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篇2

关键词：中国粮食；宏观调控；成效；问题；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7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近年来，我国的粮食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满足市场要求，维持健康发展，在2004年出台了对水稻和小麦进行最低价格收购的相关建议。2008年，国家又针对农产品下跌的现状出台了临时的政策措施，以便应对不断发展的粮食价格和结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根深蒂固，导致我国对粮食的宏观调控政策还不够完善，无法做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针对这样的现象，国家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调控力度，改变销售模式，优化管理结构，在保证宏观调控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实现顺利改革，加强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

一、我国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的成效

（一）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收。对我国的粮食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运用临时的政策手段，启用收购粮食的最低价格，保证粮食价格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变动，从而不至于让农民亏损的价格手段。具体来说，一是国家逐年提升收购的最低成本，从而保证粮食价格的稳步提升；二是，对粮食收购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规范，并进行公开招标，进而提高粮食的最低价格。我国在实施这种措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最低销售价格，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粮食的增收。

（二）保证了粮食市场的平稳发展。我国在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之后，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资金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市场的平稳发展。新的政策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粮食市场的实际变化进行有效的调控，并在面对特殊状况的时候，还可以启动应急预案，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等现象，依旧可以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从而保证粮食市场的稳步健康发展，深化内部结构。

（三）活跃了粮食收购市场。随着我国宏观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强，粮食市场的销售和购买力度也得到了增强，市场主体价格基本上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化，使得经营风险得到了降低，许多人员进入到了市场内部，甚至形成了粮食产销的“一条龙”模式。这在根本上活跃了我国的粮食市场，实现了粮食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二、对我国粮食进行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市场的主体地位被逐步弱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严格坚持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管理策略，但是由于近年来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使得国家不断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比重，导致了市场职能的弱化。另外，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旦实施后，粮食的收购数量就会不受限制，导致政策性措施增多，而降低了市场的供求功能，甚至出现市场主体过度依赖国家政策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二，政策体制相对落后，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近年来，国内外的市场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气候因素、政治原因、能源价格、金融行业的变化都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性。单就国内来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粮食发展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跟不上时展的脚步。除此之外，我国没有切实建立起通畅的运行机制，各级政府在粮食宏观调控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能及时运行粮食的轮换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管理的力度和有效性。

第三，宏观调控的执行和保障能力减弱。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进步，粮食市场内部的准入部门也不断实现了扩充，这样一来，粮食经营管理就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主体。因此，这些机构部门就会严重削弱宏观调控的执行和保障能力，致使囤货现象严重，粮食价格波动异常，影响市场的发展脚步，最终导致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

三、对我国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的改革建议

（一）在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宏观调控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早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市场与宏观调控双向互动的新模式。无论体制怎样变革，市场一定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我国关于粮食的宏观调控机制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平衡能力，从而稳定市场交易，形成稳定的“粮食价格稳定器”，完善市场交易。

（二）增强宏观调控的管理和执行力度。我国有关部门在制定了良好的宏观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想要保证粮食管理的进一步有效落实，还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力度，继续由中储粮公司担任政策执行的主体，发挥垂直管理的功效，从而保证政令畅通，增强控制力。

（三）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想要保证我国粮食的宏观调控力度，促进结构优化，就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要求，在充分调研市场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紧缺品种，细化内部加工。在大中城市适当的增加储油规模，加强市场反应效力，提高供应能力，进行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从而发挥出整体的最优效果。

（四）切实加强粮食的收购工作。我国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证农民群众的利益，稳定我国粮食价格，所以国家首先要抓好粮食收购，实现农民群众的增收，稳定物价。对此，相关管理部门要深化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细化内部工作，为农民的经济增收提供有利的支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农民的利益置于重要的位置上，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能够及时采取新对策，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健全监督机制，从而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朱满德.中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成效和问题及改革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04）：218-36.

[2]黄雪琴，冯泓.粮食利率——中国粮食宏观调控实现事前调节的重要工具[J].当代财经，2002（09）：63-15.

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 能力建设 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03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05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

篇4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篇5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是指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观念，构建新形势下的土地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和科学发展新机制。土地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也会受到科学发展观的启发和指引。

一、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原则的认识

土地宏观调控是政府以土地作为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措施的综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样也使得我们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有了全新理解和认识。土地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因而，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也必须以宏观调控的原则为指导。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要素。然而，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因而，无论是土地作为一种资源配置还是作为一种权利配置，必然要求公平分配。公平配置原则也就必然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之一。如在宏观上，必须考虑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公平。而在农用地内部，则要依据农村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土地的要求考虑如何实现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之间的合理、公平配置。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土地资源是一种有限的重要资源，土地资源需求的增长性与土地资源供给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历来是土地利用的核心问题。因而，公平配置后的高效利用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另一重大课题。所以，高效利用原则也将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之一。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不仅要强调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的机会公平；不仅要重视当代人之间的数量分配的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在土地利用条件和环境之间的公平。因而，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原则将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又一原则。

原则是概括性地对事物特性的描述和总结，这也使得原则具有开放性。我们不能否认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中其他原则的存在，但公平配置原则、高效利用原则，以及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原则必将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

二．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内容的认识

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发生作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要求，这也催生了土地宏观调控这一新课题。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也让我们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容有了更系统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供应调控 。土地在我国是一种稀缺的国有垄断资源和生产要素，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无疑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内容。建设用地总量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建设用地总量调控主要通过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来实现。

2、现存用量控制和潜在存量盘活的可持续调控 。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因而，解决有限的土地供应和不断膨胀的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最主要的办法还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这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提出的本质要求。存量土地是指现有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闲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土地，即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现有城乡建设用地。国家通过与此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来实现用量控制的可持续调整。与此同时，国家通过鼓励推进闲置土地清理和建设用地整理，加强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来实现潜在土地存量盘活的可持续调控。

3、土地资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统一调控

十七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建设“两型”社会，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将负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将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最优的供给水平，等等。由于传统市场机制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资源，而且是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号召下，改变过去只重视土地经济效益，加强土地的生态效益保护和调控也将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

三、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目标的认识

首先，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土地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所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必然受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约束，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这也是“全面发展观”对作为宏观调控的部分之一的土地管理服从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必然要求。

其次，“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目标离不开耕地保护这一基本国策。耕地保护目标是土地资源管理的首要目标，这也是由我国的特殊土地国情决定的。所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一定要实现耕地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目标。

篇6

近年来，中央对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土资源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总体看来，国土资源部门还存在着对参与宏观调控准备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要加强宏观经济知识的学习。

国土资源部门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都不能无视的。只有从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入手，才能适应这些变化。这两年的实际工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缺乏学习，有些同志对宏观经济形势不了解，吃不准，吃不透，面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对国家提出的调控目标茫然不知所措，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者是思路与工作路数老一套，找不到新的方式和手段；更为严重的是，销蚀、瓦解土地“闸门”的作用，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中央的政令要求拧着来。种种情况表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自身的素质还存在差距，确实需要加强学习，补上宏观经济知识这一课。要充分认识到，如果固守原来的知识结构，对宏观经济知识不学习、不研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国土资源管理的内在联系和彼此影响不关心、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我们就无法真正履行好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责。

土地、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的基本要素，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土地，对于调节经济增长的总量、结构，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哪个行业，上项目、搞建设，最终都要落在地上。土地供应的总量、方向和节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的优化。这就决定了国土资源管理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之间，有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因此可以说，不懂宏观经济就不懂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宏观经济走向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参与宏观调控，就不能就资源管资源，而应胸怀全局，充分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势，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和准确把握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政策，才能及时掌握在一定时期内，哪些产业需要扶植或加快发展，哪些产业应该限制甚至禁止；哪些区域需要给予支持，哪些地区应该加强控制，才能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调控之策，充分发挥土地“闸门”的威力。而做到这些有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熟练掌握宏观经济知识，懂得宏观经济的运行脉络，懂得参与宏观经济的手段。

当然，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事，是国土资源部的事，作为地方来说，只是执行罢了。因此，懂不懂宏观经济知识，都无关紧要。这样想就错了。且不说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对某个具体的国土资源工作人员来说，不懂宏观经济，很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甚至失职。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调控政策，有的人处理得很好；有的人却“走投无路”，干出顶风违法的事情来。

篇7

一、2005年工业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200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既是“十五”的最后一年，又是制定“十一五”计划的重要一年。宏观调控处在关键时刻，国际经济步入持续复苏阶段，我国基本结束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内蒙古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础、支撑条件、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都将发生新的变化，既有较多的发展机会，又有较大的发展压力和不确定因素。

（一）宏观调控政策动向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最大的国内背景；积极应对宏观调控的新形势，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这次宏观调控，肇始于2003年，强化于2004年，今年进入关键性的第三年。中央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虽有缓解但基础还不稳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弹，甚至前功尽弃。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确保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目前宏观调控处于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期。2004年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力度较大；下半年，注重于稳定政策、冷静观察、巩固成果、防止反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逐步释放。2005年，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可望从较多的行政干预转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更高效的政策组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到位并进一步推出，其后续效应还将增大。

（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2004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新的增长阶段。2005年世界经济好于预期，是多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各大国际组织和机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维持适度增长的水平。由于主要国家的经济可能降温，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速，但前景仍可乐观。

2005年我国将基本结束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一方面，我国将深度履行主要承诺。工业品算术平均关税税率降到9.1%，取消所有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取消流通领域对外资企业的地域、股权和数量等限制。另一方面，世界纺织品贸易将实现一体化，现行纺织品被动配额全部取消。如此，纺织品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纺织品出口潜力在一定时期内快速释放是可以预见的。但不可过于乐观，配额取消并非意味着外国完全放弃保护，况且世界市场增长空间有限。

（三）企业新增能力支撑作用凸显

2005年还将有一批新建投产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加上去年的一批建成投产企业的支撑和老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增强了我区今年工业经济发展的后劲。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集中在优势地区，如呼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优势产业，如冶金（钢铁、硅铁、电解铝）、能源（电力、煤炭）、机械化工（汽车、PVC、电石）。与过去相比现在我区引进的项目都是以引进“高、新、大”项目为目标，以跨国公司、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招商重点，形成了以能源、化工、冶金、机械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工业格局。这些都为今年我区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2005年工业经济发展趋势预测

综合以上国内外的情况，今年我区工业经济发展仍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具备较快增长的需求基础和发展条件。宏观调控削减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经济生活中的薄弱环节得到改善，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过快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降温，但是依然保持相当大的在建规模和较高的增幅。由于这次宏观调控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目前不少行业（如电子、机械、轻工和贸易等产业）和企业对宏观调控的感觉，还不像以前几次那样强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区能源、化工、冶金、机械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已经形成了支柱产业，工业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增强，特别是我区广大的非国有企业长期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摸爬滚打，抗经济波动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较易发挥好中求快、紧中见活的特点。

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经济景气状况已经发生趋势性的变化。2005年我区工业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一是与国内消费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不同，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比去年更加明显。二是电煤运等要素制约依然凸现，资金紧张矛盾趋大。今年全区电力供应能力有所增加，但供用电形势依然吃紧，电量缺口仍有300-500万千瓦时。三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尚未根本缓解，又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矛盾。特别是企业成本压力增大，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四是从长期看，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近期石油价格高涨的负面影响尚难估量，国际贸易摩擦有加大动向。五是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企业预期和行为带来一定阴影。

预计2005年，内蒙古工业经济仍将稳定较快增长。不会出现大的波动，逐步从快速扩张进入适度增长阶段；在宏观调控的强力作用下，投资增幅将适度上升；在投资需求减弱、要素制约严重、企业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难度加大。预计2005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可达1000亿元，增长速度在35%左右。

二、切实把握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2005年是“十五”时期的结束年和“十一五”时期的谋划年。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适应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新形势，坚持清醒、务实、有作为，将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与谋划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好“三个重要关口”，即把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关口、把好宏观调控的重要关口、把好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关口。努力保持全区工业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发展，着力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

（一）把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线

结合“十一五”发展思路的研究和规划的编制，按照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重化工业、努力培育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方向，推进结构调整。突出发展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推动主要产业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提升。重点打造能源、化工、冶金、机械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多个重要的产业基地，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

大力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尤其是集中力量抓好一批能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的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项目。将自治区的有关财政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到这些项目上去，形成合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新格局。

努力将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转化为调整结构、重组优势的机遇。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辅之必要的行政措施，积极引导企业投资。在继续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同时，注重解决工业投资增长回落过多的新问题。针对部分行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现状，加大企业整合力度，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切实做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善后工作。

（二）紧密联系实际，落实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上来，及时稳妥地解决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矛盾，努力将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发展目标实现。

一是尽力缓解能源和交通制约。着力克服电力不足，强化电力运行和需求管理，抓好有序用电，运用价格杠杆调节供需矛盾，确保在严重缺电情况下全区供用电局面基本稳定。统筹安排好重点物资运输，尤其是千方百计保证电煤及时运输；把治理公路超限超载与规范公路收费结合起来，降低企业运输成本，提高运输通达效率。

二是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和协调，重视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新问题。坚持有保有压，对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及时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贷款，尤其是帮助成长型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的矛盾；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有利于调整结构的项目，积极给予支持。

三是认真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完善工业园区的投资规划。目前，形成投资扩张冲动的机制还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较大，新开工项目增加较多，投资的摊子已经铺开，运行的惯性很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任务还很艰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反弹。工业项目要引入竞争机制，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浪费土地资源的项目不予供地。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可循环、少排放的循环经济发展新路，着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的现展模式，缓解日益加大的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压力。

一是大力促进清洁生产。重视按照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来谋划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抑制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和企业发展。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标准和措施，强化清洁生产的监督管理，抓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和绿色企业创建工作，促进区域性、行业性清洁生产的实施。坚决执行环保法规和标准，强化企业环保管理，加快实现环保战略从末端治理为主向生产经营全过程预防为主的根本转变。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在新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我国既面临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又面经济失衡方面的矛盾，总量失衡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这不仅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及时调整，而且要求对我国宏观调控方式作根本性的改变，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双重稳定”的和谐经济发展局面。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一）理论分析

首先，从西方经济学方面讲，市场经济因为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国家必须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调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很多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它必定存在与现实经济运行不相符的地方，这客观上需要宏观调控。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会扭曲资源的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所以也需要国家从宏观上实施计划。

（二）实践分析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

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内需不足、外需减弱

一方面，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周边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因此，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是国富而民不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财富占有呈现“哑铃状”，大部分财富都握在富人手里；再者由于富人的消费已经过度饱和，而穷人消费不足，收入勉强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中国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占了多数，这样导致总体内需不足。

（二）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

前些年，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术资源，通过技术跨国转移、海外转让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在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能够同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重要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重引进、轻开发，重模仿、轻创新，难以摆脱重复引进困境。

四、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一）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在转方式、调结构中，财政政策等结构性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作用更为突出，几乎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代名词。目前在复杂的内外经济形势和重重压力下，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目标，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二）实行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

这些年来，出口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种发展模式带来许多矛盾。积极扩大内需，不仅是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应从以下方面抓起：

1、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

2、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首先，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以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其次，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三）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针对当前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加强调控：首先，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高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应紧扣这两个方面；其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工作。对于一些“两高一资”产品，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包括部分冶金产品、化工产品等。

五、结语

目前我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因此我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衰退，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总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力度，有效应对我国当前的通胀预期和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多重冲突的局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篇9

怎样达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预期目标，使课堂教学有效。需要教师组织适合教材、学生的课堂教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学实录

[教学重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宏观调控的手段。

[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合作探究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学生观看数字图片（多媒体播放）感受其中的变化。

师：这十年来，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我们一同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展开新课：

师：什么是市场经济？

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

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情境一

小王是我校江海晚报记者团成员，他了解到《财富》2012年世界500强中国部分内地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通信。

问题：（1）这些上榜企业有哪些共同特点？（从企业的性质和涉及的行业分析）

（2）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

生：（1）这些上榜企业都是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从所有制来看，都是公有制企业。这些上榜企业涉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2）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情境二

背景：全国启动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已实施1627个项目，投资153亿。

我市与新疆伊宁县结对合作：选派援疆干部，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智力支援。

（多媒体播放小王采访我校援疆干部某校长的视频）

问题：（1）结合背景材料和视频，分析伊宁地区经济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2）我国为什么能够展开如此巨大的对口援疆？

（3）通过结对合作支援新疆地区的发展，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哪些特征？

生：（1）伊宁地区经济社会发生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共同富裕政策的支持。

（2）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发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先富）和长远利益（共富）、局部利益（新疆）和整体利益（全国）结合起来。因此，我国能够展开如此巨大的对口援疆。

（3）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师生共同小结三个基本特征。

问题：近几年，房价持续上涨。国家及时进行调控，为什么？

生1：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的弊端，不调节势必影响百姓的生活，

生2：如果房价疯狂上涨，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建房材料、装修材料、人工费等）费用的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师：看来，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宏观调控，不仅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也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师：小王还想知道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该运用哪些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呢？

多媒体展示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问题：你能从中概括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吗？

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师：小王还收集到国家部分调控房价的政策措施。让我们结合这些政策措施一同体会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情境三

国家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统一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央行上调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

问题：（1）这些措施体现了宏观调控的什么手段？

（2）国家是如何利用这一手段进行调控的？

生：（1）经济手段。

（2）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国家运用经济计划，调整经济利益，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

情境四

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我国已制定了《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相关执法部门依据法律，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问题：上述措施体现了宏观调控的什么手段？国家是如何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调控的？

生：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经济立法、经济司法来调节经济活动。

情境五

政府对房价过高城市实施“限购令”；对于情节严重的捂盘惜售等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问题：以上措施体现了宏观调控的什么手段？国家是如何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调控的？

生：行政手段。即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

师：记者团的其他成员在了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后，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情境六

记者甲：政府只要实施合理经济政策就可以管好房价。

记者乙：我觉得调控房价法律手段最重要。

记者丙：只需要用限购令来调控房价。

问题：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小组合作探究。

生1：记者甲只强调了运用经济手段中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房价。是片面的。

生2：记者乙只强调了法律手段在调控房价中的重要性，也是片面的。

生3：记者丙只看到了行政手段的直接、迅速。但是，忽视了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容易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生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各手段不能单独使用，应该使用“组合拳”，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总体功能。

师：让我们一起帮小王总结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内容。

生：本课主要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三是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针对宏观调控，课本主要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角度加以阐释。

二、教后点评

（一）适合教材、学生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

本课中关于宏观调控的手段这一处教学内容，教者在充分解读教材的基础上，选取了能够为教学服务的“国家调控房价的部分政策措施”来说明。由于经济手段强调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因此，教者采用了“国家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统一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央行上调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三个政策来说明。三个政策中既涵盖了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又把常用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突显出来。可见，在研究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基础上的情境才是有效情境。

本课中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基本特征——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这一知识点，教者开发利用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设置了这样的情境：教者首先介绍了我们南通市与新疆伊宁县结对合作：选派援疆干部，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智力支援这样的大背景。其次结合我校援疆干部某校长的亲生经历，将学生采访援疆干部的画面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亲耳聆听国家先富帮助后富的举措。这样的情境来自于学生的校园生活，是学生可以理解的身边的东西，自然能让学生心悦诚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适合学生的问题才是有效的问题

篇10

【摘要】土地管理作为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若干途径供参考。

【关键词】土地管理 宏观调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要求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土地总量和利用结构进行干预，以加强对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200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转折c，体现了中央决定通过土地闸门（又称之为“地根”）实现对经济调控、土地保护等多重目标，这是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措施。今后，必须从站在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充分发挥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从而实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重要的调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2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时缺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主要是由于将土地管理作为国家或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处于摸索阶段，既缺乏理论研究成果，又缺乏实际经验。基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不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求土地政策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来引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及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相互博弈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一味地追求GDP第一，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政策时，存在着相互打架的现象。众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动产，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着土地的监控权和审批权，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则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体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时，土地用途已经发生改变。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违法现象存在时间差，才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领导个人政绩而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闸门”长期控制不紧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30%要上缴中央财政，70%要留给地方政府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但事实上这70%的有偿使用费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专款专用”，实际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显然不知情。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到位，甚至“阳奉阴违”。因此，要使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首先就必须要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土地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也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对土地收益分配的监督。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发挥“龙头”作用

从我国前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规划的“龙头”作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在实际中落实，使得规划只是流于“手上画画、墙上挂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不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经过多方论证并由上级政府严格审核批准并实施的，从法律层面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旦审批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现行的规划大多数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领导的意图，一些领导一味地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无视规划的严肃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规划在执行中权威不够、约束力并不强，难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下级衔接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础工作不扎实，规划编制采用的基础数据不实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评价反馈及论证等步骤，导致基础数据不详实、上下级沟通不畅、相互衔接不力，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

3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途径

3.1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优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实现土地管理积极有效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否起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给政策不同，则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主体、相关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果，从而会直接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运用土地供给政策实现参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调控，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总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预，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3.2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统领”作用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自身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难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其严肃性，根据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区和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从而达到从宏观上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和结构以及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区域宏观调控的作用，继续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坚持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轮规划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严禁修改调整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对于确实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务必要从严审查、从严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3.3构建土地政策调控体系，强化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政策、土地供给政策、土地市场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不动产登记政策等。今后，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就要努力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要充分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是调控土地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因此，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就必须要坚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转型，如果完全采用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有效推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善、有效发挥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就要求未来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国家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统领，既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又要能够及时与其他政策协同一致；又要适时考虑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错位”，只有如此真正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参考文献：

[1]关涛，吴次芳，宋晓杰.土地管理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J].农场经济管理， 2004，（5）.

[2]叶剑平，吴正红.正确理解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J].中国土地，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