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道德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道德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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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商业道德有无必要性

我们先来看看今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一幕：在女子58公斤级决赛中，哥伦比亚选手里瓦斯因降级参加比赛，减重过度造成比赛中腿部抽筋，挺举三次试举失败，失去了比赛资格。在她第三次试举失败以后，因腿部疼痛，踉跄倒地，十分痛苦并流泪哭泣。她哭泣的画面出现3秒钟之后，画面就再没有紧紧锁在这名倒地的运动员，而是转向了观众席，然后回放了这名运动员奋力试举的画面。等再次播放举重台的画面时，展现的是这名运动员被搀扶下台的背影。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很多人想知道当时女运动员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当时的电视直播画面又让观众觉得很温暖：他们对女运动员给予了尊重。

这恰恰是媒体商业道德的表现：没有因为收视率而放弃对人本身的尊重。

回到我们中国媒体的商业道德上，且不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就是单纯将媒体作为一个企业而言，它也是需要遵循商业道德的。无论理论如何，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商业道德，只是纯粹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它必将损害其他同伴和社会的利益，对于其自身而言，长久地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到媒体上来看，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意识的影响之大，使得它的商业道德显得更为重要——我们都将其视为“社会公器”。再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媒体身上而言，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媒体商业道德的必要性，是必须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多数人没有异议。

媒体商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还是回到商业道德上面。关于商业道德的内涵，和很多社会学科领域的概念一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文字论述有差异，多数却是可以大概统一到“社会责任”上面来。具体一点来讲，大抵就是“交换自由，平等协商；公平交易，讲究情义；诚实守信，追求信誉；优质服务，礼貌待客；公平竞争，正当求利”这些商业道德的内涵，①放在一般的商业行为中，易于为人所理解。放在媒体这个特殊的行业中，生搬硬套前面的内涵好似不太合适，但两者又颇有些关联。

在阐释这个问题时，我们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将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整个过程进行剖析，分析媒介产品所应具有的特质，以此来追溯媒体所需承担的商业道德。

讨论媒体的商业道德，将其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等同是不合适的。两者有联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应该是媒体商业道德中的一个部分。毕竟，对于媒体而言，媒介产品的形式是多元化的，除了新闻形式的产品，还有广告以及各种娱乐、服务类的栏目和电视剧等等。单纯地将媒体商业道德等同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似乎就压缩了概念的内涵范围。

媒体产品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产品。媒介产品作为产品，首先是一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其价值是通过满足受众的需求来实现的。那么，媒介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什么样的需求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媒介产品满足了人们对信息、服务、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各种媒体产品在设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有益于受众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媒体的商业道德应该包含下列要素：

1.媒体产品的真实有效

无论是新闻产品，还是广告产品，首先要是真实的。如果媒体投放的产品是虚假有害的，那么长此以往公众对媒体的产品将不再予以信任。受众看新闻是为了了解更多的事实信息，这首先就有一个前提即新闻报道是真实的。否则，受众为什么要看“新闻”呢？他完全可以去买本《故事会》或者干脆看小说。

信任对于商业企业的重要性在于，投资者不会向一个不提供真实报表的企业提供支持，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不会购买不考虑更广泛社会利益的公司的产品。如果媒体总是传播虚假广告，根本不考虑对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是伤害，那么社会公众也不会对该媒体予以信任。

2.媒体产品的公正客观

媒体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故而在制作环节，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在里面。那么，媒体产品是不是可以根据生产者自己的好恶，在写作新闻报道、制作广告的过程中，对某些新闻事实或商业产品进行无限制的歌颂和批评？

这个问题，稍微有些新闻常识的人，甚至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会给以否定的答案。我们经常会说媒体是个“扩音器”，媒体产品借助媒介平台，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会被“放大”。如果媒体产品被定位于个人声音的“传声筒”，那么是不符合社会对媒体的功能定位的。

3.媒体产品的有用性

一般的产品，销售环节讲究等价交换，也就是说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和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对等的，而不能存在欺诈或强买强卖。那么，对于媒体产品而言，其特殊性在于销售阶段的“二次售卖”：将产品卖给了受众，将受众的注意力卖给了广告商。在这个过程中，受众既出钱买了媒体产品，又充当了发行量、收视率等，被媒体当做产品卖给了广告商。当媒体和商家利用受众赚钱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受众看做是弱势群体，在讨论媒体商业道德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主要考虑一下受众的利益。

媒体产品的有用性，在于满足受众的各方面需求，具体一点讲就是媒体产品所含的信息量的多寡。如今媒体的产品形式五花八门，可受众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唉，根本就没什么新闻嘛。”原因就在于这些媒体产品所蕴涵的信息量有待提高，对受众欲知、未知的信息没有进行深层次挖掘。媒体产品如何更好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是媒体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4.媒体产品的导向性

除了要满足受众的各种需求，在任何一个社会，媒体产品放射出的导向性，都会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政府都没有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因为如果不对媒体进行监管，任由媒体这个“扩音器”进行“自由”播报，那么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不能承受。媒体在运作时，不能为了收视率、发行量而牺牲价值观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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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文化 现代特征 创新模式

一、商业文化的现代特征

商业企业文化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商业进行的一种深层发掘，体现了商业活动中的精神风貌、理想追求、生活情趣、行为习惯、伦理道德等，可以说是人类从事商业活动所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称。因为商业行为是受到商业文化支配的，商业文化的这种巨大的作用决定了商业文化的巨大价值。只有从商业文化的角度出发，才会深刻理解商业举措发生和发展的缘由和结果。事实上，商业目标的确立，生产、消费心理的形成等也都可以从商业文化得到解释。先生将商业文化的内涵界定为德、智、美、情四个字。德，即商业道德，就是要树立商德。智，是要发挥智力，制定正确的经营策略。美，即完美，从商品的设计到商品的包装、广告都要让消费者有美的感觉。情，就是情谊，商家与顾客要有情感的交流。这种界定得到业内和学界的普遍认可。

现代商业企业文化，是在实施企业经营目标的过程中建立的，并形成由商业企业认同和遵守的道德标准、管理方式与规章制度。其核心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最终目标是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和造就优秀的商业人才。在构建现代商业企业文化体系中，要以商品文化为基础，以商品营销文化为手段，以商业环境文化为条件，以商业伦理文化为自律，以新商人文化为主体，以商业精神为核心，并在其相互的统一作用下，共同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商品文化是构建商业文化的基础，缺乏良好的商品文化基础作为保障，就断然不会有商业文化和商业经济的长期发展与持续繁荣。只有文化商品通过长久保持自己先进的专有技术、独特的工艺创新和超出普通商品质量标准等行业优势，有效地满足商品特定的社会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方能超越商品本身而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其次，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任何商业文化都必须由人来表现，人是创造一切商业文化的决定因素。因此要依靠优秀文化的力量来引导，培养出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一代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新一代商人，成为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经济能人”和“道德贤人”，这是关系到商业文化建设兴衰和成败的关键。第三，营销文化贯穿于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的全过程，并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品格，促进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获得域外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同，才能不断为商品流通产业经济的发展增强动力。还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伦理文化，即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蕴、寻找支点，突破传统伦理维系封建秩序的历史局限性，提倡弘扬品德修养、强调群体关系的商业意识、突出社会道义责任的精神内核。

应该看到，现代商业文化早已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由于商品经济本质所体现的金钱至上、人性自由和个性张扬等特点，在此环境下形成的商业文化除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成分外，同样存在着一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成分。这也是现代商业文化发展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

二、商业文化的自身构建

商业文化建设从文化的角度对商业进行宏观把握，它链接的不仅是商品的供需，还交流着商品之外的大量文化、精神信息，对商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商业文化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构建商业精神文化。商业精神文化的巨大意义在于树立美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强化竞争能力，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创造智慧;构建品牌、商号、商标文化。品牌的确定、商号的命名、商标的设计均体现了商业企业独特的文化内涵;构建营销文化。营销是联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包括橱窗艺术、柜台艺术、广告艺术、展销艺术等;构建商业伦理文化，也叫公关文化。无论是传统商业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商业，都必须珍视对人的真诚、关心和尊重;构建商业环境文化。包括城市的商业建筑、商业设施，以及影响商业活动的环境氛围、店堂设计、配套服务达到的水平等。商业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服从企业的战略目标，结合社会以及市场环境的发展，做出与企业相适应的文化决策。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服务特色，营造服务文化氛围，这是企业发展最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因素。如果没有人的准确而全力的投入，即便拥有再先进的技术、设备，或是再雄厚的资金实力等外在条件，企业的发展也形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而企业的竞争，最终也取决于人才的竞争。“以人为本”的另一层重要含义是尊重顾客，坚持顾客利益至上的经营原则。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也归结为对顾客资源的争夺，谁拥有了顾客谁便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二是塑造优秀的现代商业精神。商业企业必须实现现代化管理，做到人尽其能，人尽其用。员工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伟大的整体力量，当他们把个人溶于企业之中的时候，就能形成统一协调、励精图治的自觉行为，在企业内部和外部，树立起以文化制胜为特征的精神风貌。三是建构完善的现代商业制度。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商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不能不呼吁全社会共同建构起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和环境。这一机制与环境的建构除了有赖于政府法律、法规外，另一个更具实践意义的就是商业企业“自我制约”的制度建设。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就是弘扬高尚的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不可否认，商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乃至“利令智昏”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中，毫无疑义地必须坚决消除唯利是图的腐朽的商业道德观的恶劣影响。同时坚持“义利一致”的原则，充分肯定经商获利，发财致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理性的引导和必要的规制，批判和革除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糟粕，继承和保留那些以义取利、刻苦创业、节俭守业、富贵立德等优秀商业文化因素。

三、商业文化的创新模式

商业企业文化的创新关键是企业家基于知识和素质基础上的学习创新，不断在合作、竞争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保持企业文化的时代性，符合企业和员工个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确保企业文化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使企业的发展时刻充满生机和活力。

商业文化反映出人类对商业活动的高品位精神追求，是先进的商业理念在商业领域的深层体现。从管理的角度看，商业文化带来的是文化管理。对商业企业内部来说，它将形成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对企业外部而言，商业文化将为外部提供更多可依赖的商务路径，从而降低社会成本。商业要发展，必然走文化创新之路，商业本身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大众消费文化档次的不断、全面的提升也必然带来对商业文化的进一步需求，这种需求正由潜在变为现实、普遍的行动模式。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创新实施方案包括：建立企业文化的领导机制和实施机构；编写企业文化手册，依次对各层次员工进行培训；建立企业文化责任制度，责成各级管理层切实负责，实施严格考核，搞好企业文化的传播；建立企业文化的奖励与惩罚制度；制定完整的企业文化计划和预算，并付诸实施的配套措施。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存的世界瞬息万变，企业的环境、顾客的要求、竞争的对手、科技的进步等一系列因素的改变，都要求企业及时调整自身的运作。优秀的企业会把创新模式引入到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以应付各种不断出现的市场变化。

经济文化一体化与经商理念的新变化也要求商业竞争方式作出新选择，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商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文化行为，这种新的商业经营理念促使商业经营者改变商业运行的传统，选择“以文促商、以文兴商”的新模式，打造与时展同步的商业企业文化。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更在客观上要求企业提升商业文化品位，消费方式已逐渐从实用功能型转变为文化审美型，体现出消费的智能化、健美化、个性化和世界化倾向。对此，商业主体必须考察消费者深层文化心理和审美欲求，运用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观念和手段，才能打造商机，赢得消费者。

二十一世纪是文化经济的新世纪，体现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发展商业文化品牌，强化商业文化经营，就是充分发挥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铸造独具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名牌文化产品，并全力将其普及全国、推向世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好地发展商业经济，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形成现代商业精神和商业道德，不仅成为当今商业文化创造的新模式，而且成为当今世界文化追求的新潮流。

参考文献:

[1]贺名仑等主编:商业文化学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

[2]刘建湖:再论商业文化内涵，商业文化，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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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帮 晋商 徽商 盛兴原因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系，组织而成的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人群体。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十大商帮[1]P2，这十大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

每个商帮都有不同的特点。以在一定时期内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徽商和晋商为例，商帮的发展各有不同的轨迹。

一、晋商――和衷为贵，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较早崛起的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和同治统治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和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突出“和”；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以经营茶叶著名的山西常氏家族把“学而优则贾”写进家训[2]P94。

二、 徽商――崇儒重德，学而优则仕

徽商与晋商齐名，“无徽不成镇”，著名的徽商大院坐落在歙县新城区富资河畔，其中有居住楼、书院、家祠、戏台，还有牌坊、小桥流水、假山盆景等。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在于“儒”字，崇儒重德。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信誉，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徽州人一直坚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旦有了机会，就有到宦海一搏的兴致。祖籍安徽的胡雪岩曾被称为“红顶商人”。他长于经营之道，富甲一时；他具有清朝官员身份，并积功升迁至“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所戴朝冠顶上饰以镂空珊瑚，俗称“红顶子”，以商人的身份，戴红顶子，是清朝极少数的特例。

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这些商帮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并将这些钱财带回家乡，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他们造就了一财人物。

其他商帮各有不同的特征。福建商帮亦盗亦商、广东商帮内涵丰富、陕西商帮行道多多、山东商帮全民经商、宁波商帮后来居上、龙游商帮海纳百川、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江西商帮讲究“贾德”等。

商帮盛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基础。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是商帮兴起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明朝中后期，农产品的商品化普遍提高，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自然地理特征。地狭人稠的地区，使得人们只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生存需求，自然灾害又非常严重，使一些人走出去开始了经商之路。第三，政府政策的制定。明代洪武年间，统治者废除了元代匠户长期服役的制度，放宽了工匠的某些权利，增加了工匠自由支配的时间。神宗时期实行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放宽了户籍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可以走出去经商，依托地缘结帮经商。第四，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走上富裕之路。由于当时商人社会地位较低，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他们必须和官吏相结合。比如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也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

商帮（帮会）的作用很多，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商帮在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变迁，明清的商帮以强烈的创业精神和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百年的辉煌，也给我们留下了探秘商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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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者应具有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理论是随着企业理论的演进以及企业对社会影响逐渐加深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深受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在市场上从事专业化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的生产单位”(Demsetz，1998)，确定各种外生变量的投入就可以决定其产出。这种静态优化的观点导致忽略探寻模型内生变量，比如企业家的缺失、环境的变化以及创新的力量，强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实现资源优化、为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观强调“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2002/1997)。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只需承担最基本的经济责任(贾晓慧，2008)。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本质的解读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脱离“股东利益至上”的核心观念。这种理论逻辑必然决定企业仍然只是股东的企业，企业的最终且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经营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弗里德曼就曾指出:“在自由社会，存在且仅存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这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项活动”。这种责任观强调企业仅对股东负有责任，企业专注于自己的经济责任就是对社会负责，任何损害该责任的活动都是不道德的。该观点忽略了社会各种形式的组织对企业的支持、社会对企业的期待以及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承担的责任，因而是短期而狭隘的。

随着企业的发展，加速的工业活动不断改变着社会，企业活动对人们生活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废气、废水和工业垃圾等负外部的结果层出不穷，单一狭隘的企业责任理论备受挑战，受到实践的冲击。人们质疑，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供应商和经销商协作、员工和消费者支持的企业拥有如此多的权力和资源，其经营活动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但只需要维护其作为“经济细胞”的责任吗?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进一步定义利益相关者为“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这个定义不仅将受企业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会、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贾晓慧，2008)，受到了许多学者和企业家的赞同。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该理论逐渐发展成为CRS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应该追求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陈宏辉、贾生华，2003)。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直接受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股东、员工、供应商、顾客、当地社区、自然环境等，更包括产生的间接影响的一系列个体或群体，如人类的后代、社会道德伦理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存续注入了一定的专有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Blair，1995)。

管理者把握着企业经营的轨迹，从很大程度上说，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构成企业的核心价值，决定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市场反应。当前，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缩短了知识更新的周期，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带来了更残酷的全球化竞争，企业更需要持续而不是一时的成功。如果在经营活动中企业没有道德底线，不惜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一些内部成本外部化、社会化，以损害社会、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必将受到严重的动摇。比如经过五十多年积累的三鹿乳业因为三聚氢氨，其过百亿的品牌价值就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而杜邦、默克在经营中志存高远、心系社会而安然渡过百年。运用传统社会责任理论来指导企业经营，虽能获得一时的收益大增，但从来没有一个自私和不诚信的企业能获得社会长期的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更注重维护参与各方利益协作体的关系，以构建一个全方位长期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更适合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更容易塑造出伟大的公司。总理在与企业家座谈时也提出:“企业也要流道德的血液”。社会是企业的载体，当代的管理者应该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建设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当代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应该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核心来构建其社会责任感理念。

二、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教育对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培养的意义

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多数都会从事与企业管理相关的工作，随着年龄、阅历和经验的增长，他们中大多数人有机会从事中层和高层管理工作，担任未来的管理者。

第一，对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进行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教育是专业培养体系的要求。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曾说过:“人，如果只有智能是不够的，智能加上品格才是真正的教育”。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曾说过:“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没有品格，教育只完成了一半。一个好的专业培养体系不仅注重对专业技能和方法的传授，更应看重职业道德教育对人的影响力。对人才而言，精湛的技能仅仅是实现其个体价值和利益的工具，而职业道德则是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联接的保障。如果人才没有相应的职业操守，没有道德底线，专业技术越娴熟，对企业和社会的破坏力就越可怕。在一次针对毕业生状况的调查中，84%受调查单位均表示“接收毕业生时最看重的是毕业生的职业道德”(石铮，2008)。惠普、联想等知名企业进行新员工招聘时，也都强调“德为先”。作为衔接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和社会的桥梁，专业培养体系必须注入和强化相关的职业道德教育。

第二，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成熟和定型的时期。在这个关键的阶段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能培养出有利于企业、社会和国家长期发展的人才。人才的价值体系是其行为的基础，解释了对世界、对事物的评价和看法。大学生的年龄一般是十八至二十二岁左右，处在青年期的中期。尽管大学生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心理发育条件，但因为过于保护的环境和单纯的生活经历，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心理是不成熟的，意志力薄弱，缺乏对挫折和失败的反思，对新生事物缺乏辨别和分析，更不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加以扬弃，观点和情绪不稳定和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的价值观，心理建设充满着反复的冲突和矛盾，处于价值体系探索和形成的关键阶段。高等教育应该抓住这个重要阶段，输入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建立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持续发展的有利观点，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第三，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有可能成为企业未来的管理者。现代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集聚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生产出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它们不仅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承载着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其一言一行更是引起社会的关注。管理者运用组织所赋予的权力来确定企业经营方向，分配和统筹企业资源，做出经营行为。他们的价值体系对企业的经营哲学有莫大的影响。一个企业可以因为管理者具有长远发展目光而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信经营，如以北京同仁堂为代表的企业历经百年风雨而仍旧基业常青;也可以因为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一时贪念而罔顾消费者生命安全和对环境永久的损害，如最近曝光的“地沟油产业链”和上海的“血铅儿童”事件，为了自己的利益企业不惜违背基本的道德规范，损害公众安全，这样的企业势必无法长存。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有可能成为企业明日的管理者，在求学阶段输入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人民生活的稳定、对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都大有禆益。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一个基点，即高等教育机构意识到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教育对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培养的重要性。

三、培养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举措

首先，凡是开设有工商管理类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重视社会责任感理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未来符合社会要求和发展的管理者责任观和管理行为离不开大学阶段正确的指引和培养，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以企业管理作为自己融入社会的一门技能，因此更需要在学习管理理论和方法时接受正确的、与时俱进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意识到为社会输送既具备正确的社会责任理念又具备一定管理技能的工商企业管理人才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人才的培养路径中，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养这两者均不可偏废，尤其在现代管理中，职业道德教育相对应该更重要一些。因为在管理者的发展中，总是经历从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的一个过程，管理工作也随着从标准化、程序化、简单化工作向不确定性、复杂性、挑战性工作过渡，越向高层发展，则需要的战略性思维和系统思考会越多，只有每个阶段都发挥出色的管理者才能成功攀至顶点。但管理者无一例外都是从初级管理者开始建立自己对管理的认知和管理实践体系，因此这个阶段面对标准化的工作，成功完成任务更取决于工作者的态度和责任感，因此在大学阶段培养拥有正确的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人才从学校走向社会，实现身份转换和职业成功的有利保障。当然，这种严谨的培养体系和看重人才道德的特色从长远来说也会为高等教育机构带来更多的生源、更稳健的形象和更高的声誉。

其次，在当前的培养体系中，对学生道德的评价往往集中在个体与组织活动上，对于学生应该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和是否已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评价却往往缺失或过少。在大学阶段培养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措施应该是高等教育机构尽快调整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实行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德育体系和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技能体系并重的“双轨制”路径，增加对社会责任感的考核，具体化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所应秉持的社会责任感，完善“德才兼备”的培养体系。其中，社会责任感教育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计从大学生入学时到毕业前的“四个关键层次”来实施。

1．建构意识阶段。把握好入学阶段，宣讲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商业道德教育，主要以大一的第一学期为主。俗话说“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它向我们充分地说明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对于成功的关键作用。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时，面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与其他大学生一样，对未知的新生活和未来的职业充满着遐想。高等教育机构为了更好地引导，会抓住这个机会做入学教育和专业介绍，帮助新生尽快熟悉大学生活和专业学习。在专业介绍这个环节可以精心设计和安排，向工商管理专业的新生导入正确的职业道德理念，并着重介绍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德育体系和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技能体系并重的“双轨制”培养体系，让学生明白合格的工商管理者除了需要具备工商管理技能，更需要具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感，搭建“德才兼备，德为先”的概念，为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做好准备和铺垫。另外，宣讲活动还要能够采取板报、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和广播等形式不断向大家传递“双轨制”体系的要求、做到人人皆知。

2．强化理念阶段。初期授课，开设关于管理者社会责任感的课程，主要安排在大二的第一学期。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以往与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有关的内容集中在大二第一学期开设的管理学课程的一个章节。由于管理学内容多，信息量大，课时相对少，所以很多授课老师倾向于略过不讲，理由是观念意识的问题凭一两次课也不能改变。在实行德才兼备的“双轨制”后，建议专门开设“管理者社会责任理论”或“管理者商业道德”等课程，使学生能详细了解“利益相关者理论”，了解使社会、企业和个体达到三赢的商业道德模式。因为在大学的通识课程体系里已经有较多关于意识形态的课程，为了使学生能有深刻的印象和感悟，授课老师必须做精心的设计，比如用社会热点导入，结合理论学习交叉使用现场辩论、角色模拟、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尽可能强化学生对管理者社会责任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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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战略的中原经济区建设、郑州（国际）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把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豫商直接面临中部崛起、建设国际航空大都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巨大商机挑战。基于当今河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从政府行为视域下，研究豫商的商业伦理精神的缺失现状与应对策略，以期构建优秀的豫商商业伦理精神，形成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豫商；商业伦理精神；政府行为

《中国经营报》曾载文设问：“没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能走多远？”指出，当代中国人道德滑坡非常严重，大到诸如食品安全体系溃败，国家花上百亿元建成了豆腐渣工程等，小的方面有诸如街头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等。据招商银行2011 年私人财富报告中统计，个人资产在千万元以上的人士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另据浙江省的一项统计，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全省企业家中，24%已经办完移民手续，32%的人正在办理。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人们在担心什么？是中国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还是社会道德严重下滑？在河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豫商的商业伦理精神究竟如何，本文将予以分析研究。

一、豫商及豫商的伦理精神文化

“豫商”，可以简单理解为河南的商人或商业，是河南商人群体的简称。对于豫商的具体内涵和外延，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籍贯河南的所有企业家、商人；二是非河南籍贯的外地商人或企业家，但其事业在河南；三是祖籍在河南，但在外发展的二代甚至三代商人或企业家。

自古以来，中原豫商尊儒重农，并逐渐形成了以儒家精神文化为主流的商业伦理文化。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既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经商的重要准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会以义取利、以仁存心、以礼规范、以信为誉，做到以德为本。这样的企业必定能利益百姓、服务社会，长盛不衰。河南“康百万”家族兴盛十二代，繁荣四百年，是“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的典型代表，“康百万”家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儒家文化的传承，利用赚到的钱来回馈社会，经常捐资助学，修筑河堤，多行善举。

二、商业伦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商业的伦理精神，体现着商业理性与经营实践的统一，是商业的伦理理念化、理性化的精神产品。商业的伦理精神文化是商业道德心理、商业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目标指向的一种综合体。优秀的商业伦理精神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有助于构建优秀的企业伦理文化

企业伦理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员工、供应商、消费者、投资者、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共生关系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责任价值观，包括生产伦理文化、营销伦理文化、竞争伦理文化和管理伦理文化。企业伦理文化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既是企业的客观存在，也是企业的主观选择。管理心理学认为，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认识得越清楚，工作中就越会产生浓厚的成就感，工作就越有勇气和信心。以前，企业都较多地强调外在规范，强调他律，这种规范模式很多时候都会忽视员工个人权利及尊严，忽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追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与人的全面发展不协调。企业的商业伦理文化可以将诸多规章制度转变为员工的自我信仰、自我约束、自我评价和自我规范，通过商业伦理将员工的行为规范内化，还可以让员工因企业的伦理文化而感到满足和自豪。构建优秀的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激发出员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工作热情，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企业优秀企业文化的逐渐形成。

2. 有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企业的伦理道德因素在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利益并不是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唯一动机。人们在选择某种组织的时候，除了对利益的追求外，伦理道德的影响也非常重要。一个企业拥有良好的企业伦理文化，就会拥有公正、廉洁、进取等具有良好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企业的伦理文化是企业内部管理者和员工有效整合的重要力量。对于商业活动而言，企业的伦理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凝聚功能，企业的伦理文化可以将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统一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命运共同体中，大家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奋斗。良好的企业商业伦理文化，有助于企业决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并成功实现决策的目标。

三、政府行为视域下构建当代豫商优秀商业伦理文化精神的对策

1.河南各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企业商业伦理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政府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和监督者，企业伦理的发展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导向和监督有重要关系。因此，河南各地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力度，切合实际地制定企业自觉恪守社会伦理规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环境，使企业能够主动强化企业责任和诚信观念。另外，政府要倡导企业建立自身的商业伦理文化，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诚实守信伦理观念外化为企业的伦理规范，逐渐形成公开的商业伦理社会监督机制。

2.河南各地方政府要不断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同时大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河南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这直接导致河南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跟不上，相对滞后，这是造成豫商的商业伦理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不足，使得一些人违背商业伦理，通过投机取巧、商业欺诈等来获取利润。因为法制的缺失，这类不讲道德的企业非但获取了巨大利润，并且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政府应该根据市场的发展，及时快速地做出反应，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而且“有法可依”的时候，必须做到“执法必严”。企业的商业伦理文化精神的建设与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息息相关。大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是全社会“诚信”建设的基础，也是政府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河南各地方政府要加强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教育，并建立科学的商业评价体系

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是企业优秀商业伦理文化建设的基础。企业的伦理文化建设是道德责任与法制的统一。政府应该加大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教育，但防范和治理失信仅靠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社会诚信等伦理道德纳入法制轨道。企业的商业信用是企业伦理文化建立的基础之一，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诚信和信誉程度的综合性反映。而诚信是企业商业信用的基础。政府应该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使企业的商业经营活动能够以诚信为基础，信用为核心，并将纳税、信贷、产品质量包括行贿受贿等信息纳入企业诚信体系。政府应该通过社会信用制度来推动科学的商业评价体系的建立。然而，现实情况是，河南各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这与当前河南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各地方政府构建系统科学的企业商业评价体系来规范企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见企业的商业伦理既要通过政府引导又必须强制执行，构建豫商优秀的企业伦理文化是道义与执行的统一。

时代呼唤新豫商，河南需要新豫商，经济发展需要优秀的豫商伦理文化精神。让我们牢记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的“仁、义、礼、智、信”、“生财有道，诚信为本”，以“仁义”和“诚信”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价值观作为豫商现代企业管理的思想基础，加强儒学和现代社会经济的联系，使豫商的商业伦理文化精神能够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河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光.没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能走多远？[N].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2011-10-29.

[2]朱艳芳.古豫商精神对新豫商崛起和发展的影响[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

[3]詹洪波.商业伦理的作用及其建设路径[J].管理,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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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豫商 德性文化 内涵 现代价值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7

——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解黑洞之谜

中国品牌亦同中国社会改革一样，20年的风雨历程擦拭出了像海尔、康佳、红塔山、美的、TCL、中国银行、李宁运动服等一批闪亮的知名品牌。然而，除了这些知名品牌，又有谁知道中国有多少企业豪情壮志，纷纷擎起品牌这面大旗，东拼西杀，南征北战之后又销声匿迹了呢？

中国众多辉煌一时继而陨落的"知名品牌"，亦如它们的产生一样迅速，长由数年，短则几个月，就被市场竞争的浪潮淘汰得无影无踪。这种"昙花品牌"仿佛成为中国企业品牌发展的宿命。为什么中国的品牌走不远？扼腕痛惜之余，我们试图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其失落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探索其末来发展之路。 一、稚嫩与非理性化

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是民族品牌走向国际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品牌管理理论的贫瘠与实际操作经验的匮乏则是导致品牌建设不力的重要原因。

品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品牌，生长在消费者心中。只有在商品极度丰富、消费者有充分选择余地的市场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对同类商品中某一品牌的偏好和喜爱，甚至忠诚。西方品牌中诸多国际品牌无一不是在成熟与理性的市场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即使像微软、雅虎这样在短短几年内便声名显赫的IT品牌，也离不开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而孤立存在。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以短缺经济为特征的，市场上销售什么，消费者就购买什么，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从而一直形成卖方市场格局，那时候国人的品牌意识是相当淡薄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商品日渐丰富，同类商品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这就为人们关注和创建品牌生成了必要的市场条件。

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实在是太短了。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品牌成长条件的稚嫩；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中国企业创建品牌的非理性化。

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不断造就品牌，同时又在不断毁灭品牌，其原因，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都不成熟这一时代特点相联系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则归结于中国企业历史发展短暂及市场经验的不足。综观国际知名品牌：可口可乐、IBM、麦当劳、宝洁、万宝路、SONY、奔驰汽车等，哪一个不是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历经市场竞争的残酷磨砺而发展到现在的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品牌是由历史和理性造就的，而二者与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企业不可超越历史去创造一个理性的品牌。说到底，中国企业品牌的稚嫩与短暂是与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所谓民族品牌走向国际化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当我们将品牌人为地区分为"民族"与"国际"的时候，已经在观念和行为上暴露出我们对品牌的认识还相当幼稚与肤浅。

品牌如同市场一样，是按照其客观规律运作的。中国众多的品牌都希望一夜之间便家喻广晓，人人皆知。企业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的驱使下，以"名"而求利，背离了或根本就不懂得市场经济机制中品牌建立的基本规律，即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先导的营销法则，品牌推广大都是轰轰烈烈开始，销声匿迹收场，虎头蛇尾。究其原因，除了市场运作经验缺乏之外，品牌管理理论的贫瘠与实际操作经验的匮乏也是导致我们建立品牌不力的重要原因。通常，中国企业在品牌前期知名度的推广上往往不遗余力，不惜重金，可是一旦品牌上市、家喻户晓之后，就疏于管理，而且也不知道如何继续维护和提升品牌，结果一开始由广告塑造起来的良好品牌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由于缺乏品牌管理以及市场竞争的蚕食，转眼间就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直至退出市场竞争的舞台。

所以，铸造品牌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异常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对品牌都需要有一个更深刻、更理性的关注；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品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而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中国的品牌要想长久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需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市场环境的完善、消费者的逐渐觉醒，将作为一种外在压力，促使品牌的创建者进一步规范和理性地运作。此外，研究中国品牌并引入西方成熟的品牌管理理论，提高品牌建立的理性认识，自觉遵循品牌建立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学会管理自己的品牌，这是中国企业迈入市场经济必须要补修的一门课。 二、品牌的道德缺陷

义利冲突的传统文化症结，使得中国商人无意识地自轻自贱，在担负社会责任方面显得被动和不那么理直气壮。

分析中国那些盛极一时，又急速消失的品牌，它们之所以最终被消费者无情抛弃，是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品牌有道德缺陷，即承诺缺乏基本的诚信精神。

品牌之所以被信赖，是因为其受制于商业道德约束和规范限定。品牌的建设者要时时刻刻恪守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等代价，这是世界级成功品牌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因为品牌实质上是一种商业承诺，企业建立品牌的过程就是孜孜不倦实践其诺言的过程，市场竞争的法则成为品牌道德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建品牌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过程，应该实实在在地去做，才能为品牌建立一个坚实的市场基础。然而，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仍然难以抗拒短期内迅速获取高额利润的强烈诱惑，往往以牺牲品牌承诺为代价去换取眼前的利益。可以说，这是与中国商人（企业家从事商品生产，可视为广义的商人）缺乏主体意识、自尊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文化影响分不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商人来说，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具有吞噬商人集团主体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强大引力。中国的商人要想顺应市场经济之潮流，遵循市场经济之原则，合理、规范地运作自己的企业，就必须从造成商人自轻自贱、缺乏责任心和商业道德缺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理直气壮地确认和建立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的合理地位，自觉地承担起商品社会赋予他们的那份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方能构建起完善的品牌道德。

中国品牌道德的缺陷源于传统文化中商业道德意识的淡漠。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农业立国的国家，采取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政治策略，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道德意识停留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中，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种朴素的商业准则也仅仅是局限于狭隘的、简单的商品交换中。由于缺乏基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商业道德意识，使得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商业道德意识的转化和建立，纵然计划经济社会道德意识还存在，但契约与商业意识的空白，使得中国品牌从诞生之日起，就将承诺自觉不自觉地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思维框架中，品牌蜕变成了企业获取利润的一个道具。

太重利而轻义，这是中国品牌道德缺陷对时下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失衡的折射，也是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的又一轮回，它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最初的哲学精神是宽容的，最早论及义利关系的哲人之一孔子，似乎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大动荡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社会变革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加之他是一位立身宽厚、讲求"中庸之道"的哲学家，所以，他在讲"仁义"的问时，并不排斥"利"，他虽有"仿于利……"，但也有"利，亦我所好也"，一定程度上承认利的合理性；墨子兼义利，一度在中国颇有影响："天下之言，不尊杨，则尊墨"是为"利"寻求合理性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很快就被日渐强大的儒家"伦理"观念所淹没，这一时期著名代表是孟子。孟子完全排斥"利"，认为义利不可兼得，故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宣扬一种为确立道德伦理秩序"连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利"的伦理至上主义。从此，中国走向"义利"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迷途，而且基本上是以义代利，言义而不言利。计划经济时代将这一对立推向了极至，商品经济到来，能不能打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维定势，冲破品牌成长的羁绊，将品牌建立在兼顾利与义的合理基础之上，就成为对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严峻挑战。 三、"霸王"心态与品牌短命

伴随着宫廷题材在影视方面的大事泛滥，一些商家也趋之若鹜，以"王"、"霸"字眼冠名的品牌闪亮登场。孰不知这种浮华铺张的霸气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格格不入。

中国品牌道德的缺陷投射到品牌的命名与推广中，自然会形成雷同而攀比的"霸王"心态。

80年代，日本家电进入中国市场时，为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心态，推出了"画王彩电"，在此之前，日本洗涤用品"花王"就曾给中国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种品牌推广策略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王者为天下第一"的臣民意识，借"王"之名，喻其产品独特、高档，傲视同类产品，以满足购买者仰慕"王者"、以"王"为荣的心理需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商品名称也都称王称霸起来，好像不称王称霸就不足以超越竞争对手，显示自己商品的"独一"和"至尊"。"视霸"、"鞋王"、"酒皇"，从家电产品到烟、酒、服装，中国品牌一时间全都"称王称霸"了起来。"霸王漫天飞，皇亲满街走"成为国内影视广告和大街小巷招牌随处可见的现象。姑且不论"王"、"霸"。二字在中国文化里意义相差甚远，"王道"含褒意而"霸道"含贬意。就算现代人顾不上抠字眼，"王"、"霸"一视同仁，总之都是"厉害"、"顶级"的意思，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企业希望自已的产品能"一统天下"、"傲视群雄"的"霸主心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应建立在相互平等、互利基础之上。消费者在买方市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商品，不需要一个封建式的"霸主"机制来左右自己的行为。品牌首先要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要求方可建立起来，企业不过是消费者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手段。有了忠诚品牌的消费者，才有昌盛兴旺的企业。"霸王"品牌企图利用其名称吸引消费者"慕名而择"，不仅会导致品牌的抄袭与盲目跟风现象泛滥，淹没自身产品的个性；同时，亦将品牌发展引向舍本而求末的误区，最终会葬送自己的品牌。另外，一些企业在制造"王牌"、"霸牌"产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一种"王霸作风"。不仅表现为在同行业中一味追求争龙头，做老大，称第一，还进而表现为无视消费者这个"上帝"的意志，我行我素，惟我独尊。既然我的企业、我的产品已经是"王"、"皇"、"霸"的级别，就表明我的产品已经达到极顶，到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地步。消费者如果有意见，那就是你的错。长此以往，不根据消费者的意愿改进和提高产品的功能与质量，跟着自我感觉走，一意孤行，最终会失去消费者，也自然会丧失品牌。

与祈盼"王者至尊"具有相同心理特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许多企业追求品牌"长生不老"。事实上，这些良好的愿望古今中外概莫除外。从不老的"同仁堂"到"永远的可口可乐"；从"润发百年"到"永远的秦池"，哪一个企业或企业家不希望自已的产品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但往往事与愿违，无情的市场竞争使得不计其数的品牌竞相夭折，纷纷退出商品竞争的舞台。20年来，中国品牌的寿命周期短，不能走远，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短、经验不足等原因外，中国企业经营寿命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中国真正上百年的企业寥寥无几，大多企业只有十几年甚至几年的历史，与德国相比，该国500家最优秀的中小企业平均年龄为64岁，四分之一的企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企业的寿命是品牌存在的基础。我们太注重品牌宣传的"永远"和"不老"，而忽视了现实中企业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经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在市场上如日中天的品牌几乎都已风光不再，伴随着这些品牌当事人无奈的告白和反思，留给我们的是挥之不去的叹息和遗憾。

中国品牌在其成长的道路上最初大都追求知名度，结果是成名之后，往往因后续管理、资金、人才等决策失误问题而走向衰落。受传统文化"有名则有利"之影响，中国的许多知名品牌重广告投入而忽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些品牌，一般都存在因成名太早而先天不足的弱点，以至于要维持这些品牌的生存，就需要不断地"补足"营养，造成企业后期投入严重不足，难以为继，最后形成"不求长生，但求速死"的局面；其次，许多企业无视商品"开发、成长、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凭主观意愿逆势而作，产品推广采取揠苗助长的方式以期脱颖而出。结果，企业常常由求繁荣兴旺的愿望出发，而以衰败或消亡结束。 四、自我的品牌与品牌的归宿

中国一些品牌的成长史带着浓重的个人色彩与时代特色，所以品牌的自我化与民族化成为众多品牌的一大特征，而这正是中国品牌走向市场化、国际化的羁绊。

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品牌，流露出创业者或企业家英雄主义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汇同传统文化呈现在商品上，品牌就异化为企业或个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情怀的代名词。其实这点并无可厚非，但中国品牌主观泛化的致命问题是将建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客体转化为可以随心所欲的主体，品牌被等同于自我，进而演化为自我崇拜的图腾。

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成败通常是和企业家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成功的企业往往是由成功的企业家缔造的，而由企业创造或生产的品牌自然就会被打上企业家个人的烙印。反过来，品牌也就成为企业家英雄业绩的佐证。品牌的建立与发展，变为个人的奋斗史，这在企业初创期间是非常自然的，但如果企业规模扩大、产品实施多元化之后，个人化的品牌发展就会受到局限。从总体上来讲，由于中国目前大多数企业规模小，市场较为单一，即使是非常初级、原始的品牌，从视觉设计到内涵定位，都比较个人化或主观化。品牌个人化之后的最大危险就是它很容易将个人意志附着在品牌上，如果这个人失误或者不在其位了，往往影响一个品牌的后续发展，甚至会导致其衰落，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的生存。

中国的品牌、创造品牌的企业与创造企业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发展到最后，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创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个人因素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命运，这种情况短时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这就要求我们正视这一现实，在争取制度改革以减弱个人对企业影响的同时，首先从观念上弄清把企业维系在一个人身上的重大危害，努力淡化品牌的个人化色彩。

篇8

关键词：论语；商业；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2）08-0041-02

当今的商业环境日显其纷纭复杂性，全球化、新技术的冲击、电子商务的出现及其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再加上政治环境的不稳定、环太平洋新经济圈的形成，商业世界不仅仅充斥着喧嚣，更多的是剧烈的变革。全球化企业要在这变革中发展、壮大，无疑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塑造企业文化，把握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的有机统一。回溯两千多年前的灿烂中华文明，《论语》思想的精髓，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在当代商业世界中有很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1“仁”乃当今“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渊源

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认为仁的本质是人，阐述的根本是做人的道理。孔子给“仁”赋予丰富的内涵，包括孝悌、忠恕、诚信、恭敬等。行仁的方法，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庸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前者是积极地推己及人，后者是消极的，无论积极与否，两者所述推己及人的前提都是人同此心，人我同欲，人对人的充分尊重和善意，它体现了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生活的自觉。

《论语》中阐述的“仁”的思想应用在现代商业中，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强调人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又坚持集体高于个人的组织基本理念,并以组织角度来爱护人、关心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并帮助人的成长。通过企业文化的培育，塑造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员工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及员工的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稳定的发展。这种思想与西方管理理念有高度的契合，无论是麦格雷戈的“X-Y”理论还是日本式管理的“软性管理”。

2“义利”思想有利于塑造商业的诚信度

《论语》赋予了“义”丰富的内涵，笼统的说，“义”是“真、善、美”的集合体。《中庸・问政》中有“义者，宜也”之说，合人心、符规范者称之为“宜”，以“宜”释“义”，可见，“义”是有客观事理、善良之意的。同时，孔子也强调“义”在人生价值体现中的重要作用，“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便是对其阐述。孔子认为，一个人是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塑造其人格的根本性问题。

“利”是与“义” 相对的概念。如果说“义”是指道义、社会公利。那“利”更多的则是指物质利益，指向个人之利益。孔子在阐述“义、利”关系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道而其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由此可见，追求正当的利益与“义”并不矛盾，甚至是一致的：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孔子的“义、利”观对当代商业行为仍然有很好的实践指导作用。首先，对于企业的公民责任诠释。企业公民责任有四种类型：简约型、慈善式、包容式以及社会行动式。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股东的财富”。慈善式的模式是简约式观点的延伸，虽然它关心的主要问题还是将效率最大化和股东的财富，但也承认个别管理者、股东甚至是企业，偶尔也参加各种慈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并不被认为是和重要或核心企业活动有关的事，参加只是出于各种伦理与道德的考虑罢了。包容式模式是管理层不仅只对股东负责，同时还要对其他可能受到企业行为影响的群体负责（例如员工、顾客、债权人、供应商、当地社区等）。社会行动式的模式受益者的范畴从直接受企业决策影响的群体。扩大到整个社会。从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可见，一个企业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去损害他人或其他企业的利益，如果说企业的公民责任仅仅是为股东负责，“赚钱”是其唯一目的，那是否就可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呢？那是否可以“损人利己”、“烧杀掠夺”、“危害社会”呢？显然是不可行的。企业的公民责任显然不是简单的第一种模式，而是社会行动主义式。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吻合的，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的经济目的的实现要以有益于社会、为社会做贡献为前提，这便是“义”。在这基础上经济的增长，才是合乎义的“利”，此所谓“义以生利”、“利从义出”。日本松下电器的总裁松下幸之助如是说：“通常有人认为，企业的目的在追求利润。我认为利润确是推行健全事业所不可欠缺的工具，但绝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企业的根本使命是谋求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

如果在当代商业世界中能够发扬《论语》中的“义利观”，就不会有“安然事件”的产生，就不会有“苏丹红”；就不会有“三鹿奶粉事件”……这些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思想的泛滥，不能不说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企业公民形象的丧失。因此，弘扬正确的“义利观”，提高全民道德观念，重塑企业良好公民形象意义重大。

3“和”是商业发展最完美的目的

何为“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和”与“仁”概念相近。“仁”指人与人相爱，“和”指人与人相和，都指向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则其不善而改之。”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人与人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人群崩溃的速度减缓下来，最终恢复为平行。孔子的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不在于唱歌，不在于共致完美，而在于互相克制。比如歌曲，高音伴有低音，方成为曲；比如舞蹈，必有回旋之姿，才能有奔腾之气势。和的第二层意思，就是相配合，合作，共生存，其发展，双赢。和的第二层必须以第一层为基础，否则如空中楼阁。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他能“和之”的前提是熟悉对方，这就是孔子让人“反之”的原因，不熟，则不能和。有此可见，和是对人我双方之道的认知，借着共同的规律，本着不同的情况，做出大体相同的善的效果。和为和谐，和于道，表现为礼。

和的理念对商业中企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自古到今，“和为贵”、“和气生财”的观念成为一种普适的“生意经”。清代的山西商号曾是信用业的首富，他们在经营中，十分重视和谐发展、团结商号的精神。如大德通票号规章制度所述“各处其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者宜宽荣爱和，慎勿偏袒；在下着，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倡导上下之间同舟共济的精神。和的理念不仅体现在企业间的和谐发展，如调适好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这体现在企业提供高质的产品或服务，才能使企业与消费者利益一致，实现关系的和谐；调适企业与政府，企业与股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取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还体现在企业内部以“人和”为目的的管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日本本田公司创始人本田佐吉以“天地人”为座右铭，这是取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企业的经营之道，“人和”最为重要。此所谓“知道和为贵，才有大富贵”。

在e时代来临的今天，“美国金融海啸”刚逝去不久的现在，中国正蓄势待发，龙腾世纪之时，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刻不容缓。然而要使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打造一大批良好的企业公民，并通过他们推进商业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商业文化。而重温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时展《论语》思想的精华―“仁、义、礼、和”之美德不论是对中化灿烂文化精髓的学习和继承，还是对良好商业世界的缔造，都将有十分重要的启迪。

参考文献：

篇9

2003之哲商

海尔张瑞敏在过去以“斜坡滚球说”等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哲商”地位：他被认为管理理论自成系统、思路超前于同时代其他企业家。2003年，张瑞敏又对外宣布海尔新战略——SBU（策略性经营单位）。他想把海尔的3万个员工都变成自主经营的“老板”，从而完成海尔史无前例的再造。不过，相对于海尔以及整个环境而言，SBU似乎过于超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奇怪的是，外界对此的热情并没有对海尔体制问题（如MBO）的热情那么高。外界猜测，张瑞敏对后者的三缄其口并不影响海尔在这方面的切实行动。看来，真正的哲商懂得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恰当距离。

有着“地产思想家”别名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2003年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十年来，冯虽然把高端产品“万通新新”系列搞得风风火火，却也忙于空中穿梭、四海传道，以至于思想和本业相距较远，许多人只知道冯本人的长相却不知道冯所盖的房子的长相。但是，2003年底，冯仑终于直截了当地用思想为公司业务服务了一把：推出房地产界“美国模式”，力捧“地产定制势力”，他策划的“居住改变中国”论题更使得业界空前团结。“居住改变中国”和冯此前闻名于市的“民企原罪”基调基本相反：住房的私有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财产关系，并进而瓦解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私权由房产的财产权进一步延伸，扩大到所有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倾向，推动了社会进步。论题的日渐深入人心无疑会为地产的未来扫清许多障碍。

而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似乎能够为更多企业的未来扫清障碍。他曾被称为企业思想者。1993年运作成功中国第一家上市私营企业之后，张宏伟顿悟：“资产经营是做加法，资本经营却是做乘法。如果加法和乘法一同做，企业自然会像滚雪球般做大做强”。“你借别人的钱，借别人的脑，你就等于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此后，他在资本领域越走越远。而信奉他的这一观点的企业主也有不少成长为民营资本大鳄。不过，近年来张宏伟先后遭遇参股吉通受阻、锦州港业绩造假、锦州港增发流产等一系列打击，使得他在2003年的运作更加艰难。而他在困境之中昂然抗拒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举动则继续维护了他民族企业、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地位。

2003之儒商

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显然是儒商历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他曾经自称或者被称为儒商，属于依靠文化挣钱或者挣文化钱的商人，但是他在2003年消失了，带走了钱，留下了文化。

曾经风行的儒商在近年有所没落，这跟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加入经商行列、从而使标榜儒商不再是领潮行动有关，更和曾经被称为儒商的商人的业绩并没有一直蒸蒸日上有关：孔府家酒的孔超、红桃K的谢圣明在这两年都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儒商的势头在2003年继续滑向谷底，刘波事件是个雪上加霜的标志。有人甚至断言：刘波事件考验中国体制。因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许多刘波式的商人，而“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无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信息传递失真以及信息交流中的不对称问题”。

还好，在“落水”风暴席卷中国富豪的2003年，西部企业家荣海用自己在本年度的岿然不动坚守着儒商最后的阵地。而被称为地产儒商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新儒商的内涵。2002年张宝全曾经因为在地产中强调“文化基因”而引发了中国房地产近10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大论战之一——中国房地产最终的发展目的是为物质还是为精神的大论战。显然，他是倾向于后者的，但是当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121号文件对在房地产企业开发过程中可能获取资金的所有渠道都设了关卡之后，一向温和的张宝全却出言不逊，说此政策属于典型的“拔苗助长”。当然，“121文件”出台仅隔两个月后，张宝全便以“贴息委托贷款”成功绕行。这体现出了新儒商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务实选择，以及在实际行动上的大智慧。

没有人把董文标叫做儒商，但曾执教河南金融管理学院的董的商业领域以及所作所为，显然是众多仍然固守于传统知识领域的儒商所应该关注和学习的。作为中国上市的第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和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的行长，他的一招一式将对迎来WTO挑战的中国金融业具有示范作用。在2003年2月底刚刚发行了40亿元可转债之后，民生银行于2003年12月6日正式宣布“准备到香港市场发行H股”，力争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第一家在国内发行A股再到香港发行H股（A TO H）的公司。董文标坦承民生银行需要资金，但是他说这是民生银行本身发展太快所致。鉴于民生银行的特殊身份，我们有理由给它更多的关爱。

儒家发源地山东的企业家在2003年也有斩获。7月18日，暂停上市长达两年的郑百文在上交所恢复挂牌交易，之后，公司正式更名为“三联商社”。郑百文曾因连续亏损而被暂停上市，并因严重资不抵债被最大债权人申请破产。在2001年，山东省政府重点培植的骨干企业之一山东三联介入该公司重组，提出现有股东向三联无偿转让50％股权的重组方案，几经波折，终获通过。郑百文重组模式受到过市场颇多争议，不过还是受到退市公司的青睐：2003年，又有深中浩和银山化工先后提出无偿出让股权引入大股东的重组方案，但均没有成功。鲜为人知的是，完成此个高难度动作的三联董事长张继生原本是个书生，酷爱文化事业，目前还带着研究生，并且主编一本偏僻的思想刊物《青年思想家》。

更为可喜的是，关于领导力而不是管理能力的迫切需求和热烈讨论在2003年渐次盛行，而浸了数千年的儒家之道无疑是中国企业家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基因。

2003之奸商

没有人愿意被冠上“奸商”之名，无奈的是，这不由商人自己决定。你看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虽然在2003年也做了一些捐款，但是还是免不了千古骂名——那些钱不是他自己的，甚至是从捐款对象那里骗来的。这不是简单的借花献佛或者沽名钓誉，而是犯罪，跌破了道德底线。

“无商不奸”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对商人的基本道德判断。直到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有“奸商”词条，而且注释仍然是“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暴利的商人”。事实是，中国商业社会发展到现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词语已经基本从法律条文中消失；现实商业活动中，一本万利的商业模式、财富神话更被众人追捧。所以，“无商不奸”已经渐渐从道德评判的席位上挪至“技术描述”的岗位，目前至少处于脚踏两只船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奸”字的义项选择“取巧”更为贴近时代。

2003年，商业已经发展到了非“取巧”不能胜出的阶段，“取巧”基本和“成功”等义。在这一年，“取巧”型商人大量涌现。典型的有营销型人物牛根生以及炒作型人物史玉柱。

“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只有超越环绕速度，企业才能永远发展。”蒙牛牛根生这句话的底气来自于经验：过去三年，蒙牛增长速度达到了1947％。也是基于经验，蒙牛为自己设计的今后三年速度是每年翻一番。蒙牛暴富的秘诀就是以营销、整合代替传统的滚雪球发展方式。2003年底，蒙牛以3．1亿元当上央视2004年新“标王”，牛根生看来要在营销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3．1亿元以及其他销售成本怎样分摊到牛奶中？如何避免重蹈“标王”覆辙？牛根生只能用2004年来回答。

复出的史玉柱用脑白金再次奠定了自己炒作高手的江湖地位。不过，有很多人五体投地的同时也表示看不懂：烦人的广告轰炸也能创造销售奇迹，这不知道能够证明中国消费者愚蠢还是史玉柱高明。黄金搭档不温不火地重复着脑白金炒作路线的2003，让人们基本得出：中国消费者变聪明了。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段永基居然在年末把走向颓势的史氏“大作”给接了过去。难道老江湖段永基比常人还笨？不管怎么样，史玉柱给自己设的“退出机制”是高明的。

当然，也有曾经以量子理论和炒作《学习的革命》“巧取”资本市场的科利华董事长宋朝弟在2003年的跌落：年初，其上市公司龙科被戴上了ST帽子。所以，“取巧”以后怎么办、如何持续发展是这类商人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2003之和商

“和气生财”，这是中国人的生意经之一，不仅如此，老外也慢慢奉之为圭臬。

曾以“强硬的改革派”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马蔚华在2003年的一个变化显然是个榜样。马蔚华是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曾因为处理海南发展银行的问题而声名远扬。招商银行于2003年8月26日公布了拟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债融资方案，市场在不久以后却传出该方案遭到基金经理进行“集体砸盘”的说法。于是，此前基金经理很难谋面的马蔚华主动奔走于各家基金管理公司，有媒体把马的行动说成“前倨后恭”或者“屈尊”，但不管怎么样，后来中国银监会《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让招商银行等来了转机。这组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件可以归结为佛语“善有善报”。所以，马蔚华的转变是多赢的。

和马蔚华不一样，王石、张醒生、叶莺等将自己一贯的公关专家或者公众人物姿态在2003年发挥到了更高点，为自己和企业聚集了更多的人气。王石在2003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同时万科也有了新的业绩。“他是今年（房地产界）最值得称道的人物。”冯仑对这位老同行在2003年的表现打了最高分。叶莺则通过中国影像领域最大的收购案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公关能量。2003年10月之前，在中国影像领域，柯达、富士、乐凯三角制衡的博弈中，最早传出也是最迫切与乐凯联姻的是日本富士，但最终却被技高一筹的美国柯达抢亲成功。人们则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例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真正的主角——叶莺。1998年，柯达在中国的合作进程举步维艰的时候，曾为美国外交官的中国女子叶莺介入，并说服柯达使用以“和”为核心理念的谈判方法促成了柯达与中国政府的“98协议”。业界认为，柯达在乐凯收购案中的胜出很大程度上是“98协议”的延续，也是柯达和叶莺多赢战略的胜利。

另一位重磅级企业家刘永好在2003年的表现也堪称楷模：他既保持了足够的活跃度，又保持了足够的美誉度。

出名却很少出头的任正非则在经历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曲折过程。华为和思科的知识产权纠纷最终在2003年10月以终止诉讼暂告一段落，外企思科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以和平换取时间和市场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任正非敢于应对思科并且宣布筹备上市，改变了外界对华为“沉默封闭”的看法。

管理风格一贯倾向温和、在家电业中算得上十足的“和商”的李东生在2003年也遇到了麻烦：年初的假账风波几乎一夜之间要摧毁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电帝国，李东生只好用“中庸”的办法如履薄冰：在承认通讯公司财务有问题的同时否认做假账。不过，李东生接下来的两个大动作将所有的视线都从假账风波抢了过来：集团上市表明了李透明化、国际化的决心，收购汤姆逊则成了彩电业反倾销悲声下惟一的亮音。他在下半年成了家电业最耀眼的明星。

可见，“一团和气”并不是和商的标签。

2003之佛商

佛教也许天生和商业格格不入，所以，尽管中国也盛行佛教，但称得上“佛商”的寥寥无几。不过，两位和佛有关的企业家的2003年值得关注。

几乎是现有中国企业家中辈分最高的双星总裁汪海信佛，并且把这种信仰移植到了企业管理中。在双星总部，矗立着一尊大弥勒佛像，佛像两边写着一段话：“自己拿自己当骨干，自我感觉良好”。在企业内部，汪海力图从责任的角度将自己塑造成企业和员工的“佛”。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曾经让双星一时风头无两。但是，可能是由于管理者本人的创新以及体制创新的问题，双星虽然因为进入轮胎业而有所收获，但2003年主业——鞋业却被淹没在众多新手的声音中，而且，有媒体报道了双星管理家族化的倾向。这对于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信徒汪海显然是很大的挑战，虽然“众生”也包括亲戚。

相对年轻的“佛商”凤凰卫视刘长乐则带来了相对的活力。港台媒体称刘长乐为“神秘的大佛”。其本人确实信佛，而且长相酷似弥勒佛，其“职业事业化”的管理理念也颇得佛家要领。在2003年，刘长乐更巧妙地将企业所在行业和佛教的普渡众生结合起来，不折不扣地继续贯彻自己的“电视新法”：在收视率并不高的情况下，利用名人效应，攫取亿万华人的心。伊拉克战争期间，其爱将闾丘露薇成为第一个深入战争核心带的华人记者。据悉，2003年凤凰业绩又上涨了60％。

佛教这个舶来品尚且难以和商业结合，土生土长的道教似乎更加和商业格格不入。不过，成都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继承了这个衣钵。他在其专著《大道·无为》中写道：“因一个‘争’字，就把人们带到了邪路。”所以，他在竞争中主张“不争”。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薛永新也在几年前遭遇连环爆炸案，所以，他在2003年没有大的发展也情有可原。

最新消息说，没有声称自己信佛的王健林、楼忠福在过去10年中捐款以亿计，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佛商。

2003之官商

许多商人喜欢把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书放在办公室。正像胡雪岩是时代的派生物一样，这种现象是中国转型商业社会的附属品。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都于2003年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的厉害，并在行动上获得巨大进步：在政府采购竞标中多次失利之后，微软终于挖走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陈永正担当大中华区总裁，而陈被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中国政府中广泛的人脉关系。

和那些想靠近政府、成为“官商”的商人不同，直接由政府任命、有政府背景的“官商”也有自己的苦衷。从上海黄埔区副区长到联华超市董事长再到中国最大的商贸流通集团——上海百联集团总裁的王宗南每天坚持跑步，以应付工作的压力，他的最大问题应该是上海四大国资商业集团上海一百、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重新组建成的百联集团的内部协调问题以及外资竞争压力问题。同样，刚刚完成全球最大IPO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董事长王则肩负中国金融机构改革试金石的重任，风光之下，如履薄冰。不仅如此，有些甚至有做离心运动的迹象。2003年6月9日，经过东风汽车集团老总苗圩23个月的斡旋，注册资本金20亿美元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最大一宗汽车合资案。据悉，东风、日产全面合作后，东风总部就可以如愿以偿地从根据地襄樊迁到武汉。东风和襄樊政府的种种问题可望迎刃而解。另外的相当多“官商”则正在考虑或已经实施MBO及其他改革措施使企业摆脱政府过多的管制。据说，倪润峰的复出就和长虹的MBO有很大关系。这多少给人一种“围城”的感觉。

而由民营企业走进政府企业之后，田溯宁则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华。他领导小网通经历了大、小网通合并等大风大浪，如今，他又带领网通走向海外上市之路。

篇10

强化学习提高认识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我深刻的认识到，合规文化教育活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具有农业银行金融特点的教育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农业银行信奉和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管理经验方式并付诸实践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农业银行员工的价值准则、经营观念、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及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推动农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可以说，这次活动的开展，让我进一步认清了岗位职责、净化了了思想、提高了领导务能力。下面，就这次学习的收获，我谈点我的见解。

一、加强合规文化教育，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开展合规文化教育活动对规范操作行为，遏制违法违纪和防范案件发生具有积极的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要统一各级领导对加强合规文化教育的认识，使之成为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策划者、推动者。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新业务、新知识更是层出不穷。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全面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金融业务、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努力提高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全行业务提速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特别是要注重加强对政治理论、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明辩事非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同时，要进一步端正经营指导思想，增强依法合规审慎经营意识，把我行各项经营活动引向正确轨道，推进各项业务健康有效发展。要在我行内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形成讲实话，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的经营作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升管理水平，严明纪律，严格责任，狠抓落实，严格控制各类道德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维护和提升农行形象。一方面，要提高全体员工对加强企业合规文化教育的认识，全行干部职工是泉州农行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企业合规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没有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建设好优良的合规文化企业，更谈不上让员工遵纪守法。从现实看，许多员工对企业合规文化教育建设的内涵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把企业合规文化建设与企业的一般文化娱乐活动混淆起来，以为提几句口号，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唱唱跳跳就是企业合规文化建设。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做好财会人员的培训、考核，业务培训力求达到综合性、系统性、专业性、实用性、提升性，要使所有会计出纳人员人人熟知制度规定，个个争当合格柜员，柜面成为营销舞台；要强化财会人员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的培训，针对不同岗位的实际情况，采取以会代训、专题培训等不同形式，力求使财会队伍的综合素质在原有基础上再上一个等级。通过系列活动，使全体员工准确把握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真正科学内涵，自觉地融入到企业的合规文化建设中去，增强内控管理意识，狠抓基础管理，促进依法合规经营。

二、加强合规文化教育，是建立长效发展机制的需要。企业合规文化教育建设是一项工程浩大的系统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要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在一个时期内要有一定的规划目标，最终建立适应企业长远发展的机制。从我行来看，他应该包括企业精神、价值观念、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环境、企业形象、企业礼仪、企业标识等内容，形成有自已特色的文化经营理念。首先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通过学习、交流、研讨使全体员工认识到农业银行应如何发展，员工在自已的岗位上应如何做好自已的工作，与别的员工相比差别有多大，应如何改进；在新兴支行这个大家庭中自已是什么角色，自已出了多少力，对农行的改革与发展有何建设性意见。要通过谈认识，谈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此建立我行的合规文化，进而提高农行的凝聚力、战斗力。其次要与案件专项治理和正在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加强对易发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业贿赂的业务环节的分析研究，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要通过开展教育活动，鼓励员工检举违纪违法的人和事，提供案件线索，推动案件专项工作深入开展，提高企业合规文化。最后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规范化服务，按照总行各项规章规定中的条款，对一些细节问题、难点问题要进行专项学习。对当前的业务经营和柜台服务形势，认真总结和细分客户群体和业务需要，整合有限资源，对存在较大矛盾和服务困难的服务焦点要集思广益，打开思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以最大的限度满足客户需要，提升企业合规文化精华。

三、加强合规文化教育，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加强合规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降低金融风险，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工作中，应该做到“三要”。一要树立正确指导思想。要在追求盈利的同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止出现为了片面追求高速业务增长而忽视风险防范和内控机制建设的倾向。特别要防止企业炒银行的思想。一个项目必然会引起多家银行竞争，在竞争中企业肯定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条件让银行增加贷款风险，要很好权衡利弊，切忌为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宁愿不发展，不要盲目发展，而造成新的资金沉淀。二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始终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注重用制度来约束人，用制度规范日常行为。为此，要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并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坚持用制度来规范业务经营过程，确保有章可循，切实堵住各种漏洞，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现问题。要认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健全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估和预警系统，要重视贷款风险集中度及关联企业授信监控和风险提示，重视早期预警，认真执行重大违约情况登记和风险提示制度。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保证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建立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要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建立健全不断自我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操作风险防范。四要坚持思想教育。要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经常开展有关规章制度的学习，有针对性地进行党风廉政教育，不断增强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利用金融系统身边发生的案例进行现身说法，使全体职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