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主要职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财政主要职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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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

财政监督新机制的建立，应当体现财政管理的特色。在当前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中，财政监督要紧贴财政中心工作，围绕财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影响财政收支变动的重要因素，不断调整监督的方式方法，理清思路，提高认识，正确处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实施有效监督。

1、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管理的活动是财政监督的内容和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政监督本身就是一种财政管理行为，是保证财政分配、调节职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无论从管理学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财政实践的角度来讲，监督都是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同时，财政监督的范围涵盖了财政管理的范围，只要存在财政管理，就必须要有财政监督。而且是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检查的全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管理中开展监督，在监督中加强管理。

2、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职责不同，互有区别

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主要是按照财政法规、政策、制度及财政业务流程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活动；财政监督则是对财政收入的征管质量、财政支出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财税法规、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实施的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通过日常的业务(比如对财政资金的验证、征收、分配、拨付等方式)开展工作；而财政监督则主要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调查等方式达到监督的目的。另外，二者参与工作的人员有所不同。财政监督一般由财政监督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有时还需抽调财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人员配合，共同参与对有较大影响、较为普遍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财政业务部门内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的经常性、事物性的活动。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监督的定位

1、加强财政监督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全面推进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是当前财政支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首先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保证文、教、科、卫、农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减少财政对应由市场调节的项目和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的投资，优化支出结构。二是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也就是在财政收入方面，取消一切收入过度帐户，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集中到国库帐户；所有财政支出都要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并统一由国库直接支付。三是强化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实行部门预算。通俗地讲，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定员定额标准，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细化预算编制。并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

财政监督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财政管理的改革过程就是财政监督检查不断得到加强、财政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比如，强化预算管理、编制部门预算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为进一步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和零基预算的编制，事实上扩大了原有预算的范围；部门预算的全面推行则深化细化了预算的内涵。基于此，只有加强和深化财政监督，才能保证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又如，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财政支付方式，既是对财政资金运作方式的改革，同时也是加强对财政资金收付环节的规范和监督，防止财政资金的截留挪用与损失浪费。可以说，财政监督工作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加强，直接影响到各项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成效。

2、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公共财政的要求

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管理过程，就本质而言就是一个重要的监督过程。财政监督机构的各项具体监督检查活动，本身也是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活动。财政监督的这种属性，客观上要求财政监督工作必须彻底改变只重检查、不重管理，只重收缴、不重堵漏，监督检查和管理相脱离的片面做法，要善于在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财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逐步从监督检查型转变为监督管理型。在当前，财务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是财政监督的重要形式，仍需大力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专门机构要按照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财政改革、加强财政管理的原则，抓住财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不断提高监督检查的综合效能。在监督检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克服“为检查而检查”的思想，不做表面文章。要站在切实服务财政管理的角度实施检查，并将监督检查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检查、分析，善于发现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为加快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实现将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之中。

三、当前财政监督面临的形势

(一)、当前财政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我市的财政监督工作同全国一样，从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方法、监督的效果等方面来看，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财政监督还缺乏权威性、及时性与有效性，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振兴财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

1、财政监督的覆盖面窄。从财政监督的本质要求看，其监督范围至少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财政性资金收支活动的全过程；二是执行财政财务制度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三是结合经济运行情况对财政运行质量进行检查和分析。由于在财税物价大检查取消以后，地方财政监督的范围没有得到及时的明确，造成监督的范围、职责模糊不清，实际监督面狭窄；监督的方式方法，仍以直接的事后检查为主，针对既定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查处，没有对事前、事中的行为进行监控；而对新的经济行为、交易方式，如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以及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的监督约束很少。在监督对象上也缺乏针对性。因而，大大降低了监督检查的效率和效果。

2、财政监督方式不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财政监督职责权限等因素的影响，财政监督工作主要是对财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采取综合或专项治理的方式进行。从方式方法上看，表现为突击性、专项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从时间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监督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从监督内容看，表现为对财政收入检查较多，对财政支出监督少；对某个单一事项或某个环节检查多，对全方位监控及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少。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财经违纪违规问题都在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税务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现象屡查屡犯，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虽然强调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财政监督方式，做到“四个结合”，即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检查相结合，财政监督与财政具体业务管理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抽查相结合，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但以事前、事中监督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检查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多样化全方位的财政监督方式，暂时还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得以有效运用。

3、财政监督体系不健全，财政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一是财政监督专门机构设置不规范，级别、名称不统一，部分县、区至今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财政监督机构。二是经济监督的职能分工与监督范围界定不明确。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主要是由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银行监督以及其他社会监督等构成的。这些监督部门都是根据部门属性确定各自的监督职责，基本上都是以预算收支、财务收支、资金周转以及其他经济运行质量作为监督对象。虽然在日常工作中各自监督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没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各自的工作边界，因而实际工作中很难避免相互扯皮甚至出现多头检查、相互“打架”的现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随着财政监督工作环境、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要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建立健全涵盖全部财政收支、体现财政管理特色、具有对财政运行进行监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功能的财政监督新机制。我们要认清形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针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尽量研究出相应的对策。

1、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监督方式。财政监督方式要彻底得到转变，具体体现出上文提到的“四个结合”。我们应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认真地分析和归纳，在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管理的措施和方法的同时，深入细致地探究和概括财政监督的最佳方式。

2、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我国的宏观经济监督体系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督网络体系，主要由财政、税务、审计及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几大系统构成。这几个方面对于财政监督的侧重点不同，既有分工，又有交叉。财政监督是其他任何监督都无法替代的。审计、税务、社会中介监督是对被检查单位的外部监督，且主要是事后监督，而财政监督既有外部监督，又有自身内部监督，且内部监督是在财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同步监督。因此，要加强财政监督队伍建设和财政法制建设，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以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与稳步发展。

篇2

关键词:官僚治理结构公共财政效益

政府作为公共财政的主体,直接担负着公共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其行为模式对公共财政的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并非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僚组成。无论是官僚还是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行为目标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换言之,政府的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差异。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政府行为的全新视角。官僚治理结构影响公共财政的分配和使用,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本文对传统的官僚理论进一步深化,通过分析官僚治理结构,以及官僚治理结构对财政分配的影响,研究这种分配模式是如何影响官僚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从而为我国建立合理的官僚治理结构,最大限度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益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官僚治理结构的三种模型

官僚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结构。我国的政府体制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以及乡镇政府五个级次组成。与五级政府体制相适应,现阶段我国财政体制在五级财政的框架下界定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宏观的官僚治理结构主要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结构,中观的官僚治理结构指省级地市级政府和县乡政府之间的责、权、利结构,微观的官僚治理结构指各官僚组织内部决策层和执行层的责、权、利结构。

宏观官僚治理结构模型

我国当前的官僚治理结构在宏观上初步理顺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僚治理结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我国从1979年就开始从财政分级包干的角度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率的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到1994年,开始在全国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财政分权改革不仅硬化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而且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激励。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直接给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税收份额,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发展地方经济以增加税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相对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巩固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提高了公共财政的效益。

中观官僚治理结构模型

在中观官僚治理结构上,我国当前缺乏一个合理的责、权、利结构,在省、地市、县和乡镇政府之间,一方面财权过分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财力十分薄弱,而另一方面事权过分向下集中,造成基层政府承担事权过重。从政府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地方财政体制在机制设计上的失败不仅在于它引致了县乡两级财政困境,而且还在于它在许多方面与地方基层政府的工作激励具有不相容性。

一方面,因为地方财政体制中对省级和地市级政府事权的界定与地市级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具有不相容性,省级和地市级政府将其财政更多地用于支持中心城市的发展,而不是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结果加大城乡之间的分割和矛盾。尽管从资金使用的边际社会效益上看,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增加一单位资金所创造的社会收益可能远远高于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投入一单位资金所增加的社会效益,但是从地市级政府官员的利益角度看,投资于县域所带来的个人效用要低于投资于城市所增加的个人效用,因为在城市建立的政绩往往容易被观察到,而在县域建立的政绩不易被观察到。这样,地市级政府在财政预算决策中往往是重“市”轻“县”,以追求最优的政绩效应。

另一方面,县乡政府从政府职能上讲直接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权,承担了较多事权,然而其是最为薄弱的一级财政。上级政府必然首先考虑本级政府的财政利益,往往会利用其所拥有的体制决策权制定出按行政隶属或行业进行分税的财力分配模式,以便自己能够占有大税种和大税源。同时,也不愿意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下级政府让渡自己的财力,结果导致地方财政的财力层层向上集中,使县乡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极不对称。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刺激县乡政府巧立名目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以摆脱财政困境。政府滥用行政权力表现在,一方面,会给企业经营带来额外的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盲目对地方企业投入财政信用资金导致政府或有负债增加,进而可能使其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中观官僚治理结构上,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体制性缺陷,导致了公共财政低效配置和浪费,极大损害了公共财政的效益。

微观官僚治理结构模型

我国微观的官僚治理结构是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科层制是一种横向专业职能,其分工明确、纵向等级层次重叠,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现代官僚微观治理机构,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现代官僚体制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国微观官僚治理结构的特点有:

首先,科层制组织是以层级节制式的组织形式来维护组织的权威性,以组织的规模和等级来体现官僚组织的优越性,但也可能导致组织规模的无限制膨胀。

其次,科层制就是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分工要求对官僚系统内部的一切工作加以划分,但操作起来,划分却不可能穷尽所有;而各项工作一经划分就会固定下来,成为刻板的东西。由此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没有被明确指定由谁或由哪些部门管辖的事务,极易产生责任推诿问题。这种分工还可能会导致部门利益集团争夺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从而影响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

再次,科层制组织拥有一大批官员,其中对每个人的权威与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各阶层的官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利益群体,并总是在维持并扩张自己的行政地位和权力,以拥有知识和经验以及保密为借口而暗中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谋取特殊的利益,从而形成“文官”。当这种独立的力量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会滥用公共财政资源,并成为公共财政效益提高的主要障碍。

最后,科层制组织中组织的规则、程序是实现组织效率与价值的手段,但是,由于科层制组织的自我膨胀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使得目的与手段倒置。这会给官僚的寻租行为打开方便之门,即他们能够非常方便地利用手中的行政规制权力提出某些不利于企业的行政决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向之行贿。不仅导致公共部门运行效率降低,而且造成私人部门生产性资源投入的减少,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公共财政的来源。

官僚治理结构模型对公共财政效益的影响

从三种官僚治理结构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僚治理结构直接影响了公共财政的效益。我国当前官僚治理结构中,宏观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中观和微观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的问题,并直接影响了我国官僚体制的效率和公共财政的效益。本文以我国的中观和微观官僚治理结构来说明,当前我国官僚治理结构对公共财政效益的影响。

财力资源集中化倾向明显

由于财力分配的决定权在各级机关手中,因此各级机关为了实现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倾向于控制更多的财力资源。集权过度会带来许多问题,基层单位从职能上讲直接担负着政府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承担了较多的事权,然而却只掌握非常有限的经费。机关常常首先考虑本级机构的财政利益,往往会利用其所拥有的体制决策权制定出对其有利的财力分配模式以便自己能够占有较大的财政资源,同时也不愿意向基层让渡自己的财力,结果导致财力层层向上集中,使基层单位的事权和财权极不对称。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刺激基层单位挤占扶贫款等专项资金,侵害人民利益以摆脱财政困境。

行政成本持续膨胀

传统僵化的分工模式使机关越来越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了应付日益复杂的业务工作,按照传统科层制模式倾向于建立更多的部门和机构来应付新的工作和任务,导致机关规模日益扩大。机关规模的恶性膨胀导致行政成本持续攀升,严重影响了公共财力的使用效益。

职能部门权利过大

职能部门在直线职能制的结构中应属于参谋地位,其职权是在其职责范围内提供业务部门的服务和指导。当前我国各职能部门权力过大,掌握大量的财力资源,容易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不仅会导致公共财力资源的畸形配置和浪费,更可能干扰直线指挥命令系统,特别是影响直线业务的不平衡感和士气低落。

虚报部门预算支出

下级利用信息优势虚报本部门履行职能所需的预算支出,借以谋取部门利益。科层制体制中上级与下级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但上级和下级关于组织的实际运行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下级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因为官僚的权利、威望以及借此获得的控制权收益都是公共组织规模的递增函数,下级在预算谈判中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力求增加本组织或本部门的预算,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使机构膨胀从而最终导致公共财力资源效益的下降。

财力分配体制影响员工士气

不合理的财力分配体制影响基层官员士气,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不能做到“事权和财权”相适应,扭曲了对基层官员工作激励和行为约束。一方面,基层官员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财力支持,在工作中常常影响正常工作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也打击了基层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可能使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等活动。

总之,我国由于官僚治理结构的弊端,导致公共财力配置的不合理,比如有些职能部门经费较多、而任务有限,多数直线部门任务重,经费欠缺;各级机关占有和使用的财力较为宽松,基层占有经费少,使用紧张。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官僚治理结构是实现公共财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官僚治理结构和公共财政存在辩证关系,官僚治理结构影响财政分配结构,而财政的分配模式又影响官僚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因此,建立合理的官僚治理结构,是最大限度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益关键。

参考文献:

1.魏娜.官僚制的精神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

2.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3.王小龙.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J].人文杂志,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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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哲学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I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投资，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的收益是多样性的，社会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益，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简单的来说，即一个人消费某一产品并不会损害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它不同于私人产品，如企业、公司提供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1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　消费的非排他性。

3　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4　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

公共产品的以上四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它两个特征是它们的延伸。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为政府干预及其职能界定提供了边界，市场的外部性是其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个体、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而该主体又没有根据这种影响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两种形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如一个人养花种草给邻近的养蜂人带来的好处)，坏的或消极的影响则被称为外部负效应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如化工厂化学物质和噪音的散布所产生的外部损耗)。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市场是无效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以达剑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尔多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活动产生‘外在需求’的地方，无论是受益还是损耗，由生产者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不可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这样市场结果将没有效率。因为这些外部受益或损耗是不进入决定生产决策的计算的。”就人力资源开发来讲，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劳动部门的基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健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既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又是加快发展的手段。”马歇尔曾指出：“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是工业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加以明智的运用，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这道出了健康与财富间的密切关系。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理念：公平与效率

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主体，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来实现的，如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等等。政府机制的运作不同于市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体，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坚持公平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市场机制的运作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各经济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机制的运作应重在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在解决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平为先。

1　公平：公共资源分配的价值前提

“公平”一词涵义丰富，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价值前提，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的分配。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强调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同等对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因此，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

2　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应有之义

效率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科学、客观地确定政策结果并将政策结果与政策的预期目标进行比较。

(2)考察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

(3)考察社会整体效率。经济学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资源配置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的总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质。”社会的整体满意度是我们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资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帕累托效率为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要使政策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接近它。

四、公共财政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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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目前我国财政监督的现状及问题

1、忽视财政监督的重要性。

我国的财政部门普遍存在重分配轻监督的现象，财政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对财政资金的分配上，但是对财政资金的去向、用途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跟踪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些单位以多种名目向各级财政申请资金，资金分配下来以后，并未按申请资金时的用途使用，而是用于单位公用经费及职工奖金的发放等。导致财政资金浪费严重，甚至出现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项目规模和数量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这就说明我国对财政监督工作重视不够，财政监督工作严重不到位。

2、财政监督方式滞后

从我国目前财政监督的情况来看，仍然以突击性、专项性的事后检查为主，没有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现行的单一、被动的事后检查型监督方式，在工作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滞后性，极易造成监督的盲点，并使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脱节，无法对各部门的资金运行实行全过程监控，使监督检查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财政管理的根本要求。尤其实行部门预算以来，各单位在申报部门预算时，往往加大或虚报本单位的项目实施范围及资金需求，而实际工作中却并未实施预计项目或缩小实施范围。而财政由于人力、物力等因素，财政监督方式滞后，对此却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浪费。

3、财政部门内部监督不到位

财政监督是对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不仅包括外部监督还包括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监督”的传统观念，财政对内部监督不够重视，财政部门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如对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周转金使用等环节没有完善的监督拨付、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内部监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实行监督。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由于国库支付中心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承担十几个单位的会计核算业务，因此不仅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具备过硬的业务素质，更要坚持原则、严格遵守相关的财经纪律和法律法规。由此可见，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工作不到位，有待加强。

4、监督部门关系未理顺，职责不明确

目前财政监督部门与其他经济监督部门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责分工不甚明确，容易造成多头检查与监督盲点并存的现象。在检查计划上不能相互衔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检查结论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能却降低。

二、加强财政监督的对策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为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其监督的内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而不断发展。

1、转变财政监督观念，重视财政监督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工作重点正在和已经向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等方面转移，财政监督在保障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政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大变迁。因此，财政监督人员必须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在新形势下的财政监督工作。增强法制观念，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树立起全局观念，创造性的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更要树立起服务的观念，财政监督就是要为公共财政体制服务。

2、转变财政监督方式方法，逐步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必须改进财政监督方式。要坚持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并重。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资金运动的每一个环节，渗透于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要求财政监督专门机构与业务机构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形成财政管理事前审核、事中控制、事后稽查的全过程监督。有效的事前、事中预防和纠正才是目的，监督检查应更多地着眼于未来，这也就是积极的财政监督方式。因此，建议各级财政部门成立相关的财政监督检查小组，定期对各资金使用单位的资金运作及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将监督检查融入预算编制及执行的全过程，重视事前审核和事中跟踪监控，以确保财政资金不被挤占、挪用以及科学合理的分配使用，并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造成资金浪费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3、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财政监督是一种规范性很强的行政执法行为，而依法行政离不开法律依据和法制建设。国家应围绕公共财政的要求，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提高财政监督法律层次，规范财政监督程序，赋予财政监督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力，切实解决财政监督立法滞后的问题，增强财政监督的执法刚性。财政监督职能和财政的分配职能同时存在，且贯穿于分配始终，有财政分配就必然有财政监督，它是财政分配合法性、科学性和效益性的保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监督、配合监督。财政机关要做好财政监督的宣传工作，把财政监督的意义、目标、范围、方法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向社会各界做好宣传。特别是在财政部门行使监督职权时，对所有的被监督对象要一视同仁，让被监督对象理解财政监督，自觉接受财政监督，配合支持财政监督。并尽快确立财政监督的地位，实现财政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法制化。

4、加强内部监督，完善财政内部监督机制

财政机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部门，因此也是财政监督的重点。对于财政机关内部监督的要点是：首先要监督财政支出的各项指标分配是否合理、合法，监督财政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的财政分配是否符合预算法的规定；其次是监督财政部门预算调整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报经有关权力机关审批；第三是财政资金的调度、拨款是否按预算级次、按预算计划、按工作进度，分清轻重缓急，及时拨款到位；四是监督财政机关内部财经法纪的执行情况，规范财政部门的执法行为，推进财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通过对财政机关内部监督，规范财政管理，提高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质量，树立财政机关良好的形象，增强财政监 督的权威性。同时，作为监督检查人员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循私情，排除一切人为干扰，依法监督。

5、搞好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的检查监督

专项资金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数量大，资金集中，容易出现不合理、不合法的违纪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财政专项支出的监督。由于对财政专项资金检查监督一直是财政监督的主要形式，财政部门对其监督也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检查起来得心应手，但是，由于过去财政部门把检查监督当成管理的形式来实施，没有提到监督的高度来严肃处理，重检查，轻处罚，结果前查后犯，屡查屡犯。对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监督，要做到纠正错误、规范管理和严肃处理同步进行，以处罚为主，让违纪行为得不偿失，无利可图，敦促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养成自觉遵守财经法规的习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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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级政法部门 经费保障 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DF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0-0122-01

县级政法部门担负着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职能，做好县级政法部门经费保障工作是地方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不仅是政法部门履行职能的基本需要，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一、政法部门经费保障基本情况

行政政法支出的安排和管理思路的调整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不断调整的，1996年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行政政法支出经历了“一般保障---重点保障”的阶段。90年代初财政部召开了部分地区行政财务工作研讨会后，行政政法经费管理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行政政法部门经费保障进入了一般保障阶段，即在从紧控制行政政法经费的同时，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安排行政政法经费支出，保证行政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因调价影响行政政法经费增支的，安排预算时应从实际予以考虑、连续几年的压缩而造成的修缮、购置费用的保证程度下降，应予以妥善解决。同时中央还制定了《关于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本级行政费定额考核办法的通知》，开始对行政政法经费执行情况实行考核办法，通过奖惩手段来控制行政费支出增长幅度。其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建立，政府职能由直接参与经济转移到间接调节和服务经济建设，财政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公共财政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为基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前提，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把典型的、纯粹的行政政法支出作为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

1999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办法》、2001年出台了《中央政法补助专款项目管理》、2005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最低保障标准的意见》及《湖北省县级人民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要求继续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确保基本需要、保证重点支出、讲求资金效益”的原则，建立健全政法经费保障机制，政法部门经费保障由此进入了重点保障阶段，其一是完善政法经费预算体制，根据基本保障的需要，编制预算，按时拨付；其二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政法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其三是继续加大中央和地方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对贫困县财政支持的力度，以确保政法机关履行职责。其四是要逐步建立从优待警的机制，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禁止给政法部门规定创收、罚没指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年来政法部门支出情况看，地方财政虽然逐年加大了政法经费支出的保障力度，有效保证了政法部门正常运转，促进了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受地方财政困难等问题影响，导致政法经费保障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地方财政困难，难以满足政法部门的经费需求。按照财政包干、分级负担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法部门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而东宝区属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年初预算只能保证人员经费、略高于一般行政机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及少量专项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不足及大要案经费大多采取罚没收入返还的办法来弥补，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后，区级难以拿出资金用于政法支出。一方面地方财政难以满足政法部门的经费需求，另一方面给地方财政运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二）基础设施落后，历史债务沉重，影响政法部门的工作效率。从政法部门目前的情况看，信息网络设备、侦查诉讼设备、检验鉴定设备、通讯指挥设备、安全保密防范设备、诉讼档案管理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器材等装备不同程度地存在短缺现象。现有车辆大多性能差，车型不合理，超期服役，且缺乏维修保养。由于财力有限，区级财政只能安排少量资金用于政法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上级对基层政法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在经费上进行了补助，但补助经费远远不够，而为了贯彻落实上级“两房”建设的要求，在历年基建款都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只好靠“借、垫、贷、欠”来解决，使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越来越大。由于财力有限，使得多数政法机关暂时无力化解历史债务。等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政法部门的工作效率。

（三）政法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不高，加大了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由于政法各部门尚未完全建立与收支脱钩政策相适应的管理机制，没有形成抓收入绩效考核管理模式，对政法部门实行“收缴分离”、“罚缴分离”收支脱钩管理后，各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一些部门和相关人员可能出现应收不收、应罚不罚，弱化执法力度问题，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大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

三、对策建议

当前形势下，仅靠市和区两级来保证区级政法部门的经费供给对贫困地区来讲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重新调整各级财政的事权和财权，建立保证政法部门经费供给的长效机制。

（一）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区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实行政法经费保障后，保障支出的财力缺口大，单纯依靠市、县两级财政解决实施政法保障的资金缺口难度很大，没有中央和省级财政的专门帮助难以持久实施。而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要集中相当的财力，具备了调节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增强贫困地区财政实力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在当前保持现行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贫困地区财政实力。特别是应将区级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情况和经费保障情况作为重要因素，实行专项转移支付，以确保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政困难地区县级政法经费保障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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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与财政支出结构

长期以来，按照政府职能来划分财政支出结构是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的主要做法。2007年，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结构新变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实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使现有的财政支出科目在结构上比原先的财政支出科目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在这里分两个阶段来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情况。

1978～2006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由表1可知，1978年我国的财政支出为1122.09亿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4.1%，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3.1%，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5.0%，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7%，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2%。由此可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生产财政”的特点。

此后，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到1990年，财政支出规模达到3083.59亿元，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4.4%，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3.9%，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9.4%，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3.4%，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8.9%。对比1978年的财政支出结构，1990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19.7%，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5.6%，而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10.8%，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8.7%，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5.7%。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源配置由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机制开始形成，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财政支出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00年，财政支出规模达到15886.50亿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6.2%，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7.6%，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7.6%，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7.4%，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1.2%。对比1990年财政支出结构，2000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8.2%，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1.8%，而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3.7%，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4.0%，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2.3%。

进入21世纪后，财政支出规模迅速扩大，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变化，到2006年，财政支出40422.73亿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6.6%，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6.8%，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7.4%，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8.7%，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5%。对比200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9.6%，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0.2%，而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0.8%，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1.3%，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了9.3%。

可见，1978～2006年期间，我国的经济运行由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国家调控职能、调控范围和调控手段的变化，各级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逐步弱化，宏观管理经济和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职能日益增强，财政支出范围逐步缩小，财政生产性支出的功能不断弱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不断增强。这表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发展变化，已突破了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生产财政”模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明显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财政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转化。财政支出范围、项目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政府介入经济运行的范围及方式都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了较大差异，财政支出模式实现了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已经具备了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

2007～201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为了深化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也使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更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并且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具有可比性，从2007年起，我国对财政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将财政支出结构按政府主要职能活动分类。我国政府支出功能分类设置一般为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等大类。

从表2可以看出，2007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514.2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7.10%；外交支出215.2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0.43%；公共安全支出3486.1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教育支出7122.3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4.31%；科学技术支出1783.0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3.5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47.1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0.94%；医疗卫生支出1989.9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4%；环境保护支出995.8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244.6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52%。2008年和2009年几项主要财政支出各自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2007年相比，变化不是很大。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重点支持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经历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逆势中发展壮大，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全球性的能源紧张、气候变暖、经济低迷和就业问题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因此，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积极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必须保证的和增加的一些财政支出水平仍然较低或支出不到位；另一方面，财政依然承担着一些不应由其承担的开支和某些财政支出水平偏高。

财政教育支出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我国经济在最近几年获得了迅速增长，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但从2007～2010年的四年期间，财政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没有明显增加。2010年我国GDP达到397983亿元，按照现行汇率计算折合5.8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的GDP而位居世界第二，而2010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为12450亿元，占2010年GDP的比重为3.1%，与世界平均5.1%的水平及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相当的差距。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还是偏低，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偏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都在不断完善之中，在部分发达地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建设之中，在“十二五”期间乃至在2020年之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在不断完善当中，从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达到10%左右的水平来看，较20世纪末不足2%相比有相当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到30%甚至更高的事实相比，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依然是明显偏低，而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完善市场体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增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措施。

行政管理费急剧膨胀，加重了财政负担。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来看，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8.73%，行政管理费开支的规模呈现了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有的时期甚至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行政管理费支出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财政供养人员日益膨胀，导致基层政府财政困境日益严重；在公车消费上讲排场、比阔气，用车不仅档次高，而且不计成本，导致公车消费规模越来越大；公款吃喝浪费惊人，消费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会议次数多、档次高，规模也越来越大，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利用公款出国名目繁多，豪华程度越来越高。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思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财政已经完成从“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而近些年，随着公共财政建设的不断完善，民生问题被提到完善公共财政建设的突出位置，即所谓民生财政。民生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延续和深化，围绕民生问题，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就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因此，未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本思路是：财政支出要体现公益性、公共性和公平性，即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支出的同时，增加对文教科卫、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及增加人们收入方面的开支，压缩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开支。从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方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方向是有利于践行民生财政的理念，建立民生财政的运行机制和模式。所谓民生财政，就是在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保和公共安全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财政支出占有主导地位。应当说，经过这些年来的公共财政建设，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显著增加，民生状况得到了积极改善。但是，民生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当低层次的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以后，较高层次的民生问题又会成为客观现实问题，而且民生问题具有动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支出必须依据民生需求的阶梯性和动态性，不断调整其结构以满足民生需求。首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增加就业，这是改善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在养老、医疗、特殊人群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提供财力支撑，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最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促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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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机制；重庆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0-0047-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1]。职业教育经费的充足投入和有效配置是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是针对市县以下的乡镇区域，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服务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类型[2]。相关数据表明，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生源约占 70%[3]，因此中等职业教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情况。针对现有研究过分重视教育经费收入而忽视教育支出情况的现状，本文结合近年来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情况以及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相关数据，以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为例，揭示重庆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经费支出结构的主要举措。

一、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5年2月27日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4》为依据，以2014年重庆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杆，选取差距在600元以内的省份湖北省、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参照，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情况，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增长进行比较研究。

（一）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情况

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22576.01亿元，比2013年的21405.67亿元增长5.47%。但2014年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情况分地区统计表明，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虽然人均收入相差不大，但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分别为447.14亿元、743.07亿元、690.63亿元和659.35亿元，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4省（自治区）分别为13.53%、15.93%、14.00%和18.95%，这两个项目重庆市都排在最后一位。这与2014年重庆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65.40亿元，同比增长10.9%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更加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该市虽然公共财政教育支出2014年比2013年增长10.9%，但财政经常性收入2014年比2013年增长10.75%，相比较而言，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相对于2013年下降0.85个百分点。这说明，重庆市整体性的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增长情况

教育事业费是指国家用于发展社会各种教育事业的经费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两部分。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中教育事业费增长情况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为9128.83元，比2013年的8784.64元增长3.92%，自治区增长最快，比例为61.40%。但表2的统计表明，虽然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均收入处于同一个水平上，但是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却差别很大，2014年4省（自治区）该项目分别为7387.96元、7516.91元、8586.94元、6978.79元，相对于2013年的7560.24元、7414.91元、6483.7元和46528.29元，增长比例分别为-2.28、1.38、32.44、6.90。统计表明，2014年，重庆市的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不仅远低于国家9128.83元的水平（相差1740.87元），而且其增长比例相对于2013年下降2.28%。这充分说明，在重庆市，相对于更多为城镇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2014年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达到13119.07，增长比例达到6.16%），政府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三）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情况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中等职业学校为完成工作任务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等。《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表明，2014年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虽然人均收入仅在600元以内，但是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情况却相差很大。统计表明， 2014年4省（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分别为3639.83元、2759.18元、2901.20元和3949.08元，相对于2013年的3995.18元、1960.47元、2001.29元和4244.24元，增L比例分别为-8.89%、40.74%、44.97%和-6.95%。这说明，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数量不仅未达到3680.83元的国家平均水平，而且增长比例在4省（自治区）中处于最后一位，且为负增长，很难保证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尽快实现。

（四）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4》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中，全国和重庆市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分别为95.41%和88.57%，相差6.84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和重庆市事业性经费（个人部分）支出占事业性经费支出分别为48.85%和44.51%，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这一比例分别为51.15%和55.49%。这说明，重庆市投入在农村职业教育方面的事业性经费与全国平均值还有一定差距。全国和重庆市基本建设支出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分别为4.10%和11.43%，相差7.33个百分点。这说明，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楼宇、宿舍方面的基础设施支出比例比较大。总体来讲，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完善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机制

（一）建立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长效机制

一是要提高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水平。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健全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4]，重庆市不仅要实现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各地GDP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而且要提高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水平，大幅提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二是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增长机制。重庆市要根据GDP增长的比例不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在公共财政性教育经费和职业教育总经费中的支出比例，逐步缩小重庆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与城市职业教育经费支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

（二）健全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统筹机制

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经费支出统筹力度是全面提升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一是统筹重庆城乡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在统筹城乡背景下，不仅要加大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等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支出，而且要加快建设一批重庆市市级示范和骨干中等业学校。二是统筹东部发达地区对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帮扶力度。要鼓励东部沿海地区政府与重庆市政府建立省际、府际合作关系，支持发达地区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与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加强合作，从财政经费支出、社会捐赠支出等方面支持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优化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从整体上讲，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要与经费投入保持适当比例，使生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维持在合理范围。从内部结构优化角度来讲，一方面要统筹农村职业教育事业性经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既要保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又要满足教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投入方面软件需要；另一方面要保持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和个人部分适当比例，既要保证公用部分的教育事业发展支出，又要在教师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险方面加强投入，从而保持事业性经费均衡支出，以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教育审计部门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监督， 完善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拨款资金绩效评价体系[5]， 优化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参 考 文 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 [Z].新华社，2010-07-29.

[2]王浩林，董黎明.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约因素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J].职业技术教育，2014（10）：70-75.

[3]周青.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目标定位的双重选择[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2）：196-198.

[4]闵宏.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0.

[5]宋凡金，田书芹，王东强.城乡统筹教育背景下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2（31）：39-43.

Study on Funds Expenditure Mechanism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ong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Areas

Tian Shuqin， Lu Bubi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data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fund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he article take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funds expendi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ongq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all public expenditur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optimized；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emphasis o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enough； the average public budget public funds is negative growth；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It is necessary for Chongqing city to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of public expenditur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overall mechanism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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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商 内部审计 质量管理 思考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168-02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工商系统的内部审计（以下简称内审）工作也在不断加强。为了规范内审工作，保证内审质量，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于2005年制定了《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9号——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也于2008年制定了《江苏省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前者对内审质量控制给出了指导性、纲领性的意见，而后者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更为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业务规范和操作指南。近年来工商系统的内审质量管理，正是按照《准则》和《办法》的要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完善。

一、工商系统内审质量管理的需求思考

内审质量作为工商系统内审工作的生命线，对其实施管理，是工商系统内审生存的根基，也是工商内审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认识其现实需求并加强内审质量管理，对提高内审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

1.大势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部门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公示日趋成为基本要求，全社会对“三公”经费的监督，对财政资金的科学规范、高效合理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为工商系统提供监督评价和咨询服务职能的内审部门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决定于内审工作质量的优劣，要有符合工商系统财务管理规范化要求的内审工作质量，就必须对工商系统内审工作的整个过程实行质量管理。

2.内审过程中的现实需求。就工商系统多年内审实践来看，内审的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由财政性资金所保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二是下属事业单位；三是挂靠的社会团体。无论哪一类对象，其资金主要来自财政资金、税后收入或会费收入。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缴费人）才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工商系统内的各部门只是资金的使用者和政府公务的具体承担者。这就要求内审机关要认真履行好监督的职责，监督各部门是否合理支配和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和会费收入，保障财政资金和会费收入分配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不仅要监督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更要关注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不仅要依法查处资金使用上的违纪违规行为，更要帮助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出制度、机制、体制上存在的缺陷，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尤其是在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后，不排除一些单位为逃避财政的会计监督，采取私设“小金库”、违规违纪行为“下沉”下属单位和转移至其他相关单位、直接在对方单位列支等手段谋求小团体利益。随着内审工作的强化，工商系统资金使用上的违规违纪行为更具有隐蔽性，这就加大了审计难度和审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审质量管理对于防范审计风险，保证审计工作效果，充分发挥内审的功能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内审管理中的现实需求。从管理学角度讲，目标确定后，过程管理即是关键。内审质量管理研究的就是对内部审计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有计划地监督和协调，客观地分析内部审计质量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科学制定措施，尽量防止内审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偏差，从而不断提高内审工作质量。所以说加强内审质量管理是防范审计风险、降低审计成本的需要，是审计组织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审计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审计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它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是发挥内审监督作用的决定因素。其直接目的是增强审计工作的可靠性、准确性、合理性、效益性和效率性，实现内审目标。

二、工商系统内审质量管理的现状思考

根据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要求，结合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的特点，江苏省工商系统在省工商局的领导和指引下从组织机构和人员、制度规划和业务操作规范等方面多管齐下，采取各种措施，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内审质量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组织机构和人员不断加强。笔者所在单位作为地级市的工商部门在2010年的机构改革中，根据《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及《江苏省市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机构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明确了本局财务（审计）部门一名领导分管审计工作，同时配备了两名内审人员从事审计工作；下属各直属局、分局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也尽力配备了两名兼职审计人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全省工商系统省、市、县三级内部审计机构的组织框架，为进一步加强内审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在组织机构构建完备的前提下，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审计人力资源、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笔者所在单位从系统所有审计人员中精挑细选，建立了省市两级的审计骨干人才库，并做好审计后备力量的选拔，以随时补充到内审队伍中来。在具体分配审计任务时将全系统内审人员编排成省市两个层级的审计小组，强弱搭配，以强带弱，更好地发挥全系统审计队伍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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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税收入；管理体制；公共财政

Abstract:Thenon-taxrevenueenterstakesthefinancialrevenueaconstituent,hasbeensincereformofthefinancialsystemonekeyandthedifficulty.Especiallyintherecentseveralyears,alongwithourcountrypublicfinancesystem''''sgradualestablishment,thenon-taxrevenueenteredthequestionwhichinthemanagementsystemexistedalsotoobtainmoreandmorevalues.Thisarticleinelaboratedthatthegovernmentnon-taxrevenueenterstheexistencethequestionandinthereasonfoundation,undergoesthegeneralizedanalysis,proposedthatsolvestheserealisticquestionsomespecificmeasuresandthemeans.

keyword:Thenon-taxrevenueenters;Managementsystem;Publicfinance

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

政府非税收入是与税收收入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它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应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我国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在不断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和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体制改革和探索中总结出来的。由于概念的确立在时间上比较晚，在现实的管理中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所以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管理的范围还没有覆盖到政府非税收入的全部。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主要集中在预算外资金上，主要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罚没收入的管理。对于增收潜力很大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还没有作为管理的重点而全部纳入管理范围。

2.非税收入数额大，增长迅速，且项目繁多。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640.15亿元，增长了4.83倍。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了50%，即使在世纪之交也接近40%的水平。在非税收入的项目上，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2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以上，其中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

3.非税收入征管主体多元化，执收行为欠缺规范。目前我国机构设置众多，情况复杂，非税收入利益主体庞大，征收管理十分不规范。虽然国家对非税收入的项目和标准有严格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是乱收、乱罚、乱支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非税收入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未真正归位，非税收入目前仍由各个执收执罚单位分散征收，这种“多头”管理的格局，肢解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管理脱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同时，也大大增加管理成本，容易诱发。

4.法制不健全，缺乏约束机制。目前，非税收入的管理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没有一套覆盖全国的统

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使得非税收入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同时，非税收入的征管和使用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造成各地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不一样，非税收入管理难以规范，对违规行为难以约束。

以上问题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我国正处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释放被长期压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的，这其中产生的诸多不规范现象也只有在体制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才能逐步解决。

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就必须摆脱原有的体制的束缚。具体到实践中，可进行如下方面的改进：

1.明确非税收入征管主体，统一管理职责。非税收入是政府及其所属的部门在行使职能过程中收取的各项资金，它本身就具有财政资金的属性，是财政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税收入的征管主体只能是管理政府资金的财政部门。因此，在非税收入的管理过程中要强调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变征管主体“多元”为“一元”。在财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的全面管理工作，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一政策。在预算外资金不断纳入预算内的趋势下，非税收入理应是预算外资金最合适的替代者。

2．清整顿收费基金项目，出台收费基金目录，推动收费政策公示制度。对现有的收费基金进行认真的整顿和清理，坚决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对于重复征收的项目，应该合并的就要合并，杜绝行政机关搭车收费或越权收费现象的发生。对于还有必要保留的非税收入项目，重新研究论证，由中央主管部门公布，实行非税收入目录管理和公示制度。对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收费逐步改为税收。例如：设立燃油税，对用汽油、柴油等的动力的车辆、船泊从油品价格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取消养路费和江河航道养护费等。公开收费政策审批权限，公开收费具体内容和征缴程序，建立收费政策公开办事机制。

3.严格非税收入的票据管理。票据的管理是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源头，也是监督执收单位是否认真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一个关键环节。加强票据管理总的原则是要做到统一领发、统一使用、统一保管、统一核销和统一监督，力求票据与项目相结合、票据与收入相结合、票据与稽核相结合。首先，要对非税收入票据的印制、核发进行控制。其次，要通过对非税收入票据的核销，监督收入是否按时足额地上缴财政，防止执收单位截留财政资金。同时，大力推进票据管理的网络化，跟踪每一张票据使用的具体情况，并针对目前票据种类、样式的繁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减少票据种类，统一式样。

4.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扩大非税收入银行代收。完善非税收缴体制改革，“收支两条线”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首先，在账户管理上要清理执收单位在银行的一切账户，取消各种形式的收入过渡账户，对有特殊原因需要汇缴的单位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考虑，并最终实现国库单一账户的管理。其次，实现单位开票、银行代收的征管模式，并逐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的改革，通过科学地编制部门预算，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和管理，防止非税收入形式上的“收支两条线”，实际上的“谁征收，谁使用”。

5.加快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以“金财工程”收入管理系统为基础，结合非税收入管理的内容，设计开发非税收入管理软件，以科技为依托，实现非税收入从票据领购到自动核销、单位开票到自动入账、银行代收到传递信息、财政处理信息到分类管理等环节的一系列工作的微机网络化管理。实现财政与银行、执收执罚单位、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微机联网，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

6.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强化非税收入监督检查机制。针对目前非税收入管理无法可依的情况，有必要从法律建设入手，健全法律体系，抓紧出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在制度上规范和约束非税收入项目的审批、标准制定、征收管理、资金分配等工作。另外，还要强化非税收入的监督检查，形成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职能部门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在监督方式上，要突击检查和日常监督，事后检查和事前、事中监督，个案解剖和重点稽查，局部检查和整体监控等方式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发现问题不放过，一切行动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相关的配套措施

1.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应该说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本身不是很彻底，体制也不很完善，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并没有完全划分明确。而非税收入改革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的改革也只有在完善分税制的改革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下去。所以，当前需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根据事权来划分相应的财权。思路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界定支出范围，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中央来提供；区域性的由地方来提供；跨地区的以地方提供为主，中央提供为辅。同时，适当下放给地方一定的立法、立项权利，使地方能结合自己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充分调动地方执行非税收入的积极性。

2.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应该参与到竞争性领域中来。而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太深，政府承担的职能太多，管的太广，战线拉的太长，直接的结果就是财政支出规模庞大，而收入增长又难以满足支出的需要，这就为非税收入的存在提供适宜生存的土壤，也是我国“三乱”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所以，适时地转变政府职能，把投资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重点保证公共支出的需要，才能根本上解决财力不足的现状，根治“三乱”问题。

3.加快机构改革步伐。造成目前非税收入项目繁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机构的设置太多，近些年来，很多机构的成立都伴随着一批收费项目的出台，形成“增机构———收费———养人———再增机构”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规范非税收入同步进行，对现有机构进行结构优化，精简并妥善安排富余人员，严格控制机构人员数量，将支出规模降到合理的水平上，提高支出的效益和管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友志。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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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和基本框架

澳大利亚公开支绩效系统搭建得很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澳大利亚的经济空前发展，联邦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各州政府被迫受困于愈演愈烈的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由于连年财政赤字、政府的运行成本持续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引起了人们对政府角色、活动范围以及政府活动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广泛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遏制政府开支迅猛增长的势头，摆脱高额赤字的困扰，提高财政预算的效率、效果和透明度，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公共管理进行改革，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并搭建了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系统。此系统遵循“4E”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全方面考核联邦政府内部项目的支出情况。

首先，根据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确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总体目标。这项工作由支出审查委员会完成，该委员会由政府总理、国库部长、财政部长等组成，负责根据公众的需要研究确定政府在下一财政年度应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种类，确定预算优先安排的事项清单，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进行全程监控。其次，政府各部门根据总体目标，将各自应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具体的部门目标。最后，根据部门目标编制部门支出预算。在公共支出管理的具体手段上，主要采用“产出预算”的新型管理模式，根据投入产出原理，按部门的产出来配置财政资源，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对公共产出的全部成本进行核算和控制，不再进行支出的逐项、明细管理。政府各部门有管理既定财政资源的自，管理的着眼点从财政投入转移到了财政投入后形成的产出，形成一整套的技术手段，确保对产出的绩效评价。产出预算的核心是对支出的效果、效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提高产出的性能比，并根据评价结果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科学设定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作为协助计划目标和结果的关键性指南，是整个公共支出绩效系统中的核心部分。由于公共支出目的的特殊性以及效益取得受多重因素影响，因而不能简单地衡量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直接考评公共支出效益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OFA) 在设计评价指标时，既考虑经济指标，也考虑了社会指标，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绩效考评指标（KPI），用来衡量联邦政府部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效率的高低。

鉴于多种不准确数据、技术自身问题等潜在因素的考虑，数据平衡指数是非常必要的，能够有效防止基于不合理数据进行的绩效考核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澳大利亚财政部在KPI中设计了几项重要的绩效指标。

及时性（Timeliness），基于考虑过期的数据不再准确，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风险，指标绝对不用过期的数据，从而保证数据的可用性。

实用性（Practicality），通过可接受的方法和数据收集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获得数据，并系自动维持这些有效数据。

对比性（Practicality），借助过去的数据，目标群体与曾经遇到过的相似方案进行合理比较。

平衡（Balance），通过慎重而全面地平衡联邦政府规定的2-3级指标，来确保均衡测量最重要的绩效考核。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对KPI的多角度设计和严格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其他因素来发展KPI。

注重结果：虽然绩效考核预期结果和程序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但是联邦政府通过KPI，将预期结果和程序结果紧密联系，从而避免程序过于简单而造成预期结果的不准确，并通过严格的时间限制，控制多余、无用的数据信息，努力摒除程序结果对预期结果的影响，确保测定绩效指标的有效性。

寻求准确性：将一致的数据定义、数据标准、数据采集方法比较与有效时间内遇到的类似案件比较作为绩效标准指标。另外兼顾内外不同因素对绩效标准的影响，确保标准的可用性。在实际操作中，一旦几次预测结果差异较大，将导致指标的无效。

如有需要，可以根据统计专家和测量专家的专业意见，如样本的选定、绩效指标公式的搭建、计算目标模式的选取等有效方法做出高准确地项目支出指标。

明确定义数据 :有效指标并不随数据的增多或者减少而成产任何影响。KPI明确了有效数据的定义，可以清楚地了解什么是主要的，为什么是有效的。

有了可以依据的绩效指标，澳大利亚负责联邦政府各部门公共支出绩效的各部门开始各自的考评工作。先由财政部对各部门提交的绩效考评报告进行审核，再报议会审议通过。考评的内容主要是：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绩效目标的完成与所使用的资源是否匹配；各项支出的合理性；绩效信息的可信度以及考评方法的科学性。考评结果会反馈给各部门，并将作为下一财政年度战略目标和预算安排的参考。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联邦政府各部门都要编写并提交本部门的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以提供绩效考评的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本年度计划绩效指标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与以往年度绩效指标实现情况的比较；对未实现的绩效目标的说明及补救措施；对年度绩效计划的评价；对不可行的绩效目标的调整建议；说明报告中提供的绩效信息的质量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严格的监管

在澳大利亚，绩效考评系统有两类监督机构并存，一类是内部评估机构，包括内阁支出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库部、公共服务委员会；另一类是外部评估机构，包括参众两院的“财政委员会”、公共账目和审计联合委员会、联邦审计署。

在政府内部的监督主体中，每个评估责任主体承担何种义务、评估哪些对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评估、具体评估什么样的内容、评估结果有什么样的不同法律效力等，都有详细规定。在外部评估机构中，国会参众两院对于公共财政的监督有明确具体的权力、程序和规则。多重内外机构评估，相互独立又职能明确，确保各部门合作却又互相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