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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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保障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建立面向全社会、覆盖全社会、保障社会全体成员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项普遍保障的法律制度。为了实现普遍保障，确保我国卫生体系能以较低的卫生支出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议加快加强总额预付、均等性法律机制、社区保健与初级保健、医保基金跟随病人等四项法律制度建设。

总额预付法律制度，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支付和服务提供的组织安排都由政府负责，政府通过总额预付的机制和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预算管理（李玲：“英国模式：国民卫生服务体制”，《瞭望》，2007年第9期），对民营医疗机构则由政府大宗概括购买服务，以减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

均等性法律机制，即建设一套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获得的法律机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不是根据支付能力，而是基于病情、可获得的医疗技术、治疗效果、费用测算和年龄、社会公正性这些因素，经伦理评估，将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那些效果好、受益广、费用低廉的诊疗护理项目。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卫生资源，杜绝过度医疗和浪费。

社区健康服务与初级卫生保健法律制度方面，一是对居民的就诊地点实行必要限定，患者只能在经常居住地所在社区选择自己的全科医师、诊所或门诊部；二是初级保健主要供给病人的一般健康保障需求，如患大病需要转诊，需经全科医师、诊所或门诊部安排或介绍，才能到医院获得专科服务。通过发挥社区全科医师和全科诊所的“守门员”作用，实现有序医疗，从而确保卫生资源获得更有效利用。

当然，实行社区健康服务卫生与初级保健法律制度，可能带来患者选择性较差、候诊时间过长、甚至被全科医师为难等问题。对此，可借鉴英国现行做法，改革服务方式，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实行医保基金跟随病人制度，让病人能够选择就治的地点，医疗机构就有了更大的动力去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并提高质量。对病人而言，也能够给病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使患者获得个性化的医疗方案，最终达到有针对性治疗的效果（黄清华：“英国卫生体系基本法研究”，《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

立法上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需要把以上四种制度和机制融入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之中。

二、医疗保险加国家救助制度

我国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离不开医疗保险加国家救助的双重作用。必须意识到，为了保障社会全体成员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仅仅强调社会保险（含新农合）是不够的。我国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度日的那部分低保人群同样缺乏购买医保的经济条件。这部分人群需要国家提供医疗救助。

国家救助实求“国家对那些没有足够收入的人，负有特殊责任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险和卫生保健设施”，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防止任何国际上禁止的歧视，尤其是有关健康权的核心义务”（董文勇：“健康权的标准及其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4日法学版）。在法国，政府为经济确实困难的人员投保，就是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国家保障为后援。2005年法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4.2%和79.7%，以社会保险加国家保障的方式，不仅满足了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的需要，而且提供高质量保障。

英国则更为“激进”。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法》确立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国家保障制度，即国家作为唯一的支付主体对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实行国有化，国务（卫生）大臣负有提供能满足所有合理要求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的义务。而此项义务又（反过来）成为国务（卫生）大臣向议会申请卫生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2005年，英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5.8%和87.0%。由此可见，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英国政府甚至比法国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政府责任。英国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国有化的考虑是：第一，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即由消费者通过保险计划或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购买医疗服务，其本质是以市场的力量配置卫生资源。市场机制尽管有某些优点，例如，可以阻止不适当地使用医疗服务。然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并不可取，它不能解决那些无能力负担医疗费或商业健康保险费的人群的生存和病痛问题。第二，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妨碍疾病的早诊早治，延误治疗，增加治疗康复成本。第三，医疗服务并不存在一个自由的市场。有效的市场部分地依赖于知情而有自主能力的消费者。由于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病人并不像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者可以自由选购医疗服务（黄清华：“论建立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3期）。

有人担心，我们的国情和国力还达不到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社会保险加国家保障的水平。只要了解一下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的历史和演变就可消除这种忧虑。英国1946年颁布《国家卫生服务法》决定为英国全体居民提供免费卫生服务之时，刚刚从“二战”的废墟中爬出来，物资供应极为匮乏，面包和衣帽等生活必需品均凭票供应。正是《国家卫生服务法》执行病人和公众（健康）中心主义的社会政策，鼓舞了国民战后重建的信心，激发了战后重建的热情。我国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加国家救助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消除人们的依赖心理，避免吃“大锅饭”现象；又可以确保政府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要的投人，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普遍保障成为“有源之水”，让人们感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温情。

从立法上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保险加国家救助，需要确认一项宪法原则，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民基本权利，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立法中界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要相应地适当修改现行《社会保险法》，明确国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参与社会保险的范围，使社会领域的这两部基本法律协调起来。

三、基本保障制度

从长远来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病人需求免费向全体居民均等提供，其范围、项目和水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其财力和卫生总费用确定，中央财政对经济落后省份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补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则根据病人的支付能力提供。例如，假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为病人提供每天40元的病床费，超出部分则由病人自费支付。这样一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普遍获得性。

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保障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除了从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角度规定基本药物制度外（基本药物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卫生制度，应当主要体现在药品法中），以下两方面尤为重要：一方面，明确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关系。如《加拿大1984年健康法》作为联邦立法，主要调整联邦政府对省级政府为落实健康保险计划而发生的财政转移支付关系。为此，该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健康保险联邦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条件和程序。另一方面，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也需要“硬”法调整，即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个人追诉机制，允许个人就没有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诉诸司法审查。英国1987年在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Social Services（国家社会服务大臣）一案中，被告社会服务大臣曾批准过一项额外的整形外科服务计划，后由于资金短缺，这项计划被搁置10年。本案原告认为其所在地区没有提供足够满足需要的整形外科服务，根据1977年《国家卫生服务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社会服务大臣搁置这项计划的决定违反了其职责。英国上诉法院确认，社会服务大臣提供能满足所有合理要求的综合卫生服务这一义务，“并非是绝对的并且受制于可获得的（卫生）资源”（黄清华：“法治视野下的英国NHS及其优点与启示之以司法措施实现基本保障”，《医药经济报》，2013年1月18日医改版）。本案尽管原告（患者）败诉，但其积极意义却是告诫政府要注意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并且让政府及时知悉患者与公众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当诉求。有人担心，就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立法会束缚政府的“手脚”，制约政府。英国的这一案例表明：第一，建设法治政府应当为政府职责立法，这是建立问责制的前提。第二，政府并不会因此而处处被动，相反，政府仍有许多正当理由使自己免于问责；而问责的程序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互动，保证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

因此，为了实现基本保障，确保人人享有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必须明确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条件和程序，必须建立中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个人追诉机制。

四、倾斜保护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实行倾斜保护，即通过协助和关怀，增进社会弱者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可及性（龚向前：“众善之首：健康权析论”，《医学与哲学》，2009年第3期）。这是因为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对健康服务各有特殊需求，法律上规定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实行必要的倾斜，使生理上的弱者真正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是社会立法的重要特征（沈春耀：“关于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的若干问题”，2009年4月23日访问中国人大网）。对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健康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实行倾斜保护，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原则。《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有关其实施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等国际法律文件，都确认了倾斜保护原则。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倾斜保护，其本质是“强调获得健康保健和卫生服务的平等性”。倾斜保护使我们的社会更多文明和关爱，因此也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框架下的一项基本制度。

五、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制度

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至少应有下列四层含义：

其一，并非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都应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非治疗性的隆胸隆鼻等整形手术，昂贵药物保健、豪华病房……诸如此类的医疗卫生服务，非满足人的生命、生存和基本尊严需要所必须，具有非基本性，显然不应从公益或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然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事关人的生命、生存和基本尊严，应当体现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这意味着国家应通过政府对其合法居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负有责任。

其二，基于国家为全体届民均等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建设中的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立法上应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定性为公共服务，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按公益性、非营利性原则依法治理，使之在投入、政策目标和法人治理结构等核心问题上区别于营利性医疗机构。

其三，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的方面，宜由政府向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大宗概括购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平抑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价格。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公立医疗机构凭借因制度而产生的垄断地位怠于履行服务职责，也由政府出面组织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竞争，而不是将市场交易和竞争法则简单地引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

其四，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虽然引入市场机制，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其前提是对公益性与商业性、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加以严格区分。首先保证有足够数量和品质的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就涉及体现社会政策的医疗机构立法问题。按照国际经验，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公立医院法》和英国《2000年照护标准法》，应就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分别立法，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

为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现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我国公立医院立法和其他类型医疗机构立法，应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的框架下作具体的制度设计。例如，有关县级医院的功能、作用和补偿渠道的法律安排，从法治层面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六、民主管理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需要实行民主管理，确保病人与公众广泛参与：

1.病人和公众（健康）中心主义应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理念，应当体现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中来。

2.公众应当参与有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立法，不仅参与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还参与公立医院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制定、修改。

3.应围绕尊重、保护和实现病人权利，从医疗立法上推动转变医疗服务运行模式，逐步实现医疗机构从提供医疗（技术）服务到健康关怀的转变。

4.立法推动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公立医院管理层有能代表医院所在社区民意的公众代表参与，并能根据公立医院章程行使表决权。

5.建立省、市、县级“患者和公众健康参与委员会”，依法建设“病人权利论坛”（《2009年国家卫生服务约章》），公众可以通过论坛来表达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诉求。相关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反馈情况，应作为对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民意考评依据。

民主管理制度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当前的医改本质上就是在调整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医生和作为患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格局，是他们之间利益上的博弈。改革的目标应当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当前，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医生，都可以有组织地发声，唯独患者在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病人权利组织可以经常性地代表他们开展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监督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活动。这恐怕是我国当前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只有从法律制度上确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民主管理原则，保障病人和公众参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才能确保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成为大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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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山州；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37-02

引言

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福祉，也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更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和进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1]。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不断进行着改革，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广度深度也在不断延伸，保证所有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仍是重要议题。

文山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及五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是群众最关心的一项社会问题，关系到群众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对于推进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山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概况

文山州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医疗服务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截至2015年，文山州卫生计生机构总数达1 390个、病床总数达4 523张。不断增强医院的创等升级工作，2015年已经有8个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建立完善权责明细的分工协作机制，使得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加强了信息化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应用，使得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得以提升。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设备的配置，目前全州有乙类大型医用设备达22台。重视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实施医院对口帮助指导工作，对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加大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强化重点专科建设，目前文山州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建成和在建的重点专科达16个，中医院重点专科达19个。加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扶持，不断理顺医疗卫生的服务价格、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完善医疗卫生保障政策、出台了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章制度，使人们日益增长的卫生医疗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二、文山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医疗卫生资源不足，政府政策资金不够

虽然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文山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与发展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文山州共有卫生计生机构1 390个、病床总数4 523张，每千人拥有病床数4.02张，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城乡间的差距较大，虽然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费用都在增加，但两者增加幅度不同，城市明显高于农村，严重影响了基本医疗卫生均等化的发展进程。资金短缺使得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设备不足、设备老化等问题突出，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弱，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病人外流现象突出[2]。近年来，文山州的部分医院进行了整体迁建，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政策资金投入较少，医院的建设、设备的购置主要依靠医院业务收入和银行贷款，医疗卫生机构债务逐年增加。目前，全州累计负债达57 718.16万元，由于负债较多，医院还要维持日常运转，导致医院负担过重、运行困难。

（二）医疗队伍建设滞后，技术人才相对匮乏

随着群众看病就医需求量的逐渐增长，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总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截至2015年，文山州卫生服务人员共15 761人，每千人拥有卫生计生人员4.13人，远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城乡卫生技术人员的供给严重失衡，其中乡村医生仅有2 805人，由于工资待遇较低，工作压力大，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短缺，基层医疗队伍建设难度大。由于受地理条件、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众多因素影响，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愿到边疆贫困地区工作，人才大量外流现象日益严重。实施新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医院的病员人数剧增，由于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总量不足，使得医务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现象突出。医务人员总体学历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医务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医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三）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虽然城乡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医疗保障制度仍不够完善，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镇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要高于农村。城乡医疗报销比例差异较大，尤其是在大病医疗救助方面，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的范围要大于农村。近期，文山州对城镇医疗保险进行了调整，将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由现行的16万元提高到20万元，调整城镇居民住院起付线与新农合起付线一致。城乡医疗补偿机制存在着差距，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城乡间医疗卫生均等化的发展进程。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当下新的致贫因素。

（四）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健全，综合服务能力较弱

文山州境内中药资源丰富，但综合开发利用程度较低。政府虽然加强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扶持，但文山州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目前，文山州8县（市）中仍有3个县（市）没有中医院，现有5所县中医院中，1所在建，其余中医院虽有一定发展，但基础差、底子薄，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弱。目前全州仅有24个乡镇卫生院、3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有中医科和中药房，不能达到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基本要求，基层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薄弱。没有国家级中医药重点专科项目，中医药专业人才较为缺乏，不能发挥中医药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和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优势[3]。

三、促进文山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

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加大对向农村投入扶持的倾斜力度，不断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支出，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均等化的进程。增加医疗卫生设备的配置，解决医疗设备老化、综合服务能力弱的问题，使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增强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统筹安排好信息化项目建设资金，促进信息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建立财政对医院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解决文山州医院长期存在的历史债务问题，减轻医院债务负担，在保证医院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上，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环境的改善和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从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情况来看，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医务工作人员总量不足，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现象突出。对此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引进留学和省内外高层次卫生计生人才，加快重点学科发展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使得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能够得以提升。同时，应当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待遇和完善人事薪酬制度，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稳定医疗卫生人才队伍，防止人才外流问题的产生[4]。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其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促进农村医疗队伍的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加强卫生计生监督人才、妇幼保健人才、疾病预防人才等队伍建设，充实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力量，不断协调解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需人才问题，满足文山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三）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对困难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扶持力度，帮助困难群体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把部分最贫困群体承担的个人缴费改由政府承担，适当提高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的补助范围和补助标准，使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得以保障，缩小城乡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上的差距。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和地方病防治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的进程。

（四）加强中医药综合能力建设

加强中医药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保护和合理开发中药材资源。加强中医药科研项目建设，加快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加大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民族药方的开发和新民族药的申报，为中医药的综合发展夯实基础。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建设，整合文山州中医药文化宣传资源，发挥中医药学会在中医药文化宣传中的作用，依托砚山县中医医院作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推动文山州中医药养生、保健、康复、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中医院建设的投入力度，促进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室等中医药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汪丽娜，亢林贵，刘琼莲.拉近城乡医疗差距实现公平医保[J].邢台学院学报，2012，（2）：28-32.

[2] 王晓春.温州市瓯海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发展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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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合；政策系统；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17-02

建国初期，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形成并曲折发展。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如今，新农合成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医疗保障形式，有效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需求，缓解了就医压力，总体效果较为显著。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监管机制不健全，出现了逆选择严重、公平性缺失、医疗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新农合作用的发挥。对此，从政策系统即政策主体、客体、环境三个方面，提出如下对策：

一、政策主体：政府

新农合本身所具有的福利性，要求政府明确福利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新农合发展的宏观调控，抑制农村医疗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

1.继续强化政策支持作用，并进行广泛的政策宣传

政策能够为制度建设指明发展方向与目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应继续给予政策支持，利用现代化工具和手段，如发挥“思想库”的智慧、以网络为平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召开听证会等，制定出台更加专业、具体的政策。同时，组织专门机构、人员，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活动，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和配合，提高农民参合积极性。此外，国家还应考虑将新农合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内，为其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持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根据地区情况优化财政补助方案

2011年，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贴达到了200元，但由于地区不均衡发展，同一水平的补贴对不同地区农民的意义大不相同。因此，政府要避免“一刀切”，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基层政府的筹资能力为标准，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层次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财政补助方案。

3.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对供方行为的监管是医疗保障制度能否健康、持续、有效运行的关键问题”[1]，医疗服务行为不规范，是基金运行风险增大、医疗费用上涨的首要因素。政府应负起监督的责任，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引导新农合经办机构加强能力建设，逐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维护新农合的安全平稳运行。

二、政策客体：制度本身、机构与公众

1.巩固和完善新农合，在实际运行中不断调整优化

下阶段改革应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本身，在筹资机制、保障重点、补偿方案等方面加以改进。建立切实可行的筹资机制，对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降低筹资标准，使其符合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随着筹资总额的增加，适当提高补偿报销比例，调整补偿起付线与封顶线，进一步扩大门诊统筹范围和水平，注重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及时调整筹资与补偿机制，“既要防止因报销标准过低造成资金沉淀，妨碍农民受益，又要防止因放得太松发生透支现象”[2]。

2.定点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

定点医疗机构应积极配合政策指向，认真贯彻落实政策规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定期对业务经办人员进行培训，同步提高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创新补偿支付模式，改善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应真正建立起医疗卫生服务信息公示制度，提高管理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充分考虑医疗保障制度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

3.公众增强健康保险意识，自主学习相关知识

作为新农合的受益者，农村群众应转变传统的观念认识，树立正确的健康管理意识，主动学习新农合的政策规定，积极向周围的农村居民宣传，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履行监督制度运行管理的义务和权利。同时，新农合自愿参加的性质易导致逆选择，农村群众要从自身做起，提高道德素质，本着诚信原则参合，而不是利用制度漏洞来获取利益。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17页）

三、政策环境：配套制度建设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新农合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新农合，构建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

1.建立完善配套制度，促进新农合与之有效衔接

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关系着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好坏，基层政府应高度重视，完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利用率，建设基层医疗队伍，为新农合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中国地区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应加快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加大救助扶贫力度，推动新农合与医疗救助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公平。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越来越多介入医疗保障管理工作，新农合要顺应时代趋势，鼓励参合农民投保商业医疗保险，以满足农民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同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2009年新医改《方案》确定了医疗卫生体制的五项重点改革，即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新农合与任何一项改革息息相关。要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营造有利的改革环境，间接完善新农合，并做好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工作，妥善解决城乡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逐步实现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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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分三步走

文章称，“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卫生发展中长期规划，是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实现以“健康促小康”、以“小康保健康”的重要战略，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

文章介绍，这一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实现《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的各项目标，使中国进入实施全民基本卫生保健的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15年，使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水平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第三步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每个阶段都要有具体的指标和措施，包括：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指标，重大传染病和重大慢性疾病控制指标，卫生服务可及性指标和生物药械产业发展水平，卫生服务规模和卫生投入指标等，以实现卫生制度建设与健康促进目标的有机统一。

重大疾病防治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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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医院内部管理；居民医疗服务

[中图分类号] R19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28-0149-04

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从“六统一”整合基本制度政策，并理顺管理体制、提升服务效能[1]。要求各省（区、市）要于2016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工作作出规划和部署，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健全工作推进和考核评价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2]。各统筹地区要于2016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综合医改试点省要将整合城乡居民医保作为重点改革内容，加强与医改其他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推进。早在2014年底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出台《市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并轨工作的意见》在“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t疗保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城乡统筹、互助共济，参保居民公平享有权利义务；坚持制度并轨、资源整合，提高居民医疗保险统筹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效率；坚持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分级负责、属地统筹，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3]”的基本原则基础上，2014年底前，通州区完成资源整合的相关工作，做好管理职能调整和经办机构编制、人员以及基金、资产的合并交接。其他统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改革，逐步实现行政管理、资金管理、经办服务的统一[4]。2015年3月底前，市级层面完成制度并轨的政策设计，制定出台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同步开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2015年4月1日起，各统筹地区按照新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序过渡，2016年1月1日起全面并轨运行。2015年9月1日市十四届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南通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江苏南通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并轨工作的正式启动，我市也于今年5月出台了《海门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职能移交、经办机构整合、政策制度并轨工作[5]。为建立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迈出了一大步，奠定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坚实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解和认知的不断深化，探索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整合并轨，可结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的整合并轨业务上的综合性分析，依照相应的分割处理，解构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元独立”体系的保障制度，在其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和基本的参保标准基础上，实现提升医院内部管理效率的目标，促进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6]。

1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种典型模式分析

随着城乡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发展也要做出适应性调整。目前，从医疗保险的典型模式、制度特点角度分析，根据不同区域发展阶段探索呈现的城镇结构，其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也能较好地适应和满足对保险基金筹集、补偿运行制度的调整[7]。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种典型模式主要如下。

1.1 “三保合二”的分档模式

在相应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践中，为满足对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改进，可结合改革方针，并通过对医保形式和待遇的挂钩情况，选择合理的管理模式，以此来改进对城乡在医疗保险制度上的模式执行调整，并以此来实现对城乡综合配合形式上的合理化调整。在管理制度建设过程中，建设好“一体化”医联体管理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向上的协调，从而确保实现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创新，并为最终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制度的统一，综合实施多个可执行模式。对于医保制度的全覆盖调整，促进对制度在改革方向上的统筹计划改善，并依照城镇居民保险制度调整，以此实施多种模式的共同执行[8]。

在进行此类模式的建设上，需要结合医保和城乡居民的医保关系进行转移调整，在全面数据化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完成对综合体系的全面建设。对于城医疗保证体系的失业结构建设，并完善对医保制度上的执行调节，通过合理的缴费制度调整，完善对转移渠道上的综合性建设。对于不同的医保制度，以及调节的分析模式，可结合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对城乡结构的转移调节。对于经办部门管理模式，在整合经办机构上，通过顺利的管理体制整改，从而实现对医保管理资源在保障基金安全运营的基础上，探索商业化[9]。

1.2 “三保合二”的再保险模式

从现有的保险模式来看，“三保合二”的再保险执行模式，是现在医院医保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其中整合了两项制度，并通过城乡居民医保的统筹管理，实现不同保障水平上保险额度调剂，以此完善对发达地区在不同结构下的地区结构。从最基本的制度上，实现信息整合，并从三元的分割状态来进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的医疗保障制度执行，通过医院管理手段调控医院行为，进行反馈调节，从根本上完善对不同待遇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城镇职工保障制度的衔接，保证统筹层次形式上实现卫生资源有效管理。通过对市区与乡镇之间卫生管理机构、医疗机构、药品保障供应机构间的互动来实现对整体的经典模式特性，为政府的筹资标准提供有效依据。对于二次再保险，该整合的模式以典型的特征管理，结合个人筹资信息进行适当的医疗保险再投保，为居民医疗保障增加一个保护罩[10]。

1.3 “三保合一”统一模式

在我国国内某些地区，执行了“三保合一”统一模式，并通过安全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为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提供了较好的执行基础。并通过统一资源整合，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其他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有机整合，并为医疗保障提供了基金保证。同时，对基本的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和医疗保险结报系统进行了有效对接，多个阶段逐步整合到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破除部门信息屏障，尤其是医院、职业、户籍等人口信息管理上的不统一，难以保证在不同对象、不同医疗管理制度上，享受同样的基本保险保障待遇；二是拉开医院等级待遇标准，针对城镇农村户口居民的界限进行适当调控，并依照乡镇居民的医保执行，从而实现对制度归并体系上的表达，促进对医保合作管理的合理执行。通过调整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保障待遇可报销比例，合理引导分级诊疗，促进小病在基层首诊；三是破除乡镇界限，在突破居民身份限制上综合性调节，并依照其城职结构的保障并轨调节，从而实现对不同模式的制度改良。

针对这一模式下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需要做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和相应保险保障待遇的理想，并建立其统一的制度标准以及基金调节模式，为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合理同意的管理制度保障做支撑。其实际的意义需要从“三保合一”制度进行调节，并以此来实现对发达地区在代表性执行机构上的调节，并以此来实现对整体探究经验和经济发展结构上的综合性调节。

2 城乡医保模式的三种典型结构影响分析

从实际的操作执行情况来看，对于不同的影响模式，以及调节的医疗保障待遇形式来看不同的影响水平问题，对医保制度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参数。下面对其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对医院内部管理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2.1 “三保合二”分档模式的影响

在“三保合二”分档模式执行管理过程中，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对参保居民的待遇差距，一定程度上为城镇职工提供了安全保障，通过居民在相应缴费保障体系上建设，为政府的基金筹资管理，提供相应的基金支付限额保证，其报销的比例以及保障内容变化，可结合年度决策进行整体调节。其使用的保险在调整前后的数据参数如表1所示。

2.2 “三保合二”再保险模式的影响

从当下的制度变化情况来看，其影响结构如表2所示。

2.3 “三保合一”统一模式

在统一模式中，其最终结果保证了居民、职工在工作生活中的医疗保障，并为其后续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其中，以2013年的调整来看，最大额度上调20万，而门诊报销也调整为60%，其中包括所有的医疗保险项目。

2.4 三种典型模式对医院内部管理的影响

三种典型模式对医院内部管理的影响总体上是一致的。整合后仍然归卫生计生部门管理，在调控基金盘子安全和医院规范运行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卫生资源总筹集与卫生资源总支出可以有效平衡，也有利于提高医院能动管理和绩效考核的积极性[11]。

整合后医保管理职能归属其他部门管理，手持基金的管理部门作为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辖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而参加医保的患者作为实际消费方，在各自的动机、目的、诉求和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部门协调工作比较难，如果加上药品、耗材供应商一方，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有效的谈判机制作为支撑，形成共识作为基础[12，13]。作为医院内部管理，医院精力主要集中于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医院管理者在开展内部管理时，更加注重于对高技术、多服务的激励，对于控制医保经费滥用没有足够的动力[14]。

如果没有有效的“三医”联动做基础，“三种典型模式”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并轨，乃至发展更进一步的建立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医院内部绩效管理制度改革不会产生深刻影响，难以达到通过影响医院内部管理实现控制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趋势[15，16]。

3 总结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需要依据当地的医疗需求来进行合理的制度调整，作为对居民医保筹资水平和患者报销待遇高低要求上的合理化调节，保证人均筹资标准在相应资本投入上的合理性、保障水平上的安全性。在近年来综合医改在不断深入，“三医联动”在不断完整和调整中，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整合医改成败的关键环节，通^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逐步为建立统一、完善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满足我国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安全保障制度提夯实基础，并最终深刻影响我国医院内部管理制度变革和国民就医行为模式，合理引导分级诊疗，整体提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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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医改方案或将近期公布

奥运结束后，我们明显感觉到医改进程在加速：8.28、9.1两日，卫生部长陈竺及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分别发表讲话，对医改的整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进行阐述；9.9日邵明立副部长赴粤滇实地调研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情况；09.10日主持审议医改方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这一系列举动既表明了高层对医改的决心，也表明了医改的脚步渐渐临近。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新医改再次征求意见稿》可能近期公示。新方案将延续以往的改革方案，围绕“广覆盖、低水平”和“大病保障”两个重点，对医药研发领域、生产领域、流通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有：

一、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要扩大到全国50%以上的城市;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抓好重大疾病防治，落实扩大国家传染病免疫规划范围的政策措施，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疾病患者免费治疗力度。加强地方病、职业病、精神病防治。做好妇幼保健工作。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实施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三、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制定和实施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

四、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和用药安全，控制药品价格上涨。

普药将是直接受益者

我们判断，此次医改普药是最大受益者，理由如下：

一 、市场份额的扩大。国家将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要扩大到全国50%以上的城市。我们预计此项改革国家将投入1000 亿元左右的资金，这将直接刺激对普药的需求。此外，由于药价多年来虚高不下，使得部分低收入人群不愿买药或买不起药，从而压抑了对药品的需求。此次医改后，由于国家补贴的增加及报销比例的加大使得这一部分需求也将被释放出来。

二、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的建立。此次国家将对基本药品目录进行较大调整，入选药物由2000 余种将为500 种左右，调入一些疗效确切的品种。调整后社区医院及新农合用药将全部出自次目录，医院采购比例不低于30%。因此，入围药品的生产企业将直接受益于市场份额的扩大及市场需求的增加，未入围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部分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三、普药定点生产制度的建立。为了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和用药安全，控制药品价格上涨，国家将建立普药定点生产方式。本次定点生产政策主要内容有：“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定点生产企业毛利率；统一价格。定点生产产品

不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直接入围候选品种供医疗机构采购。我们认为该制度的实施，将极大改变市场格局，普药生产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国家会保证入围企业的利润，但不会太高，从而稳定药价及控制产品质量。未中标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很多将被淘汰出局，这将有利于普药市场的集中，最终形成少数几家大型普药生产企业竞争的格局。

综上，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大型普药生产企业及主打产品有望进入医保目录的企业。如：双鹤药业、华北制药、亚宝药业（主打产品丁桂儿脐贴）、天士力（主打产品复方丹参滴丸）等。

医疗器械有望迎来高速发展

医改方案明确表示将推进城乡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院”的格局。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由于我国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薄弱，基本医疗器械严重短缺，因此，政府将在短期内将大量采购相关器材，这将对相关医疗器械行业形成直接需求。但我们判断该行业将在医改后的2-3年内达到饱和，且国内上市公司产品大多定位为中低端，进入门槛较低，主要靠价格取胜，因此，相关行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提醒投资者把握阶段性投资机会。相关企业有新华医疗、鱼跃医疗等。

篇7

关键词：碎片化；统一；全民医保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66-05

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首次以国字号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全民医保”概念，目标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近几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职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城居保）三大制度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初步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在制度层面上的全覆盖。然而，三大制度独立运行，相互分割，必然导致制度不公，对社会安全和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途径是构建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最终实现“让人人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更深层次的目标。

一、我国现行医疗保险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现状

当前，城职保、城居保、新农合三大制度并行，涵盖对象分别是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目标是达到城乡人口全面覆盖。截至2014年底，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接近6亿，覆盖城镇人口近80%，相比2007年，覆盖面翻了一倍多；新农合在2014年底参保人数也已达到7.36亿（2014年新农合参保人数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参合率相比2007年增长超过10%。上表1展示了2007-2014年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覆盖范围来看，三大制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的目标，但也必须认识到：三种制度针对不同人群，差异性较大，使得衔接困难，不能形成统一整体，故当三种制度并行时，必然产生各种问题。究其制度本身的缺陷，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1.普惠性不够突出。普惠性要求一项制度应符合以下两点：其一是遍及全民，其二是经济实惠。但从现有医疗保险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并不满足这两点要求，即普惠性不够突出。首先，三大制度的覆盖面不全，仍然存在“真空地带”，如户籍在农村的进城务工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有地理阻碍，而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又有户籍阻碍，从而使得这一部分人群“无辜”被排斥在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而在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务工的劳动力不在少数，且这部分人群对基本医疗保险的需求恰恰又是最为强烈的，如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其将会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巨大隐患。另外，其他弱势群体如残疾人、孤寡老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以及低收入体制内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更是无从谈起。其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有限，个人负担的比例仍然比较高。由表2显示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到，自2010年，三大制度都全面实施以来，个人卫生费用支出比重从未低于30%，表明个人负担并未减轻。而从三大制度的缴费形式来看，参保者不仅需要支出医疗保险费，而且，一旦发生大额医疗费，仍需自己支付相当比例的费用，这对本身经济能力有限而选择参保的人群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

2.公平性严重不足。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并且能否保证公平正义也是制度的最大效用。[1]所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应该以公平为原则，即每一个参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均等化。但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基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异突出；而由于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均，地区差异也很明显；另外，三大制度是针对不同群体建立，其制度设计上必定也有所不同。

第一，城乡差异。在政府投入方面，政府卫生支出有一半以上流向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补贴也基本集中在城市。从表3城乡人均卫生费用对比情况即可发现：城市人均卫生费用远高于农村，在2010年，前者约为后者的3.5倍，虽然近几年两者的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截至2014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仍然是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2倍有余，差距依旧明显。在资源配置方面，更是严重不合理。城市地区因为经济能力相对突出，社会发展较快，有实力引进先进的医药设备、高端的医疗服务以及高素质高技术型人才，而农村地区在各项配置上都处于极端落后状态，这不仅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医疗服务机会方面严重不均衡，同时导致医疗资源供给和居民需求分布不匹配。从现实生活中即可清晰看到这一点，多数农村居民患病时，由于农村医疗条件较差，不得不去城市医院看病治病，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又使得城乡医疗资源的使用呈现“两个极端”：城市医疗资源过度使用，而农村医疗资源却处于闲置状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现象又转化为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的诱因，推动城乡资源配置“差序格局”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地区差异。从地区整体水平上来看（详见表4），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北京、天津、上海等一线城市2012年的人均卫生费用均超过3000元，其中北京更是达到5750.79元，为所有省市中最高的，而中西部地区2012年人均卫生费用超过2000元的省市并不多，其中，中部地区更是一个没有，西部地区最高的也就是新疆的2536.29元，都达不到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经计算：东部地区2012年人均卫生费用平均水平为2855.23元），与北京相比，更是不及一半。正是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地区间存在差别，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无法享受同等的医疗服务，直接造成了地区间人民健康水平的差异，同时也使得基本医疗保险投入低的地区居民对现行医疗保险体系满意度较低。

第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差异。三大制度在人均筹资、补偿水平、受益对象等制度规定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人均筹资水平方面（详见表5），除城居保人均筹资水平与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相当之外，城职保人均筹资水平与这两者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城职保与它们的差距逐年缩小，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差距依旧显著。在2014年，城职保人均筹资水平仍是新农合的6.8倍，是城居保的5.3倍；在补偿水平方面（详见表6），从绝对数上看，城职保人均补偿受益人次大于新农合人均补偿受益人次大于城居保人均补偿受益人次。从相对数上看，2011-2014年间，城职保人均补偿受益人次基本保持在新农合人均补偿受益人次的2倍多，而新农合又约为城居保的2倍左右。在受益对象方面，相对于城镇职工群体，城镇非就业群体和农村居民在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医疗保险制度上的差异可能使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资料来源：2010-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有关资料

3.约束性明显不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约束性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医药价格不合理；二是医疗资源不足而浪费现象严重。由表7即可看出，从2011年到2014年，医院病人次均门诊和人均住院的费用涨幅均在一倍左右。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人次均门诊和人均住院费用增幅更是令人吃惊，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次均门诊和人均住院费用增幅都在10%以上，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增幅达到11%。单从涨幅来看，2014年，无论医院还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费用涨幅都相对较高，乡镇卫生院人均住院费用涨幅更是达到7%，这与2014年我国GDP增速7.3%很是接近了，甚至有超过GDP增速的趋势，这无疑给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带来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大概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但医疗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尤为严重，据有关数据显示：2013和2014年，全国医院医生资源的闲置率在10%左右，而全国医院病床资源的闲置率更是超过10%。[2]

二、创新制度范式：构建我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现行基本医疗制度体系出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是制度“碎片化”的结果，要想根本性地解决这些问题，需构建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制度由“非均衡化”走向“均衡化”不仅是制度本身自我完善的一种必然趋势，更是社会潮流和人心所向，于国于民都意义深远。

任何制度建设都有一个艰辛的发展历程，构建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同样如此，现阶段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依旧重重，注定了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将是一个长远的、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在这样一个工程中，有几个核心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首先，是框架内容的问题，即构建什么样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既是理想目标，也是行为准则，必须首先确定下来，否则接下来的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其次，是道路选择的问题，即如何构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呈现出多元并行格局，这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要想打破这种格局并成功构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应采取循环渐进的方式。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社会差异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废除原有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需全面充分地考虑各方面利益群体，一旦有所差池便会引起某些利益方不满，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震动”，有悖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最后，推进全民医保制度的配套改革，保证该项制度平稳有效施行。

（一）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的设计构想

我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是全国民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没有形成共识。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进行大胆的设计构想，因为有部分重点方面是统一的。[3]10详见表8。

（二）构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以城乡统筹为基础，整合城居保与新农合，形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这是构建大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开端，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否则之后的道路就会变得愈发艰难。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户籍制度逐步瓦解，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也被日益打破，造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分割的主要障碍逐渐消除，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借助城乡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态势，利用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等多种手段，增加城居保和新农合之间的共性，为渐进式推动两制度整合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三步走”战略的开端，在打好了基础，提升了可能性之后，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恰当的路径，即找到整合城居保和新农合的切入口。王禄生等曾提出构建城乡“2+2”制度板块，即“在一个县域内，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但是非正式就业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不高，城乡居民差距较小，将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并入新农合存在适宜性；而在大中城市的市辖区内，虽然非正式就业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但是城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较小，将新农合并入城镇居民医保也存在适应性。[4]笔者认为，这种“2+2”模式可以作为两制整合为一的过渡阶段，避免了两制中存在差异的“剧烈碰撞”。待到城市和乡镇差异明显减弱，发展步伐基本统一的时候，统一两制的制度设计，彻底完成两制整合，形成新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第二步，以实现公平为目标，弥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与城职保制度，初步形成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职保参保人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别，造成两种制度在多数核心项目上有很大的不同，无形中给这两种制度整合增加了难度，因此，如何推动这两制的整合成为了整个“三步走”战略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首先，做好制度整合的准备工作。与第一步思路相似，在这一步中，不断缩小居民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如调整两制的费率和基本待遇支付水平，使之逐渐靠近、规定统一的统筹层次等。另外，在外部环境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如加大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统一基金管理模式等。

其次，在完成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尝试打破制度界限，瓦解制度壁垒，实现两制的不同社会成员在发生身份转换时自由衔接。如太仓市建立城乡居民医保与城职保的互接制度，即城乡居民进入用人单位并按规定缴费即可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退出用人单位亦可通过直接缴费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然，以上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外部环境的统一和制度建设的趋同为搭建同一制度框架覆盖所有人群，形成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接下来，就是不断缩小职工和居民群体间筹资水平及保障待遇等方面的差距，彻底完成居民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整合，真正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基础公平性。

第三步，以持续发展为夙愿，补充其他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构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保障民众医疗需求的“基础公平”，具有明显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但这对于全体民众来说往往是不够的，原因在于各类群体的承受能力和医疗需求是不同的，形成“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多种“补充医疗保险”模式能够最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保障了所有民众均等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益，不因身份职业不同有所区分，从而保障医疗“基础公平”；其次，尊重不同群体对于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追求，又能凸显“比例公平”，[5]使得整个医疗保险体系的适应性增强，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三）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

1.医疗服务体制的改革。在目前公立医院逐利化、以药养医模式普遍通行的医疗服务体制环境下，卫生费用的过快增长并没有给公众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进，更多的是带来了医疗机构的片面商业化发展和部分医务人员的“灰色暴富”。[6]同时，在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以后，信息不对称或者监管不力都会刺激医疗服务费用进一步攀升，造成个人和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因此，在推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同时，必须对医疗服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保证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定位并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离。

2.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资源分配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和综合医院，广大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足，形成一种倒金字塔型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7]造成城市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承担医疗任务方面出现“两极分化”，而这一现象又使得医院卫生资源严重紧缺，基层机构卫生资源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从而引发基层机构卫生资源向城市医院流动，进一步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事实上，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从经济效益上看，首先直接节约了医疗服务成本，其次，与城市医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机制，避免医院在实施医疗服务时“坐地起价”，同时，对医药价格的快速增长也有一定的约束。从社会效益上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公共卫生防疫和保健，并且能够保障民众的医疗需求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具有医院无可比拟的及时性和便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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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大焕.中国医疗价格是同类国家两倍[EB/OL].http：//.cn/pc/200601/20060113329403.shtm.

[3]郑功成.中国社会医疗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王禄生，苗艳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引发的理论思考[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0（4）.

[5]王俊华.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理论与思路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2（5）.

[6]吕惠峰.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可行性方案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柏雪.卫生正义的思考：推进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篇8

《意见》明确了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的时间表。2015年，所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都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到2020年，分级诊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2017年须实现的“分级诊疗”目标

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达标率≥9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65%。

② 试点地区30万以上人口的县至少拥有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一所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③ 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拥有1名以上全科医生，城市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30%。

④ 居民2周患病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70%。

⑤ 远程医疗服务覆盖试点地区50%以上的县（市、区）。

⑥ 整合现有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完善分级诊疗信息管理功能，基本覆盖全部二、三级医院和8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⑦ 二、三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医疗机构转诊的人数年增长率在10%以上。

⑧ 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与二、三级医院建立稳定的技术帮扶和分工协作关系。

⑨ 试点地区城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诊疗和管理率达到40%以上。

⑩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占同类机构之比分别达到100%、100%、85%、7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量占同类机构诊疗总量比例≥30%。

512件

8月份全国医药价格被举报的数量

9月9日，国家发改委《2015年8月份全国价格举报情况分析》。其中，医药价格排在第四位，共有512件，包括举报247件、投诉265件；九江市某医院违规收取床位费及档案费，还被当成典型案例通报。

300亿

国家支持医卫科技攻关五年投入总额

9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介绍，“十二五”以来，中国在医药卫生领域科技投入持续加大，国家财政在医药卫生科技领域投入总计近300亿元。“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在人口健康领域加大科技投入，围绕群众需求展开科技攻关。

100倍

中国器官捐献率6年增长倍数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百万人口捐献率达到2左右，相比2010年增长了100倍。但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缺口依旧大，每年约30万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

5%

江苏严控的患者就医费用年均增幅

近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下发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到2017年年底，在江苏省公立医院，无论是门急诊平均医药费，还是出院患者平均医药费，年均增幅都不得超过5%。

25个

篇9

1月2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万众瞩目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在春节前获得通过，新医改是影响医药行业长期性的事件，而且这种影响是渐进的、持续性、全行业的。受利好消息刺激，上周四开盘后医疗设备类股票全线迸发，纷纷居于涨幅榜前列。至当日收盘，医疗器械涨幅达9.83％，世荣兆业、万东医疗、通策医疗、新华医疗均收于涨停，医药板块也大幅上涨。医药股整体雄起丝毫不令人意外，因为近期几乎每天都会有同样的场景发生，比如汽车、电力、化工、纺织等板块，只是医药板块的影响力显然就要大得多。

行情不再“见光死”

在医改方案出台之后，医药股并没有与日前3G板块一样走出“见光死”行情是有原因的。首先，在经济处于调整周期时，各行业都面临业绩的大幅下滑，而医药行业影响相对较小，业绩优势比较明显；其次，医改属于民生工程，政府的投入是超预期，并且对行业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广；另外，医药股的大幅走强也和近日大盘的持续强势分不开的。

针对医改的内容，方案明确了今后3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会议还决定，从2009年到2011年，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后市各项细则的逐步出台将有利于行情的继续展开。

医改五项：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充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为保障上述五项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

最大亮点在于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

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根据银河证券的测算：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水平为每人每年80元，并由参保个人支付20元，筹资标准共100元，如今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150元，相当于提高了50%。（城镇居民的实际补助标准各地差异较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保守按照实际补助筹资水平提升20%估算）。在此假设条件下粗略估算，即使不考虑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带来的好处，仅仅筹资标准的提高就可以增加年筹资额500-600亿元，按支付比例80%，城镇居民报销比例60%，新农合报销比例40-50%计算，2010年报销人群花费的医疗费用的增量（符合报销条件部分）比2009年要增加1000亿以上。

到2010年，在医保覆盖面基本到位的情况下，提高保证水平是确保医疗行业发展速度的最确实因素之一，将有效抵消经济下滑带来的收入增速减慢的影响，而从更高的层面看，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为促进内需、防止经济下滑做出巨大贡献。

基药制度建设影响行业格局

《方案》指出未来三年将“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是卫生部2009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我国将制定并颁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09版），并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将引发药品消费市场下沉到农村和社区卫生中心等基层终端，给市场格局带来结构性变化。对于生产环节，进入目录的产品将获得扩大市场占有的机会，而统一配送则会导致该领域商业流通环节的整合，有利于提升行业集中度。

医疗器械将是最大受益者

《方案》强调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我国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未来几年医疗器械市场能够实现快速增长。2009年也将是医疗器械行业快速增长的一年。2008年11月23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布了国家计划新增48亿元支持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信息这将增加对部分医疗器械产品的投资需求，部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在2009年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明确

“医药养医”的体制是医药行业竞争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医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医药分开”。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今年开始试点，2011年逐步推开。这也是此次医改方案中进展最为缓慢，时间过程最长的一项。目前公立医院一半的收入来自药品销售，2007年全国政府办医疗机构（包括医院、社区医疗中心、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院）药品收入合计2704亿元，药品支出2513亿元，销售药品的净利润达到191亿元。而相比之下，本应体现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水平的医疗服务业务却亏损656亿元。因此，此次方案也提出要推进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此次医改方案还明确提出了办医多元化的方向，未来民营医疗机构有望获得更快的发展。对医药企业来说，不论改革的过程和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在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医院这个最大的药品终端关系理顺也有更利于优质企业。

投资策略

政策面利好已明确，而且超预期。在行业整体利好中，关注公司的内在核心竞争力和医药板块结构调整机会。基于对医疗费用流向和行业格局变化的分析，医疗机构用药市场将持续繁荣，并预测：受益于大病统筹，医疗机构住院患者用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将超过行业平均增速，总体看来，该市场2009年增速将超过25%，其中，医院住院患者用药市场增速19.8%，社区住院患者用药市场增速达34.9%。

就短期交易性机会而言，医疗设备生产商、普药生产商弹性可能更大，同时提醒投资者，医改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宜过度看待其短期影响，更不宜因此而放弃对公司成长性和估值水平的关注和判断。目前医药股的总体估值水平并不低，投资者仍需要对估值与成长性不相匹配的公司保持一份警惕，在分享医改盛宴的同时防止误服“毒药”。

篇10

成都市作为西部的省会城市之一，其城乡医疗一体化的实施路径是我国大中城市的典型代表。成都市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大主体制度，此外成都市还针对建筑施工企业非本市户籍农民工设立了专项社会保险。成都市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自2001年开始建立，在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后，成都市加快了城乡医疗一体化的改革进程，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2007年）。成都市相继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学生医疗保险等七项医疗保险，取得了制度的全覆盖，但是不同险种间存在着覆盖人叉重复以及缴费水平和待遇保障不公平的问题。第二阶段（2007年-2009年）。为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打破城乡居民身份界限，成都市开始着手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对原有的七项医疗保险制度采取逐步归并的方法，形成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非城镇户籍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行局面，并统一由市级统筹。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成都市于2011年将非本市户籍的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享有与本市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同时为“保障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成都市在2012年设立了建筑施工企业社会保险。此外，成都市不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统一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四种实施方案的补偿封顶线，并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由上年市平均工资的4倍提高为6倍，降低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

二、东莞模式

东莞市作为我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下辖32个镇街，2012年人口城镇化率为88.67％，是全国唯一实现农(居)民医保全覆盖的地级市。东莞市位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珠三角地区，在“第三届全国相对富裕地区”的评选中位列全国首位。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促使东莞市构建高水平、广覆盖的城乡统一医疗保障制度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当地居民对于医疗保障的认知，获得公平和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逐步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健康需求。东莞市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之路始于2000年，从打破就业人员户籍界限将非本市户籍从业人员纳入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到2004年打破城乡居民的户籍界限设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最终于2007年突破职业界限，实现就业人员与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并轨，历经数十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东莞市现已成功地设立了能够覆盖所有人群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医疗保险的统一制度模式、统一管理服务、统一缴费标准和统一补偿水平。

三、对三种典型模式的评价

对比以上三种制度模式可以发现，“东莞模式”的统筹水平显然优于“坊子模式”和“成都模式”。“东莞模式”不仅成功地采用一个制度覆盖所有人群，统一筹资标准、财政补助、管理机构和待遇水平，而且形成了多层次的医疗机构体系，确保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维护了制度高效、公平的运行。它最大的特点是在高保障水平下对经济高发展水平的要求。“成都模式”创新性举措之一是实行了弹性筹资机制，设置了3种自愿选择方案，外加1种学生、儿童方案，在政府统一财政补助的基础上，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缴费能力人群所能承受的不同缴费标准，尊重其缴费意愿，在扩大制度覆盖面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医疗保险成为额外经济负担的风险。同时规定每个家庭的内部成员必须投保同一缴费档次，一方面便于管理机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理，节约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有效地缓解了医保制度碎片化现状。“坊子模式”的重点在于基层医药卫生改革，通过创新管理机制，解决了由于资金困难造成的看病难现象，并缓解了因农村卫生服务能力低下带来的看病贵问题，改善了医疗卫生资源重复浪费的局面，实现了医疗卫生服务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共享。但是，坊子区的基本医疗制度依旧是各项制度分割运行，对于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并轨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启示与讨论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我国实现“全民医保”目标的重要阶段，也是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针对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纷纷进行了大胆探索，不难看出，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参保人员的身份和职业设定，各群体不再因为身份和职业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医疗保险待遇。即基于健康公平的视角，因地制宜地建立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公民平等享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在比较潍坊市坊子区、成都市和东莞市三地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典型模式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将从经济、政治和制度等层面总结一下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一）经济层面：经济基础是制度改革的首要决定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地区财政投入和当地居民个人缴费的能力，经济基础对于各地区统筹城乡医疗一体化的实施路径、改革时机和持续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对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比例、工业化水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都是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换言之，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居民个人收入的脆弱性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个人缴费能力，地方政府也无法提供稳定充足的财政转移支付，东莞模式的顺利推广印证了政策的实施离不开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本文之所以选取坊子区、成都市和东莞市作为典型代表进行比较，也是考虑到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坊子区作为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其改革方案可以作为农村地区的参考模式。成都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人口各占一半，代表了中部地区经济水平中等的城市。东莞市则是东部经济发达城市的典型代表。综上所述，一个地区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扎实稳步地推进改革步伐，找到适合的统筹路径。

（二）政治层面：坚持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

事实表明，政府在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力求实现医疗卫生资源效益最大化。本文认为政府责任可概括为两个“坚持”：第一，坚持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借助政府的公权力，推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既可以节约改革成本，又可以实现制度的最优设计，迅速地协调好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降低多元主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机率，使整个系统处于一个高效平稳的良性循环体系中。第二，坚持公平性原则。确保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考虑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并不具有先天公平性，政府在生产和供给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应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建设，对城乡居民、就业和非就业群体提供统一标准的财政补助，重点加大农村基础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医疗环境的差距，最终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三）制度层面：制度整合需要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