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农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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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2]中国经济网[EB/OL].,2005-10-20.

篇3

(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整体发展，使投入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实行了新的分配办法，彻底打破了大锅饭。

政策的改革也使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结合的体系，保护了农民的既有利益，激发了农民的耕种热情，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政策的改革实行了新的分配办法，取消过去的统派购制度，建立了最新的合同定购制度，大力的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使农业不断的增收，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所享受的各种权利，使过去大锅饭的发展方式得到了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真正意义上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为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发展思路，从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高效发展。

(二)加入创新的机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现了公平税负，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

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加入了创新性的机制，使农民因素和政府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使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更加融洽，并通过宏观调配的方式，使农民认识到现有机制的优越性，使农民能够主动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动配合政府的管理，不断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的热情，使生产得到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政府通过机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不再为日后的生活担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生产，逐步带动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现了国家的公平税负原则，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和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吻合，使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够保持平衡，从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农民更好的发挥了服务功能，在不断生产中能够发挥自身的最大服务价值。同时也发挥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使政府通过农村机制的改革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并把政府、农民、其它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农村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分社，政企分开，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中要改革管理体系，使公社管理的弊端从根本上得到改革，使传统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得到处理，要实行政社分社方针，分清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主动调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好的体现政府的职能，也能带动社会组织的高效发展，逐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并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坚持政企分开制度，要协调好政府和各企业的管理，要把政府和企业管理权限划分开，使政府和企业可以发挥最正确的作用，也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实现既有的发展目标。要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通过加入集市贸易政策使生产的粮食能够及时的投放到市场中，不断提高粮食的流通效率，把粮食流通到各大城市内，使城市的群众也能够享受到粮食丰收的成果。政府要组织农民自发的组建成销售组织，定期到城乡集市进行粮食销售，把粮食销售到城市的市场，从而带动粮食的生产。政府要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要限制政府禁止的市场行为，使粮食能够合理流通到各市场，为农业经济管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市场和流通环节上的保障。

(二)允许和鼓励多种农业经济形式，要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政府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形式，要把经济的发展方式向多渠道方向扩展，使各种形式的经济内容得到有效的反馈和利用，政府要协调好各经济形式之间的管理，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各非公有经济组织能够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发挥自身对经济和市场的促进作用，要加大对生产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管理，使公有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都取得最大的发展。政府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通过对科技制度的推广，使农业发展有了科技上的保障，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能够发挥科技对制度的促进作用。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职能，把管理体系向科技化和服务化的方向扩展，主动发挥科技和服务的作用，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分层次进行管理，并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采用最正确的服务政策，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

三、总结

篇4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 财务管理 信息化

一、前言

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在体制改革之后所得到的产品，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金融服务和支持，已经成为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而财务管理是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基础，是一项直接对农村商业银行资金进行发展规划、流通预测、监督控制的工作。提升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有利于降低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成本费用，实现精打细算；有利于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减少财务损失；有利于提高农村商业银行内部资金的利用效果。本文就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

二、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务管理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其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为农村商业银行管理层进行各类决策、考核时提供信息依据，进而满足内部管理的需要；第二，为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相关财务信息，进而以此为依据来严格控制农村商业银行的日常经济业务，对其经济活动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规范，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在农村商业银行日常管理中，财务管理往往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财务管理理念陈旧

第一，成本和效益统筹理念差。有些农村商业银行还没有严格执行规范，积极推进定额管理和成本核算工作，难以满足提高经营效益的目标；第二，忽略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内容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直接关系到农村商业银行能否良性发展；第三，没有较好地进行会计信息披露，很多农村商业银行领导之所以不重视会计信息或者不充分利用会计信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会计信息披露程度不够、质量不高，甚至还很难给农村商业银行领导提供有用、简明、适时的会计信息。

（二）财务管理方法选择不合适

财务管理方法有多种，包括预算目标财务管理法、经验财务管理法、价值分析财务管理法、目标财务管理法等，各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有些农村商业银行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合理选择适宜的财务管理方法。

（三）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

信息化应用是推动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强大动力，而信息化应用的核心和重点是财务管理信息化。财务资金管理失控、财务信息失真是很多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目前来看，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功能单一、规模较小，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提升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的途径

（一）积极推进定额管理和成本核算工作

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是定额管理和成本核算，它们也是衡量一个经济组织约束机制、内部管理是否科学、规范的重要标尺。费用定额是为财务管理、成本核算服务的，是建立经济责任目标和内部财务控制的依据；而成本核算是强化经济责任、堵塞漏洞、反对浪费的主要手段。例如：在考核农村商业银行下属基础单位的费用支出时，首先要对该单位某一时期的费用总额，基于有关定额计算来进行确定，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责任指标；然后，要按季度或者按月份来对各个费用项目进行核算，编制出详细的成本支出分析表，找出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单位成本等指标增减的原因，重点分析量化指标（如边际利润、边际成本、盈亏平衡点等）的变动关系，提出相应的建议来实现这些阶段目标；同时，还要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议来制定措施，寻找差距，持续改进。

（二）规范内部财务基础核算方法

提升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离不开对核算方法进行规范。财务基础核算的内容和方法很多，但是农村商业银行务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理、科学、适用的财务基础核算方法。同时，农村商业银行的固定资产数量较多、金额较大，那么还要将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做好，将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与农村商业银行独特特点相结合。另外，农村商业银行基层单位的财务基础数据所涉及到的内容广、项目多、数据繁琐，因此，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部门必须要对各类财务基础数据表格予以规范，做到一针见血、言简意赅，这样使得表格能够易于填写，具有可操作性。

（三）高度重视内部财务控制体系和会计信息工作

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是保证农村商业银行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为了能够对农村商业银行内部资金使用审核审批制度进行更好地完善，农村商业银行应该制定完善内部审计、拨款报账审批、预算资金使用等规章制度。为了能够更好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应该将农村商业银行内部业务会审、财务会审及重大决策会审全部纳入内控系统进行管理，未经内控审核的事项一律不予通过；同时，将已完善的制度汇编成《内控制度手册》，运用内部信息网络平台、门户网站、内网系统向全体员工推广，还不断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培养，使全单位上下充分认识内控工作的重要意义，自觉学习、遵守和落实各项制度。

同时，会计信息披露是会计工作的重点，针对这种现象，应该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要深入开展“呼唤会计诚信”活动，大力倡导“不作假账”、“诚信为本”、“坚持准则”、“操守为重”。第二，要对广大财会人员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争做负责任的部门、负责任的人。第三，要坚持“强化服务”、“参与管理”、“爱岗敬业”、“客观公正”、“诚实守信”、“提高技能”、“坚持原则”、“廉洁自律”，要有效地利用会计信息，努力营造出良好的会计氛围。

（四）强化职业道德教育

农村商业银行应该高度重视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组织财会人员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到警示教育基地参观，观看警示教育片，以剖析反面敲响警钟；另一方面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邀请专家以及上级单位领导对财会人员进行法律知识的讲解，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提高财会人员拒腐防变能力。

（五）选择合理、科学的财务管理方法

要基于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理、科学的财务管理方法。此外，要对所选择财务管理法的重点予以熟练掌握，例如，目标财务管理法中，首先要确立目标成本，然后分解目标成本，接着严格控制目标成本、及时进行成本核算，之后要准确进行成本分析，最后还要及时兑现成本考核。只有掌握了财务管理方法的关键，才能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同时，要更新财务管理理念。第一，务必要站在战略高度来重视财务管理问题，树立起牢固的战略财务管理意识，努力提高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二，农村商业银行必须要有效益驱动的成本观念，要将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与财务管理相挂钩，财务管理力争以实现农村商业银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节约成本。

（六）大力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

1、计算机网络技术以财务资金管理为中心

统一的财务管理软件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是先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的有效载体， 也是监督控制和集中管理资金的必然选择，务必要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来进一步推进农村商业银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农村商业银行必须要以信息化作保障，以信息技术做支撑，在农村商业银行财务资金管理中渗透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作为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

2、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以财务资金管理为核心

从目前来看，很多农村商业银行在成本核算、采购、分销、库存等环节还没有建立起快捷的财务信息沟通方式，多以“人盯人”的监控方式，效果较差。而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够将这些都统统实现，能够进一步增加财务资金管理的透明度， 深化管理工作。尤其是能够以计算机程序固化的方式来执行规章制度，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可以较好地解决监督滞后、监督乏力、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及时的问题。

3、积极推进农村商业银行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工作

财务和业务一体化是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最高层次，这也是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内部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农村商业银行应该结合其实际情况，引入或者自行开发一套适宜的财务与业务一体化软件，逐步实现农村商业银行经营全过程中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数据共享与集成统一，确保能够高效化、规范化管理农村商业银行财务资金。

4、建立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农村商业银行应该投入力量来建立起一套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每出现一笔资金的收支，财务部门要及时将其输入到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可以电子数据形式将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向管理层展现。管理层随时登陆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就可以看见资金流向情况，这样一来，既可对财务管理漏洞予以堵塞，又能够对资金收支的实际情况予以掌握，可对其财务管理进行信息化管理。

四、结束语

总之，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提升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商业银行务必要基于其自身特点，将财务管理的效用真正发挥出来，使农村商业银行能够实现有序、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最终达到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效益、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竞争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啸宇.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模式建构[J].中国农村金融. 2012，22（02）：130-135

[2]周良.资本约束下农村商业银行的转型策略探讨[J].中国农村金融. 2012，22（02）：120-124

[3]常坤.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观点综述[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 2012，18（01）：109-114

[4]刘丽娟，叶琼. 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东方农村商业银行文化. 2012，17（05）：145-148

篇5

一、合同履行中公司与农户的博弈关系

以契约为纽带的“公司＋农户”、公司与农户垂直一体化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农业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博弈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前者所占比重较大，为非合作博弈；后者所占比重较小，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式，为合作博弈。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公司＋农户”中的“＋”是指“订单”或“合同”关系，这种关系中二者是“零和”博弈关系。最突出的问题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两个主体之间的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表现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合同的违约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双方之间的合同的完全守约率仅20%左右，其余80%的合同，要么公司违约，要么农户违约。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时，农户可能会违约将农产品卖给公司以外的他人；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公司可能会拒收合同定购的农产品或者压级、压价收购，违背当初的约定。这种行为的出现，显然不利于农业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合作联盟关系。

二、农户高违约率的成因

（一）公司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远远高于农户一方

一般而言，公司的土地、厂房、设备、专业技术人员等一经投入，就会产生专用性：用于加工大豆的设备无法用来加工蔬菜。而这种专用性本身带来的不灵活性就决定了其专用性资产准租金被农户剥夺的风险很大，也就是说农户违约、对公司进行“要挟”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公司与农户签了收购大豆的订单，到秋收时，农户可能要求提高收购价格(当然是在供不应求时),否则会以将大豆卖给别人相要挟。因为农户很清楚，公司如果不答应，就可能收不上来大豆，而那时即使市场上蔬菜等大豆以外的农产品的供应量很大而且价格很低，公司却因资产专用性的限制无法轻易将加工大豆的设备转换成加工蔬菜的设备，就只能承受因原料短缺而开工不足的损失了。这样，公司就可能答应农户的提价要求，也就是说农户的“要挟”会很有效，这必然纵容农户的违约。而农户一方，虽然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决定了耕地、种子等生产资料在一个周期内专用，牛舍、羊舍等也因无法不花费成本地转换为其他生产资料，使得农户资产也具有一定的专用性。但农业生产的资产专用性相对而言有较大弹性：第一，有些资产只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专用，下一个生产周期很容易改变用途，如耕地，今年种大豆，明年就可以种蔬菜；第二，农户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其专用性资产的金额远远低于公司，所以农户的资产专用性准租金被剥削的可能性和被剥削的损失远比公司小得多，因此农户的违约成本一般而言要比公司低，就必然导致农户违约的多发性、而有经营实力也就是资产专用性较强的公司却不敢轻易违约。比如公司与农户签订了收购大豆的订单后，公司如果因当年市场供过于求擅自降低收购价格，当年可能会获得一些投机收益，但下一年农户就不会再与公司签订单种大豆、可能会转而种植蔬菜，而公司加工大豆的设备却无法在下一年转而加工蔬菜，所以公司会遭受更大损失。

（二）我国农户具有数量多、规模小、高度分散、实力薄弱的结构特性

首先，由于我国农户生产经营单位具有“小、多、散、弱”的组织结构特点，由此决定了即使农户违约，公司也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向千万个小农户讨要赔偿；其次，我国农户的弱质性决定了即使其违约、且令其承担违约责任，也会因农户没有或没有更多可用来承担责任的资产，而令公司方（包括法院）束手无策；第三、政府、社会，包括法律，普遍存在着同情弱者情结，农户违约，很容易博得大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免于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三方面的原因，在农户违约成本很低甚至可以不承担违约成本的现实条件下，农户违约无疑很常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农业产业化中并不适于违约的事后法律制裁，更应从事前控制角度来降低合同违约率。

（三）公司自身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有限，无法提高农户违约的机会成本

公司一般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龙头，只有龙头的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足够强，才有足够的为农户让利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带动农户共同发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诱导”、“贿赂”农户来守约的目的，才能使违约农户因失去公司的庇护而遭受较大的损失――承受相应的“经济制裁”，才能真正增加农户违约的机会成本。而我国有这样能力的龙头公司并不多，既使是国家级龙头企业也未必都具备这样的制裁能力。

三、改善公司与农户博弈关系、降低违约率的对策

（一）诱导农户增加专用性资产的投资

从公司角度而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比直接给农户投资更有诱导性。以蒙牛公司的做法为例，在我国乳业大战中，控制奶源是关键，为培育并稳定稀缺的牛奶原料来源，蒙牛公司通过提升牛奶收购价格、提供周到细致的技术服务等方式，诱导养牛农户对养奶牛所获高利益的预期和对蒙牛公司的忠诚，诱导农户自发扩大奶牛饲养规模、增加牛舍，而奶牛、牛舍都属专用性较强的资产。也就是说蒙牛公司想方设法在诱导农户主动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自愿承受专用资产的不灵活性，自然也就使农户承受了高额违约成本。如合同规定，农户一旦违约，蒙牛公司将拒绝再收购其牛奶，而农户将牛奶转卖给他人是需要转换成本的，尤其牛奶具有容易变质、不易保存的特性，若蒙牛公司拒绝收购，其投入的专用性资产便无法得到相应回报，就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也就是说农户违约的成本就会提高。从政府角度而言，为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可从鼓励专业化生产相关的政策入手，诱导农户进行专用性资产配套投资。另外，农户随着市场观念的逐步强化，自身也有动力加大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获得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

长远看，公司、政府、农户三方，都有促使农户提高资产专用性的动力，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农户违约成本逐步提高是必然趋势。

（二）将公司与农户的非合作博弈关系转变为合作博弈关系

据博弈理论，在目前我国公司与农户的两种联结方式中，“公司＋农户”方式中，二者之间关系是非合作博弈关系，是“零和”博弈，双方都强调个人理性、个人优先决策、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双方冲突较多，违约可能性较大；而公司与农户垂直一体化为股份（合作）公司的方式中，二者之间是合作博弈关系、是“正和”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公正。如果能将双方的博弈关系由非合作转为合作，也就是将双方由合同关系转为股份或股份合作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将双方融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违约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公司和农户变成了股份或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后，二者的利益就由相对独立（甚至对立）变成了统一。

（三）实行多户联保

农户的弱质性，决定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用来担保履约的抵押品，但采用五户或十户联保的方式，其中一户违约，其余所有联保户的财产都得用来承担违约责任，这样就使农户的违约成本提高了五倍、十倍，可有效地使农户的违约动机缩水。这同时也解决了因农户的分散性、弱小性造成的公司无法向千万个小农户讨要赔偿的问题。

（四）公司方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有足够能力使农户对自己产生依赖预期，建立起内部淘汰机制

违约的主要诱因是价格问题，如果公司有经济能力给农户更多让利，使农户真正分享整个产业链条的平均利润，农户的违约动力就会大幅降低。例如，河南宛西制药厂与农户通过订单建立山茱萸生产基地，合同中收购山茱萸的价格很高（公司以其经济实力让农户分享利润），农户享受着巨额收益，但合同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如果农户违约，公司在未来三年内将不再与其签约，三年后即使签约，收购价格也要低于无违约记录的农户。这样就建立起了内部淘汰机制，使农户真正懂得诚信的重要，也大大提高了农户违约的机会成本，使得想投机违约的农户不再违约。但这内部淘汰机制的建立，是建立在公司的经济实力和公司为农户让利的经济意识基础上的。如果宛西制药厂没有能力将收购价格提到让农民心动的水平，或者宛西制药厂尽管有经济能力却仍肆意压级压价，都无法达到建立内部淘汰机制、提高农户违约的机会成本的目的。

（五）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建立“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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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分析了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应对绿色壁垒提出若干建议措施。

当今世界贸易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并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各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绿色壁垒，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特点是形式上具合法性，名义上更具合理性。

一、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农产品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以及环境息息相关，加之农业历来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保护重点，因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出现首当其冲地会对各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当然.作为环境保护和进口限制的共同手段，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以说是利弊共存。绿色壁垒其初衷是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各国通过制定、实施绿色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客观上可以防止不符合环境保护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商品进口，从而有利于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以及环境的改善;同时，绿色壁垒所采用的技术标准通常是以先进的环保技术为基础，通过绿色璧垒的实施，可以促进各国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生产发展。例如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但绿色壁垒对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受控地位。众所周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在环保标准方面的差异，目前只有经济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凭借其技术优势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将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地位，这是绿色壁垒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最直接的利益损害。如美国从1997年开始，强制性地实施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HAGCP)，这一措施使我国对美国的虾类产品出口大大减少。据海关统计资料，1997年我国对美国的冻龙虾出n额由1996年的I203.9万美元减少到56.7万美元，冻鳌虾出口额由23.8万元下降到2.4万元。

(二)绿色壁垒强化了农业环保技术标准，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的优势，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中化学物质的限量苛刻，农业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欠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资源型、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如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传统的出口农产品，其总产、单产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与美国、阿根廷并称为三大花生出口国，199b年我国的花生出口创汇达到3亿美元，而近些年来虽然生产量每年增长，但出口量却严重下滑，出日创汇额徘徊在2亿美元左右，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花生在安全卫生检疫中的关键性指标—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达不到国外标准的要求。我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蜂蜜等，近些年来同样由于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失去了优势地位。自2000年7月1日起，欧盟对进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残留标准，限制和禁止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增至62种，部分农药残留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使我国茶叶出口近年来对欧盟出口逐年萎缩。

(三)绿色壁垒增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门槛，加大了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的难度。实行绿色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绿色技术标准，而且实行严格而又繁琐的进口检疫制度。比如，美国在进口管理上，除了坚持实行原有的注册认证制度外，近年来又实行IS09000系列质量认证和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制度，许多指标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三位，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又如日本，对进口大米的检测有一百多道程序。程序的增加和检验费用的增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国外大米在日本市场的竟争力。

二、我国应对绿色壁垒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国外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传统手段将逐渐减少，绿色壁垒将或正在成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绿色壁垒有增无减已证明这一点。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一)加快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除了要大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之外，应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国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二)重视发展环保农业，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保农业以及相类似的生态农业、节能农业、立体农业等农业模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一是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二是重视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全面规划，合理配置、节约利用能源，保护自然资源;三是重视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实行合理轮作、间作套作。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这对于开发我国出口农产品货源、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把发展环保农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建立环保农业基地，促进我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开发。

(三)加强对各国环保法规、环境标志制度等的研究和搜集，建立农产品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为出日企业和外贸部门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通过企业引导农户按照环保标准组织生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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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休闲农业 园区规划 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6-0010-02

黄龙凯泽轩休闲农庄位于陕西省黄龙县界头庙镇范家桌子社区。农庄地形属渭北旱原与黄土高原交界沟壑区，海拔在915.77至1004.70之间，海拔高差为88.93米。农庄内耕地基本为梯田，核心是富源水库，面积约188649O（约283.0亩）。

1 指导思想及规划思路

1.1 指导思想

凯泽轩休闲农庄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示范推广园林苗木、林下养殖、油用牡丹种植、生态养殖的新技术和有机食品生产为重点，以带动生态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按照“标准在农庄、技术在农庄、精品在农庄、效益在农庄”的示范园建设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高标准建设，高效良性运转，构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形成黄龙县休闲农业的新亮点，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2 规划思路

1.2.1保持和维护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恢复地被，为有机食品生产创造条件。总体设计将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保证农庄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荒坡植树，恢复地被是农庄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建设多条生态链进行农业生产，生产过程中遵从原来的土地、原生的资源，保证生产环境可持续发展。

1.2.2开发“体验经济”。仅仅抓住现代休闲的核心问题-体验来做文章，通过农庄的建设，让观光者体验到“回归自然，健康为本”的感受，吸引城市观光者到农庄观光、娱乐、采摘、休憩，认识自然，修心养性，享受自然。

1.2.3注重“科技引领”。农庄将是游客全面了解、认识、体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窗口，是国外和中国文化交流的载体，使游客在农庄内就能体会到世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世界农业发展的形式和动态。

1.2.4传统文化与现代设施完美结合。休闲农业必须注重对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进而形成自己的内涵和气质，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尤其在建筑及服务设施上必须创新，把传统的文化符号和现代的材料、设施设备相结合，既体现地域文化又展现新时代的特色。

2 建设目标及功能定位

2.1 建设目标

通过2年的建设，建成集优质特色园林大苗生产、优质果园、林下生态养殖、生态水产养殖、休闲养生等功能为一体，布局合理、特色突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省内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

2.2 功能定位

以生态农业主体，紧紧围绕农业生产这个核心，开发有机食品、生态旅游、农业休闲养生与教育等功能。

2.2.1形象功能：黄龙县形象重要展示部分，黄龙的生态循环农业、有机食品名片。

2.2.2农业功能：省、市、县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标准化农庄示范基地；省级休闲农业基地。

2.2.3旅游功能：休闲旅游的新景点，结合三产，让游客“吃农家粗粮，干农家细活，享乡村陶然之乐”，体验农业游的乐趣。

2.2.4休闲养生功能：延安、渭南、西安，甚至周边省份人群的休闲去处。让游客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修心养性。

2.2.5教育功能：展示生态技术、现代生物技术、设施园艺技术，让游客参与生产活动，使他们通过实践学习到更加广泛科学的生态知识、农业知识。

2.2.6储备功能：苗木培育基地、花卉园艺基地。

3 布局规划

基地的建设内容和场地现状决定了场地的布局，基地布局可总结为：一心六区的布局模式。一心即管理培训中心，六区包括园林苗木区、有机蔬菜种植区、生态水产养殖区、油用牡丹生产区、民俗民宿体验区、生态林区等。

3.1 管理培训中心

占地7468平方米，约11.2亩。是农庄的核心区域，是农庄主要的管理服务和办公区域，也是进行相关社会培训的场地。管理培训中心也是农庄建筑密度最高的区域，并建设一定的户外生活、生产场地、户外休憩游园。该区域也是农场的主要停车区，服务人员和游客的车辆集中停放于该区域。

3.2 园林苗木生产区

占地面积174375O，约261.6亩。是农庄的主要生产部分，同时苗木的栽植培育也是基地“绿色”的基础，通过苗木基地建设改善基地的生态环境，为休闲旅游创造平台。

特色苗木生产区包括3个生产区，即苗木繁育区、大苗培养区和大规格树种抚育区。苗木繁育区主要用于一些花卉、灌木和荒山绿化苗木的繁殖，一些新品种的引进实验也放在该区。大苗培育区是该区的主要部分，是培育工程用合格大苗的区域，该区以乡土树种为主，结合园林工程大量应用的一些品种，如国槐、北京栾、白蜡、元宝枫、三角枫等。大规格树种抚育区是结合当地乡土树种收购大树，在基地内做移植后的抚育工作，为园林工程提供大规划树种。该区必须安排在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侧，以方便运输车辆和吊车的操作。计划收购大树以茶条槭、国槐为主。结合地形在苗木下层可以作为林下养鸡场所。

3.3 有机蔬菜种植区

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塑料大棚种植，二是日光温室种植。总面积为48969O，约73.5亩。主要用于绿色蔬菜的反季节生产。

3.4 生态水产养殖区

占地188649O，约283.0亩。以富源水库为基本依托，发展水边休闲项目。

结合水库上游的河流开发嬉水项目，也可以适当开发一部分莲菜的种植，供游客体验参与农业的生产。在水域边建小木屋，结合场地绿化，形成室外桃园，供游客休闲、休憩和体验山地生活。

3.5 油用牡丹生产区

占地107825O，约161.7亩。基地地形基本为山地，考虑管理和作为观赏用的需要，每亩选择6000株的种植密度，即全区需要种苗97.02万株。

3.6 民俗民宿体验区

占地46110O，约69.2亩。结合现有村庄，提倡、资助农户发展农家乐，带动农民致富，同时增加农庄活动内容。

企业投资一部分建筑用于民俗文化展示，民俗活动开放用。

3.7 生态林区

占地307333O，约461.0亩。生态林区主要以恢复地被为主体。林木建设以常绿植物和经济林为主，在坡度小、地形较开阔的地方做生态养殖。

3.7.1核桃经济林：核桃种植密度为每亩50-55株（3米×4米）为宜。梯田的间距就是行距，一般一台一行，或隔一台栽一行，密度应因地制宜，灵活掌握。计划发展核桃350亩。

3.7.2林下养鸡区：结合园林苗木区，总占地面积在300亩左右。主要利用基地难以生产的山坡林地进行散养鸡。山坡果林养鸡，可以有效地利用山林的闲置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提高农庄经济效益。

3.7.3林地养羊区：占地面积控制在200亩左右。养羊以相对平坦的林缘建羊舍，以圈养为主，放养为辅。羊的规模为年存栏量1000只，需要建羊舍3000平方米，结合场地及管理、仓储集中饲养区，占地约15亩。以公司加农户的养殖模式，吸纳周边农户加入，以1家养10-20只为好，努力争取到50户左右的专业养殖户，整体养殖的规模可达2000只左右。

3.7.4标准化果园区：结合平整土地，建设标准化油桃园、标准化甜柿园、标准化樱桃园各20亩。

参考文献

[1]何会文，乡村美景乐农家，天津日报 [J]，2013-07-31

[2]董子铭，陕西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D]，2014-05-01。

[3]王晨光，王珏，陕西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农业工程技术（新能源产业） [J]，2014-03-25

[4]李延云，聂宇燕，刘春和等，观光休闲与农业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探讨，全国休闲农业创新发展会议论文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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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区地形上的特点是西高东低，西部分布着高山高原，中部山原和盆地交错，多山地。逐渐过渡到东部的低山丘陵。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上南方山区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大体来说，东南山区比中南、西南山区开发得早，到宋元时期进入大开发阶段，以塘堰为主的灌溉水利广泛兴修，明清时继续发展，这部分内容本人已有专文作了论述。①而中南、西南山区虽然开发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开发的范围有局限，规模也不大，明清时才进入大规模开发期，不仅开发丘陵冈地，高原山地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同时兴修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扩大了水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南、西南山区降水量丰沛，除秦岭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区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粤大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桂黔滇岩溶山区虽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蕴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区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涨，使农业生产常遭干旱洪涝的威胁，故要发展生产就需兴修水利。然而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显著，地貌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各异，致使兴修水利不易。明清时南方山区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设施利用水资源，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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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明清南方山区开发研究”的论文之一。

①本文范围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内容参见拙作《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一文，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区农田水利的发展

(一)湖北丘陵山区和陕南山区

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地貌分属鄂北岗地、鄂东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开发历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带在秦汉时分别修了长渠和木渠，引蛮河水灌田，渠道沿途还与陂池相连。此两渠历代皆有维修。唐宋时鄂北和鄂东开垦加快，塘堰修筑渐多。如崇阳县在唐宋时筑有华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枣阳县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涧9处，号称“灌田十万顷”。明清时除维修原有塘堰外，还兴建了许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县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黄陂县水利亦较发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称：“按黄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万计是利灌溉。”万历《襄阳府志·水利》载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万历时比原额新增168所。该府宜城县的长渠、木渠明清时多次维修，清光绪时长渠灌田4000顷，木渠灌田3000顷，加上东西两山水田，总计有水田11000顷，丰收年能收粘稻百万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州等明清时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县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带，泉水丰富。雍正《湖广通志》卷76称：“京山县地远多山泉，民引泉为机，堰水为业。”还利用温泉灌溉稻田，“其收数倍”③。钟祥县利用猪龙池等泉水灌溉农田百余顷，县西又有5泉灌田甚广。荆门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顷④。

鄂西山区山大林深，以往开发不够，人烟稀少，明清时期才有了较多的开发。北部荆襄地区，明前期进入的流民达百万之多，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其时开垦荒田达143万亩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庆年间郧阳府人口比明万历时增加近8倍，荒地继续得到开垦。山农主要种植旱作物，但在山间平坝和河谷平原也兴修水利，发展水稻。如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以县西北30里的武阳堰、县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历久沦废，明弘治中知府胡伦主持修复。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顷⑥。另有横塘堰等十余处，各堰皆灌溉下种百余石之田⑦。郧西县“山岭之下，多成平坝”，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县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亩⑧。清道光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载郧西县有20多堰，“每堰下种百数十石”，产稻较多。故《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谓：郧西“居民开成水田，连迁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洶阳、山阳诸邑。”竹溪县“川原乎旷，溪流潆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数十石田。水田风景“绝似江乡”，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⑨。房县“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万历中知县朱衣修筑此堰，“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管(涵管)七十余”，以时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万余亩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数十石田不等。同治《房县志·水利》称：“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县虽“山势陡窄，鲜膏沃之地”，但县西宝丰一带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数处，各堰灌溉数石数十石田。保康县因山高谷深，水田较少，然亦建有十数处堰，所产稻谷可供县城之用⑾。此外郧阳府东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滩蓄水堰，灌田数百顷，万历中知州王家业又主持修治，清中叶时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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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卷4《物产》。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湖广二》。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2、352。

⑤《明宪宗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⑦《三省边防备览·民食》。此山区稻田面积以种计，大约一亩地合下种市斗4升，合仓斗6升7合之数，见同治《房县志》。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⑩王世贞：《潵潵堰斗门门碑》，载乾隆《房县志·艺文》。

⑾《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8。

南恩施地区为崇冈峻岭，林深箐密的山区，明代清初，这里多数为土司属地，大部分地方“土广人稀，荒山未辟”，开发程度很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主要种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①，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如雍正末张冲知来凤县，“导浚水源，设甬道(凿山开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为膏腴水田。恩施县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区明清虽有较多的开发，但水利兴修仍然有限，农业以旱作物为主，水田约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陕南山区地貌属秦巴山地。除汉中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水利自古较发达外，其余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得到真正开发。开发大体是从东向西。从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与郧阳地区接邻，明代前期亦是广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时升商县为州，增置商南、山阳二县，又划洛南、镇安辖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进入秦巴山地，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

商州有丹水流过，下通汉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凿险滩以利水运。史称：“丹水自燕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车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③。水利的发展还与擅长种水田的流民迁入有关。《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商州，……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较好外，其余的县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数十亩，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种植包谷等杂粮。

安康地区明代称金州，万历十一年改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迁入，“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遂升为府。清代府属以“汉阴、平利水利为最，安康次之”。汉阴县沿月河作渠数十道，灌田2万2千余亩．清末时有官渠堰19处，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田数十万亩④。平利县有坝18处，引水灌田约四五万亩⑤。安康县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龙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龙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丰堰，两堰共灌田千余亩，至乾隆时灌溉面积扩大到万亩⑥。另外紫阳县、洶阳县清代水田亦有发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称：紫阳县“境内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⑦。

汉中盆地四周都是山县，明清时始兴修水利。南面的宁羌州(今宁强县)，嘉靖初知州李应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亩，获利甚饶。民自是争相仿效，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⑧。清代嘉庆时宁羌约有渠田万亩。西面的略阳县嘉靖《县志》记载；县境四面皆有稻田，东路两河口一带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岭子一带至铁佛寺止，西路横现河至今竹坝石门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带至五行三川止。水稻业的发展必然建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东面的定远(今镇巴县)清代有堰渠多处，灌溉稻田约二三万亩，以九军坝产稻最美。然总的来说，该山区堰渠仍少，故《三省边防备览》称；“讲民食，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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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来凤县志》卷8。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1。

③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⑥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

⑦民国《陕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绪《宁羌州乡士志·政绩》。

(二)湖南丘陵山区

湖南北面为洞庭湖区，东、南、西三面环绕山地，中部以丘陵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呈串珠状排列。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下游地区开发最早，后来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岗地发展，唐宋时期中部丘陵地区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时堰更加发达，还大力设置筒车、龙骨车等灌溉农田，周围山地亦兴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时丘陵地区普遍讲究水利。如宁乡县于明成化间由民谢崇玺等修太阳坝，号称“灌田万顷”(实荫田5千亩)。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凿井挑塘筑堰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叠坝驾筒车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车，脚踏曰脚车，随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时祁阳县在湘江支流祁江、烟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两岸，居民因势乘便堵筑堰坝，兼用筒车引水灌田不下数十万亩．”其他小涧支流皆足以资蓄泄，还凿有众多池塘，“塘田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积超过了堰田。故称“祁阳宜稻，农皆水耕”②。零陵县在明代由知县陈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顷，民赖其利号曰陈公堰”⑧．湘东山地和南岭山地明清时随着大量开发山田亦兴建多种水利设施。清代平江县“重梯作垄”“半岭凿塘”④。醴陵等县“多山田，皆资于陂泽池塘灌溉，惟近河设筒车以荫”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处⑥。攸县因有陂堰灌溉，多种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大豆、荞麦，形成一年两熟制。山上多开成梯田，种植一季稻⑦。郴州不仅修筑陂堰塘坝，还有“筒车之处动以千计”⑧。桂阳州“山顶上皆田，而顶上多泉，并无旱暎之忧”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扬崇任知府，“境内山田多旱，崇亲视渠堰，连岁有秋”⑩。清代时更“勤于垦荒，山麓皆治”，“垦山为陇，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载该府水利：“永明(今江永县)、江华皆赖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较多，江华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较少。……新田山丛地狭，然其南十都为陂五十，其北四都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资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税额多。于永明至八属，山田可通笕引泉者，每种旱稻。法类区田。取水艰者，纯种包谷及杂粮，其用力也少，其收获也逸。”该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资、沅、澧流域：明清时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区外，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在资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阳县铁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县筒车灌溉普遍，在12条资水支流“沿岸，民设筒车壅坝水激之使自环转，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间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见高田水涸禾苗易涸，亲诣田间，相视水道．令民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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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宁乡县志》卷8《风俗》。

⑧嘉庆《祁阳县志》卷4引旧志。

⑧雍正《湖广通志》卷45引(明一统志》。

④同治《平江县志》卷1《《赋役》。

⑤嘉庆《醴陵县志》卷4《水利》。

⑥民国(醴陵县志．水利》引旧志。

⑦顺治《攸县志》卷18《农事》。

⑧嘉庆《郴州总志》卷5。

⑨赵宗文：《教绥民多垦水田论》，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⑩正德《湖广图经志书》卷13。

⑾隆庆(宝庆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县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该府溆浦县早在三国时已开辟序溪(即溆水)一带良田数百顷，成为宜稻之地。明清时水利更加发达。明成化三年当地民覃希纯筑干工坝，灌区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坝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龙湾水灌田四万有奇。”清同治《溆浦县志》称“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还修筑山塘，“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个塘皆如此筑成，类似今之水库。山区的陂在溪流上筑坝，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坝，能蓄积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说明山区水资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较好。明万历末蔡心一知麻阳县，“麻阳多石田苦无水，心一相地势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载：麻阳县有塘堰130余所，芷江县有塘堰泉134所，黔阳县有106所。该府水利设施多样；府境之水“资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凿地而潴水者曰塘，举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转轮激水曰车陂，亦曰车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较多发展。如明成化间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③。然而在永顺府、乾州厅、永绥厅和凤凰厅一带，史称“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④，还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塘堰沟渠很少，筒车和水车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发达。

(三)四川丘陵山区

四川西部属青藏高原，以牧业为主，东部为四川盆地，以农业为主。盆地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中部为方山丘陵山，东部为平行岭谷区．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兴修水利工程，南起乐山。北到绵阳的水田农业区秦汉时已形成。其余地区多山丘，唐宋时得到较快开垦，但多开成畲田种植旱作物，只沿河两岸引水种稻，南宋时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过唐宋盛期，开垦记载较少，但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在川中、川东丘陵区多有兴修山湾塘堰的记载。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开垦山丘地，提倡兴修水利，山丘区水利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宁、富顺、井研等州县都有兴修塘堰的活动。合州在明洪武时修筑塘堰150处⑥．中江县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皋主持兴修陂塘⑦。遂宁县在嘉靖时太史杨名撰有《劝农亭记》，称“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等语⑧。积极倡导水利。富顺县北10里的朱家堰，为明代创置⑨。在井研县，嘉靖时知县萧溥筑高滩、潺泊二堰，其后知县杜如桂兴建塘堰更多⑩。川东明代时只有部分地区水利发展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县，“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赖之”⑾。在江津县，“明嘉靖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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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广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广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⑥万历《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⑧乾隆《遂宁县志》卷2。

⑨光绪《叙州府志·水利》。

⑩光绪《井研县志·建置》。

⑾道光《广西通志辑要》卷4 。

令杨元吉劝农修塘堰车闸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记载：长寿县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丰都县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宁县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县水利兴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户口凋残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奖励垦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穷人如楚陕闽粤之民迁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没土著的现象。康雍时四川弃荒地已得到垦复，乾嘉时进入大量扩殖山丘的阶段，同时积极修筑梯田，发展农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区，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县令黄光灿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区②。仁寿县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华阳、彭山、仁寿3县田14 000亩③。资阳县“县属水田全藉塘堰以资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车为最。”咸丰《资阳县志》载有塘堰26座，而筒车堰仅资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内江县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资州的水利情况。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载所属犍为县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荣县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远县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绵州、潼川府发展塘堰较多。绵州在乾隆中开翥鹤堰，灌下游山田数万亩；嘉庆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万亩；还有史君堰，亦灌田l万亩⑤。潼川府的三台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绵及其子熊升龙先后建成惠泽堰，灌溉潼绵二属田16 500余亩⑥。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知县沈昭兴倡捐修复永成堰，计可灌田2万亩⑦。射洪县在乾隆二十五年由县令何辰主持修广寒堰，堰坝用石砌成．石缝熔铁汁灌之，溉田3千亩⑧。光绪《蓬溪县志》卷11载县内有堰沟241条，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县刘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宁县西南有广济堰，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施士狱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约灌田万亩。县东北有永济堰，乾隆九年知县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杨渡坝田2万余亩。乾隆时全县共修堰130余处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乐至县，劝民开沟筑堰。道光时统计乐知全县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县令江伍圆谕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处⑾。潼川府一带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区．清代努力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川中其他州县，清代亦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繁不胜举。

川东地区；长江从该区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时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其中以重庆府水利兴修最多。在巴县，雍正元年开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⒀。乾隆时知县王尔鉴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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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

②光绪《井研县志》卷4《建置》。

⑧光绪《资州直隶州·水利》。

④嘉庆《内江县志》引旧志。

⑤同治《直隶绵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国《三台县志》卷2《堤堰》．

⑦光绪《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宁县志》卷3《水利)。

⑩道光《乐至县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县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厅志》卷2(水利》。

⒀民国《巴县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182，旧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县，乾隆十九年单思迈知永川，筑堰300，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700余，塘2800余处，水利从此大兴”②．在江津县，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义、二十九年黄正澄先后奉文陆续新修渠堰97道，开筑新塘238口，补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县计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县)。嘉庆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县清代时塘堰少，就架设龙骨车灌田。如定远县，“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⑤。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亦发展灌溉种植水稻。“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水稻多种在平坝地区。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县西的临江市又有水田数百顷⑥。“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5千余⑦。又奉节县在乾嘉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时该府一些平坝地区排水不畅，因此进行了排涝工程．如奉节县南岸齐峨山坝地，巫山县坪垄坝和大宁县(今巫溪县)羊乔坝，四周为山环绕，溪流从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开垦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现淤寒，清代多次进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区：川北水利多数地区从清代始兴。如龙安府石泉县：“民业山，唯种荞麦充粮”，乾隆中石泉知县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宁府的阆中县。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在城东北2里筑石坝．开通济渠，以灌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入渠，济冬春之不足，“环阆旧无堤堰，兹渠成而水利始兴”⑩。东面大巴山区，“连山叠巘，绝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属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时在南江县北大坝地方，筑坝开渠，营治稻田⑾。光绪《太平县志·风俗》称；“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处依山凿田引水作堰，故种稻者三，种杂粮者七。”可见川北地区清代多有开垦，还修筑梯田引水种稻。但因山多而高，粮食作物还是以旱作为主，主要在低处及平坝地方兴修水利。经营稻田。川南叙州府在清代也有开发，各州县多兴修塘堰灌溉，以宜宾、南溪修建较多。其南溪县合堰，光绪间修，可灌田万余亩，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亩。此外兴文县除修堰外，还架设筒车灌溉，架筒车的河称之为水车河。因叙州府为四川边地，清代设屯兵守戌，屯兵亦从事开垦活动。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厅卫守备，令民开垦田畴，教以播种，又在北门外修筑堤堰，引龙洞泉水，灌溉大坝田数千亩，此处“初犹土也”，是种植旱作物的，兴水利后改种水稻⑿。川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清代水利亦得到发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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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县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县志》卷2，光绪《永川县志》卷2。

⑧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民国《江津县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庆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⑦同治《万县志》卷9《地理志》。

⑧光绪《奉节县志》卷8《水利》。

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⑩道光《保宁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实录》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绪《叙州府志》卷6《水利》。

酉阳直隶州，开发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阳州，“教民辟荒菁，兴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该州秀山县巨丰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丰堰筑于嘉庆二年；黔江县据道光六年统计，旧有蓄水塘114口，新开塘58口，旧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泸州的九姓乡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长官司吏目黄飞龙修土地岩大堰，灌田千亩；乾隆十三年长官司任户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亩；嘉庆十六年长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长15里。灌田6百余亩③。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原来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兴利。咸丰《冕宁县志》卷5称：“前此资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导渐多砌堰。”

明清时四川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仍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区水利明代主要发展川中、川东塘堰水利，清代时四川各山丘区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丘区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规模小，灌溉面积仍然有限。清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种植水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气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时期往往缺水，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从雍正乾隆起开始推广“冬水田”种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获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备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实是一种大面积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汇集径流多的地块，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类冬水田称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亩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种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开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区分布很是普遍。《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川东“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道光时王培苟讲；四川“江流不经之处，甚多山田，层累而上，山上可种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顶，层层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积冬水亦可种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发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弥补了山丘区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广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四川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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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②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

③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山川》。

④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5。

⑤嘉庆《眉州属志》卷9《风土志》。 (四)粤桂丘陵山区

广东丘陵山区最早开发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开发加快，兴修水利的记载增多。明代“以中州谪戍之民填实岭表卫所，于是州县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粤之旧”①。当时主要开发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但山丘区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亦有水利兴修的活动。清代一再颁布鼓励开垦山场荒地的政策，于是粤东山丘区普遍得到开发，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坝，并引泉架车灌溉农田。

粤北山区：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间修筑保昌县陂塘9所，始兴县陂塘7所。之后永乐、成化、嘉靖年间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间，南雄知州罗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复14座，新开塘97口，共溉田2．1万多亩③。道光时程含章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乐昌县在洪武二年由知县索彦胜筑官陂，灌田百余顷，清代顺治时改建为石陂⑤。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7统计，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处。西面的连州在明代永乐间筑阳山县黄村陂、连陂、中峒陂、大陂、朝头陂等；景泰间又筑龙板陂。粤北山区自然条件差，水利的兴修使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得以改善。

粤东山丘区：明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如和平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州、饶平县(治下饶)、大浦县、平远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这些山区州县或多或少都有水利兴置。如饶平县嘉靖时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长宁等山邑“作渠导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长溪作转轮车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边的河源县水利以圳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数十百顷，无忧于旱也”⑦。粤东的嘉应州(治今梅县)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开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东南沿山田3千余亩，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长乐县(治今五华县西北华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较大，如周琯圳，位于县南50里，县人周琯所凿，泉流30里，灌田万余亩⑧；镰子角树拦土陂，道光二十一年乡人凌华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见粤东水利在明清时得到较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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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庆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兴县志·陂塘》。

③道光《广东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8。

⑤同治《乐昌县志》卷3《水利》。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34，万历《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县志》卷10《水利》。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6。

粤西山丘区：肇庆府和罗定州有西江从它们境内流过，水利条件较好，开发也早，明清时继续发展。据万历《广东通志·水利》载：肇庆府新兴县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间的有云区陂，灌田60余顷；罗马陂，灌田40余顷；观登陂，灌田70余顷。景泰五年又筑黄莫陂，灌田120余顷。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马菴陂，灌田100余顷；社墟陂，灌田500余顷。康熙《肇庆府志·水利》载山区县的陂数：新兴县陂7、阳春县13、恩平县10、广宁县19、封川县16、开建县31陂共灌田300顷、德庆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顷。以上陂灌溉面积都较大。又据《嘉庆一统志》卷448记载，德庆州还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间。罗定州于明万历五年升泷水县置，领东安(今云浮县)、西宁(今郁南县)二县。此二县“层峦叠障”，多徭僮之民，万历五年设县后，闽广之人多移籍于此，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观知泷水县，已“辟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又开东、西圳，“凿山通圳，绕郭东西数十里”，灌田百余顷②。清康熙《罗定州志·陂塘》载：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 106亩；东安县有陂36；西宁县有陂10，还有东、西两圳。高、雷、廉(今属广西)等府除雷州半岛为台地平原地貌，宋元时已大力开发水利，明清时水利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山深土旷，明清时才真正得到开发，尤其是乾隆后山场荒地开垦迅速，但由于“山岗硗瘠者居多”，“无泉源可资灌溉”，水利兴修仍是不多。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条，但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活动。廉州府弃地更多，水利处于初创阶段。如嘉靖间张岳守廉州，“广为陂池，教民稼穑，当时田畴之利开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载有8个陂塘为张岳倡筑。然清初，因“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当地人民仍“未谙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垦辟成“地”，种植旱作物，而未垦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积极倡导水利，如乾隆时知府周硕勋特雇工匠造水车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车分发到合浦县试演。还募江南熟习农业之人来廉州府城附近开成水田50亩以为倡率，乡民于是得知水田营治之方法，重视耕种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县共承垦水田3 640亩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坝渐多，水田也渐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称：“迄嘉庆至今种田之法更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岭蛹淡田多以灰粪培植，故其收成视常有加。”道光《钦州志·舆地》亦称：“前此不粪不耘，今则先冬犁田以晒雪，当春进粪以插秧，……附山者凿沟筑坝，在原者凿井开池，近水者制车造桔或引灌。”由于讲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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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罗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岛山地台地区：海南岛沿海多台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岭。琼山县因临近雷州半岛，地形又较平坦，故首先得到开发，宋元时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扩大到沿海四周的台地。因“琼郡田多倚山垦辟”，故其水利设施大多具有山丘区的特征。正德《琼台志》有较详的水利记载，以琼山县水利工程最多，有26处，其中迈容车坝，“绝溪筑栅作水车升水灌田千余顷。”此水车应为筒车之类。其次是崖州有17处，其中椰根陂、湳乙沟、水南沟、桶井、达陇沟、埋鹅陂皆各灌田100余顷，仰重沟灌田200余顷。其他州县如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沟(渠)、坝、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几处水利效益较大，如大江，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作堰，架车灌田千余顷；湳丹坝，元末酋长陈荐观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统二年县丞何晖复筑坝，灌田干余顷。又德义泉、那细泉皆灌田百余顷。岛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为便利。有谚云：“东路槟榔西路米，盖郡东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给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农垦荒政策，大陆移民在嘉庆后大量迁入海南岛，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开辟山地。同时黎族所居的山区亦进一步开垦，多辟为稻田。张庆长《黎岐纪闻》称；黎族“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广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区广布山地丘陵。明清时开发加快，明代采取招民开垦、移民屯垦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仍实行鼓励垦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广西，还迁入到桂西少数民族居住区，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开来。由于努力垦殖，广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为733万亩，嘉庆时增到920万亩。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不少陂塘堰坝水利工程。

桂东北山地：明洪武年间先后两次大修桂林府兴安灵渠，恢复了漕运的畅通，并可“溉田万顷”③。永乐、成化间又修筑。清代修浚灵渠达10多次。灵渠是明清时广西的重点工程。府南的阳朔县灌溉也较好。康熙《阳朔县志·田土》中将“田”分为四类，皆有灌溉设施。文中说：“陂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涝旱无忧；车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车激水，潦旱无忧；山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坑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该县小河甚多，故以筑坝成陂引水和架筒车提水的水田占多数。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时开发还不够，到清代时才渐开垦。康熙时“耕作既久，林蓊渐尽，山原旷土，遍布垦种，……无复昔日枭獍之虑。”康熙《全州志·水利》载：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属灌阳县有塘坝陂32座。全州还多泉水，灌田甚多。平乐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带宋代已利用此两江水灌溉田畴，明代因江水泛滥，“两江左右弃田万余顷”，嘉靖间广西参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为石堤以备旱潦”④。清代荔浦县还在濒江之地筑坝架车灌田。有山国之称的富川县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引灌农田，“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溉为井田；平冈汙泽筑堤蓄水留坝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县、平乐县、永安州(今蒙山县)等多利用溪河筑坝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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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处“顷”应为“亩”。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县志》卷1《水利》。

桂东南山地丘陵：该地明清时努力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如梧州府的怀集县(今属广东省)明嘉靖间在怀溪南倡筑僮家陂，万历末被水冲坏重筑，灌田百余顷。万历十年还凿石开圳引天马山泉水灌田。乾隆《广西通志·山川》载怀集县有41个陂塘。该府容县在嘉庆年间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顷以上。同时期苍梧县在江水上筑陂架车灌溉者有6处，共灌田400余顷，另外还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称：“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县)水利亦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农田所占比例较高。光绪《郁林州志·陂坝》载：“郁林州田亩有陂坝水灌溉者谓之陂垌，无水溉者谓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积占田亩总数的40％。与其他山区州县相比，这一比例是较高的。南宁府的横县在明代水利就不错，农田中多塘池，还引溪涧水灌溉。嘉靖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水车)。”城内还设有鱼塘360口。府治宣化县(今南宁市)亦多有水利兴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铜鼓陂(永乐二年筑)、川山陂、龙门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间知府赵良壁又带领民众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开发不够，明清时才得到较多开发，兴修水利记载渐多。桂西又多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土司州县也兴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仅八百余户”，“瘴雾昏塞，薄午始开”，经明代开发后，“今治四野宽旷，轩豁秀丽”，“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矣”⑤。清·道光时李彦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开水田，试种早稻，求是种而栽焉。盖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种者渐多。”并制造水车，取水灌溉⑥。该府宾州(今宾阳县)明清时水利修筑较多。永乐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亩。万历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饶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闸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万历《宾州志·陂塘》载：州有陂66，塘4；所属上林县有陂35，塘3。府南武缘县清代时在8条河溪上筑堰架车，共灌910顷农田⑦。太平府的崇善县“山石绵延，巉崖险窍”，明正德时土官赵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时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筹修平峒水陂。庆远府宜山县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库银2 400两，给各垦户以为工本，在县城东南20里的洛潢河筑坝修堤，到乾隆十九年，“兹堤坝石工俱已告竣，实丈得可垦田六千二百余亩”⑧。然总的来说，桂西开发程度比桂东低，水利兴修也有限。

明清广西水利发展的特点，我们可据嘉庆《广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统计数作些分析。据统计广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 179处(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共55处)，其中河溪沟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车条数73。这些统计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广西水利的特点：①因广西山丘分布广泛，为了拦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为重要的灌溉设施。②广西河流众多，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其余小河小溪更多，这些自然河溪水资源得到了颇多利用。③广西泉水和岩洞地下水丰富，引泉或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数量约占工程总数的10％。④明清广西筑堰架设筒车灌溉发展很快，20多个县都有此设施，广布在桂中、桂东南、桂西南地区。筒车设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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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②谈迁：《国榷》卷10。

③嘉庆《南宁府志》卷3《陂塘》。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苏浚：《广西郡县志》，《粤西文载》卷11。

⑥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早稻之法》。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实录》卷455。

(五)云贵高原山区

云、贵地区高原山地分别占两省总面积的94％和95％。明清以前开发不够。云南惟滇池、洱海坝子一带农业水利较发展，而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贵州省建制较晚，到明永乐十一年才设立行省，建省前经济发展缓慢，水利只兴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贵地区大量设置屯田，移民开垦。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时曾达126万多亩，占全省在册总耕地面积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称：“云南屯田最为重要，……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偏列于原野。”贵州设有20卫，共有屯田95万余亩。明代兴修水利多与屯田有关。清代移入云贵的汉民更多，水利兴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区：明代主要在滇东南盘江流域兴修水利．滇东高原盆地(坝子)和湖盆众多，著名的如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明代皆进行了治理利用，如浚凿尾闾、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涝水，修筑堤坝，开挖渠沟以灌溉农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围)。阳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县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汤池渠和文公渠两项水利工程。县西北引湖水的旧汤池沟，“广不盈尺”，灌溉面积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为了满足屯田灌溉的需要，发卒15 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领，从阳宗海北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6里长的汤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铁池河(南盘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阔丈有二，深称之”①。灌溉宜良坝子治农田数万亩。之后嘉靖年间，由临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汤池渠的扩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县北江头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拦河低坝，又于坝上游开渠至宜良县城下，长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军民田二百余顷”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阳宗海作水源。

抚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县)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与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长80余里。明代除利用两湖水灌溉农田外，重点是治理两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两条流入海口河的山沟牛舌箐和梅子箐两岸建石坝，使山水循轨顺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畅泄，减轻了湖滨农田的洪涝灾情。

异龙湖位于临安府石屏州治东2里，周150里。异龙湖灌溉效益颇大，“计湖上下两旁灌田三百余顷”③。但沿湖农田常遭洪患，需进行治理。明嘉靖年间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闸”，对湖尾间海口河进行整治，筑坝设闸控制湖水的蓄泄。在异龙湖水排入泸江处，隆庆和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县城北3里，湖周长150里，地跨通海、宁州(今华宁县)、河西三州县，湖周围有农田约90 000亩，半数需赖其灌溉。明代对入湖溪河进行疏浚，筑堤拦蓄山水成湖池，以对山洪起缓冲作用。又对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进行疏挖，使湖水顺利泄入南盘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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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显：《汤池渠记》，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县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舆地志》。

④参见《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东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还在南盘江的支流上筑坝，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坝、交水坝，白石江上的陆凉新坝，泸川的永惠坝，弥勒州的构甸坝等。天生坝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盘江上游干流)，明天启间总兵杨禄筑，开有东西二渠，“城南北三乡八伍二铺田亩咸资灌溉，合州水利莫广于此”①。交水坝，位于沾益州城东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坝，起初为土坝易冲毁，宣德十年曲靖千户梅用“率军构木凿石为坝”，建成拦河的木石坝，并增筑石闸，灌溉农田百余顷②。陆凉新坝，位于今陆良县城东的白石江中，明天启年间创筑，清雍正年间在其下游10里处重新修筑，故称为新坝，有13孔闸坝，灌溉22个村寨农田，成为南盘江上最大的拦河闸坝工程。永惠坝，位于广西府(治今泸西县)西4里泸源洞处，即南盘江支流泸川的伏流河段至岩洞出露处。万历二十二年知府主持兴修，坝的两岸开挖两条渠道，附近田地成为膏腴之地③。构甸坝，位于广西府弥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万历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处的龙潭哨、黑龙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拦水闸坝，并开有上、中、东、西4条渠道，灌溉竹园坝子30 000多亩农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区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围)。洱海东南云南县明代所修陂坝灌溉效益较大。如景泰年间，云南县巡行副使周鉴等倡修宝泉坝(今名游峰坝)，位于县城西北20里，可积水御旱。县东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间分守参政石简倡议筑陂凿渠，灌溉县东南平壤千顷。县东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复，又新兴坝、段家坝等也皆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县)有坝淜近20处，“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祯间知府孔元德又筑丰乐溯，聚水溉田岁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时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督促各州县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丽泽开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 000余亩；宜良县在被淹洼地开河5道排水；临安府泸江水因流入岩洞泄水受阻。进行凿石疏河筑坝等工程，解除了田庐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导李浩寨山泉开成大渠灌溉农田等。又临安府之阿迷州、蒙自县，曲靖府之寻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镇南州，东川府，武定州之禄劝县，大理府之云南县、浪穹县，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兴修⑦，从而促进了水稻业的发展。后据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调查，前此滇中已兴水利工程有70多处，工程形式有凿源泉，浚河身，筑坝闸，开堰塘，设枧槽，架水车，筑堤埂，开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职的张允随撰《论云南水利》一文，论述了云南多山条件下水利工程的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区，农业耕作技术有了进步，亦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如开化府多壮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府境泉水多汇聚形成龙潭，康熙七年引府西异龙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龙潭有65所皆被利用来灌溉农田⑧。临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时辟山开成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光绪《云南通志稿·风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可见滇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开辟梯田引水种稻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时开有多条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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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弥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0。

⑦鄂尔泰：《兴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陈宏谋：《请通查兴修水利状》，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6。

⑨《嘉庆一统志》卷488。

贵州高原山区：明代贵州建省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官吏的主持下兴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发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东南有少量水利兴修。如今遵义地区余庆县明代为余庆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置县，建立城池，招抚汉苗开垦田地，始相水势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沟灌田，订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东南都匀府，明代都匀司指挥胡纲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诸田，后人称此堰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员积极倡导水利，如康熙时石阡府郡守罗文思作《堰说》、《塘说》、《塘法》、《坝法》等③，促进了山丘区水利的发展。清代贵州所修水利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分布在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怀厅，共有堤堰、陂塘、沟渠、井泉47处，其中镇远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数干亩”。天柱县东有龙塘，灌田百余顷，岩头坝灌田1 200亩，博皮寨坝灌田9 900亩。实际上清代贵州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远超以上记载数。如天柱县康熙年间就已筑成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 910亩，此外还有清水江、北门江、西江、白水冲以及龙泉、龙塘等天然水资源可资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进，努力设置筒车、木槽等设施灌溉农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轮(筒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养苗溪，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识略》卷1载贵阳府依据水利状况将田分为“滥田”、“水车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带田”等，采用多种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遵义府也运用多样水利措施发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较好。

然而贵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经地表河流的侵蚀及地下水流的溶蚀，大部分地表崎岖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

以上分别对中南、西南山区明清时的水利发展作了综述。水利的发展对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区有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条件，因此山区农业生产亦具有特殊性，这又影响和制约了水利的发展。转贴于 二、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与农业生产

南方山区在明清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表现在垦殖的力度上，不仅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开垦得几无旷土，还大力开垦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从浅山区推进到深山区，梯田多种植水稻，水稻生长离不开水，于是梯田就与水利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由于山区多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山区独特的“立体农业”，而水利的发展也受立体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明清南方山区水利的发展使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因而使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促进了山区各业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区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各地很不乎衡，这对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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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深：《三堰考》，康熙《余庆县志》卷8。

②民国《都匀县志稿》卷4。

③康熙《贵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县志·山川》。

⑤光绪《黎平府志·食货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农具》。

⑥康熙《贵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义府志》卷16。

(一)水利与山区梯田的开辟

南方为了开垦丘陵山地，很早就对山坡地采取“层蹬横削”的方法，修成一层层如阶梯式的田，以种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词的记载。宋元时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广东等丘陵山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种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梯田的发展促使山区水利设施有了增加，为更多地利用山区水资源创造了条件。从以往开发不够的西南山区进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东、川北、川南深山区筑有梯田。川东梯田有不少为楚粤移居之人所开，清后期所开梯田更多。石硅厅“于高山竣岭上随其高下曲折而垦之围有稻田，远望若阶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绪《大宁县志》载：县西南“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②。万源、广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叙永厅、屏山县、雷波厅等山地多辟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积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称云南省“东西迤数千里，重崖复岭坡陀漫衍无一平区，农田皆依山开筑塍隰层叠，随山高下，谓之梯田”③。武定州禄劝县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无半坦倚山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临安府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河流两岸亦开成壮观的梯田。故乾隆《滇南闻见录·地部稻田》称：“山田层级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贵州北部遵义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开辟成梯田种稻。如道光《思南府续志》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贵州开垦的梯田更多。咸丰时吴振械《黔语》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地势稍宽阔处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积雨水和径流，地块稍大的还可修筑塘堰工程。这样灌溉更有保证。从上述可知清代时西南地区梯田及其灌溉面积有较大发展，南方其他地区明清时开辟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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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厅新志·风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齐学裘：《闻见续笔》，光绪《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贤：《谢刺史宗枋传》，乾隆《禄劝县志》卷8。

(二)水利与山区的立体农业

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与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例如在同一山体，山下河谷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半山腰是温带，到了山顶则是寒带气候了。同时，土壤、水资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带性分异，因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异，构成山区的“立体农业”，这既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决定了水利设施的多样性。

由于水稻喜热喜湿，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灌溉、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亦主要兴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则主要种植旱作物，发展经济林和畜牧业，很少兴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厅志·风俗》载：“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春种夏耘秋获，高低气候不齐成熟各有早晚。低处田宜稻种不一，地宜御麦俗名包谷种亦不一。田则依山泉溪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麦油菜为小春，春种春末夏初收，连稻谷岁二登。半高处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处无田，地宜洋芋荞麦种皆不一，岁止一登。……高处穷民悉以洋芋为食，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道光《(广东)广宁县志》卷12称：“农有二类：在山者为山农，种旱禾、种蓝靛、种姜、种瓜、种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艺稻者。耕水田者为平地农，止以种禾为事，岁两熟，俗呼两造。”水田的灌溉设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当山峡溪涧累石障水以资荫注。间有田高于水者，则作车系筒旁，设木槽车轮，因水激荡施转如环，其筒下则平，能贮水上，则所贮之水，倾入木槽，因而顺流灌田，一车之利可及数十亩。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峡无围基之筑，岁或旱潦被害恒轻”。邻近的封川县将田分为6类：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泽灌之。山埇田者，山沟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顶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濒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滨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势的差异，使水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设施亦随山区地形地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见山区的立体农业对水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时随着垦殖范围的扩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开山种植杂粮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开垦初期增加迅速，之后开田种稻渐减少，即是说山区开垦由于地势的限制，在进入开垦山地阶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将会增大，兴修水利也将更加艰巨。因此，山区的农业优势适于多种经营，既要努力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林副业和畜牧业。

(三)水利与山区的粮食生产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区得到迅速开发，而努力开垦土地发展粮食生产是这一时期山区经济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适应南方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加上产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区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扩种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如湖北荆襄地区，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定居，他们“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清代更努力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据不完全统计，嘉庆时郧阳府有灌溉设施的水田约有20万亩，总水田面积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计有50万亩，而明代洪武时该地区的总耕地数才15万多亩③。又如四川川东明清之前水田较少，清代由于农田水利和冬水田的发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宁县(今开江县)在清后期，“泽农居十分之七，故以水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陌注满望若平湖。其傍山麓与高阜处名曰螃田，同时亦潴水”④。该县水田已占到农田总数的70％。广西、广东、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地方官员劝垦水田、督修水利之举。广西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稻田面积扩大后粮食自给有余，东可以运往广东供民用，西可以调到云南作军粮。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区水稻业很发达。如永州府永明县塘堰水利发达，稻米生产多，其桃川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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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县志·舆地》。

②同治《郧阳志·风俗》。

③天顺《襄阳郡志》卷1。又《三省边防备览》卷9称“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嘉庆时郧阳府有耕地494万余亩。

④同治《新宁县志》卷3。

米每年输到梧州、佛山不下万石①。该府“祁阳县农务，全在稻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②。稻田多赖有发达的灌溉事业，仅在河流上筑堰坝。兼用筒车灌田就达数十万亩，还开有众多的池塘，灌溉面积超过了堰田。可见水稻种植与水利兴修是相互促进的。在云南北部因为降雨量偏少，还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丽江府志·风俗》载：“十二月……农人引水灌麦”。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对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据近人分析：贵州遵义附近有灌溉之水田与无灌溉之水田，每亩稻谷产量相差达40％③。明清时情况应相同。可见兴修水利是山区粮食稳产增产的一有效途径。

(四)水利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时南方山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水利的发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是山区粮食生产的基地，兴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区还成为商品粮输出区。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发达，出产粮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区坡度较缓，海拔不高，明清时也得到很大开发，为了发展水稻生产，努力开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积径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区明清吋大力开发，兴修众多塘堰发展水稻生产。但有一部分梯田因无灌溉设施，是为雨养田，也称为雷鸣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时往往改种旱作物，成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条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积仍较大，这一状况在南方山区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区有许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带外，这些地区垦殖的山地以旱坡地为主，几无水利设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如湘鄂西山区、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等明清时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经济仍较落后，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仍流行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总之，明清时南方山区因各地的地形地质、气候状况、水土资源、开发程度、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水利的兴修是很不平衡的，这使山区各地的差距进一一步拉大，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甚至对今日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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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永明县志·农事》。

②宣统《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永州府》。

③民国《遵义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锷撰)。

DEVELOPMENT OF WATER-CONSERVANCY WORK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MING-QING PERI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