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行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经营行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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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安排公司治理短视化激励机制

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种私有产权的分离和让渡，使公司从指导对生产活动和技能的大规模专门化中获取了收益，但收益增加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特殊成本一成本。成本是由一系列问题所引起的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的偏差所产生，因而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问题的产生归根究底源于交易的成本存在着差异，现论将个人效用函数融合进企业理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通过设计交易费用较低的产权安排对人进行激励与约束，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但同时经营行为短期化也作为副产品伴随而生，我们将从制度设计的缺陷上剖析这一问题。

一、企业产权安排上的缺陷

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能够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当企业存在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此后的阿尔钦、德姆塞茨关于生产的的理论，威廉姆森关于现代公司组织和治理结构的理论奠定了企业的契约性质的基础，契约的当事人是由各种不同投入要素所有者组成的利益团体，每个团体都是一个自利的组织，有着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行为动机。

然而现代企业制度是按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模式设计的，剩余索取权归属于股东。介于亘古以来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传统的企业理论都认为企业的所有权是归属于股东的，股东是契约的主人，掌握着契约的主动权，而其他资源所有者是人即雇佣者，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被期望能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从而体现了“资本中心论”及“资本雇佣劳动”的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是所有者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投资于生产经营的经济价值，具有无限增值的本性”。资本的这种特性赋予了它的所有者无限攫取回报的权利。在企业中，利润的创造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环形线，最终回到财富所有者――股东的手中，就是说股东一旦投入了资本，只要企业持续经营下去，就可以永远享受其剩余收益。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不再是财产资本的王国，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雇佣劳动，也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而是资智混合型企业。一个新兴的阶层即经理人(也有称呼为金头脑)阶层的出现并在企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客观上要求现代企业产权格局的重新安排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构造性无知，人力资本具有高度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财产资本所有者同样承担了企业风险而成为一种特殊资源，而且前者的风险更高，因为人力资本无法通过分散化化解风险。因而企业不应再只属于财产所有者，而应由各种为了生产力的提高而聚集的特殊资源的所有者共同所有，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相应的剩余索取权也应由他们共同分享。然而虽然现行的激励机制赋予了公司经理人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但难以改变其“高级打工者”的地位，他们始终是受雇者，而出资者掌握着主动权，经营者被动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实现出资者的目标，以实现自己的期望效用。经营者所获的激励只是由于满足了雇主而领的赏赐，是雇主付出的成本，这一点可以从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上看出。现行报表结构将股权激励列为“费用”，因为基于传统的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而将企业所有权归属财产资本出资者，这样，用在经理人员身上的激励成为企业价值的抵减因素。很显然，企业价值提升与经理人员的个人效用不可能完全统一到一个层面上，经营者为满足私欲而做出有损财产资本出资者的决策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将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提升为企业的所有者，那么两种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目标均可落实到企业这一实体上，企业价值最大化便成为增加私人财富的共同途径，相应的成本也会降到最低限度，经营者所获得的报酬不再是作为企业价值的对立面而列入费用，而是剩余的分配回报给所有者。另外，若将人力资本所有者纳入企业所有者体系内，可以形成相互制衡，解决无人监督，以及给监督者造成的“治理失效”及核心决策者受腐蚀而导致的一方侵蚀另一方利益的现象。而且，这样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增加自身投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值。而这一点单靠财产资本是难以实现的。

二、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一)资本的短视化

据有关调查，美国经营者关于企业目标排序第一位是资本利润率，其次就是股价上升，第三是市场占有率；而日本经营者则认为第一是市场占有率，其次是资本利润率，第三是新产品开发，最后是股价上升。显然调查中显示了美国与日本企业对于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的侧重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可由两国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来解释。现代经济学最大的演变就是将制度引入经济分析中，认为制度的功能在于引导人的经济行为，节约交易费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企业经营短期化作为经理人员逐利行为的一种经济后果，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现行的“以资本为中心”的治理结构，无论是按照资源的专用性及安全性进行划分的公司治理理论，还是认为是长期要素雇佣短期要素的企业性质的思考，都赋予了股东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帝王地位，但是纵观近几年的资本市场发展，那种“神圣”的资本透露出明显的短视化倾向。在美国具有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权及高游离性资本，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使众多小股东由于影响力微弱而不去关心企业经营，机构性人作为“被动投资者”主要关心公司付给他们股利的高低，而不是企业经营的持久性和实力的强弱。股东们主要参照季度报告采取“用脚投票”的办法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该股票，股市成为公司治理的真正力量。而股票市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流动性，即将投资转换成现金，实际中只有新股发行时投资的资金才能进入公司。在股市上成交的大部分是股票交易的份额。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指出，股市上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人们对企业投资前景的信心，而是他们对下一期出售价格的短期预期，他们估量的只是下一期别的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这给企业的经营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经营者必须注意季度报告即短期盈利，传递给经营者的信号就是要在短期内实现股价的提高或盈利的增长。可见，企业的行为受股东特别是分散的众多小股东和一些法人持股机构利益导向的较强约束，因而导致了其行为的短期化。在日本，独特的法人持股结构赋予了经营者充分独立决策的自由空间，股东们无论是“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都显得疲软无力。日本公司股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所有者，没有西方现代公司中股东那样的经营监督权，也往往不能从公司中分得较高股息，而交叉持股也使各法人之间可以相互压低股息，以更多的运用内源性融资，减少与资本市场的摩擦。这样经营者可以选择自己的长期经营战略运筹帷幄，而不必

为股价的升降忧心忡忡，从而避免短期盈利的困扰。今天，日本的经营者一般不能大量拥有本企业的股票，法律禁止这种行为。日本企业从来也没有向企业经营者大量送股给予优惠购股的特权，经营者可以不把所有者放在心上，能够超越西方企业的短期视野，把发展这样的长远利益作为企业优先目标。另外，“年功序列制”，内部工会整合了公司与全体职工的利益。内部摩擦冲突最少，共同利益最多，容易达成可以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发展，不断扩张的一致性决策。

(二)激励机制的缺陷

现行的激励机制是以传统的财务目标为导向，通过财务指标的实现程度据以实施奖励。这种激励模式是一种事后反馈式的补偿，缺乏长期业绩的激励动因。首先，目前企业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那些用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无法量化的无形资产上，如顾客关系、人力资源、技术诀窍等长期价值驱动因素。这些要素的构建需要耗费大量的投入，而其收益却是滞后的，这样在考核期内不但不会使财务指标值上升，而且还会由于成本的上升而使短期内财务业绩下滑，经营者就会失去奖励，因而他们是不会有动力去进行这样的投资的，每一届经理人员只关心他在任期间的业绩，他们的经营轨迹呈现如图1所示的情形

这种以财务指标为评价依据的激励体制作为一种对过去经营数据的评价，只能获取滞后指标，不能及时具体捕捉到最近乃至更远的一个会计期间企业经理人的行为，给企业创造了多少价值或者对企业价值增长有什么破坏性影响。对于今天和明天为创造未来财务绩效而采取的行动，财务绩效评价不能提供充分的指导，遏制了价值增长的源泉，要想造就长久不衰的老字号企业是很难的。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改变现行单一指标激励制度，实行综合绩效评价，以战略为导向，按照企业价值增长的动因进行激励，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前置性的非财务指标与滞后的财务指标相结合。另外，对经理人员实施激励时要根据其所制定的目标难易度及实现程度而给予奖励，充分考虑管理者的行为如何影响这些业绩变量及业绩变量如何转化为管理者报酬，而不是仅仅根据指标数值，否则的话与一般的财务绩效评价就相差无几了。这样实施的激励需使每一届管理者都要为下一届管理者考虑，使整个企业的经营轨迹呈如图2所示的不断上升的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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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将自己的经营行为尽快调整，主要还是企业的营销战略要完成转移，思想上要有准确的观念转变，我们的许多医药企业喜欢在等待中度过，就象企业的GSP　GMP达标一样，是一种变革，如果不极早完成，那就要被市场所淘汰。企业经营行为的转变要在各个地区做好对应的准备，医药分离是各级医药卫生主管部门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医药企业不可小视。

企业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间的医疗体制改革不同特点

由于我国的医疗体制是层级的，各地卫生医疗改革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进行的，所以在医药分离的体制改革中会出现不同的局面，区域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也会不一样，医药分离可能在不同地区进行试点阶段，目前在医药分离的试点中，主要还是医疗企业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改革，比如医院自己开设药品销售渠道，体制上加以限制与分离，比如独立经营其药品销售等，也有当地医药经营企业参与其中，经营药品的统一采购与销售，基本上是在局部推进医药分离。

在局部推进的过程当中，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反映是比较积极的，消费者的认可也比较好，由于对一项工作的基本定性是准确的，所以只有在执行中不断加以完善，才有结果，医药企业了解不同地区的执行程度，针对医疗体制改革中医药分离的推进，及时总结自己企业产品在医药分离后的产品适应性，把企业与医药分离的区域及时加以完善，努力使目标与区域市场相一致，才能够加速进行顺利调整。

二、医药分离的性质有否与市场一致

企业在寻找医药分离后药品经营上的合作伙伴时，要有对合作伙伴的充分了解，医药分离在目前的创始阶段，具有它的不稳定性，要理解其中的反复行为。我们最近注意到，许多传媒报道医院在关于处方使用上存在问题，医生看病不给病人处方，或者医院在执行看病无处方化工作，全部通过计算机连网传输处方工作，其实医院内部怕“跑方”，这一点对于执行医药分离有较大的出入，也会引起消费者的怀疑，认为变相要在医院内部进行消费，医药企业要了解医院在分离的性质，是否与市场保持一致，如果“分药不分家”，那么企业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衡量其中的关键问题，如何切入当中的关键细节。

医药分离社会喊了许多年，反复与变化总是交织在一起，会把医药生产企业与经营企业搞的不知所措，所以医药生产与经营企业要时刻注意其医药分离的经营性质问题，及时做好准备与应对措施。

三、传统的经营方式能否再有效果

医药分离后我们的传统经营方式是否再有效果，其实行业中关于在医院经营药品，大部分仍然靠个人的公关运作与企业的所谓推广策略在作用，我们经常的医院拜访工作与学术交流是否再有效果是值得商讨的，如果医药的分离工作顺利展开，那么我们的传统医院营销工作将有比较大的变化，靠产品与医生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必然将起不到作用，病人自己选择的消费行为必然打破医生的垄断行为，一家医院所分离出来的药品也不可能是独家的经营，所以传统的医院营销工作会发生更本性改变。

传统的经营方式是我们一直沿用的模式，是以医药代表的个体为经营行为，整体运作的企业比较少，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在推广上的费用均打在个体的推广上，一旦离开个体操作，就将纳入市场化运作，从中会比较一个企业的实力与产品品牌，所以企业应该着手解决运作体制上的转化工作，把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要向市场营销工作转换。

四、如何尽快将自己的角色转换

如何来转换在医药分离后的企业角色或营销角色，关键是要把药品的经营行为给予转换，经营行为的转换要考虑企业自己的能量，是不是具备转换的条件，无论从企业的政策制订、营销运作模式、员工的重新定位、产品的竞争优势等等，要根据实际加以对待。企业把自己的经营角色转换要定位在力所能及上，客观分析到医药分离后的种种推广行为，要抢的先机，不论医药分离的推进进度如何，也需要改进市场化给医药带来的行业变革。

企业转换角色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边看边学边推进，把做医院与做市场或做OTC相结合；第二是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进行试点运作，把学术推广有医生与药店营业员或药剂师相结合；第三是通过招商或与医疗单位合作开发运作，把病人的消费行为有医院吸引到药品销售点。企业在自己衡量的同时，考虑地方特色的相关环节，尽量弥合医药分离后的关键部位，因为真正要把病人完全运用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在医院外销售的毕竟不多，以后要根据整体医疗体系的改革而定。

五、考虑医药分离后的市场占有

考虑医药分离后，医院以外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值不值得去开发与运作，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企业转换的自身条件而选择，但医药分离也是不可阻挡的，企业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医药销售环境，靠几家医院支撑整个地区的销售业绩在以后会慢慢改变，也就是说，病人自己购药的比例会逐步加大，医药分离也会逐步加快步伐，执行上可能会有所偏差，整体的市场占有率也会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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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经营管理行为；融合

一、前言

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工作的实效性关系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体效果。对于企业而言，财务管理要想提高工作效果，不但要明确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地位，同时还要使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有效融合，只有注重二者的结合，才能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在工作实效性上有所提高。基于这一认识，企业财务管理应从正确处理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的关系、找准二者融合的切入点和注重二者的相互需求入手，实现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的有效融合，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整体效果。

二、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融合应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在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现代企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营管理系统，至少包括计划、人事、财务、物资、制造、销售等子系统，财务管理只是企业经营管理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企业的整体利益服务。

如果说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是整体，那么财务管理就是这个整体工作中的局部，并且是重要的一环。从财务管理工作的实际开展来看，财务管理工作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是否能够取得实效。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与财务管理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完全体现了出来。

（二）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在财务管理与业务工作逐步融合的过程中，财务部门在态度上有两种选择：主动地促进、参与并起主导作用，或者等待观望、被动地接受。

财务管理工作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程度和参与态度是决定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财务管理主动和被动的参与会造成经营管理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为此，企业管理中应积极推动财务管理工作主动的参与进来。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财务管理具有双重职能，即服务与监督。其中监督的职能决定了财务管理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原则性，而且内部、外部的审计监察也是悬在财务头上的一把“双刃剑”。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除了正常的财务职能之外，也受到了外部管理的全面监督。基于这一认识，财务管理既要发挥其服务职能，为企业经营管理做好服务，同时也要严格遵守工作制度，确保在内部外部监督中不出问题，避免财务管理失误对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三、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融合应找准切入点

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的融合要想取得积极效果，就要在认真分析二者特点的基础上，找准二者融合的切入点，使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能够实现有效融合，提高二者的融合效果。

（一）以成本管理作为切入点，也可以再向上延伸为以价格管理作为切入点

以成本管理为切入点，就是应通过提倡最经济设计成本、做好价值工程分析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实现成本管理流程再造，将成本管理重心前移到成本产生的源头环节。

成本管理既是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需要，企业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只有将成本管理和价格管理作为切入点，才能实现二者工作的有效结合，形成对两方面工作的促进。

（二）以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切入点

全面预算涵盖企业的投资、经营和财务等各个方面，具有全面、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特征。

从当前企业发展来看，全面预算既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从这一角度对二者进行有效融合，既能保证全面预算制度得到有效贯彻，同时也提高了财务管理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以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切入点是十分必要的。

（三）以财务综合分析评价作为切入点

财务综合分析评价涵盖企业资金运动和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包括财务状况分析、预算执行分析、财务绩效评价、投资决策分析、其他专题评估分析等。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财务分析评价报告对经营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企业决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需要，以财务综合分析评价作为切入点，既能提高财务综合评价质量，同时也能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要。

四、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融合应注重二者的相互需求

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虽然财务管理属于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分支，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对经营管理效果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为此，要想实现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的融合，就要注重二者的相互需求。

（一）企业经营管理需要财务管理这一有效手段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既能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基本的财务数据和信息，同时也能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意见和参考，使企业在经营管理政策制定上能够获得有力的依据。从这一点来看，企业经营管理需要财务管理的有效支撑。因此，企业经营管理与财务管理的融合，应重视企业经营管理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

（二）企业财务管理需要经营管理的有效支撑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需要其他经营管理部门的配合，只有多部门共同配合并协调，才能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取得实效。为此，企业经营管理对财务管理的支撑，成了衡量企业财务管理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由此可见，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行为的融合，应注重二者之间的相互需要，形成共同支撑。

（三）企业财务管理效果决定了经营管理的实效性

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通过有效核算企业成本，制定具体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基础的财务数据，保证了企业经营管理获得了良好的支撑，使企业经营管理能够在决策制定上获得有力依据。基于这一认识，企业财务管理的效果已经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保证了经营管理过程的整体效果。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企业财务管理要想实现与经营管理行为的有效融合，就要从处理好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的关系、找准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的切入点和注重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的相互需求等方面出发，使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能够在实效性上获得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 雷学勤.创建经营决策型企业财务分析系统[J].经济管理，2013（15）.

[2] 张家龙.浅析现代企业如何加强财务管理[J].科技资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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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正平.企业成长期更需要加强财务管理[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13（19）.

[4] 张家龙.浅析现代企业如何加强财务管理[J].科技资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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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崔广红.浅谈如何做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J].现代交际，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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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 利润 成本

“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在全世界推行清洁生产。之后的绿色消费、绿色GDP、节约型社会等概念都是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上发展起来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之后一直致力于探索循环经济在实践中的应用。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CDM合作是将市场经济规则引入到循环经济的一大创新。

传统经济是一种直线经济，它从大自然中索取物质和能源，又将废物丢进大自然。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和谐的发展模式，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一、传统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起着关键，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研究企业的行为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由于自然资源的廉价性甚至无偿性，生态成本的外部性，以及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企业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等，要支付工人工资，要进行污染治理等等，所以这时企业的成本核算主要是：

C0=I+D+V+G+W

其中：I：固定资产投资；D：除工资以外的企业经营费用；V：工人工资；G：由政府征收的外部不经济补偿费；W：企业支出的生态环境治理费。

而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销售商品而获得的，假设企业除了主营业务以外没有进行其他业务和投资活动，那么，企业的收益为：

I0＝P×Q

利润R0＝I0 －C0= P×Q－（I+D+V+G+W）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企业会想尽办法提高P或增加Q，但是处于“红海”中的企业往往很难做成功到这一点；另一途径就是降低C0，这是红海战略中企业普遍采用的成本化战略。其中，I与生产规模密切联系，不能随意缩减；D主要包括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倘若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变，通过提高效率、采用节能措施等，大幅降D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改变D的主动权不在于企业本身；V是激励员工和获取员工忠诚度的有效途径，也不得随意缩减；而理论上G和W则是相关度为-1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对污染治理投入减少X，政府就因此向企业多征收补偿费X，反之亦然。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不够，实际多征收为Y，Y＜X。因此，企业选择污染不治理或少治理以此来减少成本从而增加利润。

二、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

1.减量化原则，就是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进而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在生产中常常表现为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从而在产量不变时，仍能较少原材料的投入，降低生产成本C11。此外，减量化原则要求产品的包装应该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降低污染治理成本C21。

2.再使用原则，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使用原则要求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生产者应该将制品及其包装当作一种日常生活器具来设计，使其像餐具和背包一样可以再三被使用，同时应避免过分包装，从而减少废物排放，降低污染治理成本C22。再使用原则还要求制造商应该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而不是非常快的更新换代。这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社会需求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产品的销售量会减少Q。

3.再循环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再循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级再循环，即废品被循环用来生产同种类型的新产品；另一种是次级再循环，即将废品资源转化成其它产品的原料。不管何种形式的再循环，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C12。

另一方面，要贯彻循环经济的原则，必须首先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条件，这就要求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成本C3。

综上所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成本核算主要是：

C*＝I+D+V+G+WC1C2＋C3

仍然假设企业除了主营业务以外没有进行其他业务和投资活动，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收益为：

I*＝P×(Q－Q)

利润R*＝I*－C*＝P×(Q－Q)－（I+D+V+G+WC1C2＋C3）

＝R0+C1+C2－C3－P×Q

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以自身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或者增加R0、C1或C2，或者减少C3或Q。1）增加C1或C2，就必须加强循环经济的理念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2）由第三部分可知，要增加R0就必然放弃污染治理；减少C3或Q同样意味着放弃循环经济而回归到传统经济。这是一组矛盾的决策组合，企业又很难在事前衡量各要素的量，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循环经济面前望而却步。

三、两种经济模式下企业的行为选择分析

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竞争的环境中，其最终目标是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但许多企业仍然是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目的。当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假如不存在任何惩罚机制，那么企业必会放弃社会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如在资源利用方面会酿成“公地的悲剧”。因此，企业在进行经济模式选择时，既不会遵循传统经济，也不会遵循循环经济，它选择的唯一准则是：maxR。

四、相应的对策分析

在资源日渐枯竭，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已经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怎样引导企业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是当前宏观经济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推进循环经济过程中发挥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1.完善污染收费政策。虽然我国以实行了“谁污染谁付费”的政策，但收费标准一般很低，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很小。因此，增加惩罚力度，直至上述第二部分中的Y≥X，使得企业污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全部内部化，甚至支付额外的代价，从而增加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成本C0进而较少利润R0。

2.采用生态税政策。生态税是对那些使用了对环境有害的材料和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品而增加的一个税种。它增加了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成本C0，促使生产厂商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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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服务型企业；差异化服务能力；竞争优势；钢铁行业

[中图分类号] F407.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3-0023-07

一、引言

随着企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B2B分销企业越来越从以产品为基础 的经营转向以产品和服务整合为基础的综合经营，这种转变不仅是企业本身从原来的分销商转变成了综合服务集成商，亦即生产型服务企业的形成，更带来了整个经营理念的变革，推动了企业运作模式的巨大转变，实施了基于客户互动的服务供应链管理，使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了主动权（宋华，陈金亮， 2009）[1]。产业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市场对企业提供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保质、保量提品的基础上，服务成为了生产服务型企业利润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Werner Reinartz， Wolfgang Ulaga 2008）[2]。为了响应市场对企业服务提供的需要，同时提升企业供应链竞争力，服务供应链管理成为了B2B领域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服务供应链是以服务为主导的集成供应链，当下游产业客户向生产服务型企业提出服务请求后，生产服务型企业立刻响应客户请求，向客户提供系统集成化服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分解客户的服务请求，向其他服务提供者外包部分服务性活动。这样从客户的服务请求出发，通过处于不同阶段的服务提供商对客户的请求逐级分解，由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彼此合作，构成一种供应关系，同时生产服务型企业承担各种服务要素、环节的整合和全程管理，这称之为服务供应链（Song， Yu 2009）[3] 。服务供应链的管理要素主要包括信息流管理、生产能力与技能管理、需求管理、客户管理管理、供应商管理管理、服务传递管理以及现金流管理等（Ellram， 2004）[4]。服务供应链的出现意味着产业客户逐渐把大量的业务外包给生产服务型企业，而客户本身集中资源和精力于核心业务，通过服务型企业来弥补客户在非核心资源上的不足。一旦生产服务型企业与下游企业建立起服务供应链关系，下游企业就会对服务型企业产生较高的依赖性，以及客户忠诚和高盈利的回报（Edvardsson et al.2008）[5]。因此，服务供应链中，生产服务型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协同价值创造的互动和协调行为（Cova 2008）[6]，作为服务提供和集成商的服务型企业就必须了解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服务的价值是如何与客户协同创造的，以及客户又是如何感知和实现其价值的。

已有的研究尽管对生产服务型企业的运作规律进行了探索，但是在界定生产服务型企业与不同客户之间的互动行为方面分析较少，特别是生产服务型企业如何根据不同的客户类型和价值需求形成差别化的服务能力和战略较少涉及。因此，本论文以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客户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互动价值表现，以及差别化服务能力，从而探索集成服务供应链的内在机理。

二、理论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服务供应链运作能力――文献综述

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对企业利润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动机，基于战略管理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具有其他企业难以获取的经营能力是市场导向的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Barney 1991）[7]。而在产品竞争同质化条件下，服务已经成为获得重大增值的稀缺战略资源（Werner Reinartz， Wolfgang Ulaga 2008）。这种服务不再是原来基于产品传递活动所发生的无形、可消失性的作业行为，而是帮助客户创造价值的一系列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单一的，是相互关联，供需之间互动形成的能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不是被动的视为一种被服务的对象，而是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的一环，因此，服务已经成为价值实现的重要商业模式，提供这种服务模式的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供应商或经贸企业，而是组织、创造和传递价值的生产服务型企业（Edvardsson， 2008; Yadav & Varadarajan， 2005[8]）。在服务供应链运作中，其核心的能力和要素不再是可运作的有形资源，而更加强调的是一种知识和技能（Vargo and Lusch 2004）[9]，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要素很难为其他竞争对手在短时期之内轻易模仿，并且通过效能的提高最终实现效率。

基于以上认识，有些学者探索了服务作为供应链管理的一种战略资源，其提供者即生产服务型企业所具备的竞争能力。有研究认为供应链服务能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内在反应（inside-out），即与市场响应相关的内部运作能力，体现在企业在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组织资源等方面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它是一种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二是外在内化（outside-in），即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体现在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早、更准、更快的预测市场需求、创造市场需求提供适应的服务，并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三是横跨匹配（spanning），即集成匹配外在内化与内在反应的能力，体现在企业在战略制定、定价、新业务开拓、采购等方面能比竞争对手能更好的处理内在反应与外在内化之间的匹配集成能力（George， 1994）[10]。基于George提出的有助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方面能力框架内容，Zhang等人在研究物流柔性能力的过程中，也提出客户的满意取决于自内而外的物流分销柔性以及自外而内的需求管理柔性（Zhang et al，2005）[11]。此外，Pekkarinen 和Ulkuniemi 也提出服务供应商为了实现供需双方的协同价值创造，需要具备多种服务能力，这包括资源供应、设计、整合、市场运作以及外包管理等能力（Pekkarinen ， Ulkuniemi 2008） [12]。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服务供应链环境下，生产服务型企业的能力表现为资源/供应能力、需求管理能力和供需战略匹配能力。资源/供应能力包括企业具有的资源、具有的行业知识以及能够提供原料和处理订单的能力等，需求管理能力包括企业愿意随需求变化而改变服务、愿意改进工艺不断更新和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以及愿意参加下游企业服务的开发等，战略匹配能力包括与下游企业的文化匹配、对下游企业的战略重要性、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下游企业共享重要和机密信息等，具体的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服务供应链环境下，由于下游企业无法拥有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企业面临的资源稀缺性会促使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建立联系，此外，下游企业为了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于核心业务，也会把部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从而充分利用外部组织的资源和力量，整合和利用外部资源（Robert， et al, 2006）[13]，服务型企业具有的资源和供应能力正是下游企业缺乏并需要获取的，是决定下游企业对其产生依赖性的重要因素，也是生产服务型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源观（Resource Based View）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有价值的、稀有的、不可完全复制的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Barney， 1991），如果生产服务型企业能保持比竞争对手有更强的内在反应（inside-out）能力，甚或提供下游企业不可或缺的资源，那么下游企业对其依赖性的便会加强（Handfield， 2002）[14]，从而使得服务型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服务型企业的资源和供应能力包括企业具有的资源、具有专门的行业知识以及能够提供原料和处理订单的能力等（Dickson， 1966[15]；Hahn， 1990[16]）。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2）和假设：

假设1：生产服务型企业的资源供应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实现具有正的影响。

生产服务型企业与客户之间建立关系的目的在于通过与客户之间互动，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价值（Bernard， 2008） [17]。因此，生产服务型企业不仅需要具备提供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能力，而且还需要拥有洞悉新需求创造生产和服务的能力（Linberg & Nordin， 2008）[18]。这是因为生产服务型企业为了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评估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然后在机会高和威胁低的环境中来获取优势 （Barney. 1995）[19]，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更在于企业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预测市场需求、响应市场需求并与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体现为生产服务型企业的需求管理及其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方面，即生产服务型企业响应市场需求和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动态能力观认为动态能力是“整合、构建和重置公司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的环境变化的能力”。其中，“动态”指的是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而更新企业的能力，“能力”强调的是整合和配置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以此来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Teece，1997）[20]。因此生产服务型企业整合、重组、分解资源的动态能力越强，价值创造力就越大。而这种动态性的能力主要包括企业随需求变化而改变服务、主动改进工艺、不断更新和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以及参与下游企业服务的开发等等活动（Ellram， 1990 [21]；Kannan， 2002[22]）。然而，从服务供应链的角度看，一种服务能力是否最终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客户的认同程度，如果客户不能产生相应的响应和认同，那么这种能力只是生产服务型企业所拥有的潜在能力，它并没有产生现实的优势和绩效。我们认为中小型企业由于其资源和能力有限，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及时调整工艺、产品以及相应的服务，更需要生产服务型企业提供较高的需求管理。相反，大型企业由于自身的资源丰富，自己组织生产经营和服务的能力较强，因而对生产服务型企业需求管理的要求会较低。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对于中小企业，生产服务型企业的需求管理能力正向影响竞争优势的实现。

假设2（b）：对于大型企业，生产服务型企业的需求管理能力对竞争优势实现不显著。

在服务供应链中，客户不仅是服务的消费者，也是价值实现的协同参与者（Vargo and Lusch 2008）[23]。服务供应链价值的创造不仅仅取决于资源的应用，更在于资源和能力的整合，生产服务型企业是从客户获取价值，而客户所实现的价值是由生产服务型企业所支撑（Storbacka， Lehtinen， 2001） [24]，因此，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战略匹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观点来看，如果企业间不能很好的协同匹配，交易成本就会很高，进而导致良好的供应链关系无法形成与保持，因此下游企业不仅希望能够从服务集成商获得核心资源，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还希望获得核心资源的交易成本尽量低，包括寻找签约的成本和监督控制的成本都要尽量低。一方面企业间的战略匹配促使下游企业与上游生产服务型企业签署长期合同，会避免寻找伙伴、谈判等费用，进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Coase，1937）[25] 。另一方面战略匹配还会规避上下游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激励企业遵守联盟协议，加强合作，降低合作的监督控制成本，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Williamson， 2002）[26]。一旦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战略匹配，出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考虑，下游企业就会更加依赖上游的生产服务型企业。下游企业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战略匹配体现为战略协同、管理和文化匹配方面的要素，包括生产服务型企业与下游企业共同确定战略意义，愿意分享机密和重要信息以及与下游企业有好的文化匹配等等（Chin-chun, 2006）[27]。然而，我们认为战略匹配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适用，这其中企业的规模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往往经营范围较广，涉及领域较多，在这种状况下，生产服务型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战略匹配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节约的程度也越显著。相反，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由于大多数企业经营范围相对较窄，业务线相对较短，业务组合也较集中，因此，战略匹配的要求相对较低，出于此，我们假设：

假设3（a）：对于大型企业，生产服务型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战略匹配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显著性的正影响。

假设3（b）：对于中小型企业，生产服务型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战略匹配对竞争优势的想成不具有显著性的正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测量

（一）研究方法

根据理论文献研究和归纳研究的假设，我们以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检验，时间为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借助于行业协会的帮助，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向中国钢铁生产和经营企业发放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45份，有效回收率为75%。研究中建立以生产服务企业提供的资源/供应能力、需求管理和战略匹配为自变量，以下游企业对生产服务型企业的依赖（即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力）为因变量，以下游企业年销售额和所有制为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即：

式中Depe 为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力，Reso为服务集成商提供的资源/供应能力， StrFit为服务集成商与下游企业的战略匹配，DemMag 为服务集成商的需求管理，Sales为下游企业的年销售额，Ownership为下游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ε为残差项。

为了检验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是否对服务集成商的服务能力有差异性，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上大中小企业划分办法（暂行）》规定， 按照资产规模的不同，分别对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行回归，其中大型企业17家，中小型企业28家，并进行似无相关估计。似无相关估计用来比较两个方程之间系数的差异性，是组合了系数估计和联合方差分析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本文通过似无相关估计比较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回归模型中系数的差异。

（二）量表及效度、信度分析

研究涉及的题项均采用五级里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从“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等程度”，“比较同意”到“同意”，要求被调查者按照自己对每题的认识程度进行填写。对服务集成商具备的资源和能力的测量量表，来自于Dickson和Hahn在评价和选择供应商时关注的有关资源方面的因素（Diskon, 1966; Hahn, 1990），对服务集成商的需求管理测量量表，来自于Ellram和Kannan在评价和选择供应商时关注的有关需求管理方面的因素（Ellram, 1990；Kannan, 2002），对下游企业与服务集成商的战略匹配的测量量表，来自于Chin-chun关于下游企业在评价和选择上游供应商时关注的有关战略协同、管理和文化匹配方面的要素（Chin-chun, 2006）。而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力的测量题项，主要来自Kummar（1995）[28], Mentzer（2006）的研究。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有根据访谈的结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正。基于涉及的量表和获取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通过了Crobanch，s a检验（如表1所示）。

此外，选择单项与总和平均相关系数分析来测量问卷的效度。对各因素平均以及各因素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量表中所有因素都与因素得分值均值显著相关，因此各因素均可置于分析之中。对服务集成商具备的资源/供应能力、需求管理和战略匹配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检验（KMO＝0.842）及巴特利特球体实验的结果（Sig=0.000）表明，可以对服务集成商具备的资源/供应能力、需求管理和战略匹配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正交旋转后，得到3个因子，即资源/供应能力、需求管理和战略匹配，所得结果见表2。通过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可以发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状况良好，可以用量表测量出研究所需要的构念，用该量表得到的数据可以用于下一步的统计检验。

四、统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调研数据来研究生产服务型企业提供的资源和供应能力、需求管理和与下游企业的战略匹配对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把企业的年销售额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3所示。考虑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生产服务企业依赖关系可能会不同，即不同规模企业对应的回归方程的结构和参数可能会不同，因此分别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并运用似无相关检验来分析二方程回归系数之间的差异，所得结果见表3所示。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大企业回归模型拟合的F值为217.58，拟合效果比较好，其中资源和供应能力显著，战略匹配也显著，而需求管理不显著。小企业回归模型拟合的F值为103.55，拟合效果也比较好，资源和供应能力显著，战略匹配不显著，需求管理显著。似无相关估计统计量的值为14.73，显著性水平为0.01，拒绝大企业回归方程与小企业回归方程系数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因此大企业和小企业对于服务集成商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

具体看，对于生产服务型企业提供的资源和供应能力来说，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是造成其依赖的显著性因素，假设1得到了验证。此外，从大企业和小企业资源/供应能力回归系数来看，小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957，大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431，小企业明显大于大企业的回归系数，这表明与大企业相比较，小企业会更加依赖服务集成商的资源/供应能力。从基于资源的观点来看，生产服务型企业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稀有的、不可完全复制的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便能使其具有竞争优势，如果生产服务型企业能提供下游企业不可或缺的资源，那么下游企业对其依赖性便会加强。

对于生产服务企业的需求管理而言，大企业对该因素不显著，小企业对该因素较为显著，假设2（a）和（b）得到了验证。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来看，生产服务型企业响应市场需求和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越强，下游企业对生产服务企业的依赖性越强。但是生产服务企业的需求管理能力对下游企业起作用是建立在响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大企业和小企业对服务型企业的需求管理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以积极革新产品和技术为主要的特征的需求管理，并不一定是大小企业都需要的。小企业掌握的资源有限，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希望生产服务型企业能够具有好的需求管理水平，能积极快速的革新产品和技术响应市场需求，因此小企业需求管理因素显著。大企业掌握的资源较丰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大型企业自身具有很强的实力，可以独立的完成很多生产、物流和采购供应工作，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向多个领域进行扩展，而不会完全受制于上游的供应企业，因此大企业对生产服务型企业具有的需求管理水平要求相对不高，故而大型企业对需求管理的依赖性不显著。

对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战略匹配而言，大企业对该因素显著，小企业对该因素不显著，这表明假设3（a）和（b）得到了证明，而且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较而言，小企业的回归系数呈现负值。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来看，如果企业间不能很好的协同匹配，交易成本就会很高，进而导致良好的供应链关系无法形成与保持。然而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的竞争力较强，因此，希望生产服务型企业能在战略上与之相适应，通过相互之间良好的沟通协调，实现各自的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中小企业则不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如果生产服务型企业了解并掌握了中小企业经营和发展战略，一旦他们之间的战略出现吻合，中小企业就会有被兼并和收购的风险，从而其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可以看出，战略匹配对中小企业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依存，不仅没有显著性，而且是呈现负向相关。

五、结论与展望

伴随着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服务供应链的概念出现，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优势问题不但是服务供应链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本研究运用问卷调研的方式，研究了生产服务型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使得研究不但从方法论上实现了定量研究而且探索了服务供应链中的关键竞争力要素，以及供需之间互动的状态和规律。具体讲，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现代企业的竞争力已逐渐从单纯的产品制造、供应转向以服务为主导的供应链运作，这种经营模式与以往的供应链经营以及传统服务模式不同，它更加强调供需之间通过相互沟通和互动来传递服务，这种经营模式使得企业的组织方式、结构和流程从原来的以交易为基础转向了以关系为基础（Oliva and Kallenberg 2003）[29]，而且这种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服务一方面使得生产服务型企业再造了整个价值链，创造了新的增值空间，另一方面使得客户在接受这种延伸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第二，由于服务是一种难以形式化的资源和能力，这就需要生产服务型企业能将这种隐性能力外在化，或者创造一种可以验证的服务要素（Edvarsson, Gustafsson and Roos 2005）[30]。这种服务要素主要表现为自内而外的资源/供应能力、自外而内的需求管理能力，以及整合内外的战略匹配能力。这三种能力是实现高水准服务供应链绩效的关键变量，资源/供应能力是服务的最本质表现，无论在产品供应链还是服务供应链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需求管理能力和战略匹配能力则是反映服务供应链的特质，即服务要素的创造和传递是基于供需之间的互动而产生，服务的过程不是从生产服务型企业到需求方的单向过程，更是不断从供应方到需求方，又从需求方到供应商之间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第三，从实证分析的结果中表明，大型企业对生产服务型企业提供的资源和供应能力、与下游企业的战略匹配依赖性显著，对需求管理不显著，中小型企业对生产服务型企业提供的资源和供应能力、需求管理的依赖性显著，对战略匹配不显著。说明生产服务型企业获取竞争优势需要考虑企业特征因素，针对不同特征的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因素组合，才能保证生产服务型企业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角度看，如何深入了解下游客户企业的真实需求，提供相适应的产品或服务是生产服务型企业战略竞争力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在研究中还存在局限性：（1）本文检验所使用的样本数量偏小，如果有较大数量的样本，应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会更有说服力。（2）从理论与实践视角来看，企业之间之所以建立起服务供应链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之间具有协同匹配的关系，因此战略匹配可能是供应商所提供资源和供应能力的前提条件，即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可能会存在某些关系，这些关系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3）本研究样本的获取集中在钢铁行业，服务集成商为钢铁生产服务供应商，如果能够多获取其他服务性行业的样本，也许能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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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fferentiated Service Capability on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ive Services Provider: Evidence from Steel Industry

Song Hua1， Zhang Yan1，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ofFinance，Jinan 250014，China）

篇6

关键词：新媒体 报业危机 经营模式创新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传播环境与媒介生态发生巨变，当前报业正处在发展的转型期，报业所面对的经营困难可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艰巨。面对来自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新闻生产本身，而在于报业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方面，即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报业基于广告的传统经营模式，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商业模式就成为报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新媒体对报业经营模式的冲击

首先，互联网彻底打破了报业对新闻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优势，从而颠覆了传统报业经营模式的基础。由于网络新闻的兴起及其快速性、便利性、互动性等特征，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渠道选择从纸质媒体转向网络媒体，报纸读者流失严重，发行量减少，市场份额萎缩是必然的结果。报业传统的经营模式即“二次售卖”模式，就是报纸通过提供近乎免费的信息产品，换取读者的注意力，然后再把吸引来的读者资源销售给广告商，换取经济收益。这种主要依赖广告支撑辅以发行收入的商业模式得以成立，是以报业对新闻信息传播的相对垄断从而形成报纸产品的稀缺性为前提。稀缺性是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稀缺性形成对产品的需求，而需求产生价值，无论这种稀缺性是通过垄断还是其他方式形成的。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报纸对新闻信息的垄断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读者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移，广告商也从传统媒体转移到新媒体，对报业的广告投入越来越少，报业广告大幅缩水直接造成报业财务危机。伴随着读者的流失，报纸可能失去与读者群的联系，报纸也将失去其主要的广告客户和生存的基础。

第三，报纸采集新闻，制作与传播内容产品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或成本，而互联网内容的无偿提供与免费获取，替代了传统报纸内容的有偿生产与有偿获取。新媒体的出现对报业运营模式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报纸媒体不得不采取进军新媒体领域，加速自我转型，但在探索商业模式方面收效甚微，无论是“付费墙”还是网络广告都没有逃脱“注意力经济”的局限。报业要在现有的资源能力条件下找到把互联网上的读者转化为消费者的盈利之道，就需要创新经营模式，提供新闻信息以外的媒体价值，也就是探索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而不是以广告为中心，按照广告商需求来寻找目标受众的经营方式，拓展广告以外的营收渠道，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报业经营从依赖广告商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转变。

二、内容产品主导模式

内容产品主导模式就是报纸媒体以销售媒体内容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传媒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其产品是企业盈利的中心。以内容产品为核心塑造媒体专业品牌与公信力，可以为报业经营与转型发展夯实基础。报纸媒体面对互联网的冲击，不但不能降低内容产品的质量，反而需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与服务，打造媒体专业品牌与核心价值，努力扩大受众群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而不是降低发行与广告收入，因为内容产品和品牌价值才是报业经营与转型发展的基础和生存之本，报业经营模式无论如何创新，都需要通过内容产品获得稳定的发行与广告收入，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内容为王的理念决定了媒体企业盈利模式的能力取决于高质量的内容产品，只有产品所承载的内容才是重要的，销售内容产品包括衍生产品是报业竞争力和利润的源泉。

互联网时代报纸媒体的存在价值和相对优势是什么？新媒体拥有传播快速、范围广泛、信息海量、互动性强等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势，但网络新闻信息也存在信息超载、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等劣势，缺乏可信度与公信力是新媒体自身难以克服的短板，而品牌效应与公信力正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贝索斯之所以收购《华盛顿邮报》，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了其在新闻服务方面的专业优势及其品牌的价值，收购后《华盛顿邮报》的价值观不需要改变。有行业研究报告指出，网络消费模式的改变重塑传媒行业商业的生态，一是在消费者（或读者）对内容质量、自主选择性、互动性提出更高要求的前提下，推动用户养成付费消费阅读的习惯，网络应用付费已是趋势；二是“快餐式消费”更加凸显创意。重视用户、内容为王、细分读者、打造精品将是新媒体时代报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全媒体平台化模式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突破了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的界限，报业通过主动融合新媒体，向全媒体平台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报业全媒体平台化模式通过打造用户主导的全媒体平台，促成产业链双方或多方联络、交易，进而获取直接或间接收益。

一是实现新闻信息采编的全媒体化运作，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编辑部已经成为一个多媒体的采编中心。为进一步拓展新闻宣传平台，《人民日报》从今年7月1日起分步推进传播形态创新，即利用二维码、图像识别等技术，将部分稿件由单一的文字形态转化为文字、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形态，这是该报继开办网络版、法人微博、移动客户端、电子阅报栏后，与新媒体融合、向全媒体业态发展的一个新举措。

二是实现营销的全媒体化，这对报业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传统报业作为大众化报纸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即把不同的内容聚集成报纸产品吸引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广告商，这种模式下报纸对读者需求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当模糊和缺失的，即使是读者调查所获得的消费者信息也极其有限，这也成为传统报纸本身难以克服的短板和不足，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报纸媒体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使“一对一”的营销有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报纸媒体借助大数据技术对读者需求的了解和掌握将更加深入，可以满足读者和广告商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使报业从过于依赖广告收入的“二次售卖”模式发展成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全媒体平台化模式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贝索斯表示将在《华盛顿邮报》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助其再创“辉煌时代”。亚马逊公司的经营有三个成功法宝，即将顾客放在首位、创造和耐心。如果把“顾客”换成“读者”，这三个法宝也能帮助《华盛顿邮报》取得成功。该报日后将以读者为中心，以新闻为主业，贝索斯不会马上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将长期为该报提供经济支持，以帮助该报找到赢利渠道。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亚马逊最成功的莫过于“云服务”，这种服务不仅能经营内容，将内容同步推送，更关键的是，通过相关技术，收费方式可能更加多样灵活，尤其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分类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广告投送，而并不是像现在很多网上阅读，仅仅通过“收费墙”盈利，但贝索斯能否在传统报业与新媒体的整合中创造出一条新的盈利模式，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

四、媒体渠道营销模式

传统报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和经营业务是卖内容产品和广告，但受到经营环境恶化以及新媒体的冲击，已经难以为继，报业经营需要寻找发行与广告之外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这就是渠道营销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媒体通过向受众或消费者提供某种有价值而又近乎免费的信息产品或者是某种独特的增值服务等，从而成为有效到达特定消费群体的渠道，媒体占据这个渠道，使之成为稀缺资源，媒体依靠这个稀缺的渠道资源为客户展示和销售产品，从而来获得发行、广告以外的新的收入来源。媒体渠道营销模式的关键在于“消费者价值导向”，即抓住客户需求这个核心，整合相关产业链资源，使媒体从单纯的销售内容产品和广告发展为“看到即买到”的销售渠道，突破了报纸媒体传统的“二次售卖”经营模式，一旦成功就成为其他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核心能力。

比如《销售与市场》杂志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营销杂志，全年发行达到800多万册，稳居营销期刊第一，在中国商业、经济类期刊中位居三甲。《销售与市场》通过商业模式设计，实现了超越传统期刊经营的战略转型，企业不再仅仅是其广告客户，而是渠道客户，消费者不仅仅是其读者，而成为杂志社的服务购买者，《销售与市场》提供的不是广告服务，而是渠道服务和信息产品。比如创办金鼎人才网，进入人力资源行业，为营销人员和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营销人力资源服务。针对企业客户提供杂志报道、专题策划等媒体增值服务，以及线上线下相呼应的互动活动，依托于杂志多年来累积建设的消费者数据库，还提供数据库营销服务。杂志还开通了电子商务网站——爱品购物网，建立了电话购物专线。

五、多元化拓展模式

多元化拓展模式是指报业通过向非报业领域（相关行业或非相关行业）扩张以获得新的盈利增长点。随着报业传统发行、广告收入的不断缩减，这种多元化拓展模式成为越来越多报纸媒体的优先选择。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于来自新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盈利能力出现了下降，媒体正急于开辟多种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的报社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拓展新闻以外的其他行业，陕西省的地方报还参与了矿山的开发。主要从事经济报道的《经济日报》正在自己的地盘建印刷厂和办公楼。该报一位副总编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代印其他报纸和确保办公楼租金收入。”2011年10月，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注册成立贵州新闻旅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迈出进军旅游产业的第一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南方传媒大厦建成为契机，创立了南方传媒创意产业园，同时参与发起创立了广东文化产业投资公司和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两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致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品牌。

多元化拓展模式在能够为报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之外，除了报业主业不强的情况下进入非相关领域的风险，还有多元化业务对报业发展能否起到促进作用也是一大挑战，像华盛顿邮报集团就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报纸业务的营收排在教育和电视业务之后，耐人寻味的是多元化业务并未能拯救《华盛顿邮报》被收购的命运，这对国内寻求多元化发展的报纸媒体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

参考文献

[1]蒋旭峰，樊宇.《华盛顿邮报》将尝试新商业模式[N].深圳特区报，2013（9）.

[2]陈明，周欣燕.由传媒到新媒渠——商业模式催生传统媒体战略转型的案例分析[EB/OL].万方数据网，2011（4）.

本文系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项目《转型期新闻媒体运营模式创新研究》（沪教委民[2013]6号文）以及上海市教委2012年度创新项目《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传播学研究》（编号：12YS1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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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税的内涵及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1.环境税的内涵

环境税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学界，目前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至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名为《环境税的实施战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环境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环境各种用途的定价来改善环境，税收手段的目的在于通过比价、改善市场信号劝阻某种消费形式或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排放水平，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利用方式以减少环境退化，这些税收被称为环境税。”

欧盟统计局对环境税的定义是：针对某种在被使用或释放时会对环境造成特定的负面影响的物质单位使用（或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费。

我国许多学者也从广义的角度对环境税做了界定。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指出：环境税是指国家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容量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程度进行征收的税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计金标将环境税定义为：“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它不仅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应向某些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

一种较为常用的环境税定义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

2.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目标、现有的环境治理技术条件和收费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对我国设立独立的环境税进行如下设想。

（1）税目。环境税税目应当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废水及一些固体废弃物。选择这些对象为环境税税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目前来看，上述对象给我国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其次，对于这些污染物，我国已经开征了排污费，征收环境税的条件相对成熟；最后，借鉴国外开征环境税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缴纳排污费的条件，减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税的设计难度。

⑵税率。作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规模的增税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独立环境税的设立应当遵循 “费改税”原则，根据2003年《排污收费条例》以及《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规定，设置相对较低的环境税税率（如表1）。

表1 环境税的税率设计

[税目＼&税率（元/吨）＼&二氧化硫＼&633＼&废水＼&0.57＼&固体废弃物＼&1000＼&氮氧化合物＼&1100＼&二氧化碳＼&10＼&]

⑶计税依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对污染产品征税，计税依据为产品数量。如燃烧煤炭、汽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是碳排放的主要成因，要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方面可以针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本身的含碳量来征税，也可以针对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来征税。理论上，从税额的准确性角度而言，环境税的计税依据确定为相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更为可取，但考虑到针对排放量来征税存在一定的监督和管理问题，所以针对各种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来征税可能效果更好。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暂且借鉴我国已有的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以实际排放量作为环境税的计税依据。

二、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环境税政策是政府环保规制的一种方式，因此，企业对该政策采取的不同遵从行为，即是否缴纳环境税将成为企业自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将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图一）。然而，企业通常都具有趋利性，因此对环境税政策的遵从行为取决于纳税金额的大小。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较高，在权衡之下，企业将逃避缴纳税收，从而会选择逃避型环保行为；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在企业的接受范围内，企业会缴纳环境税，并选择主动型或者应对型环保行为。下面将基于单个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

1.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产和治污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原有的治污设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统，提高企业的治污水平，使等量产出条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环保技术来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达到政府环保规制政策的要求。

2.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可以在合理区间内，适当减少产出数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成本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生产者，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同时可以达到遵从环境保护政策的目的。

3.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逃避型环保行为

当缴纳的环境税超出企业的可承受范围时，企业会选择偷排或者迁址等行为来逃避缴纳环境税，如把一些污染严重的生产性工序和产品转移到一些对污染管控不严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投资设厂，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投入较大的搬迁成本，甚至会面临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或法律处罚。

三、政策启示

1. 积极完善税收制度

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税政策，构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税收制度体系，相机抉择地提高环境税税率，以考虑经济个体税收负担的合理性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对符合减排的设备、产品、技术和行业给予一定的减税，同时，政府要继续深化研究相关政策，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完善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对事权的界定，对环境税税收收入归属权在政府间进行划分，为减少政策变化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在环境税政策遵从方面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2.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在试点征收环境税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让企业在高治污水平上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给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也形成稳定可信的政策实施承诺，这将有利于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选择积极的环保政策遵从行为和环保投资策略，实现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施特点，政府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至合理水平，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

3. 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环境税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制度相配套，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政策的配套政策措施时，应具有灵活性，注重与其它的环境政策配合、补充。在环境税政策实施初期，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解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来提高企业的政策遵从意愿。在政策实施后，政府则要加强对企业的技术服务，环保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与企业沟通，安排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咨询，了解并解决企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减少企业的政策遵从障碍，提高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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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heaviest one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30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deep social and economical origins.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origins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ow it influences on Chinese banks' operation.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商业银行;经营

Key words: global fiancial crisis;commercial bank;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99;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0-0138-03

0引言

在金融方面,美国一直处于全球领跑者的地位,我国在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制度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领域,并迅速在金融系统蔓延,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对于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确保信贷安全稳健运行,进而保障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地健康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深入了解造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和机理,揭示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经营的影响,研究总结其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探讨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应对危机、支持经济发展,防范信贷风险,促进我国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1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

1.1 危机的直接原因分析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造成危机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

(1)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

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历了战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2001年IT泡沫破灭后,为了刺激经济,美国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对利率极具敏感性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急剧上升。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将会破灭[1]。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次贷危机爆发,由此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2)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利率的调整。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繁荣,然而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逆转。到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标志着美国扩张型货币政策完全逆转。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房价下跌,按揭违约风险加大,至2007年导致次贷危机爆发。

(3)金融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工程技术取得长足发展,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金融工程学家可以针对任何现金流设计出市场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化金融产品使得信用级别低的客户可以获得金融支持。针对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和房地产市场相互推动成长。次级抵押贷款经过多次打包、分层处理形成CDO、CDO2、CDO3等多级证券产品,衍生品市场严重背离基础资产交易规模。据统计,2003年至2006年,信用衍生类金融市场规模膨胀了15倍,以达到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证券化将众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联系起来,房产价格下跌导致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价格迅速缩水,市场迅速萎缩,产生连锁反应,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1.2 危机的深层原因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运行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2]。造成此次世纪金融海啸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1)金融系统运行中的内在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金融领域面临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也在不断深化。这些内在的矛盾与问题交织发展,相互作用,最终促使危机的爆发。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以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问题,过度追求利益过程中的过度风险承受;信用评级机构的委托问题;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监管问题;微观金融风险管理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割裂和矛盾;结构性金融产品的特殊风险特点与监管之间的协调等。

(2)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矛盾。

金融危机反映了经济运行中的失衡问题,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失衡、储蓄与消费的失衡、进口与出口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等等。

(3)经济体制与经济思想方面的问题。

经济运行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经济体制和经济思想方面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市场化趋势不断发展,两次石油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思想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末,剧变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形成了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推崇市场机制,放松政府监管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要趋势。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和社会经济日趋复杂的社会化程度之间的矛盾不断累计加深,这是导致危机的重要根源。

(4)伦理道德方面的反思。

经济主体的行为总能找到最终的道德根源。此次金融危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伦理道德的色彩。一方面企业破产,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一方面却是金融资本的自私与贪婪。市场主义思想的重要伦理基础是对财富的追逐和私利的维护。人们只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被不断压缩至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异化的伦理道德。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道德危机,资本的贪婪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2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经营影响

2.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经营的短期影响

短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具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见底,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行业结构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作为和经济周期依存度很高的银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对商业银行市场竞争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都将是一场研究的考验。

其次,国家应对危机,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大批基础建设项目投入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空前,都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所有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控制经营风险是商业银行必须很好把握的问题。

2.2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经营的长期影响

从长期来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动摇许多原有的思想、理论和经营模式,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以资产定价理论为核心的微观金融理论获得长足发展,借助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对风险进行组合管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主流方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组合管理可以局部分散风险,但不能解决整体系统性风险[3]。

我国银行业近年来积极引进国际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借鉴国际先进风险度量模型,风险组合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业绩考核、业务流程等方面,我国银行业也积极向国际银行业靠拢,但此次金融危机对西方银行的运营模式提出了考验。我国银行将在如何立足传统,又借鉴吸收国际经验与教训上求得权衡与统一。

3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社会经济理论与实践不能照搬别国的理论与做法,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经济理论与实践道路;

其次,信贷风险仍然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加深,而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较低的情况下,必须保证信贷融资渠道畅通和信贷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第三,西方自由金融体制及其金融理论基础还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整合、完善和发展;

第四,必须加大对银行业的监管,要正确处理好竞争、效益、风险之间的关系;

第五,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金融机构经营中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绝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工具。

参考文献:

[1]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J];《当代亚太》2008(5):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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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银行业；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8－006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8.18

一、国际银行业经营模式发展历程

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指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实质上是指金融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9年之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大都实行混业经营。这种模式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背景、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等因素相对应，更是对金融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反应。巨额利润驱动商业银行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实力跻身于证券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同时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向商业银行业务渗入，以扩大资金来源。两者在业务经营方面的界限模糊不清，最终成为金融业“万能”机构。

第二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以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标志，分业经营成为这一时期主流。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股市崩溃和经济大萧条，并引起全社会恐慌。人们把危机的原因归罪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交叉经营。为了防范银行业混业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会于 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立法的高度确立了美国金融业长达66年的分业经营制度格局。

第三个阶段，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法案》，揭开了金融业又一次走向混业经营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商业银行受到分业经营的限制，竞争力日益下降。各国出台一系列放松管制的规定，同时金融创新推动了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尤其是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通过和实施，美国金融业从此进入了混业经营阶段。同时英、法、日等国也允许投资银行从事部分商业银行的业务，国际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时代[1]。

二、危机下美国传统投行模式向全能银行转型原因分析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独立投行模式难以持续下去，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纷纷在危机中倒下。雷曼宣布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被银行控股公司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都宣告了美国独立投资银行模式的终结，这是国际金融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危机下出现这种转型，其根本原因在于全能银行（混业经营）相对于传统投行模式在经营模式上的优势。

（一）全能银行较传统投行模式的范围经济优势

全能银行可以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降低服务成本，有利于形成范围经济。全能银行通过其内部机构和外部持股等方式，发挥总体优势，在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产品需求的同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传统投行模式只能为客户提供单一的服务，或者是提供多样化服务成本较高。规模较大的银行在扩大经营范围时较易获得范围经济效应。

（二）全能银行较传统投行模式的规模经济优势

全能银行转传统投行模式的规模优势体现在当银行业务规模发展、人员数量增多和机构网点扩大时，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以及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金融资产的强相关性与弱专用性决定了金融业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全能银行往往是由不同金融机构合并而成，具有较大的规模，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规模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2]。

（三）全能银行较传统投行模式风险处理的优势

1.从分散和识别风险的角度。根据资产组合理论，通过投资金融资产的多元化组合能有效分散风险（非系统风险）。全能银行多元化经营业务，将不同的业务进行组合可以实现风险分散。多元化经营使得全能银行风险识别能力较强，从而更有效地分散风险或隔离风险。而独立投资银行业务单一，容易受到市场、市场参与者信心和商业银行利率变化的影响，风险相对集中。在资产高度证券化的条件下，其信息极其不对称与不透明，因此独立投资银行风险识别相对滞后[3]。

2.全能银行具有“内在稳定”的特征。发展风险较小的存贷业务、金融零售业务以及其收入渠道多元化决定了全能银行风险防范能力较强。由于全能银行的业务多样化，银行一部分业务的亏损可由其他部分业务活动的盈利补偿，收入相对稳定。而独立投资银行主要受制于资本市场景气状况，收入变化大。独立的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繁荣、资产泡沫化时盈利率较高，反之亦然，这些都决定了独立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萧条时容易受到冲击。

3.全能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相对合理，杠杆比率低。首先与投资银行不同，全能银行必须严格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规定的8%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而投资银行运行高杠杆比例经营，因此全能银行相对于投资银行在危机发生后资产受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

4.全能银行可向中央银行的融资。全能银行可以通过其控股的商业银行机构吸纳大量低成本存款，增加其流动性，为银行风险提供较高的准备金，增加银行的安全性。而投资银行是没有资格向中央银行的贴现窗口拆借资金的，只能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变卖金融债券资产或者通过同业拆借来缓解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相对于全能银行，投资银行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应对风险能力较差。

三、美国投行转型的启示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起全球金融海啸，理论界将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金融业过度创新和混业经营。因为金融过度创新、混业经营推动了银行业务多元化，全面参与保险、证券等跨市场特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个业务环节和市场环节，导致风险循环回归银行系统，从而引发了全面市场风险。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偏颇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监管漏洞的存在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出现，并非混业经营。

首先，金融创新是真正推进金融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同时金融创新推出的金融衍生品如CDS（信用违约掉期）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次，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因这次危机倒闭和破产或被重组的金融机构皆是专业化程度高业务单一的中小银行和投资银行。但同时欧洲国家混业经营的大型金融机构，如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也遭遇挤兑，只是受到的打击相对较小[4]。

任何成功的制度变迁都依赖于一个支持目标制度的相关制度环境,包括相应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等。在金融市场最发达、金融创新最活跃的美国所爆发的次贷危机，深刻地暴露出美国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系必须与金融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与创新链条上不能有丝毫的监管空白和真空，否则最终将导致金融风险以危机的形式爆发。从国际金融业经营体制演变历程和最新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形势来看，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对于我国金融业来说，实现混业经营制度不宜操之过急，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条件，选择合适的混业经营模式，逐步实施，做好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

四、我国银行业经营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方面得益于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放，无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影响有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银行业而言，美国金融危机的诱因与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相同问题：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大、利率的不断调高[5]。而且，由于房地产贷款在我国银行信贷资产中比重较大，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不明且风险相对集中在银行体系内，我国证券业机构的QDII在国外的巨额亏损再一次说明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都说明了金融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而此次金融危机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有助于理性地重新思考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

（二）我国银行业经营模式的未来展望

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当前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影响，现阶段选择分业经营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水平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混业经营才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1.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分业经营制度。次贷危机未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行的分业经营体制。因此，我国银行业选择分业经营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能防范和降低风险。分业经营模式有助于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之间建立“防火墙”，避免不同金融业务之间的风险传递，降低了非系统风险。第二，有利于金融机构专业化发展。在分业经营模式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各自分开不得混合，有利于专业化金融机构在各自的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6]。第三，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法规和监管不健全是突出特点，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面对不成熟的非理性市场，实行银行业、证券分业经营实属必要。第四，有助于金融市场体系监管的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制基础薄弱、信用环境较差等潜在的风险不断放大，一行三会按照不同的监管标准、从不同的角度监管和评价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因此选择分业经营与我国当前的监管模式相适应，有利于金融业的监管[7]。

2.从长远看，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国内来看，发展全能银行有助于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单一、资产比例失衡。由于全能银行的业务多样化,使其具有内在稳定的特征,可利用内部补偿机制来稳定银行的利润收入，因而发展全能银行对于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收入状况、减少我国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客户的需求逐渐向多元化发展，一站式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只有实现综合经营才能稳定客户群。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特别是加入WTO过渡期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强，所面临的金融业竞争也更加激烈。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于狭小制约了盈利能力提高，限制了市场竞争力。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大部分是著名的全能银行，它们在资金、技术、管理、本身经营的多元化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在与外国混业经营的金融主体竞争的过程中，我国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显得竞争力不足。因此打破分业限制有助于国内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此背景条件下，要求我国金融业紧跟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步伐，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8]。

从银行经营模式变迁中可以看出，分业模式与混业模式实际上体现了金融安全和效率的取向差别。分业模式侧重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混业模式则侧重于金融体系的效率。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然后才是低成本和高效率。因此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分业经营基础上摸索出一种既可以将混业经营制与分业经营制有机结合，又能扬长避短的金融业经营模式是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金融立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周晔.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发展趋势之探讨[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3）:24-28.

[2]赵燕.金融危机下美国投行业转型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对混业经营趋势的再思考[J].浙江金融，2009（1）:21-22.

[3]李璐彤.关于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思考――由分业经营与综合经营的利弊看中国金融经营模式的发展[J].中国商界,2009(1)：32-34.

[4]王大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4）：87-90.

[5]曾旭.次贷危机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模式的思考[J].华北金融.2009（6）：42-44.

[6]许运凯.21世纪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的选择[J].新金融,2000(5):3-5.

篇10

[关键词]制造企业；国际创业行为；互联网

[DOI]10.13939/ki.zgsc.2016.42.138

这次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学者获得的相关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且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针对其适用性进行实验和证明。而且还对我国制造企业使用互联网进行国际创业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企业管理人员和投资人员在进行企业管理和实践的时候提供有效的帮助。

1 影响企业在国际创业活动中使用互联网的程度和方式的环境层面因素

在互联网的环境中，过去的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文化特色和政治特点等内容，这些因素现在正在被削弱。但是这次研究却发现目标市场国家类型企业的国际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没有减弱。这次研究表明了Yamin和Sinkovics（2006）和现在积极的在线国际化活动（A.O.I.）的主要观点，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证明了企业在海外市场中进行高水平的线上活动需要该市场坚实的网络基础设备作为支撑，而且企业产品的目标用户要能合理地使用互联网。

研究问题的特定情境决定了理论研究的适应性及研究结论的推广与拓展空间。而本文情境因素构成的研究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概念模型的普遍适用性。如本文并未提及与市场进入相关的准入门槛或限制程度，而事实上，海外市场进入壁垒确实存在，因而并不能期望在上述情境下互联网能显著影响创业企业对国际市场商机的成功获取。

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家畜设施建设更为健全，其中有互联网直接相融合的软硬件设备，像是光纤、通信基站等设备，其中还有电子商务配套的物流、金融等设备。现在互联网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比较长远，所以现在人们对于网络的使用程度也在逐渐加深，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习惯正在走向成熟，也就是更加高端的电子商务完备度（Oxley和Yeung，2001）。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比较大，明显高于落后的国家。所以海外市场的主要对象就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使用互联网进行国际创业活动的程度也会逐渐增加，方式也更加地丰富多彩。虽然企业在互联网中对不同种类的目标市场和互联网实用性进行判断是常规行为，但是本研究认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这些国家进行有关的互联网活动，所以在线活动针对企业来说，是占据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网络范围不但拥有线下渠道，而且还有其他重要的商业活动平台，如果丧失在线价值链就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本文认为，和高收入国家进行比较，企业要更多倾向于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在线活动。

这些国家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都比较高，但是商业运用的网络化情况还处于不断尝试的阶段，所以企业利用这些国家来统筹安排网络活动环节，并且和有关企业进行相应的市场竞争。

2 解决互联网情境下的企业国际创业行为影响措施

因为网络空间是企I获得客户信息的载体，互联网在将来的商业活动中也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加强海外市场在线活动的能力，方便中国制造企业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本文认为需要在管理实践方面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因为企业管理人员是对企业整体发展的规划者，企业在加强海外业务的时候，需要对互联网强化使用，利用其中的人力、资源投入来进行相应的转变，企业管理人员需要有这方面的意愿，并准确地把握企业在海外市场价值链的形成和互联网使用的相关信息，从而有效地判断现在业务形式中是否还存在没有从人性化角度设计的价值链部分，通过对在线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来提升市场机会的概率。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聘请具有互联网行业丰富经验的外部管理人，也可以是聘请的专家人员、管理咨询顾问等，利用这些人员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化训练。

第二，企业利用过去的业务形式在海外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企业为了保证其长效发展，需要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进行符合实际的选择，所以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具备这方面的意识。长时间渠道关系对于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互联网海外业务形式为主体，表现了未来海外市场发展的潮流，更是企业加强海外市场活动能力的关键所在。虽然企业利用在线活动来拓展海外市场，但是其成本投资比较大，尤其是这种活动形式容易给企业海外市场造成严重的威胁，企业需要及时处理因为渠道问题导致的海外业务的转变。但是，企业为了活动海外市场用户的重视，逐渐对海外业务模式进行网络化转化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在海外市场构建和推行自己的品牌是现在中国制造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在网络虚拟中，因为用户不只是和企业、产品接触，而且企业或是产品还可能对实际产品的购买愿望和购买决定进行了解。现在目标市场用户对企业自身品牌的使用状况和形成的品牌效应，能够帮助企业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海外市场进行营销和销售的相关活动。所以，制造业企业在进行OEM业务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线下道路向同伴提供海外销售产品，利用差异化定位的方式来加强产品的美誉度和销售数量，提升目标市场国家用户对企业产品的使用数量，从而认可该产品品牌，方便企业在线上活动中能够积极参与其中。

3 结 论

因为本研究在测量个人影响因素对创业导向的作用时，使用了比较先进的量表法，虽然使用了比较严谨的方式对量表中的内容进行准确的翻译，但是因为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影响，量表在数据整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失真问题。因此，在测量企业国际创业举动的时候，本研究需要管理人员叙述与之对应的国际创业活动，管理人员可能因为理解不到位造成了测量方面的不精确。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尝试使用情景化实验的模式，例如可以在一些实际的情境中对数据资料进行收集和判断，从而有效地加强数据资料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梁强，邹立凯，杨学儒，等.政府支持对包容性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揭阳军埔农村电商创业集群的案例分析[J].南方经济，2016（1）：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