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制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经了三十年，在这一时期，虽然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相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远远不足的，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就需要满足其发展的资金需求。这就需要正规的金融机构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相互的补足。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

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

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交易视角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08-06

一、引言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概念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就表现为理论，对术语的不断加细的定义过程就是概念的展开过程”[1](P57)。Martin Heidegger则指出学科“基本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研究者只是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不断深化对整个理论的领悟[2](P3)。黄达在界定“金融”概念时指出：“一门学科，其最高理论成就往往就凝结在对于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如何界定、定义之中”[3](P113)。“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学科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范畴。正确分析和准确定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是农村金融理论研究首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也是当前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

下面，依据“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观点，试图在分析当前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定义的缺陷及其成因与影响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从交易视角重构功能意义的“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概念内涵，深化对“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认识，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建立概念基础。

二、既有“农村金融”定义的缺陷

准确定义“农村金融”是研究和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首要前提。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农村金融在我国历史悠久，但“‘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运用，是以后的事”[4]。长期以来，在“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的主流金融观①基础上，“农村金融”的内涵似乎只要给“金融”冠以“农村”就能自然地被定义出来。事实上，我国既有“农村金融”概念就是这样生成的②，即“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金融”[4]。这种看似简单明了，实际却是望文生义、同意反复的定义，不仅掩盖了农村金融的自身特性，使之失去了作为独立范畴存在的逻辑基础，而且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农村的”指向不明。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还是存在于农村地理空间的，从属于农村经济主体的，冠以“农”字招牌的，在农村从事业务活动以及其他兼而有之，等等，其内涵含糊不清。二是对“金融”的理解流于形式。不仅忽视了“对金融的定义，传统金融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是有区别的”[5]，“存在从不同视角对‘金融'所进行的规范性的论证”[3]，其表述林林种种，各不相同，“直到今天……尚无普遍被接受的统一的理论界定”[3]的事实。而且沿袭了主流金融观“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只是概括了金融活动的外表，却将其本质隐藏起来的形式化定义，“有‘望文生义’之嫌”[6]，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的实质其实并不是资金的借贷”，而是“财产（Property）的借贷或财产的跨时（Intertemporal）交易活动”[7]，“‘金融’就是信用转让”[8]的金融本质属性。显然，仅依此形式化的定义，难以把握“农村金融”的内涵，更难以进一步透视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农村金融”的本质蕴藏于农村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其定义实际上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农村金融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依据这一认识，联系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上述缺陷的原因在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整体经济和金融体制背景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虽然伴随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从未停止，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偏好的强烈驱使，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下的农村金融外生于农村经济的被动局面,改革的目标只是暂缓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矛盾。研究和认识“农村金融”的范式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金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交易视角的概念重构融背景下基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形成的以“农业”为对象、以信贷为特征、以人为认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赋予职能为标准、以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的机构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从而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9]，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现有机构框架下赋予其功能，进而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即遵循“机构―功能―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不懈努力，并没有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反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大量退出，这些都表明机构范式的“农村金融”难以成为求解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支点。而且这种分析范式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定义，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业金融，农村经济中的其它金融需求被忽视，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变成了单一的农业金融理论和政策。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功能和农村金融机构相互混淆，把农村金融发展等同于单纯的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并从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试图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进行具体求解”[9]。同时，导致了将农村金融机构的界定等同于农村身份的人为认定，致使那些只有“农村”之名而无“农村”之实、甚至有悖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机构，也被认定为农村金融，致使农村金融政策缺乏有效的实施和传导载体，农村金融功能无法具体落实。此外，还人为地加剧了城乡金融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金融职能被人为地限制在只有“农村”身份，而不一定具有相应意愿和能力的金融机构范围内，致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画地为牢，金融机构间的市场竞争有失公平。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农村金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农村金融机构非农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农村金融功能被弱化。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际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农村金融”缺乏科学界定有关。因此，选择恰当的视角和范式，科学界定其内涵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交易视角的农村金融内涵

概念作为客观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不同视角下的思维写照。选择交易③视角定义“农村金融”，是基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现实与经典理论相悖的事实④。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遵循下列逻辑层次定义“农村金融”：（1）农村金融是一种交易，是分工和交换的产物。不同产权主体是其存在的前提，所有权的分散性与生产集中性的矛盾，风险能力和经营能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以及资源的所有和所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称分布是其存在的基础。（2）农村金融交易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交易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决定金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交易规模，而是交易次数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性程度。农村经济“规模收益”的存在和产权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存在和展开的内在动力。（3）在制度约束下，以信息为前提，建立在心理上的信任和安全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是农村金融的本质特征。农村金融交易实质上是交易主体通过对交易对象“合理性”的判断，即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的权衡，进行选择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重复交易和反复博弈形成的信誉，对信息披露和心理上的信任与安全感建立具有促进和放大作用，进而可以极大地减少风险损失和节约交易成本，推动农村金融这种信用交易的扩张。而且，交易双方的信息能力、风险能力、谈判能力等资源禀赋状况、最优化目标以及所受约束的有效性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交易的缔约过程和结果，进而决定农村金融发展。（4）全靠信用维系的农村金融交易，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使农村经济货币化金融化信用化，使信用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成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5）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农村金融的外在特征。农村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其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依靠专门化知识、能力和信誉，提供“专家”型的中介服务组织，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市场扩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只要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的先进与落后。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它可以通过融通资金、传递信息、提供流动性支持等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套期保值来有效地分散和降低风险。

可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9](P314)，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因此，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并不在于机构的简单增设，当着眼于交易水平的提高”[9]。因为“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主体，其本身数目的多少并不必然与交易的规模相对应”[10]，而且针对农村金融交易特点的农村金融交易条件创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1）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换句话说，“只要能承担相应的金融功能，具体的金融机构形式则是无关紧要的”，“只有通过某种形式提供农村居民所需的金融服务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9]。（2）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3）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四、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解释

“农村金融发展”在逻辑上既是“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经济发展”⑤在“农村金融”上的体现。但简单地将“农村金融发展”定义为“农村的金融发展”或“农村金融的发展”无助于深入领会其本质含义。研究发现，和“农村金融”定义一样，我国既有"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发展”⑥上冠以“农村”的简单定义。无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极为深刻的，这一定义侧重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的数量方面，是基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发展”外在表现的反映⑦，没有真正揭示金融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与Von Mises和Hayck“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以及Douglass.C.North“发展就是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增长”意义上的“农村金融发展”。

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内涵，不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发展应力求解说金融机制、金融制度总体如何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应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机制”[12]。因此，还必须从交易视角深入到制度层面把握其“质”的方面。这样，可以在定义“农村金融”概念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交易的扩张，农村金融交易扩张不仅表现为交易量和交易活动范围或空间领域的扩大，以及交易手段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且表现为农村金融交易主体对交易的“规模收益”与风险损失权衡后的选择。在农村金融交易通过“规模经济”获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风险损失和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的交易成本之和，即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正时，农村金融交易就扩张。换句话说，农村金融发展是以规模净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当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零时，农村金融发展停滞。因此，“规模经济”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是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限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规模经济”的收益和降低风险损失与交易成本。

农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扩张，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或风险随之加大，进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难以得到确认和保证，判断农村金融风险和收益的难度增加，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为降低交易成本，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关系从交易双方发展到对交易对象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从而推动了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对不断出现的农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风险的判断，需要依靠具有专门化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来提供服务。这样，对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转化为对农村金融中介――“专家”的声誉和其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信任，农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关系产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村金融的“规模效益”越好，农村金融规模净收益又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交易发展和扩张。为了持续维持这种发展和扩张，就必须监督和强化委托―中的信任关系，这种监督无非是“自我监督”、“双向监督”、“第三方监督”。这样，农村金融监管以及相应的规则――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实施制度的专业化农村金融监管机构便产生了。农村金融便从原始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活动，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体系――依靠制度增进信任，促进农村金融交易活动不断扩张，追求规模净收益最大化的资金集中、流动、分配和再分配系统。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⑧向“普遍主义信用”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样，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1）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农村金融发展必须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分散小农和农村中、小企业，不仅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缺少担保或抵押，难以获得建立信用所必须的信息，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还要求金融服务简便、灵活、及时，加上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不稳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比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风险高，而收益又比较低。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在追求规模经济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并不表现为金融机构、工具和制度的现代化，而是表现为与农村经济的适应性。（3）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4）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农村金融发展”尽管有其自身逻辑，但无法超越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而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所需资金只能来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必须服从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国家对金融实施控制的强制过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市场自发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依赖，农村金融发展的上述过程并不能持续，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样，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也必然客观地存在，“二元金融结构”就变得十分自然。内生于工业化战略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因其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就会不断要求政府压制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非正规金融，进而在城乡金融呈现“二元”结构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也表现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审慎态度和外部金融发展后果的影响，也通过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响着农村金融发展。我国建国后的重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的现实表现，都是理解“农村金融发展”内涵的最好的例证。

注释：

①王绍仪（2002，P114）：“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资金的经济活动”；《辞源》（1915版）：“今谓金钱之融通曰金融，旧称银根”；《辞海》（1936版）：“monetary circulation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辞海》（1979版）：“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也把相当于我国金融的“FINANCE”定义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the granting of credit，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②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货币资金融通”（巩泽昌，1984：P4-20；张琳，1984：P1-10）;“是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丁文详等，1988：P47）;“是货币、信用、金融与农村经济组成的‘融合体’”（舒子塘，1989：P10）;“是农村货币资金运动中的信用关系”（王世英，1992：P1）;“是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李树生，1999：P29）;“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王绍仪，2002：P115）等等。

③本研究中的“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意义的“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本研究中交易可以理解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

④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市场需求可以诱导出相应的市场供给。而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基本事实，一直是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一直没能由农村经济系统成功地内生出相应的金融服务机构和相关制度安排”，“决策层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容忍个体金融和民营金融的发展”，内生的农村金融不仅一直没有很好成长起来，而且“其发展的不规范与过度失序为其后的严厉管制与取缔提供了口实”（张杰，2003：P311）。

⑤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全方位变革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而且意味着随产出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对经济发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等方面，而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奥地利学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即哈耶克称之为“合作秩序”的市场制度扩展或演进过程。在当代，“经济发展”又赋予了“追求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的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

⑥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将金融现象归结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综合，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研究金融结构，并尽可能从数量关系上描述，而不是满足于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描述性说明。

⑦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则将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发展”称之为“金融增长”。彭兴韵（2003：P181）把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的功能不断得以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

⑧指建立在对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过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业缘等特定关系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基础上的农村金融通常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狭小范围，可以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来保障。

⑨指独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关系的，建立在对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监督、强制与激励约束下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通常可以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发生，其范围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监督、强制和激励约束的有效性，必须主要依靠法律规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来保障。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卷.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骆玉鼎.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黄达.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刘达.略论“农村金融”与“农业金融”[J].农业经济问题,1994,(4).

[5]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曾康霖.金融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7]江春.论金融的实质及制度前提.经济研究[J].1999,(7).

[8]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J].经济研究,1997,(12).

[9]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冯皮克斯J.D.等著．汤世生,许均华,钱绪红等译.发展中经济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11]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2]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中文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

[13]王绍仪.农村财政与金融[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4]巩泽昌.农村财政与金融[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

[15]张琳.农村金融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16]丁文详等.农村金融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

[17]舒子塘.农村财政与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18]王世英.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19]李树生.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20]郑风田、姜克芬.农村经济与管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

[21]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2]R.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3]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金融理论中货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4]彭兴韵.金融学原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Rural Fin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Reconstruction

at the Angle of Trade XIONG Deping

篇3

在分析金融消费者隐私之前不得不简述本文语境下的金融消费者概念。金融消费者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但实践中银监会等行政机关已经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均视作“金融消费者”，并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本文遵循问题导向思路，无意纠缠于学术界关于金融消费者是否是消费者，进而受到与传统消费者一样的倾斜保护的问题。而是回应实践，借用实践文本中的这一概念，重点分析金融消费者隐私相较传统隐私权概念的特点。制度的形成具有历时性，其构建、发展与变迁都是由历史实践所促成的。隐私权制度设立之初具有明显的人格属性，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法律体系通过运用共同的简化术语，自我关联的沟通以及广泛的价值共享，使协调成为可能。大陆法系向来青睐法教义学的思维模式，将多样化的概念以不同的抽象程度构建出具有层次的制度体系。因此，有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隐私具有人格属性，其本质上是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消费者对其个人隐私拥有完整的控制权。然而，制度的核心概念经过发展越发明晰，而其边缘化概念则出现模糊化的趋势。制度扩张本身亦有限度，若强硬地将性质具有显著差别的概念纳入制度体系中，则势必将会超过原有的制度容量。如前文所述，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二次挖掘使金融消费者的隐私具有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在此我们需要探析的问题是，金融消费者的隐私能否作为一种财产权的标的？或者说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是否具有财产属性？从个人权与财产权发展的历史关系来看，二者经历了从“混同”到“分离”再到“融合”的历程。波斯纳指出“：无形财产的一个非常规的例子是隐私权。它通常被作为是侵权法的一个分支讨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确实是财产权法的一个分支。”而萨缪尔森亦指出“：信息隐私是从丰盛可用的个人资料当中所产生的稀有资源”“，实际上是财产应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应采取怎样形式的问题。英国通过侵权诉讼制度保护隐私权的财产价值，而美国则另辟蹊径，从隐私权(righttoprivacy)中衍生创造出独立的公开权(rightofpublicity)，以保护隐私公开的财产利益。由此可见在英美法领域，隐私权的财产属性实际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而大数据时代金融消费者隐私的财产属性更是毋庸置疑。因此，若将金融消费者隐私完全纳入传统人格隐私权的制度保护体系内，则势必会冲击原有的人格权制度，同时也难以为金融消费者隐私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要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隐私则必须寻找更加合理的保护方式。

2传统金融消费者隐私分配模式的反思

在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隐私具有财产属性之后，笔者将金融隐私纳入产权的研究范畴。一方面，只有当金融隐私的产权归属明晰，才能在金融交易中定纷止争，这为大数据时代金融隐私信息的有效利用提供前提。另一方面，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产权清晰可以促使人们充分利用金融隐私带来的效用。而对于金融消费者隐私的产权归属可能会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是以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为核心内容的，因此财产性权利理应完全归属于消费者个人。这样的论断在传统金融业或许理论上还成立，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则与实践情况相距甚远，具体理由如下：

2.1金融消费者隐私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

与传统隐私不同，金融消费者的隐私并不静止于金融消费者初步披露之后。而是随着金融交易活动的进行而不断累积。显然，虽然初级金融隐私源自消费者个人，但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对后续累积的金融隐私进行了大量投入。若将金融消费者隐私的产权完全分配给消费者则有违背公平原则的嫌疑。

2.2金融机构获取、保存金融消费者隐私也是实践中法律、行业规范的要求

以银行为例，金融消费者办理业务时的各类身份、交易、信用信息，银行都有义务按照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留存。在事实上，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已经对这部分隐私进行了共享。

2.3金融消费者披露初步信息是金融交易进行的基础

“金融消费者隐私”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消费者对外披露初级意思的含义。因为只有当消费者已经或者潜在有进入金融消费领域，其才能被称之为消费者。而在消费者进行金融活动时，其必须主动向银行披露初步的身份、甚至财产信息，才能获取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因此，实际上，一旦某人涉足金融市场，成为金融消费者之时，他的金融隐私便在实际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了披露，进而金融机构在实际上获取并控制了这些隐私。以上理由已初步说明了无论是金融实践中还是现行法规中，金融消费者隐私的产权分配方式应该并且已经突破传统隐私权的产权分配结构，构建新的产权分配方式势在必行。进而，下文笔者将尝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金融消费隐私的最佳产权分配方式。

3法经济学视角下消费者隐私的类型化分析

法经济学产生并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该学科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模型解决法学问题。法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自产生以来便为人们解决法律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波斯纳指出“：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进市场交还，促进交易成本最低化。”因此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法律就应该探寻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最优所有权配置模式，降低消费成本，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本文试图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这一基本思维模式，来分析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最佳配置方式。

3.1金融消费者隐私产权归属于消费者

在这样的产权配置模式下，金融消费者对其隐私拥有完整的控制权。在不完美信息博弈理论中，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常态。基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消费者会选择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方式披露其隐私。即向金融机构披露其正面的金融隐私，而隐藏其负面的隐私，进而导致金融机构收集到的金融信用信息失真。若金融机构长期依据有限并且失真的信用信息作出经营决断，则会产生严重的金融危机风险。并且，在这样的产权配置模式下，即使金融消费者已经将其金融隐私向金融机构披露，未经消费者明确许可，金融机构不得将其隐私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金融机构。此情形下，金融消费者个人进行金融活动的成本最小，而隐私披露的收益也直接归属于消费者个人。然而，一方面一旦消费者拒绝披露金融隐私，则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则不可能享受到金融隐私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若金融机构利用其控制的动态累计的金融隐私都需要事先征询消费者同意，否则金融交易的成本将难以计量，金融交易也难以进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将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所有权完全配置给消费者则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3.2金融消费者隐私产权归属于金融机构

即法律将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所有权全部配置给金融机构。在此种情形下，披露金融隐私成为消费者的义务。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信用信息，从而达到金融市场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将金融消费隐私置于公共领域，最终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可见，此种情形下整个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仍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3.3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以及征信机构分享金融隐私产权

由于金融消费者隐私实际上可以分为不同属性的不同类别，因此下文将对分别不同属性的金融消费者隐私进行产权归属的探讨。(1)初级隐私(主要包含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等)，消费者对此类信息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但在进行金融交易时往往以供个人基本信息为前提(瑞士银行的情况稍有不同)，此时消费者可以选择披露此类信息，以获取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应服务。(2)次级信息(主要指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机构服务过程中累积的金融交易记录等信息)此类信息由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可以在其机构内部使用此类信息。例如银行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交易记录，分析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并利用此类信息向金融消费者推荐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3)加工信息(即征信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对金融消费者隐私进行加工后，获取的相应信息)此类信息应该由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与征信机构共同所有。总体上说，按照金融隐私权类别而将其产权赋予不同的主体共享，将能有效平衡金融隐私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总体看来，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的收益有所提高，并且消费者的收益并没有减少。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共享产权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

4金融消费者隐私产权共享模式下的权利分配

科斯定理指明了法律制度在具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既然从理论上说，金融消费者隐私产权共享模式将最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那么在实践中该如何配置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则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在产权共享模式下，是消费者具有决定是否向金融机构披露其初级隐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消费者是合理的。因为法律不应强迫不愿参与交易之人披露隐私。而对于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中由记录积累而获得的次级信息，则应当由金融机构与消费者共享。当金融机构将这部分信息用于其内部机构时，则应免于在利用这些隐私前向消费者征求同意。然而对于金融机构在将此类信息向第三方披露时，以及当第三方机构获取金融隐私后，通过对信息的二次挖掘得到了加工隐私时，该如何在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之间分配权利与义务则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针对隐私共享模式下的权利分配，美国立法具有十分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GLBA)采取的是一种“选退”(optout)的立法模式。即如果金融消费者没有提前告知金融机构，不得向第三方机构披露其隐私，则在GLBA规定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可以披露消费者隐私。而美国的部分州的法令、条例、或者解释都提供了比GLBA更加严格的保护模式。即采用一种“选入”机制(optin)。即当金融机构在向第三方披露金融消费者隐私时，应提前向消费者征求同意，并适当向金融消费者提供补偿。显然在选退机制下，银行对消费者金融隐私的披露具有主动权，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而选入机制则更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隐私。笔者认为，就此不宜对所有金融消费者隐私做笼统的统一规定。而宜在立法中将金融消费者隐私分为普通隐私与敏感隐私。对前者采用效率更高的选退机制，而对后者则采用较为严格的选入机制。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立法如何合理地将消费者金融隐私划分为普通隐私与敏感隐私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由此，在确立了基本的选入与选退并行的权利运行模式后，为了应对大数据时代隐私的二次挖掘可能产生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宜设置责任机制作为补充。所谓责任机制是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在经过选入机制或者基于选退机制向第三方披露金融消费者隐私前，应当对隐私披露的后果作出评估，若其披露行为最终产生了信息披露之初没有预见的危险时，则依据其过错大小，向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何设置具体的法条，以有效实现上述机制的有效运行则有待立法者运用其高超的立法技巧。

5结语

篇4

应该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确立了在农村经济中的决定性战略地位。如果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体系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的话，那么随着体制转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再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寻求农村金融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成为必然，而这种变革和创新是根本性的，非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如何打破既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提高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显而易见，发展体制外的农村民营金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全书在概述已有的农村金融研究、农村民营金融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农村民营金融概念，指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内生出了民营金融的创新主体，农村民营金融的发展是必然的。进而分析农村金融需求以及农村金融供给情况，提出发展农村民营金融是解决资金供求矛盾的关键。从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市场准入、金融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探讨了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检讨和回顾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分析既有的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提出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和对策。在界定农村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制度优势及其发展的必然性。

作者力图在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贯彻理论分析与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等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求对农村民营金融的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提出农村民营金融发展的可行操作思路和措施。作者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1.重新界定农村民营金融的概念。农村民营金融指农村地区主要由民间资本构成并掌握着经营控制权进而通过资金的融通活动或借贷活动为农民、农村企业等提供各种服务的金融形式。农村民营金融不仅包括正式金融，而且还包括非正式金融，不仅包括民间金融，而且还包括民有金融。这一界定突破了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农村民有金融等概念仅仅侧重于某一方面农村金融形式的概括，而忽视了另外一些金融形式的局限。特别是明确提出农村民营金融系统包括农村正式金融（民营部分）和农村非正式金融两个部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村民营金融的特点及其制度优势。[HT5”SS]

2.探讨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状况。重新划分了农村金融需求，并对各种农村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展望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发展趋势。概括了既有的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情况，剖析了既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局限性。描述了农村民营正式金融与民营非正式金融的发展概况，显示出了农村民营金融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竞争力。

3.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通过比较历史和现实中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情况，指出其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种明确的、规范的制度进行监管，从市场准入、金融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探讨了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明确提出农村民营金融作为试点应该实行混业经营。

4.提出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检讨和回顾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一步指出了目前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所面临的障碍，提出了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和对策。

篇5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问题思考；创新设想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3-0023-04

一、供应链金融的概念界定

关于供应链金融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尚未有一致的意见。随着供应链金融研究和创新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供应链金融概念与范围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界定和厘清。

(一)供应链金融概念定义的归纳

目前比较流行和具代表性的供应链金融概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认为供应链金融是物流与金融业务的集成、协作和风险共担的有机结合服务，是一种物流金融。它为商品流通的全过程提供服务，服务对象是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

第二类，认为供应链金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一个产业供应链中的单个企业或上下游多个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集成。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是以促进供应链核心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产一供一销”链条的稳固和流转畅顺，并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业经济的协作，构筑银行、企业和商品供应链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

第三类，认为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基于供应链商业交易的融资解决方案。国际知名的金融顾问咨询公司TowerGroup关于供应链金融的定义是：供应链金融是以发生在供应链上的商业交易值为基础，设计一系列的为供应商提供流动资本融资和现金流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管理目标实现的优化方案。供应链金融就是将金融引入优化目标，在现有供应链优化模型中直接加入资金流的测度，从而来制定优化策略，然后再将模型推广到更为复杂的库存结构乃至与生产、运输等问题进行联合优化。

(二)供应链金融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以上对供应链金融概念的定义仅仅描述了供应链金融的实践过程，尚未对供应链金融的概念作完整、全面的实质界定，并且在脱离供应链整体、以孤立的业务概念来研究讨论供应链金融，这样往往就会造成供应链金融概念扩大化或缩小化。实际上，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市场需求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服务产业发展的一种必然形式。论及供应链金融必须从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形成产生开始。

现代意义上的供应链金融概念，发端于20世纪的80年代，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世界级企业巨头寻求成本最小化冲动下的全球性业务外包，由此衍生出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到20世纪末，企业家和学者们发现，全球性外包活动导致的供应链整体融资成本问题，以及部分节点资金流瓶颈带来的“木桶短边”效应，实际上部分抵消了分工带来的效率优势和接包企业劳动力“成本洼地”所带来的最终成本节约。由此，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始了对财务供应链管理的价值发现过程，国际银行业也开展了相应的业务创新，以适应这一需求。供应链金融随之渐次浮出水面，成为一项令人瞩目的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应该界定为在整个供应链的范畴之内，即就是围绕供应链管理中资金管理进行设计的一整套解决供应链资金问题的管理方案。其结果是让供应链的管理更加完善和高效，以适应经济的发展需求。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从中得到业务的创新与拓展，取得相应的利益。因此，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应该界定为，从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出发，提供综合的财务金融服务，把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根据交易中构成的链条关系和行业特点设定融资方案，将资金有效注入到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创新解决方案。

二、供应链金融的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管理中的一种财务或融资创新解决方案。供应链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在理论上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并由于这些解释而成为其发展创新的依据。

(一)供应链金融形成的理论解释

实际经济活动中，往往形成“有网没链”的情况，供应链管理就是形成连接各个网络之间的管理链条，把各个网络通过相关的利益连接起来，然后对连接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管理上有机结合，实现生产、流通和资金资本的资源分配帕累托最优改进(Pareto Optimality)。供应链是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成员通过与上游、下游成员的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商务流的网络连接(linkage)而组成的网络结构。在供应链管理中，可以通过探求因果关系的管理问题，建立相应的因果关系管理模型来寻找管理环节上存在的薄弱管理问题，这种因果关系的建模可以建立在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求证找出影响管理环节的主要问题。

(二)供应链金融创新的理论依据

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的理论依据就是在供应链管理中，强化金融服务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的创新，实现供应链管理中的最优管理效果，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供应链金融就是以最有效率的方案解决供应链管理环节中的资金约束的问题。

国内学者陈祥锋、朱道立对供应链金融创新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供应链金融创新的依据就是解决企业的资金约束问题，把包含资金约束企业所组成的供应链称之为资金约束供应链。在资金约束供应链中，企业由于受到资金限制，可能无法实现其最优的运营决策，这将会影响到供应链中各个企业及整体的效益。然而，如资金不足的企业能够获得融资服务，并实现其最优的运营决策，那么融资服务可能为资金不足供应链创造新的价值。经过他们的研究推导发现：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传统以银行为核心的所谓1+N或N+1+N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不能为资金约束供应链创造价值，而在以银行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的结构和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控制结构为核心的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模式中，融资服务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运作将为资金约束供应链创造新的价值。第二，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控制优于以银行为核心或通过的控制。笔者认为，供应链金融创新的理论依据就在此，即从供应链管理的链条上赋予更优的金融创新。因此供应链金融创新就是作为一种最优的资金约束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本身的改变或者创新。

三、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实践

(一)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

在我国，对供应链金融创新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物流银行”的设想，到“融通仓”概念的提出；第二个阶段，从“仓单

质押”业务的尝试，到“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第三个阶段，从“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到供应链金融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实践发展上形成了两条业务发展的主线模式：

其一，是基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贸易融资，结合生产贸易企业的业务特点和实际需求，由商业银行创新业务而提供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模式。该业务模式通过货权质押、信托收据、保险及公证、货物监管、提货通知、货物回购、资金专户管理、期货保值等一系列结构化设计来掌握货权、监控资金，为其提供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一体的个性化的组合贸易融资方式。

其二，是基于供应链管理模式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3PL)，创新出来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融通仓等供应链融资模式。这种业务融资模式比结构性贸易融资模式更创新了一步，它是基于供应链金融的思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专注于对企业本着信用风险的评估，转变为对整个供应链及其交易的评估，这样既真正评估了业务的真实风险，同时也使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银行的服务范围。

(二)供应链金融的创新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供应链金融在创新中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进行思考，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方案：

第一，业务创新的后劲不足。实施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求的制约。目前以银行为主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是基于所谓的核心大企业的信用替代而成立的，这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中表现得很突出。即需要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必须和一家值得银行信赖的大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得到“某种资格的认定”或者借用大企业的信用，使其达到银行认可的资信水平，实际上是中小企业利用大企业的良好信誉与实力以及和银行稳固的信贷关系来为其提供间接的信用担保，从而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虽然在发展中，通过供应链管理建立了诸如“1+N”或者“N+1+N”这样的业务关系。但是，能够具备这种关系的中小企业是有限的。这种供应链金融虽然纳入了中小企业的内容，但仍然没有把它同大企业业务区别开来，而只是把它作为业务的一个链条，没有提供定制化的融资服务和针对性的融资解决方案，显然没有起到优化供应链管理的整体效能。这样业务创新明显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

第二，模式创新的动力不足。在我国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模式和基于供应链管理中银行通过和第三方物流企业(3PL)合作的供应链融资模式。虽然这两种创新模式解决了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是现在这两类模式也显现出发展创新动力不足的态势。在目前的融资中。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就需要了解企业抵质押物的规格、型号、质量、原价和净值、销售市场和销售对象以及承销商等等，还要查看各种权利凭证的原件、辨别真伪。这些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大大超出了银行的日常业务与专业范畴。即便是银行和第三方物流企业(3PL)的合作，按照目前的合作模式，也很难让银行省时省力。另外，目前流行的供应链融资服务模式虽然可以解决供应链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创造新的价值，但是其最高的收益不会超过传统银行的盈利模式，加上银行在供应链金融服务中的费时费力。因此，以银行为核心的供应链金融创新动力是不足的，很难成为银行的主流业务，这样的业务模式创新发展也是有限的。

第三，技术创新亟待解决。目前供应链金融仅仅停留在银行和企业的层面上，供应链管理所依赖的网络信息技术目前在两个领域很难同步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落后会造成信息不完整准确、业务衔接不顺利流畅，往往还会引致风险的发生，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基础的创新亟待得到解决。由于供应链管理数据库对于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和产、供、存、销、资金具有实时监控的功能，需要具备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和满足多方面查询的要求。因此，技术创新问题的解决是供应链金融创新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

第四，组织创新急待突破。目前的供应链融资仅仅局限作为银行对传统业务的一种创新与补充。实践证明，在供应链金融组织中，银行为主体的融资组织形式是有极大局限性的，由于供应链融资比传统的贸易融资具有更大的风险。传统的贸易融资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定交易环节供需双方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贸易的真实背景；而供应链融资不但要强调这一点，而且更加强调整个供应链风险的监控与防范，对供应链各个环节潜在的风险都要加以识别与控制，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并且从目前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来看，供应链融资中的存货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具有很强的专用性，不易通过市场来评估其价值，也不易在市场上变现。因此，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更加复杂、所需要的措施也更加全面。同时，目前这种融资组织管理方式的效果是使更多的金融资源向那些核心集团性企业归集，通常会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放大，用以对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更大的授信来支持该业务的创新开发，风险的聚集扩散效应会扩大。据了解，在实践中，由于供应链资金管理的不善，已造成了国内几家大公司的经营困难，有的甚至破产重组。事实证明，一旦核心企业集团资金链断裂，必然会殃及整个供应链金融，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国内以银行为主体的供应链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已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必须进行有效的突破。

第五，制度创新需要加强。组织形式的突破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目前供应链金融在创新发展上存在制度的约束。从银行方面来说，我国的银行受到严格的分业经营管制，不可能从整体上为供应链管理提供财务融资的服务，加上业务的运作与管理必然存在盲区和不易控制的环节。这样以银行为主体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仅能围绕大企业开展业务，难以满足发展中的融资、结算和风险分散等方面供应链集成管理的服务需求，更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要求。从企业方来说，虽然银行在供应链融资中引入了诸如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联合推动业务的创新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限于我国目前金融制度和法律的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物流公司不能以其自有资金为企业垫付款项融通资金。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必须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改革创新，改变不适应发展的制度法律的约束，使制度能够正确引导供应链金融实现全面的创新。

(三)供应链金融的创新设想

基于以上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中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供应链金融创新已到了必须解决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阶段。为此，提出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基本设想如下：

第一，在技术上，通过物联网的技术创新(即传感器加互联网)，建立我国产、供、销的完整供应链信息系统。通过传感器的技术创新，将互联网运用到基础产业和服务产业，建立起不同行业、产品的基础供应链信息管理平台，为供应链金融实现技术的整体管理创造条件。

篇6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内涵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非我国所创新，而是伴随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理念不断发展而逐渐产生确立的。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复合性金融商品的出现以及现行法律不敷应用等新兴问题的凸显，消费者却越来越广泛地与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金融企业进行交往，原有的身份（投资者、客户、理财人、投保人等）不足以应变金融产业的发展需求。

博登海默曾说：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据此，我国消费者的定义，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人。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1）主体是自然人；（2）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3）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纳的消费者定义和特征，有的学者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特别化，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些定义虽然表述略有不同，但所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目的，在金融市场上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人。在法律上，其规制的是一种金融法律关系。这里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一般包括：（1）传统意义的金融消费，包括存款、贷款、结算、担保、金融理财等；（2）特别性金融消费，包括以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特别种类金融产品；（3）金融衍生产品消费。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立法理念：忽视金融消费者权益。在立法指导思想上，金融立法往往侧重于金融机构安全与效益，而忽视消费者权益，没有将金融安全与金融消费者保护联系起来，没有回应金融消费者所具有非常明显的专业性和特殊性。

其次，法制机制：体系不一，总体不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有立法，没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对金融消费，由于消费对象的本质差别而有显著不同，难以适用。

第三，管理机制：多元不一，各自为政。在机构设立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受理消费者投诉，仅仅设立了尴尬的处等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具有保护职责的现有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金融监管机构。

第四，救济机制：缺乏法律支持，难以真正发挥效用。一方面，我国各金融行业协会自律机构虽已成立多年，但是受制于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为也非常有限，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行业利益上。另一方面，司法救济途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举证难和执行难等，很难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一）转变立法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列为金融监管目标。在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应正确看待金融产业发展和消费者保护的关系，通过培育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根本权利。

（二）完善法制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金融消费者维护其权利的最重要制度保障，要尽快修改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同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金融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专门制定类似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法律法规，全面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三）设立专门保护机构。目前，我国在机构设置上，尚无任何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因此，建议先在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内部增设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在经费预算、组织机构等方面保持相对独立性，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四）完善救济机制。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纠纷处理机制。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强调纠纷解决的效率性，因此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受到广泛重视。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化，降低诉讼成本，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救济。

参考文献：

[1]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河南大学学报，2012（5）

[2]波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东方法学，2009（5）

篇7

关键词：金融信用 征信 信用评级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但近年来，金融环境中信用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信用经济成了“赖帐经济”；因为三角债和现金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三角债和多角债的大量存在直接阻滞了信用链条。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点以及经济中矛盾和风险的反映点。因此，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金融业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重建金融信用环境，整治金融秩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本文拟从金融信用的概念入手，走出将金融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的误区，进而分析金融信用缺失的社会经济根源，并对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提出建议。

一、金融信用的本质

在西方，“信用”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它表示价值交换滞后产生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商业领域，金融领域和流通领域赊销，信贷等交易行为。简言之，即是对借的偿还。金融业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从产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对于金融业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业的资产中无可置疑的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言：“信用是银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作为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方面是银行必须确保存款人自由取款，另一方面需要贷款人确保按时、如数还本付息，缺一不可。如果贷款人都不对银行恪守信用，那么银行最终也无法对存款人恪守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信用本质上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整合。银行实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其资产大多数是亿万公众的财产。但常期以来无论金融业内部或外部（政府、其他企业及公众）均缺乏对金融业的认识，常常将国家（政府）的信用取代金融业的信用，主要表现在：（1）计划经济下，国家对经济实际起包揽作用，从而将金融信用包揽其身，银行是国家的，受政府指令运作，银行信用也就转化为对国家的信用。所谓三角债即国有企业及银行都认为债务所涉及的信用均不是自己造成，也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并不将其看成是自己极其重要的信用问题，因而债务难以清偿，这一直延续至今。（2）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国债偿还信誉好，所以国家作为整体对内对外均具有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因此，国内民众即使不了解国内银行的信用，也放心地将钱存入银行。这就是为什么四大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率高达20%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稳定增长。其实大多数公众并不知晓什么是不良资产率，他们只知道银行是国家的，可以放心将钱存进去，国家不会不还给他们的。而国外企业及银行，即使无法了解国内企业的信用，也以国家信用为其信用的落角而提供信用货款。而且这种信用又具体落脚于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或支持的企业。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已逐步退出市场，《商业银行法》规定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商业银行。因此，国家信用不再成为金融信用的落脚点。然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统一的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规范的金融信用体系，造成了金融市场上信用关系的严重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银行业“惜贷”和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没有了信用作依托，银行和企业间出现“双输”局面。

二、金融信用缺失的根源

篇8

内容摘要：金融技术的发展促使金融商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金融消费者的危险指数随之变高。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因金融商品交易而发生的金融消费者纠纷不断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面临新的局面和挑战。本文将结合他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相关做法，对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现状及其改善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 信息不对称 金融纠纷

金融消费者及其保护的必要性

（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在韩国，消费者与事业者是相对应的概念。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消费者是指“为消费生活而使用事业者所提供的各类物品的人以及为了生产活动而最终使用的人”，即消费者是指最终购买商品后消费的人，也是承担其商品风险性的人。那么，什么是金融消费者？但与一般消费者概念相比，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界定时，应考虑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金融交易的对象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以增加自己的资产为目的，购买金融公司提供的金融商品的人，具体包括《银行法》上的存款者、《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上的投资者、《保险法》上的保险契约者等在内的消费者都可以视为金融消费者。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社会公众无法离开金融消费。这就要求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有效保护，理由如下：随着金融现代化，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但这些金融商品的日益复杂化，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一般商品相比，金融商品属于专业性和风险性极强的特殊商品，可理解程度比较低，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公司进行交易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承担着较大风险。由于金融商品日益专业化，消费者需要更高的专业知识方能理解，因而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自然而然是弱者，这种地位上的障碍就影响到他们基本权利的享有。金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可以提高金融业的行业发展信心和民众消费信心，从而奠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基础。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减少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意识到金融监督的重要性，借鉴英国建立了统一金融监督机关（以下简称FSA）的经验，制定、完善了有关金融监督政策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措施。

（一）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近来，韩国随着对金融消费监管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识增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该体系以1980年的《消费者基本法》为基础，由《金融委员会法》、《垄断规制与公正交易法》、《存款者保护法》、《银行法》、《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保险业法》等法律组成。其中，《消费者基本法》是旨在防止垄断和不公正交易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保障国民消费生活的稳定。《金融委员会法》作为金融监督院（以下简称FSS）的设立依据，其宗旨就是保护存款者和投资者等金融需求者的权益。金融监督院为了扩大宣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于2006年制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模范标准》。此外，韩国与金融消费者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其目的不同，划分类别参见表1。

（二）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内容

金融纠纷调解制度。根据《金融委员会法》规定，在FSS内设立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由法律界、金融界、学界及消费者团体等组成，负责调解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接到金融纠纷调解申请后，调查当事人的主张和事实关系、通过合议案件提出调解意见，而不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最近，调解委员会为了提高金融公司和金融消费者之间纠纷的调解能力，金融监督委员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金融纠纷案件，将召开听证会听取外部意见；为了提高审议的正确性和调解效率，在调整重大案件的纠纷时，将引进事前审议制度。

金融申诉专员制度。在发达国家，金融申诉专员制度是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FSS于2009年引进了以中立第三者进行独立调查并处理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满事项的金融申诉专员制度。在因FSS的不当处分，金融公司或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金融申诉专员就可负责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金融申诉专员在执行业务时，需要与有关部门进行调取资料、咨询法律等其他程序，因此可能效率比较低。

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商品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金融交易时所需具备的知识也急剧增加，信息不对称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商品的了解不足被认为是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各国以提前预防为目的，非常重视金融消费者的教育，以加强金融消费者的实力或金融理解能力。FSS为了增加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多有关金融商品的信息，从多方面对金融消费者开展教育。

金融商品利用者监控制度。由于金融公司的大型化和兼营化及金融商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金融消费者权益无意识中受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FSS为了听取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不满事项，推进以金融需求者为中心的金融监督政策，从1999年起引进金融商品利用者监控制度。金融商品监控人向FSS提供金融交易时的不便事项或需要改善的制度等信息。对于金融商品监控人所提供的有用信息，支付3-30万元的奖金。为了确立有效的运营机制，按照居住地、性别、年龄、金融领域，每年选拔250名金融商品监控人。

此外，为了听取金融消费者的意见，FSS建立了回音系统，即通过电子邮件对人进行问卷调查、分发有关金融的信息，对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建立和监督提供参考的机制。向金融消费者分发的信息主要包括金融交易时应注意的事项、对应电话诈骗的方法等重要信息。同时，为了迅速处理金融，2005年引进了自律调整制度，即不经过金融公司的，先向人和金融公司提供自律调整的机会，如果无法调整时才由FSS直接处理。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引进和建立，在一定程度有效地改进了韩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及其职责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大体可分为金融监督机构（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和公正交易委员会两类。依据韩国法律法规规定，它们各自具体职责如下：

FSS。FSS是根据《金融委员会法》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FSS作为金融委员会的业务执行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金融委员会法》，其主要负责对金融公司的日常业务和财务情况进行监督；其专司消费者保护的部门，主要负责提供信息、消费者教育、处理、调整金融纠纷等工作。

韩国消费者院（以下简称“KCA”）。KCA是韩国政府于1987年根据《消费者保护法》设立的专业机关，主要负责消费者咨询及救助损失、研究有关消费者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消费者保护的教育培训及宣传等工作。根据1999年修订的《消费者保护法》，韩国消费者院也可以承担有关金融纠纷的业务，但目前其影响力仍有限。

公正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FTC作为直属于国务总理的中央行政机关，通过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和致力于交易形态的改善，试图确立公正交易秩序，对消费者保护发挥着巨大的作用。FTC根据《公平竞争交易法》，通过对金融公司的不公正交易、信息披露、不正当广告等进行规制来执行金融消费者保护业务。

存款保险公司（以下简称“KDIC”）。1996年，根据《存款者保护法》成立的准政府机关，KDIC通过存款保险有关法规来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从事存款业务的金融公司建立保险机构，该机构接受金融公司交纳一定比率的保险费，当发生金融机关破产等无力支付存款的情况时，由保险机构代替金融公司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在韩国引进存款保险制度初期，保障额度为每人两千万元（保险公司为五千万元），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保障额度暂时变为全额。但是从2001年1月1日起，额度调整为保护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5千万韩元以下（约30万人民币）。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不足

没有综合性的法律。目前，韩国还没有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目的的综合性法律。虽然资本市场法有明显反映保护金融投资者的一面，但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分散在各领域，且只有银行法和保险法各自明示有关消费者保护的事项。在英国，通过金融服务法，金融服务监管局具有可以制定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定的权限，与此相比，韩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制化，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没有综合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在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功能分散在金融监督院、公正交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院等多个机关，并且在这些机关的功能中，金融消费者保护功能属于附属功能。其中，综合管理金融消费者保护业务的机关是金融监督院。虽然金融监督院是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关，但在知名度或执行组织性业务方面，与发达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相比，其作用还有些不足，并且不具备制定和修订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定的权力。此外，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金融监督机关之间的业务调整区分也不完善，造成了没有一贯性和规定重复等混乱现象，因此无法展开有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自律规定不足。在韩国，主要由金融监督院、公正交易委员会、韩国消费者保护院等政府机关执行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业务，并由其它消费者团体协助其开展业务。在发达国家，自律规定发展为协会及金融机关自律性地制定及公告保护消费者行动纲领的形态。韩国也接受这种制度，各领域的有关协会制定了标准行为准则，但是作为拘束金融公司职员行为的规范，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因此，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的先进性、有效性，韩国有必要更加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并对其进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方面，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综合性法律。在韩国，金融委员会的金融监督功能向来主要以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为主，而对消费者的保护相对有些疏忽。因此，金融委员会决定制定综合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制定，应考虑两个问题：首先，确定金融消费者概念和保护力度。另外，为了实现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应与《 垄断规制与公正交易法》、《消费者保护法》、《民法》等相关法规相衔接。

篇9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篇10

【关键词】金融统计 数据质量 管理

金融统计是国家统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决策基础，也是金融机构加强自身经营管理的有效依据。而数据质量是金融统计的生命线，直接决定了数据分析及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近年金融业快速发展，主体多元化、业务创新化、交易关联化趋势持续增强，但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相对滞后，数据质量管理和评估框架亟需完善。

一、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内涵

国际官方统计界对统计数据质量概念界定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注重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来衡量统计数据质量，强调用户的满意程度；二是强调数据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应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衡量，建立一套开放、透明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三是明确构成数据质量的基本标准。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从各自的统计实践及理解出发，确定了不尽相同的数据质量标准。例如，英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标准是准确性、及时性、有效性、客观性；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要求满足可比性、准确性、适用性的质量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局的质量标准是准确性、适用性、可取得性、方法专业性等，这些标准是各国政府统计机构对数据进行质量评估、监管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统计数据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数据准确性、可获取性、可理解性、有效性、完整性等多方面要素，但具体内容存在差异。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鲜祖德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主要应从准确性、适用性、可比性、及时性、衔接性、可获得性、透明度和有效性等八个方面进行评价。马元三（2010）提出，统计数据质量因需求不同、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最广泛的共识是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可比性、一致性和适用性等是统计数据质量不可或缺的要素。金勇进（2010）认为，统计数据质量就是要符合标准，首先要能够准确反映客观现象，即准确性；其次要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即适应性；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适用性、经济性、可得性和保密性等。朱建平、陈飞（2012）在IMF数据质量评估框架（DQAF）基础上，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主要从满足用户和统计数据产生过程的角度，认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概念可以定义为：在收集、处理和公布等数据产生和公布过程中影响统计数据满足用户需求的特征，其中包括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客观性、适用性、准确性；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方法健全性、可靠性、可比性；数据公布过程中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可获得性。

综上所述，统计数据质量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统计数据质量即综合性的数据质量概念，它包括准确性、可靠性、适用性等多方面涵义，是国际机构对一国（或上级部门对下级机构）统计数据长期、动态的综合评价体系，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统计数据的改进方向。狭义的数据质量则专门指数据的准确性。不管是广义或狭义的概念，数据的准确性都占据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很多时候，数据准确性成为数据质量的代名词。本文界定，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数据质量应是多维的综合性概念，包括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可获得性、衔接性等多方面指标。

统计数据质量管理（Data Quality Management），是指对数据从获取、存储、共享、维护、应用、消亡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里可能引发的数据质量问题，进行识别、度量、监控、预警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并通过改善和提高组织的管理水平使得数据质量获得进一步提高。

二、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国际实践

各国都十分重视数据质量的评价和管理，目前，国际上对数据质量管理的做法主要有：

（一）成立专门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

美国自1961年开始成立以麦克・波斯金为命名的5人咨询委员会即著名的BOSKIN委员会，专门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成立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其审计的内容包括：统计局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充分、完整；统计局内部质量管理的自我评价体系是否合理；统计局是否以适当的方式向用户通报有关数据质量情况和所应用的方法。荷兰统计局借鉴加拿大的质量管理办法，建立了数据质量审计制度，成立质量审计委员会，其下设若干统计专业审计组，人员由统计局内部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兼职组成，每5年审计一次。

（二）建立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框架

各国和国际组织依据各自的不同需求，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格局特色的数据质量管理框架，主要类型有：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管理框架。该框架认为数据质量与统计体系管理、核心统计程序和统计产品密切相关，应从数据诚信、统计方法及数据质量要求等方面着手，将目标数据与最佳标准进行对比来评估数据的质量。

2.欧盟统计局（（ESS）的管理框架。该框架依据欧盟统计手册，从统计制度、统计程序及统计输出三个纬度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评估。通过对统计制度进行分析、对统计过程进行评估、对用户感受进行调查等方式，综合评估数据质量。

3.欧洲中央银行（ECB）的管理框架。该框架基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了数据质量的原则和要素，如统计保密性、关联性、可靠性及成本效益等，来指导和规范数据质量评估。

4.联合国统计署的通用国家质量保证框架（NQAF）。该框架是采取分层评估，从统计系统、制度环境、统计过程和统计产出等4层面，每层又细分19个方面，每个方面采用相同评估模式。

上述各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框架都从广义的统计数据质量出发，从统计制度、统计程序、统计产出及数据的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和可获得性等多个纬度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管理和评估，但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三）开展数据质量量化分析

北欧国家为强化数据质量管理，建立了一套数据质量调查和量化指标评价体系，全面分析和评价数据的质量状况。例如，通过定期问卷调查的方式编制数据满意度指数，了解用户对数据的满意程度；编制调查负担系数，向数据提供者了解调查负担程度；规定月度、季度、年度数据从调查期结束到公布的时间；统计出版物销售量和销售收入等。根据量化分析结果，提出改进数据质量的具体目标。如，荷兰统计局1996～2000年的计划目标要求住户调查的回答率提高8%；通过简化调查表项目的填写，改进数据传输技术，减少样本规模，利用行政记录资料等措施，将调查负担率减轻13%；出版物销售量提高20%。丹麦统计局曾提出1994～1999年数据公布、出版时间缩短30%的目标；工商企业的调查负担1999年应比1996年平均减轻20%。实践证明，数据质量的量化分析和量化目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

三、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实践

我国于1999年公布了国家及省两级对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评估的实施办法，之后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评估制度和评估办法，以保证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客观性和有效性。2000年我国修订了《统计法实施细则》，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监控和评估的制度，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统计数据的监控和评估”，对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估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这标志着中国统计系统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意味着我国统计数据采集、质量评估、公布等将与国际标准衔接。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全面控制体系，在国民经济核算、固定资产投资、工农业以及建筑业等行业建立了统计数据质量定期评估联审制度，修订了工业、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农业、投资等主要专业统计数据质量控制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统计调查任务布置和统计数据采集、审核、处理、汇总和上报的全面质量控制。制定了《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评估办法（试行）》，建立了运用用电量、货运量、税收等行政记录，依据经济指标间的逻辑关系，科学评估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的制度。

近年来，各地统计部门为了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进行了各种探索与实践。如《北京市部门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办法》（2007）对数据质量评估的概念、原则、范围、方法以及组织方式等进行了统一的规定。广东省2009年出台的《广东省统计数据质量控制办法》对统计数据质量评估进行了专门规定，并分部门、分行业出台了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工业、能源、批发零售业、投资、房地产、建筑业、人口等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四、当前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统计制度机制不完善

1.机构覆盖范围不全面。对新型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信息严重缺失，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以集团形式实现了不同种类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但目前对这些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信息几乎为零。

2.金融产品覆盖范围不全面。对于快速发展的各类创新型金融产品，如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证、银保、银基合作等业务，缺乏系统性统计信息。随着金融机构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这些创新业务已对贷款、社会融资规模等核心统计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3.协调、共享机制不健全。当前，银行与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业务往来日益频繁，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监管部门在统计理念、目标、方法以及标准上存在差异，银、证、保及创新型金融机构缺乏一致的统计标准，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

（二）金融统计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1.统计信息化程度有待加强。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受自身实力等因素影响，统计信息系统化程度低，会计科目和台账要素设置无法满足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送要求，且基础信息缺失，大部分统计数据依靠手工报送，在数据报送量日益繁重情况下，数据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统计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统计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对统计制度熟悉程度不够，造成统计系统参数设置、校验关系、数据提取对照关系，以及相关系统的基础信息录入等不完全符合统计制度的要求，直接影响系统生成数据的准确性。

3.个别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统计意识有待深化。金融统计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决策指标，但仍存在个别金融机构对金融统计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认识不足。调查显示，有的基层金融机构为应对考核等目的，采取混用会计科目和台账分类、表内外帐务调整等方式，人为调整统计数据，损害了金融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进一步改进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建议

（一）健全统计管理制度、机制

在国家层面，可参照国际实践，建立由人民银行、统计部门、审计部门等组成的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协调机制，加强统计信息交换和协调，负责对金融统计数据质量进行分析、评估。在评估框架方面，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健全分层次评估框架，采用层次分析等数量方法，定期对金融统计数据开展质量分析、评估。在数据采集层面，各金融机构应根据业务管理权限，安排相应业务部门负责各自范围内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和办法、数据复核规则、问题数据处理方案；各业务部门要将数据管理的职能详细明确到相关岗位，明确数据质量管理责任，加强统计数据加工处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使得业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制度化、常规化。

（二）完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依据金融统计工作流程，实行全过程管控，探索完善行之有效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在数据录入环节，设置相应的逻辑规则，排查错误数据，将可能的错误录入解决在数据进入系统之前，提高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在数据校验环节，在系统软件中设置逻辑检验关系，数据采集后进行自动审核，及时发现各类异常数据，分层面推送至相关人员进行纠正。在数据复核环节，紧扣数据质量标准，规范履行校验规则，修正错误数据。

同时，探索开展统计数据审计，从总体上保障数据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可以运用人工审计和软件审计两种方式。人工审计即运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总体中选择一定容量的样本数据进行审计，重点审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主要方式是通过实地检查、调阅资料、手工对各类录入信息系统的电子数据与纸质资料内容进行对比核实。软件审计即利用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对数据进行审核校验，重点审查数据的时效性、一致性、完整性及相容性。

（三）夯实统计数据质量基础

一是加强统计信息电子化建设。电子化建设是提升金融统计工作效率，提高数据质量的有效手段。要根据金融统计工作需求，持续完善统计业务管理系统和统计系统规划，加快现有系统的升级和改造速度，优化系统操作流程，加强系统数据核查，为金融统计提供全面、规范、准确的业务状况信息，提高数据报送质量和工作效率。二是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统计队伍素质是决定数据质量的基础。坚持依法统计，深入开展统计职业道德教育，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维护数据真实的职业自觉性，增强法纪观念；加强业务培训，通过多种形式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高统计人员的经济金融知识和统计理论水平，注重培养提高素质的“复合型”统计人才。在金融统计数据管理工作中引入激励机制，创新工作考评方法，奖优罚劣，充分调动金融统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

系统总结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及前期安徽等地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经验，完善金融统计法律法规，健全金融统计共享机制，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推动统计信息共享和协调。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性金融工具及其他金融性公司统计制度研究，及时覆盖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机构。大力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统一金融部门、金融工具的分类和编码，建立指标科学合理，与金融发展相适应，涵盖银行、证券和保险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参考文献

[1]许涤龙，龙海跃.欧盟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统计与决策，2013，（8）.

[2]汤琰，金勇进.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及其信息量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9）.

[3]朱松，高喜燕.国外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西部金融，2014，（10）.

[4]郭红丽，王华.宏观统计数据质量评估的研究范畴与基本范式统计研究，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