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05-04

一、前 言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系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科书是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学生学习的主要资源。就教育功能言，教育是社会化的历程，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学生具备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与能力，教科书则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工具，是学生获得知识的来源，是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教育自由化是当前世界重要的教育思潮，更是现代社会变迁发展的趋势。政府课程多元化政策形成开放的教科书编审制度，并影响教科书市场之出版营销。教科书编辑、审查，以及彼此交互作用的历程，决定教科书的内容与质量，并影响教科书内容中的意识形态。

教科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教科书内容中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必然会随着社会变迁及政经发展而适时调整。所以，“教科书是政治的产品，也是经济的产品；教科书制度不仅是一种文化政策，更是一种政治政策，一种经济政策”（欧用生，1996）。

二、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演进

在1968年之前，台湾实施六年义务教育，学校一般学科教科书由“国立编译馆”编辑；音乐、美术两科教科书由各书局编印，送“国立编译馆”审查；中学则实施部分学科统编，部分学科审定制。1968年配合实施九年公民教育，中小学教科书一律实施统编制。1989年以后，随着社会多元化与教育自由化，逐步开放中小学教科书为审定本。演进过程如表1所示。

三、教科书发展历程

教科书是发展出来的，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为课程规划、教科书编审、市场机制、使用及评鉴五个阶段（见图1）。

1. 课程规划阶段

课程设计规划是教科书发展的起点，课程架构和内容是教科书编审的依据；课程实施程序，则影响教科书编审、选用及学校教学。

2. 教科书编审历程

分为编辑和审查两部分，出版业者依据政府颁布的课程纲要编辑教科书，政府单位对送审的教科书进行审查作业，二者的运作过程彼此重叠交错，共同完成教科书编审工作。

3. 教科书市场机制

包括教科书发行和选用两部分，出版业者将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在市场上发行销售，学校就通过审定的各版本教科书进行评选作业，两者交互作用，共同完成教科书选用程序。

4. 教科书使用

学校教师使用教科书进行教学，并以之作为教学评量的依据；同时，各科教科书的内容，亦成为升学考试命题的取材来源。

5. 教科书评鉴

教科书在教学使用后，应针对其内容及实际教学之使用情况，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评鉴，作为改进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参考。

四、教科书审查作业程序

中小学教科书开放民间编辑后，教育主管部门为进行审查，乃于高级中等教育法及“国民教育法”，分别订有审定之法令依据，“国家教育研究院”（原“国立编译馆”）（以下简称“国教院”）则依此立法授权，分别制定小学及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高级中等学校教科用书审定办法，作为审查中小学教科书之准则。

依审定办法规范，凡是依法登记经营图书出版之公司，均可成为教科书申请审定者。教科书审查之决议分为通过、修正或重编三种（审查流程如图2），修正稿申请续审，最多以三次为限；审查（初审）、续审及出版业者修正书稿之时间，均订有一定期限。

“国教院”为办理教科书审查，依阶段、学科组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包括学科专家、教育学者及现职教师，聘期两年，委员不得兼任申请者之教科用书编辑、总订正、顾问或其他相关职务。

五、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分析

教科书编审制度可分为统编制、审定制、认可制及自由选用制。教科书“审定制”，系指出版业者依据公布的课程纲要编辑教科书，送教育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始得发行，供学校选择作为教学使用之制度。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包括两阶段：1）出版业者依据课程纲要编写教科书；2）教育主管部门审查教科书。此两阶段的进行过程往往相互重叠交错。教科书编审作业之进行，是编辑单位（人员）与审查单位（人员）两者间不断来回交互作用的历程（见图3）。

1. 组织与人员

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包括出版业者、编辑团队、审查单位和审查委员会四个组织，各有其不同性质、权力结构及运作型态。编审过程的参与者，包括编辑行政人员、编辑人员、审查行政人员和审查人员四类，各有其专业经验、背景和不同的立场。

2. 运作历程

从出版业者邀请编者开始，编辑团队依据课程纲要之规范，完成教科书书稿后交给业者（编辑行政人员）（a），业者依程序送审（b），审查单位（行政人员）依序交给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然后提出审查意见交回审查单位（c），审查单位将审查结果及审查意见通知业者（b），业者请编辑团队进行修正（a），然后再送续审（b），……如此循环重复，直到通过审查，业者将教科书出版发行，或是停止送审。

3. 沟通机制

教科书编审之间的沟通管道分为三类：1）主要沟通管道（a）（b）（c），系教科书编审运作过程之必要沟通管道；2）次要沟通管道（d），审查过程中，审查委员或编者认为有必要时，得请求编审对谈陈述意见；3）辅助沟通管道（e）（f），业者与审查委员间，以及编者与审查单位间，可藉召开会议、书面建议或是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4. 运作内涵

分为程序和实质两部分：1）程序系指教科书编审的行政作业，包括业者内部的行政作业、送审规定的行政程序及审查委员会的运作程序，主要由编辑行政人员和审查行政人员负责；2）实质系指教科书的实际内容，包括编辑过程中决定的内容，以及审查委员会建议修改的内容，主要由编辑人员和审查人员掌握。

5. 互动型态

编审间之互动有五种型态：1）编辑行政人员与审查行政人员间的互动，透过主要管道（b），以程序为主；2）编者与审查委员间之互动，透过次要沟通管道（d），双方互动以实质内容为主；3）业者（行政人员）与编者（团队）间之互动，透过编辑程序与实质内容联结的主要管道（a），决定教科书编辑的内容与质量；4）审查单位（行政人员）与审查委员之互动，透过审查程序与实质内容联结的主要管道（c），决定教科书审查的结果；5）业者与审查委员间之互动（e），以及编者与审查单位间之互动（f），则可能包括程序和实质。

6. 结构网络

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中，各编审相关单位（人员）共同构成结构网络，而各相关单位（人员）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则决定教科书的内容与质量。

六、教科书出版之产业特质

中小学教科书开放由民间业者编辑出版后，教科书就具有市场机制中商品的性质。作为一种商品，教科书有三项特质：1）教科书是一种义务消费的商品，除了极少数的学校外，几乎所有的中小学学生都需要购买教科书，所以只要有学生，教科书就有其基本的市场需求；2）教科书市场是一个限制性的市场，无论市场上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每一个学生在同一时间都只会购买一本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的总量是有限的，和学生数有密切关系；3）教科书是一种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分离的商品，教科书的使用者是学生，决策者是教师，而付费者则是家长，特殊的消费方式构成异质性的教科书市场形态。

教科书出版是“知识密集”、“资本密集”、“高成本”、“高竞争门槛”的产业，教科书市场是一个“以量取胜”、“寡占”的市场。教科书出版业者强调市场占有率，讲求长期性、高销售量，并重视附属产品的利润。实证研究显示，教科书业者惯采非价格竞争，营销方式和售后服务为决定占有率的重要因素；教育政策决定教科书市场规模和运作机制，也影响业者经营和营销策略。

七、台湾教科书编审与出版之重要议题

从1996年小学教科书全面开放为审定本以来，台湾教科书编审与出版之发展已近二十年，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政策”、“选用”、“价格”等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列举如下：

一是课程与教科书政策变动频繁，造成教科书内容更迭及市场动荡；二是九年一贯课程跳跃的实施方式及时程，影响教科书编审期程及质量；三是编审各具专业，角色对立，互信不足，彼此形成意识形态的争议；四是中小学联合计价、议价制度稳定书价，也间接影响教科书质量及服务；五是课本与参考书、数位教材等附属产品之间，出现交叉补贴的迹象。

八、改进教科书相关议题的因应策略

一是确立“教育归教育、市场归市场”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实推动“中小学课程长期研究发展计划”；三是积极鼓励课程与教科书学术研究发展；四是厘清教科书本质，理性探究意识形态的内容；五是检讨改进中小学教科书计价、议价制度。

九、结 语

自从中小学教科书全面审定以来，虽然仍有部分人士对“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存有疑虑，偶而还有检讨的声音，但事实上，教科书多元化已经成为教育自由化的大潮流中，一股不可违逆的趋势。

在这段变动的时期，“国教院”一直扮演积极推动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角色，包括成立教科书图书馆、创办《教科书研究》学术期刊、办理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奖助，及推动教科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高质量的教科书是提升学校教学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教师的素质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另一个关键，惟有促进教师专业知能不断成长，方能真正有效使用教科书，以增进教学效能，达成学校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欧用生.芳兰铎声：迈向师资培育的新纪元[M].台北：康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2]蓝顺德.九年一贯课程教科书审定政策执行之研究[D].台北：政治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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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下的日剧；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红火的《越狱》。网友们都已想不起，下载了多少个G；我也是偶然翻硬盘，才想起CHINABT。谁封了你的服务器？谁锁了你的IP？谁把你的资源清洗？谁给你做的寿衣？”在视频下载网站BTchina被关闭之后，有网友如此调侃。而继BTChina等著名视频下载网站被关闭之后，电驴（VeryCD）也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停止音乐频道和影视资源下载服务，应当说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的决心。

尤其是2011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更是在各种网络资源分享网站的头上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其所设定的标准过于“严苛”。然而，正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也唯有如此方能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力，进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不仅对于我国网络产业未来的规范化具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不过，就文化资源而言这个步子是否迈得太大，或者是否充分考虑了网络资源分享网站关闭之后可能出现的需求空缺和替代手段，就此而言，个人以为还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予以关注：

一则，我国对影视作品采取的是所谓的事先审查制度而非备案制度，而一直以来广电总局等所设定的审查标准颇因过于严苛以及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而受诟病。一旦关闭网络资源分享网站，换而言之，即随着网络产业的进一步“规范化”，可以预见的是，有关机关对视听资源的内容的审查也会随之加强。

篇3

“新媒体时代”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充实的过程，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于现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文学批评由于对新媒体的“失语”状态，还无法真正进入角色，而新媒体中的文学批评则由于其自身在批评标准、批评体系等方面的无序状态，无法担当起指导文学的重任，这与新媒体文学的繁荣景象是无法匹配的。面对这种时代要求，传统文学批评就必须紧跟新媒体时代步伐，不断吸收和借鉴新媒体的发展要素和思考方式，不断改进发展路径、批评模式和批评方式方法。所以，探讨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对于把握时代脉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媒体的自身特征 

（一）门槛低、操作简便 

传统媒体的运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维系。传统的媒体形式，几乎都有一套“寫作者-编辑-审查者”的内容生产流程，其测评严格，门槛极高，从而确保媒体生产内容的公信力和安全性，但对新媒体而言，这些角色都由一个人来完成。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书写个性化的内容，传播没有时间空间限制，比传统传播方式自由随意，其进入门槛低，操作运作简单，让新媒体大受欢迎，发展迅速。 

（二）平民化、个性化鲜明 

新媒体主要内容的者大多来自平民阶层，现在也成为“草根阶层”。这些业余的新闻爱好者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说体现出更强烈的无功利性，他们的参与带有更少的预设立场和偏见，但同时，这些自发的使用者和创造者，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也显现出更强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三）交互性强、传播迅速 

由于新媒体在发表和传播上都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媒体”，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时效性大大的增强。加之新媒体在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为零，可以真正实现面对面交流和传播，极大地增强了双方的交互性。 

二、新媒体引发的文学批评的新变 

新媒体的个性化、随意性和自发性给传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新媒体文学批评是一种互动式的文学批评 

新媒体文学批评，由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在线性”特征，其传播即实现了一种零距离和零时间传播。新媒体文学批评对于作品的评论从作品开始创作，在媒体上第一次发帖开始，就已经跟随作品的创作开始了，得到读者的随时随地的关注，随着作品的发展而发展。作者每更新一次帖子，就会有无数网友在线阅读，并即时提出评论，为作品的创作提供建议。作者也可以在阅读了读者的评论帖子之后，采纳合理意见，进行即时的修改。这种批评形式是互动式的，读者与作者可以在线交流阅读感受，对于作者的创作也是一种灵感性的启发。 

（二）新媒体文学批评是一种个性化的文学批评 

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使批评的“门槛”降低，凡是具有一定文字写作水平的人都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威话语权，权力轴心被多元的话语结构取而代之，在批评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使广大草根阶级可以自由发表对作品的不同看法，同时，这些批评话语带有很强的个性化倾向，每个评论者都可以发表仅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批评的水准，由于过度随意，造成出现了很多水平极低的评论，这正集中体现了新媒体文学批评的优与劣。 

三、文学批评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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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督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个人来文

承认个人人权包括在国际法的内容中，承认国际审判或监督机构可以受理个人关于人权受到侵犯的申诉，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演化的结果。1977年成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是这种演化中的里程碑。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约》）设立的条约监督机构，自成立以来，在促进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对个人来文的受理。但由于《公约》没有授予人权事务委员会进行管辖的强制权力，没有对其做出的裁决赋予有法律拘束力的性质，使得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个人来文机制中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一、个人来文机制的概况

《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了个人来文制度，个人来文制度是缔约国政治妥协的产物。但只有缔约国加入《议定书》时，委员会才有权受理声称该缔约国侵犯《公约》所保护的个人权利的来文。议定书条款在规定该制度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采取“来文”的措辞而不是“申诉”，对委员会就来出的决定只是“意见”而不是“判决”，表明了委员会不是司法机构，也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职权。根据议定书第1条，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为该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来文。如果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个人不能自认自己是或适当代表依《公约》所享受的权利遭到侵犯时，该来文不予受理，如第816/1998号来文（Tadman诉加拿大）正是基于这项理由而被宣布为不予受理的。在有些情况下，声称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并不了解向委员会申诉的程序和格式，这就需要律师的帮助。这点委员会是允许的，但律师必须证明他们得到真正受害者请其作为代表的授权或有具体情况证明阻止律师得到此种授权，或鉴于律师过去与据称受害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正当地假定受害者实际上授权律师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当然，人不一定是律师，如果声称受害的人不能亲自提交来文，委员会可以受理由另一个人代为呈交的来文，但必须证明他或她是上述受害者的。凡与声称其权利受到侵害者无明显联系的第三方不得送交来文。 委员会收到个人来文后，6个月内被控违反公约的缔约国应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公约》第3条规定，如果被认为是滥用此项呈文权、或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者，委员会将不予受理。为了防止有人滥用来文机制，《议定书》规定来文应具名。根据《公约》第5条，委员会不得审查任何个人来文，除非已断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或该个人对可以运用的没有不合理拖延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委员会应举行非公开会议审查个人来文，他们的来信和委员会关于个人案件的其他文件均予以保密。审查过程中，委员会参照该个人及关系缔约国所提出的一切书面资料并把提出申诉的个人和被指称侵害这些个人权利的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每一方都有机会对方的论据提出意见。委员会尚不具备独立的实情调查职能，但委员会有义务审议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委员会认为：对个人的人权受到侵害的申诉只作笼统的驳斥是不够的。在审查各方提交资料的基础上，委员会仅就案件的是非曲直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在审查个人来文时，没有寻求以被控违反公约的缔约国的口头辩论形式来补充书面材料，更没有证人证言。议定书对个人来文的程序及委员会如何处理可受理的个人来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受理个人来文后，委员会必须决定公约缔约国是否侵犯了公约项下的权利并向关系缔约国及该个人提出其意见。对于委员会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提出其意见及这些意见的地位如何：建议性的还是有拘束力的，议定书没有相关规定，更没有受害个人如何获得补偿的规定。尽管如此，议定书确立的个人来文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缔约国的监督力度。从个人来文机制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公约缔约国畏惧并排斥此机构的建立，所以《公约》本身条款没有建立个人来文机制的规定，而是规定在晚于其后多年的议定书。因为议定书是任择性质的，所以缔约国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议定书，只有当来文指控的国家是《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时，人权委员会才可以接受和审议这类来文。目前，很多人口大国，如中国，美国等不是议定书的缔约国。毫不奇怪，只要参加议定书是完全自愿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二、委员会对个人来文的裁决及目的

（一）、委员会对个人来文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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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夫、余音绕梁的《十面埋伏》、写意t洒的中国书法，到近几年推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亚洲甚至欧美地区引发关注……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方兴未艾。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搭建共享的平台，需要文化资本探路先行。我国的文化产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关键是文化作品能够被国外的观众认可和接受，能够接上当地的“地气”，能够“走进”当地。那些“叫好”又“叫座”、负载中国人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符合当下文化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为促进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国门，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及服务出口的优惠政策，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网络游戏、出版物、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相关部委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对文化出口企业给予了一定支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文化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文化软实力显著提高。

当下，我国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已成常态。文化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文化企业互联网化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打造互联网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创新平台，渐渐成为迫切需求。“文化+电商”的融合对原有国际贸易方式的颠覆式创新，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贸易提供了条件，创造出更多市场机会。

“走出去”取得新进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走出去”不仅可以改善本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同时对于提升本国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提速。尊重市场和观众的选择，是“文化走出去”的一条“铁律”。把脉市场的关键，在于观众对内容和故事了解与认同的程度。上海芭蕾舞团在“中华风韵”美国巡演中，曾推出两部戏售卖：欧洲古典芭蕾《仙女》以及中国民族芭蕾《梁祝》。上海芭蕾舞团本来认为，古典芭蕾更容易为当地市场所接受，没想到在最终售出的32场演出中，《梁祝》占到28场。

“《梁祝》是个体现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爱情故事，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一个故事‘芭蕾化’以后，国外观众能接受。”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认为，那些“叫好”又“叫座”、负载中国人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能够真正有效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正是当下文化贸易和市场所需要的。

我国文化企业对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圳华强集团利用“文化+科技”的优势动漫产品、4D特效电影以及主题公园走出国门；与伊朗山曼・高斯达公司在伊朗共同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特卡通动漫园”，总投资8000万欧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出口国。同时，深圳华强集团还将在乌克兰、南非等国家投资建设主题公园。腾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业务发展与共赢，实现了对外文化贸易由产品出口到资本输出的转型升级。腾讯微信是充满创新功能的手机应用，已进入美国、东欧、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2015年9月，微信平均日活跃用户已达到5.7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

今年，江西画廊协会执行会长何如珍策划的“一带一路”敦煌艺术文献展将借助海外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平台，前往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巡展。何如珍表示：“在办展的同时推出讲座、文创产品等衍生品，有助于外国人更好地感知和了解中国文化。首先展览是文化展示的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通过用日用物品来传播文化，加快它的流通速度。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意和形象的东西，把它生活化，来推出去、走出去，这可能是最佳的一个传播通道。第三，通过普及性讲座，让更多人能接受、了解敦煌，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第四，一定要利用海外的华人华侨这个层面，来影响到真正的海外的人来了解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目的。”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近年来也发展迅猛。截至2016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外合拍电影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统计，2016年，获准立项的合拍故事片达89部，为历年合拍片立项数量的最高。而这些合拍片在票房方面也取得不俗成绩。在2016国产片票房排行榜前10名中，《美人鱼》《湄公河行动》《功夫熊猫3》《长城》等8部电影均为合拍片身份，而截至2月底，正在海外热映的中美合拍片《长城》斩获海外票房已累计2.65亿人民币。

“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近年来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距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和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面临着结构失衡、规模小、层次低的问题，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水平较低，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对外文化交流贸易能力仍面临诸多挑战。

文化产品的原创力不足。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优势，但近几年文化商业气息过于浓郁、文化创作领域人心浮躁，加上国内的内容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我国文化产品缺乏原创性，粗制滥造低水平拼凑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由此造成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仅占不到4%的份额。在这个需要创新、召唤创新的时代，文化创新同样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仅仅复制、重复以往的文化产品上，而应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投放到创新文化产品的产业实践中。文化产品的创新可以是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媒介平台创新、管理创新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出去”的目的地过于集中。从地域分布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和东盟，三者进出口总额合计占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总额的6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区域较为集中。目的地过于集中的主要风险在于对个别发达国家的市场依存度过高，抗风险性能力较差，而且不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水平较低。在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一大批规模大、实力强，同时具有全球视野、国际化理念的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大型文化企业多数是由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制而来，相当一批单位还处在转制过程中，既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意识和经验，又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制和营销手段，“走出去”的水平还很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文化专业人才缺乏。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基本属于“半路出家”，大多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积累，很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对文化产业缺乏基本的了解。这造成了国家政策在执行落实上的偏差与不彻底，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设置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专业人才培养教育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经过一定时期的培养和训练，这些专业人才的上岗必定会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带来崭新面貌。

受到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由于文化产业本身蕴含浓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特性，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会受到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会遭遇市场、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各样的壁垒。

寻求高层次、更广领域竞争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才是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竞争，国际文化市场才是检验文化企业综合实力真正的竞技场。文化产业“走出去”不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出口和投资，它对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经验来看，文化产业“走出去”往往离不开国家和政府多方面的帮助和扶持，是一项系统工程。

近年来，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对外合作的政策措施，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涉及文化对外贸易、文化金融合作等关系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多个领域，加大了对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扶持力度，努力打造一批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博览交易平台，大力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2014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全国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特别是推动文化出口工作做出了全局性部署，取得了良好成效。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积极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完善对外文化贸易体系。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今后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政府统筹协调能力，提高文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争取实现对外投资与服务贸易“双轮驱动”。

加大对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按照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文化产业“走出去”涉及多个部门，如文化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新出版广电总局等，以往由于各自为政，相互缺乏协调，审批环节过多，影响了政策效果。建议建立由文化、商务等部门组成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贸易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间统筹协调，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对外文化贸易的体制机制建设，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同时，在认真落实现有各项发展文化产业、支持文化产业“走出去”政策的基础上，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文件，形成政策合力。拓展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鼓励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开展文化领域投资合作。扶持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海外文化贸易促进中心、境外文化贸易合作区建设，扶持和引导一批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文化企业、文化品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项目，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鼓励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创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文化精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深入打击文化市场的假冒伪劣侵权行为，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发展氛围。

加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联动。国家层面掌握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渠道和广阔平台，而各省区市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今后要加强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的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依托自由贸易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积极打造一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园区，在融资、税收、海关通关、人才培养、境外投资等方面给予文化出口企业更多便利和优惠措施，发挥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延伸文化出口产业链条，推动文化服务的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促进文化服务出口的多样化。

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制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分国家、分地区制定对外文化交流贸易政策。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各类文化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挖掘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丝绸之路艺术节”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论坛、展览、演出活动。围绕“文化新丝路”的主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译介、出版相关书籍，拍摄、播放有关影视片。注重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手段，通过音乐、演出、动漫、网游等文化产品，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我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加大推介中国文化产业的力度，增进文物修复、文博设施建设、艺术人才培训等对外文化软援助的效果。

篇6

纸质文学的网络化，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力和经济成本的。要想完整呈现有近百年历史的马华文学全貌，更是难上加难，但无论是学院协会，出版机构还是作家个人，都努力投入，一直在搜集、整理、扫描和上传各种文学史料。这又一次验证了马华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族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它不仅仅是文学本身，还是承载了马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身份等多种意义的符号体系。因此，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其实是马华人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新路径。凭借具备便捷开放等特性的网络传播，他们试图将数代马华人所创造的文学资源打造成具有互文性的整体景观，流播到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族群的文化身份进行确证。当马华文学的作者构成、出版形式、作品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受到网络媒介特性影响时，网络马华文学就初步形成了。从作者构成来看，熟谙新媒体的网络新生代———1980年后出生、正处于求学成长阶段的年轻人———崭露头角。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观点，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3］。比起1960、1970年代出生、业已成名的陈大为、林育龙、黄锦树、黎紫书等中青年作家，网络新生代对网络的适应程度更高、思想和语言E化，自然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生力军，也将成为马华文学的未来。从出版形式来看，在网络上直接张贴、首次发表的模式开始流行。对那些有一定名气的作家，尤其是中年作家而言，他们一般会首选在纸质传媒上刊载作品，之后再上传到网络空间;但对尚未被认可的新一代马华写作者而言，传统纸媒既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也无法满足他们率性随意的上传需要，所以网络就成为了他们刊发作品的首要选择。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依赖纸质传媒的马华文学，容易受到定期出版、版面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不能自由发挥，而网络的海量空间，却给马华作家提供了试验各种体裁和表达方式的足够空间。如2012年9月创办的“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站长宣称，他是利用业余时间管理网站，只负责技术问题。因此，这个文学网站，既不限制更新速度，也不限制体裁和长度，甚至也没有审读者，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试验。网站上既有短至几百字的随笔，也有长达1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既有海阔天空的穿越类幻想小说，也有逼真再现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讯息更为充盈、思想更为多元的新媒介语境下成长的网络新生代，能迅速感应全球正在流行的文学影视潮流并在其创作中留下印记，从而使网络马华文学具备时尚感和跨疆域性，显现出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如“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的作者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从它推出的“校园爱情、侦探推理、科幻小说、武侠世界、仙侠小说、历史军事、灵异恐怖、异世魔幻、都市文化、网游动漫、耽美同人、穿越小说”等类型文学专栏来看，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的创作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流行的网络小说、热播电影电视之间的互文关系，体现了网络时代区域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和趋同效应。马华文学网络化以整理史料、保存传统为主要目标，在此视野下，网络仅被视为一个更大更方便的容器，与文学观念的变革无关。而网络马华文学的视角则凸显了网络媒介对马华文学的内在影响，敞开了马华文学在网络语境下出现的断裂与变革。两者虽有交集，但其中隐含了截然不同的理解“文学与媒介”问题的思维模式。显然，要深入探讨马华文学网络传播问题，应以“网络马华文学”立足的思维为出发点。

二、“文学性”弥散的境遇

鉴于传媒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不妨以各自依存的媒介类型作为划分马华文学发展阶段的依据。若将依赖纸质传媒(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等为主)的马华文学称为传统马华文学，网络马华文学就是一种能与之对话的新的文学形态。自19世纪中期马华文学诞生以来，其题材、体裁和风格等特点一直深受文学副刊运作模式的影响［5］，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如此。如通过支持文学论争等议程设置手段，文学副刊促成了马华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范式转移和世代更新。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依附报纸的文学副刊具备文学性和新闻性的双重属性，附丽其上的传统马华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直接而复杂的纠葛。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都离不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维度，最终体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性。马华文学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弱势地位，更是加剧了这种意识形态情结。相比之下，由于网络特有的弥散性、包容性和多元化倾向，网络马华文学所栖生的语境宽阔了很多，焦点透视转变为散点透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主要维度被打散，变换为更为多元零散的视角。由此，在网络环境中，马华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得到弱化，面临的是“文学性”弥散甚至失落的新境遇。文学性的弥散，可能有基于不同视角的诸多论述，但在网络环境中，却突出表现为“文字受到图像等其他表达形式的压制，文学处在越来越边缘的位置”。马华文学的网络生存中，这种转变开始出现。作家博客是马华文学的重要网络空间，保持了较纯粹的文学性，多属于马华文学网络化的空间。作家们将已经发表的作品，选择性地上传，日积月累，蔚为大观，类似史料整理。这与中国内地已走向网络狂欢、文学性消失殆尽的博客文学是差异甚大的，但博客特有的影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叙事原则，已经影响了其中文学的位置。一打开这些作家博客的页面，跃于眼前的是大幅的图片，少量的文字。即便我们将图像、音乐和文字表达的结合作为文学表述的新形式，那也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很远的距离。另一些作家博客则以自身兴趣为指向，其呈现内容早已超越了文学界限，具有更为驳杂的景观。如“有人部落”的作家博客上有大量谈论音乐、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的帖子，还混杂了对各类社会热点问题的热评热议。另一些作家如朵拉等人的博客更为随意，多围绕个人的社会活动、日常生活配发照片、发表言论，文学是淡淡的影子。

如果说网络的多媒介、跨媒介趋势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还刚刚显现的话，那么，网络对马华文学特有精英立场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作为马华知识者的心灵史诗，传统马华文学带有强烈的精英性，与商业化运作距离甚远，进入网络时代，仍有不少马华作家坚守这种信念，并试图利用网络来守护、延续文学的原有价值，所谓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工程正是一种试图经典化马华文学的行为，在网上张贴的多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已被传统媒介接纳、具有一定认可度的作品。若考察以网络为原创天地的新生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从“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来看，该网站发表的多数文学作品，显现了注重轻松和时尚的网络文化对年青一代的深刻影响。其写作在形式、题材和思想内涵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流行和时尚所能给予的。他们的写作，有题材上的类型化、情节上的传奇化、表达上的随意化、体裁上的流行化等特点。从创作动机来看，多为游戏心态和宣泄心理，并没有过于严谨系统的思考。写作水平也参差不齐，处在比较粗砺的原生态。可以说，网络马华文学推崇的是一种个人化和非专业化的写作模式。在这种写作模式中，自由性必将超越文学性。由此，网络马华文学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纯文学发展轨道，走向了泛文学的通俗表达。一句话，网络写作所推崇的个性化、非专业性准则对传统马华文学的精英立场是一种解构。如果说马华文学的网络化是在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话，网络马华文学的游戏化方式则可能使文学在族群的身份重建和记忆存留中所占的分量逐渐减轻，其抗争意味也逐渐消失。有谁会把作者“灵异恐怖”在“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上写的《终结于无限的轮回世界》看成是马华族群的整体寓言呢?它的确是一个孩子以游戏的心态在恣意幻想而已［7］。不过，网络语境中，马华文学在面临文学性弥散的境遇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写作上的解放，由此可能形成与传统马华文学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者需对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做出重新定义。

三、马华文学作为跨语境交流的媒介

重新定义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可从网络交流所呈现的“自得和分享”两大结果谈起。所谓自得指的是“网络对于个人表达和自我释放的保证”。传统媒介存在业已成熟的重重过滤机制，经过编辑人和审查机构的筛选，个人的声音会变腔、变调，甚至烙上权力的深深印记。而网络这种新媒体则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将线性传播转化为网状播散，给个人表达留下了技术的空隙，呈现相对清晰的个性痕迹和自我意识。同时，网络又促成了分享意识，这是因为所有的“自言自语”一旦进入网络的互文性空间，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公共的，存在被点击、阅读和复制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定位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和所得到的回应呢?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表达形式上的。博客写作率性随意、文图音合一的新风格，文学网站上体裁篇幅不限的自我狂欢，BBS论坛、主题讨论组特有的日常谈话风格，都是网络马华文学的表现特征。但这种表达形式的自由是否必然开拓无疆的思想领域、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一些新媒体的观察者们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类写作中“宏大叙成日志式的私人化叙事，反映时代/主旋律变为演绎个人琐屑小事”;倘若网络文学本身就需要重新定义，注定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远离文学的政治命题，关注个体作为主体的生命空间，表现任性自然的情感心灵”的特点就成为了其突出的表征优势。显然，网络马华文学就体现了这样的倾向，在率性随意的个人书写中逐渐远离沉重的历史重荷和族群记忆，进入恣意想象的个人空间。虽然部分马华作家不过是将纸质媒介发表的作品粘贴在论坛、博客和网站上，网络是工具性的;但网络世界所特有的便捷随意，已让他们获取了更多传播与互动的自由。一些文学网站只需注册成功就可以上传作品，博客更是近乎零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形式，只要懂得最简单的文字处理，就可以发帖。对于马华写作人而言，它所带来的创造力如何，尚待观察，但这种自由会让文学更贴近其本然的使命———言志抒情，从而敞开了定义马华文学的另一种视角。可以说，在网络生存中，马华文学不再以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重建为诉求，族群将在网络中被放散成更为具体鲜活的个人，各自寻找心灵皈依、社会交往的新天地。

近几十年来，马华文学虽然也通过出版、通信、学术会议、访学等方式频繁与外界互动，但相对网络公开多样便捷的E式联系，那由邮局、电话电报和交通工具链接起来的传统互动方式，不过是潮湿阴暗的地下隧道而已。比起纸质媒介主宰的时代，网络马华文学所能得到的回应在范围、速度等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不但让本地的马华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有了及时多样的对话通道，更让马华文学进入到世界华文网络中接受考验，寻找位置。在线发表的马华文学作品、即刻可被全球读者阅读、评论和转载，其浏览量和点击率之高，是纸质阅读方式所难以抵达的。有人不免怀疑，相对知名网站的频繁互动、马华文学的网络互动实在是太小众了。但即便互动范围有限，这种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小众流，由于倾向于精神融汇和思想碰撞，具有具体和直接的对话意味，与纸质传媒时代有距离感和时间差的评论相比，自然更为鲜活有效。那么，马华文学的网络人气圈是否是传统关系的再现呢?如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而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进入视野首先有赖于知识背景的建立、人际关系的熟悉，绝大部分网络读者不过是网下读者的化身，仍在圈子之内。我的看法是，网络文学社群的互动会建构出新的身份意识，而不是旧的圈子意识。自愿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互动和分享者，无论其起初的动因和背景如何，都将进入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中。以匿名方式浏览马华文学网站及其作品的读者，未必是国籍、族群、组织的代言人，多以个体形式进入到了网络空间。如马华文学豆瓣讨论组，聚集了不同国籍、年龄和性别的人，其中既有异域的马华研究者，也有本土的马华作家，既有持久关注的常驻代表，也有瞬间转身的观光客。由讨论组成员枵燃发起的“为什么加入这一小组”的话题中，组员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因为喜欢马来西亚华人，有的想通过马华文学想象远方，有的因曾经去过马来西亚，有的想了解华人在海外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有的想知道华语文学在东南亚的延伸情况，有的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当然也有马华文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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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不高

总结这几年我院的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情况,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三类案件”都是办案部门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的,很少有人民监督员主动要求启动监督程序的,即便参加案件监督也很少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往往是异口同声同意案件承办人意见,而对“五种情况”监督更是少之甚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

(1)人民监督员产生程序制约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8条规定:“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经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可见,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最终是由检察机关决定的,因此人民监督员往往同检察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对检察机关都怀着感激的心,认为如果主动要求监督是在给检察机关“挑刺”、“找麻烦”,是“不识抬举”。在被邀请参与案件监督过程中也往往看检察机关领导的态度行事,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职责,起不到监督的效果。

(2)思想意识形态认识不够。人民监督员制度试行以来,许多监督员思想上还有模糊认识,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本身缺乏系统的认识,他们认为检察干警们都是法律业务专家,自己只是“门外汉”,连检察官都有分歧的问题,自己弄明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消极的、被动的。

(3)部分人民监督员履职意识不强。由于检察机关对人民监督员不参加监督活动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这使部分人民监督员,缺乏参加监督活动的原动力和约束力,常因各种原因和借口而不参加监督活动;有些人民监督员觉得自己身份低微,认为监督的最后结果还是由检察机关决定,发表不发表意见不起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错位的角色观,使得一些人民监督员不愿或不敢履职,在监督过程中,或者一言不发,或者随大流。

对策:针对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人民监督员的选任采取个人申报和政法委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当前的人民监督员选任渠道只有一种,其实就是检察院自己选人民监督员,自己选人监督自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误区。要想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得以深入贯彻实施,就必须改变这一状况。因此,笔者建议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宜采取个人申报和政法委审查相结合的形式。任何符合人民监督员条件的公民都可以申报人民监督员,检察机关将所有申报人个人资料送往本地政法委,委托政法委认真审查每个申报人后,择优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民监督员。再由检察长任命、颁发证书,人民监督员对人民负责,受政法委的管理。这样更能体现了人民监督员产生的严肃性及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和代表性。

(2)建立人民监督员学习培训制度。要加强人民监督员的学习培训机制,检察机关可指派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理论和实践水平较高的业务骨干,向人民监督员讲解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的工作流程,介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羁押期限等,详细讲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各项规定等等。如有新的法律、司法解释出台,要及时的组织人民监督员学习、研究。检察机关还可经常邀请人民监督员就执法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座谈、探讨,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如开展视察、评议、执法检查、组织人民监督员到外地检察院参观学习、深入发案单位进行走访调研等,让人民监督员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监督能力,增强人民监督员发挥职能作用的积极性。

(3)要建立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一是对长期不参加监督活动、不提建议意见、表现不积极的人民监督员劝其辞职,逐步建立人民监督员资格自行终止制度。二是推行对人民监督员考核制度。制定《人民监督员考核办法》,定期对人民监督员履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年终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激发了全体人民监督员的履职热情。

问题二: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受限

实践中,人民监督员消极行使“五种情况”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监督员信息渠道不畅。监督员信息闭塞,不知道检察机关实际办案情况和干警执法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1)检察机关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尤其对“五种情况”中的一些违反工作纪律案件不愿接受监督。所谓“家丑不外扬”,往往不会通知人民监督员来实施监督。(2)人民群众对人民监督员制度了解太少。人民监督员试行工作开展以来,虽然我们一直坚持对该项工作的宣传,但由于宣传的角度、范围、方式等影响了社会对其的系统认识。就目前情况来看,除从事刑事法律工作者外,大多数群众还不了解人民监督员工作,甚至有的人认为人民监督员就是人大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监督员工作监督程序的启动和开展。

对策:要使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实施有效的监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畅通并拓展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渠道。可通过以下途径畅通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渠道:

(1)建立定期通报制度。检察机关主动进行有关情况的通报,是人民监督员实现知情权的首要途径。考虑到人民监督员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从节约及保密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书面方式,每月向各位人民监督员通报上月案件基本情况。检察机关要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本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及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回访活动、列席有关会议,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定期向人民监督员反馈阶段性办案情况,确实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

(2)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加大宣传力度,拓宽人民监督员信息渠道。除了要采取专栏、印发小册子,开展宣传日、宣传周活动等传统形式外,还要重视和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拓宽公开渠道。如可以在互联网上开通宣传页、网址等,便于社会各界和公众查询。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入的了解人民监督员制度。要建立人民监督员公示制,将人民监督员的照片、姓名、单位、邮编、联系电话、人民监督员的权利及义务通过检察机关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布,便于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监督员。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可以在网上建立人民监督员论坛、社区,让人民群众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向人民监督员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人民监督员可以直接听取社会公众的心声,强化人民监督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通过网络这个载体,让人民监督员更加直接、及时、不受时空限制地获取检察机关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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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 虚假广告 违约责任

一、案例引发对商品房虚假广告的界定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外印制即将开发的水果市场宣传册，称其在水果市场内将设置电子结算中心、40吨电子磅秤两座、多功能展厅、超大停车场、7000平米以上地下恒温冷藏仓库、户外超大电子屏幕等现代化功能设施。张某作为水果销售者，第一时间购买了该市场内门面两间。后该门面交付，宣传册中的上述功能设施配置均未出现。张某认为其果断购买该市场内门面很大程度因为市场拟配置的水果销售配套设施，该房地产公司明显存在欺诈，遂一怒之下将该房地产公司状告至法院。房地产公司在答辩过程中则一再强调其广告宣传是向不特定多数人做出，本质上属要约邀请，且未写入正式购房合同中，何来欺诈一说？这一案例是一起典型的因商品房销售虚假广告引起纠纷的案件。广告作为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其在商品房销售领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据初步统计，我国90%以上的购房者对商品房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商品房销售广告，因此切合人心、展现商品房自身特质的广告能发挥画龙点眼之用，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房屋一夜之间推到人们的视线中。那么，上述案例中的宣传册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开发商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回答该问题前，首先需对商品房虚假广告做出界定。商品房虚假广告主要指商品房开发者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方法的引人误解的广告。

二、虚假商品房广告的法律性质正如案例中某房地产开发商的答辩意见，如果将宣传册认定为要约邀请，那么案件审理结果将发生翻天逆转。对于这种因法官意识认知差异导致审理结果天差地别的案件，应该如何准确认定虚假广告的法律性质，合理区别要约和要约邀请？所谓要约邀请，是指一方邀请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人不需要受要约邀请的约束。而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发出的，由相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明确具体，经受要约人同意要约人就要受该要约的约束。判断虚假广告属于要约或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可见原则上来说广告属于要约邀请，但是《合同法》第15第2款继续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我们知道，构成一个要约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包括：向特定人发出、反映订立合同主要内容、要约人受要约约束，广告要想视为要约，关键需审查广告所载内容是否足以向相对人传达其预受广告约束并与之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将上述案例中宣传册的内容放置在《合同法》第15条进行审查，可能依然使人疑惑，这种介于是与非之间的不可决断性尤其让人难以把握。针对此问题，我国《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则做出进一步解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撇开条文中对“重大影响”的解读，该条文让在要约和要约邀请之间犹豫不决的人们豁然开朗，明确知晓广告中诸如“宜居宜家之地”、“城市中的黄家园林”之类含义广泛、抽象的宣传词仅仅只是要约邀请，而表述“将配置7000平米以上地下恒温冷藏仓库、户外超大电子屏幕、40吨电子磅秤两座”的广告已具备要约的雏形，如果能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产生重大影响，将毫无疑问被立法者归入要约之列。但是，目前我国对“重大影响”尚未给出明确标准，到底“影响”需在何种程度上才能由量变到质变，直接升级大家对一个广告的法律性质认定？尤其该“影响”的程度判定往往能决定随之而来的违约责任。

三、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开发商虚假广告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违约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作为纠纷中常见责任方式，具体包括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赔偿金、违约金等，除此之外，作为违约补救措施，购房业主还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笔者认为违约责任往往与虚假广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的影响程度成正比，而“影响程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人的主观心理密切相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务中通常需要综合考量购房者的购买动机、生活背景等多种因素，由此导致个案审理结果大相径庭。纠纷双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疑会虚夸或否定虚假广告的影响力，如何在天花乱坠、夸夸其谈的主观陈述中明晰划定违约程度，成为考验法律从业者的一道难题。实践中，开发商很大一部分违约行为是因为把自己根本无法实现的内容在广告中造成的，此时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往往是不现实的，通过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的方法救济则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根据虚假程度与责任承担比例原则，确定赔偿金可考虑以下三因素：第一，可以根据开发商没有履行广告内容因此对建设项目投入成本的减少或根据如果完成虚假宣传的允诺内容所增加成本计算，确定对买受人的赔偿；第二，根据所售房屋的总价的一定百分比计算，此处的百分比相当于开发商借虚假广告宣传所获得的利益；第三，根据买受人所购房屋贬值或应增值的多少计算开发商的赔偿额。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就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N].人民法院报，2003-04-29.

[2]韩方丽.商品房虚假销售广告的民事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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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微信一方面为高校共青团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陕西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了陕西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陕西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与管理的策略，不断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 微信；高校共青团；平台；应用；调查

微信是由腾讯公司推出的一款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集发送语音短信、图片、视频等功能于一体，并支持多人群聊及公众平台推送信息的一种新型社交媒体。微信不仅是一种网络社交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看似简单的社交工具却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陕西高校共青团应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了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与管理的策略，以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一、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调研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深入了解陕西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次调研选取了陕西高校1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及访谈，共发放调研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983份，收回问卷有效率为98.3%。从调研样本的性别构成来看，男生为432人，占比为43.95%，女生为551人，占比为56.05%。从调研样本的专业类别来看，理工科为524人，占比为53.31%，人文社科类为459人，占比为46.69%。本次调研综合考虑了调研对象的性别和专业类别等因素，样本结构合理，调研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次调研问卷回收后，将调研问卷进行了初步筛选与统一编码，运用spss17.00对调研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二、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陕西高校1000名在校大学生关于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情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的现状

1．微信被广泛应用于高校共青团工作，逐渐成为主要宣传载体。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开通情况的调研数据来看，84.5%的大学生所在的学校各级团组织或学生组织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10.5%的大学生所在学校各级团组织或学生组织尚未开通微信公众平台，5%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从学生参与或了解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渠道的调研数据来看，46.3%的大学生通过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或朋友圈了解到学校团委开展的各项工作或活动的信息，21.2%的大学生通过海报、宣传单等传统媒体获取共青团开展工作或活动的信息，31.3%的大学生通过飞信、微博等媒体形态了解到学校团委开展的各项工作或活动信息，1.2%的大学生漠不关心。由此可见，微信作为全新的宣传载体被广泛应用于高校共青团，并逐渐成为主要的宣传载体。

2．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受众群体逐渐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的受众群体或粉丝数量的调研数据来看，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大学生关注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占总关注人数的52.3%，非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关注占33.5%，14.2%的大学生不关注学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可见，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受众群体不局限于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大学生，非学生干部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受众群体逐渐扩大。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信息或文章的调查数据来看，84.3%的大学生浏览过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信息或文章，74.2%的大学生转发或分享过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信息或文章，10.2%的大学生将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或文章重新推送到其他公众平台，可以看出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高校共青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随之有所提升。

3．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以传播正能量为主，休闲娱乐比重相对较低。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推送信息的内容的调研数据来看，82.6%的大学生选择共青团微信平台推送内容主要为活动信息和传播正能量的文章，14.2%的大学生选择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内容主要为休闲娱乐方面的信息，3.2%的大学生选择其他内容。可见，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主要用来传播正能量，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向上，占领青年意识形态的高地，而对休闲娱乐方面的内容传播较少，以避免影响学生的价值选择或判断。从大学生希望在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上获取何种类型信息的调研数据来看，约81.2%的大学生希望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能够推送与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如时政新闻、就业信息等方面内容，53.2%的大学生希望能在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学校举办活动的信息，23.4%的大学生希望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获取休闲娱乐方面的内容，9.6%的大学生对推送内容表示无所谓。调研数据反映出，大学生对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以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求为首要目的，这就要求高校共青团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科学设计共青团微信平台各板块内容，以满足广大青年的需求。

（二）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缺乏科学管理，微信平台建设较粗糙。高校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制度建设情况的调研数据显示，34.2%的大学生选择其所在高校共青团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微信平台的板块设置、人员管理等方面内容，51.2%的大学生选择其所在高校共青团尚未建立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办法，14.6%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没有必要建立微信平台管理制度，由专门的老师负责即可。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内容更新情况来看，45.3%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共青团能够及时更新微信平台信息，52.1%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共青团未能及时更新平台内容，2.6%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共青团很少或不更新平台内容。可见，高校共青团在微信平台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充分发挥微信的传播优势，保证微信公众平台的有序运行。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建设由于受到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设计水平略显粗糙，有待高校进一步加强微信平台建设的技术、资金等的投入力度。

2．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与学生需求耦合度偏低。从共青团微信平台对建设校园文化的作用的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出，23.6%的大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对建设校园文化有很大作用，62.3%的大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对建设校园文化有作用，但是效果不佳，14.1%的大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对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没什么作用。从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的目的来看，92.3%的大学生选择高校共青团微信使用主要目的是用于即时通讯，62.5%的大学生选择获取相关信息资讯，43.6%的大学生选择丰富和娱乐学习生活，仅有31.2%的大学生选择传播正能量，引领学生思潮。调查数据反映出微信对建设校园文化有作用，但是效果不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高校共青团使用微信主要目的是为了即时通讯、宣传活动等内容，而忽视了微信平台传播正能量的这一根本目的，这就需要明晰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的使用目的和价值导向，增强微信公众平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作用。从共青团微信平台的内容设置与学生需求之间的耦合情况来看，34.2%的大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内容能够满足学生需求，58.8%的大学生认为微信平台不能满足学生需求，7%的大学生对此不关注。从大学生希望共青团微信平台提供哪些功能的情况来看，63.4%的学生希望专门设置意见收集处，31.2%的大学生希望设立监督部门，51.4%的大学生希望设立在线联系，46.4%的大学生希望设立回复评论，35.8%的大学生希望定期推送新闻动态。可见，高校共青团要从学生需求出发，科学合理设置微信平台的主要板块和功能，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与发展。

3．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媒介素养偏低，与学生思想交流不同步。从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微信开通情况来看，45.7%的大学生选择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开通了微信并可以熟练使用，43.5%的大学生选择开通了微信但不能熟练使用，10.8%的大学生选择尚未开通微信。从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微信应用能力的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出，27.8%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微信应用能力较好，对微信功能的了解和使用较为熟悉，64.9%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微信应用能力较差，缺少对微信功能的了解和使用，7.3%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情况。由此可见，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大部分开通了微信，但是媒介素养偏低，缺少对微信功能的了解和使用，不能充分利用微信这一公众平台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4．部分大学生过度依赖微信，信息识别和判断能力较差。从大学生平均每天通过微信浏览信息的时间的调研数据来看，17.83%的大学生每天通过微信浏览信息的时间在30分钟以内，23.26%的大学生每天通过微信浏览信息的时间在30分钟至1个小时之间，27.13%的大学生每天通过微信浏览信息的时间在1个小时至2个小时之间，31.78%的大学生每天通过微信浏览信息的时间在2个小时以上。可见，部分大学生使用微信时间较长，存在着过度依赖微信的现象。从大学生对信息筛选与识别情况来看，65.3%的大学生选择基本相信微信平台推送的信息，3.4%的大学生选择完全相信微信平台推送的信息，仅有31.3%的大学生相信自身对微信平台推送的信息的判断，不盲从，这就表明大学生对信息识别和判断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尽量避免部分不良信息对学生价值观念产生的误导和冲击。

（三）调研结论

第一，微信被广泛应用于高校共青团工作中，逐步成为高校共青团主要宣传载体。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受众群体正逐步增加，在传播正能量，引领学生思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微信平台内容的设置、更新的时间等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耦合度较低。

第二，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随意性较大。同时，受资金、技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高校共青团微信建设较粗糙，在信息、内容提炼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第三，部分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媒介素养偏低，缺乏对微信功能的了解和应用，不能很好地使用微信，与学生之间保持同步的思想交流。部分大学生过度依赖微信，缺乏对微信平台推送信息的识别与判断能力。

三、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与管理策略

微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高校共青团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校共青团应正确分析微信对工作带来的影响，针对高校共青团微信应用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对高校共青团微信的科学管理

高校共青团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媒体的科学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完善高校共青团微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的运行机制、宣传内容等事项，使高校共青团微信管理制度化与规范化；二是建立健全高校共青团微信的监管机制，对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推送的信息要严格审查，确保推送的信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传递正能量，不违反法律规定和道德要求；三是提升共青团微信平台建设水平。高校共青团要加大对微信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科学规划微信平台的板块设置，建立完善微信平台运行的保障机制，确保微信平台的可持续运行。

（二）充分发挥微信传播优势，建立三级立体微信平台

高校共青团要充分发挥微信的传播优势，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深挖微信功能，建立学校团委、院系团委、团支部三级立体微信平台。一是高校共青团要科学合理设计共青团微信平台的板块内容，扩展微信平台的功能，如可以增加意见收集、在线联系、回复评论等功能，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二是要打造三级联动的微信平台，院系团委、团支部也建立与学校团委相对应的微信平台，及时传播共青团工作讯息及其他内容，确保学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三是实现微信与其他传播媒介的有机融合，高校共青团在充分利用微信这一宣传载体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其他宣传方式，实现多种宣传方式有机融合，特别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共同促进高校共青团的建设与发展。

（三）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媒介素养

高校共青团工作者是高校微信平台的管理者和信息的传播者，其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的发展水平。要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者的媒介素养，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增强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应用微信的能力，组织专人对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开展专门的微信知识讲座与培训，加强共青团工作者对新媒体的认识与理解，提升利用微信的能力与水平；二是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者的法律意识与观念，高校共青团工作者推送的信息一定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随意传播有损国家和社会利益、违反法律规定的信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高校共青团工作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理使用微信；三是培养正确的新媒体意识，高校共青团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微信的传播优势，主动接受微信这一新事物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应用，不因工作习惯和使用能力等因素影响而不愿意去接触微信，做到乐于接受，勤于学习，善于应用。

（四）抢占微信舆论高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生作为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的最大受众群体，由于微信的快速发展，其传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良信息，在孰是孰非面前，大学生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会对其价值观念造成冲击。高校共青团要积极抢占微信舆论高地，积极传播宣传正能量的信息，引领学生主流思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可以利用高校共青团微信平台推送社会热点问题、开通知名校友、榜样人物互动交流等功能，发挥典型引导作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篇10

今天的世界，比起那个我这一代人对之进行学术研究的世界，已有本质的不同。

在欧洲，我辈经常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启发和鼓舞：我们希望能够将彼此有所不同但有着相近的基本理念与价值的国家体系联合到一起，并使之具有新的质地。

这些价值最核心的内容，是在雅典这座城市得以识别和深思熟虑的。这些认识和价值，从这里启程移向东方，又从那里返回欧洲。

这得归功于文艺复兴，它催生了启蒙思想以及作为法文化成就存在的国家。

对于这样一幅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画面，近几年发生的事情难以嵌入其中。单个国家、欧洲国家联盟和国际体系都面临着这种情况。银行和信用评定机构的活动决定了国家的活动，它们的公告引起的后果比政府的声明更大。

银行除了从事金钱交易，还游戏金钱，甚至打赌说食品涨价也会引起国家崩盘。

有足够理由相信，它们能够通过运作而在赌局中胜券在握。它们经常以不可预见的程度毁灭资本，然后靠国家补助维持，而这些钱本来急需用于其他地方。

金融市场活动家们在国内选举或政府做出重要决策的前后会做出评估，并发表威胁性意见。我们眼睁睁地听凭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和未来机遇受那些使少数人获取过分利润的决定摆布。

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拉大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随着不断的贫困化，贫富不均已经蔓延到了过去的特权地区，包括欧洲及其各个社会层面。

在西班牙这样的繁荣国家，有半数年轻人正处于失业状态。

这不仅仅发生在国际资本市场，国家层面也遭遇着惊人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沟通领域。

政治程序的塑形本质上经由沟通性媒体完成，因为它们能够塑造和影响各种讨论意见，国家决策一定程度上会听命于它。

有时候甚至产生这样的印象，即选民在大选时只会选择媒体建议的代表，政治竞选也显得商业化了。电子化的公共空间不仅使广泛的知情成为公民社会行动的前提，也暗示着它具有更强的威胁公民人格、权利的潜能，是国家比之不及的。所有这些现象都触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法学区分

社会主体是指那些没有担任国家公共职务的人员，经常被称作公民。公民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寡头性质的、拥有国际关系及强大市场权力的股份有限公司，即所谓的社会网络——它们也是公民和基本权利主体，受到相应的保护。但是，谁来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

国家和社会二元划分的理论形成于君主立宪时期。那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国家权力受到法治国理念的牵制，与此同时，旧秩序还在发力，民主理念只是被容忍和不情愿地被接受。

国家与社会之二元划分的历史起源，使这种划分常常被视为过时的观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观念。

国家与社会之二元对立是现行宪法体系的出发点，我相信，如今国际法也在作此要求。这里涉及合法性、基本权力秩序和政治党派的角色分配。

政治党派也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国家机关。事实上，政党地位介于社会主体和国家机关之间。

它们通过在议会中组成各种党团，根本性地介入议会之中，进行国家的决策活动。它们招选政治人员，其一部分开销还因此得到国家的资助。不仅如此，它们还从那些有钱的社会主体那里获取资助，大企业已经成了政党集会的赞助商。

政党的这种身份，证明“国家－社会”二元划分是存在的，同时也证明国家与社会之间难以划界。

国家退缩和向社会利益代表开放

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区分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图景，会发现到处都出现了功能转移。

国家已经将其传统任务，如运输领域、铁路、邮电、机场与航空安全、健康卫生事业、排污与供水，都转交给了私人领域。它让私人介入警察任务甚至刑事犯监管事务，战争则由私人部队进行。

长期以来，国家任由私人主体对其国家功能施加影响。虽然立法动议权由国家机关专属行使，但其他社会主体可以参与立法准备工作，甚至他们经常在政治上给出决定性的启动力。这种事情绝大多数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这方面已经有了独立的职业团体，即所谓的“院外游说人”（Lobbyist）。在德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顾问受雇于各部委，帮着草拟法案。

行政机关尽管需要在立法框架内进行个案裁决，但依然拥有行动空间。与立法情况不同，我们此处涉及的是某种正式的影响。《建筑法》和《环境法》提供了很多例子。大项目可能牵涉到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劳动，他们经常以个体身份但有时也以各种有组织的协会形式参与其中。

此种沟通倾向于从单纯的意见沟通转向共同决策，但也有可能导致骚动和混乱。

机会和风险

刚才我介绍了国家代表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情况，这关系到国家做出高质量决策的机会。一个允许参与、彰显开放和灵活性的国家，与一个严格地按照单向度、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国家相比，前者不仅更让人喜欢，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更加合乎实际。社会主体参与的作用是完善决策者的知识不足，防止其忽略重要的视角。沟通也可以使国家决策赢得更大的接受度，避免冗长的决策程序。

然而，机会伴随风险：界限若被逾越，责任将被击碎。

如果国家仅仅在形式上做出决策，而且决策依其本质得依赖社会主体的实施能力和抗压能力，那么形式和内容有陷入矛盾的危险。

现实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国家不再能有效地履行其应有的控制和监管职能。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国家需要有以公共福祉为目标且经由民主合法程序产生的法律标准，进行单方面决策的力量，需要有抵制反抗的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

为此，国家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因为经济依赖就像一剂毒药，会使人软弱无力。

如果国家优先考虑和那些利益得到有效代表的人群进行沟通，社会分层里的弱者和缺乏经济能力者的利益就面临被忽略的危险。如果国家和法律成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律就会颜面扫地。

这些观察不免让人担心。一方面是立法视角下的问题：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社会利益表达会导致立法的质量缺陷以及单方面利益取向？另一方面，行政决策也面临同样的质量疑问：在哪些地方，国家行为会局限于执行社会力量给出的命令？又是在哪些地方，社会的、部分蔓延到主流媒体的权力会损害合理性与正当性？

我重申一遍：如果国家和法律成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律便会颜面扫地。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告诫，说市场和竞争是能够保障所有人福祉以及个人发展的最佳手段，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向其他国家输出这种观念。然而，这一信条没有充分考虑到，私人应该而且必须将维护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它压抑了——自人类萌发此念头开始就已经存在的——为人熟知的情形，即任何人的初始动力都是为我所用，托马斯·霍布斯称之为“狼性”。

民主和法治国家视角下的国家责任

在所有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中，国家都是驯化社会推动力的唯一保障。自霍布斯起我们就知道这点，马克思对我们的认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无论如何，在马克思期待的——可惜我们等不及了的——天堂般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对于确保不同的人能够获得相同的发展机会，法律科学有何作为呢？

法治国家是必须的组织形式，民主则是必须的程序，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法律的角色，考虑法律的准则性及其不可违反性。

通过和平或革命手段确立的法的优先性及其拘束力，也正在被国家高级代表们以迷惑人的方式使人对之产生怀疑。政治道德是发展和维持法律文化的前提条件。

常常被人遗忘的是，民主不仅仅关系着合法性。社会主体不对国家负责，而只对其他私人和自己负责，由此，民主原则本身就提出了有效承担责任的要求并设立行为义务。国家任务私有化以及国家决策任由私人施加影响，已经触及了法律界限。

德国联邦今年1月在一件涉及高等权力任务交与私人执行的案件中，做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原则性决定：法院明确表示，宪法禁止国家逃避责任。国家负有确保国家任务得以有序履行的责任，其中包含了——同样适用于议会——相应的观察义务。

宪法科学与宪法化

在民主理论中得以证立的国家责任是宪法之当然要求，也是得到司法承认的宪法学认识。

我本人深信不疑：它在每一个民主导向的宪法秩序中都可以被证立，只是得有人去发现它而已。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原则上都承认宪法的位阶高于其他法律。然而，其效果差之千里。

这又说明，一方面宪法在具体内容上——就像比较研究表明的那样——千形百状，有些宪法仅局限于单纯的框架，本质上是任何人多多少少都能认同的政党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宪法秩序缺少有效确保一般法律合乎宪法，以及法律适用时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实施机制。

想要排除这些缺陷，宪法学需要发展出革新力量。

当我们说法律秩序——整体地——宪法化时，是指基本权利条款，但也包括其他宪法原则无所不在地体现于整个法律体系中，指导一般法律之解释。私法是在基本权利第三效力的意义上认可法律宪法化的。

法律宪法化具有广泛的效果，具体是：基本权利不仅仅被视为个人抵御国家暴力之权利，还被看作确立价值的原则性决定，以及保障其内含价值也适用于私人主体从而适用于私人间关系的国家义务。

由此，任何法律争议都具有宪法争议的潜质，任何专业法院也是，最终本身也是专业法院。

立法也受制于基本权利赋予的保护义务。立法应当服务于基本权利之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立法是实现基本权利的前提。

如果国家负有保障个人享有机会平等的义务，而其他社会力量设置条件以排除获取平等机会的可能性，立法则必须进行干预。

如果说，在基本权利干预领域，比例原则是作为判断干预是否正当的决定性标准，那么在保护层面与之对应的便是不足禁止原则。

比例原则理念是如此根本，以至于构成了所有负有建设法治国义务的法律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我还没认识到哪个法律秩序能够理性地证立该项理念无法存在于其文化中。

对于立法不作为、不充分的情况，应当启用与过度禁止原则相对应的不足禁止原则。这是为立法义务设计的方案。

我们可以放弃立法吗？比如放弃对不合理地阻碍基本权利发展的资本市场进行严格规制的立法？

如果一项立法措施能够排除这种不合理，它就该付诸行动。尽管立法与否由立法者衡量，但上述情形会导致立法裁量权的减少，然后必须颁布经得起理性检验的法律。这是立法者的一项客观义务，立法违宪审查程序可以对其进行审查。

未来展望

很多国家在对司法进行立法审查方面获得了好的经验。立法审查所产生的预防效果，会使立法者放弃或减少对基本权利的干预。

欧盟法中的基本自由，以及可以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的国际人权，今日之所以具有保护个人的力量，本质上当归功于法院。

比例原则的成功史也与法院的实践不可分割。它还有力地作用于权利干预的相反面，即让那些对规范需求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立法者服从更有效的司法审查。

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基于民主理念的国家终极责任被忽略，那么根植于法治国理念的司法审查就需要出手。面对目前来自社会领域的威胁情势，我们有理由促使这一机制发生效力。

法是在欧盟和类似的有普世诉求的文件中写下的具有共同价值的储存器和储藏室。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价值曾经驯服了唯一没有参与社会契约但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利维坦，以使其遵守之。我们不想给利维坦松绑，但又想让国家和国家联盟组织有所戒备，以便当有人为充分享受自我而妨碍其他人平等、尊严地生活时——为此托马斯·霍布斯才发明了利维坦——可以出手干预。

长久以来，当欧洲宪法学家自信地对外输出我们的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传统，推荐给那些曾经以及正在由篡位精英们——以具有形式正当性的、充满意识形态或封建家族式的告白和多多少少无视法律的方式——统治的体制。我们当然应该继续这一进程，但必须注意到，在我们欧洲自家的庭院内，我们自己的诉求也需要符合正义。

我就此进行总结性评论。前面已经多次强调法治国遗产中的基本原则、立法的质量要求、个人权利保护、独立法院审查国家行为、比例原则、国家对于人权内含价值负有终极责任，此处我还要添加社会、经济和文化人权，将其视作国际法赋予国家的任务。

当我们恰当地思考如何履行国际法给出的任务时，就应该在本国内努力发展上述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