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学管理；运用；视频；监控系统；

作者：吴振国

近年来，校园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学校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校园安全，同时也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手段。本文首先分析了大秦铁路职工教育基地的视频监控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讨论了在教学中如何使用监控系统。

一、设置在教学区的监控系统的特点

由于教学活动的独特性，设置在此区域的监控系统也会有不同于安全监控的点。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当面：

(一)摄像头要能观察到所有学员的正脸

对于必须全程监控的司机考试，必须要在能观察到考区情况的同时，能观察到所有考生的正脸，以便于考试完毕后将视频归档保存。由于安防摄像头安装的位置不具有全覆盖性，只有采用多个摄像头配合或鱼眼镜头的方式，才能实现全面覆盖。因而，教学管理区的摄像头不能采用安防摄像头，必须要能观察到所有学生全脸的位置。

教学管理区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的影响与问题

(二)必须有良好的实时监控功能

教学管理包括了日常的课堂教学和定期的考试培训，安装的视频设备要能实时监控教学过程、监控师生的动态。因而，教学管理区的视频设备要有良好的声音传输功能，有良好的实时性控功能。

(三)视频监控工作的时间段不同

常规化的安防系统需要24小时连轴工作，而教学管理区的视频监控只需6：00-21：00间工作即可。这样一来，教学管理区的监控系统可以节省很大一部分的存储空间。

二、教学管理区的视频监控系统的主要影响

(一)对教学管理的影响

在评估教学质量时，要了解和掌握整个教学过程。显然，传统的进班式教学监督在了解教学过程的同时，极易打扰到师生的上课状态，而采用视频监控法则可以有效避免此类打扰，也不会受时间地点的制约。

(二)对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的影响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监控，既能监督老师认真备课、授课，又能督促学生认真听课、自习。视频监控系统无疑是教学工作隐形的鞭策者，对教学过程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对教学管理结果的影响

通过查看教学管理过程的视频记录，就可以观察到师生课堂的互动情景，总结其中的优良做法并进行发扬，可以为以后的教学工作提供模板；反思其中的问题，亦可以为以后的教学工作敲以警钟。因而，教学管理过程的视频监控对教学过程起了积极性的作用。

三、教学管理过程中的视频监控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式

对于视频监控系统而言，往往重“视频”而轻“监控”。就现阶段的视频设备而言，仍然离不开人工控制，需要人工控制来进行播出或者保存。若离开了人工监控，视频监控将没法完整的进行下去。然而，若一直需要人工监控，必然很耗费体力和耐力，且十分影响监控者的身心健康。“监控”阶段的薄弱是现阶段视频监控系统存在的不足之一。

“自监控”视频系统的提出，可以自动的识别或捕捉视频中出现的场景。譬如，若想捕捉到上课说话或玩手机的学生，就可以通过设定，让监控设备自行辨别出有这些行为的学生，并报告给老师或管理者，让老师及时有效的加以制止，以维护良好的课堂氛围。“自监控”视频设备无疑方便快捷的补充了普通监控带来的不足，对老师和学生都起到了强有力的监控，是教学工作可以借助的工具。

反之，若没有“自监控”视频设施，老师和同学都会放松警惕。“自监控”对于老师而言，可以督促他们积极主动的备课、保质保量的按时授课，防止懒散拖沓等消极授课风出现；对于学生而言，“第三只眼睛”的存在，能敦促他们养成良好的听课习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不遵守课上纪律、不认真听课的现象发生；对于教学管理人员而言，可以确保老师、学生的所有表现被自动记录，避免管理者因碍于面子而漠视、或因个人疏忽而放过不良行为的现象发生。因而，“自监控”视频系统是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方向。“自监控”系统的真正实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来实现，促进视频监控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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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管理；信息化；教务系统 

教育部于2016年的《2016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提到“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作为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要点之一，为响应号召，各地各院校都正在全面建设数字化校园。教学管理信息化作为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组—整合”教学管理信息化成为各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在原先中专的基础上建院不到两年，作为一所新建立的高职院校，在浙江这个教育大省的环境下，无疑需要加快建设步伐，优化教学管理流程，建设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信息化，探索最优的互联网管理平台。 

一、教学管理部门在探索建设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发现了现阶段存在的不少问题 

（一）全局化校园数字化建设，滞后了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 

为响应校园数字化建设，学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多次召集各部门对数字化建设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相对功能强大的校园数字化平台。作为教学管理部门，所涉及到的信息化平台需重新进入顶层架构平台，最后实现完整的融通。而校园数字化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工程，需缓步进行，这无疑拖慢了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就学院相对发展滞后的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而言，这个阶段正是需要加快进程的时期。 

（二）信息化意识模糊 

信息化建设的初期，各阶层管理人员对信息化建设都存在一定的疑惑，尤其是学院教师、学生规模较一般高职院校小，不少人员认为在不推行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前提下，存在数据库小、工作量少的偏差认识。教学管理不仅要适用于校内管理，还需要接轨教育厅、教育部的管理方式，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例如，早期的中专管理模式下，对课程及学生成绩的管理，只需要课程名称对应班级、学生、成绩即可。而我们在高职教学管理过程中，单“课程”就需要课程代码、课程性质、总课时、理论课时、周课时、课程类别、开课部门、归属教研室、教材、任课教师、开课班级、开课学期、上课地点、考试方式等信息，如果在教学管理过程中不完整维护好这些信息，势必影响后期的各项教学检查、数据共享等管理流程。因此，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是各高职院校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三）二级管理初步尝试运行，信息化推广存在权责管理问题 

之前的教学管理信息化模式处于教务处单独运行，教学部采用教务处的信息，整合源头采集的信息，进行日常教学管理模式。从信息化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未实现源头采集、二级权限管理、信息共享、双层监控的管理模式。例如：开课信息和任务落实这两项工作存在脱节，导致教材信息也存在不能实时更新的问题。如何更好的实现信息化管理，首先需要各部门之间对信息进行一个详细的分工，落实到每一步管理权责，可以实现层级维护、检查、审核、监控。信息化维护的初期，建议先从权限的角度落实工作，再考虑责任问题。 

（四）各处室信息化管理人员过少 

信息化的建设是为了提高教学管理的工作效率，减少工作冗余，从而最终实现用最少的人员完成最理想的教学管理工作。然而在没有人手的前提下，要建设教学管理信息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学院而言，各系、部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量相当的大，在完成本处室的常规工作后，很难有时间参与到信息化建设中，而相对于其他行政工作而言，教学管理信息化工作很难分化到各教研室（在教研室没有单独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前提下），教务处也同样存在教学管理人员紧缺的问题。如此形成一个内扣式的循环，致使学院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停滞不前，如此循环的结果就是教学管理工作冗余量大，管理容易出现漏洞，数据库的存储不系统，资源达不到共享等问题。例如学生名单的管理：学籍管理人员在学籍网上实时更新，同步调整教务系统的学籍异动，按常规信息化的功能，可以实现所有部门对学生信息的实时共享。但由于教务系统的普及不够全面，导致学工线、财务、教材管理、系部乃至宿舍管理都不能实现实时的掌握第一手信息。为了避免出现差错，在办理平台信息更新的同时，需要将纸质的证明材料复印给各部门，各部门再通过收到的纸质文件，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更新。这个过程不仅加大了各部门的工作量，也更容易出现差错。而如何铺开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这就需要在建设数字化校园的过程中，完整的架构，这个过程仍然需要一定的信息化管理人员进行初期的信息维护。 

（五）教学管理信息化很难满足个性化管理 

学分制实施办法的正式推出，这对教学管理信息化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学院目前的教务系统是采用2008版的正方教学管理平台，其功能已经很难满足学院的教学管理信息化的要求。学分制实施办法参考了学院的实际情况，基本实现了因材施教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管理平台也必须具备个性化管理的功能。目前这一问题正在进行探索，教学管理信息化的过程需要所有的管理人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摸索，提出需求，再进行平台建设的协商，最后尽可能的达到教学管理信息化满足学院的个性化管理要求。 

二、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教学管理过程中重要的工作之一，从目前的现状分析，教学管理信息化呈现以下趋势发展 

（一）接轨数字化校园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顶层架构就是数字化校园建设。参考省内成熟的高等学校的数字化校园，基本可以实现“一号全通”。教师通过教师号登陆数字化校园平台，从校园网可以进入各管理平台，根据教师的职位不同，权限也各不相同。在教学管理平台上可以维护个人信息、课程信息、教材使用信息、科研信息等，以及查看权限范围内的所有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账号进入教学管理平台，查看自己的学业情况，自助打印学业成绩、个人课表等，接收教学管理部门的各项通知。教学管理人员分权限维护教学管理信息，查看权限下的所有教学管理文件、信息、通知，监控、审核教师自行维护提交的信息。院级领导可通过工号登陆平台，进行审核、查看、监管等操作。 

（二）网络铺开化 

随着教师上班时间机动化，教学管理信息化实现全面网络化是势在必行的。目前，学院因信息化管理还存在一定的网络安全问题，暂未对校外开放教学管理平台，这一问题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实现教学管理平台网络铺开化，既可以满足教师、学生的需求，也可以满足教学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的实时监管。同时，在教学检查过程中也可以起到简化的作用。网络铺开化的前提要求是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三）扁平合作化 

“共赢”是建设教学管理信息化的最终目的，借助系统平台，不仅可以简化直线管理的过程，“扁平”管理实现的资源共享将应用得更为广泛。而在信息数据采集的源头，相互的合作必不可少，在落实的任务网内，涉及的扁平信息也将充分发挥整个校园信息网的功能，从而简化整个数字化管理的过程。 

三、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对策的思考 

信息技术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从90年代初期到现今，已经逐步发展完善。管理变化——提出需求——改进平台，从技术方面，这个过程是可以实现的。目前阻碍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在人力、财力上。从学院的实际情况分析，资金投入必不可少，由于缺少自行开发管理平台的能力，系统的维护就必不可少。教学管理人员在工作量饱和的情况下，只有克服难关，建设完善教学管理信息化，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工作冗余，从而简化工作流程，提高教学管理环节的效率。教师、学生在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管理部门应及时做好培训、宣传工作，从而提升整体的信息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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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居民 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二战以后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的重要性逐渐引起各国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居民参与已成为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而我国城市居民参与意识的淡薄和社区参与的缺乏已成为制约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将缺乏持久的动力源泉。

1.社区参与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社区参与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参与行为和参与过程。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还包括社区建设的其他参与方，如政府、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等。狭义的社区参与就是指社区居民的参与。本文我们所说的社区参与，是指狭义的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的参与。

2.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

对于当下居民对于社区事务参与情况的评判，一般根据以下准则：参与度、参与率、参与期间、促使参与的原因以及参与之后的作用。按照上面这些准则，就我国现在的社区参与情况展开了以下分析。

2.1社区居民自主参与不高，以被动式、动员式为主

现在，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通常是经过负责人员的动员和劝说下进行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碍于规定被迫参加的，真正主动的自发性质的参与行为则少之又少。

2.2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参与积极性不高

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力和社区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区居民缺乏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能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当中等。

2.3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不深、形式不够丰富、目标层次也比较低

目前我国居民参与的主要是社会和文化类非政治事物，而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明显不足，导致社区参与无法真正的落到实处。

2.4参与主体不平衡，弱势群体参与多

在总体参与率不高的情况下，社区参与同时体现出参与主体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老年人、青少年、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参与多，而中青年、在职在岗人员参与少。

3.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

3.1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

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提供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以增强居民对社区公共物品的依赖程度，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为基础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可以使居民从中得到利益，从而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培育和塑造居民的社区意识。

3.2增强居民自主性参与社区活动的意识

采取宣传教育的方式，培育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并把如何增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利能力作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并调动获利能力较低的那部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3.3强化居民和社区之间彼此的利益关系

将居民和社区之间彼此的利益更加紧密的相连，培养居民自主性参与的意识。只有让居民感受到自身利益和社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才能够产生出对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因此，增强居民与社区利益关联度，使居民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主动参与社区事务。

3.4重视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效价即价值感

由于我国居民大多是被动式参与，如果想吸引更多的居民自主的参加到社区治理工作当中，就必须在工作开展的时候强调居民个人的存在感，让群众感受到自身工作所做出的贡献。

3.5控制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成本创造更多利益

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控制居民在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同时增加其收益，以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社区活动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给特定的活动或者人员一定的补助等方式降低社区居民参与的成本，同时通过多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解决急迫重要的问题来增加居民社区参与的收益。

3.6深化改革，促进居民利益社

化

虽然我国的单位体制已经解体，但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依然没有将这项工作真正的落到实处，导致他们对于单位有较强的概念，反而对于社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提高这部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就要促进单位的员工待遇逐渐的转向社区这一领域，减少单位员工对于单位所存在的依附感，实现群众和所在社区彼此利益相互关联的目的，激发其参与热情。

30年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止到目前已初具规模和框架，并涌现出许多可供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中尤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足为最甚。本文我们仅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来探讨了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但是社区建设是一项全面的规模庞大的系统建设，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任务，要走出参与不足的困境，建立完善的居民参与体系，让小区群众对社区建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同时提升居民参与建设的主动性，激发小区群众对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能力，就要从多方面着手，配合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社区内外部环境的建设以及有效的宣传教育，促进社区参与体系的改革，增强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使我国社区居民参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刚、王丽萍.社区参与简论[j].城市研究，1998，（5）：53

[2]陈雅丽.社区参与：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j].党政干部论坛，2002，（11）

[3]张晓霞.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模式及动员机制研究，2010

[4]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5]王刚、罗峰.社区参与：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新驱动力和生长点[j].浙江学刊，1999，（12）

[6]陈桂香、杨进军.成都市社区参与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9）：271-272

[7]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4，（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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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229-02

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实践的一个微观场域。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不只限于政府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亟须向社区参与导向转型。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自愿参加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管理、决策和运作的过程”[1]，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一、城市社区参与的实践功能

（一）拓展居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会信任

城市社区是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现代社会的深入转型使社区关系网络呈现出人际关系疏远、淡漠和社区自组织发展不足等特点。社区参与可以拓展社区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彼此了解，培养社会信任。

其一，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相互联结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容易产生互动和情感认同，形成较强的责任意识，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从而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协调邻里人际关系，扩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并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而且，这种网络内部成员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中间人扩展至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其二，居民在参与各种社区志愿活动中，能够提升自己和受助者双方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久而久之，小范围之间的救助行为会进一步向整个社区和全社会扩散。这种公共道德精神是形成社会信任不可或缺的道德源泉和人格基础。

其三，通过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与居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表达和实现合理利益诉求。这种互惠合作的搭档关系，能够促进公众对居委会的信任。

（二）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合理生产和分配，提升民生福祉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有赖于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而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对于实施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民生福祉。一是社区居民是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可以及时、准确地向相关供应者反映自身需求，有效衔接需求—供应链；二是社区居民通过志愿参与的服务覆盖了社区安全、卫生、教育、环保、慈善等各个方面，是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资源，将分散化的参与意愿与资源有效整合，提升资源利用率；四是社区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双重失灵。

（三）完善基层民主，实现多元利益诉求

社区参与是公众表述自身需求、满足多元化利益的机制和平台。现代社会民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在社区参与的框架下，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商，人们只需付出很低代价就能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满足自身需求，必定大大增强制度化维权和参与的意识。一旦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就会进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衍生出更广阔、更抽象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更乐意参与公共事务。因此，不但社区内务和利益冲突可以在社区层次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也可以在此付诸讨论，由此扩大基层民主，实现社会有序稳定。

二、中国城市社区参与存在不足

社区参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程，但参与的现状并不如政策设计时预期的那样乐观，也并未实现学界理论研究所期待的目标。

（一） 参与主体分布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也较低

调查显示，当前社区活动的参与群体主要为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和低保居民。而占社区成员主体的中青年，因忙于工作生活，鲜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2]，导致居民总体社区参与率偏低。

（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层次较低

在当前政府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参与局限于非政治性参与，如环保卫生、文体娱乐等目标层级较低的活动，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即使参与居民代表选举和民主决策活动，也大多流于形式，权力集中于居委会和少数几个社区积极分子手里，社区参与呈现表层化、形式化、工具化。”[3]

（三）被动式参与为主，参与渠道单一

事实上，“中国的社区建设主要由街道和居委会等权利精英来宣传和推动，社区事务也主要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解决。”[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意识不强，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指令下才会参与社会事务，显然不利于社区参与的发展。此外，居民很少以个人、正式组织成员等身份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大多通过参加志愿者组织来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追根究底，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几点：一是社区建设中的行政化趋向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抑制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政府是社区建设与服务的主要推动者、提供者，社区居民在一味被动的接受服务过程中，极易将社区事务视为行政事务而袖手旁观。而在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下，居委会实际成为“国家行政链条的末梢”，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而未尽其能，难以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直接挫伤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二是社区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薄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居民与社区利益的关联越是紧密，参与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就越低。在旧有单位体制的影响下，多数居民“单位意识”很强，而缺乏“社区意识”，认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源主要在社区外的组织中获得，社区只是其休息之地而非主要活动场所”[5]；社区成员的需求不能有效从社区服务中得到满足，则难以建立对社区较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相应地，居民的参与度就较低。三是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社区工作方法单一。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社区参予以了重视，但参与机制还不完善，影响了居民参与：居委会的工作方式较为封闭，透明性和民主氛围不足；缺乏社区参与的操作性、规范性和程序性，使社区参与渠道不畅；社区工作者缺乏专业性，工作内容与方法陈旧、单一，使得后者普遍产生疏离感，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和社区事务中。

三、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基于前述分析，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有效发挥社区参与的功能，应注重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增强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充分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强烈的社区意识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思想基础。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管理者要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重点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培养起“社区即家”的归属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真正了解社区建设状况和活动内容，充分意识到社区参与是实现其利益需求的有效途径，促使居民理解和关爱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组织开展多种参与技能训练，增强居民制度化参与社区事务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社区精英参与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二）培育和完善社区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渠道

一是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多样化的社区非营利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搭建社区居民多元利益诉求的参与平台，有效弥补居委会在“居民自我组织与服务、整合社会信息与资源、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社区环境、维护公共设施等群众自治组织功能方面的欠缺”。因此，政府应在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准入门槛、税收、管理费等方面提供良好的资源与政策支持，为其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管，确保其服务质量和效能，使其成为居民参与的良好载体。二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和渠道，促进居民参与持续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保障居民参与的各种权利；建立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比如，确定参与者可以优先享有社区服务的权利等，激发居民广泛、持续参与的热情。

（三）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

一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基层政府要明确与居委会的关系，转变自身职能，对居委会进行宏观的指导、调控和监督，合理整合和配置社区资源，确保其有效利用；向居委会合理赠权，使其能够为本社区“量体裁衣”，自主制定有关社区服务、管理、运行等规章，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增进社区民主。优化居委会的自组织功能，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度；注重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通过议事会、听证会、论坛等多种渠道扩大社区参与，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和回应机制建设，推进社区参与的良性发展。三是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并有计划引进一批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使社区服务走向专业化，吸引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参与模式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相反，更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效能，尤其是在提供基本保障和培育社会力量方面，政府依然无法被市场和社会所取代。在这一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达到社区“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这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朱淋.城市社区参与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0，（1）：177-178.

[2] 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J].社会，2002，（1）：4-6.

[3] 章永兰，颜燕.现阶段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表层化的原因及矫治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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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单位制；社区制；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5-0022-02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重在“转型”，如何能将有限的资源开发转化为长效的经济发展已经是这些工业城市都在积极探索的课题。此外，除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社会管理模式也要转型。因此，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包括社会管理制度的转型，社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如何从“单位办社会”到“社区办社会”的转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何成功转型，就必然要考虑整个城市发展体制的转型以及广泛存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各大城市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单位制”对社区建设的影响。

1“单位制”产生的背景和特点

单位制是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作为一个基层的组织，社会成员在社区中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如在学校时属于学校这个单位，工作以后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也属于原单位负责。在中国的单位里，人们组成了一个熟悉的小“社会”，人们彼此互相了解，相互影响和依赖。个人与单位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个人的一切福利都依赖于单位，这是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进行分配的机制。一方面，从制度上不允许人们割断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因为离开了单位，人们就会失去社会身份和地位，国家和政府也会失去像以往那样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从个人本身来说，失去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中，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个人不仅会失去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还会引起对前途的迷茫和失落。这也构成了单位作为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

在孙立平看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而实现的。首先，单位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国家可以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达到经济建设的目标。其次，单位组织还通过“国家—单位—个人”这种结构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国家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秩序，这在对民众之间沟通需求不足和个人自主意识不强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此外，由单位制促成的总体性社会，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人们通过单位找到了个人的归属感。国家对单位的支配和领导，继而单位再对单位成员支配和领导，这样的局面就造成了企业单位办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和政府对其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而仅仅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换言之，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通过单位办社会、单位自身功能多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

单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我们国家与政府进行社会动员以及进行整合全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制度与统治手段。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体制改革意识和需求的增强，单位制的局限性也逐渐开始显现。

2“单位制”及“单位制社区”的局限性

单位制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出现是当时中国在内外危机困境下的最优选择。单位制的实行适应和配合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更有效地将基层社会原子化的个人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生产，很好地应对了社会危机。与这一社会管理制度相对应的，在社会空间的建设层面，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即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

尽管在过去一定时间内“单位制”为强化国家管理、巩固社会组织的基础、整合社会资源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呈现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符的一些滞后性。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制作为一种替代单位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兴起。单位制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单位制”易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依赖。单位体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与其所在单位紧密相关，对于个人而言，单位不仅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功能，它还在社会中观层面发挥着国家代言人和代表的功能，正是基于单位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单位—个人”这一纵向的社会联结与控制体系得以形成。因此，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企业在“办社会”，在一些特殊的工业城市，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的平行关系。在政府相对“弱化”的背景下，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很难保证其在社区建设上有过多的投入，社区建设也存在资金不足、单位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了社区建设的推动力不足。

其次，在政治上易导致一个“政治型社会”出现。这种社会体制下，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使得全部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政治化、行政化趋向。单位社会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全能主义”，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人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反过来个人又在精神和物质上过分依赖和服从单位以及国家的控制。单向度的组织形式使得社会的联结和控制缺乏弹性，一旦单位的组织基础有任何变迁，这一社会管理体制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所谓“单位办社会”实际上是以“单位”覆盖了“社会”，用“单位空间”代替了“公共空间”。在大部分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公共事务都是由企业一手承包，单位将几乎所有的人都吸纳进单位体系的内部，其社会活动、人际交往等都直接与单位发生关系，在一些老工业城市，甚至还有对子女和家属的优待政策，连整个家庭都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居民委员会控制的职权范围内，往往也依托于单位制社区的巨大影响。因此，无论是职工，还是其家属，都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附，这种“依附”所带来的对企业的内部认同也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对单位的认同，实际上替代了对社区的认同。因此，社会公共空间形成和建设之路就更加漫长了。

再次，经济上，单位制下的社会又是一种低效、僵化的社会，企业难以调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资源在社区建设上的有效转移。效率难以提高自然也使得企业自身负担较重，因此，虽然企业有支援地方政府建设的传统，也因受到多种因素限制而难以使社区得到较好的发展。首先，在社区建设的硬件设施方面，企业很难在办公设施方面慷慨解囊。目前在大多数地区，经济因素都是社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因为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这就使得企业以外的社区经济基础格外脆弱。其次，在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源方面，在典型单位制的条件下，居委会几乎完全居于“剩余体制”之下，很难在企业影响力的巨大阴影下发展壮大。而一个单位人到居委会任职简直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近年来，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虽然成立了社区，但由于社区管理人员的待遇过低，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社区管理人员月收入仅在2000元左右，与大庆石油管理局企业基本员工的工资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这样也很难吸纳高学历人员来社区任职。因此，只要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维持，企业的人力资源便不可能分化出来，纳入社区。

3社区制——新型的社会管理和城市整合模式

计划经济下单位制的发展有它的合理性，“单位制”也的确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必须承认，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单位制的衰退也是一种历史趋势。社区制逐渐成为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必然。单位制的有效运行是以计划经济的存在为基础，但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市场化改革改善了国家的治理绩效，同时也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单元化隔离”的治理模式，其社会整合功能大大衰弱。一方面，国家开始必须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府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之下必然也使得国家治理社会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逐渐从单位制社会中渗透出来，国家权力逐渐收缩。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的分化，作为政府控制和整合城市社会资源的单位组织已经危机重重，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社区制必然要承担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重构的重任。

通过对现有社区建设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城市推行社区制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理论探讨和实践都需要进一步地摸索。首先，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应该有所削弱，积极推进社区的建设，将单位的一部分基本职能分化出来，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社会空间”的重组和再建，为居民的社会活动提供基本平台，在转型期使社区制的组织基础得以重构。其次，政府的力量应该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占据主导。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社区建设的特殊性在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企业为主体的单位因素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单位之外的力量相对弱小。因此，目前我们尚不能过高地期望民间自治力量在社区建设进程中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仍将发挥主导作用。再次，从整个城市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社区制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城市的一些现实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等原因，在一些东北老工业城市产生了一部分与企业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这部分人因不同的原因与企业一次性地有偿解除了劳动合同，多数人们选择在家过着“退休”式的生活，自主创业的成功者寥寥无几，他们普遍有着经济收入低、就业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离开了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单位，心理上的不适应和与企业正式职工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使他们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极易酿成社会的。近年来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频繁发生的也多数因这部分人员而起。因此，社区的发展可以充分地接收脱离单位的这部分弱势群体，替单位承接一部分基本职能，使这部分人员得到良好的安抚；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社区的优势，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再就业，也可以缓解就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4结 论

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基层社会中从单位制的隐退，到社区制的兴起，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与治理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即在空间关系上，从直接统治向“有距离的治理”转变；在运作机制上，从组织扩散与组织覆盖向“交织—渗透”模式转变；在治理资源上，由资源掌控向资源动员转变。国家在塑造城市社会的同时，城市社会也在塑造和影响国家的机制和组织体系，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构。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社区建设与国内其他大中型城市的社区建设既有相同点，又因其特殊的历史因素而不同于其他城市。这种不同既体现在体制性的依赖，也有社区建设的动力不足以及政府与企业的特殊关系等原因。社区建设作为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合作空间和建设方式上的博弈，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它“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社区建设首先需要肯定其重要意义，还需要突破单位制的持久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空间的重组和转换，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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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1）.

[3]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

[4]丁惠平.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组织社会学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1（3）.

[5]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8.

[6]田毅鹏.“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7（4）.

[7]侣传振.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3）.

[8]彭勃.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J].社会科学，2006（9）.

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以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上分析企业为什么要参与社区建设，提出企业是拓展社区建设主体的一个载体，并对企业参与社区建设做出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建设；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来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大包大揽的社会职能开始逐渐回归社会和社区。社区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企业作为社会最重要的构成单位，也必定要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牵涉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企业是以盈利为第一要义的组织，它跟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的宗旨是不同的。如果以企业的性质出发来考虑，那么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也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彰显，应该引起企业自身与相关主体的思考。

一、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乔治霍曼斯指出人类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人们在选择行动时，不仅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大小，而且考虑获得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做出的决策大部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一个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作为企业众多决策的一种也不例外。既然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是一种企业在理性选择下的行为，那么企业是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利弊，并最终决定采取这种社会交换行为的呢？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实施与否关键在于行为的后果，及后果出现可能性的大小。我们就这两方面来分析企业参与社区建设行为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必须分析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几个后果。第一，付出代价。企业参与社区建设肯定要失去一定的资源，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第二，直接的税后优惠。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享受税负扣除优惠以年度利润总额的12%为限额，财政部税政司指出“这一扣除水平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等同于捐赠金额得到100%的扣除优惠”。这一判断基于的是经验法则，即绝大多数企业不会不顾自己的实力而为额度过大的公益性捐赠。通俗的讲，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年度利润总额为100万元的企业，很少会做出12万以上额度的捐赠。第三，社会效益。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不仅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又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在企业方面，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可以使广大消费者更好的了解企业文化内涵，提升企业的民众基础，这是一种无形的广告，带来的收益也是不可估量的。第四，行动后果的肯定性。企业慈善行为必然会使更多的人了解企业文化，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而这中无形的社会资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是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最起码，就目前各企业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因为企业参与社区建设而使企业亏损或倒闭或者声誉受损的，除非是企业在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欺诈现象。企业作为盈利单位，即便是参与社区建设也是为了取得利益的，因为企业也需要生存与发展。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发现，企业参与社区建设得到的回报要大于其付出的代价。这符合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关于理性行动的界定。

可口可乐公司是成立于1892年全球最大的饮料生产商，也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国际品牌之一。可口可乐在开展中国业务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参与到利益相关者的社区活动中，让利益相关者能够感受到可口可乐公司与社区同步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口可乐在广大农村社区以及其他社区开展了诸如“健康之旅”项目、农村脱贫行动、“E学一生”等项目，通过这一系列的参与社区建设的活动，可口可乐公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与社区关系更加融洽。可口可乐公司自1979年重返中国大陆市场后，目前中国每年人均饮用可口可乐公司产品数量为20瓶（每瓶8盎司或237毫升），而中国亦成为可口可乐公司全球第四大市场。可口可乐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CYDF）及当地政府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合理利用人才，可口可乐公司的战略发展计划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与支持。第二、可口可乐与社区共同发展提升了品牌号召力。可口可乐公司在华28年来，目前所有中国可口可乐装瓶厂所用的浓缩液均在上海制造，在华累计投资达12.5亿美元；装瓶公司以及装瓶厂从无到有，现已在全国建立了29家装瓶公司以及35个装瓶厂。据知名经济学家联合调查显示，可口可乐在中国间接创造了40多万个就业机会，每年为中央和地方税收部门直接或间接带来利税16亿元人民币。第三、与各级政府加强合作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可口可乐公司通过与投资所在地的政府等机构合作，为所在地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劳动力转移做出巨大贡献，让所在地的社区与可口可乐公司共同成长与发展，真正形成了与当地共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关于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拓展社区建设主体的思考

在一般意义上，我国社区建设的主体一般包括政府、驻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居委会等。在传统的观念上，社区建设好像就是政府和居委会的事，跟企业没什么关系，广大驻区企业对参与社区建设也没有多大热情。但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社区为企业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巫伦是发展壮大还是被淘汰出局，社区都要付出承接企业的代价。企业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一方面可以解决社区的财政困难，通过拨款来改善企业的绿化设施，增添办公用品和体育健身实施，营造和谐环境。另外一方面，企业还可以为区内居民提供实习和工作的机会，为解决社区的就业问题提供帮助。如此一来，企业通过这些行动不仅改善了社区的环境，还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心，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企业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有助于改变我国传统的社区建设观念，即由政府、社区居委会等来大包大揽，是拓展我国社区建设主体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关于企业参与社区建设对其自身发展的思考

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是企业提升自身品牌价值、扩大收益的必要之举。通过可口可乐参与社区建设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从短期看，可口可乐在这些活动当中确实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此举却在无形之中提升了其品牌价值，使其在社会公众心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对于其产品的销售将会带来莫大的帮助，从而带来更大的利益。通过积极地参与社区建设，可以与其相关联的社区形成良好的互动，在发展诸如社区卫生、社区教育、社区公民治理、社区照顾、社区服务等项目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拥有了一个更为良好宽松的环境。

（三）关于企业参与社区建设资源优势的思考

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更能体现其在社区建设中的资金和资源优势。与其他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相比，企业在资金、人才以及管理上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企业能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将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所需的资金以及先进的经营理念，从而使得社区的建设不再单纯的依靠政府和当地基层行政单位，为社区建设主体的多样化增加新的内涵。

篇7

一、指导思想

我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遵循“安全、健康、和谐”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立足“安全服务、持续改进”的原则，围绕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和安全发展型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安全文化和社区环境建设，加强安全生产“双基”工作，全面提高社区成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和人员伤害，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家庭和谐因素，为实现“新跨越、进十强”，加快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到“十二五”末，全市建设60个以上安全社区，其中力争创建“国际安全社区”1个、“全国安全社区”5个、“省安全社区”10个、“市安全社区”60个。力争到2015年全市各县市区均有省级以上安全社区。

（二）具体目标：各地要积极开展安全社区创建工作，自行选定2-3个社区，作为创建省级安全社区试点。2012年底前，各地均要力争有市级命名的安全社区单位。2013年底前，各地均要有省级命名的安全社区单位。2014年底前，争创若干个国家级安全社区，积极创办“国际安全社区”。2015年底前，多数县市区有国家级安全社区，全市创建1个以上“国际安全社区”。

三、组织领导

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协调推进全市安全社区创建，并组织制定和我市安全社区建设基本标准和评定管理办法。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本地区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加强对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各级安监部门要联合交通、交警、消防、卫生、公安、民政、文化、劳动、电力等相关部门加强具体业务指导，积极推进安全社区建设，做好安全社区命名初审和推荐工作。

四、工作重点

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着力点：城区在街道、社区，农村在乡镇、村等。要坚持自主、务实、引导和“试点先行、分级创建、逐步推广”的原则，全力推进安全社区的创建工作。加强城区安全社区建设，推动农村安全社区建设，着力开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安全社区建设，做到统筹规划、重点突破、有序推进。

各创建单位要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安监总政法〔2009〕11号）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AQ/T9001-2006）、《安全社区评定管理办法》（以上2个标准和办法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下载），制定实施方案。

五、工作步骤

安全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长期、持续的过程。我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拟采取创建标准从高要求、从实制定，市、县两级同步启动，创建层次并行推进，力争尽早、尽多的社区达到省级安全社区的要求。具体工作分为动员部署、创建试点、全面推进和巩固提高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2012年7月）

做好推进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准备，制定下发《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层层动员部署；学习宣讲安全社区理念和创建标准，学习外地安全社区创建经验，对试点社区各级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促进试点社区尽快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进行调查摸底，了解社区建设的总体情况，研究、协调安全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的关系、安全社区建设与平安建设的关系等，摸清相关的人文资源，为启动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打好基础；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开展全社会的广泛宣传，积极营造安全社区创建氛围。各地按省、市的要求，制定本地区安全社区建设具体实施方案，确定试点社区，并上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二）创建试点阶段（2012年8月至2012年12月）

各试点单位按照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方案、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等组织实施（试点）创建工作。各县（市）区确定安全社区试点单位，落实创建工作的负责领导和具体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切实做好试点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和各类社区特点开展试点工作，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各类事故与人员伤害。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适时派工作督查组到各地、有关单位指导、抽查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在总结各地、各单位开展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基础上，制订《市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市安全文化创建评定管理办法》，指导各地、各单位开展市级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三）全面推进阶段（2013年-2014年）

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在总结安全社区创建试点的基础上，召开全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社区试点经验，并大力组织、推荐条件成熟的社区参加“全省安全社区”的评选，推广试点经验，逐步在全市各地、各单位推广实施。

在全市全面推进，每年分批启动安全社区创建活动，逐步达到总体目标。争取到2013年底前，各县（市）区均创建1个以上省级安全社区，2014年创建若干个国家级级安全社区，积极创建国际安全社区。2015年创建1个国家级安全社区。

（四）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

2015年，实现以公众参与为重点的社区安全促进机制，安全社区创建工作覆盖全市所有个乡镇（街道、社区）及重点行业和领域。

邀请国家和省有关专家对安全社区创建活动进行考核验收，做好申报国家和国际安全社区工作，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安全社区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安全生产基础管理的重要工作。要深刻认识安全社区创建对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将起重要促进作用，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推进我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安全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加强统一指导和协调，是搞好安全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发动，精心安排，科学规划，落实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责任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实施，确保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二）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开展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是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社会实践，各地要把安全社区建设纳入政府工作日程。要建立安全社区建设激励和约束机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和目标考核内容。对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效果好，群众满意度参与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要把安全社区建设计划纳入地方财政支持范围，为安全社区建设提供人、财、物等条件保障。要加大工作协调配合，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反馈情况，扩大社会宣传，形成工作合力，实现安全社区建设的良性推进机制。

（三）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各地、各单位要研究拟订安全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着力从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入手，制订相关实施要求和管理办法，为安全社区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资源支持和物质保障。要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培训、绩效考核奖惩、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政务公开和接受社会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将其与安全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各类资源，实施综合治理。

篇8

关键词：社会组织；农村社区；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31日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尚处于探索和实践的初级阶段，在如何转变观念观念、怎样筹集资金、如何在政策上进行扶植，环境和卫生等如何同步等多个方面仍然存在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破解。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出现的问题

（一）干部群体之间的观念模糊。政府和农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两大主体，对于当前制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首要问题，两个主体方认识不到位。首先，部分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存在的意义、认识的理念以及建设内涵都很模糊，存在着畏难情绪，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同时因地制宜地调动当地群众，工作系统性、统筹性和创造性不够。其次，当地的农民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共同参与支持社区建设的热情不高，存在一大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新社区建设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不能有效地整合利用社区各种资源。

（二）筹集建设资金比较困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的匮乏。其中，最大难题是农民建房资金，最大瓶颈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资金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庞大的资金。然而，政府财政政策捆绑、项目整合的扶持资金非常有限，土地置换资金到位滞后，企业参与、社会组织投入、个人赞助等社会力量参与严重不足，渠道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资金短缺的瓶颈制约非常突出，难以弥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维持正常运转资金缺口。

（三）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目前，基于国家层面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没有能够衔接的相关配套设施。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向城市居民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规划审批政策缺失，缺少统一的审批标准，前置条件多、审批环节多、规费收取多、运行周期长；二是建设用地政策缺失，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而社区建设用地受政策制约较大，现行的土地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社区建设用地的需要；三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等还没有相应的政策保障。

（四）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部分农村社区建设在垃圾污水处理方面跟不上，使得新兴农村社区的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的良性发展。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流动性人口数量的加大，生产向多样化的生产活动发展。由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不到位使得农村社区的发展屡遇瓶颈，导致出现的环境、卫生、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社区的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的良性发展。

二、针对我国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所存在问题的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新型农村社区建立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强化统筹、注重结合，在探索实践中找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办法和路子。

（一）转变干群观念。一方面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的影响，应当少一些干预，多一些保护，依赖其自发生成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和成立社区组织等方式，强化村民的社区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村民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中来。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让社区观念深入民心，让村民了解社区与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同时还要以村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激发村民的政治理性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只有给村民建立起牢固的社区意识，才能通过社区治理培育村民的参与精神，才能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我们要增强村民的政治敏感，扩大社区村民的知情权，为村民参与村庄的社区化管理铺平道路。

（二）制定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发展策略。农村社区的建设一定要与当地总体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使社区建设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同时要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有条件的村镇要按照小城市的理念进行规划布局，优化资源的配置，加快村镇驻地向小城市发展，要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利用工业化、城市化积累的资源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鼓励引导大企业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在资金的筹集方面：一是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有序整合各类专项资金；二是要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积极鼓励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大力开展“百企联千村”的主题活动。

（三）规范新型农村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在制度上，社区制度建设应以人为本，尊重社区居民的各项权利，突出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能动性与积极性，促进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服务。在政策扶持方面，首先要精简政策的审批流程，规范政府机关制定政策措施的方式和方法，将农村的社区建设摆在与城市社区建设同样的地位；其次，在政策的内容上，要包括土地、融资、拆迁补偿、减免收费等方面的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建设中面所临的问题；最后，在农民的就业及养老的政策保障上，要强化农民的主力军地位，利用“新农合”等契机，来切实解决农民在社会保障上的问题。

（四）转变社区建设发展模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中经验的缺失，造成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不平衡发展。同时，在农村社区建设追赶城市社区建设的道路上，要吸取经验教训，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应当是进行社会改造或者文明引进，而在于坚守其原本的特色，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外界力量不应当以短期利益为诱饵，从而牺牲其地方特色。而是应当把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通过对节约的土地进行整理，发展家庭农场，吸引大中小企业参与农业的开发，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实行规模化的经营，逐步改进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五）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相结合，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完善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绿色家园。对于其自发形成的管理经验，上级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安全隐患、治安问题等，上级政府应及时进行保护性的介入。

当前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加速期，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必将出现增加趋势，如何在前期卓有成效的基础上，将农村社区管理推向深入发展，如何使得农村社区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同步，这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新难题。笔者认为，充分发挥村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该是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突出社会建设的人性化和道德化趋向，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以人为本。农村社区也应成为能够使村民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爱萍.村庄社区化管理与村民民主参与.江西社会科学，2013.9.

篇9

我以普通社区工作者的身份，主要从人的方面谈一谈如何创建和谐社区的问题，涉及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人力资源挖掘等方面。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项目多，任务重，难度大。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十世纪末期显著加快，但与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由于我们缺乏城市化生存的土壤，城市居民在思想意识、道德水准、认知水平方面都存在不小差距，而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在于每个人的自身各项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城市社区要实现全面和谐任重道远，需要所有人能积极参与，当然社区工作者需要付出更多心血。具体来说，社区工作者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工作中，应当向以下方面努力：

一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建立良好的监督体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公民在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同时，能够自觉参与民主决策，能懂得如何通过各种途径保证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就城市社区而言，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活动，协调各种关系，维护好多数居民的利益。我们必须让居民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以座谈会、定期宣传、社区论坛等措施提高居民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定期向居民公布工作内容。反过来，通过居民的参与和监督，社区工作者也能提高服务的水准。

当每一个居民都能自觉参与和策划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时，他们就能提高对政府和社区工作者的认同度，我们离社区和谐也就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完备的制度，但重要的是落实，社区工作者重任在肩，马虎不得。

二在把握好本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地区经验，挖掘各种资源特别是人的资源，多种渠道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和效益。

中国城市千差万别，社区管理方法也必须符合地区情况，努力实现多样化。社区建设与企业管理有类似之处，也必须讲求低成本、高产出。社区建设者们必须明白，他们需要清楚了解本社区的优劣势，知道当如何借助优势，弥补不足。

社区资源除了地理位置、产业分布、小区环境等，还要注意的是人的资源。善于挖掘居民资源，调动每一个居民对社区建设作出恰如其分的贡献，这是社区工作者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社会主义需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谐社会也要求发挥每一个公民的聪明才智，当每个公民都能在最适合他发展的空间里成长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能得到完美的和谐。

具体来讲，社区工作者当熟悉大多数居民的特长，如哪位居民擅长乐器，我们就可以邀请该居民在休息时间为社区群众免费表演，既能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又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又如，某位居民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请他做义工，为本社区居民的孩子提供讲课，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增强融洽气氛，诸如此类。

社区之间的资源整合，资源共享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除了政府支持外，我们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加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如发达地区的社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工作等。

三社区工作者应当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飞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努力能让自己学会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首先，社区工作者是一个团队，居民委员会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为居民服务的。良好的分工协作，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居民沟通沟通的能力，对政府政策切实的贯彻是一个社区工作团队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我们需要从这些方面不断提升。除了必要的学习以外，善于总结和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很多社区工作者缺乏责任心，对待工作马马虎虎，很多都是应付了事，形式主义作风严重，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理水平也是需要政府、居民、工作者三方面共同协力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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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新社区建设伴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应运而生，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的重大决策。

一、我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的实践

我市从20xx年开始实施的“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明确提出了建设农村新社区的目标要求，20xx年制定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纲要》把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程”列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六大惠民工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后，农村新社区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市被列为全省首批农村新社区建设试点市，各地也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和探索。据市民政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已创建了251个农村新社区，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10%左右。

1、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布局逐渐清晰。各地先后开展了县域村庄布局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和整治方案的编制工作，目前除江东、海曙外，九个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县（市）区全都编制完成了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近20xx个村编制了村庄建设规划或整治方案。以社区建设与行政村的区划调整有机结合的形式，着力围绕中心村打造农村新社区。同时，各地根据村庄布局规划加大土地整理、宅基地置换的力度，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加快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使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

2、农村环境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实施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五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40多亿元，累计启动村庄整治建设20xx个村，占全部行政村的76%，建成全面小康村269个、环境整治合格村1836个，完成生活污水处理村122个。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客运班车通村率达到99.7％以上，“农民安全饮用水工程”实现全覆盖，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96.5%，全面小康村和环境整治合格村基本做到了“水清、路洁、院绿、灯明、村美”。

3、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以文化、教育、卫生、健身、治安为重点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区医疗、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管理等服务逐步完善。建成村落文化宫1184个，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实现村村通。农村社区文化进一步繁荣，为农村新社区建设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深入开展，已有262个村建立农村社区服务台中心。镇海等地先后制定出台《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实施细则》，建设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市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中推广了“一站式”的服务。

4、合力共建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在强化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构建覆盖辖区全体居民的管理与服务组织机构，创建了社区共建理事会和社区工作站等运作方式，积极吸纳外来人口一起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努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针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实际，建立了“新棉丰人”党支部，并成立了新棉丰人服务站。**市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村、社区由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部分外来人员共同组建“和谐促进会”，着力形成合力共建农村新社区的良好氛围。

二、我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模式探索

各地在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以“百千工程”为抓手，整合村级资源，强化社区服务，深化村民自治，多形式开展农村新社区创建活动。

1、多村联建模式。多村联建社区一般由片区内内若干个村庄组成，重点是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通过整合各村资源，建立健全村务活动、社区卫生、社区教育、治安保洁、文体娱乐等服务设施，突出服务共享，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北仑九峰山片区是我市首批通过验收的村庄环境整治成片连线推进区域，以此为契机，九峰山区域探索实施“九村一社区”农村社区化管理模式，把该区域的7个村加上附近的杜家、吕鉴两个村联合创建农村新社区。通过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建成社区“三室四站一中心一校一场所”，完善一系列高规格的公共服务设施，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职能得到延伸，该区域基本形成了“十五分钟生活服务圈”。

2、城中（城郊）村改建模式。顺应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分工分业的趋势，按照城镇建设规划和新社区的建设要求，通过旧村改造或散落小自然村迁建，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实施社区化管理。如列入市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13个试点，建设规模都在5万平方米以上，形成了农村新型社区。鄞州区已建成湾底、陈婆渡、东裕等拆迁型社区35个。镇海区的蛟川、骆驼街道也建成了一批农村社区，均建有社区服务中心，配备社区专职干部，村民们在社区治安、教育培训、文化 娱乐等方面都享受到了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服务。

3、集中迁建模式。根据农村集中居住点和中心村的布局规划，结合下山移民脱贫、地质灾害、征地搬迁等，撤并自然村，促进生产要素向中心村集聚，配套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突出社区服务的延伸覆盖，建设农村新社区。鄞州区有18个村通过搬迁建设集中居住区。江北区针对在推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涉及到移民搬迁的实际情况，统筹谋划建设了四大农村社区，如慈城的慈湖人家、枫湾家园，庄桥的丽庄西苑，洪塘的姚江花园等农村新社区。

4、改造提升模式。以村庄整理整治改造为依托，通过拆除危旧房，完善村庄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增加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提升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推进了农户居住集聚。**市在农村新社区试点建设的过程中，围绕“六化”（布局优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要求，对村庄进行梳理式改造，通过拆旧宅、建新房、新老调剂等办法，加快了村庄集聚，为加快开展农村新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打下了基础。

总体上来说，**市农村新社区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规划建设滞后，村庄布局散乱。虽然经过近年来的村庄撤并和规划建设，我市农村村落的集中程度和建设水平均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相当部分地区村庄建设还处于无序状态。基础设施落后，公共产品不足。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配套性、共享性依然较差。建设要素紧缺，推进难度较大。主要受资金、土地、人才要素制约，影响了农村新社区建设推进。社区理念淡薄，管理水平低下。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经验，部份基层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管理上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

三、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对策建议

1、科学编制村庄布局规划，有序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突出农村新型社区的规划。农村社区规划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要进一步修编完善县域村庄布局规划，明确中心村、行政村的数量、位置和功能定位。按照方便服务管理、尊重群众意愿和集约利用公共资源的原则，根据农村地域特点、资源配置、历史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科学规划农村社区空间布局和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把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合理分区和完善公共服务、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培育社区共同意识等“软件”内容纳入规划编制。争取在县（市）、区域范围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开展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事关长远，要注重在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试点，县乡两级政府要科学论证，加强组织指导，努力做到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引领农村新社区建设。

因地制宜确定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农村新型社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城乡转型的新型聚落模式。借鉴先发地区经验和我市前一阶段各地建设情况来看，我市农村社区主要模式：一是“城镇型多村一社区”模式。适宜城（镇）郊，建设集中居住区，以一村为主，附带部分跨村安置农户入住，建立规范的社区服务中心和拥有完备的服务设施，能为社区范围内农民群众提供服务；二是“一村一社区模式”。适合区域面积较大、居住人口较多的村，以现有建制村为基础，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依托村“两委”来组织运行。三是“农业型多村一社区”。适合农区居住相对分散的村庄，以中心村为聚集点，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逐步撤并自然村，实现农村社区的聚集发展。在空间布局上，农村社区服务半径2公里左右，即十五分钟生活圈；社区的人口规模山区、农区少一些，平原和城郊则可多一些。总之，农村新社区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决不能搞“一刀切”。

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农村新社区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而是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承接政府行政部门依法延伸在农村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主要职能是为社区农民就近提供全面、方便的服务。主要功能包括：（1）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服务；（2）强化社会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3）发挥社区载体和平台作用，引导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4)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农民权益机制，表达群众诉求，协调处理社区内各级组织之间、单位之间、村民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和谐发展；（5）推动社区不断完善和提高，逐步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方向发展。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社区人居环境

全面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继续把深入实施“百千工程”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来抓。围绕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要求，加大村庄综合整治力度，加快成片连线整体推进步伐，争取在三年内全市所有村庄普遍得到整治。加大农村环境污染源头治理力度，进一步完善垃圾收集处理网络，积极推行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循环利用处理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扩大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面。广泛开展有广大群众参与的以美化庭院等为载体的新社区创建活动，使传统村落逐步转变为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生活舒适的农村新社区。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交通网、供水网、供电网、信息网和流通网，加快推进通村及联网公路和站点建设，扩大农村公交客运化覆盖范围。搞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乡镇超市和放心店建设。继续实施新农村电气化改造，改善农村供电和照明条件；加快宽带进村入户，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要整合利用现有资源，突出社区中心村，增强中心村凝聚力和吸引力，吸引周边村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逐步形成“村级小城镇”。

建立农村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机制。要明确各级政府、村级组织及村民在村庄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责任，建立建设维护资金的筹措分摊与管理机制。搞好农村公路养护、道路河道保洁、垃圾污水处理、供水电力等公共设施管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社区管理队伍，尤其在集体资金比较紧张的社区，应动员社区成员参与建立义务卫生保洁队伍、治安巡逻队和民兵应急服务突击队等，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既节约管护经费，又引导村民树立“社区是我家，管护靠大家”的良好氛围。

3、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又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生产需求。要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县镇两级要按排专项资金扶持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确保每个社区拥有一定面积的社区组织服务用房、居民群众活动场所和文化体育设施。争取几年内在全市农村社区、中心村普遍建立起集管理、服务、教育活动等功能为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按照互利双赢的原则，组织引导农村日用消费店、农资连锁店、农技推广服务、邮政电讯等服务业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中来，提高服务资源的社会程度，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也可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化要求，积极开展低偿的便民利民服务，增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

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要努力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城市腿长，农村腿短”的现象，转变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突出农民就医、就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法律、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真正使农村群众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完善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要靠“送”，更靠“种。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优化。政策上要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兴办农村文化事业或捐助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村）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农户组建文化户、文化室、图书室等，允许其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引导村民增加文化消费支出，改变农村重人情消费、轻文化消费的不良消费习惯。通过先进文化的引导，不断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推进城乡文明一体化。

4、加强和改进农村社区管理，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建立农村社区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和社会力量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多元化投入机制。县（市）区和乡镇、街道要把农村社区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提高农村社区建设投入的比重。坚决杜绝借社区建设名义，变相向农民摊派，增加农村负担。要统筹整合、科学配置各类农村社区建设资金，合理安排使用资源，充分发挥使用效益，提高农村社区建设资金集约化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