(2)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现象,(3)自我创收能力较低现象。
3 原因探讨
3.1 成因的级次探讨。 从官方的角度看:对农村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能抓住群众的兴奋点;对农村文化市场监管措施不利;乡镇文化站的疲软无力。从村级组织角度来看: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功能的弱化,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级文化娱乐设施的形式主义。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看:重物质生活轻精神生活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自身需求的层次性,农村文化土壤的板结化现象(人才流失)。
3.2 “二难困境”。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农村文化的转型则陷入了一个二难困境。[1]
户籍制度的存在割裂了城乡文化交流的纽带。农民被人为的拒斥在城市之外,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弱化了文化发展的动力。相比城市而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城乡文化的冲突滞缓了农村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4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4.1 官办文化与民办文化相结合。 官办文化(包括三下乡文化,文化站室的文化),应该和寻找出路的民办文化相互联手,共同打造新的农村文化局面。一是对文化站、文化室进行改革,促其向产业方向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是大力倡导民办文化产业。
4.2 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 中国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愚忠愚孝、三从四德、宗法等级观念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文化建设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需要加以摒弃。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对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有着较大的影响,并直接为我国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宜吸收的文化资源。
4.3 加强乡土文化的推进。 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原生资源,发展特色文化,特别是要充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民族民间传统节日的契机,推动和丰富农村文化活动,使农村文化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并产生巨大的亲和力与认同感,增加相互交融的浓厚情感,对促进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2]。
4.4 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与先进文化接触少,现代文明知识严重缺失,农民的精神文明领域出现了两种文化的争夺现象。当健康的文化生活缺位,一些内容低俗的娱乐活动便轻而易举地侵入了农村。
4.5 推行成本分摊。 农村文化事业筹资的主体当然应该主要是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筹资主体。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农村文化产品的及时生产和提供,就必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以政府筹资为主体,积极引导市场化筹资和社会捐赠等行为,建立起筹资主体多元化、筹资方式多样化、筹资机制市场化等具有农村特色的多渠道筹资模式。
4.6 树立问题 大文化观念。 树立农村“大文化”观念,保障和维护文化生活贫乏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所谓农村“大文化”, 就是公益性文体事业、市场文体事业和农民家庭文化的总和,它包括社会伦理思想、道德风尚、文化艺术、文教卫生、体育诸多方面, 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和时代性。在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大战略中,农村的文化建设应当跳出固有的、僵化的、封闭的“小文化室”、“小活动站”的思维, 确立建设农村“大文化”的思想。[3]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发展道路,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把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作为基本职责,让广大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玉华. 对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 科技创新导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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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 高校图书馆农村社区 文化建设
[分类号]G250
社区文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文化产物,它从多层次、多方面开阔社区居民的视野,满足居民的要求,提高他们获取、运用知识的能力,在社区建设总体目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等,信息较为闭塞,人们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只停留于城镇而忽略了农村社区的发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欠开发、欠发展”的状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社区文化对区域人群的影响和调适功能日益凸现,加强凉山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服务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拓展自身服务领域,开发丰富的信息资源,挖掘社区自身蕴藏的乡土文化,进行有效的创造、开发和利用,建立起一个开放式的服务和管理系统,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农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促进区域民族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以及更好地服务区域内的各类读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课题组带着这些问题选取了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民族聚居区的农村社区为代表进行了调研。
1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凉山州概况
凉山州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设在西昌市。全州辖17个县(市),615个乡镇,3733个村,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包括彝族、藏族、蒙古族、傈僳族、回族、纳西族、苗族等14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达473.04万,其中农业人口360.17万,彝族人口231.07万,占总人口48.85%,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1.2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2.1 多民族杂居显著,文化交错分布,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 凉山州,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比较明显,呈现三种形态:①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型,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城市和集镇区,与汉族居民互为邻里。他们与汉族居民一起受教育、学文化,其文化程度较高,既通汉文又懂彝文。②以彝族为主的高度聚居型,这种情形的彝族人口比例不同程度地高于当地汉族人口,在居住区集中度非常高。他们地处偏远地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与外界联系少,很多彝族村民是文盲半文盲,几乎不识字,不懂汉文,与外界的沟通困难,文化建设举步维艰。③以其他民族为主的聚居型(如藏族、回族等),这种情形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城乡均有分布,在城市形成民族街巷,在农村形成村落聚族而居。社区的文化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相结合,有效地推广和发展民族文化建设。
1.2.2 民间文化大量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 凉山州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灿烂多姿而又风情万种的彝族文化。其内容涵盖口述文学、说唱文学、服饰、婚俗、葬礼、火把节、彝族年、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居建筑、毕摩文化等。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政府投入不足,加上缺乏有效的保护、整理和挖掘,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和措施,缺乏传承后人,彝族文化逐渐失去自身生存的空间,如彝族的毕摩经书这种手抄文献,在民间留存的已经很少了。同时,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些可以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景区,也因旅游业的开发,造成景观和环境破坏、遗迹破损,文化生态环境恶化。民族文化资源消失状况非常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
1.2.3 农村社区文化生活单调、文化娱乐荒漠化 凉山州境内的少数民族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民一样过着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存在“三听”(即早晨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四难”(即读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广播电视难)的农村文化荒漠化现象。他们的文化生活简单到了只有在小集镇赶场的时候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以及在婚丧嫁娶期间的传统礼仪活动。他们平常仅以串门、闲聊、看电视、看录像、聚众喝酒、吃饭睡觉度日等方式来消磨时间。州内有些地方长年不开展活动,村民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而在文化消费上,大部分乡村没有图书室,没有报刊阅览室,没有文化娱乐站。即使有,也因文化站或阅览室内没有文献资料而无法学习;他们看不到自己所喜欢的书,又没有走出山寨继续学习的机会,形成了文化匮乏、文娱活动稀少的局面,有些村民甚至聚在一起迷上赌博,以赌为生。通过对西昌市城郊农民业余生活方式的调查发现:村民主要以看电视、玩纸牌和打麻将为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其中54%的人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听广播,有23%的人打扑克,10%左右的人搓麻将,7%的人下象棋,另外有6%的人读书看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娱乐活动。资料显示,2005年对凉山州各县文工团下乡慰问表演、科技宣传、放电影等活动项目情况统计中,有6—9个县的活动为零。
1.2.4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匮乏,“空壳文化站”较多 近几年,凉山州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农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劳务经济,村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许多农村文化站业务经费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多数图书室、文化站常年无购书费和设施费,形同虚设。2005年全州18个文化馆的业务经费为20万元,比2002年50万元下降了60%。业务经费为零的有8个馆,公务费支出为零的有2个馆。2008年到2009年间,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经费困难到未订一份报纸,没有添过一份刊物,没有购过一本图书。
另外,在现有的文化站中,场地面积严重不足、设备老化、缺乏活动器材、藏书量非常有限的“空壳文化站”居多,难以开展正常的文化活动。更有甚者,将文化站挪作他用,不能充分地发挥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和文艺功能。据统计,2009年全州乡镇文化站总数为153个,占全州615个乡镇总数的24,8%,其中有137个属“两无、三无文化站”(即无场地、无人员或无经费)。调查还发现,2009年凉山州文化站公房建筑面积为2058平方米,较2002年的3900平方米减少了47%,文化站活动场地面积急剧减少。
2 高校图书馆服务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着独特的条件——它在文献资源、专业人才、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等方面有着地方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不可比拟的优势。其所提供信息资源的质量、数量、准确性、安全性等也是其他信息渠道所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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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农村社区 社区建设
一、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工作,民政部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中要求各地“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应、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综合来看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一村一社区”。二是“多村一社区”模式。三是“村庄合并社区”模式。
二、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发展步伐不一致,各农村社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社区服务中心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标准有高有低,配套设施也不够完善,个别社区服务中心离文件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虽与各社区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也与领导的认识程度、措施落实和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不到位有关。
2.资金投入缺口较大,未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的经费不足,投资主体不明确,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得不到保障,资金供应缺口较大。目前,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镇(街)财政,每个农村社区的建设就耗费了大量资金,很难再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运行上,导致农村社区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或者私自降低公共基础设施标准,很多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未真正运行起来。
3.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比较单一,未形成多方参与的态势
部分农民群众受自身素质的影响,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很模糊,参与社区工作的主动性不够高,甚至认为社区建设是政府的事,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4.社区业务开展不到位,存在职责交叉、名不副实等情况
有些镇(街道)虽成立了社区,但形式大于内容,自身职能未能得到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进驻窗口及项目不完备,大部分集中在家电下乡、粮食直补、农村低保等方面,一般社区服务中心未有效运行,有些部门即使进驻社区服务中心,也存在有职无权、有名无实现象,成了名副其实的“挂号室”,反而造成了群众多头跑,给群众带来了不便。
三、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路径
1.多渠道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中,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促进农民经济发展,让农民增收,是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社区建设共同的任务,应该充分发挥当地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利用各自的优势,吸引企业到农村担任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农村多产业发展;对于农业基础比较好的镇街道,应大力实施”一乡一业” 、“ 一村一物”工程,打响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努力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更多地吸引本地就业;统筹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把城市的资源优势引进来,把农村的资源优势推出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2.进一步调整农村社区与村委会及上级政府的关系,形成发展合力
在原有的社区党总支-村党支部的组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农村社区与村委会的关系,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应是服务,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不能干涉村级内部事务,也不是以生产经营为主的经营性组织,二者职能应明确划分,防止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在社区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上,应明确由镇街道统一领导协调各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并负责日常管理、统筹经费使用和人员配备,基层政府与职能部门和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需社区协助完成的行政事务应由政府与社区协商共同完成。
3.继续加大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各镇(街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努力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捐赠、投资方式兴办社区服务项目,确保社区建设资金需求;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区直部门包社区建设工作制度,区直部门要将资源、职能更多地向社区建设倾斜,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推进社区建设。
4.进一步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效能
为给群众生活创造便利服务,应进一步将辖区内医疗、农资销售和农业服务等方面社会化服务站(点)进行整合,通过协调、帮助和必要的政策支持,使其自愿接受农村社区的领导或指导,承担社区相应义务,有序进行社区服务,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难事不出镇”。 同时各社区应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动员教师、退休职工等成为社区志愿者,逐步建立完善社区志愿者组织,积极推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5.繁荣农村社区文化,提高农民文明素质
充分利用“道德讲堂”、农家书屋等场所,把“这些资源建设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思想文化阵地。同时组织科技人员、利用远教、宣传栏等方式,加大农业科技的宣传力度,开展化肥、农药、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等服务,帮助农民群众掌握急需的实用技术,走农业现代化之路。
6.加大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力度,推动多方主体的参与
篇5
巴彦淖尔市以“八百里河套米粮川”闻名全国,是一个以乌拉特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农牧结合的半农半牧区,拥有良好的生态文化旅游环境和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2009年被评为“中国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地”,具有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优越条件。巴彦淖尔市开发生态文化旅游,不仅可以提升旅游品味,而且对促进农牧民就业,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巴彦淖尔市生态文化旅游资源
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是指“能激发旅游者动机,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能满足旅游者生态文化的双重需要,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①巴彦淖尔市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既有森林生态、水体生态和地貌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也有建筑、饮食、民俗、节日等生态文化旅游资源,还有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及民族生态文化旅游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满足旅游者不同的需求,而且对新农村新牧区的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特色饮食
河套地区生活着蒙、汉、回等民族,各民族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又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河套饮食风格。一是兼具山西、陕西、内蒙古风味的特色菜肴和风味小吃,如具有河套地区风味的猪肉烩酸菜、猪肉勾鸡、河套硬四盘、腌猪肉炒山药介介、酿皮、酸粥等。二是乌拉特蒙古族依旧保持传统的蒙古族饮食习俗,有红食、白食、青食、紫食系列,体现了蒙古族深厚的饮食文化内涵。
(二)民族服饰
在乌拉特草原生活着乌拉特蒙古族。乌拉特,蒙古语意为“能工巧匠”,明代以前,乌拉特蒙古人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北部,清朝初期乌拉特蒙古族由呼伦贝尔大草原迁移至河套地区。乌拉特蒙古族服饰主要由蒙古袍、腰带、靴子、帽子、裤子、配饰等几部分组成,在长期的穿着中形成了关于蒙古袍、帽子、靴子等方面的禁忌习俗和礼仪习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三)民族建筑
巴彦淖尔市典型的民族建筑就是蒙古包。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的居室,整体呈圆形,主要由陶脑、乌尼杆、哈那、乌德等部分组成,具有冬暖夏、便于拆卸和迁徙等特点,被称为“环保型居室”。蒙古包既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体现也是蒙古族智慧的结晶。
(四)节日节庆
巴彦淖尔市节日节庆活动丰富多彩,既有政府组织的大型节庆活动,如磴口县华莱士节、五原县河套番茄节和中国葵花节及河套文化艺术节等;又有各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如蒙古族的祭火节、查干萨日、祭敖包、那达慕大会、珍珠节、马奶节等。这些节庆活动不仅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还伴随有各种民俗活动。如乌拉特蒙古族在每年农历五月都举行祭敖包活动,一般邀请喇嘛诵经,人们都在敖包前行跪拜礼,默默祈祷神灵保佑,除病祛灾,风调雨顺、五畜兴旺。
(五)民间艺术文化
巴彦淖尔市民间艺术文化丰富,既具有传统的河套风情又有浓郁的乌拉特蒙古族风情。河套地区从古至今历次大规模农业开发,都是在大量移民的背景下展开的,各地人们带着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套里生了根,也造就了多样丰富的移民文化。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民国以来的河套话以山西话为基础,但后期发展起来的临河话、杭后话更多地受了冀鲁豫等地方言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方言。其次,河套地区的民间戏曲文化,就是在蒙汉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山西河曲一带传来的民间歌舞发展而成。如河套歌剧就是以原二人台曲调为素材,经过改编再创作,形成了二人台味道很浓的新型歌剧,再配以河套语音的道白,成为独具风韵的河套歌剧。另外,乌拉特民歌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乌拉特民歌的内容主要以歌唱父母恩情、赞美大自然、家乡和英雄人物等为主,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等生态文化内涵。
二、新农村新牧区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原则
(一)原汁原味原则
在新农村新牧区生态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不能单纯追求“新”为目标而破坏旅游资源原始风貌,应尽量保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不仅要保护大自然的原生韵味,而且要保护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避免因开发造成文化污染和破环。同时旅游接待设施应与当地自然和文化环境相协调,提供“原汁原味”给旅游者。
(二)社区居民参与原则
社区居民参与原则就是让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和开发中,体现他们的意志,让农牧民真正从旅游中受益,一是能实现旅游扶贫的功能,二是提高农牧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的意识。只有让农牧民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才能切实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农村牧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环境保护原则
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中,力求低碳环保,节约资源,保护农村牧区生态环境。一是要节约自然资源,不要过度开发资源,造成资源浪费;二是提倡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资源,限制向环境中排放废物,真正实现无污染的旅游开发。
(四)技术培训原则
生态文化旅游开发首先要提高农牧民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保护意识。在技术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旅游知识培训,而且要进行环境保护知识培训,提高农牧民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感。
(五)文化性原则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决定旅游品质。因此,新农村新牧区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中必须以文化为导向,深刻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提升旅游产品品味,让游客深刻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六)体验性原则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冲击》一书中预言:“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商家将靠提供这种体验服务取胜。”这意味着旅游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因此,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游客的体验需求,设计体验化产品和项目,让游客充分参与,而不能只停留在观光层面。只有让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亲身体验,才能使游客获得精神享受,提高游历质量,领略异域文化。
三、新农村新牧区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的主导和管理,科学规划,统筹发展
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应从战略上将生态文化旅游与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相结合,从而促进农牧区发展。首先,从政策上、资金上扶持,实行招商优惠或减免政策,多方渠道引进资金;其次,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整体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第三,政府部门统筹发展,积极协调交通、农业、畜牧、通信、供电、供水等部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第四,加强政府部门指导,给予农牧民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对农牧民经营者的指导。
(二)建立社区参与旅游机制
“生态文化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摄取、利用和保护,以致能够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而农牧民既是生态文化的载体,又是生态文化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因此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中,必须积极调动农牧民参与到开发、管理、保护等各环节中,激发他们的能动性,让他们切实得到实惠,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三)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精品,树立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中,政府部门必须依托当地农村牧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充分开发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展现河套田园风光和淳朴的乡土民风,深刻挖掘乌拉特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展示独特的民族文化,打造生态农业旅游、乡村生态旅游、民族生态文化旅游精品,同时加强宣传和促销,提高市场知名度,塑造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四)加强生态文化教养,提高农牧民生态文化素质
“生态文化教养就是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侵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度生态文化素质。”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态文化教养,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生态文化教养,从多途径提高农牧民的生态文化素质。首先强化广大农牧民生态环保意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宣传生态方面知识,树立生态文化理念;其次,提高农牧民生态行为素质,引导农牧民在现实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践行生态文化观。
巴彦淖尔市在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中大力开发生态文化旅游,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方向,而且能够促进新农村新牧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篇6
关键词:乡镇中小学校 图书室 农村文化 共建
一、中小学校图书室与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学校图书室建设现状
(1)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且其中不乏是大量陈旧过时、无人问津的图书,而新近出版的书籍以及文学、科普类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较少。
(2)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又不能满足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学校图书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凡是经老师推荐后的书,很快会被全部借光。
(3)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深入,家庭电脑配置,网络的普及,使城市学生的阅读途径、阅读方式、阅读场合都发生了改变,无论小学生还是初高中生,在网络上足不出户就能获取他们想看的图书,浏览空间比原来有了更大的余地,电子图书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些信息技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2.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国家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乡镇投入建设了这么多的文化设施,但其发挥作用不理想。各乡镇综合文化站从2011年正式向公众全部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程,既是提高基层群众文明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城乡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由于对文化投入的不足,加之措施不到位,经费没有保证,站址狭小,多部门合用,人员没专职或者是专职难专搞文化工作,管理人员身兼数职,没补助少福利,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难于开展工作,使文化站图书室往往是“一块牌子、一枚章子、一间房子”,真正开展活动的寥寥无几,成为应时、应人、应景之作,使配备图书大量流失或是积满灰尘。种种原因使得图书室慢慢失去提供文化信息的功能。
(2)由于农村阅读人群的主体──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留村多为老人、儿童,村民的阅读欲望、兴趣不强,没有读书氛围。图书室布点不合理,管理跟不上,多数图书室是建在行政村所在地,由村干部管理。
(3)村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图书室,另一方面是村民很少愿意跑几里路去村部找村干部借书。
二、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设想
1.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业务中心,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乡镇中小学图书馆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方便农民,有利于农民就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阵地,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充分发挥乡镇农村文化的职能作用,提高乡镇农村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拓展乡镇中、小学校办学阵地,实现农村文化活动与农村青少年教育活动互融互通、资源共享,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与乡村学校联合共建图书室,推进文化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整合农村文化建设资源,把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建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整合到乡镇中小学图书馆,发挥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充分拓展和发挥乡镇学校图书室的功能,除为本校师生服务外,还可以为广大农民服务,为建设农村和谐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服务。
2.利用电脑实现网络化管理。利用综合文化站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设备齐全的优势,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丰富的信息资源,借助庞大的有线电视、广电宽带网络以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各种惠农政策、种植技术和致富信息资源。乡镇文化站可以主动开展“共享工程”进校园活动,到当地的农村学校,进行“共享工程”相关的宣传、介绍、培训活动,让师生了解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次是用电脑把乡镇中小学图书室和乡镇文化建设项目联网,建立统一的机读目录资料库、联机编目及互借系统,这样可以使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和乡镇的文化设施的图书室相互利用,既解决了室与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又可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3.加强宣传活动,培养阅读氛围,搞活书屋。利用乡镇赶集日,在集市上搞新书推荐,并向广大农民群众介绍要想看到这些图书可以到本乡镇的哪些书屋借阅及书屋在乡镇的具体地址;可以在学校开展宣传,让学校学生和老师了解书屋藏书,方便就近借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雅而又自在的休闲空间。学生家长可以委托学生借书,还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一起阅读,既提升了农家书屋网络资源覆盖面,同时也增大了农村中小学生的阅读量。
三、结语
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能充分发挥图书室的作用,能把图书送到广大农村村民和孩子手中。农村的希望在农村的孩子身上,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农家孩子的一生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一户农家的命运。图书室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新农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有着不可S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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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区;群众文化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内涵
(一)外在含义
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的外在含义,是指社区群众外在感受和察觉到的文化表象。文化行为和文化载体是外在含义的两个层次。文化行为是按照一定的文化进行的各种行为活动,如个体的、集体的、群体的、社区的文化行为,以及社区生活方式、交往的方式、对待人的态度、风俗、道德品质等方面组成了这一行为活动。文化载体,即承载文化一切有形的能看得见的物质形态,主要指的是社区内有形、看得见的要素,如建筑、文化设施等,这些物质要素包含着文化当地的文化精神,是社区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内在含义
文化精神和文化规范是内在含义的两个层次,是隐藏在外在层次之下的社区群众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文化精神是一个社区文化的核心,在整个社区文化中起引领作用,主要包含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内容。社区文化精神引领着整个社区居民的文化行为活动,是社区文化的指导力量,从根本上说,建设社区文化就是对居民文化精神的重塑过程。社区的文化规范是社区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是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包含了道德伦理、人际关系、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行为准则,体现着社区居民的道德风尚,是居民意志力的展现,同时也是社区法制建设效力的体现。
二、农村社区文化的特征
(一)地域特征和全国性同在
由于每个地方的地域条件、居民类别、团体组织、生活风貌、传统精神和风俗习惯等都不一样,因此,各个地方的农村社区文化特色也不一样,这就是社区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具有本地性、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特色。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这并不影响文化全国性的发展,如东北二人转具有北方特色,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二人转逐渐走向全国并且被各地的人们所接受。[1]
(二)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双重性
一方面,农村社区文化的产生和消费基本是在社区内部发生的,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所以在整体上,农村社区文化有一定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大众传媒的发展为人们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快捷的方式,其使得各地的社区文化交流加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2]
(三)娱乐性和凝聚力并存
社区文化主要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为依托,社区农民作为主体广泛参与,所以娱乐性不可避免。同时,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还凝聚了社区文化的精神,属于社区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具有文化认同感,对社区居民具有凝聚作用。
三、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现状
(一)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资金缺乏
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开展文化活动、文化项目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尽管农村目前的发展情况有所好转,但其与城市的发展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表现在文化建设上投入力度不够、资金缺乏等,导致很多地方不仅设施陈旧,甚至出现资金被挤占、抵债等情况,这是社区文化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队伍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主要是地方政府负责,乡村文化站和文化广播站中人员缺位和兼职的状况比较多,且文化者的素质有待提升,再加上很多农村受生活的局限性影响,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参与文化建设的意识不强,这就制约了文化建设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三)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低
农村地区缺乏有效机制组织和管理,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对已有的农村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较低,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很多被闲置,如图书没有人看、电脑没有人用的情况比较严重。
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各部门的职责管理,加大管理力度
首先,各级相关部门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落实好相关国家政策法规,进行统筹规划,做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其次,落实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情况纳入到各地政府的考核中,以确保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财政方面必须加大支持,增加对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财政在农村中的比例。此外,还应制定优惠鼓励政策,以支持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除了利用财政方面,还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从而加大资金来源。
(三)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建设强有力的社区文化队伍
首先,农民作为农村社区文化的主体,必须发挥其主体作用,可在农村地区加强教育宣传及开展各类文化意识的宣传活动,让农民认识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建设一支农村文化队伍,发挥身边优秀人才的引领作用,提高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3]综上所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不仅需要政府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必须发挥社区农民的主体作用,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从而促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婷连,钟远.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本路径探讨[J].中文信息,2015,(10):330-330.
[2]王道强.社区文化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J].中国科技投资,2016,(34):218,373.
篇8
[关键词]生活世界;新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58-02
新农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一般说来,社会建设侧重于村民的社会交往层面,文化建设侧重于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本文将借助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框架,通过梳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脉络,在社会理论层面上诠释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内涵及其发展方向。
一、生活世界
世界,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生产与生活两块领域。其中,生产领域(又称为系统)负责提供物质再生产,主要由生产方式及政治―法律二子系统来承担。生产方式承担提供物质功能,主要由货币作为互动媒介。政治―法律系统负责承担提供物质分配与秩序,主要由权力作为媒介。可见,货币与权力构成系统世界的主要媒介。社会学研究表明,系统世界的发展表现为复杂性的增长。对于社会个体来说,系统世界是一种外在的存在,是社会成员各种微观行为的总体性宏观结果。
生活世界则是社会主体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空间。依德国学者赫勒的观点,亦即一种不断在重复着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世界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不是哈贝马斯的发明,却由哈贝马斯系统阐述。在《交往行为理论》卷一中,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是主体间认可的共同世界。在卷二中,他更进一步将其解释为某种文化式传递的、借助语言组构起来的诠释模式储库。互动双方凭借此类储库,形成对主体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及个性三部分构成。文化作为解释体系的知识库,为交往过程中的参与者提供理解世界的工具。社会作为合法秩序的知识库,调整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的团结。个性则使行为主体能够有意义地言说与行动,将自身置于正常的交往过程中,并促成其自身的同一性。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其中,经济、政治建设的领域,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世界。社会、文化建设,着眼于为人们提供社会交往规范与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对应哈贝马斯所提及的生活世界。因此,按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说,村民的生活世界,正是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施力点。
二、重建村民生活世界的必要性
生活世界是一种特定的不断被塑造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剧烈的社会变迁,会带来生活世界的强烈反应。按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演进表现为生活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的不断再生产。具体言之,文化再生产,表现为文化知识的积累,保证了文化传统的持续性,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日常生活实践的知识储备。社会再生产表现为向社会提供有效的规范,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亦即社会一体化。个性再生产,则完成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社会归属与代际传递,亦即个性社会化。如果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进程扰、打乱,其组成部分则会出现混乱与反向发展:文化领域内,生活的意义丧失。社会领域内,反常、失范现象出现。个性领域内,人们饱受精神疾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在经济领域,国家取消集体生产的公社制度,允许家庭自主经营,集体经济萎缩,市场成为配置经济要素的核心机制。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大幅退让,退让出来的政治空间由村民自治予以补充。随之,社会领域内,村民的相互交往出现了“去政治化”特征,回复到日常生活范式。村民的文化生活领域内,随着公共生活的衰落,在国家政权日益退让、大众文化浪涌而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诸神狂欢,呈现出社区文化碎片化特征。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个人大量出现,孝道不行,温良不再,村庄出现伦理性危机。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由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也呈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某些态势,亦即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扰,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协调,甚至断裂。
1.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化原则通行于村庄日常生活世界。主要体现有二:一是在经济交换领域,使用价值慢慢转化为需求偏好,村民成为经济领域的被主宰者,沿着消费社会既定的逻辑,在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甚至国家有意识地导向下,成为对商品永不满足的追逐者。二是村民的交往过程日益卷入市场化原则。金钱成为衡量社会行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以传统的社区互助为例,帮工现象日益被换工、雇工取代。邻里之间的帮忙会被简化为日工。[1]更令人震憾的是,获取金钱正在成为衡量个人能力及社会地位的优先的评价标准。赚钱这一目的,取代其不过是保障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手段的定位,成为村民关注的首要目标。一些在村庄外从事易或黑社会行为的人,并没有成为村民心目中的公害人物,反倒引起相当多数村民的羡慕与敬佩。
2.权力为媒介的不平等机制贯彻于村庄生活世界。一般说来,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经济、政治与文化。农村经济层面上的纺锤型结构,决定了村庄成员在较低收入基础上的“中产化”趋势。在文化层面上,农村社区的教师群体保持着相对优势,其经济收入也相对可观,但对于村民来说,这种维度上的不平等很难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外部性”影响,不会给村民带来压抑感。因此,村庄社区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交往。
政治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交往,普遍存在非对等现象。本是礼尚往来的礼物流动,在政治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表现为礼物链断裂,或是单向流动,等等。请工,这一东北移民农村常见的社会互助行为,目前基本由农村社区政治精英独享。作为政治组织的村委会,仍是村民心目中的官僚机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村委会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来。村委会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村组法》规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在受访过程中,村委成员很少提到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及其运作,相反,他们多次提到“上级”及其任务安排。二是甚至村委会内部,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征。村务实行村委会主任负责制。此制类似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制。主任负责制要求村委会主任实行文官式管理,以强化村委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村委会成员实行明确的分工。副主任之设,强化了主任与副职之间的差别。主任与村委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具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在2000年之前,当村委会成员的待遇尚在每年1000-2000元之间时,村委会成员对这份职业并不十分看重。在2002年之后,村委会成员待遇明显好转,村委会成员的职业就相当有吸引力了。这就强化了村委会主任在村庄生活中的权威。[2]
3.社会规范的失范趋势。迪尔凯姆很早就注意到,剧烈的社会变迁会导致传统的社会规范失势,而新的社会规范又迟迟不至,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成员会无所适从,从而引发社会问题。当代中国农村高度弥散,山高皇帝远,处在政治权力的末梢,甚至成为公共权力的盲点。国家权力不断向上收缩,社区公共权力孱弱无力,一些地方混混儿成为地方权力真空的补充者,亦即社区秩序的维护者。如,在东北农村调查时,我们发现,破坏他人财物(如点燃柴禾堆、稻草堆,毁损庄稼等)的非道德、非法行为,以暴力垄断地方贸易的黑社会行为,在村民们看来,国家管不了也不愿意管,因此,就出现了成王败寇式的“能做出这事儿的都是有能力的”社区舆论。不孝乃至虐待老人之举,几至司空见惯。
4.文化生活的荒芜。村中少见主动的(读书看报)阅读习惯,亦难见村民们的集体活动。自白到黑,人们蜗居在自家宅院,看电视成为村民最重要的休闲方式。打麻将、聊天,仍是村中常见的公共休闲。虽然村民收入近年来有明显提高,如笔者在东北某村调查,人均4000元收入左右。村民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却未带来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转型。生理及感官需求的满足仍是村民生活的重心。
5.现代公民个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自立的现代公民性格缺失。尽管制度设计提供了参与渠道,广大农村总体上仍表现为顺民型的政治文化。公众意见仍停留在街头巷尾,人们懒于或不习惯于参与政治活动,政治组织用政治决策换取了民众的忠诚。在村庄公共用品的提供方面,村庄缺少建设性的生成机制,几乎全靠外部输入。村民群体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失语者及缺位者,被动地接收,消极地投入,形成新时期的“等、靠、要”心理。
三、通过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生活世界
既然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及个性三部分构成,那么,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似乎也可沿此路径予以展开,即可分化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个性建设。
社会建设,意在达致在社会规范认同基础上的社会高度整合,亦即社会一体化。依柯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哈贝马斯也将社会规范的发展路径设定为三阶段,前习惯水平,习惯水平与后习惯水平。对于文明社会来说,习惯水平由政治―法律所确立的秩序观所决定。其特征是,“倾向于固定化规则的权威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正确的行为乃由恪尽职守、表现对权威的尊重以及为社会之缘故而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所构成。”后习惯水平则是普遍伦理原则倾向,具体说来,人们行为的正确性的判定标准,不再系于具体的道德规则,而是存在着普遍性的关于正义、人类权利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人的尊严之尊重等普遍化原则。[3]可见,社会建设的要旨,乃是确立政治―法律所型构的权威与秩序。当代中国农村出现的治理危机,其端正在于传统权威的解体、国家权威的撤退、地方权威尚未形成。只有在确立了习惯水平的平台之后,才能谈及普遍伦理。
文化建设,意在向社区成员提供认知社会的框架与体系。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教育成就巨大,但与城市相比,客观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新世纪以来,农村教育政策屡出新措,在笔者看来,若着眼于文化建设,还需要贯彻终身教育理念,加强成人教育;推进社会化教育,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教育功能;文化下乡。
个性建设,意在培育与社会价值观念相符的现代人格。在当代中国二元社会特征仍很明晰的前提下,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之个性建设的意义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此域建设需要,一是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内,通过二次分配领域内的“去商品化”手段,弥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平等。推进“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夯实公民人格尊严的物质基础。二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树立公民意识。三是发展社区公共物品的共生机制(如公共池塘型),培育自主、自力的社区行动者。
要之,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旨在提供一种符号化的社会结构及相关的日常生活方式,亦即,通过协调生活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机制与步调,平衡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进程。
参考文献: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滞后于农村私性文化的发展。对于农村文化发展落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落后于农村私性文化发展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乡村伦理道德衰败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取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原本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和意识形态教育维持的农村集体主义逐渐消解;尤其是解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的樊篱以后,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大规模进城务工,城市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场所。农民逐渐从原有的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恰如阎云翔所言,“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农村社会不仅公德败坏,农民的私德也出现了危机。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城市“下乡”、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村公共事业无人关心
“无公德的个人”只想获取不想给予,农民难以在公共事业上形成有效合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还因为税费的关系参与村庄的选举,如今农民连村庄选举这样的公其事务也不愿意去参与了。当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要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也因此变成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正是因为过分注重这种交易关系,以至于把社会关系也量化为金钱的形式。农村社区邻里之间曾盛行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逐渐消失,金钱成为维续人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砝码”,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的主要“准绳”。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进行有效预期。 “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
村庄公共舆论消解
“舆论压死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发挥着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摄力就生效了,个体在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然而,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农村舆论形式上似乎在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公共精神瓦解与重建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它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农民村庄生活中的公共精神瓦解,是农村治理必须破除的又一个关键性难题。
很显然,农村公共文化的消解完全悖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和方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至于如何重建农村公共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从乡村社会之外输入所谓的先进文化或者城市文化。
过去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农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但也瓦解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观、家族认同和道德伦理生活;这种靠外在国家力量植入的意识形态,随着农村传统集体性生产的消逝和国家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很快趋于衰落。
当前每个农村社区的道德准则都是受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或先进到何种地步,这个社区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也就是说,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简单地靠输入先进文化是行不通的,甚至是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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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地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时发展不平衡,甚至对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认识模糊,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新民居建设,盖几栋新楼,开一个连锁商店,建一个卫生室,办一个幼儿园,设一个警务室,办一个图书室,换一个标牌和把农民变市民等,于是下发文件、急着选点、盲目乱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离村较远,村民居住分散,出现“好看的不得了,可是用不了”的现象,农民群众只能对此感叹:农村社区,想说爱你不容易!
许多地方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从表面上看非常重视,逢会必讲,检查必看,可是,大部分只重视了有形的外在设施,而忽视了无形的群众意识,只重视了立竿见影的东西,而忽视了长效机制。缺乏有力的投入和有效的指导。对农村社区规划研究涉及较小,仅在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乡村景观设计与规划和乡村聚落体系(村镇体系)规划等方面开展了较多工作,整体层面的乡村社区规划仍显非常薄弱。
农村社区规划从本质上讲应该是社会规划。更重要、更为内在的是构建农村居民的公民权利和尊严,激发广大农民群众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重塑农村居民的生活伦理和社区认同。农村社区建设要吸收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优秀因子,但绝不能因为推进城市化而被“化”掉。也并不是说村改居一改了事。一个好的农村社区规划,能够促进社区内部诸多要素合理配置、外部众多资源有效利用,实现社区结构合理、布局优化,农村社区应该是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两者结合,应是一个涵盖产业发展规划、公共设施规划、生态建没规划、社会建设规划、文化建设规划等的内在综合体系,因此,农村社区必须科学规划。如何规划呢?
笔者认为:一是加强农村社区规划编制工作。农村社区规划编制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工作,它涉及很多部门,如发改委、民政、经贸委、教育、公安、司法、财政、人社、国土、住建、农委、文化、卫生、环保、体育等部门。如何把各部门统一起来,不仅领导要重视,而且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否则,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账,仅一两个部门到基层调研一下,召开一个座谈会或到外面参观学习考察,就把规划做好了。显然,这样的规划是纸上谈兵,只是形势上的需要、财政上的预算、规划上的数字,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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