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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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自责：我们欠这些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无论是从生理、心理还是社会角色而言，未成年人都是一个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因此，在制度设计中，未成年人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和呵护，享有“优先权”或“最大利益原则”。未成年人的“生存境遇”如何，往往能够能折射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容。他们安全与否、健康与否，既是社会良知的出口，也是法治精神的载体。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勾勒的“美丽图景”之外，未成年人被侵害事件频频发生，根本上是因为法律条文的执行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深刻地领悟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我们还会为灾难现场的救人“标准”争论不休吗？显然，要让未成年人的权益落到实处，靠的是切实可行的执行力度和惩处机制，而不是毫无约束力的“善意提醒”。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制事件中，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经常以一种冰冷的方式“出场”，缺少的恰恰是执法应有的温度和善意。在张家川事件中，从开始的刑拘到后来“更改”为行政拘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常识性司法错误，因为权力看到的只是一个“犯法”的社会对象而非一个未成年人。

其实，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不能不提到司法意义上的“限权”，也就是对官僚意志和行政命令进行“限权”，严格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对待未成年人问题上，司法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和引导，而不是夹杂着其他欲望的政治惩治，以免对未成年人构成二次伤害。

除了对未成年人的直接伤害，当今社会上正在流行一系列隐性的、匿名的“冷暴力”，它们正在以各种看不见的方式伤及未成年人的人格与尊严。在学校看似“正确”的实体目标面前，未成年人经常被置于一个个充斥着歧视与偏见的区隔体系。“绿领巾”“脱裤跑”“测智商”“问题少年训练营”等危及未成年人尊严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违背了当代教育的人文理念和人本思想。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带有明显人格歧视的行为“都是为了孩子好”。殊不知，比实体意义上的目标和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程序上的温度和正义。关注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基本的逻辑出发点是把人当人。将心比心，相信未成年人在尊严问题上的“脱敏”能力是有限的。

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整体设计和布局结构中，除了学校保护、家庭保护和司法保护，社会保护同样必须“有所作为”。给花季孩子应有的温情与呵护，应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逻辑和细节中。在美国，法律明确规定，未满14岁的孩子必须全天候处在监护之中。政府投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中小学生课余“俱乐部”，如果孩子放学时间早于父母下班时间，这些“俱乐部”便承担起监护孩子的功能。

在社会转型时期，强调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不仅是发现社会良知和人文价值的过程，也是重构社会理性和法制规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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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年司法 考核评价 未成年人检察

考核评价机制被形象地称为“指挥棒”，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具有管理功能、引导功能、激励功能和反馈功能。”就整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实体和程序是以成年人为基准而构建的，现有的检察官评价体系对检察官职能的界定，也主要是一种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检察官评价体系和对检察官职能的界定方式。现行考核评价机制不仅不能全面涵盖未检工作的一些特殊职能，不能客观反映未检工作量，不能准确体现未检工作成效，甚至与未检工作理念、原则、方式等存在一定冲突。为此，亟需建立符合未检工作特点的、独立的考核评价机制，将上述“超额”部分均纳入考核评价机制当中，并凸显未检工作的专业性和专业价值，充分调动未检检察官的工作能动性和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开展未检工作、提升未检案件质量、确保特殊检察制度落实到位、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标。

一、建立未检独立考核评价机制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自身特性，需要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制定司法政策、原则和设计具体的司法制度。未检工作乃至少年司法的执法的依据都是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定位决定了未检工作乃至少年司法应当设置不同于刑事司法的考核评价标准和体系。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别诉讼程序定位的要求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采取有别于成年人诉讼程序原则，这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我国传统诉讼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整体纳入刑事司法系统，忽略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乃至执行的自身规律。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特别程序基于预防未成年人再犯而设。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并非完全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而是基于预防犯罪而设。相较于普通程序，特别程序原则与制度均具有高度的融合性特点。未成年人心智的脆弱性与选择的无力性，要求诉讼程序与制度兼具教育、帮助以及融合国家与社会综合力量的能力。也就是说，特别程序正当性基础应是预防而非纯粹的程序正义。显然，将特别程序原理定位于预防，不仅是未成年人犯罪特质的要求，更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念的重要体现。

2.特别程序基于特殊保护和帮助而设。未成年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通常被称为一个社会的双V群体，即最有价值（Valuable）和最脆弱（Vulnerable）的群体，因此不同于成人司法程序的精准打击犯罪，特别程序设计的初衷就是对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和帮助。从而有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落实特殊程序。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特殊性，在职责任务、内在规律等方面都与成人司法有显著的区别，具有其专业性的一面，是独立的检察业务类别，其不以实现惩罚为首要目的，而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帮教未成年人为出发点，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有必要与一般的公诉、侦查监督等工作进行区分，探索建立符合业务实际的发展方式，以达到专业化建设，为履行司法办案和诉讼监督、帮扶教育、预防未成年犯罪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未检的办案质量优劣的评价俗荚恫皇浅扇诵淌掳讣事实证据有没有搞准，而是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率和监禁率，以期能起到避免罪犯间相互传授犯罪方法，杜绝“交叉感染”的危险，未成年人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进行改造和重生，重新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成为社会建设有益的部分。进一步看，对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和处理更应当作为青少年保护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般处罚的制裁措施。如何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方针政策在每一个未检案件办理中贯彻、落地的执行，从而实现“办理一个案子，挽救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和谐一方社区”的目标才是未检办案质量的关键评价所在。

（二）未检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的要求

与传统的公诉和侦监分离不同，未检的办案模式为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也就是由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未检案件的批捕、、诉讼监督和预防帮教等工作。但未检工作并非侦监、公诉业务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传统审查逮捕、审查、法律监督的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大量的帮教涉罪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职能。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决定了每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负责该案的未检干警承担审查批捕、审查、出庭公诉、诉讼监督、犯罪预防、教育挽救工作，实现专人审查、全程办理，“一竿子捅到底”，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全面高效、协调一致的检察保护。未检办案的中心和重心在于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捕诉兼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更有利于未检干警有充分时间和机会对于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这个特殊主体以及如何处理能够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有全面的了解和考量，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案件的转处分流以及处理案件以适应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个性化需要。由于未成年人是发展中的人，其在批捕阶段的思想动态以及成长环境与阶段、审判阶段、矫正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甚至大的飞跃和改变；同时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对于教育、感化、挽救的配合态度在不同阶段也都会有不同的变化，这些都决定了未成年人的捕诉监防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改变，因此不可能是逮捕以后证据变化不大、阶段简单处理的批捕加公诉的简单叠加。未检干警在办理案件中批捕、、法律监督、犯罪预防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承担着大量的工作量，和社会帮教、支持体系的链接和互动都存在着不同的任务和挑战。因此，这部分工作内容和工作量很难以简单的批捕加公诉的工作量来衡量。

（三）目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存在诸多问题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少年司法改革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业化建设对于整个少年司法改革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的现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体系不仅不能全面涵盖未检工作的特殊职能，而且在评价重点、目的、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与未检工作目标的冲突。现有以案件数量、以收结案为重要考核指标的传统考核机制，以同一案件性质为参考标准的绩效考核机制，以案件办理为核心的传统考核评价难以衡量大量延伸工作常规化的未检工作。目前的考核体系已经严重制约了未检工作的深化和开展。

1.现有以案件数量考核评价的方式无法体现未检办案中真正的工作量。目前未检工作在检察工作考核评价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统计和考核评价系统。即使是以批捕、案件办理为例，依然没有真正体现未检工作量。从工作量上看，办理单位未成年人案件比普通成年人案件量大。

就单位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与成年人案件办理的工作量比较考量如下表，捕、诉环节办理一个未成年人案件要比办理一个普通成年人案件多出十余项额外工作，每一项额外工作都要花费办案人员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提讯未成年嫌疑人时需要通知法定人到场。对于非本市户籍人员，以通知和约谈两项工作为例，通知需要打长途、发信函等，约谈需要与未成年嫌疑人约谈、与法定人约谈，且捕、诉环节需要告知的权利内容不同，所以需要至少两次谈话，而以上每次约谈时间需要消耗半个工作日。所以，不能简单以案件数来衡量未检工作量。

2.促进社会帮教支持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工作量无法体现。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并具有自身优势。虽然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工作不是检察机关一家的职责，但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司法一般实行法院中心，未成年人司法也以法院为中心，检察机关的功能相对较弱（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很大的分流转处权）。在欧美等国，未成年人司法是以法院为中心的，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司法的功能较弱。有些活动甚至检察机关不参与。如未成年人戒毒项目，由法院主持，缓刑官、相关社会服务机关参与，检察机关一般不参与。但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而不是实行法院中心、审判至上。法院对审前活动基本不参与，而检察机关在审前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审判活动中也积极活跃。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重要作用，也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以及侦查、批捕权的享有及公诉权的独占相关。批捕权与公诉权的行使，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贯彻，包括非罪化、非监禁化的实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法院对审前活动目前基本不参与，从程序进程的角度看，案件到法院时已经经过分流，且案件程序已经进入尾声，如果此时才开始帮教、保护显然为时已晚。而检察机关无论在审前还是审判活动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与其处于前承公安、后启审判的枢纽地位有关，也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以及“捕诉监防”未检职能一体化相关，因而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贯彻，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除了法院，在政府中还设有儿童保护机构，来协调、整合各种儿童保护与犯罪预防的资源。我国尚没有这样的机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组织共同努力，其中司法机关处于中枢地位。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角色与权能，为拓展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空间、争取各方面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实践中，许多地方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推动，在当地建立了由各个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联动机制（有的公安机P也设立了专门办案机构），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了社会高度评价。因此，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特殊的职能作用，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我国体制下，法律监督地位使检察机关能通过内部联动和外部联动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方面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优势。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也是广大群众所期待和欢迎的。

也正因为如此，未检工作除日常办理案件外，首先要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争取在社会调查、逮捕必要性证据证明与搜集、法定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分案、亲情会见等制度上达成共识，联合出台相应的细则。还要完善与有关政法机关的日常沟通机制，采取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调查研究等方式，共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特点，解决遇到的问题，统一执法标准，形成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合力。其次要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要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政、社工管理、学校、社区、企业等方面的联系配合，整合社会力量，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一体化建设，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无缝对接。很多地区在探索促进建立健全司法社工制度、观护帮教制度等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对不捕不诉的未成年人进行有效帮教。这两个部分的工作量目前无法计人考核体系进行有效和公正评价。

3.参与犯罪预防的工作量无法体现。捕诉监防的工作模式下，犯罪预防是未检干警一项重要工作职能和工作任务。但目前这一部分工作量无法体现在未检考核当中，甚至会被认为是案外工作，一般领导都会认为未检干警有空就多做点，没空这一块可以少做甚至不做。而事实上，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避免其再犯是整个未检工作的核心所在，因此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工作量化并纳入到未检考核指标体系里是设置未检独立业务类别的中心所在。此外，目前从事未检工作的干警大部分是从侦监、公诉等刑事司法部门转岗过来，因此对于他们的培训和学习更加重要。因为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行为学等相关课程实践性很强，不是听一次课就可以熟练掌握的。可以说，对于少年司法人员而言，学习并提高其专业素质也是工作量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培训和学习的工作量大部分并未在考核中予以体现，容易挫伤干警参与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的积极性。

我们之所以关心少年司法的理念问题，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行动中的法”。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许多争议，如讯问未成年人是否容许欺骗？径行逮捕是否当然地适用于未成年人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为理念问题。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虽然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已经走了30年，但仍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立法、司法各个方面问题）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重要因素就是司法理念尚未根本转变。少年司法探索只是一个“小众”行为，只要是超出这一“小众”领域，即使是在立法、司法和执法部门内部、从最高层到基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巨大隔阂。现在，未检要构建自己独立的专业标准，这种独立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和理念，去理性地开展探索；未检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要自觉地接受少年司法理念的指引，成为少年司法理念在经验层面的自觉实现。笔者认为，少年司法理念是我们构建未检专业标准的理论基石，我们要以此为逻辑起点，阐述我们行动的决议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我们根据什么才能走到目的地。

未检工作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最大限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免受侵害，严厉惩处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使进入检察视野的困境未成年人均得到帮助，重新回归健康成长轨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优势，积极推动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与政府部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跨部门合作机制以及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建设，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实现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因此，未检工作的核心其实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应当以此为主线考核评价机制的设计始终。

（二）全面评价，涵摄少年司法三人权能

2015年底，最高检成立未检办，《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的通知》（高检发政字[2015]96号）中明确了未检办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综合业务指导以及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审查、出庭公诉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活动的个案指导；调查研究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情况；研究提出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规范和机制的意见；研究提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参与青少年维权活动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模式和意见；承担与中央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的联络工作；办理其他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相关的事项。根据上述规定，未检部门的职责范围包括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这两大基本类型的案件，并履行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监督职责，这实际上是把散落在其他业务部门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归口由未检部门负责。少年司法权的权能是指少年司法机关行使少年司法权时，所能实施的各种行为。成人司法权的权能单一，主要就是指对于案件的裁判权；少年司法权的运作则并非消极的裁判案件，还肩负着保护、帮助、教育未成年人的重要职责，因此少年司法权的权能理应呈现出多元化，裁判权、教育权和保护权是其三项基本权能。因此，未检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及操作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涵盖全面性，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形成实体审查和程序规制、司法职能和社会职能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构建核心数据与案件评查、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从而全面反映少年司法的三大权能亦即未检履行的三项最重要职责的情况，以突出未检工作的专业性，保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重在规范和引导，确保考核评价结果客观真实

从全国范围看，未检工作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考核评价机制的构建，重点不是事后监督、检查、评价，而在于规范和引导，要把规范和引导未检工作作为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考核评价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并且要对未检所有案件和所有办案环节、过程进行监控和规范，不能仅限于对结果的评价；对总体办案质量情况进行宏观把握的同时，还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并及时进行规范，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未检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最核心、最本|的追求，而考核评价结果的客观真实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考核评价指标的确定上，要真正能对未检工作做出合理评价，力求对未检工作进行真实反映，保证考核评价数据的客观性，做到程序公开透明，方式方法合理。如为确保检察业务考核评价的准确性，督促被考核评价的检察院严格依法办案，除常态的考核评价外，还可以采取不定期抽查或者执法检查的方法进行考核。抽查或执法检查可以是对某项业务工作的抽查，也可以是对特定时间检察院整体工作的抽查和考察。抽查和执法检查的不可预测性，将会促使检察人员抛弃侥幸心理和突击手段，依法、准确、谨慎地行使检察权，确保检察权在法治的轨道和法定的程序内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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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特征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征

(一）、14至16周岁低龄犯罪上升。

犯罪主体低龄化日趋严重，未成年犯罪的人数在大幅度增长，其中14至16周岁低龄犯罪，2004年为18人，2005年为23人，2006年为27人，2007年为29人，2008年为30人，2009年为52人。

（二）、被害人多系在校中小学生。

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多系未成年人，其中2004年为12人占30%，2005年为17人3占36%，2006年为23人占47%，2007年为31人占53%，2008年为34人占67%，2009年为57人占82%。

（三）、未成年犯出狱后重新犯罪人数增多。

未成年犯出狱后重新犯罪率出现上升趋势，2004年为9人占，2005年为11人，2006年为12人，2007年为13人，2008年为16人，2009年为20人。

（四）、网吧或学校周边成为主要犯罪地。

网吧或学校周边逐渐成为案发地或主要犯罪地。其中2004年为3起占23%，2005年为5起占33%，2006年为6起占37%，2007年为7起占49%，2008年为11起占51%，2009年为21起占67%。

(五)、抢劫犯罪所占比例高。

在未成年人所犯罪中犯占特别是既侵犯群众财产又危害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2004年为5起占20%，2005年为7起占25%，2006年为9起占27%，2007年为27起33%，2008年为39起37.5%，2009年52起占45%。

(六)、网络游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诱因。

据统计，未成年犯罪案件中，网络游戏正逐渐成为未成年违法犯罪的直接或间接诱因，其中2004年为12起占5%，2005年为24起9%，2006年为26起11%，2007年为48起75%，2008年为52起占87%，2009年为62起占98%。

（七）、被判处非监禁刑罚的未成年人数呈不断增长趋势。

2004年判处未成年人206人，非监禁刑67人，占总数的32%；2005年判处未成年人为273人，非监禁刑93人，占总数的34%；2006年判处未成年人285人，非监禁刑105人，占总数的36%；2007年判处未成年人406人，非监禁刑160人，占总数的39%；2008年判处未成年人383人，非监禁刑164人，占总数的42.8%；2009年判处未成年人479 人，非监禁刑206人，占总数的43%。

二、未成年人犯罪增多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其中包括自身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缺失已成关键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跟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缺失存在着直接关系，学校教育体制存在缺陷，学校注重升学率，重知识“输入”轻品德“塑造”，忽略对学生人生观和思想品德的教育；部分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不了解，学生自暴自弃犯罪时，老师才如梦方醒。有的学生为了不受其他学生欺侮，加入到不良少年团伙中寻求保护；有的成绩较差的学生不安心，经常旷课，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青年，导致最终辍学失学。从犯罪统计情况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成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规律，“不爱学习、控制力差、没有主见、不懂法”的未成年人认知上有偏差，自我控制能力弱，辍学失学后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或暂时从事缺乏稳定性的服务行业，最易突破道德防线走上犯罪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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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力度不够。

全社会未形成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共同防范意识。网吧监管不到位，“黑网吧”大量存在，青少年长时间在网吧里沉溺于网络，对生理和心理容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长期处于亢奋状态，脾气容易失控；未成年人的性格正处于发展之中，不少网络游戏存在着暴力血腥画面，对未成年人性格塑造产生不良影响，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尚未成型，心理生理发育不成熟，易受不良网络游戏的影响，对事物缺乏是非判断力，遇事不懂得用道德、知识观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此外，部分学校或家长对未成年人的监督不够和教育不及时，加之部分家庭因离婚等原因的影响，失学、辍学学生陷入网络游戏无法自拔，难以培养正确的兴趣爱好，更容易产生犯罪意识和犯罪动机。

（三）、网吧或学校周边治安巡逻力度不够。

网吧或学校周边已逐渐成为主要犯罪地，由于这类案件的大部分被害人亦为未成年人，出于种种原因和考虑，他们一般不主动报案或指证，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只是已经侦破并被起诉的案件，实际发生的案件要远远多于法院受理的案件。从某个角度来讲，未成年犯罪气焰会更加嚣张。

（四）、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问题的深入研究。

对于未成年人在网吧或学校周边，针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抢少量钱财的或犯罪过程中随身携带管制刀具器械的案件，在如何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时，缺乏明确的、具体的和可操作的数额标准和情节标准，法官在定罪量刑时缺乏具体尺度。强调“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打击的力度不够严厉导致一些少年犯重复犯罪，甚至诱导其他未成年人一起犯罪。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长期以来两种案件无法得到从重从快处罚，一类是未查获赃物，而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行为，虽然有被害人指认或目击证人指证的案件；另一类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一时不能分清主从犯和罪责的案件。

三、未成年犯罪防范对策

（一）、加强基础教育，延伸义务教育，扩展职业教育。

在学校防控上，应提高学生素质教育的同时，加强政府与学校的联络，为未成年人教育提供稳定和持续的支持，如在学校开设职业培训课程，为这些学校派设法制副校长等，帮助他们克服青春期的各种困难、职业选择以及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市场过渡期间所碰到的困难。在完善立法上，加强对家长、学校的制约。可以制定专门的养育法或在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有关内容，强制父母采取行动对孩子负责。同时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以便学生在被学校除名时得到有效的监督管理。

（二）、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建立闲散未成年人信息管理系统，要分析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的帮教服务，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学习上帮助他们进步，在行为上帮助他们矫正不良习惯，扶持他们就业创业，促进其健康成长。针对违规网吧、不健康“口袋本”图书等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突出诱因，加大联合打击力度，严格查处“非法”网吧，落实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等措施。设立举报热线、成立监督员队伍，建立监督、举报和快速受理机制。政府设立专门的或联合的机构来管理网吧，加强对网吧的管理、监督，加大取缔“黑网吧”的力度，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在地方规章中增设对违规经营网吧的管理人的处罚措施。量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指标，建立督促检查制度，加大对专门事项及大案要案的督导力度，督促各部门落实好各项工作措施。建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责任制。把责任分解到相关部门。强化责任追究，对失职、渎职、责任落实不到位、防范措施不得力的，要依照有关法律查究有关单位或人员的责任。同时，健全奖励制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

积极推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的建设。通过具体项目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发挥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作用，运用警示教育、同伴教育等方式，开展丰富多彩法制教育活动。积极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风气，设立青少年专题网页、专栏，组织开展网上未成年人活动；创作、编辑、出版、播出优秀的未成年人读物和报刊栏目，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大协调力度，牵头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加强沟通与联系，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通力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强大社会网络体系，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断上升趋势。

（四）、增强未成年人自身防范意识。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相关知识更加欠缺，通过举办自护培训班等形式，宣传自护知识，提高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开展自我保护教育要围绕治安防范、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未成年人在面对侵犯时应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要留意对案犯特征的记忆，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予以详细说明。此外，要坚决杜绝未成年人进入“黑网吧”，减少天黑出行。公安机关加强夜间和凌晨对网吧学校周边的治安巡逻，制造出“打黑除恶”的强大宣传声势。

（五）、深入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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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杨宜音直言，这结论是向全国所有省市发放并有效收回超15万份问卷调查后，统计得出的。

包容、开放、多元的精神特质给了公益创新以土壤，而公益精神、公益创新又浸润了市民的文明行径―自觉排队、邻里友爱、饭后打包、热爱公益……“广式文明”深植于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心中。

人际关系里的现代文明

2016年10月21日，因台风“海马”影响，广州全市中小学停课。上午9点，家住燕塘金燕花苑小区的阿秀家，陆续迎来了许多邻居。

阿秀家在7楼6单元，这层楼有8个单元，这是一个常见的现代城市住宅形态。

犹如乡村里的村口聚集地，阿秀家迅速热闹起来，楼层里充斥着笑声，温馨而和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下午下班时间。

她们的话题，集中于如何提高生活品质，没有人谈及家庭八卦、邻里是非。

这样的场景，并不是台风天的特例。平日里，他们7楼的住户常常是大门敞开，相互串门聊天，每到过年过节或外出旅游回来，大家会把带回来的特产，分发给邻居。有时，阿秀小孩已经下课回家，但她还在外面忙工作，没来得及回来，小孩就会先到隔壁做作业，而隔壁家的妈妈，则会给孩子们煮好吃的。有时，隔壁家的孩子在哭闹，阿秀听到了，也会过去把孩子抱过来，拿好吃好玩的哄着。对于这样的邻里关系，阿秀甚是享受，她将这总结为一座城市的人情味。

阿秀是湛江廉江人，2012年，一家4口从外地搬到广州，住进金燕花苑小区。在她的对比中，“其他地方邻里关系不能说不好，但远没有在广州那么自在舒适。”

在另一座一线城市居住时，阿秀所处的环境，是现代城里人时常面对的场景。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大厦里，哪怕是对门，但居住多年，彼此之间仍不知对方姓甚名谁。见面点头礼，仅此而已。

而在广州，阿秀体会最深的是，邻里话题更多集中在分享生活中的乐趣，如何提高生活品质，完全不会涉及到各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八卦。

在这里，人和人之间似乎已达成了一种默契，保持着适当的心理安全距离。以此为共识，人和人的相处，也显得平和而自然。

在广州生活、工作，倩婷也有着与阿秀类似的感受，人们纵使有距离感，但那种距离感恰到好处，不会远得令人疏远，也不会近得让人提防。

一年前，倩婷毕业于中山大学档案管理系。大三期间，她曾在广州做过一个人类学调查项目，调查过程中团队会挨家挨户进入居民家。“哪怕我们是第一次进入某一位居民家，都可以明显体会到，居民们不会一上来就勾肩搭背，但也不会有戒备心，相处间有如‘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舒适感，邀请进门，入座，倒茶，聊天，一切都很自然，让你很舒服。”

平日里，倩婷也注意到一个现象，比如到菜市场买菜，菜市场里的人会相互打招呼，哪怕顾客和摊主之间并不认识，但谈话中也如同熟人一般，“有趣的是，如果你到市场去买菜，举棋不定，旁边的陌生人会主动地跟你分享她的购买经验。”

“社区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很自然地发生，不经人为干预，就像经历了长时间的磨合。”倩婷说。

在心理学概念里，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原理―刺猬效应，强调人们相处时，也应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自己“掌控”的自我空间，这就像一个无形的“气泡”，一旦戳破，人就会感觉不自在，只有保留这个无形的“气泡”，人与人的相处才会舒服而自然。阿秀和倩婷的感受，也正是刺猬效应在广州这座城市里的镜像反映。

一座文明而友好的城市，身处其中，人的体验应是如沐春风。广州人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如其分。

“友爱在车厢”的广式文明

广州，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有她独特的文明魅力。这一魅力，能从更多的细微处感受。温暖而舒适的邻里关系，只是城市文明展示出来的“冰山一角”。

阿秀对广州的认同感，除却邻里相处的温暖、尊重，还来源于陌生人的善意，尤其是在坐公交的时候。她带着小孩去坐公交，还从来没有遇到没人让座的情形。

公交，是集聚了众多陌生人的大舞台，从这里观察陌生人的互动，足可一窥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2015年3月，一张“广州式排队乘车”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引来全国网友点赞。照片拍摄的时间，是春节后不久的一个工作日早高峰期间，记录的是广州78路岑村公交总站乘客的排队场景：超过100米的候乘队伍在站内整齐地绕了一个圈，100多米的候乘队伍没有一个人插队加塞或推挤，人与人之间，保持着0.5～1米的心理安全距离。 由此可见，在广州的公共场合，刺猬效应原理同样适用。

距离“广州式排队乘车”在全国受到赞扬已有一年半之久，《南风窗》特约记者走访岑村公交总站、天河公交场总站等公交站点，即使在早晚高峰，人头涌动的客流也未出现拥挤的情况，乘客在走近站台时，自X排成一队，依次上车。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如今在广州一汽巴士有限公司工作的陈旭东，其对广州公交文明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

“广州最早的公交车，需要手动关门，公交车没有转向灯，而那时，最后上车的乘客就会代替售票员，主动关门，转向时，乘客也会伸手往外示意转向。”

“上世纪80年代末，广州就在全国率先推行前门上车，后门下车制度，并在公交车上设立了爱心专座。”

“1993年，广州开始推行无人售票机制，同样是全国领先，这需要建立在一个诚信社会的基础之上。”

“广州最先推行‘友爱在车厢’行动；广州最早使用公交电子广播，倡导文明乘车，礼让老弱病残孕人群。”

时至今日，广州的公交文明已经深入市民内心，成为一种文明的共识。据广东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V州公交让座率超过95%，高峰期也有80%，在全国名列前茅。一汽公司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乘客对广州公交乘车秩序表示满意，98%以上乘客认为乘车秩序良好。

“如今在广州，倡导让座已可说是与时代脱节，因为市民早已养成了这一习惯。”陈旭东说，如今在公交上展示的城市文明，早已深入到其他方面，“每一年，公交车上出现的见义勇为事例，多达100多宗，比如救助晕倒乘客、帮助早产孕妇、制服歹徒等等，乘客们发自内心愿意去帮助他人。”

广式公益领先全国

公交上所反映的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事件，是一种利他行为。这一点，在广州公益事业发展上，其体现更为明显。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广州慈善类社会组织数量逾7000个，全市持证社会工作者过万人，数量仅次于北京，居全国各城市第二位。

在广州，数量庞大的不同身份的人们，在为广州的公益事业而奔走，其中，郑子殷是一名典型代表。

郑子殷生于东山一个干部家庭，一个正牌的“东山少爷”。其本职工作是律师，但他在广州公益圈也极为活跃，是广州一名知名的公益律师，以给未成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而闻名。因其帅气的外形，常被人调侃为“公益男神”、公益界、法律界两界相栖。

有一年，郑子殷成为了春运志愿者，在省火车站前维持秩序时，他目睹一名年轻女性摔倒在地上，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上前去扶时，旁边一名中年男性疾跑几步冲了上去，并将女孩扶起来。中年男子边扶女孩边“斥责”他：“做好事不应该犹豫。”

郑子殷一直觉得中年男子很眼熟，事后，他才回想起来，原来那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市长的话语一直刻在我心里。”

2004年，郑子殷加入了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正式投身于公益领域。2008年，他在跟随慈善组织前往云南治疗白内障患者时，当地老人接受完手术后，他在老人面前比划手指，询问他们能不能看到，从初始的茫然到后来眼神中带着的欣喜，老人们内心的喜悦深深震撼了他，“多年目不视物的老人，有些甚至连孙子孙女都没见过，因我们的出现，却帮助他们改变了曾经以为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状态。”

2008年，是改变郑子殷人生的一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的志愿服务工作。自此，工作之外的一半时间，他都投入到了公益领域。从此，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公益人，而他也在以自己的行动，吸引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领域。

篇5

什么是家庭暴力？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家庭暴力就是丈夫打老婆。事实上，据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暴力形式上，尽管殴打等身体侵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流，但辱骂、恐吓等精神暴力的严重性也越来越凸显。

对此，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等侵害行为。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未婚同居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而由于住房紧张等原因，有许多离婚家庭双方“离婚不离家”。为保护这部分人群的权益，反家暴法在附则别指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监护人失职，撤销资格没商量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据悉，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都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款，但表述较为笼统，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案例。反家暴法首次明确了“暴力侵害”的特征，让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反家暴法草案还要求，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抚养、扶养费用，以防出现失职监护人故意“甩包袱”的现象。

发现家暴不报告，学校医院等要担责

“官不究，民不举”，这是我国当前反家暴工作的一大障碍。对此，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暴，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要对报案人的信息保密。

专家指出，规定学校、医院、医疗机构、居委会等易发现家暴线索的机构有家暴强制报告义务，并鼓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介入家暴事务，法律借此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隔离现实危险

反家暴法的一大利器，是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反家暴工作从事后惩治变为了事前预防。根据反家暴法，当事人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措施。反家暴法特别提出，申请人的相关近亲属，也被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

反家暴法强调，如果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为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亲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等机构可以代为申请。被申请人若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可能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若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预防到救助，“全链条”覆盖

反家暴法对反家暴工作的主管机构、社会责任、预防教育、司法处置以及救助措施等方面作出了“一揽子”规定。在家暴预防方面，反家暴法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幼儿园、学校等组织和机构要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开展反家暴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要开展反家暴宣传，居委会、村委会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要配合协助；在救助措施方面，县级或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所及临时生活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需提供法律援助，法院也要相应减免诉讼费用。

我国当前反家暴工作难点

传统的社会观念、不完备的法律体系、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等问题，仍困扰着反家暴工作实践。

据最高法去年统计，全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妇联系统每年受理4万到5万件家暴投诉；近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据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此外，尽管殴打、捆绑、残害等人身伤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但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等其他暴力问题也在逐渐凸显。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厅长杨万明表示，近年来我国家暴案件呈多发态势，性质不断升级，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平均35次家暴后才报警，犯罪事实“发现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今年7月在全国反家暴联动机制南宁试点启动仪式上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反家暴法中这样写道。然而现实中，“家暴就是家务事”的观念仍非常流行。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莉表示，自己在家庭暴力调解工作中，时常能听到当事人持有类似论调。一方面，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没想过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另一方面，邻居、亲友等家庭暴力案件的知情人，也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多管“闲事”。

权责不明确，协调不畅通，法律条文“执行难”。当家暴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是否就意味着受害人的权益能得到及时维护呢？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一大亮点。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家暴受害人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我国自2008年开始试点。然而据最高法2014年的通报，自2008年以来，全国试点法院共发出500余份人身安全裁定，与报告的家暴数量形成鲜明对比。有专家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遇冷”，和目前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不够明确，影响执行效果有关。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的试点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方式一般是法院函告公安机关履行必要的保护义务，监督被申请人履行裁定。但在此过程中，法院的权责有多大，公安机关应如何履责，并无明确规定。反家暴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规定，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执行力度，有望在反家暴法实施后得到有力提升。

篇6

一、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广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1.组织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突出宣传宪法，组建宪法宣讲团，赴乡镇（街道）、社区、村庄宣讲《宪法》，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宣传，组织策划好“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

2.切实抓好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健全完善法治宣传服务中心工作长效机制，深入开展法律服务“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创建无违建县、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

3.认真抓好社会热点问题法治宣传。广泛开展依法、互联网管理、公共安全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开展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就学就业、医疗交通、劳动人事争议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按照省市部署，组织开展“法治建设年”“互联网法治论坛”主题活动。

4.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积极协调在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中，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二、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全覆盖工作体系

5.出台《关于健全完善“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明晰普法主管部门与各行业部门在基本法与专业法宣传实施方面的分工协作关系，对重点部门法治宣传教育职责分解。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需求，确定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和重点对象，完善法治宣传教育相关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努力解决制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机制性问题。

6.拓展法治宣传教育四大平台。搭建新闻媒体公益普法平台，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的重要作用，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微信等新兴媒体，办好各类法制（治）栏（节）目，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精品节目和品牌栏目。搭建主题法治宣传活动平台，积极探索完善法治宣传服务重点工作、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精心策划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普法宣传主题活动。搭建法治宣传项目推优平台，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目标任务细化分类，以项目管理形式推动普法工作的开展。

7.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职责。各执法部门要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制，按照普法职责分解要求，积极履行社会普法教育责任，面向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职能相关的专业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结合部门职能特点，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普法教育队伍、阵地和法治文化项目建设。

8.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各村居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站，注重法治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法治实践中，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推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服务机构在窗口单位和窗口岗位增加法治宣传教育功能，拓展各类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普法功能，实现县、乡、村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全覆盖。

9.融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把法治宣传作为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与中华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有机融合。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对口支持等工作，积极运用农村文化礼堂、道德讲堂、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农村电影放映场所、农家书屋等资源，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治信仰。

三、抓好“六五”普法总结考核和“七五”规划调研，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能力

10.开展“六五”普法考核验收工作。根据市普法办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总结验收方案和验收标准，完成总结验收任务。全面系统总结“六五”普法工作，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措施并认真落实。6~7月开展全县“六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同时做好迎接省市考核验收的各项工作。

11.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成果宣传。重点宣传全县开展全民法治宣传教育30周年，特别是“六五”普法以来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做好“六五”普法创新项目、推进项目以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推荐、报送等工作。

12.调研起草“七五”普法规划。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对法治宣传教育进行谋划设计。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积极献计献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四、推进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普法品牌工程建设，全面提高重点学法对象的法律素质

13.继续推进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升工程。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年度述职制度，做好领导干部年度学法情况、法律知识考试情况和遵纪守法、依法行政等情况考核。编印领导干部普法读本，以案说法，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继续完善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新任命领导干部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推动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14.继续推进百万青少年法律素养提升工程。在全县中小学设立法治课程，以互动参与式快乐学法为模式，创新拓展多样形式、多种载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机制，切实增强青少年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开展“学法律、讲法治、守法规”等特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主题征文活动、网络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板报评比等。丰富青少年法治文化，编演文艺节目，观看法制电影、阅读法律书籍，增强青少年学法热情。以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拓展法治教育空间。深化“阳光驿站”建设，强化失足青少年帮教。开设青少年法治宣传园地，组织法庭、看守所、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及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观摩体验。开展法制学校规范化建设，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让青少年轻松学法。

五、全面开展法德文化共享工程，创新富有地方特色的法德文化传播体系

15.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法德文化共享工程”，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媒体行、广场行、乡村行、企业行、校园行大型系列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活动，充分挖掘法治文化和道德文化资源，丰富法德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加快建设法德文化传播体系。

16.结合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动员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一批起点高、创意新、特色明、功能全的法德文化阵地。完成建设1家市级“法德文化示范点”和1个法德文化景观。

17.依托文化馆、剧团等专业文艺团队和动漫、微电影等文创企业，探索建立法德文化创作中心，创作法德文化精品。整合普法网站、普法微博、普法微信、普法手机报等新兴媒体，拓宽网络普法平台、外宣网上平台和公共法律服务网上平台等功能，打造全县一体化普法e联盟，高密度、多角度地宣传法律法规、传播法治资讯、引导法治舆论。

篇7

回顾去年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稳步推进“基层基础年”活动。

20*年，我们在全县开展了“基层基础年”活动。通过一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年初确定的“组织要完善、队伍要充实、保障要有力、管理要规范、形象要提升”的总体目标。

1、扎实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在巩固上一年创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司法所基础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深化综治司法联动机制。通过树立名所名长先进典型，司法所长每季例会、培训等形式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培育基层典型。积极争取各镇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继续开展省级示范所创评活动，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在20*年*镇司法所为省级示范所的基础上，又有3个所申报省级示范所。各镇司法所、各级调委会共有六家单位受到市政府的表彰，一名司法所长荣立市司法行政系统个人三等功。

2、努力完善调解工作格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一是进一步健全镇、村、小组“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借助“综治进企业”平台，使调解组织向县“五好”企业延伸。进一步加强调解组织队伍建设。通过调解主任例会，上级部门的业务培训，调解案卷质量评选等活动进一步提升调解质量。6月份，通过以会代训形式，举办了二期全县村级调解主任业务培训班，有力地提高了基层调解干部的业务能力。

二是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每月“社情动态分析”，及时发现各类矛盾纠纷苗头。除做好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外，还开展“两会、两节”等重大节庆期间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明确排点为征地拆迁、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全年，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797件，成功781件，调解率100%，成功率97.9%。

3、深入落实安置帮教工作，确保帮教成效。

按照“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职责规范化”的要求，以“三无”归正人员为重点，多措并举，切实抓好安置帮教工作。县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办于年初制订了20*年度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要点。继续做好“六清”工作，每个镇均落实专人负责，实现县局和镇司法所联网，运用现有的各类接茬登记管理措施，对全县归正人员进行梳理，及时更新和完善归正人员安置帮教数据库。同时，配合部分监所开展归正人员跟踪调查，将跟踪情况及时反馈给相关监所。积极探索归正人员安置帮教措施。经过前期调查摸底，县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办公室于10月份在*京海表面技术处理有限公司设立我县首个安置帮教工作基地，拓宽了归正人员就业安置渠道。

此外，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青春导航”工作，在企业新设立了10个“青春导航”基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

（二）以“五五”普法启动工作为契机，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四五”普法期间，我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五五”法制宣传教育的启动之年，我们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五五”普法启动工作顺利开展。

在总结“四五”法制宣传教育和“二五”依法治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省、市有关要求，我局结合实际，加大调研力度，科学拟定“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年初及时起草了我县“五五”规划，9月份隆重召开我县“四五”法制宣传教育总结表彰暨“五五”启动大会，全面部署全县“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后，及时指导各镇、各部门出台规划，适时启动。12月份，又在全县开展了以“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推进。

2、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继续依托县委中心组学习会、人大常委会任命前法律知识考试、法制学校、网络等载体，采取讲座、座谈讨论、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做好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等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开展“真情送服务，建设新农村”送法下乡主题宣传活动，“百名农村特邀法律顾问”创建等活动和每月向各村、社区发放法制宣传挂图、《法制宣传资料》月刊，着力抓好我县法律进乡村活动。同时，切实加强企业职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9月份，选编《企业职工常用法律法规汇编》一千册，并编制竞赛题，发放到各企业，组织职工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全面启动我县的“法律进企业”活动。制作并下发了《预防未成年犯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制宣传挂图，积极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以强化阵地建设为载体，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充分利用县农村远程教育平台、镇成校、法制学校、市民学校、板报、橱窗、宣传栏等多种法制宣传教育阵地的作用。继续依托大众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法治在线》电视专栏，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受群众欢迎。

此外，我局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业法的宣传，以各种形式宣传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证法》等新制订、新颁布的法律法规。6月份，举办了一期由县普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参加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培训班。

3、不断探索，创新载体，积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以“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为载体，积极推动基层依法治理。20*年，我县104个村和13个社区已全部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星级达标活动,创建活动开展率达100%，有62个村、5个社区被授予“三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8个村、2个社区被授予“四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镇*村成为我县首个“五星级民主法治村”。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组织有关部门到百步镇农丰村、武原镇河滨社区、*镇*村等“民主法治村（社区）”进行回头看，查找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进一步巩固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的成果。

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行业、部门、镇政府的依法治理工作的指导。上半年，指导各镇对执法主体、执法依据和执法主体的职能、权限、责任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原有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年底，还对全县各镇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进行考核，总结成绩，发现不足，还表彰了秦山镇、于城镇人民政府为20*年度依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并以县政府办公室文件通报了20*年度镇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检查情况。

（三）以实事工程建设为基础，扎实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20*年度，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突出抓好办案质量和服务新农村建设。县援助中心全年共接听来电268个，接待来访528批15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0件，其中刑事31件，民事129件（其中非诉讼33件），比上年增长68%。

1、以法律援助质量年为契机，进一步抓好案件质量。

进一步强化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监督工作，出台了相应的工作措施：一是进一步规范非诉讼法律援助各项工作，使非诉讼法律援助逐步规范化，并真正服务于弱势群体。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评估机制。建立法律援助执行案件监督回访制度，要求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将办结的案件卷宗送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审查。对每起案件经监督、回访、卷宗审查后，再进行综合评分。三是将援助案件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经审查合格的，按标准发放，对案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按照规定限期改正，并减少补贴费用。

2、强化窗口建设，进一步完善便民利民措施。

在法律援助中心、站、点各窗口设立了统一的标识，做到制度上墙，实行规范化服务。进一步加强“12348”专线建设，除由中心工作人员专人接听外，实行全局人员轮流接待制度。9月1日，以《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三周年为契机，在全县各镇同时开展上街宣传咨询活动，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宣传面。通过对低保家庭制作并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方便弱势群体及时就近享受到法律服务。

3、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网络，广泛开展涉农非诉讼法律援助。

20*年，我们在原有镇工作站、各职能部门维权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网络覆盖面，在各行政村、社区及部分企业中设立了117个法律援助接待点，以此形成一个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以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以村（居、企）法律援助接待点为补充，覆盖全县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10月份,举办了全县非诉讼法律援助研讨会,通过以会代训形式，就前期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拓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探讨，进一步提升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业务能力。

同时确定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加大涉农案件办理的力度。将农民、农民工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并将建筑领域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措施差、工伤事故易发多发的企业作为法律援助重点领域。针对农民及农民工案件，适当放宽经济困难标准等受理条件，做到从实际出发，应援尽援。通过非诉讼法律援助方式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村矛盾纠纷，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以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为保障，扎实开展“法律服务质量年”活动。

为确保我县法律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20*年，我们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力量，统一部署开展“法律服务质量年”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不断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1、法律服务稳步发展。

通过“听十庭，查百卷、询千人”活动，加大专项评查力度，促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规范执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改善外部环境。积极引导律师参与县党政领导接待日、法律援助维权站来访接待工作,参与打黑除恶斗争专项活动。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加强对实习律师、非执业律师人员的管理。认真查处“*情利交通安全咨询有限公司”越权交通赔偿案件。20*年度，全县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219家，受理刑事案件242起，民事734起，经济464起，行政诉讼22起，共挽回经济损失5583万余元，业务收费576万余元，解答法律咨询1982人次，参与接待28次；各基层法律服务所共担任法律顾问39家，办理诉讼334件，非讼52件，调解纠纷41件，协办公证70件，见证228件，代书56份，解答法律咨询1950人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1670万元。

2、公证工作进一步拓展。

深入贯彻实施《公证法》，广泛开展《公证法》的宣传，组织公证人员参加岗位训练。认真开展了公证“建信息平台，查卷宗质量”活动。加强对公证处的质量检查，探索建立了公证质量“三检查”制度。县公证处各项业务进一步拓展。县公证处共办理各类公证2647件，其中民事公证1548件，经济公证698件，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401件。

（五）以“百名农村特邀法律顾问”创建活动为切入点，积极参与服务新农村建设。

为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我局下发了《关于开展“百名农村特邀法律顾问”创建活动的通知》和《工作规则》，并于5月份召开了“百名农村特邀法律顾问”创建活动动员大会，对创建工作进行专题部署。我们以此活动为切入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把服务新农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进一步拓宽法律服务工作渠道,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健全综治、司法、三级联动的调解网络,积极探索和办理人民调解过程中的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确保小矛盾不出村，不出现群访、越级上访。通过向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宣传讲解村民委组织法、征地拆迁、土地管理等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努力提高村干部和村民的法律素质，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去年底，我县104个村均聘请了法律顾问。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主动到村里开展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法律服务，为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当好法律参谋助手，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为依法治村、依法办事，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去年,村法律顾问共为各村开展法制宣传56场,解答咨询2512人,审查修改法律文书6份,参与村务决策21次,协助联系法律事务84次。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借款、房屋租赁，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等不同方面。

（六）以打造一流司法行政队伍为根本，努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我们始终把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队伍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抓好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教育，确保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增强队伍的综合素质。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扎实推进。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实际，围绕“思想认识要有新提高，履行职责要有新成效，队伍形象要有新面貌”的总体目标，认真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实践活动。结合理念教育，进一步加强党组班子建设，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周五机关干部学习日等制度，开展重点课题调研，不断提高领导班子驾驭全局工作能力。加强队伍建设，立足基层深入开展“立功创模”活动，进一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

2、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

深入实施《*县司法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方案》，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健全和落实教育、制度、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参加市局及县纪委举办的廉政建设读书会、廉政征文、廉政书画展等活动。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督，开展了对公证处的内部财务审计。认真做好工作和参与政法“四长”接访工作，有力促进司法行政系统行风建设。

3、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