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4 09: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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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农业上市公司的产品具有弱质性并且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为了提高经营效益、降低风险，农业上市公司大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尽管采取了多元化发展模式，由于受到农业自身特点的限制，农业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削弱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理所当然会在其偏低的会计盈余上进行粉饰；或者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及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通过提高其会计盈余来进行盈余管理。
二、农业企业盈余管理动机
（一）内部动机
1、农业行业弱质性的特点。
农业对自然高度依赖，容易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础薄弱，使得农业具有弱质性。尽管政府极其重视与支持农业的发展，投资周期长以及投资利润低下、多元经营决策失误、主营业务衰退等问题，使得农业企业整体业绩欠佳，因此农业企业的管理层为了提升业绩或者面对监管的压力有充足的理由进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认为农业行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发生。
2、农业企业筹资困难。
农业企业筹资主要有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两种方式。内部筹资主要是利用自有资金。自有资金的持有数量主要取决于经营业绩，我国农业企业投资利润低，整体业绩表现欠佳，自由资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筹资主要是债务筹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或者银行借款等方式。不论是发行债券还是发行股票，我国相关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尤其是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严格的限制。对于投资利润低、总体经营业绩欠佳的农业企业来说，外部筹资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筹资困难是农业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二）外部动机
1、政府优惠政策的诱导。
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不仅关乎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还决定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都给予高度支持，如：税收减免、出口贴息、财政补贴等。然而获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对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动设施项目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对象为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农业企业必然会利用盈余管理来弥补企业自身不足之处。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在我国，公司进行上市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定，只有满足了各项规定的公司才能挂牌上市。具体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须保持连续三年盈利，三年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三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量超过5，000万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且无形资产与净资产比例不超过20%，过去3年的财务报告中无虚假记录。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业绩以满足上市要求。农业企业也不可避免的为了能够上市而进行盈余管理。
三、结论和建议
篇2
张红宇（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综合分析处处长）：我从实践中感觉到，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业发展的出路，事关重大。
以江西南丰县为例，目前该县不管是增加农民收入还是财政收入，主要还是靠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非常薄弱，提供的税收是390万元，不到税收总额的10％。出路就在于依托农业搞二、三产业。目前包括安徽、四川、河南、江西，这几年快就快在其特色产业上。中部地区尽管特色农业发展很快，但是是不完整的产业。以南丰的鲜果来看，现在有21万亩鲜果生产。鲜果进入盛果期，到2000年每一年提供2亿公斤到2.5亿公斤鲜果，其概念就是在100天的产销期间，每一天需要400辆卡车，每一辆卡车装5000公斤来运输，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产后的加工。
产业化重点应该放在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很多县是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工业小县，主要还是靠特色农业的发展，如何发展特色农业，就涉及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产业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但包括了很大的改革成分，如产前产后产中都与各部门有关，怎样搞？比如南丰甲鱼要依靠外地老板，自己不能搞，这涉及新的流通组织建设。还有资金的问题，收购甲鱼资金需要量很大，金融机构如何配套。包括供销社能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搞一个购销组织。现在供销社经济很困难，能不能利用供销社的人力，加上县里的支持来购销，这都涉及体制改革的问题。
蒋励（广东省农研中心副主任）：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农业产业化，就不会有农业的现代化。但是农业产业化不能代替农业现代化，不能以为现在提了农业产业化，就不提农业现代化了，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农业产业化，应该是多种模式的，但是也应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实行农业工厂现代化生产；第二建立区域专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商品生产基地；第三建立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农工商和生产紧密配合；第四联合各方要产权明晰、独立核算，大家都不吃大锅饭，既发挥联合优势又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在生产力和专业分工高度发达基础上实行联合，联合是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
这五个特点，我认为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标志，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包括进去。加快产业化，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我认为十分重要。要搞产业化，大量的工作是改革的任务。体制上要改革与政府相关的管理体制，要积极探索。
农村的改革，我认为关键问题是产权，产权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推动整个资源的流动，才能谈得上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
何加正（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最终把农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成面向市场的农业。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通过这个桥梁有可能更顺利地接近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它将推动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向新一轮发展，向新一个层次发展。目前，不管大家对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认识上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在实践中，大家的做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这就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约而同的。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跟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市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消费水平等都是相关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一说产业化，农村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要搞农业产业化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遇到这些问题，才会推动改革措施的出台，一些地方搞农业产业化，不得不先搞一些改革。农业产业化本身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我国实际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
产业化的实质是体现利益分配的关系。农业投资和产业化开发的利润不能来自对既得利益的损害。在产业化过程中，应该把农民放在农业发展的中心位置。
谭向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觉得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整个过程都是自上而下的，把农民放在最末端，没有把农民放在农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中国农业产业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一个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整个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上，第一步应在中国首先发展比较完整的农户经济，实际上好多现代的农业技术在农户经济中也是可以纳入的。
为此，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农户发展的政策，产业化首先要把农户经济发展起来，使农户经济逐步现代化。
第二步在农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具体的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运销合作社，一种是信用合作社。我们谈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就要找一个中介的组织，能够带领农民进入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信用合作社，使农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
第三步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能够逐步发展具有股份制性质的农民自己的工厂企业。我觉得是不是在考虑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的同时，考虑一下自下而上的发展思路，从农户到农民合作社，再到农民自己办的股份制性质的工业工厂企业。在一些龙头经济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没有能力跟龙头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对于工厂企业来说，他们交易费用也可以降低，因为面对的不是千家万户的农户，而是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工商企业。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经济才能全方位运转，特别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谈判地位能够提高。
李海涛（河南省商丘地区行署副专员）：从我们地区产业化的初步实践看，农村搞产业化不仅是农村的需要，也是城市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大的方面讲，城乡工农分割这种格局如果不改变，我国的工业发展就受影响。
现在工业生产和农民的关系是买卖关系。比如农民卖棉花，中间要通过各个环节，为什么农民卖棉花要塞砖头，有很多原因。我们有几个工厂那么积极地去和农民结合，让利给农民1/4或1/3，这样农民非常高兴，生产非常积极。从宏观讲，国家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产业化，而农村产业化要到农村去和农民结合起来，要注意农民的需要，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需要，各方面需要紧密结合，就能形成新的生产力。
农村产业化，以我国幅员之大，情况很复杂，要连结城乡纽带，光靠简单的合同是不行的，要有产权作纽带，这样连结起来就更牢固了。
郭书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农业产业化过程必然是总体多元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集体所有、个体、私营，还有外资等等，形成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体。
在这种联合体当中，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要突出产权清晰化，避免在产业化过程中重新出现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资产流失的问题。在界定权当中，特别要重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问题。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产业化，一般是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形式。由于公司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而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基本主体，农民是很分散的，为了使农民适应大市场的需要，减少市场和自然的风险，这就需要重视依法保护农民共同所有的资产，并且使其能够得到应有的增值，并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使农民能够有决策参与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的选择权，这也是农业产业化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为此就需要在社会范围之内，建立连接市场的中介组织——合作社或协会。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得益者应该包括亿万农民。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所谓农业的“产业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在此只强调两点：
第一，作为一种产业的农业，也必须像其他产业一样，能够取得规模效益；第二，必须也像其他产业一样获得一份平均利润，这样才能使农业投资具有微观经济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才能与其他产业的投资成比例地不断增长。
篇3
目前政府对农业管理机构的设置是沿袭过去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存在着管理真空，并形成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的缺陷，使农业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在经营权上，外贸部门没有内贸权，内贸部门没有外贸权，一个产品经过几个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就高了。过去由于我们的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农业的管理采取的是一种分段式的管理。比如某一个省，粮食生产由一个省长负责，粮食生产出来以后，就由另外一个省长负责仓储，粮食要加工，可能是第三个省长，而粮食出口可能是管外贸的省长。从管理部门看，目前在中央一级有8－9个部委是涉农部门。农业局或者农业部管农业生产、农业科研推广；粮食生产出来后，给粮食部门，棉花给供销公司，还有轻工食品等等其它部门；如果要出口，得给外贸部门。这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再加上地区封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内贸外贸脱节，产供销脱节。这种管理方式解决过去的短缺问题是很有效的，但今后的管理体制设计要以国际化为定位，以提升全民产业竞争力设置管理机构。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管农业有没有优势，都是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管理，是从农产品生产的田间开始，最后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像中国这样一种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要与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体制竞争，显然是没办法抗衡的。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完善农产品出口退税制度，实现出口农产品的“零”税率；提供农产品国外市场拓展国际博览会、交易会参展费、装修费，市场调查、广告促销等；对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保险支持；资助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
篇4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4]谭其骧.历史时期渤海湾的大海侵[N].人民日报，1965-10-08；天津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1965(2)；李元芳等.天津北部全新世海侵[J].地理学刊（第1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5]桓宽.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
[6]史念海.河山集[M].三联书店，1963.
[7]班固.西都赋[A].昭明太子.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8]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蔡邕.京兆樊惠渠颂[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卢毓.冀州论[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J].地理学报，1992,(2).
[1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余是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3).
[13]刘向.列仙传[M].四库全书本.
[14]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本.
篇5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为有效解决农民由于农业保险保费过高保不起；保险公司经营农险效益差，赔不起；国家为扶持农业保险发展而补贴过多，补不起的矛盾，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在产品的设计上，可选择几种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风险责任，保险金额和费率不宜过高，以减轻农民缴费负担，实行基本保障的原则。二是适当推行强制保险，在足够大的领域内分摊风险，避免逆选择，减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性支出。三是为解决好国家补不起的问题，农业保险的保费筹集应坚持多渠道、广筹集、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家可从财政预算或支农资金、救济资金中划转一部分，国家补一点、地方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交一点，共同筹集，以减轻完全由国家补贴或个人交纳保险费的负担。
2.建立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统一由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运作，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保险分设经营，建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农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经营，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为农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把农险公司做大做强，农险公司应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积极开拓县域保险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险服务。国家对农险公司经营的所有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但现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的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因此应允许农险公司经营种植、养殖保险以外其它财产保险业务，推动县域保险的全面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在财政补贴下市场化经营农险的模式。在实施步骤上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模式，以减少开办初期的资金投入，节约成本。待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积累一定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验和专项保险基金以后，再予考虑第二种模式，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运转有序，不断发展壮大。
三、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保障农险业务健康发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实践证明，政府、法律法规和再保险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各种新模式运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许多国家都对农业保险实行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实行减免税收；对保费、管理费等给予财政补贴的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的附件2《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的第7条和第8条，就明确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具体规定。按照WFO规则，各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晶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灾害保险作为“绿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许多WTO成员国都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方式，转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2004年我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为36％。如果能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为对农业保险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则我国农业保险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篇6
关键词：魏晋北朝胡族农业化饮食交流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谢和耐曾在其名著《中国社会史》中言道：“正是地理环境促使形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并强加给它一些限制。在某种海拔高度之上和某些气候条件之外，小麦就要让位于大麦了，蒙古那辽阔的草原牧场更有利于大规模的饲养业而不是农业，需要大量灌溉的水稻种植业最理想的选择地是温带和热带那些能灌溉的平原。”[1]而事实也确如其所言，不同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大体而论，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或曰饮食方式，即牧区饮食与农区饮食。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一些改变，由于匈奴、鲜卑、氐、羯、羌等胡族的大量进入内地，导致中原腹地和黄河中上游的一些地区处于半牧半农的状态之中。胡族在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的长期接触交流中，渐渐放弃了传统的畜牧业而开始了农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胡汉民族饮食方式、饮食观念以及饮食风俗互相交流的过程。
一
中国农业与牧业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分界线，谭其骧先生认为：“（东汉末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2]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开始大量内迁，使自己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其传统就受到汉族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业生产对牧业的冲击。
自汉代开始的胡族内迁至西晋时已蔚为大观。西晋初期，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羯、羌、乌丸等民族已大量进入黄河流域。江统在《徒戎论》中分析当时形势云：“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各郡有羌人；扶风、始平、京兆等郡有氐人[3]。西晋末年时，太行山区已遍布杂胡，“群胡数万，周匝四山”[4]；北魏初年“西北诸郡，尽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5]；北魏末期和东、西魏时，“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6]，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甚至专设下四夷馆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此可见胡族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是持续不断的，分布的地区亦越来越广，从甘肃、陕西、山西逐渐扩展至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遍布整个中国北方和西北方。
注释
[1]（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3]《晋书》卷56《江统传》。
[4]《晋书》卷62《刘琨传》。
[5]《通鉴》卷81“太康元年引郭钦上疏”。
[6]《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7]《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
[8]《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10]《晋书》卷105《石勒载记》。
[1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12]吉发习：《嘎仙洞调查补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无法否认，在和汉族的杂居中，胡族内部始终有一部分顽固地坚持着游牧生活，但到最后他们都走上了农耕的道路，并且不乏成绩斐然者，如羯族石氏、鲜卑拓跋氏、氐族苻氏等。今以当时的“五胡”为例对此加以探讨。
五胡中匈奴族是最早开始内迁的，西汉末期由于内乱，匈奴五千余落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开始迁徙，居于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汉朝政府“岁给丝绢钱谷……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7]。可见，从这个时候起，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已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与汉族编户农民相同，那么这个时期肯定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并且享受到不输贡赋的特殊待遇。汉末魏初，和汉族杂居的匈奴人越来越多，主要分布在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由于长期和汉人杂居，其族人的汉化程度越来越高，如刘渊、刘聪等人皆饱读儒家诗书，后建立政权，国号为汉，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与汉人几无差别，其鼓励农业生产必然无疑。只是内部纷争加上兵戈不息，致使国祚不长，其统治区域几无宁日，农业生产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再看关陇南缘的氐族。我们无法从史书的零散记载对氐族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加以确切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氐族全面而大规模的从事农业生产当是在进据关中，并建立了前秦政权以后。当时氐族统治者的汉族文化素养很深，加上王猛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参政，其政权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劝课农桑的政令屡见于史书，如苻坚“亲耕藉国，其妻苟氏亲蚕于近效”[8]，并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特点下令推广汉代的区种法，还征发富室的奴隶“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在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前秦出现了“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的安定繁荣局面[9]，可见在东晋时期农业生产已完全占据了主要地位，麦、粟、稷成为氐人维持生活的最重要的物资。
羯族在东汉时期已开始随匈奴内迁，汉晋时期的羯人虽还保持有一定的游牧经济，但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羯族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之前，所需军粮除一部分自给以外，其它皆掠夺而来，如《晋书·孝愍帝纪》说公元317年夏北方大旱，随之蝗虫泛滥，“时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在他攻打襄国时“分遣诸将收掠野谷”。这或多或少有战争不断，居无定处的因素在。即待石勒建立赵，政局稍稳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农业化，他令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他人一起“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平常赏赐也多以谷帛为主，如在巡幸冀州诸郡时，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10]石勒的后继者也继承了他发展农业的政策，如石虎就对“田畴不辟，桑业不修”的地方官员严加贬抑。在上下的一齐努力下，羯族石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国仓丰盈，石虎就曾经“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11]。农业生产的发达可见一斑。
在内迁的几个民族中，鲜卑族应该是农业化最彻底的民族。在他们还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时，畜牧和狩猎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考古工作者在嘎仙洞收集了许多陶片、石器、骨器和角牙器等，其中狩猎工具占多数，并有大量的野猪、野鹿、野羊等动物骨骼，这表明这个时期狩猎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在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在其酋长力微的带领下游居于鄂尔多斯草原，其以畜牧为生是可想而知的，及至四世纪初建立代国之时，其统治区内有大量汉人的存在，故这个时期可能就是粮食初步进入鲜卑生活的时期，如《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曾言：
（利鹿孤）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
此处虽指的是鲜卑秃发氏的情况，但据此可推知拓跋氏亦大抵如此，自己本部族人仍以畜牧为业，而以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以补充国用，主要是用于饲养牲畜，人的食用粮食是少量的，只到四世纪中期即拓跋什翼犍时期情况还是如此，如他曾经想要修筑宫室，其母平文皇后曰：“国之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卒难迁动。”[13]这即表明这个时期他们尤习于迁徙之俗，农业生产自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
粮食真正进入鲜卑拓跋氏的生活是在建立北魏以后，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14]，其氏族成员开始转化为编户农民，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有所提高。另《魏书·食货志》记载：
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较收入，以为殿最。
这条材料表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部落成员很多都已经成为封建性质的农民，劝课农桑也成为北魏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长久以来的畜牧传统并不能轻易地改变，农业取代畜牧而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粮食取代肉类成为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食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北魏统治者对农业十分重视，在入主中原以后不断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15]，各给耕牛，计口授田，但事实上从事这些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亦兵亦农的部落成员和新民[16]，鲜卑本族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还不普遍。在前中期他们真正重视的还是畜牧和狩猎经济，国家建有四个大型的牧场和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苑囿，这些牧场和苑囿不仅仅水草鲜美、适宜放牧的漠南、河西有，而且连黄河以北的许多老农业区亦变成牧场，孝文帝命令宇文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17]，当时上谷（河北怀来县境）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18]。除此以外，当时的个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如尔朱荣在秀容（今山西原平）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19]，私家有马千匹者为数亦多，这也使相当数量的农田化为牧场。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鲜卑人的心目中农业次于畜牧，粮食次于牛羊肉，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北魏初入中原，正是兵革并起的时代，不停的战争客观上需要大量的战马以拟军警之备；第二，长期的战乱导致农业人口的锐减和农田的荒芜，史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20]，“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21]，这客观上给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生存的资源。第三，饮食习俗是一种非常顽固的民俗现象，它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胡族对充满鲜膻气的牛羊肉有着执着的喜爱，在前中期，北魏和汉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的融合还未达到使胡族完全接受五谷杂粮的生活方式的程度，例如：
（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
而茶被称为“酪奴”，朝贵相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22]。
这一“怪”字和“耻”字便反映出当时胡汉两族在饮食方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故而，对于能够提供他们所需之食物的畜牧业便十分重视了。
但是，农耕与畜牧在食物能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初步估算，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唐代可供养62.5人，同样面积的草场却只能供养6人[23]，如此悬殊的能量差距促使北魏在面对人口逐步增多、胡汉融合程度渐深、军粮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农业，如吕思勉曾说：“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24]，而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农耕是最后一着生计策略，而只有当狩猎采集民族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之时，他们才会从事农耕”[25]。故而牧场开始废弃，苑囿大量被罢，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延昌二年又“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26]，这是政府从根本上的改变。《魏书·和跋传》记载平原太守和跋死时嘱其弟说：“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27]这表明一般鲜卑贵族也和汉人一样，开始广畜田宅，以田地作为资生之业，粮食自然也就成为一般家庭的资生之物了。
另外，我们从北魏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也可看出农耕在整个北魏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量。从该书的内容结构看，农业放在种植、畜牧之前，这表明农业的地位最为重要；其次，从卷六的标题次序看，牛在马、驴、骡、养、猪、鸡、鹅、鸭、鱼之前，也体现了农耕是重点；最后，如果把畜牧和种植合起来看，种植业的比重远远超过了畜牧业，二者的比例约为79.09：20.98[28]，显而易见，农业已完全占据了绝对的主要地位，自然毋须置疑粮食在鲜卑人饮食生活中的地位了。
其它北方、西北方、东北的民族如吐谷浑、高昌、龟兹国等在这个时期也或多或少地从事着农业生产，如《北史》卷九十七记载：
（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引水溉田。
（焉耆）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
（疏勒）土多稻、粟、麻、麦。
同书卷九十六记载吐谷浑“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龟兹国“人以田种畜牧为业”[29]。另《三国志》卷三十言乌桓族“耕种常用布谷为候”，《魏书》卷一百亦载勿吉族“有粟及麦”，室韦族“颇有粟、麦及穄”。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断言在高昌、焉耆、疏勒、乌桓等少数民族区域内农业已经占有一定的比例，至于究竟有多大的份量尚无法断言，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民族都已经开始了农业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二
胡族农业生产中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是黍、粟、麦、稻，换言之，小米、面和大米开始成为胡人饮食生活的重点。黍在中古文献中一般称之为“穄”，今西北地区称为黍子、糜子，籽脱壳后称“黄米”。它的特性是耐干旱，对杂草的竞争能力强，故常常作为开荒的先锋作物。先秦时黍与稷并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到两汉时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造成了经济的凋弊和土地的荒芜，这使得黍的先锋价值再次凸显，当农民拿起锄头走向杂草丛生的土地时，种黍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如《齐民要术》卷一《耕田》记载：“耕荒毕……漫掷黍穄，劳亦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卷二《黍穄》记载：“凡黍、穄田，新开荒为上”。如此广泛的种植使得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回升，品种也较以前大为增加，《齐民要术》中记载有包括《广志》在内同时代近20个黍的品种。黍在此时大致有三个用途：一是做饭和粢饵、煮肉羹的配料，如《齐民要术》中所言黍臛；二是用于食品酿造（助发酵），如饴糖；三是用于酿酒，前秦赵整《酒德之歌》云：“获黍西秦，采麦东齐，春封夏发，鼻纳心迷”[30]，《齐民要术》中记载了14种以黍米为原料的酿酒法，如作春酒法、河东颐白酒法、黍米酎法等等。
黍在新开荒时占据主要地位，但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粟就取代了黍而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齐民要术》卷一《种谷》言：
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也，非指谓粟也。然今人专以稷为谷，望俗名之耳。
以稷代指五谷本身也就说明了粟在当时农作物中的主导地位[31]。粟的品种繁多，《广志》原载有11个品种，《齐民要术》中的记载又新增加了86个，并列有11种以粟为原料的酿酒法，这反映出粟的生产在当时十分发达。当时少数民族占据的黄河流域粟的种植十分普遍，《魏书》卷五十《慕容白曜传》记载北魏献文帝派他攻克肥城，获粟30万斛；攻破垣城，得粟10余万斛；攻占青州东阳，获仓粟85万斛。《晋书·刘聪载记》也曾记载慕容白曜攻郭默与怀城，“收其米粟80万斛，列三屯以守之”。统治阶级的赏赐和赈济也以粟为主，史书的记载不胜枚举：
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32]
（韦）朏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33]
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后，粟类作物更是大面积种植，租庸调制规定：一夫一妇交租粟二石，以粟作为纳税的标准，充分体现了粟在整个农作物中的地位。而这一点我们亦可从《齐民要术》的谋篇布局中看出来：粟排在其它作物之前，其次是黍，再次是粱秫，最后是大豆、小豆和其它作物，显然粟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麦是当时北方广泛种植的另一种粮食作物，许多少数民族很早就已开始种植麦，如《魏书》卷一百记载勿吉族“有粟及麦”，室韦族“颇有粟、麦及穄”。《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张既传》言张既大散关追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讨伐前秦，想“待麦熟，取以为军资”，苻坚却抢先一步。《魏书·释老志》载拓跋焘至长安，“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周书·刘璠传》说同和郡太守刘璠廉洁，“秋毫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终不改”。从上述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勿吉族、室韦族、氐族、鲜卑族、羌族都已经开始种植麦。
由于气候和地形条件的差异，水稻的种植一般在秦岭——淮河以南、川西山地以东的广大地区，所谓南方“饭稻羹鱼”。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水稻也有少量种植，左思《魏都赋》云：“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澎稉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34]，说明曹魏时邺城附近除种植稷黍外也有水稻的种植。北魏水稻的种植情况我们从当时中原士族杨元慎和南朝陈庆之的对话中略知：
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35]
杨元慎以稻粱来指代日常食用之物，至少表明北魏有稻粱的生产。但北方由于战乱的影响，农田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水稻的种植总体而言并不很普遍，只是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种植，“水种秔稻，陆艺桑麻”[36]即是此情景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稻品种体系已经颇具规模，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几十个，北方气温较低，耐低温的粳稻是北方农民当时的最佳选择，所以《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粳稻的品种就有13个，如黄瓮稻、黄陆稻、飞蜻稻、赤甲稻等等。
三
胡族的内迁使得族人远离了草原与大漠，当他们拿起锄头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这一行为将使自己的饮食生活发生多大的改变。由于农耕所提供的饮食原料远不同于昔日，所以他们的生活渐渐丰富起来，餐桌上不仅有自己熟悉的牛羊肉（当然，这得视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而论），还有五谷杂粮、蔬菜瓜果；不仅有奶酷与奶酒，还有汉族人以黍、粟、麦、稻等酿造的各种醇郁的美酒。自然，汉族人在这种杂居中也获益非浅，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就是在这种交流中逐渐走向了博大精深。
胡汉的杂居使得双方的饮食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从饮食原料上来看。胡族的农耕化使得五谷杂粮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生活的主要部分，日常饮食生活基本和汉族人一样，如《十六国春秋》记载羯族石鉴“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邺中记》言羯族在过寒食节时“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不仅如此，胡族的上层人物中不乏美食专家，如氐族苻朗，“善识味，咸酢及肉，皆别所由。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既进，朗曰：‘此鸡栖恒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毫厘之差。时人咸以为知味。”[37]做为少数民族人，苻朗不仅对北方汉族的饮食而且连南方饮食也是如此熟悉，甚至远远超出了一般汉族人，如果不是长久浸润于此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这里也可看出，至少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日常饮食生活已基本和汉族一致了。而就汉族来看，战乱、荒芜的土地、胡族人的影响也使得畜牧业在汉族生活区有所发展，牛羊肉的总体数量有很大增加，这使得一般家庭的肉类食物比重明显高于汉代。[38]
其二，从酿酒的原料来看。胡族以前由于生活区内不产粮食，日常所饮之酒以果酒和奶酒为主，但农耕化以后，不仅仅喝汉人酿造的酒，自己也采用汉族传统的酿造工艺，以米、麦、粟为原料进行酿酒，《齐民要术》中记载了15种以糯米、粳米等为原料的酿酒法，如酿白醪法、冬米酒法、九酝法等；有14种以黍米为原料的，作春酒法、河东颐白酒法、黍米酎法等；11种以粟为原料的，如造粟米酒法、作粟米炉酒法等。而酒麴，书中记载有九种，其中八种是小麦麴，一种是粟麴。当时不仅酒的品种多，酒的消费市场也很大，如洛阳，“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其中不乏酿酒大师，如刘白堕，他的“鹤觞酒”“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踰于千里”[39]，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其三，从加工方法上来看。这时期加工牛羊肉时往往喜欢加米和面，从表1（据《齐民要术》卷八和卷九的记载列）可以看出，这十二种菜肴皆少不了米和面这二样东西。我们知道，在汉族传统的鮓法和菹法中米（糁、米饭）这一配料是必须的，这是为了便于发酵，但在上述羊蹄臛等方法中显然并不是为了发酵，而是为了“口调其味”，以此来冲淡牛羊和野味的鲜膻气。另外，有些菜肴如酸羹法加糖、兔臛法加酒进行调制很可能也是为了此目的。胡族人对鲜膻气情有独钟，在未和汉族杂居以前不可能以此种配料来损却其味，故只能是在适应农耕生活以后才有可能采取这种作法，或者也可以说是汉族吸收了胡族的烹饪方法而加以改进的产物。
表1
类别——|菜肴及烹饪法|用料
羊肉类
————|羊蹄臛法|羊蹄、羊肉、葱、豉汁、米、生姜、橘皮
————|酸羹法|羊肠、饧、瓠叶、葱头、小蒜、面、豉汁、姜、橘皮
————|羊节解法|羊，米、葱、肥鸭、羊、猪肉、蜜
————|羊盘肠雌解法|羊血、羊脂肪、姜、橘皮、椒末、豆酱清、豉汁、面、米、羊大肠、白酒、苦酒、酱
————|肺法|羊肺，羊肉、粳米、姜
野味类
————|兔臛法|兔、酒、木兰、葱、米、盐、豉、苦酒
————|蒸熊法|仔熊、豉汁、糯米、葱白、姜末、橘皮、盐
————|蒸羊法|仔熊、豉汁、糯米、葱白、姜末、橘皮、盐
————|蒸肫法|仔熊、豉汁、糯米、葱白、姜末、橘皮、盐
————|熊蒸|熊、豉汁、糯米、薤白、橘皮、胡芹、小蒜、盐、葱、姜
————|蒸鹅法|仔熊、豉汁、糯米、葱白、姜末、橘皮、盐
————|蒸鸭法|仔熊、豉汁、糯米、葱白、姜末、橘皮、盐
同时，在《齐民要术》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汉族传统的羹臛法也有一些改变，如表2所示（仅列荤配料）：
表2
序号|菜肴及烹饪法|主料|配料|
1|芋子酸臛法|芋子|猪羊肉、|
2|鸭臛法|鸭|羊肉|
3|鳖臛法|鳖|羊肉|
4|瓠叶羹法|瓠叶|羊肉|
5|椠淡|鹅鸭肉|羊肉|
6|鱼鮓法|鱼|猪牛羊肉|
7|菹肖法|菹菜|猪羊肉、鹿肥肉|
8|缹瓜瓠法|冬瓜等|猪肉或肥羊肉|
9|缹菌法|蘑菇|肥羊肉或鸡肉等|
10|苦笋紫菜菹法|苦笋、紫菜|乳|
以牛羊肉、乳为配料来烹制鸡鸭鹅以及各类蔬菜，这显然也是胡汉饮食交融的产物。
篇7
2000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了《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下简称IAS41），已于2003年生效。IAS41的得到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好评和积极响应。借鉴IAS41，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与农业活动相关的生物资产和农产品以及农业企业社会性收支的会计核算办法近日即将由财政部正式。但是，对于同样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土地（已列为固定资产）、滩涂等稀缺自然资源的会计处理，由于不适用于办法所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对其作出规范。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是农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2001]8号）强调指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农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12月制定的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虽然将农业企业使用的土地明确为固定资产，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其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均未能作出规定，因而只能在账外造册登记，即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自然资源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未能将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化并真正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阶段。显然，时至今日，现行农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处理，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即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专业核算办法之后，借鉴国内外资源资产理论研究成果，按照我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尽快制定《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资源性资产（探讨）》（以下简称探讨办法），采取资产化方式来经营和管理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从实物管理过渡到价值管理；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作出规范，从会计核算制度的层面上防止土地等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就显得十分迫切。可以说，这也是首先在农口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但是，探讨办法的制定，既涉及资源资产理论和会计技术问题，也涉及相关的法规问题，尤其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正在拟议修改中，所以，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使之切合我国各地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二、资源性资产的定义
要制定好一项会计核算办法，首先要对办法所依赖的基础性概念作出科学、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并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给以界定。探讨办法应该遵循《企业会计制度》和生物资产办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作出补充界定的只是“资源性资产”这一概念。在探讨办法中我们拟将“资源性资产”定义为：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具有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
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拟定的定义与生物资产办法中的生物资产定义作一比较。该办法将“生物资产”定义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活的动物或植物。”而“资源性资产”，则是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这样下定义，与“生物资产”概念一样，首先，抓住了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物征，是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比如，大自然恩赐的土地须经过开垦才能成为农用地。其次，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将其限定在农业活动范围内，即既将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明显非农业活动适用的资源性资产排除在外；也将不须对其进行生物转化管理（指人为提供营养、湿度、温度和光照等条件，促成或加强转化的发生）的天然生物及其衍生自然物，即虽属于自然生成物但不属于农业活动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区内的森林、林内动植物以及森林环境等）排除在外，同时，也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办法”的制定留下了空间。再次，自然生成物属于有形资产，这样定义也就把通过国家出让、补地价方式取得或通过市场交易取得以及接受投资者投入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排除在资源性资产之外。
再看这一定义对“自然生成物”的两个限制性定语，首先是“具有稀缺性”，稀缺性是资源成为资产的必要条件，比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太阳能等资源，显然不能成为资产；而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就可能转化为资产。其次，“不可移动性”将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同属自然生成物的水资源资产也排除在外，因为水资源具有流动性。
总之，我们设想这样定义，既能揭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特征，又将其限定在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业资源资产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一定义是否与《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交叉甚至重复的情况呢？不错，《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都涉及到土地，但上述制度和准则都仅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表述中提到了土地，并规定：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计提折旧。《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在固定资产的分类中也提到土地，并指出：土地，主要是指已经估价单独入账的土地。因征地而支付的补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可见，《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所提到的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一般指已估价入账的建设用地或拟改变土地用途的农用地；而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是指按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仅造册登记而未入账且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即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资源资产，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中，与《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并不存在交叉或重复的情况。
按照拟定的资源性资产的定义，资源性资产一般包括农用地、水库、水渠、已开发用于养殖的滩涂等；至于湿地，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应强调其生态价值与环境价值，不宜将其开发列为其他农业资源性资产。对于国有农场目前账外的防护林等人工林资产，有的同志主张也应作为资源性资产入账，但考虑到因其非属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而符合生物资产的定义，故应适用于生物资产办法。此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有关规定，涉农企业向国有农场或农民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农用地也不能列入资源性资产。至于农业企业建设的机井、水泥晒场、养殖池、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等，因其不符合资源性资产的定义，可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或社会性收支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应该强调的是，列入资源性资产的土地必须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完成了土地确权与登记、发证工作的农用地。
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
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拟分别从确认、初始计量、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会计科目等方面予以表述。
1.资源性资产的确认
资源性资产应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因过去事项而由企业所控制；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入账价格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的第一个条件，之所以不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而仅提“由企业控制”，是因为企业拥有，一般是指企业拥有该项资源的所有权，但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资源产权采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二元结构的公有资源产权制度。如《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农业企业，如国有农场，对土地的实际控制，体现在依法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据以获取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指出：在确定资产的存在时，所有权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企业控制了得自不动产的利益，则该项不动产就是一项资产。再者，“控制”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广，在这里，可以涵盖了“拥有”，因此，《框架》在阐述资产的定义时，也是仅提“由企业控制的”。同时，明确必须“由企业控制”，对于自然资源来说，强调对其产生利益的控制，也是资源转化为资产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源如果没有特定主体控制，比如太阳能、空气，是无人控制的共享品，显然，这样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源性资产。
资源性资产确认的第二个条件，是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确认共性的条件，不需赘述。至于第三个条件，由于国有农业企业使用的农用地，通常都是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因而其入账价格如何可靠地计量，既是资源转化为资源性资产必须解决的难题，也是探讨办法会计处理的难点，以下将在初始计量部分进行探讨。
2.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
作为自然生成物的资源性资产的计量，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的计量不同，由于其稀缺性、非交易性，其计量有一套特殊的方法体系，理论界往往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剩余法等基本方法对其价值评估，或构建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其价值计量；此外，对于单纯性资源，如土地资源的价格，理论上还可以采用马克思的地租资本化价格法，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但是，上述理论评估、计量方法，大部分还只局限于学术交流阶段，认知程度较低，距离可实用性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也正是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困难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既要考虑资源性资产的特点，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相关的法规。如对于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法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交易，因而土地使用权存在市场价格；而法律规定不准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因而土地不存在市场价格。那么，应如何确定农业企业通过行政划拨取得农用地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呢？由于土地资源资产入账后将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资产列示，因此，在确定土地资源资产的入账价格时，就应该考虑到因国家建设（如国家修建高速公路）的需要，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经批准可能会被“征用”（即指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于国有农场历史上场队合并或以场带社并进来或带进来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则是指土地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此时须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而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在利润表中确认为收益或费用。显然，土地资源资产的初始计量不可能按照土地中介服务机构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入账，也不能采用上述理论界对资源资产评估或计量的结果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但是，我们注意到，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被征用时，可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经批准使用国有农、林、牧、渔场的土地，……应当根据原使用单位的投入情况，按不高于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同类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给以适当补偿。依照上述法规，我们设想，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可以参照《土地管理法》和各省、市（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关于征用农业企业土地时应给以补偿的标准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土地资源资产，采用征地时的土地补偿费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既具有可实用性、可操作性，又具有充分的法规依据；而且，在理论界，这也是得到认同的。
至于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性资产，可按其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如水库建设的支出，滩涂开发修建挡潮闸等支出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成本；其所占用的农田水利用地和养殖水面另按土地资源资产确认和计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以外其他资源资产自然生成物部分的价值。为了与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1993年以前建设的水库、水渠，因其实际成本难以可靠地计量，宜仍按现行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3.资源性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因对低产田改造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使其单位面积产量有实质性提高，或者因水库的扩建增大库容而改善了农业的水利条件、增加了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则应将这些后续支出资本化，增加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此外的任何后续支出都应该费用化，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这里之所以未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IAS16改进后对初始成本和后续支出运用单一确认原则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遵循固定资产准则的相关提法，同时这样规定也更适应资源性资产后续支出的特点。
4.资源性资产的折旧
理论界对资源性资产的价值及其服务功能的补偿称为折补。“所谓资源性折补是指为了维持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而进行的价值、技术等方式的补偿”（姜文来等，2003）。对于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从其特性来看，虽然具有质量的可变性，但从其可永续利用的自然属性看，通常具有无限的使用期，且只要利用得当，可以使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从有关法律规定看，国有农业企业的农用地，其使用也不存在期限。因此，土地资源资产可不计提折旧。
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由于其初始计量的入账价值是按其建设过程的实际成本，因此应当对其计提折旧，折旧方法可采用固定资产准则所允许的年限平均法等折旧方法。
5.资源性资产的处置
资源性资产转让、报废、毁损，或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时，应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收入，包括企业获取的征地补偿费等补偿收入（在补偿成为应收款项的期间）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作为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与划出土地资源资产对应的土地资源资本转入其他资本公积。
后续支出已资本化的农用地在被征用时，其资本化价值应体现在据以计算该幅农用地征用补偿费平均年产值的相应增加值上。
6.资源性资产是否计提减值准备问题
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以及我国法律关于“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不准买卖土地等有关规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其他资源性资产，由于其可收回金额在现阶段难以可靠地计量，也拟不计提减值准备。
7.资源性资产核算的会计科目及账务处理
为了规范资源性资产的会计核算，拟增设“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旧”“资源性资本”三个一级科目，分别核算各类资源性资产的原价、折旧和土地资源资产的资本来源。同时，在“资源性资产”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三个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的原价；在“资源性资本”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本”二级科目，专项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入账价值形成的国家权益，以明晰土地资源资产的国有产权。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入账时借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贷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处置时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同时借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其资本来源仍然在原有的所有者权益科目核算。
四、资源性资产的列报和披露
农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和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和披露下列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信息。
篇8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篇9
（一）美国
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办农业保险，并以农作物保险为主要组成部分，由此习惯上称其农业保险为“农作物保险”。经过近70年若干次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美国农作物保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作物保险向现代风险管理制度的历史性演变，其保险密度已高达70%左右。归纳其成功经验主要有4个方面：
1.建立与时俱进的法律保障体系美国现行的农作物保险是由参议院提议后，经过14年的论证于1938年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确立的。该法规定了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展办法和经办机构等内容，为联邦政府在1939年全面实施农作物保险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此后美国政府又根据时宜的变迁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与完善。
2.逐步构建网络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依据1980年修订的《农作物保险法》，私人保险公司既可以参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的农作物保险和再保险并独立承担风险损失责任，也可以只做享受FCIC佣金的人而不承担风险责任。此后，在联邦政府财政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激励下许多私人保险公司积极承保农作物保险，时至2001年FCIC就基本不再做原保险业务，而只代替政府行使政府职能专注经营再保险。由此形成了农户向私人保险公司投保、并获得政府的保费补贴，私人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从政府获得各种费用补贴与优惠政策，而且又可向FCIC或私人再保险公司进行分保以分散风险，再保险公司又可从政府获取费用补贴及税收与金融等优惠条件的网络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3.开设“模糊”的农业保险产品根据保险的宗旨，保险只承保纯粹性风险（如自然灾害风险）而不承保投机性风险（如市场风险）。但美国在《1996年农场法》中就推出了既承保农作物产量风险又承保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收入保险，如团体收益保险、作物收益保险、农场总收入保险、收益保证保险和收入保护保险，等等。这些保险产品的推出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并促进了美国农作物保险的快速发展。至2002年承保面积已达到1.16亿hm2，占可保面积的81.3%.
4.强有力的政府扶持美国政府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是建立农村经济“安全网”，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正基于此，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非常大，而且手段也更直接更有效。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保费补贴只针对农作物保险业务而不针对保险机构。无论是FCIC还是私营保险公司，只要经营农作物保险就享受政府保费补贴。第二，农作物保险公司可以获得业务费用补贴。政府不仅向FCIC提供各种业务费用，而且还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第三，通过再保险分散保险公司的风险。为了降低保险公司经营农作物保险的风险责任，提高其保障能力，联邦政府通过FCIC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
（二）日本
1.建立多重风险分散与安全保障机制日本农业保险组织由基层向高层分为3级：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联合会和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即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农业共济组合是设置在市、镇或村一级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保险相互会社，其作为最基层组织直接向本地区所有成员承保，然后再向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进行部分分保，以减小风险责任。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又向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超额赔款再保险，以降低其非常损失所致高额赔偿责任。1952年农业共济联合会与政府共同出资筹建了农业共济基金，用于农业共济联合会的补偿基金不足以支付赔款时向其提供贷款。由此构筑了多重风险分散与安全保障机制：首先是通过原保险与两次再保险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的3个不同主体（投保人、承保人与政府）间进行3次分散；其次是通过农业共济基金又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实现长期收支平衡提供了一个“稳定器”，进一步增强了农业保险抗风险的能力。
2.采取与政府调控目标相一致的实施方式及激励措施日本农业保险的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其强制保险有2种情况：一种是对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计民生及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农产品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如水稻、小麦、牛、马、猪、蚕等；另一种是当农户所种植的可保农作物面积超过法定最低限（目前为0.3hm2）时就会自动成为该地区农业共济组合成员，即成为被保险人。自愿保险主要是对具有一定保险需求的农产品生产如水果、花卉等以及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
3.农业保险立法先行并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酝酿农业保险，经过充分调研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立法。1929年颁布了《牲畜保险法》、1938年颁布了《农业保险法》，而在1939年4月才正式举办农业保险。在其后又对这两部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与完善，尤其是1947年日本政府根据当时所需将这两部法律修改合并为《农业灾害补偿法》，为实施强制保险和确认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政府扶持下的民间非赢利团体经营模式。时至今日日本农业保险法制已十分健全，从微观的强制与自愿保险范围的设定、费率确定和赔款计算方法等，到宏观的组织结构、政府职责与再保险等都有具体规定。
（三）法国
法国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农业保险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法国经营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如通过国家立法保护农业保险、政府为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向农民提供很大比例（50%-80%）的保费补贴、向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等等。然而作者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成功经验则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联办的国家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广义农业保险。1986年法国成立了以政府控股为主体、社会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下设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非农业财产保险公司、农民寿险公司和农业再保险公司4个保险公司。其中，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承保全国农民的所有财产、疾病和意外伤害中断间的损失；非农业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农村的屠宰商、面包商、手工业商、小商业者的财产、疾病和意外伤害保险；农民寿险公司承保农民和非农民的人寿保险和死亡保险业务；农业再保险公司负责对内对外的分保业务。由此可见，该集团是将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由狭义农业保险扩大为广义农业保险并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统一进行承保经营。经过近2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经营方式不但实现了“以险养险”，而且增强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该集团净资产已达45亿欧元，保费收入122亿欧元。
（四）印度
印度与中国均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相近的国情，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低等，所以印度举办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财政支持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动力印度于1961年就开始对其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等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农业保险试验，但由于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试点没取得任何进展。直到1972年政府通过建立全国性保险机构直接组织和经营，并实行保险责任由中央政府与邦政府两级按比例分摊、经营管理费用全由国家负责之后，农业保险才得以迅速发展。
2.推行与国情相适宜的实施方式与承保范围印度农业保险的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这里所说的有条件的强制保险是指进行生产性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由于开展农业保险市场环境不够成熟和政府的财力有限，印度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只限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等和养殖业的主要牲畜如牛、马等。这样既可减少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概率又可集中国家财力保证农业稳定发展。
二、对构建中国农业保险模式的启示
（一）明确中国农业保险的目标
尽管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中国目前还没能力将农业保险的目标定位为福利政策，但至少应使其发挥保险最基本的分散风险与经济补偿功能。也即是使农业风险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以分散，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能力，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尽快立法以保障和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具体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各级政府的作用与职能、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保险依法实施，才能使保险机构依法经营，才能使农民权益依法得到保障。
（三）因地制宜探索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
通过对上述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经历与模式变迁的研究分析，针对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特征，结合中国国情，从整体上说目前最适合中国的组织形式有2种：
1.农业相互保险由于相互保险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组织起来而成立的法人组织，即保险人本身也是投保人，所以投保人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关系有助于形成相互监督机制。
2.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签订协议代办农业保险根据中国目前农业保险业的现状，可以借助于商业保险公司的“躯壳”，发挥农业保险的政策，推进农业保险健康快速成长。在财政、市场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组建国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或其他形式。
（四）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
中国可以借鉴法国的成功经验，打破农业保险公司仅开办狭义农业保险的现状，允许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以某些优惠条件经营广义农业保险，不仅能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与稳定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的能力，而且还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适宜的农业保险产品
在对美国农业保险产品的分析时，曾指出其推出了超越保险宗旨的系列收入保险，但这些保险产品却已得到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的认可，这无疑又为农业生产增添了一道防护墙。尽管中国政府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农民提供市场风险保障，但可以在财政能力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行试验，为中国农业保险长期目标服务。
（六）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体系与巨灾风险基金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且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一旦农业巨灾损失发生，单独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就很难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中国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府独资的再保险公司，或建立政府与保险公司相结合的优惠型农业再保险，并多方合作积极积累巨灾风险基金。
篇10
1“湿地农业”的提出
“湿地农业”的概念是在“湿地”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水（包括地下水、地表水）是湿地的基本特征。国际上提出湿地的概念，主要是鉴于该类自然资源对调节自然环境和保护生物物种的绝对重要性，即所谓“大地之肾”的特点提出来的，其核心是要加强对湿地的保护[6～7]。但对我国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来讲，近600年来，已有大片的湿地被开垦成了以水稻田为主的人工湿地，该湿地的主要功能已转变成农业经营的基础条件、生产农产品的功能上来。在该地区农业经营中，除要保护好依然存在的部分自然湿地、发挥湿地的生物和生态功能外，农业的经营本身还或多或少受到本区湿地特征的影响，如何根据其特点进行农业经营、处理好湿地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湿地农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很早以前，我国劳动人民针对南方多雨的特点，在有效排水和农业利用上就创造了一套成功的方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著名的“桑基鱼塘”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则有所谓“圩田”利用方式。而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则是以湖垸形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而且这部分地区在我国农产品生产上的地位十分突出。相对于我国北方干旱地区的干旱农业而言，我国南方湿地季风气候条件下湖泊湿地地区的湿地农业，还面临着一系列特有的问题与挑战。开展湿地农业研究意义十分重大[8～13]。
2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特点
在低湿地上之所以短期内发展了出色的农业，固然与人口压力密切相关，但也与其具有独特的优点息息相关。江汉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热水资源丰富，雨热同季，宜于农作；交通发达，综合经济实力雄厚，湖北省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大都位于江汉平原地区之内。但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期间，江汉湖泊数量和面积急剧减少，耕地面积骤增，生态环境日益脆弱化。农业灾害，包括洪、涝、渍、干旱、病虫、冷热等日益严重，农业耕作和生活的设施水平与条件十分恶劣，农业的结构单一，劳动生产力与土地生产力徘徊不前，农业资源浪费严重，比较效益低下。形成了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基本背景[10，12]。江汉平原的湿地农业还具有一些具体特点。
2.1垸田特征
江汉平原湿地垦殖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垸田的产生。所谓垸田，就是人为地由湖边向湖心通过建立堤坝、排干湖水，建立相应的水利设施，即所谓“围湖造田”形成的农田。最后在地貌上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个由人工开挖形成的水系相对独立的垸落。从大的方面来看，垸田由于开垦历史不同，所属各异，因而垸落与垸落之间形成各种人为的隔离和阻碍，道路和水系混乱，不利于农田作业以及灌溉、排水与行洪。每逢5～10年一遇的大雨，往往形成大面积内渍[1，14]。
垸田的另一特征是土壤长期接纳河流冲积物和湖渍物，因而表现为土体深厚、有机物丰富、土壤潜在肥力高但有效肥力低。由于其土地平整与水利设施大都不充分，因而排水不良。春季土壤升温慢，形成所谓“冷渍田”。此外，还有一部分低湖田表现为土壤粘粒成分含量高、土壤结构不良。从土壤营养上来看，该地区土壤严重缺磷和缺锌[4，15]。
2.2地貌和生态上的分异特征
江汉平原的农田多由湖泊开垦形成，在地貌和生态上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王克林等在对洞庭湖湿地进行探讨时指出了洞庭湖区具有碟形盆地圈带状立体景观结构的特点。并将该湿地归纳成3个圈次，即1）内环敞水带；2）中环季节性淹没带；3）外环渍水性淹没带[2，8]。蔡述明等在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监利新兴垸进行的研究阐明了四湖地区“湖垸同体”，从湖边到湖心可分为9种农业利用地貌类型的规律[4]。我们通过对典型碟形洼地——高场示范区的剖析，观察到一个没有彻底完成垦殖过程的低湖地在多个土壤特征上（地下水位、土壤剖面结构、土壤机械构成、土壤营养、土壤温度和综合土地质量）存在明显的梯级递变，因而其适宜的农业利用价值也是不同的。
2.3灾害加剧与生态脆弱化特征
由于本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近几十年来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程度日益加剧。主要灾害有洪灾、涝渍、干旱和病虫灾害等[16～18]。叶柏年等在分析湖北省旱涝发生情况时，论述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日益加重，如1980、1982、1983、1991、1993、1995、1996、1998年均为特大洪涝年，每年因洪涝使农田成灾面积均超过66.7万hm的标准，平均两年就遇一次，其中1991年农作物受灾174.97万hm，农业损失55亿元。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旱灾面积增加1.28倍，涝渍面积增加1.67倍。
王学雷等对江汉平原的生态脆弱性进行过专题论述[19]。除上述以洪涝为主体形成的各种自然灾害外，江汉平原还面临严重的生态脆弱化问题。包括，1）耕地面积日减，人口骤增，土地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2）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物理结构劣化，生产性能下降；3）生物多样性下降，时有暴发性或毁灭性病虫害发生；4）水体面积减小，湖水水质下降，渔农矛盾日渐突出；5）农业内部结构单一，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农业经济再生产难以完成；6）农业设施老化，基本建设严重落后，农民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等等，应该说湿地地区的农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3湿地农业技术体系探讨
局部性、季节性水环境恶化是南方低湿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位于该地区的以湖泊为主体的自然湿地既是当地农业的重要环境，又在该地区整体的水资源调度和控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从整体上来认识南方低湿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力开展湿地农业技术研究（图1）。
附图
图1“湿地农业”构成图
3.1湿地农业关键技术的探讨
“九五”期间，我们对农业湿地中的主体——涝渍地合理开发利用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键技术包括：
（1）涝渍地农业小区综合整治开发规划与实施研究建立了两个分别代表典型“湖积地”和“冲积地”的涝渍地改良综合开发示范区，在示范区的综合整治与开发规划中提出了以“单元水系”为基本单位整治涝渍地的观点，将农田基本建设作为整治涝渍地的先决手段。规划中还引入了日本区域排水规划的数理模型与土地分析的“数量化理论Ⅰ”，实践证明上述两种方法对江汉平原湿地地区微地域特点的分析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研究还将高场示范区的开发模式总结为“农田整备+梯级开发”，岑河示范区的开发模式为“农田整备+优化模式”[22～24]。
（2）涝渍地排水改良技术
湿地农业中农田的排水是一项关键技术[25～27]。研究开发和引进了适合于湿地农业小区排水的数学模型以及农道、沟渠、土地平整的工程技术参数。深入探讨了农田涝渍相随的作用过程和主要作物棉花、大豆、油菜在关键生育期的排渍标准和涝渍排水综合控制指标[28]。
（3）涝渍地土壤肥力特征及改良技术
选择典型地域对近20年来大范围的江汉平原湿地农田土壤肥力动态演替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采用土壤系统分类法，对涝渍地的土壤类型进行了重新划分，找出了不同类型涝渍土壤的特征与利用方法。探讨了涝渍地土壤的分布与肥力演变规律。
（4）适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发现、引进与鉴定
对多种水生经济植物莲藕、芡实等的适宜特性进行了鉴定。发掘并开发了新鱼种——月鳢，继续扩大了对适宜于湿地的早熟西、甜瓜品种的筛选，选出适合于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黄宝石”、甜瓜“丰甜1号”。引进筛选出“两优培九”和“丰两优1号”等品种作为湿地高产优质水稻换代“组合”。
（5）主要作物抗涝渍的机理及抗渍高产栽培
重点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不同抗（耐）性品种间差别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一套本地区水稻的抗渍栽培技术体系。研究认为栽培上应重点抓好品种筛选和育苗技术两个环节[29]。
（6）涝渍地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重点对涝渍地上易发生的稻飞虱、稻螟和纹枯病、白叶枯病的发生特点进行跟踪调查，以有效排水和节水灌溉为出发点，探讨了病虫草害综合防除策略。
（7）涝渍地生态环境异化评价及生态恢复技术
湿地环境异化程度在日益加重，环境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类对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的利用。环境治理策略既要注重缓解环境压力，也要注意照顾当前经济发展，要做到二者的良性互动。
（8）涝渍地高效农业模式研究
湿地良好的土壤潜在肥力和充裕的光、温、水等自然资源为本地区农业的主体产品开发和农田多熟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自然条件[5，30～32]。以“麦—瓜—稻”模式为基础，面对新的农村形势，新创了4种高效农业模式。这4种模式是系统针对本地区爽水型高产水田、旱田、农牧肥结合以及保护地栽培方式分别形成的，在生产中已得到迅速推广。
3.2湿地农业综合开发典型模式探讨
湿地农业模式总体上可分成农田高效农业模式，农林间（混）作模式，水体养殖模式，种养加一体化模式和碟形地域梯级开发模式等5类。每一类有若干种形式的模式。主要模式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
（1）适宜于中小水面的分层混养模式；
（2）适宜于连片池塘的鱼、猪—禽复合混养模式；
（3）适宜于大中型水面的网箱养鱼与流水围栏精养模式；
（4）野生水生植物人工种植园模式；
（5）适宜于河滩湖滩季节性淹水带的耐渍经济植物模式；
（6）低湖田鱼—稻—藕共生模式；
（7）湖区生态公园观光农业模式；
（8）适宜于大面积低湖田的一季中稻模式；
（9）适宜于典型碟形洼地的梯级开发模式；
（10）适宜于高产爽水区的多种农田高效种植模式，包括：麦—瓜—豆—稻模式；油—瓜—稻模式；菜—甜瓜—杂交棉模式；大麦=玉米+绿豆—晚稻—畜禽模式。
优化模式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经济效益尤为显著[3，5，33～36]。
3.3湿地农业的若干技术难题
纵观江汉平原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湿地农业的技术研究多集中在点、区或者局部技术环节上，成绩很大但有所偏颇。今后应加强如下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
（1）关于湿地农作区国土综合整治，即生产、泄洪和湖区水面面积的合理比例及其规划建设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湖泊面积还在继续减少，减少的部分主要用来作渔业养殖用。与低湖农田的利用方式相比，渔业养殖兼顾了蓄水、生产和调节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功能，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因而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但江汉平原全域内土地面积如何在生产、泄洪和湖区水面之间分配出一个合理的比例，并通过具体地规划、布局（该布局还应该与相关的水利、农业设施相匹配），是今后湿地农业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应该学习日本“土地改良区”的做法，大范围统一规划，整体分区建设；通过立法，集中来自于国家、地方和农业经营者的有效投资；规划与建设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规范，做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保护的有机结合。
（2）关于拳头产业的选择与培育。要在减轻涝渍为害的同时，充分发挥湿地地区多水与土地肥沃的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建立相应的优质、名牌商品基地。而这一方面恰好是江汉平原湿地农业过去的薄弱环节。具体来讲，需水较多的水稻、油菜，水生动物（鱼、鸭、鹅等）养殖，水生经济植物产品是本地区农业发展的潜在优势，但一直以来未形成相应的产业和产品优势，今后应重点研究其从基地化生产到加工、包装和销售一体化的技术，形成湿地农业的特色。
（3）关于恢复优美环境与确保食物安全。江汉平原的地理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各种用水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多次循环使用，而且人畜饮水、农业灌溉用水与生活排水之间极易相互混杂。以水作媒介，农药、化肥及有机污染物容易得到迅速传播与分布，从而导致对环境的大面积污染，进而导致对农产品的污染。在江汉平原这个传统的农业集约区和国家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保证农村广大土地以及农产品免遭污染，改善农业从业者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将是今后湿地农业技术体系中的一个难点。
【参考文献】
[1]陈世俭，蔡述明，罗志强.生态工程在湖垸湿地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应用[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6（3）：253～258.
[2]王克林.洞庭湖区湿地生态功能退化与避洪、耐涝高效农业建设[J].热带地理，1999，19（2）：130～136.
[3]孟宪民，崔保山，邓伟，等.松嫩流域特大洪灾的醒示：湿地功能的再认识[J].自然资源学报，1999，14（1）：14～20.
[4]蔡述明，王学雷，黄进良，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区域开发与持续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5]黄jǐng＠①，雷海章，黄智敏.论我国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3）：34～36.
[6]吕宪国，黄锡畴.我国湿地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1998，18（4）：293～299.
[7]朱建国，姜文来，李应中.我国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出路[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0，（4）：50～53.
[8]王克林，刘新平.洞庭湖湿地抗逆型农业开发模式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1995，（3）：18～22.
[9]李晓青，程伟民，谢炳庚.江南丘陵稻田湿地景观生态系统功能与效益研究——以攸县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1995，6（supp.）：112～118.
[10]金伯欣，邓兆仁，李新民.江汉湖群综合研究[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1]徐琪.湿地农田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调节[J].生态学杂志.1989，8（3）：8～13.
[12]黄进良.洞庭湖湿地的面积变化与演替[J].地理研究，1999，18（3）：297～304.
[13]丁疆华，温琰茂，舒强，等.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环境与开发，1999，14（3）：42～44.
[14]李劲峰，李蓉蓉，李仁东.四湖地区湖泊水域萎缩及其洪涝灾害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265～268.
[15]向万胜，古汉虎.湖北江汉平原四湖地区湿地农田土壤的养分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J].土壤通报，1997，28（3）：119～120.
[16]叶柏年，陈正洪.湖北省旱涝若干问题及其防灾减灾对策[J].气象科技，1998，（3）：12～16.
[17]傅云新，邓先瑞.江汉平原旱涝时空分布特征[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6（4）：379～383.
[18]金卫斌，雷慰慈.湖北四湖流域的洪涝灾害与生态减灾对策[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0，11（3）：38～41.
[19]王学雷.江汉平原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估与生态恢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35（2）：237～240.
[20]王洋，齐晓宁.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低湿耕地整治及综合开发模式[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16：105～107.
[21]张明祥，严承高，王建春，等.中国湿地资源的退化及其原因分析[J].林业资源管理，2001，（3）：23～26.
[22]高绣纺，李方敏，谢红.日本的农村整备事业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特刊），15：112～116.
[23]黄永平，田小海.数量化理论Ⅰ在农地分级中的应用[J].湖北农学院学报，1999，19（2）：148～153.
[24]朱建强，潘传柏，章贤东，等.中日专项技术合作项目岑河示范区排水规划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特刊），15：69～77.
[25]刘祖贵，郭国双.渍害稻田合理排灌技术的研究[J].灌溉排水，1994，13（3）：1～6.
[26]李振华，管光生.改造湖区低产田的研究[J].灌溉排水，1996，15（4）：38～40.
[27]朱建强，欧光华，黄发新.四湖流域农田排水有关问题研究[J].灌溉排水，2002，21（3）：39～43.
[28]朱建强，张文英，潘传柏，等.几种作物对涝渍胁迫的敏感性试验研究[J].灌溉排水，2000，19（3）：42～46.
[29]田小海，龚信文，工藤哲夫.水稻在涝渍条件下的产量形成试验初报[J].湖北农学院学报，2000，20（4）：289～291.
[30]黄智敏，田小海，鄢圣芝.四湖涝渍地区主要种植制度的气候评价[J].湖北气象，2000，（2）：18～20.
[31]江苏省种植制度研究课题组.江苏沿江经济发达区高产高效持续多熟种植制度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1997，（1）：1～4.
[32]李晓储，刘贵阳，黄利斌，等.扬州市珙江低湿江滩地林农复合构建模式早期经济效益研究[J].江苏林业科技，2001，28（5）：6～10.
[33]邓德源，李开伦，向德楷.湿地资源开发模式[J].自然资源，1991，（5）：18～20.
[34]王缨，周明全，夏昌锐，等.稻田高效间作模式生态经济效益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1995，28（1）：61～68.
[35]王缨，雷慰慈.旱田间作模式生态经济效益研究[J].生态学报，1998，18（4）：426～432.
[36]黄jǐng＠①，冯中朝，黄智敏.江汉平原“三高”棉田优化模式效益评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7，18（7）：5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