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的局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调节的局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先天性巨结肠 手术 悬吊式截石位

先天性巨结肠是结肠和直肠肌间壁的肌间神经节细胞缺如，以便秘为主要表现的一种消化道发育畸形[1]。手术为该病的治疗的首要方法，为了使患儿顺利度过手术关，正确的安置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键。

我院于2006年1月至2008年9月共收治了20例10岁以下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采用了经和经腹会阴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对患儿的手术进行了自行设计，即悬吊式截石位。主刀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可根据手术野暴露的需要随时变换为平卧与截石位，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06年1月至2008年9月我院共收治10岁以下先天性巨结肠患儿20例，其中男14例，女6例，年龄9天-9岁。经腹会阴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7例，腹腔镜辅助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7例，经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6例，手术时间1-3小时，全部治愈。

2 方法

2.1常规截石位的摆放和固定 全麻后，将患儿移至床尾端，双腿放于支腿架上。患儿身子短小的用两个小沙袋放在患儿两腿腘窝处，使双腿髋关节、膝关节屈曲，并用棉垫保护，再用绷带固定于床缘，然后取下床尾，臀下垫一橡胶单，采用此种至手术结束。

2.2自行设计悬吊式截石位的方法和应用

2.2.1术前准备 术前1日访视患儿。巡回护士通过查阅病历，与医生沟通及与家属交谈，尽可能了解患儿身体状况，准确称量体重，正确评估患儿，洗手护士了解手术方式及术殊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准备充分。

2.2.2巡回护士的配合 术前晨手术间备齐所需用物，调节室温24-26℃，选择上肢静脉或头皮静脉留置针输液，协助麻醉师行气管插管全麻，患儿平卧，双上肢外层不大于90度，固定于软垫上。

2.2.3洗手护士配合摆放

2.2.3.1 备好手术所需的各种无菌物品。另备：18cm布巾钳2把，无菌绷带2个，双层治疗巾2张。协助术者腹部至大腿会皮肤消毒后，铺切口巾，用无菌治疗巾包裹患儿膝关节至足部，再用无菌绷带缠绕后打结，将双腿放在大铺单切口上方。其余同腹会手术铺巾方法。

2.2.3.2 术中变换的应用 平时为平卧位，当需要改变为截石位时，将患儿双下肢提起，分开，用两把布巾钳夹持于麻醉架外的无菌巾上，夹持时，切勿将无菌巾穿透，以免污染。术中可根据暴露的需要调整患儿双下肢的高度及外展角度，直至满意为止。需要时，将患儿双下肢放平，即变换为平卧位。经腹会阴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患儿，手术开始时，患儿平卧位，游离病变肠段满意后，改用悬吊式截石位，此时即将患儿双下肢提起，分开，悬吊于麻醉架外，显露会阴、，游离齿状线粘膜向上至腹膜返折，从拖出病变肠管，切除病变肠管后，行肌鞘内的结肛吻合术。

2.2.3.3 术后观察 （1）立即观察：双腿及骶尾部没有压痕，没有瘀斑，没有水肿，足背动脉搏动良好。（2）术后6小时观察：患儿双腿活动自如。可交流患儿（＞5岁）无1例诉远端肢体发麻。（3）无1例发生深静脉血栓。（4）无1例发生肢体感觉障碍。

3 讨论

3.1经及经腹会阴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我们对患儿术中进行了设计：即平卧悬吊下肢肢体（改进后的）平卧。改进后的缩短了摆放时间，改善了患儿术中手术野暴露，要优于常规截石位。术中可根据手术进程选择最佳时机，又减小了增加骶尾部压疮的几率。常规截石摆放时间长，易发生腘窝处血管神经及其他功能损伤，易发生压疮。自行改进后的，不需用支腿架、沙袋等用物，不用移动患儿臀部至床尾，摆好后对气管插管无影响，缩短了摆放及准备时间，从而缩短了手术时间。

3.2截石位是最容易损伤的[2]。改进后的克服了传统的截石位的诸多缺点，减少了长时间截石位对腘窝血管神经的受压机会，减少了长时间下肢处于非功能位，从而减少了因摆放不当引起的并发症。改进后的取材普通，充分暴露会的术野，固定安全，不会左右摆动，并利于术中保温，以降低术后感染率。

3.3避免机械性损伤 过胖及年龄超过10岁的患儿不主张采取此。选择大小合适的双层无菌巾包裹，以防受压。改变时，保护气管插管不被拖出。导尿管要充分固定。选择大小合适的电极板，将其术中安置。熟悉患儿的生理特点以及患儿的病理生理改变，避免人为加重患儿的呼吸循环障碍。熟悉手术过程，时刻关注手术的进展情况，主动将术中所需器械或临时所需物品准备到位，保证手术顺利进行。

3.4对血液动力学的影响 此种对血液动力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此种安置用于其它会手术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致谢：本文承蒙王城副主任医师的指导和帮助，谨致感谢。

参 考 文 献

篇2

本堂课的设计理念有三句话：让老师“闲”下来，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新教材的最大特点是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和贴近实际，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和选材上都力争体现“三贴近”原则，争取营造活跃、和谐的教学氛围，使教学的各个环节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说教材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所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市场配置资源”正是要让学生接触和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以及运行规律，因此它不仅是本单元的重点之一，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2．教学的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市场怎样配置资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怎样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教学难点: 市场调节的局限性。高一的学生知识量毕竟有限，同时缺乏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对市场调节局限性的深入理解需要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同时，学生对于这一内容的学习效果直接关系到下一框题即国家宏观调控的学习。

三、说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识记：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市场规则的表现形式，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内涵。

理解：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及特点，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必要性、方式，市场调节存在的不足。

运用：结合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事例，能够初步认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缺点，从而做到准确理解市场调节的功能。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培养学生认识事物根本性质的能力，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领学生树立起合理利用资源、不浪费资源的观念，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树立起自觉维护市场秩序、遵守市场规则的观念，自觉抵制一切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树立起学法、懂法、守法的观念；培养学生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个人习惯，保持自己良好的信用记录。

四、说教法学法

1．学法分析

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要想一堂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本节课所面对的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但在思维习惯上还有待教师引导。因此在新课的教学中要想方设法充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兴趣，坚持“低起点、密台阶、勤反馈”的原则，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为此本节课，教师将带领学生通过创设疑问、合作交流、共同探索和适时点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本课的教学，着重使学生学生掌握以下几种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2．教法分析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而且要使学生“知其所以然”。基于此，本节课重点采用问题探究和引导发现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诱导和点拨，启发学生通过主动观察、主动思考、自主探究来达到对知识的发现、总结和接受。

五、说教学过程

根据新课标的理念，我把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自主学习，启发诱导阶段；温故知新，教师点拨阶段；合作解疑，展示点评阶段；清理过关，拓展深化阶段；小结归纳，形成体系阶段。

小结归纳，形成体系阶段，由学生讨论总结，教师将总结的内容以知识网络的形式呈现在黑板。[TPLX-10.tif,BP]

【设计意图】由于本部分内容多、容量大，采取由学生总结、教师书写的形式，既可以节省时间，将知识以网络的形式呈现在黑板上，又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系统化、条理化，有助于学生记忆和应用。此环节可重点运用讨论法。

六、说教学反思

反思一：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的调整，必然有自己的依据和理由，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可以说有利也有弊，在各位评委和同仁面前，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这种处理到底合理不合理，还需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当中去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篇3

说到一分为三，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自从写了《矛盾论》，现代的中国人对“一分为二”的观点印象深刻，“一分为二”是同志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事实上“一分为二”的这个概括却有一定局限性，不够圆满，即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一方面。

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应用上看，任何事物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为一，而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划分，划分出二个方面，然而这个划分的标准就是其一，即“一分为三”。划分的标准既可以为点、线、面，也可以为体，即自然科学中的立体和社会学中的群体。

以点作为划分标准，比如数可以分为正数、负数和零；以线作为划分标准，比如画一个圆圈可以分为圆里、圆外和圆圈三部分；我们在平面上画一条竖线把平面分成左右二部分，但这条分界线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因此实际上是一分二为三，即左、坐标轴（中）、右三部分。以面为划分标准，比如空间上以海平面为标准，将空间划分为海拔高度的正、负、零三部分，即空间尺度的正海拔、负海拔和海平面。我在阐述此观点时，有人提出一个西瓜一刀下去分为二半，这是“一分为二”，怎么就是“一分为三”呢？这是一个很好诠释的命题，两个一半的西瓜不可能再复原到原来的整体，因为多了一个切面，这个切面破坏了原来的细胞组织，我们不能只看到两个一半的西瓜，更应该看到这个切面，这就是“一分为三”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哲学思路。

这里再思考一下《矛盾论》中一分为二的举例。原文为：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在这些例子中作者都忽略了划分的标准，少了一样，如果能更全面地看问题，他们应该是：“在数学中，正、负和零，微分、积分和原函数。在力学中，作用、反作用和作用点。在物理学中，阳电、阴电和中性。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分解和复分解反应（原子的重新组合）。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双方、及其他团体和谐并存。”

“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其实是哲学思维的两种方法，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分法是在二分法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且相比较而言，又比二分法更进一步，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人们常说，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然而，当一个事物的整体需要划分时，一定要注意划分的标准，标准必须唯一或一致，这样划分即为“一分为三”。如果划分的标准不专一，即会导致“一分为多”的分类方法，因此，哲学派别中有“一分为多”的观点。我们来看看一些网站上解释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类的三分论：自然界中的“三界”：上三界为宇宙、时间、空间；中三界为天、地、人；下三界为人、事、物；数学中：正数、负数和零；物理学中：正电、负电、磁场；生物学：根、茎、叶；历史学：过去、现在、将来；军事：陆、海、空；美术：红、蓝、黄三基色变万色；人类：男、女、两性人；原子分为电子、质子和中子；物质的导电性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菌类等等。其实这些例子中有的是标准一致的划分方法，有的是标准不一致的划分方法，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要被人忽悠了。

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简介

“一分为三”哲学新用语，也称三分法、三点论、三元论，指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不仅要认识到包含着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更要注意到真正对矛盾双方的统一与转化起关键作用的是第三者。

一分为三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一分为三的观念却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典籍之中。《太玄》的世界图式是三分的，它叫做“天以三分”（《玄数》），也叫做“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玄图》）。《东西均?三徵》中提到：“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 《玄门大论三一诀》提到：其诀认为，人由精、神、气三者混一而成，三者缺一，人将不人。“精者，虚妙智照之功；神者，无方绝累之用；气者，方所形相之法” 。此之谓“用则三分，本则常一”、“兼三为义，即一为体”，简称“三一”。同时还提出“混三为一，三则不三；分一为三，一则不一”。《逸周书?武顺》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 《老子?四十二章》就明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的繁体字“叁”又通于“参”，“参”是叁的动词，就是第三方“参与”。事实上，《易经》中“阴阳相交”思想，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守中”，佛家的“中道”以及名家提出的“鸡三足”，都是一分为三观念的具体体现。

中国人谈对立统一的关系，就会抛弃那种不是盟友、便是敌人的二分法。人们便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就是一分为三，发现国家之间、政见之间原来还有一种叫做伙伴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叁”，或者“参”。还有一个和平的“和”。什么时候用“叁”来说明对立同一的关系？我们来举例子。五一节前，公园门票要涨价，有人反对，于是就开听证会。一方是管理者或资方；另一方是游客。管理者希望门票涨价，而游客则不希望门票涨价。这是对立的两方、矛盾的两方、不可调和的两方。怎么办？我们请一些社会公众人物来。公众人物既不是站在管理者这一边，也不是站在普通游客这一边，而是站在客观、公平的立场上，也就是作为第三方参加听证会。注意，中国人用了“参加”，这个“参”就是刚才的“叁”。一方要涨价，一方不要涨价；一方是买方，一方是卖方，双方纠缠不清，不能解决矛盾。于是第三方参加进来，提出更公允的意见，这叫做“参”。真正的“参”是有自己独立意见参加到对立的两方中去，使矛盾得以解决。大家注意，带“参”的词特别多。比如参加、参考、参谋、参赞、参议等等。在人们实际生活中，一分为三处处存在，比如上中下、左中右、前后中、优中差、敌我友、健康、疾病与亚健康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

西方也有主张世界三分说的。最明确者莫过於倡导证伪主义的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他曾这样说∶可以区分出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见《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学术文库1987年版，第309页）。

一分为三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一分为三”论，实际上是为了强调不容易为人想到和看到的“第三面”。我之所以要提出来，强调看事物、看问题要“一分为三”，主要是因为第三方面的特点有时很隐蔽，很容易被人忽视，有时甚至是一种小范围状态，“第三面”并不是直观表现出来的，它对于一些人是永远看不到的，但对一些人它是时隐时现的。只有通过第三方面，才能全面、深刻、立体地认清事物的本质，才能挖出在第三方面中蕴藏着的巨大的能源和力量。一般的人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聪明的人会看到事物的两方面，智者能看到事物的三方面。

在现代金融领域，金融风险处处存在。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们都既强调为防止市场失灵出现而采取的政府金融监管的行政有形之手，又强调市场经济的市场自由作主的市场无形之手，这两只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这是经济学研究演变多年后普遍被人们接受的一分为二的看法，我在这里说说一分为三的做法，这个第三方面就是人类经济和金融行为的个人诚信，为人处事之道的社会道德调节功能。

我国金融机构的运行体系基本上是采用市场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采取市场经济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信息传递、推动技术进步、提高金融运作效率。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但当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过度竞争以及分配的不公平的情况下将导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价格信息的扭曲等金融市场失灵，它引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所以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避免、消除或部分消除由金融市场机制本身所引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价格信息扭曲，以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这就是政府行政监管。这种市场机制失灵的现象往往发生在资本密集型、信息密集型、高风险型和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行业，金融业中的商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正是属于这类行业。然而在金融运作领域，不仅仅只存在市场机制作用领域和市场机制失灵领域，在一切社会金融信用领域、市场机制作用弱化的领域，或者市场运作机制和政府行政监管都很难涉及到的非正规金融领域，比如农村民间借贷、人们善意的授权或者越权操作、故意隐瞒的违规操作、缺乏诚信以及保险欺诈等行为带来的金融风险，都必须依靠社会道德调节功能。即使是金融市场作用领域和金融市场失灵领域，也应该加强社会道德调节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上图所示。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虽然没有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做系统阐述，但曾经谈到过——企业文化、金融从业者的诚信是继计划经济学说、市场经济学说、市场和监管共存学说后的又一理论突破，坚持市场运作机制、政府行政监管、社会道德调节三者共存的金融市场体系。因此，金融市场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调节功能：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调节是靠市场供求规律无形的手进行调节；第二种调节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通过法律、政策有形地手进行调节。第三种调节是道德调节，实际上这种调节比政府和市场调节更有效，超常规效率主要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救灾、救治和恢复生产的效率非常高，其效率来自于人们的超常规效率的道德基础，而不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

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属于第三只手，它鉴于无形和有形二者之间。道德调节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在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时空里，道德调节就起主导作用。目前金融领域，有了市场调节，如果再有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运行就更顺；有了政府调节，还有道德力量调节，这个比政府运行更有效。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三者并重，就会形成一个健康发展、动态平衡、混沌有序、运行稳定、浑然一体的金融市场体系。道德调节主要表现在各个层面的自律：个人的自律，企业的自律，行业的自律，三种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所以我们要构建和谐、健康、高效的金融市场环境，就不能离开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企业自律、以及每个金融从业人员的个体自律。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我国如今的信用状况可用“危机”二字形容当不为过。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非人格化的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社会信用建设明显落后。政府侵犯个人产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屡屡发生，无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合同欺诈、上市公司造假账、企业三角债、银行呆坏账、信用卡诈骗、偷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信用缺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种信用危机的恶劣表现可以归纳为下列七种行为：履约率低；债务人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有害食品事件不断；企业虚假披露，上市圈钱行为屡见不鲜；有偿新闻、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和“黑嘴股市分析”满天飞；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盗窃知识产权等。

我们知道，信用与风险成负相关，信用越差，金融市场的风险就越大。市场信用暂时混乱与随之带来的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风险过大，这种混乱阶段的时间过长。社会信用的缺失不仅会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时还必然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社会整体经济的混乱、衰退。

因此，在我国诚信建设不完善的大背景下，除了法律建设、行政调节和市场调节之外，金融机构必须加强道德力量的调节效果，加强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建设。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金融机构用人原则首先是任人唯贤，职务越高，对道德的要求就越高。同时需要加强金融机构的诚信教育和培训，坚持合法经营，合规经营，合理经营。注重金融机构的企业诚信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职工的认同度、忠诚度和诚信度，企业员工都认同这个企业，这个企业的文化建设就成功了。再大的艰辛也能渡过难关，企业的发展肯定没有问题。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企业自身的凝聚力，企业自身的凝聚力立足于员工的认同度、忠诚度和诚信度的基础之上。倡导诚信，惩治背信，重建企业信用道德规范与建设信用机制用人体系，重视道德调节的作用和功能，已是金融机构刻不容缓的课题。

篇4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转贴于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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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国有商业银行 运营影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指经融机构的融资利率不再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而是由市场决定。具体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及利率管理等内容。从短期看，利率市场化有将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但就长远发展来看，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制订符合当今利率制度，对于提高金融融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国有商业银行运营的影响进行如下分析。

一、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国有商业银行运营的影响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利率市场化不断重视。目前，为了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国家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改革。由于利率涉及到市场中的每一个运营个体，所以，其机制改革将会对它们造成严重影响。国有银行作为我国的重要金融机构，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利率市场化给国有银行提供发展机遇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运营效率低下。在全世界众多银行中，我国的的国有银行在运营规模上，均排在前面，但在运营效率方面，排名相当靠后。分析原因，则是由于利率管制缺低下所致。利率管制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应给予提高，才能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下面就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中所面临的给予进行分析。

首先，利率市场化能够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进而提高市场竞争了，提高运行效率。再次，能够激发管理人员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以市场调节为导向，提高银行运营水平。再次，利率市场化涉及范围广泛，覆盖全世界所有金融机体，所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扩大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市场中的中小型企业，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将会受到冲击，从而加快了它们加快改革的步伐。

（二）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严峻挑战

利率市场化由于涉及范围广泛，并且具有长期性，所以给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其带来严重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了利率风险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我国利用国家宏观调控，对人民币利率采取压制的措施，以免对国有银行产生较大影响。当利率市场化之后，由于完全由市场调节，所以，便会出现上升的趋势，从而增加了银行的运营风险。另外，利率升高之后，伴随出现的将会是贷款利率上升，投资风险增加，在短时间内，对原有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其二，利率市场化之后，便会出现频繁的波动现象，进而增加经营风险。

2、对原先的主导业务产生严重影响

利率市场化之后，为了争取利润，各大银行之间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大，使得代存款利差缩小，这无形中减少了利润收入。另外，由于利率已经市场化，已由市场完全主导，所以企业资金将会流向市场，不再经过银行储存，就能实现增值。此外，居民在利率市场化之后，也将大量资金投放市场，不再银行储存，因为通过市场场可以得到更多收入。所以，当利率市场化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将会面临着巨大冲击。

3、对原先的经营管理产生巨大冲击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利率水平都由国家政策调控，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率调整时，只需要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操作，就能有效控制运营风险。但当利率市场化之后，这种方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4、对员工素质带来严重挑战

由于利率市场化，使得国有银行必须按照市场特征进行业务经营，并对利率未来的发展态势进行准确预测，才能保证在竞争中获利。所以，国有银行应加大这方面人才培养，才能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中降低运营风险。但现在，国有国有银行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缺乏，已有的员工都不具备长远的市场眼光，所以在利率市场化的浪潮下不堪一击。

二、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策略

（一）重视央行的引导作用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央行发挥自身货币领导者的作用。虽然利率市场化，但并不是说利率完全被市场所控制，知识倾向市场而已，所以央行应对一部分利率进行控制，并制订相应的基准利率，对其它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利率指导，进而保持合理的利率体系。另外，国有商业银行在执行央行基准利率的前提下，也应更具市场资金流转情况，灵活调整利率水平。

（二）完善运营机制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营方式上，还是采用较为落后的方式，将运营重点主要放在巩固市场份额及人际关系上，从而局限了运营范围，限制了发展思路。在利率市场化推挤过程中，应重新塑造运营观念，将运营效率、市场概念及信誉放在首要位置；还要注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建立合理的利率体系，并将工作重点放到降低市场运营风险方面。另外，建立新的运营模式。在开展存贷款工作时，应注意市场的作用，将顾客放在首要位置，建立营销责任制。

（三）建立完善的定价体系

当利率市场化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价范围也发生变化，主要覆盖了资产、负债及其它业务等方面。商业银行在定价时，需要各个部门做好协作及沟通，才能制订合理的价格，从而减小由于定价不合理所造成的风险。首先，在定价时，需要考虑总体战略要求，还要充分考虑同行的运营情况，才能制订基准利率。其次，总行在基准利率制订时，需要考虑到利率浮动权限，也就是说需要考虑打到各个分行的运营水平及发展状况。再次，分行在价格制订时，需要考虑到顾客带来的风险及资金的筹集及运营成本，再制订价格。

（四）加强风险控制力度

由于利率市场化，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风险也相应提高，所以应将风险关注范围给予扩大，不仅要关注信用风险，还要注重利率风险。所以，应建立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加强对利率的预测力度，并利用一些动态方法对利率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市场化及全球化，利率市场化也是必然趋势。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即具有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所以，应提高内部运营机制，全面分析市场变化因素，降低运营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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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中的市场机制

1.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分析。市场机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首先，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保证诸生产要素在一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通过流动，各生产要素可以找到发挥自身最大效用的“最佳区位”，在那里，集聚起一批资源配置效益最高的部门和企业，由此形成一定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势产业或优势产业群。其次，完善的市场机制要求价格体系趋于合理，在价格体系合理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表现为优势产业迅速发展，在全部产业或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劣势产业发展迟缓甚至衰退，在全部产业或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三，竞争机制促使各产业尽可能地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2.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但是，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单存依靠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产业结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1)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要求市场必须是完全竞争的，这样才能保证价格体系不会发生失真、扭曲乃至误导，而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2)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要求有一个健全、完善的信息系统，这样，作为微观经济细胞的企业才能作出及时、灵敏的反应，而充分健全和完善的信息系统在实际中是一时难以建立起来的。(3)市场机制运作是对企业、地方政府建立在“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的，而现实生活中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的自行调整作用受到很大约束。第四，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不仅产业结构的变化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调整过程极为缓慢，所需时间也长，再者其事后调整的固有属性，也难免会给经济造成并非不可避免的损失。

二、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中的宏观调控

1.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产业结构演进和调整的宏观调控，是指中央政府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出发，为从总体上及时、有效地协调产业结构，引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所运用的一切宏观经济杠杆、产业政策和其他措施的总称。

宏观调控对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政策等来实现的。(1)中央政府主动、积极地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部，根据各地区的要素特征和比较优势，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合理地确定国家和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方向、重点、规模和速度，对全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分工配置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2)中央政府通过运用财政、税收、信贷、补贴、价格、工资等经济杠杆，甚至采取经济立法措施，保护和扶持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育、成长和发展，缩小和遏制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产业结构向着国家规划的目标演进。(3)中央政府从宏观经济角度为产业结构的市场机制调整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即国家有计划地调节国内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矛盾，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市场诱导向着政府的意图倾斜，从而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上，形成政府意向和市场诱导两者同向化。

2.产业宏观调控的不足。如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产业结构存在“市场失效”等缺陷一样，单纯依靠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进行干预，也有其不足之处，存在一定的“政策失效”问题。(1)政府不可能对整个庞大复杂的经济系统和产业体系拥有及时、充分的信息，因此很难制定出完全切合实际、充分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主体的产业政策等调控措施。(2)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利益问题上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有时在局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而利益上的矛盾难免会导致宏观调控政策上的制定与执行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脱节现象。(3)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节进行引导、干预，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管理成本高昂，而政府能够掌握和支配的财力、物力总是相对有限。因此，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政府从宏观上对产业结构进行直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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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方式的特殊性。企业在一般在调节盈余的时候，采取一些手段，比如通过一些特定的政策、采用会计方法或者用虚拟的资产挂账等。内部市场中采取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这些方法之中，它可以采用更多的方式，比如通过转让内部的股权、已合作的方式投资等，这些都是内部资本市场调节盈余的方式。

2.实施动机的特殊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融资受到约束、管理层谋取私利等现象，在内部资本市场这种比较特殊的环境下，通过盈余管理更能够缓解上面的这些现象。另外，金字塔结构的控股形式，控制权和现金流是相分离开来的，这就更容易使管理层产生谋私利的想法。

二、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1.内部产品或服务往来。企业内部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往往是采取协商定价的方式，内部的转移价格是总部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这就能实现盈余管理。比如，企业的某个分部上市之后，它就拥有了众筹资金的优势，各个分部之间进行交易时，上市的分部以低价从其他分部购入原材料，其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然后再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其他的分部，让自身的利润扩大，这样就能掩饰获取利润的目的。

2.内部资产或股权转让。资产转让这种方式是内部资本市场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比如企业的某一个分部在融资时，由于融资的债务条款对于分部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一分部有不良资产存在，那么它可以先转移到企业的其他分部，直到满足条款，这样可以避免经营不良资产的风险，达到融资的目的。对于内部股权转让，转换前后有一个成本法和权益法，利用这个可以调节盈余。

3.内部资产租赁。企业内部，对各类资产进行租赁时，其价格是不确定的，分部之间可以通过租赁来进行利润的转移。比如土地的使用费，一样的土地面积由于地段的不同，其租赁价格会相差比较大，其他的固定资产，也有新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租赁费用更加的不确定。

4.内部委托或合作投资。当某一个分部在投资时面临着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情况时，可以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总部，以总部的名义来投资，这就是委托投资。但是可以在协议中让委托分部获得大部分的收益，这样，对于分部来说，投资的风险让总部来承担，而自身的收益却没有减少多少，从而使盈余水平提高。当上市的分部要增加股票的发行量但是其收益率又达不到要求时，可以利用合作投资的方式。

5.内部代垫款项。企业内部各个分部的业务关联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其发生的费用比较相近，因此，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代垫款项来进行盈余管理。

三、规范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对策

1.优化总部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在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中，总部的管理者有剩余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剩余索取权，这两种权利不相匹配，这就使管理者可以利用其控股的便利来谋取个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实行股票期权，这样如果管理者想要剩余索取权，那么就要让公司的价值增加，个人利益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相挂钩，这样就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此外，要有比较健全的管理者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要有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

2.限制金字塔多层持股结构。在金字塔这种控股结构下，如果控制链级越长，控制权和现金的分配权之间的分离程度就越大，这就给大股东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所以，股权改革不能只以降低股权的集中程度为目标，降低大股东持股所占的比例，而要限制这种金字塔多层持股的结构，使控制权和现金分配权的分离程度能够减少。美国现在的很多大公司都不是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控股形式，而其他的国家多数都是采用了多层持股的金字塔形结构，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公司之间的征税采用的是多重或者双重的征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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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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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耕地保护 节约集约 生态平衡

近年来，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严守土地红线，严控各种破坏耕地、低效及违规利用土地的行为。而2009年以后，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必将形成新一轮发展热潮，对土地将产生巨大需求。在这种新背景下和新的战略指向下，保护耕地与发展地区经济的将是众多“两难问题”的难中之难。

1耕地保护传统手段陷入桎梏，急需探索创新思路与方向

目前，仅凭储备的耕地后备资源已无法满足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和县域经济、城区经济发展等全省战略对土地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加之耕地破坏严重，粮食安全问题被陡然突显出来。从严控制土地使用，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将是未来国家土地政策的重要方向。

在新背景和新战略下，全省耕地保护的机制和政策创新的总体思路是：要打破现有耕地保护任务层层分解、逐级落实的监督管理制度，按照对全省耕地数量和质量实行“省内统筹、大区域协调、全方位监控”的原则，探索改革耕地管理制度，实施“省内总量控制、突出重点区域”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对保护地区与保护者的补偿，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建立健全长效的耕地保护机制，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目标，进而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实施差异化的区域耕地保护政策

2.1以区域“挂钩”政策为试点，推进省级耕地保护统筹

一是突破原有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开展“挂钩”的限制，进一步探索分别在三大区域内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的试点工作；二是加大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对整理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部分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规划、纳入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节余的指标通过增减挂钩置换给区域内城镇使用；三是利用辽宁各区域内发展水平差异与整理潜力优势，进一步扩大土地级差收益，增强城市反哺农村的力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消除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较低、成本高的矛盾。

2.2统筹实施“占补平衡”，维系区域和谐发展

科学预留沿海地区的发展空间，保证耕地保有数量、基本农田面积不明显减少。合理调剂沈阳经济区核心区域的发展空间，稳定耕地数量与质量，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出现明显的波动。严格辽东、辽西地区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耕地数量绝对不减少，并有适度增加。对于沿海与沈阳经济区核心区域内地级市在各市实现占补平衡能力较弱的，可增加部分跨市域的占补平衡额度，或实施非本市的“占一补多”政策，适度提高耕地补偿系数，弥补本地资源不足的硬性约束。

2.3挖掘非农用地潜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

推进海域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整体出让制度建设，探索填海造地新模式。鼓励填海造地，鼓励利用废弃盐田等废弃地和未利用地，使用上述土地的，可以享受按最低价款30%来确定土地出让价款；对土地利用率、容积率高的工业用地，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对在沿海经济带确定的区域内发展各市选定的优先发展工业项目，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土地级别相应标准的70%执行；对于标准厂房建设的容积率等相关指标超过国家标准的，按1：1的数量给予相应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盘活城市内部存量土地，加强对批而未建土地的监管力度，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量。加强对城市污染严重土地的改造，努力恢复并补充为建设用地。进一步完善城市低效用地的退出机制，将闲置、废弃和使用效率较低的土地开发为新的建设用地，减少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

2.4建立区域补偿机制，加大对耕地保护区居民的补偿

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和政策，加大对实施耕地保护区域的转移支付，尤其是辽东、辽西北地区，努力使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逐渐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增强其开展耕地保护工作的热情与动力。同时，控制该区域人口增长，有序组织生态移民，减少区域的环境负荷，促进耕地、草地、林地等有利于生态功能完善的土地快速恢复。

3变“要农民保护”为“农民要保护”

3.1探索期权补贴新方式

创新当前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方式，通过建设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所发现的价格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预期性的特点，以期货市场形成的期货价格作为补贴价格的参照，政府出资或部分出资为农户购买看跌期权，通过运用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来扶持和“补贴”农业。利用粮食期货价格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结构调整，把现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可选择新民、开原等农业县进行期权补贴试点，探索补贴强度，积累推广经验。

3.2拓展农民投入新形式

引导农民增加耕地保护投入，并从保护耕地中受益。推进农田整理工程，加强免费的耕地保护和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拓宽农业低息贷款发放领域、范围与额度等，引导农民积极开展或参与耕地整理，树立长久保护耕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意识。

3.3推广互助组织新模式

要选择适当规模的乡镇或村，以老党员、老干部、村干部或村民小组长等为代表，自发成立耕地保护组织或协会类民间团体，利用成员来自基层民众的特点，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当地农民保护耕地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明确土地权利人保护耕地的义务，调动全体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实现农民知法、守法并协助执法的良性动力。

4保护耕地与保护生态并举

4.1增添生态耕保考核指标

要在实施耕地保护中，不仅加强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平衡考核，而且要加强生态功能修复指标的考核，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可以在辽东山区、辽西生态脆弱区进行先期试点，加入生态平衡测算指标，统筹耕地保护任务。

4.2恢复耕地生态功能

第一，加强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土地整治。在辽西生态脆弱地区，优先安排兼顾生态与提高耕地质量的项目。加强对抚顺、阜新、本溪、葫芦岛、鞍山、营口等进行煤、铁、钼、硼、菱镁等矿产资源开发地区和部分灾毁耕地的复垦，防止地质灾害并增强生态容量。

第二，加强耕地污染防治。重点防治沈阳、鞍山等传统工业区周边因工业“三废”排放引起的土壤污染；防治东部山区、水源上游等区域农药和化肥过量施用引起的地力下降；防治阜新、本溪、北票等地区矿山废弃设施、尾矿等对耕地的占用和污染；防治城市及中心城镇生活垃圾无序堆放引起的污染等。

第三，加强耕地水土流失的治理。对于辽宁东部山区、中部平原区和西部丘陵地区因地制宜地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减少水土流失对耕地的破坏。

4.3加强土地生态设计

要在研究辽宁土地类型结构和演替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学原理，从促进土地向正向演替的角度出发，建立由人工调控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复合的土地生态系统，并在其运转过程中使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互促进，从而不断地从土地取得更多的物质财富。

5部门合作、齐抓共管

要跳出单独由国土部门开展保护耕地的局限，制订多部门合作的耕地保护政策管理体系。突破目前的耕地保护工作只局限于国土系统束缚，建立发改、财政、农业、交通、水利等多部门参与的耕地保护协同机制。让更多涉及土地开发利用的部门（如交通、林业、农业、海洋、草原等）熟悉并了解全省耕地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协调国土部门统筹使用与耕地保护、土地开发利用相关的资金，统筹投入进行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逐步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部门预商和会商制度，通过定期和不定期举行的协商，全面统筹需求与保护的问题，增加预期处理的能力；加强监管的通报制度建设，充分利用各个部门基层监管力量，对各类违法、违规破坏耕地的行为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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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经济法与行政法是独立的两法律部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本文从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的角度来比较两部门法中国家主体的不同，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是积极主动、创造性的;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从社会法之角度指出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边缘上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法的概念提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与行政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有纷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经济行政论”，这一理论认为“凡是基于国家公权力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所以经济法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1]”。该理论的形成基础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但两部门法中国家权力介入的角度是不同的，通过分析经济法、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可以比较出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不同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截然不同。

一、国家、国家主体

国家究竟是什么?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对国家的描述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法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清晰的答案。但直到19世纪马克思才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国家的真实本质，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架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突出，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可见，国家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次，国家是为缓和冲突而产生的。国家主体指当国家在行使上述概念中所体现的职能时，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即职权和职责。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两大特性的。主体的法律性指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若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加入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主体的社会性是指虽然法律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但是法律规范确定什么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任意的，法律规范不是确定法律主体资格的最终根源。立法者不能任意规定法律主体的范围，而要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物质生活条件决定[3]。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其最终决定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虽然国家的职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部门内，国家主体的地位是与具体的法律部门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法与行政法中虽然均有国家作为实质主体出现即国家授权其代表机构行使国家职能。但由于两部门法的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不同，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地位是显著不同的。

二、从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

经济法的概念1755年即提出，当时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断，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即“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的利益，而以其勤劳及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4]。”这种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发展迅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经济个体对经济整体与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了，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可以避免外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不受其他经济个体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5]。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中是盲目的，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预见到其个体行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体逐利行为的总和已经成为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破坏。此时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社会大生产的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主动干预社会经济运行，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回应。

下面让我们分析行政法的产生背景。行政法最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799年，法国共和八年拿破仑一世时期。当时由于普通法院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改革心怀不满，存在着对立。所以拿破仑一世设立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此制度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法国行政法院[6]。而独立的行政法部门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随着“行政国”的产生而产生的。关于行政国，韦德谈到“现代国家不再限制于防御、公共命令、刑事法律以及其他总的事务，而是提供细致的社会服务和承担很多人们日常商业事务的管理。国家控制了主要命脉，也给自己增加了各种新义务，和这些新义务相关联的必然产生新的权力[7]。”可见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涌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增设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以便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进行确立和保障。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其被滥用的危险增加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威胁增大了，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基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本性，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形。社会必须创立一种机制，在扩大行政权的同时，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制约，使之正当行使而不致被滥用，这种控制和制约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法。

从以上两法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职能的触角延伸了。但毕竟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原因是不同的。因为经济法是应个体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而行政法无论其萌芽和独立部门法产生，其原因都是出于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行政权之扩张的认识和防范，出于对行政权之限制、控制而产生的。所以必然地两法之中，国家主体是不同的。首先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的出现，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是应经济的需求，是积极主动的。国家主体的出现创造了各经济要素良好互动所需的自然秩序。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为了维护经济的秩序，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行政法中，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防止其对已产生的自然秩序造成破坏，行政权力是被控制的。所以国家主体虽均在两法中出现，但它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法的本质比较

法的本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指一法律部门区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内在规定性。经济法与行政法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故两法律部门所优先保护的利益以及追求的均衡秩序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它们的本质也是不同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最初目的是为防止市场失灵，应国家干预经济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假如市场的确是造成浪费、无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担保国家行动的结果确实符合它进行干涉的目的呢[8]?”事实证明，政府失灵是同样存在的。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深了，而经济生活对国家干预的依赖也强了。这些无疑暴露出了国家干预的局限，首先是政府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机制的局限;其次是政府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市场是判断能力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使政府发生决策失误，并且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源中心，其许多决策行为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经济法的本质被重新定位为协调“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法律。经济法被界定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也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及至禁止[9]。”

关于行政法的本质的探讨，从18世纪提出的“控权论”到20世纪初的“管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平衡论”，是一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控权论”里行政法的本质被界定为:“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10]。”这种理论由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在行政法理论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界才兴起了强调行政权力优越性忽视个人权力的“管理论”。但随着社会进步，忽视个人权力的论述没有了社会基础，“管理论”也很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衡论”，它强调行政法的本质是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建立和维护民主与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的法的秩序[11]。 转贴于

由上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理论的变迁，可见人们对两部门法的本质的认识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无可否认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此时成为平衡杠上的两个端点，平衡支点便是经济法，是经济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为市场调节机制创造最好的自由竞争秩序环境;另一方面又防止国家之手的失灵，使国家调节市场有度与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旨在提供良好秩序，以保证各经济要素能自由地在市场机制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其调节手段必须限于间接的、普遍的、宏观整体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个体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地位。

而行政法作为关于国家行政权的法，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得。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现实，最常行使的权力。行政权可以直接地、具体地介入影响具体个体的生活，并且行政管理的效率要求使行政权本质上是自由裁量权。可见行政权作为以国家为后盾，以自由裁量权以本质，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权力，其一旦不受约束或仅仅是约束有一些疏忽，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无论行政法理论如何变迁，有效的但必须是节制的行政权是构建整个行政法体系的逻辑起点。虽然平衡论是寻求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但实质上由于双方地位的悬殊，其平衡状态也必然以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为前提。故行政法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

四、结束语

上面的论述，只是试图从国家主体之角度来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以界定经济法是独立于行政法的独立的法律，并以此来回应“经济行政论”。同时也要看到两部门法的天然联系，例如:二者在经济生活牵涉面上的重合，调整方式上的相互配合等。另外20世纪以来，强调社会本位的社会法悄然兴起，并日益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理论基础即: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法成为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法的社会法特征日益彰显，强调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并要求以社会自治为调整手段和强化社会责任。而由于社会行政的日益崛起，公共管理社会化使政府的管理范围收缩，行政法将一部分职能逐步交给非政府社会化组织承担，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12]。可见，经济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二者在边缘地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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