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创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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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制度创新 缺陷 制约因素

一 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改变金融体系的要素搭配和组合从而提供新的金融业务就可认为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 金融制度创新的原因

第一，对利润的追求，即金融企业为获得潜在利润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它包括财富增长理论和货币促成理论。Greenbau和Haywood认为，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促发了金融创新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Ross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对金融创新的需求，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上广泛存在的委托关系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Allen 和Gale认为，金融创新的出现是为了抵御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货币促成理论的代表性人物Friedman认为，“前所未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及其最初的影响，是促使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并形成要求放松金融市场管理压力的主因。”

第二，企业经济环境中所受到的压力。金融企业为规避风险，逃避金融监管而进行金融创新。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 J. kane）在1984年提出了规避管制理论。该理论考虑了金融市场创新的原因并能够解释因管制引发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条件是，金融行业受到相比其他行业更加严格的金融管制且金融机构能够合理或被默许规避政府的管制措施。

三 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的缺陷

1.金融组织制度方面

我国金融资产分布结构不合理，金融组织体系呈现出“间接金融过强、直接金融过弱”的垄断格局。我国金融结构中银行业比重过高（特别是国有控股银行），而保险、证券、租赁、信托等非银行业所占比重过低。

2.金融市场制度方面

第一，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扭曲、市场发展深度不够。信用集中于国家，国有控股银行在资金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其与国有企业之间仍未完全摆脱“资金供给制”的状态。

第二，市场结构失衡。尽管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包括同业拆借市场、存贷款市场、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是还没有建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场，现行外汇市场构架和运行规则与经济全球化不能完全适应。

第三，金融市场主体不完善。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强化程度不够，货币政策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对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的依附地位，在经济金融出现较大波动时，仍需借助于一定程度的刚性政策影响和行政干预。

3.金融监管制度方面

在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飞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金融监管制度逐渐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监管体系方面。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造成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配合，监管的协调性不足，很大程度上使得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传递延误甚至扭曲，严重影响了监管效率的提高；监管内容方面，我国金融监管内容重点不突出，不全面。监管偏重于合规性，忽视风险性。

四 对于制度创新的建议

1.规范金融创新的主体行为，健全银行信用的运行机制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国的主要创新主体一直都是银行。只有先强调对银行风险控制的预警体系，防止因管理上的漏洞使银行信用活动“越轨”，才能进行制度创新。此外，对于金融机构借创新名义进行的虚假活动和搞投机式的泡沫经济交易要严格禁止。

2.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直接管制的同时加强风险监控

金融监管当局在放松直接管制的同时应强化以促进谨慎经营为目的的风险控制。通过给金融机构更加广泛的自，使得市场机构能够真正取得支配金融机构运行的基础机制地位。同时，金融监管要换一个新的角度切入金融业的运行，为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寻求保证银行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平衡点，从而达到对金融运行的新控制。

3.扩大监管范围

现代金融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存在一些监管法规涉及不到的地方。原先的法律条款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要将以前监管法规没有涉及的地方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内。首先要将一些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其次，将表外业务纳入监管范围。

4.健全信息披露制度，预防金融风险

信息披露制度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建立具有权威的中介金融评估机构并由其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风险程度进行有效地评估；二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规定银行必须定期向公众披露其经营状况。

5.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已有了进展，应继续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6.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实施，为我国金融监管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在金融立法上是相对落后的，有些金融法规条款过于粗糙，规定不够细致，操作性不强；金融法律、规章之间相互抵触的。整体而言金融规章层次太低，影响监管执法水平。所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立法进程，对一些过时和相互抵触的规章法律进行系统全面的修订，使金融监管工作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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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制度创新；金融成长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31－02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时，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变为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首先，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如果成绩卓越，不仅会获得晋升，而且会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and 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最后，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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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尹钰林，张玉利.制度创业的前沿研究与经典模型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9）：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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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软法 柔性管理 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治理的共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条件下，相比清理、修订和制定等立法工作，当下对于公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更要重视和强调“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即遵守和执行现行的法律。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同样不是法外之地，从事互联网金融活动应该尊重和服从现行的法律规定。

例如，P2P借贷平台属于民间借贷平台，并非没有法律规范可以适用，现行民商法基本上可以对其进行规范。然而，由于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没有尊重和维护投资者的应有权利，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导致2013年9月以来网贷平台倒闭、商家跑路等事件频发。P2P借贷本属于民间借贷行为，然而P2P平台屡屡现出违法苗头，这与P2P行业现存的“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机构监管”的三无状态有一定关系，还和P2P行业的“边发展、边规范”的实际困难有关。目前P2P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不成熟，还需要政府及时进行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

在当前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要严守政策和法律的底线。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监管，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曾经讲过两个不能突破，即不能做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除此之外，非法经营等罪名依然留存，只要现行法律有效，这些法律底线就不能突破。地方金改包括温州金改亦应如此，《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有一些地方突破，但是创新和突破只能在没有明确边界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原来有法律有界定能够适用的领域，所谓地方创新不能刚性突破，国家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法规是下位法，不能用下位法去突破上位法，特别是刑事领域的罪与罚一定要分清楚，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法律底线。

为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梳理清楚互联网金融涉及的法律关系。目前，非金融机构从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有三种关系：一是消费关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产品营销关系，重点把握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合作关系，互联网金融企业跟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关系；三是竞争关系，如何处理市场上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同业竞争关系。这三种基本关系均有法可依，我国的民商事法律体系基本可以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需要。

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构筑“三线”：第一，把握权利义务的界线；第二，划定风险管理的红线；第三，不触非法集资的底线。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基本内容。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守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碰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法律底线，守住底线，放开上限，可以鼓励更多的创新。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治化规范，当务之急是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要高度尊重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相关的制度资源，将其用活、用足、用好。另外，在还没有形成新的立法之前，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在具体案例的审理中发现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将现行法律规则应用于司法审判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尊重现行的法律规范，依法合规地开展有关业务创新活动。

制度创新可软法先行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互联网金融创新如火如荼，至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可以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势已定。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国政府顺应潮流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毕竟潮流有也会有低潮，是波浪式的前进，中间难免有些波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争议，但不会改变发展趋势与方向。面对种种冲突，我们要考虑在无法预料互联网金融将会发展为何物时，如何鼓励各方在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的法治化规范应该尽量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不要动则呼吁国家立法。国家立法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设法将闲置的法律资源激活。法律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目的是让社会关系达到平衡，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现有的法律能让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关系形成平衡，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那么现有法律就基本够用，无需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如果现有规则不能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平衡，恢复或重建一种社会秩序，则一定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互联网世界的兴起，的确需要新规则，但不是一开始就全部由国家立法机构来立法，而是需要内生的自生秩序的形成。立法的任务是发现规则并行诸文字的过程，规则的形成首先需要市场主体的自律，企业的业务流程要规范，操作要点要细化，严格风险管理规则，其次应当通过行业自身的努力，企业之间的沟通，制定一定的行业标准，并形成行业自律准则和行业公约。这就是软法。

软法，是指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引导企业形成产品规则、企业规则的标准流程，提炼出来形成行业标准，形成行业惯例和公约，现代法学认为这也是一种立法。一个重要政策法律文件的出台，需要反复调研、协商和论证等程序，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很正常。相比之下，先进行行业自律，逐渐找到规范、规则和标准，再通过司法判例总结规则，逐渐上升为法律，则更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的小微企业、三农建设、创新型企业得到更多融资的渠道，为普通民众理财提供更多的渠道。

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如关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出现扫码支付问题的事故和纠纷投诉，央行采用的策略是“暂停”虚拟信用卡和扫码支付，让其排查安全隐患、评估风险管理和制定应急预案，并上报备案，这本是一个及时且必要的监管措施和依法监管要求，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当有人把对网络支付的管理办法征求稿发放到网络时，舆论通过互联网发酵，并且迅速传导到股市，致使互联网金融概念股跌停，也给央行造成极大舆论压力。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参与和理性表达没有形成有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柔性缓冲带。

软法是一种社会自治过程，是监管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先从企业标准规范上升到行业标准规范，在这个基础上，行政监管层对软法进行广泛调研，最终将其转化成为法律。这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提炼、发现规则，与自上而下沟通协商、修改完善规则的良性互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监管机构的意志变成监管规则。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加强社会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和软法治理能够起到更灵活有效的作用。市场问题通过舆论反应先传导到第三部门，政府意识和监管措施可以通过行业组织传递给企业，而不是简单直接以有形之手干涉企业行为，这样可形成有弹性的互动机制，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对制度进一步规范与优化有极大好处。互联网金融发展本来就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可以先进行软法治理，探索柔性监管，用互联网思维来探索立法创新，以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

互联网金融是推动金融监管变革的良好契机

在当前金融监管格局下，互联网金融有的领域有机构监管，有的领域还没有机构监管。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但目前政策法律环境总体是宽松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没有出现监管过度的情况，还没有专门法律出台，部门规章也比较少，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的试错探索。从民商法原则出发，法无明文禁止即是自由，赋予了经营者探索试错的创新空间；从行政法治原则出发，法无明文授权即是禁止，监管者要抑制自己的监管冲动。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监管变革。无论如何，监管应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坚守风险监管的底线，笔者认为应该依法着力从以下几点进行监管变革：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互联网金融当前尚处于非成熟阶段，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时，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进行监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按照属地原则，风险最后是由地方政府兜底。考虑到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排查、风险量化、风险定价、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加强数据采集、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做好集体性的、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

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根据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个人信用报告目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消费者使用，网络借贷中介平台并非合法使用者。所以应当顺应时展，完善征信体系，由工商、政法、税务及金融部门联合建立企业、个人信用资料库并及时更新，共同建立我国信用体系。首先，建立形成行业内部征信体系并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建立黑名单互换机制；其次，积极促进与外部征信系统的对接，实现信用信息在不同行业间的沟通；再者，制定信用惩罚机制，以激励客户在利益平衡中作出明智的选择，重视自身信用建设；最后，在征信过程中注重客户隐私权保护。

采取非审慎性监管方式。应加强市场准入监管，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包括注册资本、人员、信息技术标准等。同时，除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外，还应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信息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加强持续经营监管，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根据监管过程中监测到的不同风险采取行政与司法相结合的处置措施。同时，应加强在市场退出中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在监管P2P平台运行方面，建立贷款人风险基金，在网站退出市场时，利用此风险基金，保护贷款人的利益，补偿其损失。

多层次、全方位协同监管。首先，加强地方政府监管。由于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差异较大，因此互联网金融区域性、地方化色彩比较强，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应当接受地方金融办的监督管理。其次，在金融监管的指导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应当成立行业协会，进行有效的自律监管。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事物，其发展尚不能预测，还需要各方面的呵护，政府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能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而行业协会运用行业内部公认的公约来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减少风险，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法律提供了参考。最后，建立内控机制，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提升从业人员的执业技能、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以确保稳定性、安全性，从而减小金融领域的动荡。

专业化政府监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效率就必须建立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互联网金融是融合物联网技术和金融为一体的，所以对政府监管人员就会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既要具有互联网技术背景，又要有一定的金融知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不可阻挡，势必会造成国内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融合和冲突，这就需要政府监管人员综合考量国内外因素，适当汲取国外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中国化监管。但是在此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重点是引导和规范，而不是直接插手，简单地将政府意识强加给企业。

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设计很容易跨界，且通过互联网渠道打通。监管应该从机构监管转变到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是指按照金融业务功能监管，比如，如果是存贷款业务，那么就按照存贷款业务这种功能，由银监会按照存款类机构来监管。原来的监管是从经营者角度来说的，行为监管则是指，将来监管要更加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等权益。此外，现在监管部门正在设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把原有的文本落到实处，把过去的一些规定变得有效率。对互联网金融的规范还要注意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规范，程序规范是今后要迅速加强的工作。

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但是，作为新兴事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规范互联网金融应该软法先行，鼓励企业提炼产品标准和服务流程，形成行业内部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但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管。与对传统金融的刚性管理不同，对互联网金融应多实行柔性管理，在当前的法律框架内将软法与硬法，柔性与刚性管理相结合。如何在现代法治框架内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仍待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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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

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制度创新取决于政府与金融企业二者之间的制度需求是否能够互相适应，也就是说金融企业是否与政府能够具备同样的强烈回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偏好，以及其创新制度能否有效得以实行，以此满足金融企业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偏好。此外，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同样缺乏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金融企业积极创新的诉求被遏制，使得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制度创新缺乏主体的支持效用。虽然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应当作为一项需求诱致的制度创新，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也形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但是资产证券化以及信用衍生品等等均可分散经济体住房贷款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与金融工具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所以，为了有效避免风险，让银行具有制度创新的动力。

一、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现状

在当前国际当中较为完整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当中，因为机制的逐步完善，已经出现了许多与制度以及产品创新的成功实践，这些成功的创新实践均是在市场化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同样包含保护公众权益以及一直行业垄断以及完善市场内部要素等。对于国内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来说，因为金融创新机制的缺失以及相关的金融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等现象。比如尽管央行对房地产开发商采用项目融资或者股权融资等等多种融资的方式持支持的态度，但是房地产金融市场资产的证券化作用也同样面临着多种发展障碍。其中一条便是法律的阻碍，对于尚未能够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以及基金法等等明确的法律措施的当前，为金融衍生品相应规范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限制，同时，规模与收益的发展阻碍也对信托在发行数量上的限制以及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带来了诸多影响。最后，因房地产公司在上市方面所面临的高门槛与高成本下，市场操作也同样存在着许多障碍。因此，想要进行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让房地产市场挣脱商业银行等一些间接金融系统主体的禁锢，先要对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的市场机制与风险约束机制进行满足，进一步确立利于社会公众分享公共福利的将房地产金融、证券市场产品进行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进行统筹安排。

二、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思路

想要积极的对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进行有效创新与分析，应当首先明确创新思路，并沿着创新思路进行摸索，充分发挥出新兴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发展特点，对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以及其它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创新、融合。同时，适当的对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模式进行转换，其方针思路应为发动政府强制性作用，扭转制度的变迁与作用，适当的培育市场诱致性与制度变迁的力量，以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拓展作为其突破口，带动当前商业银行房地产金融改革，积极的推动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同时，也应进一步构筑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体系。通过对金融衍生品制度体系的借鉴，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体系建设也应当大体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市场交易制度，其次是市场监管制度，最后则是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凡此三点，是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体系的重要元素，同样也是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体系构建的最关键环节。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也便可以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建立并完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制度创新，能够保障房地产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能够按照市场交易规则顺利的进行，也能够确保房地产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一步达到完善与创新的目的。对于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并依照我国实际国情与房地产衍生品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特点，进一步达到交易制度的完善。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不同的发展阶段特点，进行交易制度的创新，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的目的是确保市场的有效性，抵御金融衍生品市场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在此基础之上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所普遍存有交易品种较少，其发展时间也较短一些现象，而且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也同样为能够真正得以建立，所以只有对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才能够保障市场运行的有序性并促使其能够稳定、持久的发展。从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以此应对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挑战，按照国际惯例对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制定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现有的金融制度的场景以及构置，不但影响了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步伐，同样也因为房地产金融业所面临的诸多金融管制限制了其金融创新的空间，让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在创新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并且让整个房地产金融市场极度缺乏创新的能力以及活力，完全难以满足当前房地产发展对于金融市场功能的多元化需要。而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的体现之一便是实现房地产金融衍生品产品的创新，对房地产金融衍生品产品的创新来说，对它有着直接影响的便是金融机构中当前的体制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商业银行经理人只需要对广大的投资者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或者是大股东负责，追逐利润将成为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最大动机，但是股权分散与国家控股之间的矛盾应当如何化解，则应当进一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的创新研究进行阐述分析，并结合笔者自身经验，谈一些感受与看法，希望以此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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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成, 张炜. 基于逆向选择视角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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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 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篇6

作者简介：杨少芬(1962-)，女，福建屏南人，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梁雪芳(1965-)，女，福建福州人，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王勉(1971-)，男，福建福州人，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摘要：当前，我国金融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缺失。为解除农村金融供给抑制，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而从体制上和机制上创新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制度，是目前扩充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关键路径。当前，我国邮政金融在服务“三农”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机遇，并可依托自身的竞争优势。充分发挥邮政金融的比较优势，并辅以必要的政策扶持，以完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是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全面提升我国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要纠正认识偏差，客观审视邮政储蓄的历史作用;合理分布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多渠道构建农村邮储资金的回流导入机制;适时组建邮政金融控股集团，尽快出台《邮政金融服务促进法》，为完善邮政金融支农服务功能提供体制和法律保障。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 邮政金融; 服务“三农”; 制度创新;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29-05

一､相对缺失：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绩效的一种判断

从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绩效的判断和结论来看，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有完整体系，种类齐全且功能合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经过改革，基本上形成了具有政策､商业和合作的服务体系，但功能尚不完善。这两种判断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但在认识和指导实践上又显不足。前者基于对农村金融改革自身的肯定，后者有批判成分但不彻底。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表面上形成了“三驾马车”支农的局面，但因组织功能错位及缺乏层次性而名不副实;正常的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空缺，很难与正规金融形成制度互补。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是简单完善的问题，而是重新构建的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缺失，不是指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网点数量不足，或缺乏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而是指现有农村金融服务部门尚未组织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服务“三农”的有机整体，导致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受到削弱。其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主体的价值取向模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功能弱化;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农村金融结构失衡;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农村资金外流与农村经济“贫血”并存，“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悖论”愈演愈烈等。可见，我国农村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在各自的利益机制驱动下，并未充分提供有效的农村金融供给，而“先天不足”的非正规金融很难与正规金融形成竞争互补，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缺乏实质性的有效运行机制。

表1 2004年我国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储汇局。

如表1所示，2004年我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的农村网点存款余额占农村存款份额的比重分别为32．29%､49．43%和18．28%，而同期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农村网点贷款余额占农村贷款份额的比重分别为1．09%和98．91%。在农业银行经营战略目标非农化的同时，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为农村地区乡镇一级开展信贷业务的唯一金融机构，基本垄断了“三农”小额信贷市场。另据统计，在2004年全国新增的1203亿元农业贷款中，扣除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部分，其他商业银行仅提供45亿元，只相当于其全年新增贷款额的8‰;至2005年10月末，全国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1万余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85%。

表2 近10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金融对农业的支持

单位：亿元

注：以上内容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资料整理。

如表2所示，农业贷款总量与农业经济总量不成比例，农业信贷资金总体供给能力轻型化。截至2005年末，全国农业贷款余额为11529．93亿元，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余额的5．92%，农业贷款与农业增加值的比例为0．5075：1，远低于各项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1．0678：1)。从近10年来的数据看，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基本上在5%～6%的区间内徘徊，而同期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虽呈下降趋势，但仍在12%以上。上述现象表明，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较低的农业领域对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吸引力愈益减弱;与农业对GDP的贡献率相比，信贷资金对农业GDP(农业增加值)的贡献不够明显，农村金融资源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联度较低，这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缺失的另一表象。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缺失的种种表象，可解释为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中存在着一种供给型的金融抑制，而只有通过农村金融深化才能促使农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不同初始条件下的金融深化存在着不同的路径依赖――供给引导型和需求跟进型(休・帕特里克，1966)，金融改革和发展必须遵循这种内生性的路径依赖。基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应选择“供给引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调整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结构，演化适宜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从体制和机制上创新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制度，则是目前扩充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关键路径。

二､新农村建设中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可行性分析

邮政金融作为我国一家提供个人金融零售服务的机构，在服务“三农”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机遇，未来邮政金融可依托自身的竞争优势，迅速成长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邮政金融面临的环境机遇

一是填补国有商业银行“农转非”后市场空缺的机遇。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经营战略调整，大规模撤并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经营网点，信贷资金的“城市偏向”和“发达地区偏向”使农村地区金融真空问题凸显。这为邮政金融拓展农村地区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邮政金融可以通过主动接收商业银行的农村网点，低成本､快速地填补这些机构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空白，以新型金融服务主体的身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二是开展农村地区银保合作乃至直接涉足保险业务领域的机遇。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当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务的规模､覆盖面､渗透度和服务水平，远不能满足“三农”经济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很不完善，农村居民缺乏养老､医疗保障问题突出;农业保险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民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赔付､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2年就开始承办农业保险业务，但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业务极度萎缩(承保率不足5%)。因此，在培育农村社会保障和保险体系方面，邮政金融可充当农村保险业务的基层兼业网点，从农村简易人身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民工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财产险以及农业生产的政策项保险等起步，拓宽农村保险产品营销渠道，逐步过渡到投资设立农村小额保险组织，实施银行保险混业经营，拓展农村保险市场。

三是拓展零售类信贷市场，从而改善邮储资产结构的机遇。现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功能的缺位与错位，造成体制内正规金融严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渠道，使得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日趋活跃。但作为体制外金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其为了获得较高的风险报酬往往抬高贷款利率，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允许邮政金融部门依托现有的网络优势，继续增加开办存单质押贷款的农村网点数量，并创造条件试办社区各类小额贷款业务，从而有效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替代和排挤民间私人借贷，规范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秩序。随着银监部门逐步放开邮政金融办理零售信贷业务，邮政金融部门将在零售类资产业务领域上与其他涉农金融机构形成优势互补。

四是全面开发农村金融中间业务市场的机遇。国有商业银行大幅撤并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后，广大农村地区金融中间业务的服务产生空缺。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将为农村地区开展结算类､担保类､融资类和管理类中间业务提供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邮政金融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点和网络优势，利用大部分省份农村信用社尚未开发统一银行卡的机会，研究开发邮政储蓄绿卡“一卡通”，扩大绿卡功能，改善用卡环境，依靠绿卡工程，带动乡镇这块基础性的中间业务市场做强做大，形成规模效应。

(二)邮政金融的比较优势

1．“邮政+金融”的行业优势。长期以来，邮政金融机构作为国家邮政系统中从事金融业务的部门，其既有的优势是建立在国家邮政事业快速发展所构筑的雄厚的行业基础之上的。邮政储蓄转型后，新组建的邮政储蓄银行作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控股企业，将继续依托现有邮政的网络设施经营，并实行全国统一法人体制，邮政行业所拥有的系统资源整合与集团化经营优势，将是邮政金融打造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保障。

2．服务网络资源优势。由于邮政储蓄依附于邮政，而邮政机构在农村具有庞大的､系统的营销和投递网络，点多面广，因此邮政金融具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从网点设置来看，邮储机构在农村较城市具有绝对优势。目前，全国邮政储蓄共有3．6万多个全国联网网点，其中约2/3的网点在农村;邮政汇兑网点共有4．5万个，其中农村网点占比为66%。在一些偏远地区，邮政储蓄是当地居民可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唯一渠道。借助城乡一体的服务网络，邮政金融正成为城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资金纽带。

3．信息科技手段优势。在国有商业银行战略性地收缩县域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情况下，邮政部门持续加大了对农村地区邮政金融服务机构的科技投入。目前已建成的以邮政金融核心业务系统为基础的强大的金融信息化网络，已成为我国覆盖城乡网点面最广､交易额最多的个人零售金融服务网络。其中：邮政金融客户管理系统是邮政金融信息化建设中第一个以数据汇总和分析为特征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为邮政金融业务的经营分析､管理决策､市场营销构筑了一个高效的支撑平台;邮政金融国际业务系统是一个全国数据大集中的集外币资产业务､外币负债业务和外币中间业务于一体的业务系统，实现原先外币储蓄系统与国际汇总系统的统一管理和风险控制;全国统一的邮政储蓄计算机联网系统助推邮储农村网点全面实现网络化，具备了城乡跨地区跨行业通存通兑的业务优势;邮政电子汇总系统成为全国最大的个人汇兑网络，已成功加入中国银联网络的邮储绿卡可在全国通兑。

4．品牌效应优势。邮政储蓄依托邮政的国家信誉､普遍服务网络设施以及全国一体化的机构体系，为城乡居民特别是为广大农村提供具有邮政特色的个人零售金融服务，“绿色银行”深入农民人心。基于百年邮政的金字招牌，邮政金融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国家信誉优势以及普遍性金融服务的色彩，大大提升了邮政金融服务的社会认同度。忠实稳定的客户群是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重要基础性资源。

三､邮政金融服务“三农”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目前世界上有7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利用邮政部门的网络和服务渠道等资源优势，经营面向社会公众的零售金融业务，在服务农村经济方面大多成绩斐然。如韩国2800多个邮政储蓄和保险网点(占该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41．6%)中约50%分布在农村地区，其所属的西南最偏远的GAGEO小岛只有邮局在此设有政府经营的金融网点;法国邮政部门有3/4的网点分布在农村地区，为开展金融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创建的邮政金融品牌在法国金融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各国邮政金融改革发展的正反经验表明：

――邮政金融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邮政网点，邮储银行与邮政机构的一体性是不容置疑的。始于1990年的德国邮政体系改革由分到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又由德国邮政公司完全控股德国邮政银行，后者拥有与邮局营业交织在一起的1．3万个网点，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零售商业银行。正因为借助于邮政遍布城乡的网络资源，才使邮政金融有能力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一般商业银行不可能或不愿意到达的边远区域。邮政金融业务与邮政网络两者之间相互支撑，密不可分。我国正处于邮政体制和邮政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一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一般商业银行相比，邮政金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平民银行”或称“大众的银行”性质，为普通大众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是各国邮政金融的长项。时至今日，尽管各国邮政金融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服务对象却始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乡基层民众，邮政金融仍要依托邮政部门固有的网络优势和服务渠道，提倡勤俭持家､计划理财的社会风尚，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为经营宗旨。这是邮政金融机构作为特殊性质的商业银行，区别于一般商业银行的重要方面。

――为邮政金融开展业务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扶持。从各国邮政金融的发展历程看，一般都有相应的法规､政策来规范和引导本国邮政金融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未出台专门的《邮政储蓄法》，来明确规定邮政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市场定位和管理体制等，对邮政金融开展农村业务的金融财税政策扶持则更显不足，邮政金融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注重核心能力的培养，加强产品创新。由于邮政储蓄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各国邮政金融部门在资金运营上普遍采取了审慎､稳妥的态度。从各国改革情况看，邮政储蓄资金的自主运营是大方向。而资金自主运营能力则是一家金融机构维系生存､发展的核心能力所在。我国邮政金融部门在资金运用上必须稳健，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在有效降低资金运营风险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资金自主运用渠道。另一方面，各国邮政金融都在跟踪客户多样化的现代金融服务需求，并借助科技手段不断研发新的金融产品;相比之下，我国邮政金融迄今未开发出一个具有差异优势的特色金融产品。在我国邮政储蓄转型为邮政储蓄银行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防止因创新能力低下而制约我国邮政金融今后的发展。

四､邮政金融服务“三农”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农村资金的“抽水机”：一个亟需澄清的认识误区

在邮储资金全额转存央行的制度安排下，邮政储蓄资金一直是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至2004年6月末，农业发展银行承接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为6500亿元，安排支农再贷款842亿元，而同期邮政储蓄转存到央行的老存款有8000亿元。可见，邮政储蓄资金是央行安排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资金的重要来源。既然存在邮政储蓄(含城市和农村)中央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这一资金运用链条，那么与其说邮政储蓄从农村抽取资金，还不如说在城市吸收的邮政储蓄资金(约占邮政储蓄余额的2/3)也流到了农村。

近年来，邮政金融部门依托农村邮储服务网络的优势，以不断发展的邮政储蓄信息化建设为基础，针对农村市场的特点和农村客户的需求，在完善服务“三农”功能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基于邮政储蓄异地通存通兑平台､银联跨行交易平台､电子汇兑平台以及邮政企业遍布城乡的投递平台的农村客户个人资金汇划业务体系。邮政储蓄绿卡､邮政汇兑已成为农村居民重要的资金汇划工具。据调查，截至2006年9月底，在福建省累计发行的624．09万张邮政储蓄绿卡中，有350多万张是农村客户持有的。统计数据还表明，我国邮政金融部门2005年办理的个人结算金额(包括储蓄､汇兑)超过1．8万亿元，其中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资金就有1．38万亿元，占比超过76%。加上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资金后通过协议存款､逆回购等方式，向农村地区返还的长､短期资金每年均在300亿元以上。因此，通过邮政金融渠道向农村地区输送的资金总量达1．4万亿元。而2005年全国邮政储蓄新吸收存款余额为2811．76亿元，其中农村地区吸储1093．39亿元。不难看出，邮政金融通过畅通的资金汇划“高速公路”一直在向农村地区“输血”。由此可见，邮政储蓄从农村金融中“抽水”的说法具有相当大的认识偏差，该观点只是站在单向经营模式下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吸储的角度，来评判邮政金融在服务“三农”中的地位，却忽视了邮政金融已利用现有网络和业务构筑起资金回流农村的“大动脉”，其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够客观全面。

另一方面，在高度集权化的邮政储蓄资金运作模式下，邮政局省级及以下机构缺乏大额协议存款等批发类资产业务的运作权限;同时，出于金融风险防范与全国资金统一运作效益的考虑，国家邮政总局在制定协议存款业务的担保品种､不同地区的利率定价以及收益再分配机制等方面不够灵活。据调查，自邮政储蓄新增存款统一自主运作3年来，福建省各家金融机构累计使用92亿元邮政储蓄资金，仅占该省2006年9月末自主运用储蓄资金余额的37．6%，致使有关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回地方的政策意图未能充分体现。另外，地方邮储管理部门也缺乏必要的调控手段，去跟踪监测回流农村的贷款资金数量和实际用途，造成邮储资金回流机制不透明。

(二)尽快搭建邮政储蓄银行组织体系，合理确定资金运用主体及其权限

为便于对邮政金融业务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集中管理，建议邮储银行的组织体系建设采取总部省级机构省辖片区中心支行县级支行营业所的“五个层次､四级管理､一级经营”的体制模式。其中，在省辖以地市为单位进行组合，按照经济区划设立片区中心支行，这是基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经济核算的考虑;在乡(镇)上按照成本效益原则，采取多种方式设立营业所，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可重新设置网点，独立进行业务经营;大部分地区应采取继续依托当地的邮政网点，以委托其代办的形式进行业务经营。

在加快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组建步伐的同时，应明确资金运营主体及其权限，构建邮政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长效资金支持机制。一是在组建初期，仍由邮储银行总部掌控投资国债､重点建设债券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的决策权，引导邮储资金用于国家级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及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等领域;统一办理批发性银行间信用业务，充当政策性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商，将是起步阶段邮储资金运用的主要方向;适当下放与农村信用社协议存款交易的权限，并制定相应的协议存款指导利率，有效引导在邮政储蓄中占相当比例的农村资金反哺于农业。二是赋予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一定的资金运营权限，建立完善邮储资金直接回流机制。在尚未搭建起信贷业务的制度框架和风险控制机制的情况下，可委托其他涉农金融机构发放“三农”贷款，或参股当地农村信用社，以盘活农村邮政储蓄信贷资源;逐步增加办理邮储存单质押贷款的农村网点覆盖面､单笔限额､质押品以及业务推广深度，总结信贷管理经验并加快培养邮储银行信贷人才;在有效降低资金运作风险的前提下，拓宽邮储资金的回流渠道和自主运用范围，试办抵押类贷款和小企业联保贷款，再逐步拓展对一些商业性担保能力较强的地区和政府有能力组建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的地区，开办担保类贷款等;利用银监部门放开邮政金融办理社区小额贷款的契机，引导县辖邮储营业所试办直接对农户的小额贷款，转变其“储蓄所”型的运行机制，逐步将其改造成为服务功能更完善的村镇银行。

(三)适时组建邮政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为全面提升邮政金融服务“三农”功能提供体制保障

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可考虑成立邮政金融控股集团，组建包括邮政储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子公司在内的邮政金融体系，可以采取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以邮政自身的实业公司(母公司)为依托，由产业资本直接控股或参股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业的金融机构;二是以纯管理型的投资集团母公司为主体，来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邮政金融集团的建立，既是完善我国民族金融集团体系的重要举措，又是邮政储蓄银行在组织体系和业务体系上的模式创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缺失，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范围狭小，邮政金融集团的成立可为农村市场提供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综合，逐步矫正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从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四)尽快出台《邮政金融服务促进法》，为构建邮政金融支持“三农”长效机制提供法律保障

组建中的邮政储蓄银行，其服务对象是城乡亿万户居民，主要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主，如经营民间小额储蓄､小额汇兑和小额信贷等业务。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邮政储蓄银行在服务对象､业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长远来看，邮政金融应单独立法，此举既可使邮政金融作为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变得更加清晰，市场定位更加明确，又有利于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按照其业务经营特性进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邮政金融风险。同时，由于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是政府引导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安排，因此专门立法可强化邮政金融的社会责任，并加大对邮政金融农村业务的政策扶持力度，以充分发挥邮政金融的网络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品牌优势，从而使其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李 光．中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王文武．各国邮政金融研究[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3]张余文．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张亦春，谢清河．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发展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6) ．

[5]田 力等．中国农村金融容量问题研究[J] ．金融研究，20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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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制度的移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些金融制度移植过来后多数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据国情，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我国金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籍庆利、田永丰，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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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选择;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一、制度和制度绩效的经济学释义

制度是人类围绕一定的目标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它不仅构成了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而且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制度具有单向性,即制度一旦形成或建立,就成为了任何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一个人一出生就面对既定的制度,在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只能是既定制度的接受者,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这样。所以只有制度对处于其约束下的客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的权利而没有相反。于是制度的合理与否对其效率的发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形成后就会造成既定制度下的利益相关者,这些群体往往表现出制度偏好,所以即使既定制度有不合理性,但由于既得利益相关者对制度变革的阻挠,就会加大制度变革的困难,于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增加,进而就会衍生出制度变迁中的强路径依赖,从而制度变迁效率就会下降。

不同制度带来的社会总效益可以用制度绩效来表示,制度绩效就是一个经济体系在采用新的制度后,相对于以前而言,在经济质量和数量上所得到的改善和提高。制度绩效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总效益的释放。制度变迁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同,一般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期内就见效,但在长期中有可能出现外部不经济,即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中有可能造成一部分人的收益正好是另外一部分人的损失,即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制度安排造成财富在群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再分配,而由于存在制度损失使得财富增加的总量不如预期多。

二、制度创新与金融创新

熊彼特关于创新做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创新就是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认为创新就是由于生产手段的新组合而出现的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是通过对既定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而建立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原来组合状态下没有实现的新功能。熊彼特认为创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着某种潜在利益,创新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机制改变从而使得这种潜在利益显性化,在不断提高资源运做效率的同时也给利益主体带来更多的利益,进而企业家会持续地改进生产函数,从而创新过程表现出持续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理论,认为创新过程不是规律性的,而是一个不规律的间断过程,这样的创新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匀性。

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带来不同的制度绩效,为了使既定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就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设计进行变革,从而通过制度创新达到理想的实践目的。制度创新方式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既定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创新的速度、突破口、时间和路径等的总和。理论认为,按照制度创新主体不同可以将制度创新分为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以命令方式引入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即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实行的。[1]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将制度认为是一种商品,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制度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对该商品的产生所带来的收益与产生这种收益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间的对比过程,所以制度创新过程就是利益的调整过程,由此也会形成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摩擦成本。由此制度创新过程中新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双方在权衡新制度给其造成的收益和成本对比的过程中影响着制度的演进历程和速度。

金融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严格监管的逆效应、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主要表现在:突破多年来传统的经营局面,在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理论:(1)西尔柏的约束诱致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业回避或摆脱其所受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摆脱这些约束,金融创新就是微观金融组织为消除外部对其造成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2)诺斯、戴威斯的制度改革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由制度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政府的监管和干预等都包含着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只可以在受管制的市场中出现。(3)韩农、麦道威的技术推进理论。认为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4)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从趋利动机方面说明了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依靠科技进步降低交易成本。

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约束与创新缺陷

(一)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约束分析

1.分业经营的制度约束。世界各国商业银行对其业务范围的制度设计可分为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两种模式。分业经营是通过法律制度强制规定的金融各行业分隔开来进行专业化运作的模式,混业经营是商业银行打破分业经营的业务界限使其业务范围在金融领域的各行业间进行扩展和渗透的结果。我国金融行业在转轨经济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的目的在于规范市场秩序、维护金融安全,实践表明该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但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这种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分业经营的制度设计由于行业之间的排他性而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方面设计了一道屏障,并形成严重的市场分割,各行业间进行业务渗透困难,于是由于金融行业间的业务不能统合而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这一弱点在国外金融实体纷纷进入我国市场的过程中越发明显,因为国外的银行基本是全能银行,同一家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租赁、保险、信托等多种业务,这对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行业形成了激烈冲击。[3]分业经营造成信贷、保险、资本市场的融通性很弱,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融通性很高,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不能发挥,金融远期、期货、期权以及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都需要借助资本市场才能得以金融高效的融通。

2.金融监管的约束。金融创新会激活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需要突破既定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而为了稳定金融安全往往就要加强金融监管,所以金融创新的要求与强化金融监管约束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行为主体需要从经济人的角度考虑,需要在金融监管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即寻找金融监管的漏洞求得自身资源运作的高收益,金融实体的这种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的运作风险,而降低这种风险是政府的职责,为了减少金融风险,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就进一步得到加强,于是在政府行为与金融实体的博弈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效率损失,所以金融监管制度遏制了金融创新。[4]与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相对应,金融监

管也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监管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造成监管重复和监管不到位并存。这样的制度约束会加大商业银行的各自为政,丧失其金融创新的积极性,约束了金融创新。

3.产权制度的约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还是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商业银行还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金融企业,这导致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创新主体。商业银行由国家所有,这造成商业银行本身不具有对金融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权利,而金融创新行为本身需要行为主体具有对金融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权利,于是创新行为与产权约束之间形成矛盾,同时由于银行资源归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有权利将银行不同网点的高层管理者进行调动,于是弱化了银行高层管理者的持续经营与持续创新的责任心和动力。(2)高低端事权不对称。金融创新从理论论证到实践推广一般都由总行完成,但只有基层行才能接触基础客户且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然而基层行却没有金融创新的开发权。这样在金融创新的开发与操作之间形成的行为不对称,一方面使得金融创新失去了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创新的效率大为降低。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缺陷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中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运作,政府总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管住”上,很少考虑如何为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创造条件。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陷还很突出。

1.存贷款业务品种单一。银行存款品种的设计都是以期限为尺度进行,而国外商业银行的存款品种设计标尺除了期限外,还包括起存资金、日平均余额、利率、优惠或惩罚措施等多方面,丰富的设计标尺可以组合出丰富的存款产品。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品种单一,银行产品与融资方式的不匹配制约了中小企业向商业银行融资的需求。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投资的项目贷款都是固定资产贷款,这需要通过政府核准的立项审批。而中小企业不需要或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审批,于是向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的渠道被堵塞。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放贷的唯一标尺就是贷款对象的资信评级,这一标尺没有充分考虑融资客户的差异,在贷款品种本来就非常少的情况下缺少了针对不同客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在诸多企业被剥夺了融资权利的同时也刺激了一些企业编造资信资料而骗取贷款的可能。

2.中间业务。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其表内资产负债而形成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可占到其总收入的50%-7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10%,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传统产品业务占比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仍然以传统形式为主,包括结算承兑、收付等,一些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产品还有待开发。[5](2)观念陈旧、营销力度不够。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的垄断地位使其只注重存贷业务而不注重中间业务的新产品开发,从而损失了很多盈利空间。(3)缺乏规范的管理。中间业务涉及的领域很宽,在缺乏标准操作规范的情况下容易因为中间业务管理部门权责不清而与相关部门间发生利益冲突,从而不能高效地整合整个中间业务市场,影响了中间业务开展的预期效果。

四、国外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经验与我国的策略选择

(一)国外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

西方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存在明显着差异,出于规避政府金融管制和转移、分散风险,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在此过程中其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其中一些银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银行。同时,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原有银行业的分工格局被打破,商业银行向全能化方向发展。其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历史表明银行机构自身的主动性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行为在其中扮演的只是辅助作用,主要是为了给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创造条件,使其规范化、有序化,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

1.负债业务的创新。国外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创新的基本做法是:通过设立新的账户,赋予新账户综合功能,付给存款人相应的高息,同时又不直接冲突利率管制政策。具体措施包括:让活期存款获得高利息的同时仍然保证其方便;让定期存款获得高利息的同时方便其流通;将投资银行的业务引入商业银行领域;将被动地吸收存款变为主动负债。负债业务创新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存款灵活和币种转换,客户可以在营业时间内随时存取,有些银行已经实现本外币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商业银行可以实现存款账户的多功能化,多功能的存款账户在适应支付和结算的同时也给客户带来了及时的收益。存款的便利性主要表现在自动取款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使得银行与客户有了新的交流平台,这些负债方面的创新,增强了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

2.资产业务的创新。(1)贷款形式的创新。贷款对象逐步面向个人和家庭,并且推出信用卡消费以及透支贷款等方式的消费信贷。在贷款人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推出了浮动利率贷款,这样可以在银行对借款企业了解不充分的条件下使得企业可以用较高的成本获得融资。除此之外还推出了以借款人的存货和应收账款为担保的担保抵押贷款,为具有流通性较低的资产的企业谋得资金融通。(2)商业银行投资于证券。20世纪30年代以前,买卖证券被认为是投资银行的专利,但为了增加投资收益,商业银行从20世纪中叶也开始涉足证券领域,包括一般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政府也通过制度设计完善了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制度设计。(3)贷款证券化。资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殖,因此商业银行就有一种愿望:将贷放出去的款项在其到期前收回并将其转卖出去,以便使其资产更快增值。但并不是所有贷款都能顺利收回且坏账情况时有发生,贷款不能被收回的风险导致银行资产的出售比率并不高。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贷款为抵押的证券,这样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仍然由银行承担,但通过抵押的方式获得了相应贷款的资金融通,于是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与贷款资金的凝固化和不盈利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3.表外业务的创新。西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创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创设包括金融期货、期权、利率互换、金融远期等方面的金融衍生产品;将银行的表内业务表外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开展和丰富化达到了银

行拓宽业务范围并获得盈利的需要,同时也使得各经济行为主体获得了资金融通的需求。

(二)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策略选择

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创新不足,关键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小于现有制度的收益,而且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制度上的缺陷,使其不愿意触动既定的制度框架而防范金融风险,再加上突破现有制度约束后现有制度框架下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诸多因素造成商业银行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缺失。商业银行运营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巨大的金融创新潜力迫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谋求制度创新和选择高效率的金融创新手段,为此笔者认为商业银行需要从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金融创新。

1.负债业务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传统负债业务。资本市场不发达时期,盈余资金投入银行是获取利息的最好选择,这种状况使得银行即使在利率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也有稳定的储蓄资金来源,所以银行运营成本和风险都较低。市场经济使得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大为增强,投资者将其盈余资金进行投资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人们使资金增值的途径除了银行存款外还可以投资于资本市场上的基金、股票和债券等。这些都使得银行存款的规模降低并使其增长速度降低。为了扩大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收入,负债业务创新可分为三种方式:(1)增强流动性。通过不断增加存款方式的现金性、流动性和可转让性,对银行存款业务进行创新。(2)增加服务便利。即通过增加存款方式所提供的各种附加服务且方便客户的存取款项目,对存款业务进行创新。(3)增加存款客户安全性。通过可转让支付命令、电话转账制度和自动转账制度、协定账户、定活两便存款账户等各种措施保障存款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资产业务的创新。商 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其赖以取得收入的重要业务,资产业务的创新在于合理搭配银行资产,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最佳组合,进而提高资产质量、增加银行收益。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调整贷款结构,变只为生产提供贷款为为生产和消费提供贷款;通过将放款业务与国债、证券的紧密结合实现贷款证券化;贷款方式与市场利率紧密结合;提高放款业务高效化的电子放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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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金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加大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构建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首要问题，本文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的相应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 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产品 金融监管 金融制度创新

当前，农村的金融制度是否完善决定着我国农村建设的发展，解决农村金融制度的重中之重是着力给农村金融体制注入新的血液，利用制度的创新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新的生机。

一、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

1.农村金融供给薄弱，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普遍提高。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考虑，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信贷投入呈减少趋势，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2.金融产品单一，服务体系落后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各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出现，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有效信贷需求。当前情况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已经无法满足经济主体的需求，而较大额贷款又需有抵押担保，由于大多数类型农户没有符合条件的抵押物，使得贷款很难实现。有些种养大户、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既需要传统的服务项目，更需要票据融资、保险、理财、市场信息等新型服务，迫切期盼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加优质、便捷、个性化的服务手段，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3.政府金融扶持政策缺乏稳定性

政府的金融政策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不能给农村金融带来保障，是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于1994年组建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其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出发点在于支持广大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在成立初期，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信贷规模的迅速增长，但受亚洲金融风暴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增长速度并没有长期持续下去。国家开发银行的支农作用也变得十分有限。

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措施

1.加强金融监管

适当、合理、规范的监管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深化农村金融制度的有效改革，必须进一步更新农村监管理念，根据农村金融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有力的监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第一，在准入退出政策方面，降低准入门槛，健全和规范退出机制。第二，在业务发展及贷款政策方面，一是在贫困地区，由政府推动大力发展农民自助小组，借此扩大小额贷款业务。二是适当延长贷款期限。三是在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前提下，扩大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服务对象。第三，高管和从业人员资质要求方面，国家和监管当局应制定针对农村金融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培训目标、内容、教材和方案，有针对性地提供持续培训援助。

2.鼓励金融机制创新

机制创新可以有效的解决农村金融的产品单一性，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发展。首先，需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建立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投资基金、农村信用担保基金、农业发展风险基金等；要组建农村证券经纪公司、农村租赁公司、农村借款担保公司、农村信托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农业企业财务与农户家庭理财公司以及专门从事农村贸易融资及保理性业务的农村金融中介，还可以建立各种农业保险互助社。

要促进金融机制创新。一是要优化农村信贷审批机制，例如中央政策性银行可以考虑审批的透明性，对农村金融采取公开招标、竞标的方式。二是实施金融联结的信贷发放机制。所谓金融联结，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把正规金融的资金优势和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三是创新贷款担保抵押机制。由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公司（或者承担担保责任），由担保公司给它的基地农户进行担保，形成龙头企业+农户+金融机构十担保公司“四位一体化”实用有效的担保模式。四是实施农业信贷激励约束机制。对国家农业政策鼓励发展领域的农业贷款实施财政贴息政策，对农业贷款达到一定规模的金融中介在土地出让、开设分支机构、税费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金优先在农业领域配置。

3.强化政策性支农的力度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扶持农业的重要形式，其基本职能就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支持重点行业和地区，以推动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整合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明确政策性支农的范围。政府通过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是实现用国民经济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作用发挥不好，远未达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鉴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具有交易成本高、风险高的特点，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资源是难以完成，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引导和推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列出一部分预算用于补偿性财政支出，即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

总结：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农村的金融制度在政府加强扶持管理的同时，要注意根据农村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现行的条件进行符合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迈向更高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思路分析.商业时代.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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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体系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二)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中介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其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其相关性有下降的趋势。比如，2003年和2004年，为适度控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5％。2004年，M1、M2增长率分别下降5．1和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过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别增长9．5％和9．9％，增长幅度仍超过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降低，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提高。

三、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货币的结构和内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为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因此，必须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作为中央银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中央银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创新监控制度，加快建立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部门的金融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规模大小、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以便对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二)应研究对投资理财业务征缴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从存款准备金管理来看，不能因为商业银行有关负债业务在名称上没有“存款”二字就不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产品应考虑适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规范地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

(三)适当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和地位。面对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减弱的现实，应提高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运用，但是对其作用和地位应有所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变化，应更多从配合其他金融制度实施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角度出发，要逐步演变为约束货币供应增长、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整有效性和灵敏性的基础性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