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迟子建小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文关怀 感伤色彩 道德救赎

迟子建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执著地展现着故土风情,表达着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以自己的艺术风格吸引读者,引起评论者的广泛关注。迟子建小说充满人文关怀,她在写到文中的人物时饱含感情,使人物生活于温情的氛围中。在迟子建的情感世界里,真正达到了一种众生平等,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神性。但理性又使作家不能全部虚构生活的美好,于是这种众生平等的人文关怀无可避免地带有感伤色彩,感伤于各种生命形式的惨遭蹂躏。也正是这种不能全部虚构的理性,使得作家的叙述带有明显的批判意识,并同时建构起道德救赎的结构模式。

一、 众生平等

迟子建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怀,在她的情感世界里,众生平等,无高低贵贱,每一种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属于自己的威严,每个生命的存在都有自己生命所依赖的群体文化。

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它们却被分出了等级,这也许是自然界物类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吧,令人无可奈何。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承认的事实

正是由于迟子建对于生命的独特认知和体验,她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关注,她的真诚与热情,使她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所有生命形式的关系时,有更深一层的冷峻:生命的高低贵贱是无意义的区分;文化之于人类,重要的是让人知道自己的归属,而不能强行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让弱势群体失去自己存在的依据。

迟子建很明确地表达过自己所坚持的一个创作主张:“我认为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如果我们仅仅把一个伤口挑开来看,就像一个医生把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弃置在病床上不顾一样,是不负责任的。但不管医生也好作家也好,我是期望能够做一些关怀性的工作。当然这种关怀有时会被理解成温情,理解成缠绵和没有力量。”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是一个人文情怀浓郁的作家,她用自己的善良和爱心关怀着笔下每一个人的命运,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饱含悲悯的宗教情怀。

发表于2003年的《门镜外的楼道》,是作家伦理观念或者是对于困境中的小人物的悲悯情怀的集中体现。“我”是个作家,透过门镜熟悉了一位楼道清洁员,她“行动迟缓”,“气力不济”,却能把楼道清扫干净,也经常从垃圾中捡拾物品,“我”会经常把旧报纸和一些食品以垃圾的形式送给她;为了感谢,老人送来了6颗鸡蛋,一个善良的住户和一个楼道清扫员建立了一种默契――为对方的自尊而开展行动的关系。作品中这样描述那6颗鸡蛋,“我发现它们个个都很大,且蛋皮上附着深浅不一的血迹,可见这些蛋是她精心挑选的,那蛋皮上的血迹很像飘逸的晚霞,鲜艳明媚,给人带来震撼。”这些充满感情的描述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尊重所带来的感动。一个生病的老人为了生计艰难地工作,“我”听着老人干活的声音,“这声音宛若刀刃,每一下都切在我的心头,使它阵阵疼痛。”这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理应普遍存在的情感,在这个时代却显得如此陌生。调侃的、幽默的、无厘头的语言充斥了日常生活的今天,人们业已忘记了情感带给我们的幸福和痛苦的滋味了。迟子建的作品无疑是一种探询,除了传媒和娱乐,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这同时又是一个自律的作家对社会的道德和良知的叩问,要让已经模糊的同情和善良,在人们的心灵世界里重新清晰起来。柯勒律治说:“(诗人)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们对于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类似超自然的感觉……”迟子建正努力实践着作家的这一职责。让熟悉到近乎麻木的日常经验变得陌生,以便于重新认知。

二、感伤色彩

迟子建在这样一种带有人文关怀的创作中,常带有感伤色彩。因为人类的许多高贵品质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土崩瓦解,历史的进步与伦理道德的矛盾使敏感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各种状态的感伤情怀。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的前进,历史的前进却总以牺牲伦理道德为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小人物在社会中的生存日益边缘化,他们跟穷困抗争,跟强势的文化势力抗争,跟周围的不公平和轻视抗争。但是,毕竟在感性之外还存留着强烈的理性的无奈。她对笔下的人物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但理性认知又迫使她不得不安排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或悲剧。在这样的悲剧中带着一种挽歌式的伦理哀愁,也包蕴着历史的逻辑与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作家这一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部作品写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兼并或者直接叫“吞噬”。作家把一个部落的消失写的如此荡气回肠,随着妮浩萨满的死亡,人类的神性消失了,人类与大自然的沟通被切断了。还有一部中篇叫《踏着月光的行板》,写一对在不同的城市打工的年轻夫妇,为了在节日里与爱人相会,来回奔波,却总是擦肩而过的故事。在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却无法及时与对方联系,于是,只有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他们吃苦耐劳,他们做着别人不愿做的工作,他们有足够的善良,他们把别人对他们的一点点好都铭记于心。但他们简单的愿望――见一面实现起来都是如此困难。在大海般的城市里,他们是贫穷的,但他们拥有很多城市人所没有的东西――彼此的信赖和专心致志的爱。这是典型的迟子建的情怀,哪怕生活多么艰难,她要给她笔下的人物以温暖。迟子建信奉的是超越爱情的夫妻之情,这种情才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死契阔的人间真情。

三、道德救赎

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是自律的,即使自己深受伤害也严格遵循自己的毋宁说是迟子建的道德准则,她就用这种道德准则拯救她笔下的人物脱离痛苦,赋予他们宽厚的性格,善待他人,温暖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没有把人简单地写成善或者恶,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呼唤人性之美。中篇小说《鸭如花》写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杀人犯的故事,徐五婆一人独住,与鸭相伴。年轻人无意间伤害了自己的父亲,成为通缉犯,逃到徐五婆家,从开始的对立防范猜疑到最后互相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徐五婆帮年轻人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带他到他父亲的坟上磕头认罪。年轻人服刑了,徐五婆替他收尸。一个孤独的老人,收留了另一个内心更为孤独的人。这是作家悲悯的人性关怀,在悲哀绝望里,也有温暖出现。作品最后有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结尾:

“她把冥酒淋到坟坑里,然后用空罐去河畔汲水,擦拭逃犯脸上的血痕……殓完尸,徐五婆把稠李子果撒在坟头,然后坐下来。她连抽了三袋烟,后来见暮色已浓,就起身回家了。走前,她把鸭子放在坟头……在一派萧瑟的晚景中,这只白褐色的鸭子看上去异常明亮,确如一朵美极了的花。”

每一句话都显得如此平淡,但每一句话都包蕴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一个杀死自己父亲的逃犯,理应是被人唾弃的。作家并没有按常理去写这个人而是写他的忏悔,为了到父亲坟上去磕头,他历尽艰辛。他有年轻人的单纯和幼稚,又有孩子般的率直和天真,还有和常人一样的正直和善良。他的死亡,对于徐五婆来说,是一个独特的生命的结束。她为他擦去脸上的血迹,仿佛对待自己的孩子,清冷的荒野里,一个老人在溪水和死刑犯之间来来回回的身影让人如此伤心却又给人温暖。我们必须承认迟子建是一个情感丰富而又拥有宽厚的人文情怀的作家。她从不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之外,而是把对现实思考和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融入到字里行间。

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在迟子建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她让善良的人在人世间都会得到一份温暖,而理性又让她对社会有很多失望,在矛盾中她写到灾难,在描写灾难时又常常给人以安慰。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多是生活在缺憾甚至悲剧中,这些生活困窘的普通人,灾难降临时,他们毫无办法,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有可能也会打破他们固有的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拥有宽容、善良的美德。

《洲国》中写到了一个日本移民中村正保,作为入侵民族的移民,作家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在这里,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是战争的受害者。在第十二章，1943年,作者写了日本人中村正保和中国女人张秀花的悲剧。张秀花原本有自己喜欢的人,但是被强行配给了中村正保,中村正保小心地照顾张秀花和孩子:

“中村正保常常爱惜得不得了地吮吸婴儿的小脚和小手。中村正保给儿子买了花铃棒儿和风车,时常摇晃着让他看……中村正保整日喜笑颜开的,做饭、洗尿布、打扫房间时总要不由自主地哼着歌。侍候月子期间不让张秀花沾凉水,不让她干一点活,把张秀花养得跟儿子一样白白胖胖的。”

如果没有战争,这是多么幸福和谐的一家,日子应该能过下去,但张秀花的心中却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面对自己与日本人生的孩子,作为母亲和作为中国人并被夺去爱情的女人张秀花的心中充满矛盾。当她得知自己原来的情人的遭遇后,泪流满面,“她想,如果自己不被强行配给日本人,她会和梁力成亲,他们自幼就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是中村正保把梁力害苦了。”她把仇恨转移到了那个越来越像父亲的婴儿身上,有一天,她把儿子扔进装满黄豆的盆里。儿子死了,张秀花被悔恨逼疯了。中村正保也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他开始思念遥远的故乡,他想把张秀花打发回娘家,但他又担心张秀花会承受不了失子和失去家庭的双重打击,只好这么将就着,等待张秀花的精神好转。但是，张秀花没有给中村正保这样的机会,一个人走进旷野,被狼吃掉了。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的命运都一样被战争蹂躏。人文关怀使作家给每个人以人性的尊重,他们都有善良的本性,他们都想要正常的生活,但是,个人的力量在历史面前,却无能为力。

米兰・昆德拉说,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因此,历史的沧桑变化中的个体的存在及其命运,应被被作为社会良心关注。面对着历史的逻辑与伦理观念的不断分裂,迟子建追寻的美的理想、自由的人生和健全的社会,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人道主义构思。然而,正是这种理想境界与人的真实历史处境的反差,才使文学对历史逻辑的每一次质询,每一声饱含同情的叹息,都显得如此沉重,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1]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2。

[2] 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4。

[3] 克罗齐著,韩邦凯等译:《美学原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篇2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孤独意识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05-02

迟子建,1964 年出生在中国版图最北端的北极村――漠河,有“极地才女”、“北国精灵”之称。从1984 年发表处女作《那丢失的……》开始,这位人淡如菊的才女已向读者奉献出了四百余万字的作品,她是目前唯一一个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她的作品总是散发着空谷幽兰的气质,闪烁着林间水滴的精莹。人们总是尝试着从地域的、文化的、儿童的、人性的视角去阐释她的作品,而对其作品中如水一样氤氲的孤独意识却鲜有人提及。

孤独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重要表征便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诗词王国中,描写孤独意识的诗词俯拾皆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种孤独,“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一种孤独,“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也是一种孤独……

迟子建孤独意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迟子建的童年是孤独的,六岁的她因为淘气、多嘴、不听妈妈的话而被寄养在了姥姥家――北极村漠河,在那里同龄的伙伴很少,“那些孩子要么在襁褓中,要么在年轻女人的肚子中慢慢构造未完成的躯体,我的游戏对象忽然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荒凉景象。”① “而故乡的冬天又实在太漫长了,漫长的让人觉得时间是不流动的,雪花一场接一场的铺天盖地而来,远山苍茫,近山也苍茫,”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同龄伙伴的缺失,农村散养式的养育孩子方式,北国的苍茫旷远,使迟子建过早体会到了孤独的滋味,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迟子建写作。而这种童年时养成的孤独意识成为她进入文学殿堂的推动力之一。在她的创作中,孤独时而扑面而来,时而缓缓流淌,即使在诉说不相关的他人往事,内心的孤寂和荒凉也依然表露无遗。

迟子建笔下的孤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因母爱和亲情的缺失而导致的孤独。如《没有夏天了》中的小凤,《百雀林》中的明瓦,《树下》中的七斗,《疯人院里的小磨盘》中的小磨盘,《岸上的美奴》中的美奴都是因为母爱或亲情的缺失而导致了刻骨铭心的孤独,这种童年时形成的孤独意识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没有夏天了》中的小凤的妈妈淑芬面对婚后日子的困窘、经济的拮据、丈夫的清高无能借酒浇愁,每日进行不绝如缕的诅咒、抱怨和训斥,在母亲的谩骂和训斥中长大的小凤是孤独的,她体会不到家庭的温馨和幸福,母爱的诗意和美好,相反,家在她心目中成为了渴望逃离之所,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我每天盼望着有稀奇事发生。我盼有人死,盼望着谁家吵架声顶的房盖直颤悠,或者来一群大虫子,把所有人的脸都蛀出大麻坑,然后让人像糟蘑菇一样地烂掉。”②只有月光能给她幼小孤独的心灵带来少许的安慰。

《百雀林》中明瓦的妈妈文春只因为一时兴起,烫了一个在乡下还不时兴的头发而遭到村人的耻笑,明瓦的爸爸借着酒劲用烛台砸死了妻子后畏罪潜逃,十一岁的明瓦一下子成了孤儿。亲人们因为明瓦的不机灵而把他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谁也不愿收养他。最后城里一对一直没孩子的夫妇收养了他。母爱和亲情的缺失深深的影响到明瓦的择偶标准,成年后的他面对别人给他介绍的对象却是相一个,黄一个,一番犹豫后,他终于向养母说出了缘由,他认定好女人身上应该有母亲身上的那种奶味,而那些姑娘身上没有。最后,他终于找了一个离婚后带一小孩的文秋。这段婚姻终于经不住亲人们以"亲情"名义进行的盘剥而走向解体。又重新变得一无所有的明瓦梦想着一个人过日子,脱离人群。最后明瓦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通水电的地方当了一名养鸟员,孤独的他终日和孤独的鸟儿为伍。

《树下》中的七斗天性善良,厄运却在童年时期就缠上了她,久病的母亲自杀死去,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的葬礼过后七斗被过继给了姨妈。姨妈自私而贪心,对七斗并不好。从姨妈家所在的惠集小镇开始,十多年中她辗转于惠集――斯洛古――惠集――白卡鲁山下――白轮船――农场间,那种漂泊不定,心灵无所归依的感觉如影随形的伴随着她,她感觉自己“正在被众多的亲人遗弃,她觉得自己出生时一定是生在了最坏的星座上,灾难总是向她直面而来。”漂泊无依的生活,亲人的相继离去使七斗的一生都摆脱不掉那种寒彻心扉的孤独感。

二是对爱情的无望等待而导致的孤独。这类人物形象有《逝川》中的吉喜,《秧歌》中的小梳妆,《旧时代的磨房》中的四太太等。这是一种对爱的无望等待而导致的孤独。十八岁的小梳妆有倾国倾城的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她一出场就令风流倜傥的“龙雪轩”首饰店的老板付子玉心旌摇荡。付子玉有三房姨太太,而小梳妆拒绝做他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付子玉心中他的生意是第一位的,而小梳妆却把对付子玉的爱当作了生命的全部。为了等付子玉,小梳妆一生未嫁,她从如花少女等成了耄耋老妪,为了保持自己在付子玉心中那个最美的形象,她用砒霜毒死了自己。在孤独而无望的等待中,她才明白“这世上没有负心的男子,只有痴情的女子”。

《逝川》中的吉喜年轻时发髻高挽,明眸皓齿,穿着曳地的灰布长裙,吃起生鱼来是那么的惹人喜爱,确定百里挑一的自己一定会成为阿甲渔村姑娘心目中的偶像――胡会的妻子,结果胡会却娶了毫无姿色和持家能力的彩珠。胡会拒绝娶吉喜的原因竟是她“什么都会,能过了头,男人在她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尽管她和胡会有过“金凤玉露一相逢”,尽管男人们都欣赏她,都喜欢喝她酿的酒,她烹的茶,她制的烟叶,喜欢看她吃生鱼时生机勃勃的表情,喜欢她那一口与众不同的白牙,但没有一个男人娶她。阿甲渔村的人把吉喜当成了一个神,不知道孤独的她心中埋藏着对爱情的深深渴望与怀想,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在逝川的日夜流淌中一天天消逝,吉喜一天天的衰老,只有两岸的树木越发蓊郁了。

三是在城市文明的挤压下而产生的孤独感。《芳草在沼泽中》的“我”是机关里的一名小科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市委领导写各种假大空的讲话材料。工作的无聊乏味,同事间的勾心斗角,爱情的世俗功利,使我虽然生活在嘈杂的人群中,却感到从没有过的孤独和厌倦,“我”终于逃离了城市,去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湖泊暂时躲避城市的喧嚣和冰冷。在迟子建的其它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挤压下现代都市人的漂泊感、孤独感、无根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城市的疏离和恐惧。在迟子建的心目中,只有北国的白山黑水才是她心中的伊甸园,她总把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那里,只有在那里才能使自己变得僵硬、麻木的心灵重新变得滋润、舒展。

孤独意识像一股清泉在迟子建的笔下汩汩流淌,只有在孤独中我们才能发现更加本真的自我,只有品咂过人生的孤独况味,我们才能发现“活着是多么的艰难,又是多么的美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喧嚣嘈杂的现代生活,水涨船高的欲望追逐,使得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知道“孤独”为何物了,难怪迟子建要感叹、伤怀了。

注释:

①迟子建.北方的盐[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②迟子建.雾月牛栏[M].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参考文献:

[1]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6.

篇3

关键词： 迟子建 万物有灵 悲天悯人

在思潮迭起的文学史的长河中，东北作家迟子建是特立独行的一位，她始终行走在文流的边缘，从容地书写她那独具地域色彩的经验世界。她的作品就像她喜欢用的“月亮”意象一样，朴素、清新、婉约、沉静，笼罩着月华般淡淡的忧伤。她笔下的民间世俗生活，平实鲜活，悲欣交集，善恶之中透着关怀与悲悯，笔墨之下闪烁着独特的灵性与诗意。细读迟子建的小说，能读出两个不同而相互佐托完美地融契在一起的世界，一种是大自然和笼罩着神灵之光的人的生活，清新，灵性而神秘，氤氲着浪漫气息。另一种，则是普通人，更贴切说，是民间底层人们朴实、平淡、温暖，不乏艰辛、苦涩甚至悲情的生活世界。这两重世界的书写，既体现出迟子建独特而卓越的艺术观念与个性，也展现出一个优秀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的生活与生存的深切关怀和爱意。

（一）万物有灵的世界

生长于北国极地的迟子建，是大自然化育的文学精灵。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迟子建是为数不多的执着于一方土地的抒写，执着于捕捉大自然的美丽和变幻，并将之表达得那么灵性而富于诗意的作家。故乡的景物和人物是迟子建写作的基础和最初的构成，在谈及自己成为作家的经历时，她首先提到的是她童年在故乡的所见所闻，她说：“我的故乡有广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时间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炉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园、晚霞……这都是我童年时最熟悉的事物，我忆起它们时总有一种亲切感，而它们最后也经常地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我想没有童年时被大自然紧紧相拥的那种具有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经历，我在读大兴安岭师专中文系时就不会热爱上写作。”[1]对大自然的钟情，使迟子建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诗意、温情的世界。读她的小说，都会为其中细腻、灵动的自然描写所吸引。她就像一个擅长风景画的画家，用一根神奇的画笔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美妙的图画：

“天边飞着晚霞，深一块，浅一块的。它们有的大红，有的金黄。那大红的像炉膛的火，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北极村的童话》）

“在北国是无法阻止大雪降临的，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柔最灿烂的景色播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它时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雪光呈现玫红时是朝霞初升时分，那时炊烟在鸡啼之后升起。雪光展现幽蓝时是在傍晚时刻，这时所有的恋人都在祈祷黄昏的消失。雪光隐现乳黄时星月稠密，树林中所有的鸟都因眷恋美丽的景色而放弃歌唱。”（《原始风景》）

“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的花园。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亲亲土豆》）

无论是比喻、拟人的形象生动，还是语言的绚丽灵动；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景物刻画，都来得细腻浪漫，流转自如。而那些诸如晚霞、炉火、雪光、土豆花、月亮……的景物描写，则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诗意盎然且又纯真美妙的童话世界，可见出作者依然保有一颗真纯的童心。自然景物在迟子建温婉的笔调下变得可感可触，自然贴切。自然界中的一切在迟子建的笔下都是有生命的，蕴涵着默默的温情，她曾说：“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2]这样的景物描写在迟子建的小说叙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不仅能对作品的篇章结构有起承转合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寄托着作者的审美情感与理想。“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地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它们给我的感动。”[3]“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面对壮阔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一方面获得了灵魂的安宁，又一方面觉得人是那么的渺小和卑琐，只要我离大自然远了一段日子，我就会有一种失落感。”[4]

受萨满教和民间文化的影响，迟子建相信万物有灵论。萨满教认为自然皆有灵性，崇尚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与个性自由，相信有灵魂存在。而迟子建小时候也常常听到父老乡亲们讲鬼故事和民间传说，受之影响，她的小说中不仅大自然充满灵性，人的身上也有神力，人的生活也笼罩着神性的光芒。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族的百年史诗，也是迄今为止表现萨满文化的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主人公们对自身生命的认识是“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妮浩萨满为死去的孩子唱的神歌就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死亡观：万物皆有灵，人死后灵魂永在。妮浩萨满是这个部落的最后一个萨满，她已泯灭了人神界限，她为了挽救一个个生命，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这样的牺牲完全不是儒家意义的“舍生取义”，而是植根于自然的、人性的，是超越了人性的最质朴的、最壮烈的、最美丽的牺牲。神性之光启迪了人类的蒙昧，照亮了生命本身的力与美，引领了精神家园的构建与升华。如於可训所说，“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或‘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作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化观念，尽管这种文化观念对于她本人来说未必自觉，但却浸润在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5]迟子建说“我写萨满时内心洋溢着一股激情，我觉得，萨满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这也契合我骨子里的东西。”“萨满通过歌舞与灵魂沟通，那种喜悦和悲苦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所能够体会到的。”[6]由此可见，迟子建对萨满神性的书写蕴含着她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和精神理想的追求。

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从迟子建其他的作品中看到这种灵性与神性之光。比如：

这时豁唇突然发现在雾间有一个斜斜的女人飞来飞去，她披散着乌发，肌肤光洁动人，她飞得恣意逍遥，比鸟的姿态还美。（《逆行精灵》）

她感到她和曲儿之间的那团红光已经慢慢地走出房子，穿过屋里的空地，穿过门，走向起风的空气中。风掀动着无层次的尘埃，一片茫茫无际的土黄色笼罩着世界。（《遥渡相思》）

走到桥头的时候，我忽然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发现了禾。我发现他完全因为走到桥头时心怦然一跳，接着我感觉到人群中有一个人的眼睛冷冷地亮了一下，他的身影就是这样被突出出来了。（《炉火依然》）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河岸了。河岸上没有行人，远远近近都飘飞着轻盈的雪花，对岸的渔村因为苍茫而若隐若现。（《九朵蝴蝶花》）

这些有关幽灵、神迹、梦境的描写显示出迟子建意义世界的有“神”。此外还有《向着白夜旅行》，写的也是“我”与一个幽灵结伴出游北极村的故事。迟子建自己认为：“也许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遇到过鬼魂，这使我对暗夜充满了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激动。”迟子建的小说沐浴着神灵的恩泽。“我在大兴安岭出生和长大，没有很厚的家学的底子，所以东北文化对我来说更多体现在小时候听历史传奇、乡里乡亲的神话鬼怪故事。”“我的故乡因为遥远而人迹罕至，它容纳了太多的神话和传说。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无一不沾染它们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显然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平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7]有了这样的成长背景，我们便能理解迟子建经验世界的神秘性。

（二）悲天悯人的情怀

除了灵性与诗意，忧伤与温情也是迟子建小说情调的关键词。忧伤不是无谓的多愁善感，而是作家洞察人世生活苦难之后的悲悯，忧伤之中的默默温情更是对普通人平实、温暖，不乏艰辛、苦涩甚至悲情的生活的理解与关怀。

迟子建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浪漫气息可以使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获得艺术上的提升，而忧愁之气则会使作家在下笔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无疑《酒鬼的鱼鹰》这篇小说就具有独特的韵味，许哎呦、寒波等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在她们卑微的一生中体现出人性的美好与日常生活中所包涵的忧伤与困苦。作者对这样的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理解，在他们身上，迟子建为逝去的平淡生活写就一首首淡淡忧伤的挽歌。

在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不少作品都写到了人生世事的忧伤、缺憾与无奈，如《雾月牛栏》中继父的失误、内疚与死亡，宝坠的弱智与母亲的不幸。《白银那》中卡佳丧命于熊掌之下的惨痛；《逆行精灵》中豁唇的残疾与被遗弃，老哑巴的孤独与自杀；《日落碗窑》中王张罗孩子的夭折，关老爷子梦见老伴时的心酸，吴云华的跛脚和丈夫前妻之死留给她内心的恐惧等等，这些都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残缺与悲凉。这种对人生的种种不幸、痛苦、忧伤与无奈的写作体现了她对现实人生清醒的洞察，她仿佛要通过这些带着悲剧意味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时时处处都伴随着缺憾、悲哀、无奈与忧伤。

迟子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更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这出路。长篇小说《穿过云层的晴朗》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评论家吴义勤如是说：“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确实如此，文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的态度。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文学应该而且可以对一切黑暗和不幸作精神担当，作灵魂拯救。”[8]

即使是处理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如“”，迟子建的笔墨也是摈弃了残酷的暴力叙述，转而轻描淡写，侧重于温情的表达，这类小说，除了《穿过云层的晴朗》，还有《花瓣饭》、《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在《花瓣饭》中，那个被批为“苏修特务”的女人和那个“臭老九”男人之间那种不弃不离、相互扶持而又真挚、浪漫的情感是笼罩全篇的彩虹。迟子建通过文学审美化和抽象化的处理，用人伦情怀和人文关怀去填充苦难的深度，为一个个沉甸甸的社会重大历史事情镀上温情的光芒。“那是一种在沉重、庸常的生活中慰藉人心的温情，一缕穿透黑暗的生存夜空的希望之光，这种希望之光又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承诺，她如同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元宵、秧歌一样，成了支撑人们生活下去的理由。从而成为人们苦难生活的救赎。”[9]迟子建的小说正是这样，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温情和诗性之爱，从而打动人心，让人回味无穷。

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正是带着这样强大的审美功能，才让我们感受到她的诗意灵性和温暖如光的人文关怀。她的小说如同润物细无声的细雨，点滴浸润着人们的心田，使那些被现实人生重负挤压得干枯、扭曲、冷漠、坚硬、丑陋的灵魂重新变得滋润、健康、温馨、柔和、美丽。这正是迟子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作品耐读和受人喜爱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方守金，迟子建.自然话语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3）.

[2]方守金，迟子建.自然话语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3）.

[3]迟子建.我说我.假如鱼也生有翅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200.

[4]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自序）.雾月牛栏，华文出版社，2002.

[5]於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2（2）.

[6]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4）.

[7]迟子建.谁饮天河之水.北方的盐，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238.

篇4

关键词：女性；儿童；自然；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47-02

人生天地之间，土地乃自然之家。《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是写人类的生存，而父者犹天，地者犹母，子犹万物则寓意着人类与天地的伦理关系，赋予了大地母性的象喻。人们总习惯把大地比做母亲，把少女比做春天。荷马曾在他的《颂歌》中歌咏：“我要歌颂大地、万物之母、牢靠的根基、最最年长的生物！她养育一切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里漂游、在天上飞翔的创造构物。它们全都靠着她的丰饶来获取生存的幸福。”[1]在中国当代的作家张炜看来“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2]在文学创作领域，女性、母亲总是被誉为善良、包容、爱的象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将女性的天性与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不仅关注女性文学中强调的女性的权利与地位，还挖掘着女性的天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探寻着人与自然的深刻内涵。

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来分析当代小说有据可依。这些作品或是以女性的敏锐表达真诚与善良、以儿童的视角营造理想世界；或是通过对大自然的关爱表达尊重的伦理价值等等。将自然、和谐、平等的思想灌注在文学作品中，来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对和谐生命样态的追求。

一、儿童视角的生态智慧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要向女性和自然学习生态智慧，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公正和谐的关系。女性和儿童一直被秉承父权制世界观的男人视为弱者。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男人以强者自居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女性的善良与儿童的纯真美化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情与暖意，及更为包容的生存智慧。提到女性、儿童、自然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冰心，冰心将母爱、童真、自然这3个美好意象串联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单纯温馨、自然纯净、和谐美好的伊甸园，反击了封建社会中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当代作家迟子建同样热衷于表现自然、童真，在她的很多小说中都表达了对自然的向往、对童真的留恋和对生命的热爱，传递出最为纯朴的生态智慧，即便有些苍凉却充满了温情与暖意。

这股温情与暖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萨满妮浩的身上得到了放大[3]。萨满妮浩每救助其他部落的人甚至是品质恶劣的人的生命后总会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然而痛苦的萨满却从未终止对别人生命的救助。为此，她虽然尽到了一个萨满的义务，但作为一个母亲她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这充满爱的做法初衷就是救死扶伤，已经超越了生死界限，超越了个人情感，在她眼里，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没有亲疏与贵贱。据作者讲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那个老萨满是个女的，早在她成为萨满的时候，她就得到了神的谕示，那就是如果她在部落里救了不该救的人，她自己就会死一个孩子。但是呢。一遇到有危难病人的时候，她还去跳神，还要救人，她也因此一次次地失去孩子。在一个萨满眼里，是没有不该救的人”[4]。在萨满妮浩身上涌动着爱的力量，她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至高境界，作为一个母亲，妮浩付出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间大爱。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辛酸与艰难，作家迟子建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寻找生活中的温情与暖意，以希发现更多爱的力量，希望这爱能变成燎原之势温暖整个世界。

迟子建比较亲睐儿童，她另一个表现角度就是以童真的视角来展现这个复杂世界，在这些孩子们眼里世界是单纯的、美好的。法国作家艾姿碧塔说过：“孩子和艺术家住在同一个国度里。”儿童保有赤子之心，与自然天然一体，容易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如果作家从小在感情上与自然结下深情厚谊，即使在成年以后也会依然保留这份感情，甚至更加深挚。1984年创作的《北极村童话》可谓作者以儿童的视角演绎的童话世界，“我”的率真与童趣温暖了北方寒冷的冬天。小说中北极村的江、雪、庄稼、甚至菜园，对话中地道的方言，本地的风俗，各具性格特点的东北人物，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童话特色。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雾月牛栏》中宝坠被继父打傻了，虽然他傻了，但他对牛的感情却是那么的深厚，每天与牛为伴，牛也与他有了深厚的感情，在宝坠眼里牛和人是一样的，比较人他更愿意跟牛在一起。一个大雾的早晨他准备去放牛，他认真而心疼地摸着花儿的鼻子说：“今天你要慢点走，外面下雾了。你要是摔倒了，肚子里的牛犊也会跟着疼。”

花儿“哞――哞――”地叫了两声，温顺地答应了[5]。

如此人与动物和谐的画面充满了温情与暖意，丝毫感觉不到人与畜的不同，活化出儿童的善良天性。小说的底色仍然不免苍凉，本来聪明伶俐的孩子被打成了傻子，失去了正常孩子的生活，怎不叫人可惜。然而宝坠并没有憎恨继父，继父死后他哭得最凶，感动了周围的人。这就是不带任何心机的童真。同是写到傻孩子，迟子建《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和二鲁是智障的双胞胎兄妹。但是他们却过着比正常人还正常的生活。秋收季节，村里人为了得到些许金钱，一改往常抢收庄稼的生活常规，开始进山采摘浆果，唯有有些智障的双胞胎兄妹大鲁和二鲁听从父母临死的遗言，按时节收庄稼。当初冬第一场大雪来临的时候，当更多的村民为自己的失策而懊悔不已时，只有大鲁和二鲁收回了地里用来过冬的蔬菜，其他村民都误了收获时节，后悔不已，那个平时慷慨大度令村民艳羡的收浆果的人也早已无影无踪了。《逆行精灵》塑造出一个因豁唇被遗弃与大自然相偎相依的充满了灵慧、聪敏、爱心的野孩子。虽然他是个孤儿，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并没有缺失母爱，小说写他与那只被打傻了的狗的友好相处，去采果子痴醉了睡梦，充满了童趣。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纯净的，以孩童的视角来展示这个缤纷的世界总会增添一些唯美的暖色。迟子建借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表达了对肮脏污秽、人心沦丧的世俗生活的反感，对纯净和谐充满爱心的自然人性生活境界的渴望。“她的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走出来……”[6]

迟子建的创作大都流溢着自然的清新，这当然离不开她东北的家乡赐予她的勇气与激情。根系于此，情何以牵，东北这块热土始终是迟子建不断歌咏的对象，以此来宣告着自己热爱自然、离不开自然的自然情结。这也是迟子建对生态问题的最好回答。以生态角度来挖掘迟子建的创作，展示她对自然、对生态问题的敏锐，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部分。她自己也认为：“我觉得女性对万事万物，在天性上比男人更敏感。我不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想男人还是比较社会化的，而女人呢，自然化的痕迹更浓。做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作品所散发的气息，肯定会搀杂着性别中天性的东西。”[7]

二、女性视角的生态伦理

在生态伦理学看来，人类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后才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类有义务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统一，有义务保护一切动物与植物的生存。生态女性主义创作一直本着人道主义的态度，批判那些视动物生命于不顾的行为，反对压迫，彰显着尊重、公正的生存哲学。

与迟子建相比较，叶广芩更是持之以恒地关注生态，不但借助《熊猫碎货》《老虎大福》《猴子村长》《长虫二颤》《黑鱼千岁》《山鬼木客》和《狗熊淑娟》等小说呼唤生态保护意识，还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环保主义[8]。生态学家认为，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马克思・舍勒认为：“女人更像植物，比如一棵树，她自己就是她的身体，就是那棵开花结果的树。”“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9]

比较生态小说中“生态保卫者”的典型，女性作家笔下的生态小说也塑造了一些女性“环保卫士”的形象。反映环境保护问题的长篇小说亦秋的《涨潮时分》，在青州市东海之滨美丽的小城，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河水里重金属和有机化合物的浓度不断增长，小城周围的水系均遭到污染，无法用来灌溉农田，更不能饮用。人们喝的水要去茶水店去买，其他入口的水几乎全依赖云峰山脚下的一眼桂花井。整个青州都处在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的状态，小说围绕环保主题，在细腻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描绘中，凸现了富有魅力的3个女性形象：正直无私、高瞻远瞩的女副市长李蓝；聪慧美丽、长袖善舞的女企业主白雪菲；热爱事业、守护家庭的地方戏演员刘小倩。其中，为民着想的女副市长李蓝，工作忙碌难于照顾家庭和孩子，虽经历了丈夫张建国的受贿被查的事件，但依然坚持刚正廉洁的作风，一心为青州人民喝上干净的水而奋斗着。然而，不幸的是在引渠水进城的工地上因遭遇台风，为了保护工程被洪水卷走了。创作了《碧水梦》的何佳，同样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的鲜明的生态女性创作引来了很多关注的目光。小说写到长江遭到严重污染，一些只为发财的厂子不顾长江母亲的健康将污水肆无忌惮地投放到江里，使得长江失去了往日的清秀而变得臭气熏天，环保部门的治理又遇到重重阻挠和困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说塑造了水灵这个保卫长江生态的女“拼命三郎”的形象，成为了生态小说中又一位女环保卫士的形象[10]。

“女人是天生属于自然的、内向的，她们孕育着希望和新生，她们守护着生命和情性，她们调理着天地间生态的和谐与平衡。”[11]女性作家以她特有的细腻在生态文学园地里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她们用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一幅靓丽的保护生态的风景。而女性生态主义创作不但彰显着女性的特殊地位，同时巩固了生态文学园地的力量。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女性与自然的亲近天性，独具魅力。

参考文献：

〔1〕〔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两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0-91，92.

〔2〕张炜.绿色的遥思[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5.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6）.

〔4〕〔7〕迟子建，郭力.对话笔记：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1）.

〔5〕迟子建.雾月牛栏.收获，1996，（5）.

〔6〕王安忆，迟子建.逆行的精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封面底.

〔8〕叶广岑.熊猫碎货.长江文艺，2000，（8）；老虎大福.人民文学，2001，（9）；长虫二颤.当代，2003，（4）；黑鱼千岁；山鬼木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狗熊淑娟.小说月报，1997.

篇5

要想高质量地完成这样一系列文学访谈，最起码需进行三方面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访谈对象的择定。当下时代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作家，数量可谓多也。如何从这众多的作家当中，选择数量特别有限的访谈对象，所凸显出的，正是舒晋瑜文学眼光的一种深入独到。王蒙、贾平凹、莫言、实、王安忆、铁凝、韩少功、格非、张炜、阿来……虽然不能说舒晋瑜已经把现时代一流的中国作家“一网打尽”，全部“网罗”在册，但在我看来，说访谈者具有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却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还需对访谈对象的主要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心日益浮躁的时代，即使在本应把认真的文学阅读作为主业的文学批评界，也出现了一种其实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就是对于作品的极度漠视。在我们的周围，的确有一些批评家高高在上，根本就不屑于老老实实地阅读作品，仿佛那样一来就降低了他的身份似的。不读作品，或者不能够认真地阅读作品，但写起批评文章来却又可以做到滔滔不绝，像煞有介事。这，绝对是现时代文学批评界一种特别的怪现状。舒晋瑜对于这些访谈对象的代表性作品，已经做过相当深入的阅读功课。尤其是，这些访谈对象的代表性作品大都是动辄数十万言的大部头。舒晋瑜能够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做足深度阅读作品的功课，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无论是访谈对象的选择，抑或代表性作品的深度阅读，都是为访谈时两颗文学心灵的碰撞和对话做准备的。制约访谈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在于，舒晋瑜对于访谈对象的文学创作是否有一种真切的理解与把握。这一点，首先非常突出地体现在舒晋瑜每一次访谈所写的采访手记中。比如，关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舒晋瑜写道：“她带给人们的多是温暖和阳光，有时忧伤，是秋风掠过般的悲凉。近来迟子建作品中的‘秋意’渐浓，变成冬日刺骨的寒意，犀利地穿透人生。”“是迟子建的变化，抑或作为读者的成熟？总之，她还是她，明媚灿烂的笑容不曾改变;她又不是她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含蓄地包裹在诗意的文字里，只有用心琢磨，才能体味到她真诚的善意和宽厚的悲悯。”只要是熟悉迟子建小说创作的读者，就都知道，一方面伴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更因为遭遇了个人生活中的巨大变故，迟子建的小说创作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早期的温暖忧伤向后期的沧桑悲凉发生艺术转型的过程。2005年丈夫的意外死亡，是迟子建心头永远的痛，它当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小说写作，然而“个人的伤痛记忆对一位作家是财富也是陷阱。它可能是一把钥匙，能替你打开伤怀之锁，释放出大善大美的悲心，赠予你悲天悯人的目光。在更多情境下，它却是自哀自怜的诱饵，让你误入自恋的沼泽……所幸迟子建靠着她的悟性远离了陷阱，在危险真正到来之前，将自渡之船撑出了哀思之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白纸黑字可以做证”。“作者对个人伤痛的超越，使透心的血脉得以与人物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共同的担当。”很大程度上，正是车祸这一意外事件的袭击，对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产生着根本性的制约和影响。清人赵翼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也能够获得合理的解释。迟子建之所以会发生“中年变法”，会相继写出如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与《晚安玫瑰》这样备具苍凉气息与悲悯情怀的中篇力作来，当与此点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实舒晋瑜早已对此了然于胸，唯其如此，所以她才会在采访手记中对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秋意”渐浓做出准确到位的判断。

又何止是迟子建，舒晋瑜对其他访谈对象的论断评判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关于格非的小说创作，舒晋瑜写道：“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画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由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联系格非的实际写作历程，你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于作家早期写作的诗意描绘，抑或是对于格非小说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由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思想艺术转型的理解分析，舒晋瑜的论断都完全称得上是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对于访谈对象文学创作高屋建瓴般的总体把握，舒晋瑜一系列高端文学访谈的完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了以上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舒晋瑜的文学访谈自然就可以进行了。但是请注意，文学访谈的顺利完成，也同样需要有相应技巧能力的具备。如何做到彼此砥砺，相互激发，怎样才能够让这些作家把自己对于文学的独到理解，把自己创作的甘苦与心得，以作家“自供状”的形式呈示在读者面前，自然也就成为了舒晋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篇6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说一发表就赢得了好评，小说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部分贯穿全篇，预示着老酋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不平凡的一生。也暗含了鄂温克民族由盛而衰的过程，是作者为这个民族唱的挽歌。由早唱到晚，由年轻唱到衰老，由兴盛唱到消亡。小说由一位九十多岁的女酋长自述，她的身上，体现了真正的悲悯，真正的大爱，真正的对生命的热爱，和令人屏息的人格魅力。像一位老奶奶又在讲着北极村的童话，然而这个童话有太多的悲凉、不幸和无奈。女酋长在一天之内讲述了森林、驯鹿与民族的百年演变史，这其中隐喻着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百年如一日的坚守，更体现了拯救将要消亡的“自我”文化一日如百年的紧迫感。这一叙述角度符合作者一贯的第一人称叙述风格。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题材与视角独特，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与群体。作者没有采取宏大的编年式的铜浇铁铸的叙事骨架，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议论人生的哲理思考。对历史的书写采用的是另一种路径，是一种日常叙事方式，一种轻逸灵动的风格。这可能与她的历史观有关，“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她从鄂温克人生活的细部入手，从部落的普通人入手，深入到他们日常生命活动的肌理中，以部落和个体的命运作为叙事动力，从而将这个民族生存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胞都摄入笔下，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从生活资料的获取到风俗的禁忌，使民族的整体存在如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虽然迟子建在作品中给出了这个民族百年历史中的许多人类史的重大事件，如异族入侵，如，但是并不是叙述的重点，更不能认为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有本质性的影响，这符合作者一贯的用小人物写大事件的风格。

篇7

关键词：自然景物的描写，现代化散文小说，沈从文、郁达夫、萧红

中图分类号：I2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汪曾祺在谈及现代小说散文化的问题时曾指出：“所谓小说的散文化，即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不是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点气氛”。情绪如何酝酿，氛围怎样营造，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一、作家、大自然和文学创作

就小说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的将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到了叙事之中。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把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小说创作的作家也不胜枚举，尤其是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更加具有个人特色，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和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领悟。

屠格涅夫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描写大师，他在文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与人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的诗意，激发了沈从文创作的冲动，又因为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使沈从文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淡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之美。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中也曾说：“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气氛。”崇尚自然，表现人性之“常”是其创作宗旨。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开拓者，抒情当然离不开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他推崇卢梭“返归自然”论，赞赏其作品中自然描写的精美。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小说的背景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在其《闲书》中也有许多论及人与自然的观点。在小说中描写自然景物是郁达夫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从小就亲近自然。家里后花园中生机勃勃的景物引起了萧红对生命、自由、美好的向往，是其热爱自然的最初根源。长大后，萧红对文学创作有了自觉的探索。她曾说：“有一种小说学说小说一定要写的像契科夫、巴尔扎克，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反映其艺术上独特追求。”忠于自己体验和感觉的萧红在许多作品中都以其故乡为背景、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表现普通人民的生活。正是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东北自然风情的独特描绘，才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异于他人的那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独特文体。

在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的文学创作中，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拥有了各种思想和灵魂，寄托了他们复杂情感和思想。同时，他们也因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二、散文化小说中景物描写的类型

现实主义者描写的风景大都是他们亲眼目睹过的，并且他们会对这些自然景物作客观、细致的描绘，使得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质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虽然有意识的淡化时代背景，但从其文学创作宗旨和结果上看，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坚持的现实主义是努力感受天地自然的运作规律。因而，在其笔下，大多是对自然状态的现实的民间生活的书写。在《边城》中，沈从文对茶峒山城及其码头、沿河的吊脚楼、方头渡船、白塔、碧溪的竹簧等都作了细致的描绘，精心勾勒出一幅湘风俗画面，表现出一种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边城整体风貌。

浪漫主义者在小说中对景物的描写注重的是一种格调，有浓重的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性。自然万物皆可与人对话、交流。就像郁达夫在《沉沦》中写的“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悠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自然景物可抚慰心灵感伤的人，可感知人的愉悦情绪，而人也能细致入微地体会着自然景物的常与变。浪漫主义者在描写自然景物时，还特别注意景物随人物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是同一景物，在人物的不同情绪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他们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不在意自然万物的有形之体，而在意自然万物的无形之灵。”

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对自然景物的书写都不是对自然景物的纯粹描摹。小说中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背后蕴含着作家对大自然和人的命运的沉思。风景是一种象征。萧红在小说中对东北自然风景的描绘体现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领悟。我们在《生死场》中看到的“坟场、屠宰场、旷野、狂风、暴雪、野狗、蚊虫……”这些粗犷、恶劣的自然景物，不仅是当时的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自然环境，它们也象征了那时的社会环境。通过这些残酷自然景物的衬托，使读者更能深切感受到当时东北人民乃至全国普通人民生存的悲惨。无怪乎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郁达夫因其诗人的本性，在《迟桂花》中，他满怀深情的赞颂桂花和山中景物，深蕴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文中有言：“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的日子久。”历久才能弥香。“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是郁达夫对己对人的深切期望！

三、自然景物之于散文化小说的意义

任何一部成功的散文化小说都应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否则，难以感染读者。出色的景物描写可以营造非同一般的艺术气氛。萧红后期的作品几乎都以荒凉为主题，以凄美为基调。这种感觉的形成与她对景物意象的选择和描写有密切的关系。《呼兰河传》的第四章，萧红反复写到“我家是荒凉的”。满院子的蒿草，一到了夏天就长没我的头顶，夜里一刮起风来就刷刷地响，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不仅如此，院子里的其它东西也都毫无生机。就算飞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玩闹着，也不让人觉得繁华，反而更显荒凉和寂寞。这种死寂的景物意象与院子里冷清的人气两相映照，使读者更能体会荒凉的气氛。

散文化小说还有一大特点，即是追求意境之美。成功的意境往往能使人物、景物和情感融会贯通，产生虚实相映的效果。沈从文是描写自然景物的高手，读他的作品就会使人感到强烈的意境之美。如《边城》中的自然景物描写用笔很浅很淡，但就是这种自然状态的描写，才会形成翠翠自然的形象。如同山间的日月一样明净，好似清澈的溪水那样柔美，宛若雨后的青竹一般富有生机。翠翠不仅是翠翠，她跟整个自然界是气脉相通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是他们心灵的反映。散文化小说因其“散文化”的特点，不易集中思想，又因其小说文体，要有一定的人物形象，因此，作家在行文前总要精心选择一定的自然景物以符合人物的情思和心境，并把它们融入作品的整体构思之中，来表现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这样，散文化小说中的自然景物不但参与了作品主题的表达，而且还使原本松散的结构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在《沉沦》中，郁达夫对烟雨迷蒙的江南天候和封闭的书斋生活的描写，既交代了人物多愁善感、敏感忧郁的渊源，也为他以后眷恋自然作了铺垫。其它的诸如田园风光的安宁，山中梅林的幽静等自然景物也都是为了适应“他”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和孤寂心境而设置，从而使人、物相得益彰，不但弥补了散文化小说常因事件的单纯而容易造成人物性格的干枯，而且增强了小说的意蕴。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 刘洪涛 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王自立 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篇8

【关键词】迟子建；女性；诗意

戴锦华曾言迟子建“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而且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是或重彩、或平淡的底景上的女人的故事。”这不得不说是迟子建的一种偏爱，那些内心与身体（现实）相背离的女性们所指涉的最终是迟子建自己——相对这个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情感（诗情）沙化的现实世界来说，一个高歌美爱、无限放大人性之善的女子多少带有孤独的呐喊者的意味。迟子建也坦诚，自己这只笔并不是要温暖谁，而是给自己一种力量，活下去，相信爱的力量——所以，她在文字里构想同类、想象完满，用女萝、方雪贞、芳草洼女主人、鹅颈女人、瓮史美、瓦云、丢丢、陈青“再现”自己，将世俗身体与诗情内心的碰撞附着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上，并在故事的结尾处给予每个女性都渴求的实现了的“理想”。

中篇小说《芳草在沼泽中》里的芳草洼女主人公守着内心里的“芳草”在“沼泽”里过自己贫穷而平静的日子。在“我”与女主人的一次谈心中，她说了这番话：

“‘人活着其实就是因为有个形容不出的内心生活，没有这个，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这个内心生活不是柴米油盐，不是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日子，但它是美好的。’她在说这一切时候，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光泽，好像她内心深处的阳光一下子奔涌出来了……‘你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却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内心，你的内心装得下你渴望着的一切东西。’”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迟子建作品里那些生活在底层“沼泽”但内心植有芳草的人物的宣言，她们安贫同时也乐道，身体被生活所捆缚内心却能望得见生活里细枝末节而被忽视的美，并在这种美里享受生活感恩生活。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状态也许是一种自欺欺人，是文学里的想象；但对内心洋溢着诗情的迟子建来说，它却是真实的，她孤立于世人的评论之外，站在“北极村”的世俗生活里写着“童话”并借人物表达自己的内心。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也没有摆脱历来难以解决的女性生活的困惑。这是一种传统。女性除了归附男性并与之组建家庭获得情感的独享权之外，似乎难以寻出另一种道路与结局；也唯有在家庭里获得相亲相爱的情感互动方是女性之最终所求和最彻底的幸福。观之当代，此种传统仍被反复强调（“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一种从古贯穿至今日的思想。迟子建的女性人物也未能偏移这条轨道，女性的自足感始终来自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另一半——男人。《秧歌》里的小梳妆苦等付子玉多年，直至自己熬成老太婆；在付子玉终于回到南天阁时，小梳妆选择了结束生命。她曾说“人要活着就总得有个盼头才行，一年一次秧歌，年年都有盼头，日子才能过下去。”小梳妆的自杀并不是因为苦等未果，而是等到之时自己不再年轻貌美，当“女”已不能“为悦己者容”时，盼头已经不在了。小梳妆的死去，寡情的付子玉也难逃其咎，可是就连小梳妆自己都未曾有过怨恨“没有薄情的男人，是有痴情的女子”。与小梳妆人生境遇作了鲜明对照的女萝，似乎说明了女性所追求的幸福在于随遇而安无为之为上。十五岁时女萝遭王二刀。隐忍。怀孕之后用匕首逼迫王二刀娶自己。婚宴当天，挺着大肚子的女萝“脸上弥漫着温存平和的微笑，她透过窗户想象着外面有雪时的情景，那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该出世了，她觉得浑身暖洋洋的。”早先的不幸已不复存在，反而获得了婚姻内来自家庭/为人母的幸福。生下儿子会会的十年之后，夫妻二人不吵不闹，日子过得平和极了。这是一个女性终得有偿的故事；尽管是以悲剧开始。似乎还远远不够，迟子建安排了一场小梳妆和女萝的相遇。在这场相遇里，交代了两人的人生态度。女萝“没有秧歌就没有盼头吗？日子总得过下去呀”；小梳妆“年年都有盼头，日子才能过下去”。前者达观隐忍随遇而安并收获了平和的家庭；后者成就了一个遭抛弃的女人的故事。女萝的隐忍当中又有着相矛盾的顽固——用强硬的逼迫使得自己跟王二刀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在这个家里，她寻求到了“圆满”：丈夫归心不再拈花惹草，儿子懂事乖巧，成立药店家境渐趋殷实。又在那场相遇里，获得了一枚在龙血选首饰店相中而她自己远不能购得的红宝石戒指——一份过于明显的奖励。女萝的结局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女性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女萝的收获，也是迟子建的期盼（在文学世界里让自己完成想象、理想达成）；但也终究没有走出家庭之外的出路。

但女萝又有独特之处，她不是为世俗所奔波所累的女子。她对现实持一种友好的态度，那是因为她顺气自然的心态并不执意于如她周围女人所执意的婚嫁之事。女萝内心自由而独立，从不期望依靠男人过活，即使和王二刀进入婚姻也只是出于要肚子里的孩子孩子需要有个爹。她的快乐不是来自物质上的，而来自于对自然的奇特的感受力和奇特的偏爱：晚饭过后天边出现猩红的晚霞，女萝会站在树下望夕阳，喜欢有雨的日子，坐在窗前听雨声听得泪眼婆娑，还有覆盖天地的大雪……她对自然之物的关注和喜爱远大于对世俗之事，并不排斥生活甚至是积极地去过活，但是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呐喊，这种声音引导着她心灵真正的快乐，心灵的满足和充实更在于物质生活之外的别处，这就是女萝的诗情内心。“现代女性生存与书写的困境，在双重尺度、双重光照之下的女性体验，或许是在别一层面上。”笔者所认为这种困境即是她们那诗情内心与物质现实的矛盾，丰富而细腻的内心怎样在这个喧哗浮躁的现实里保有完整。

在《秧歌》里或许是迟子建无意之中碰触到了女性的诗情内心与灰暗现实的困境。无论是女萝独自看花灯数杨树时的貌似孤独实则享受其中那红白紫色的灯盏还是柴旺家的数落霜花的小女儿情态，亦或是瓮史美陶瓷碎片并对留下这些碎片从未谋面的男人仅凭电话声音而一见钟情的浪漫之举：这些被迟子建作或短暂或长久地记录的女性之生存，无一不呈现着迟子建小说里女性那别于她们之身份、处境的诗性内心。或如柴旺家的对人对物一副有情：临出家门对够轻言帮“我”看家，过年赏你一个肉包子，呵斥沾到刘海和睫毛上的霜花，家里融冰的窗子水溢弥漫是一个回忆沧桑往事的老人；或则是鹅颈女人随性的自由心态、方雪贞怀恋的那一片东山坡的微风和月色、瓦云对自己名字的诗意的解释……这是笔者所偏爱的女性故事系列，将《芳草在沼泽中》《灰街瓦云》《逆行精灵》《零作坊》《微风入林》《起舞》《第三地晚餐》《福翩翩》等不甚相关的作品并入此间。这里有生活的重负、命运的波折和小至琐碎的嫌隙，但无一不在顽强地隐忍、几近残酷的承受里透露出一份女性的敏感细腻和自由洒脱。在以上作品里，女萝、瓮史美、方雪贞、鹅颈女人、瓦云、陈青、丢丢、柴旺家的等这些女性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如诗般的精灵，而是活在真实的东北大地上，体验那庸常或悲惨的生活。她们那奇特的单恋、的出该、对自然细腻的感受皆隐含着她们那无形、无处可容的内心，对自由、情感、自然——对自我内心渴望其顺应成长的诉求。

已说不清是否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内心而让她们遭受了如此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不与现实和解的内心的确加重了她们与现实的矛盾。

篇9

关键词：迟子建 《群山之巅》 小人物

《群山之巅》全书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苍茫的群山之巅――龙盏镇为中心，以辛开溜、安雪儿、单四嫂等一群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为轴线，写尽了他们的人生变故与苦难命运，写出了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与不幸，更写出了他们在爱与痛、罪与罚的挣扎中所闪现的人性光芒。正如作者所言，“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救赎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一个写作日里的黑暗与黎明！”[1]

一、生存窘境中的小人物

苦难是人性的试金石。在命运的无情摆布下，《群山之巅》中的小人物固然难以逃离生存窘境，但他们却以自己特有的韧性、顽强与乐观的生活态度抵抗着卑微、战胜着苦难，诠释着不屈与崇高的生命精神。

辛开溜出生于浙江一个堕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在十四岁时被父母卖到东北，他先当了罗掌柜家的马童，“九一八”后于一次意外而被抓了劳工，逃出后参加了抗联队伍，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在追狍子的过程中他脱离了队伍，随后辗转于社会底层，遇到日本女人秋山爱子是辛开溜美好生活的开始，奈何秋山爱子最终也远离了辛开溜，从此辛开溜的一生都背负着逃兵和汉奸的骂名，辛开溜的儿子因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逃兵，”[2]也与辛开溜少有往来，甚至再找对象的唯一要求是“这个女人不生养，他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3]他的一生都是凄苦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乐观地生活着，而且还在龙盏镇办起了旧货节。在对待逃兵还是战士的问题上，则充分体现在他为了庇护孙子单枪匹马和搜捕警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只有他自己知晓。透过整部小说来看辛开溜的结局是凄惨的也是光荣的，他因斗羊节上的意外身亡而成为龙盏镇第一个被火葬的人，但也因此证明了他不是一个逃兵，而是一名战士，在这一次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单四嫂在小说中是一个可悲人物，纵然可悲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她与单尔冬离婚后无依无靠，以开煎饼铺维持生计并抚养着未成年的儿子单夏。她的可悲不仅仅是来自婚姻的失败、生活的窘迫，更可悲的是让自己的儿子在自己手中变成了一个呆子。为了儿子能够成才，她将儿子捆绑在书本的十字架上，而最终造成了儿子的精神崩溃，无形中也使单四嫂的内心备受煎熬。在王秀满去世后，单四嫂似乎看到了婚姻的曙光，她对辛七杂的爱可谓是发自内心的，然而辛七杂于她而言却没有太多的感情，因为在辛七杂的心中有另一个女人的存在，面对这段并没有开始便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单四嫂唯有坦然面对。当单尔冬再次闯入她的生活，她是冷漠的，但当她的心再一次被唤醒的时候，单尔冬却如候鸟般地迁徙了，龙盏镇这一片天空注定是留不下他的，单四嫂也同样没有这种能力。面对老魏的表白，单夏替母亲做了主，单四嫂的内心也是接受的，然而放荡惯了的老魏又不想接受婚姻的束缚，最终选择了放弃这段婚姻。单四嫂心中的梦终究没有实现，她还是单身一人，但她也没有向苦难的生活低头，她勇敢地面对一切。最终陪伴她的是儿子单夏，还有那头黑毛驴儿和白石磨，毛驴儿拉着石磨一圈一圈地转着，转出了单四嫂的辛酸与凄苦！

二、炽热纯情中的小人物

《群山之巅》中所描绘的爱情不是跨越生死之间的大爱，它展现的是小人物之间点滴的爱。在作者笔下这种爱充满了温情与幸福，特别是安平与李素贞、辛七杂与金素袖之间的爱情，他们没有海誓山盟却爱得炽热纯情，他们在生活中饱受折磨，但在爱情里他们彼此得到了满足，爱让他们的灵与肉从沧桑苦难的生活中得到解脱。

安平与李素贞的爱情似乎是一个必然，有安平的出现必然会有一个李素贞等待着他。安平因为是一名法警而饱受人们的冷落与疏远，妻子也因此与他离婚。李素贞是一名理容师，丈夫因病瘫痪在床，生活中的李素贞百无聊赖，安平的出现唤醒了她那颗沉睡的心，使得两人一见倾心、互生爱意。作为行走在尘世中的人，安平与李素贞却因为自身职业而被排除在这个尘世之外，别人的不解与疏远让他们感到孤寂，他们的内心是凄楚的，而这种凄楚却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慰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种爱是可以伴随彼此走过生命的苦难纠缠，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情还在、爱情还在，“这种爱情，是苦难生活中的中年人惺惺相惜，是隔膜尘世难得的心意相通。”[4]

与安平和李素贞爱情相呼应的还有辛七杂和金素袖的爱情。在辛七杂的心中除了王秀满还藏着另外一个女人，那便是金素袖。辛七杂对王秀满更多的是感激与同情，王秀满为人忠厚老实，为了辛七杂做了结扎手术，不辞劳苦地为家操劳，却不幸被养子所杀，对于这个女人辛七杂的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与同情，但对于金素袖他是一直深爱着的。在王秀满去世之后，陈美珍和单四嫂都上门找过辛七杂，但辛七杂对她们是没有感情可言的，于是他第一次去了金素袖的油坊，小说描写了两人相见的那一刻，“金素袖推开榨油坊的门，走到院子里。他看到夕阳中的辛七杂果然瘦了一圈。但他瘦的比以前精神了，腰直溜了，显得挺拔，而且眼睛里多了一种东西――悲伤中的柔情，分外动人，辛七杂打量金素袖，发现她也瘦了，而她的眼睛里也多了一种东西，似有星光闪烁，不像以前虽是明净的，但缺乏光彩。”[5]这一刻两人心意相通，他们对彼此的爱与牵挂不言而喻。他们虽然爱的不是轰轰烈烈，但两颗炽热纯情的心使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三、乡土伦理中的小人物

欲望总会让人迷失自我，在欲望的世界中韧性也显得那么卑微。《北京青年报》采访迟子建时，她曾说：“我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着力描写了几个矛盾纠葛中的人物，他们挣扎在人性的泥淖中，双足在恶之河，可他们向往岸上人性纯美的花朵，于是他们挣扎。写他们的挣扎，写人性在恶中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对我来说这是心动的。”[6]在小说中辛欣来、唐眉无疑是挣扎在人性泥淖中的人。

作为养子的辛欣来非但没有报答养父母的恩情，还将养母残忍地杀害，并在逃跑的过程中了人们心中的“小仙儿”安雪儿。辛欣来的悲剧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内心的欲望使他不安于现状，让自己在人性光辉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再也没有了回头的机会。如果不是第二次喊冤入狱，辛欣来也许不会违背人性伦理而走上这一条不归之路。但人生没有如果，在逃亡的日子里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明天”是遥不可及的，无论是命运的不公还是人性的扭曲，他都背负上了不可饶恕的罪名！

与辛欣来相比较而言，唐眉则是一个活在矛盾纠葛中的人。她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爱情，无视道德、不顾伦理去给自己的好朋友下毒，而到头来她所谓的爱情也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她将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走完她的一生一世。作为受害者的陈媛失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但在这个纷乱的尘世她似乎又得到了一种解脱，她虽然少了正常人的苦恼与煎熬却如婴儿般快乐地生活着，而唐眉却没有这么幸运，她不得不接受道德的谴责与良心的拷问。从她将陈媛带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她的救赎之路，为了陈媛她决定终身不嫁，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获得解脱，在她与安平哭诉时曾说，“我已经在监狱中了，四周的山对我来说就是高墙，雾气就是无形的铁丝网，这座木屋就是我的囚室，只要面对陈媛，我的刑期就永无终结！”[7]她的刑期是永无终结的，谁能不为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去承担所应该承担的后果呢？然而，唐眉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勇于去承担这个过错，她倾其所有去忏悔、去获得救赎，她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四、特权体制下的小人物

命运往往是不公平的，在特权体制下对待这不公的命运每一个人又都是无可奈何的，他们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却不得不去承受命运之重，光荣与痛苦伴随他们行走在人世间，让他们如沐春风又悔恨终身。

辛开溜与安玉顺同为战士，只因为辛开溜与队伍的意外走散而成了逃兵，安玉顺则光荣地成为了人们所敬仰的英雄，伴随他的是一生一世乃至生生世世的无限光荣。安玉顺作为一名战士，在抗战中丢失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抗战胜利后凯旋而归，被各地请去作报告，是人们心中的楷模，在他还没有去世时政府便在长青烈士陵园最显赫的地方给他留了位置，在他去世后他的墓成为了烈士陵园中最巍峨的一座。可以说他的前半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祖国，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生活在特权体制下的一个英雄。同为战士，辛开溜的一生却是凄苦的，这在辛开溜的心中极为不平衡，但命运似乎本该如此，谁也无法去更改这个事实。

特权体制下除了无限的光荣还有无尽的痛苦与悲哀，而带给林大花的便是这无尽的痛苦与悲哀，于师长以八万元买了林大花的，也造成了安大营的死。在特权体制下无论是林大花还是安大营都没有发言权，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而这其中的痛苦与悲哀也就不言而喻了。金钱腐蚀了人心，特权蒙蔽了人的双眼，林大花为了金钱献出了自己的，安大营则因为自己的所爱在这特权体制下迷失了自我走向了死亡，最终却以烈士的名义埋葬在了烈士陵园，活着的林大花也只有无尽的痛苦与悲哀，这似乎是可笑的，但细细品味却是苦涩的。

结语

迟子建在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采访时曾说，“50虽不是年龄上的黄金年华了，但它恰好是写作的黄金年华”。[8]而《群山之巅》是最好的证明，有人称它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精彩。在书中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去直面社会现实，站在人性的立场去审视社会，去见证每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尊严和人性光辉。作者写每一个人的苦难、坎坷与挣扎，无论生活给予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以顽强的毅力生存下来。这也正如作者所言，“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9]

（基金项目：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构建大学美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14XJ-16005]。）

注释：

[1][2][3][5][7][9]迟子建：《群山之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第6页，第6页，第119页，第216页，第329页。

[4]欧阳澜，汪树东：《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

[6]王佳莹，迟子建：《罪恶，一样抵达鸟语花香之地》，北京青年报，2015年02月06日。

篇10

我不想对女主人公的梦的内容，以及其中折射出的人际关系――爱人之间、陌生人之间――做出道德的或社会学的评价。这篇小说也有唯美色彩，其中谈到许多让人砰然心动的灵肉碰撞的场景，因为都是不能为亲人道的私密体验，偶尔泄露，更让人心性摇荡。但所有这些其实只是小说的外表，而这样的外表对于文学表现来说，也不算新鲜。单看外表，小说其实有些迟子建的风味，写些美丽的幻想，似乎也算是一种精神家园。但正是在这里，《去槐花洲》埋下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核心。

迟子建可称当今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位作家。她的作品还是属于理想主义的风格。所谓理想主义，现实与理想的一体化才是其中的关键。尽管现实可能单调乏味，但是主人公或者努力将现实改造成理想，或者努力将现实想象成理想。同时，这些理想也并非纯粹的隐私，即便它只能为一个人所独享，被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也是因为其他人不能理解――不说的原因是说了也白说。

而这篇《去槐花洲》却属于梦想主义。所谓梦想主义，现实与梦想的分裂才是关键。主人公可以尽情地沉醉在梦想当中，可以凭着几分钟的邂逅就和陌生人上车上床掏心掏肺，于黑夜中突然改变生活轨迹，来到几百公里之外，尽自己的情与性。但是梦总是要醒的。做梦人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即便在梦里，她也将梦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到了礼拜一还要上班，还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而有关自己私密体验的回顾，其实也是她整个人生所做的更大的梦的一部分。这篇小说巧妙地通过梦境，对亲人眼里再正常再规矩不过的主人公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人生历史叙述，这一叙述的价值倒不在于表现出某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在于显现这种隔阂背后更为深刻的主人公生命的分裂：她不对自己的亲人说，是因为梦中的世界对于现实来说太具有威胁性，说了就要有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