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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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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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主要是对国家主体形成财政分配关系，以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在经济学当中，财政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研究国家取得社会生产份额中的一部分，将其应用于国家职能的实现，例如取得、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以及由此体现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分支，财政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科学内涵。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中，应当注重其跨学科性的特点，综合各个相关领域，确保其良好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一、财政学的基本概述

财政主要指的是国家财政，其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通过收支活动，将一部分社会资源进行集中，对一些社会公共需求进行满足。财政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筹集和使用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过程中，提供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理论基础。根据不同的财政分配主体，财政学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社会主义财政学。此外，还包括比较研究和分析各个国家不同财政制度的比较财政制度学。如果根据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背景来进行划分，则主要可以分为市场财政学、计划财政学等［1］。在财政学当中，融合了经济学、行政学、理财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财政是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财政学来说，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学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作为一种历史和经济性的概念，财政与国家之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财政职能是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实施政策等，各个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是不同的。国家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需要对财政调节功能进行强化［2］。在财政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当中，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和经验，学习一些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对于能够反映出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内容，更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不能一味的照搬和挪用这些经验，应当充分认识到财政学理论自身的基础，掌握其实际的应用条件和产生背景。此外，在借鉴经验的过程中，还要充分的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科学定位财政学

在对财政学进行科学定位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财政学具体的学科范围。在传统的经济学当中，认为政府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对廉价政府和自由竞争较为推崇，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财政学范围较为狭小。而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对于市场中存在的缺陷比较明确，认识到纯粹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以及公共品的提供等职能，应当进行强化，从而使财政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大［3］。其中，政府职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公共经济、关税壁垒、财政补贴，以及治理污染、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在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中，财政学理论体系也逐渐朝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方向转变。

(二)借鉴先进财政学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中，由于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财政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相似于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和理念。随着对我国现代财政学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对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财政学内容和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对西方财政学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当进行妥善的处理。其中难免会涉及到世界观、思想认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边际分析方法关系的处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理论的处理、马克思理论再生产理论处理等问题，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对于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不同制度背景、历史条件下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良好的解决方法，从而使这些财政学经验能够真正的为我所用。

四、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

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因素主要为市场缺陷，其核心概念使公共商品。在此背景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具有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和作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微观财政学。

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微观财政学主要面对的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等方面的内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受到财政收支组织结构的影响。针对我国当前的具体发展态势来看，在微观财政学当中，应当全面阐述经济效率、收入分配、资产管理等问题，基于社会主义市场条件，分析社会保障理论［4］。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地区差别等，应当加以注重。同时要细致的分析税制结构、纳税原则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二)宏观财政学。

在宏观财政学当中，主要是基于微观财政学，阐述分析国家在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更好的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和生产能力稳定，进而积极的影响经济增长。其中主要包括了财政杠杆的衡量标准、实际作用、概念定义等。同时，关于财政政策方面，对于其运用选择时效和内在适应性效用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之下，财政政策的外向适应性问题，以及财政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配合与比较问题。

(三)财政学职能。

在财政学职能当中，基于财政职能，对财政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形成财政职能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通过行使财政职能，对公共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经济良好的发展秩序［5］。同时，对于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的发挥，应当明确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行政划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明确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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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用“动态复杂性”和“结构复杂性”两个概念描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动态复杂性是指随着时间延续，经济系统的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系统的变动趋势越难以预测，运行越来越不规则，那么整个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也就越高；而结构复杂性是指某一时间点，经济系统的构成状态，结构复杂性假设经济系统由若干小部分组成，这些小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数量越多，说明经济系统的结构复杂性越高。然而，无论是基于动态复杂性角度分析，还是基于结构复杂性角度分析，我国的经济系统都朝着日益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经济系统复杂性的特点

（一）我国经济系统的构成变化速度加快

目前，我国经济系统的构成变化速度日益加快，结构复杂性日益增加，变动规律难以预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优胜劣汰，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经济单位在重组、破产、兼并过程中消失，但每年也会有数以万计的经济单位注册成立。与此同时，经济单位的所有制形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也变得较为复杂。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是数量，我国国有企业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个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却得到了较快发展。此外，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日益提高，从199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3%提高到2013年的46.8%，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产业是沟通物质产品最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中介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各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也越复杂。

（二）经济系统构成部分的异质性明显提高

我国经济系统中存在较多的异质性表现，如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企业规模分布不均匀、行业规模分布不均匀、地区经济差异较大、居民收入不均匀等。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差异日益增大，由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江苏省2011年生产总值为49110.27亿元人民币，2012年生产总值为54058.22亿元人民币，2013年生产总值为59161.75亿元人民币；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2011年生产总值为5701.84亿元人民币，2012年生产总值为6852.20亿元人民币，2013年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人民币，仅占同期江苏省生产总值的12%左右。基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在电力、石油等垄断性行业，少数占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几乎完全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市场销售活动和生产活动，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内部效率差异与经济行为差异日益增大。

三、经济系统复杂性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一）促进政府制定细致的、针对性强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差异越大，就需要越多信息协调经济运行，这会增加整个经济系统的结构复杂性。而经济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越会使经济系统构成部分呈现出高度多元化或高度异质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要开展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就必须在采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制定细致的、针对性强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再采用过去统一的、简单的经济政策。

（二）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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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作为这一概念的直接解读者，先后于2月17日和3月7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两篇文章。

争议随之而来，焦点集中在社会融资规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以及行政规模调控等问题上。

这一新统计概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思维？4月1日，盛松成在央行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新的概念。“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

面对各界对行政调控的担忧，盛松成多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通过数量与价格调控手段相结合，保持今年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合理。

理论和实践创新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盛松成：迄今为止，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有三种提法，即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的提法。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我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将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使金融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

三是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融资规模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无类似的国际经验？

盛松成：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的启示。

这些理论认为：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货币，而且是包括狭义货币在内的所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且是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动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货币当局不仅应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负债，而且应该控制其他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货币供给并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内生变量。

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思考的产物。

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联系密切，贷款的提供者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信用过程不仅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而且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信贷创造过程；资产负债期限转化职能不仅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而且发生在“影子银行”的其他多种形式中；宏观审慎管理范围过于狭窄，大量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监测更广义的信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的概念囊括了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

详解中间变量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概念，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

盛松成：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概念，其创新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它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市场化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曾有一个发展过程。1994年10月起，央行开始正式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指标。1995年央行尝试将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6年起，货币供应量正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拟从2011年一季度起试公布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及各组成部分。

《财经》：央行一直在强调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将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盛松成：近年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逐步确立，Shibor在金融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社会流动性水平和市场利率水平，会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及其融资规模。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发挥其作为中间变量的作用？目前社会舆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会被分解为信贷、债券、信托等具体规模调控指标。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这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采用基于2002年至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物价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义重大。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利率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的正相关系数为0.15，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正相关系数（0.06）。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负相关系数为0.57，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负相关系数（0.53）。

探路逆周期监管

《财经》：今年1月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出现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表述，如何理解“合理”的含义？

盛松成：应从总量和结构上来理解“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应在总量上保持合理。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测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应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与宏观调控导向相吻合。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应有助于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应在结构上保持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要合理。二是要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三是要重视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涉及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各相关部门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

《财经》：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盛松成：我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达成共识，在原有数据共享基础上加强协作，保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财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松成：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要求是：操作上，逆周期调控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目标上，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避免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上，要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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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市场；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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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们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断深化。继续遵循计划经济路线，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十二大主张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仍然强调国家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忽略市场的作用，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盛行，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加大。另外一些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只有以韩国为代表的少数经济体，既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又发挥政府调节作用，成功地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基础

自从1776年《国富论》问世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而区分开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个体（消费者和厂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使社会福利提高，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通过价格调节资源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不能干预市场。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存在局限性，有时会失灵。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问世，标志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产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干预市场运行，以便纠正市场失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政府竞相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学派。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产生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新古典主义重新回归，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同时把政府活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并非完全排斥，而是有机补充，相互协调。当经济萧条衰退时，政府应当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干预；当经济繁荣稳定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以市场设计理论（Market Design）为代表的当代最前沿经济理论主张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够建立充满活力和有序的经济形态。

3 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连同上下游几十个产业一起主导中国经济发展。但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住房价格涨幅过快，甚至高于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在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甚至翻倍增长。

自2010年起，政府几乎每年都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收效甚微。上述调控政策，分别针对当时的热点、难点问题，在短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中长期并没有抑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价格，归根到底是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房价快速上涨，是供求严重失衡造成的。显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我们应该重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指导性原则，尊重市场规律，改变过度依赖行政性手段的宏观调控。

影响我国住房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从1978―2012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 5倍，年均实际增长7 4%；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 8倍，年均实际增长7 5%。另外，大量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未被统计。高、中、低收入家庭分别趋向于投资性、改善性和刚性需求。其次，城镇化进程。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指出，中国2014年城镇化率到55%，远低于发达国家90%的水平。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数逐步增加，截至2012年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比上年增加983万，增长3 9%。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2014年将达到727万。半数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绝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未来都将在城市就业，会产生巨大的刚性住房需求。最后，货币超发。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07 74万亿元，约为当年GDP的两倍。由于国内缺少投资渠道，国外投资又受到限制，大量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

从住房供给角度讲，住房价格决定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已经达到35%～55%（杨波、杨亚西，2005）。影响我国土地价格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土地财政。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指出，土地出让金从2005年的0 6万亿元提高到2011年的3 3万亿元，累计增长5 7倍，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从不及40%上升到60%以上。在客观上，地方政府受益于高房价，因为高房价不仅带来较高的财政收入，还能够推动当地GDP的增长。

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政府应当推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房制度，保护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进行房地产税制改革，抑制投资性需求。总之，政府不要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而应进行制度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4 结 论

必须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经济体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参考文献：

[1]廖英敏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市场，2012（20）

[2]林毅夫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J].宏观经济研究，2005（10）

[3]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杨瑞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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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一体化

一、虚实经济是紧密相连的

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现代经济学需要高度重视对虚拟经济的研究,高度重视和积极展开现代市场经济的虚实一体化研究。

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论是由股票的交易拉动整个市场价格上涨,还是说哪一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那要看在具体的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因而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看到实体经济领域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就只是治理试题经济领域的价格,那是比较片面的,而虚实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前言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在21世纪,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研究,不论是关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还是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都必须是虚实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因为在现实中这两大领域是紧密相连的。

二、股票市场对虚拟经济的影响

股票市场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是自然人和法人(买方、卖方,以及中介方),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股票市场中进行股票的交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其行为完全理性。按照这一理论,股票价格是投资者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实体经济变量未来价值的理性预期,也就是说一种股票的价值应当等于其未来收益的现值。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Simon)所指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们受到信息和知识的限制,难以了解和预测各种可能的结果,通常只能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决策,而且在决策时也难以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和周围人们的言行也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

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也会增强虚拟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例如购买某种股票的人越多,就会促使更多的人购买这种股票。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正反馈作用,它会造成放大效应,使股票的价格大起大落。

三、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对于股票市场的研究就是虚实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研究。在现代国民经济的运行中,虚拟经济的运行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虚拟经济的运行中,股票市场的运行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的运行不仅对虚拟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也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股票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消费,财富效应是指金融财富的变化及预期的变化对推动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股票价格影响投资。股票价格通过改变资金成本;影响信贷渠道;影响固定投资等渠道间接作用于投资。

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也不可忽视,股市的上升会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并且由于“财富效应”而增加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当股市泡沫破灭时,人们不仅减少消费,而且因心理恐慌而争相抛售各种金融资产,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发生经济危机。

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实质上寻找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物及其运行规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二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经济变量相互作用。

第一,利率传导机制。利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格,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有直接影响。利率下降就相当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它会影响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强化居民购买力的“惜购”心理,导致市场销售不振以及抑制社会总需求、制约国民经济增长。

第二,汇率传导机制。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作为开放经济中的重要变量,成为影响一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以本币升值为例,本币升值引起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进而导致产出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再者,本币升值引起进口物价下降,若国内物价水平不变,则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等。

第三,股票收益率传导机制。股票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载体,在资金存量不变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提高,则会引导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体,实体经济发展缺乏资金,经济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

第四,金融衍生品,实物金融产品等投资收益率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类似于股票收益率传导机制。

五、建立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从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由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由国内传导致全球,表明虚拟经济和试题经济是相互联系,紧密相连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还需要认真探索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虚实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的问题。

现代经济是高度虚拟化的,如果宏观调控知识调控实体经济,那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是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宏观调控不涉及股票市场,不涉及金融衍生品市场,早晚是要出现大问题的。自由的股票市场应该终结了,自由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应该终结了,而应当建立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

这个新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长期规划研究;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政策运作;第三个层次是货币政策运作;第四个层次是加强各国的协调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大型金融机构跨国化已成为大趋势、大潮流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和溢出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使全球经济得到健康、平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3,(12).

篇7

一、五年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成效和基本经验

2003年，中央正式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计划调控，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采取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没有涉及到土地。90年代伴随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产生和不断发育，国家提出加强土地市场调控。现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框架基本建立，从对土地市场调控转变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从针对行业调控转变为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仅给土地管理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和新目标，而且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进入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时期。

（一）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效

回顾五年实践，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主要运用土地规划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土地价格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总的来看，取得较为明显成效。其中，土地规划政策从总体上对土地利用实行用途管制，起到根本性的控制作用，在具体效果表现上，土地供应政策最为直接，效果也最为显著，土地价格和税收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1．土地供应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2003年下半年以来，针对部分地区、行业投资过热的势头，国家采取了相对紧缩、“有保有压”的土地供应政策，严把建设用地供应闸门。2004年土地供应219670.32公顷，比2003年减少23.3%，2005年土地供应180326.54公顷，比2004年下降17.9%。2006年虽比2005年有所回升，但仍比2004年减少7%，比2003年减少28.7%。

图1 1999年以来我国土地供应与GDP趋势图

土地供应的适时适度调整在保证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起到先行调节作用。

2．土地政策约束了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来看，在货币、财政、产业和土地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04年初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2006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低于2004年和2005年的28.8%和27.2%。2007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见图2），其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4.3%和25.1%，同比分别回落2个百分点和17.2个百分点。从图2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建设用地供应始终都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线波动。

图2 1999年以来我国土地供应量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注：土地供应数据来源同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3．供地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2006年12月，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了新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对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和大量耗费资源的建设项目，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和禁止用地规定，促使经济发达地区工业用地比重开始降低。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11个重点城市的监测统计，2007年1-5月份，工业用地供应总量占土地供应总量的35%，结构渐趋合理。而从全国情况来看，2007年二季度，工业用地比重降到40%，是2005年以来比重的最低点，房地产开发用地和其他用地比例都有所提高。在工业用地内部，制造业用地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土地供应向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趋势明显。

4．逐步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配合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土地供应呈现出中西部比重提高、东部比重有所下降的区域变化特征。2007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土地供应25355.25公顷，同比增加56.4%，占全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2.0%，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其中，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加81.2%。西部地区土地供应35673.31公顷，同比增加154.5%，占全国土地供应总量的30.9%，比重提高14.3个百分点，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加132.7%。

图3 2004年以来我国土地供应东、中、西分布比例变动情况

注：土地供应分布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系统。

5．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2004年以来，各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存量土地，基本扭转了建设用地供应主要依靠新增建设用地的局面，多年来建设用地供应中存量用地所占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从全国来看，2003年以来单位土地供应面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量和GDP增加量都有显著的提高（见图4和图5）。

图4 2000年以来单位土地供应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量变动情况

6．优化房地产开发用地结构，保障了民生用地需求。2005年，房地产开发用地和住宅用地供应持续下降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由2004年初的50.2%，回落到2005年的20.9%，2006年为21.8%。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各地普遍加大了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和经济适用住房用地供应量。2006年，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32540公顷，比2005年增加21.3%，占住宅用地供应量的72.1%，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2007年上半年，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18806公顷，比2006年同期增加34.0%，占住宅用地供应量的81.0%，比2005年提高6.3个百分点；经济适用住房用地供应1701.54公顷，比2006年同期增加2.1%。同时，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消化存量建设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2005年以来各季度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中存量用地比例始终保持60%以上，2006年达67.2%，今年上半年为63.5%。

图5 2000年以来我国单位土地供应面积GDP增加量变动情况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经历五年的实践，我们逐步深化了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规律性认识，为今后的调控积累了经验。

1．科学确定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必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分配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调控手段。土地政策在国家总的调控政策体系的统领和部署下，既要积极主动“参与”，充分发挥土地及土地政策的调控特点和优势，与其他调控政策和手段密切配合，又要恰如其分考虑自身的地位和角色，不可能成为“主导”，更不能单枪匹马，包揽全局。

2．总量与结构调控密切结合，实施供需双向调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须通过供需双向调节，既要加强总量调控，实现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平衡，又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原则，始终把结构性调控放在突出位置，特别是土地的用途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充分体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针。优先保证关系国计民生和增长国力的重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和居民住宅用地。通过土地政策积极支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主体功能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实现国家地区间的均衡和协调发展。同时，认真执行禁止类和限制类项目用地的规定。引导土地的合理需求和消费，倡导理性消费和集约使用的理念。

3．调控目标明确适当，突出重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有着多重目标，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有利于扩大就业，保障城乡居民社会民生。同时，在一个时期内，必须选择主导目标，解决最突出的主要矛盾，如2003 -2004年针对开发区和大学城违规设立、圈占土地、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速过快问题；2005 -2006年针对房地产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价格上涨过快、供求结构矛盾突出问题；2007年重点在遏制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和保障民生用地等方面进行调控。但各年的阶段性目标应与总目标相一致。

4．先期调控与后期监管前后协调，相互促进。要使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需要信息收集、政策决策、执行力度和事后评价反馈等各个环节紧密相扣，缺一不可，逐渐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实现先期调控与后期监管的前后协调、联动、相互促进，确保调控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如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加强了对地方政府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了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5．深入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标本兼治。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通过土地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实际上是深层次调整经济关系，解决大量的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所以，必须积极探索建设标本兼治的宏观调控模式与方式。正因为如此，近年来28号文、31号文关于土地管理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规定，以及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等措施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创造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基础，有利于实现标本兼治。

6．不断探索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理论创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和伟大实践，需要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寻求新对策。几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同时国土资源部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研究动态，组织部属单位研究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新情况和新动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从而使这项研究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构建中国特色土地政策体系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中国特色土地问题的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中不断推进。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土地需求是一种被动的“引致需求”，土地的价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与供给无关，所以是宏观经济决定土地市场而不是相反。上述理论考察的是土地存量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而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前提下，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须基于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基本国情，分析土地全部流量（如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如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简言之，就是土地属性变化和土地用途转变产生的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属性对制度和实践的严峻挑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特别是经过开发的建设用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更是资本，集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于一身，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强大，作为价值形态的资本作用愈来愈突出和明显，不仅与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并行或交叉运行，而且彼此交织和相互作用。一旦土地进入市场交易、抵押和证券市场，土地就成为资本，能够创造利润和增值，人们可以利用土地进行投资或投机。目前对土地的价值属性及建设用地资本流通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

1．土地资本运行指标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得不到反映和体现。土地作为国家重要资源，虽已经纳入2002年颁布实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明确规定进行实物量核算，但该指标体系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只有土地资源实物量指标，而无价值量指标；第二，对城镇建设用地没有单独列出，既无价值量又无实物量指标；第三，国家综合统计部门对土地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资本价值缺乏全面和适时统计和分析；第四，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混乱，信息不对称，给分析判断造成困难。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在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前景，提出预警信号时缺乏对土地指标的分析。

2．划拨用地隐含的资本属性得不到体现。城市建设用地中划拨土地赋有资本属性，但是由于政策原因，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划拨的土地还是土地市场建立后依法划拨的土地，都是作为资源划拨。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土地都是作为生产经营要素，按照资本形态参与企业运转并获得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即土地经营收入及自然增值的分配和占有却隐而不显，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企业严重的不公平竞争。

（二）宏观经济环境和土地制度阻碍和抑制土地政策的调控作用

从宏观环境看，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金融体制还不完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使得各地竞相以提高GDP为首要，甚至唯一目标，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呈现扩张用地的特征。从微观环境看，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土地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执法监察和监督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最突出的是：

1．城市土地产权结构层次复杂且混乱。中央政府拥有全国城市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而实际所有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用地单位（企业）的使用权，划拨出让来不同、无偿有偿混杂不清，住房业主的土地产权完全虚置。作为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代表集合，地方政府既要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又要为招商引资提供优惠条件，既要集约节约用地，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处于深度矛盾之中，权衡结果往往破坏了市场机制，热衷于扩大建设用地征收和供应规模，售卖大宗土地或“地王”，从而获得城市建设资本和发展资金，于是使拥有大量货币资本的企业和个人在不违背现有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大片土地或建设高档住宅，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形成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资源趋向于集中或垄断，损害公众利益。

2．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土地市场分割。目前农村土地市场与城市土地市场分割，征地补偿与土地市场脱离，国家征地价格与政府供应价格反差悬殊。其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违法强制征占耕地现象严重，土地违法案件依然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农民集体随意转变土地用途，“小产权房”、“以租代征”等现象频频发生。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左右夹攻农业用地。

3．建设用地交易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现有的法律充其量只有对城市国有土地的单向（政府对使用者）出让规定，对城乡两种所有权之间的土地交易，对城市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对城乡使用者的土地交易等多种主体的土地交易都缺乏应有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因此，对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形态和用途的土地交易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和利益出发解读。如，所谓“小产权房”的不同理解和争论是制度缺陷的表现。

（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日益突出

1．工业化、城市化造成对土地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一步加快。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29%，而到2006年底达43.90%。

1995―2006年城市化率提高情况表

从上表看出，从1996年开始，我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率的年增长速度超过或接近1.44个百分比，以后10年城市人口一直以每年2100多万的数量增加，共增加了近2亿。人口的转移必然带来土地用途的改变，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2亿多城镇人口在当年的用地水平下，至少需要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每年至少2100平方公里（315万亩）。

2．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土地调控和管理的缺陷。一是，集体建设用地基本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国家征地和相应手续，直接用于居民住房或企业厂房等非农建设。这部分土地，不仅存在产权不清或难以厘定的问题，而且中央政府对这部分土地开发、建设和使用很难掌握和管理，在数据统计上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而实际上，集体土地对宏观经济发展与国家供应的国有土地有着同样的作用。

二是，没有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工业用地仍占城市用地的主要部分，也是国家供地的主要部分。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过快，相当部分不合理。其中既有城市化和用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还有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如出现大量“两栖居民”和“两制家庭”，城市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实现城市化能节约建设用地总量的理论结论。实际上，城市化没有带来土地的节约，而是大量占用耕地和农地。

因此必须从土地的合理利用出发，提出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最大限度节约以土地为主的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做到工业化、城市化与土地政策的密切配合与协调。

（四）土地政策与货币政策缺乏配合和互动

1．金融资本对土地资源的操纵和控制之势日益明显。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在“地根”和“银根”双紧缩情况下，上市公司利用土地资本属性在股市直接融资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领域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国内股市和土地市场不可避免成为释放流动性的出口。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允许房地产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中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土地资本的虚拟化，从而在股市中直接获取广大投资者的资金支持，将使企业直接绕开银行信贷的监管渠道。

2．土地资本虚拟化隐藏着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风险。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融资获得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及土地买卖，既容易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又给企业储备土地进而囤积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机，加剧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造成了区域垄断开发和操纵地价的局面。企业因土地储备的增加而提高了抵押信贷能力，进而可以从银行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融资―圈地―抵押/融资”这一土地资本价值链，通过土地资本的虚拟化，容易产生房价、地价与股价泡沫，冲击了土地和信贷的调控作用，隐藏一定的房地产和金融风险。

三、构建中国特色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体系基本思路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和较快发展。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和维护有序的、健康的土地市场秩序，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食品安全，保障城乡民生用地，促进人地和谐发展。调控指标体系的设置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符合和体现总目标。

（一）设计核心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1．科学选取核心指标。从分析国民经济运行、土地经济活动及两者的内在联系出发，选择其中关系最密切或最核心的指标；

2．指标要少而精。能正确及时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态势和问题，侧重获取基础性和原始性指标，为进一步计算、加工、整理和分析提供依据；

3．严密的逻辑关系。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必须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关系，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经济运行实际和现行土地管理制度；

4．现实性和创新性。立足于现行统计制度和工作程序，便于建立和完善相应动态监测系统，协调与相关部门联系，适应经济的发展，设置创新性指标，加强资料共享性。

（二）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设计核心指标体系的依据

我国现行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适应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需要，并在相应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完善的，吸收了凯恩斯学说作为理论和方法。该体系由基本核算表、国民经济账户和附属表三个部分构成。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是一个价值量核算体系，在现实市场经济框架下，只有价值核算才能使资源环境体系和宏观经济体系按照同一计量单位合为一体，而没有用价值量体现的土地指标是无法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的。由此可见，土地指标要更深更广的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必须建立城市建设用地的实物量和价值量指标，从而建立相应的土地帐户，在资产负债表中列上土地资产和资本的内容。这是当前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

（三）构建以土地资本为核心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指标

1．核心指标选取。为了实现将土地指标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做到四个结合：

第一，实物量指标和价值量指标相结合。以资源形式存在的土地更多与实物形式密切联系，而以资本形式存在的土地则更多与价值形式相联系；

第二，存量指标和流量（增量）指标相结合。土地要素存量变化情况反映宏观经济长期发展趋势，流量变化情况反映土地短期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冲击；

第三，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相结合。土地要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总量指标，例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供应量等，而且也体现在结构指标上，例如各类建设用地比重、各类用地供应量比重等；

第四，监测指标和分析指标相结合。在监测单项指标基础上，计算分析指标，例如土地市场景气指数等，综合反映土地市场运行景气情况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密切联系。

综合以上要求，我们提出以下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核心指标：

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核心指标表

其中，土地资产总量是建设用地的货币价值量，其中建设用地包括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交易额和交易面积包括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和交易额、城镇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额、建设用地划拨供应量和评估价值量，还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交易额。交易额不仅反映建设用地交易的数量，而且包含建设用地质量和价格。建设用地交易额是对社会再生产的投入指标，是先期指标，建设用地交易额发生后必然发生固定资产投入，以及一系列经济活动，最终带来GDP增长等。

土地市场综合景气指数是一项分析指标，运用景气分析方法统一编制，综合反映土地市场的供应、交易、价格以及资产抵押等信息，为土地市场调控提供依据。

上述指标体系中，最重要、核心的是建设用地交易额指标，它是直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作为国家分析宏观经济运行，预测经济发展态势，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的指标，对建设用地交易额的增长速度，与其他指标（如投资、GDP）的关联度进行纵横的比较和分析，能做出科学判断。

2．核心指标与宏观经济关系检验。我们基于上述土地核心指标，在能够获取的数据前提下，根据经济学基本模型分析相关指标与宏观经济的密切联系，经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1）建设用地面积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建设用地面积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5592；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1.47%，超过了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建设用地面积对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贡献度达到3.31%，高于劳动力要素贡献度。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张土地的根本原因。

（2）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和价格与宏观经济发展正相关。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量对建设用地供应量的弹性系数为0.25，对地价弹性为0.48。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量对地价变动敏感程度要大于建设用地供应量的敏感程度。

（3）建设用地供应面积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时滞分析。建设用地供应的滞后期数对GDP影响系数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年的建设用地供应会对未来2-5年的经济发展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构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核心指标是一项新的事物，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难度很大，需要不断摸索和循序渐进，下一步将在选取的基础性核心指标基础上，建立一套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特点的土地市场监测预警预报系统，提出土地调控景气指数和预警预报信号图模型。

四、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体系及实施环境

土地政策由不同层次、环节和领域的各种政策构成，形成土地政策体系。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仅是土地政策体系中一部分，其实质是由政府制定、实施、调整和完善，对土地供求关系进行合理调整和适时、适度地干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和措施总和。

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职能是：第一，保证粮食安全，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第二，实现土地与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三，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人人共享宝贵、稀缺土地资源，约束和遏制社会利益集团对土地的垄断或牟取暴利。

（一）中国特色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及功能特点

现阶段，我国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主要包括土地规划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土地价格政策、土地税收政策，此外还应包括适应建立建设用地交易额指标的土地交易政策。

1．土地规划政策。土地规划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现了国家的用地导向，包括“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用地方针等。从宏观上看，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长期、中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的各种专项规划或计划，如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都必须体现土地利用基本政策导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土地规划政策不等同于土地规划，但须通过具体规划、计划来实施。

2．土地交易政策。土地具有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必然发生土地的交易和流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和完善，除了国有建设用地日益频繁的交易外，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越来越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并成为土地开发和生产的前提和结果。尽管我们制定和了以国有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为核心的相关交易政策，但已经不能满足土地市场发育和发展需要。从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角度讲，研究和制定土地交易政策，促进各土地主体公平交易，制定《土地交易法》已经刻不容缓。

3．土地供应政策。土地供应政策作为一种相机抉择的调控政策，是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利用土地资源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受政策执行力、区域性的因素影响较大，对实现短期总量平衡效果较好，不能作为调控的长期政策选择。土地供应政策侧重于结构性和区域性调控，这一点不同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性调控，必须维持稳定节奏和水平，不能大起大落，忽高忽低，否则容易出现投资反弹，同时针对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要注重适时适度微调。由于目前的供应政策主要限于城镇国有土地供应，不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划拨土地等，因此，国有土地供应政策不能代替土地交易政策。

4．土地价格政策。土地价格政策作为调控工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发挥土地价格的经济杠杆作用，有效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间合理流动。发挥地价的竞争机制和区域比较优势，引导和促使发达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方向，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同时针对市场失灵现象，采取必要的地价管制措施，控制地价上涨过快以消除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状况。

5．土地税收政策。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土地收益，体现土地资源的公共性特征，逐步实现涨价归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不合理的多占、囤积、浪费土地进行经济约束；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区别于相机抉择的土地供应政策，土地税收政策是一种自动稳定性调控政策，能够根据经济波动情况自发发挥调节和稳定作用，应成为未来宏观调控主要的、根本性的政策工具。我国现行土地税收政策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基于不同目的陆续设置的，税收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存在税种繁杂及重复与缺位并存、重流转轻保有、课税范围狭窄、税率轻重失调、内资外资税收不统一等问题，使得目前难以将土地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政策工具。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土地税收政策调控作用，需要积极研究不动产税的征收和以有差异的税收政策为主体的产业用地退出机制。

（二）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外部实施环境

外部实施环境是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从宏观环境来看，包括行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和干部考核制度；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等。从微观环境来看，包括以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土地市场体系；以耕地保护、建设用地审批、土地登记和执法监察为内容的土地管理机制；以土地督察为主体的土地政策监督实施体系；以土地调查、统计和监测为手段的土地技术体系等。

五、政策建议

（一）探索和建立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简称土地“三资一体”）调控和管理新模式

从以调控土地资源和资产为主向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调控并重转变，积极探索土地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资本化实现形式，积极创新土地资本调控政策手段。当前要注重土地资本市场监管，防止部分企业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垄断土地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研究建立土地、金融和证券市场共同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土地融资动态监测和预警制度，在管住“地根”和“银根”同时，严把证券市场门槛。制定对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恶意闲置土地、囤积土地等投机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的政策和措施，避免房地产企业不受限制的购地圈地。

（二）将集体建设用地纳入国家统一的土地宏观调控体系

鉴于目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集体建设用地问题比较多，开发建设无序、管理混乱松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效果等问题。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制定相应制度，依靠土地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制度创新，慎重而又积极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基于土地权利的财产属性，实现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平等对待，积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全面统计、统一政策，统一调控和统一监管。

（三）设置“建设用地交易额”指标，对划拨土地实施价值管理

通过建设用地交易额，对划拨土地进行记账，建立全国建设用地价值量核算体系和数据库。结合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土地实物量普查，以“建设用地交易额”为核心建立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适应的土地资产价值量核算体系，评估与明晰划拨用地价值。第一步对新增划拨用地实行“评估作价、建立台账、记账划拨、价值管理”，建立全国建设用地价值量核算体系和数据库，摸清建设用地资产家底，今后将此项工作定期化和制度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土地基本制度的税收体系。建立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相适应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一步完善和细分工业用地分类。

（四）探索研究建立适合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需要的土地金融体系

利用土地出让价款、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财政收入及社会资金成立中央或地方的土地宏观调控基金，积极参与城市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提高政府土地储备和调控市场的能力，合理引导土地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渠道，有效化解当前流动性过剩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鉴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建设用地开发和流通所需资金庞大，以及管理和监控的有效性，从长远看，应设立专业性的国家政策性土地银行。

（五）加强土地市场动态监测预警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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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现状

住房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即是牵涉发展大局的经济问题，有事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设的政治问题。房价问题则是社会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房价的大起大落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房地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从2003年的18.27%增加到2007年的21.5%。由于房地产投机和住房需求的双重影响，从2003年以来，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我国部分城市房价、地价出现过快上涨的局面。2003年全国平均房价为2359.00元/平方米，2005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16.7%，其中有19个城市房价涨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至2007年，同比增幅达17.95%，这使得投机性购房异常活跃，严重影响了我过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受到较大冲击，这次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但从根本上看，它暴漏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模式的弊端，这就使得世界各国开始讨论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间的异同与优缺点。

二、中美两国经济模式的特征

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以市场经本文由收集整理济为导向的，它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理论依据，突出自由竞争，主张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他们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政府大大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它既具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又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和烙印。中国的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双重手段来引导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中美两国经济模式的异同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使世界公认为中国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但也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是仿效和推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而搞的资本主义。但是，通过仔细的比较这两种经济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两者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本质上的差别，中国的经济模式不是美国经济模式的照搬，而是中国的自我创新。

（1）中国经济模式与美国经济模式的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运用价格、财政，金融等市场调节杠杆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调整相关的政策，因此两者的经济策略都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其次，两者的物质资源都是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下自觉配置到效益最好的地区和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市场竞争的激励之下，企业都会自主地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两者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都显示出了市场调节经济的不足和弊端，其中包括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的矛盾，经济秩序的失范性和无序竞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

（2）中国经济模式和美国经济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所有制的基础不同，这也是最大的不同，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有大中型企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国则认为，私有制是确保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而公有制则是一种必然有损于个人自由的制度。

其次，对市场的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认识不同。美国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而“政府是恶的”只有市场支配国家的经济生活，国家的经济生活才会具有活力，才会繁荣，因此对市场极为推崇，排斥国家干预。中国的市场经济观则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自己无法克服的缺点，因此国家的经济生活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是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两者并非相互排斥。

最后，两者的市场分配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非劳动为主的分配方式。

结语：自2010年始，中国政府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出台了如“国四条”、“国十一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限制投资投机购房需求，支持自住需求，调控住房的消费结构，加大住房保障力度，通过这些政策手段，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软着陆”，更加注重“量”的增长，而非“价”的非理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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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计理论研究社会现状注意要点

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是什么？笔者个人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上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发展日趋走向全球化。这样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促进了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社会现状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优越性在于既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又能有效地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将二者有机地统一。统计工作，是对经济信息进行整合和处理，为经济的管理提供信息参考，这不仅仅直接为各经济主体提供了服务，还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因此，统计理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统计理论的研究方向是科学合理的，依据有以下这样三点：

（一）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僵局已经被打破。现在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为我国的统计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以往的那些教条主义、门户之见等等都已经不存在，统计理论的研究环境是好的。

（二）统计理论的研究范畴越来越广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让资源、信息、文化等实现了有效地共享,对统计理论研究是十分有利的。比如，当前国际社会对统计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统计研究提供了许多借鉴。

（三）我国统计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我国统计调查模式、统计核算体系、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统计参与决策能力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国统计理论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虽然我国统计理论研究处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但其研究工作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理论的不完善、实践的不充分等等。

二、我国统计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国统计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呢？主要是表现为统计理论的不完善、统计信息的失真、统计研究体制的不健全等等，这些具体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与一个因素相关联，就是统计理论脱离统计实践。

首先，必须明确统计理论与统计实践两者的关系。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服务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的哲学观，统计理论与统计实践也当如是。

其次，理解当前统计理论与统计实践的关系。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各个方面都处在发展的初期，统计理论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实践工作的限制，理论的发展、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都存在局限。

还有，统计理论研究对统计实践的指导作用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影响。在实际生活中，统计信息能被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统计人员是否被重视以及重视的程度，关键是受社会环境如何变化，而不是统计理论如何高明，而我们经常看到的统计信息失真现象，这根本不是通过统计理论研究能解决的问题，它属于一个社会问题，只能通过严肃的执法来解决。

三、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注意要点

（一）继承和发展我国现有的统计理论。过去对统计理论的轻视导致理论的实践性并不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统计理论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比如这些统计理论：

1.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和应用，包含自然技术领域里的应用和社会经济领域里的应用。

2.核算统计研究，运用了一些概率统计方法，还运用了大量的非概率核算方法。这些方法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地运用，比如一些有关普查、全面调查活动，平衡表和经济账户的处理等等。

统计理论的发展和备受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数理统计学术组织的权威性。当前统计理论在方法上日益丰富，对宏观调控、企业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也日趋突出，但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统计学会，却是一个数理统计学术组织，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数理学派观点在统计学界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提醒我们，国际统计学会是一个倾向性极强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它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也就是说，中国统计理论研究和核算统计工作的方法是先进的，有许多经验具有在国际上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二）重视借鉴他国理论与创新本国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走过了艰难的摸索时期，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也包括借鉴他国文明成果。统计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研究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如地域政治、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深刻影响。另外，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统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还要大胆地引进与借鉴外国经验。我国统计理论现有的成果，是离不开对他国优秀理论的吸收。以后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对他国的借鉴。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独立性、平等性的特征是共通的。这就决定了对他国优秀成果的利用是可行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懈动力，也是统计理论研究发展的动力。在统计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里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在本国原有理论基础上创新；二，借鉴他国理论进行创新；三，将本国理论与他国理论相结合进行创新。总之，一切有利于统计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着运用的。创新，这是理论研究要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统计理论研究离不开理论基础，更离不开实践活动，在对我国统计理论进行研究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对统计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志眉.数据挖掘与统计理论[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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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化政府模式

企业化政府模式是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结合。在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也就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三权互相牵制。而这里的行政，是国家政府以国家为后盾，通过公共行政部门履行公共职能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活动称之为公共管理。私人行政是指企事业单位对单位内部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在管理方式、管理目的上存在诸多的差别。正是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所以两种管理模式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企业化政府模式正是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的有机结合。企业化政府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政府更多的不是通过一味的压制，而是深人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让民众能够顾直接的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二）参与政府模式

参与政府模式也称之为授权政府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行政权下放。在政府组织架构中，分为高中低层，甚至是更多的层级，但是我们知道基层工作人员和基层部门是政府组织架构中数量最多的团体，也是直接和民众接触的团体，所以他们往往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为民众遇到问题，首先找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也是基层工作人员为他们解决问题，那么工作人员的态度与问题解决的好坏就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看法、支持，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威信力等。正是如此，参与政府模式主张应该将权力下放，减少政府组织机构层级，通小高级政府人员与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距离。这样高级领导层级可以更有效的掌握民众的情况，也能更有效的解决民众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以及政府的公信力。

(三）灵活政府模式

灵活政府模式调整的是政府组织和政府雇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政府雇员是终身制，也就是一旦进人政府机构内，只要不犯重大错误，不对民国经济或者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自己愿意可以一直工作至退休。这样一种政府模式，从保证政府雇员的忠诚度以及积累政府雇员的工作经验等上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长期处于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观念会慢慢产生，政府雇员的惰性也会逐渐形成，不利于我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与迎接挑战。所以，灵活政府模式倡导是在这种一种任职终身制的模式下引人一种更为灵活的行政模式，例如：采用临时雇佣制。可以通过雇佣的形式招聘一批工作人员来从事特定的工作，当工作完成以后或者聘用期限结束|t，该工作人员即离开。这样，这样即可改善政府组织状况，同时还可&培养政府快速应变的能力。

(四）放松规制政府模式

放松规制政府模式也称之为解除管制政府模式或非管制政府模式。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其主要调整的是政府和公务员、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中，公务员必须依章办事，严格的受到程序的限制，其对于决策更改的权力非常的小，因此，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自身潜能的发掘都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此以往，公务员对工作的态度就变得对工作没有热爱。而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需要办事的民众也是深受繁琐的程序之苦，在办理一项事情之时，往往需要经过一整套的程序，时间、精力都耗费了不少。所以，民众对这样的一种行政模式也不甚赞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倡导的就是减少行政程序或手续，让公务员有更多的决策权，以及变更的权力。

二、公共管理主要模式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通过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样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方式是间接的。公共管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20年代，马克斯的官僚模型。在干预模式下，人们一天的生活都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从一睁眼到睡觉期间，哪怕是睡觉时间，都受到政府的干涉。在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发展的30多年间，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此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所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市场模式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即为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例如：医疗服务、卫生服务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提髙公共管理人员进行公共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指公共选择的是由政府来进行的，也就是非市场主体。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中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追求利益。在这种利益追逐下，不管是官僚机构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其设立也许只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所以，纯粹的通过市场管理来进行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是行不通的。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倡导的是将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来进行公共管理的一种模式。

三、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通过对不同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时期应该适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我国现在在政府或者说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三个问题：（1)官僚体制严重；（2）社会公共问题凸出；（3)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智能作用不突出。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必须以解决这三个问题为前提，所以，我国可以采用“引导政府模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所谓的引导政府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组织、协调作用，但是具体的事务则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发挥政府外的职能。我国政府职能机构长期失衡，积累了诸多的社会公共问题，如：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问题；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引进市场的竞争作用。从而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很好的予以掌控。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变型期，不管是市场体制还是同市场体制想配合的行政体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中面临的现状。封建官僚制的遗存是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官僚制的存在一来降低了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工作的热情，不利于行政管理管理工作的开展，二来繁杂的程序和手续也阻碍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不利于民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培养。所以，我国公共管理模式一定要在既能够把握住宏观调控，又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的灵活性作用。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与市场的灵活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