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调查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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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前社会调查；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人身危险性

一、引言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刑罚理论从报应主义向教育主义的转化。在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长期较量中，保安处分应运而生。所谓保安处分，是指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人可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1]为顺应刑罚现代化的潮流，2003年两高、两部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社区矫正这一保安处分上升为刑法规定。然而，作为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社会调查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很少为公众所知悉。

目前，上海市普陀区、浙江省绍兴县、四川省绵阳市等诸多地区已开始试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这一制度为准确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合理、科学的支撑，提高了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有效性，也提高了法官量刑的科学性。笔者试图以上海市普陀区的诉前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分析该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所在及不足，并试图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完善，以期该制度能在全国普遍成功推行。

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2012年，上海市普陀区公检法司机关会同普陀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为了确保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为人民法院适用非监禁刑罚提供量刑依据，提高社区矫正效果，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一）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内涵

《实施意见》规定，诉前社会调查是指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区公安分局移送审查的案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等，对拟建议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适用缓刑的犯罪嫌疑人，在提前公诉前，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调查评估，形成调查评估意见，作为区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和区人民法院审判量刑的重要参考。

诉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诉前社会调查的执行机构为是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对象为拟建议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嫌疑人，监督主体亦为人民检察院。

（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产生的域内外背景

在国外，社会调查制度肇始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它是由“现代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都在1840年提出的。[2]后来，逐渐演变为美国的量刑前报告制度，法国的人格调查制度及日本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等。

在国内，近些年不少地区试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始于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制度。当时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的思想宗旨。[3]2000年最高法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大部分地区基于第21条的规定，尝试推行了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制度。后来，一些地区又尝试把此制度适用对象范围扩大到拟判处非监禁刑并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形成了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然而，审前调查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不足，因此，一些地区在借鉴审前调查制度经验及完善其缺陷后，相继推行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

三、关于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分析

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为犯罪三因素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19世纪末，实证犯罪学派的杰出人物菲利，在继承了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不能仅用生理因素去解释犯罪，还要考虑自然因素、尤其社会因素的作用，即著名的“犯罪三因素论”，这标志着犯罪学多因素理论的建立。[4]根据此理论，犯罪原因不仅包括犯罪人的心理、生理、性格，还包括物质环境、家庭社会关系、成长经历、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等原因。因此，进行诉前社会调查，多侧面了解犯罪原因，既能准确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又可制定针对性的矫正方案。

另一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它是由实证犯罪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特提出，他主张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人实施威慑、改造、隔离等不同的预防和惩罚措施，据此实行刑罚个别化。[5]诉前社会调查是对这一理论的体现，通过调查评估，可以查明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犯罪原因，并依此判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强弱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从而对症下药，制定个别化社区矫正方案、预防及惩罚措施。

四、关于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比较价值分析

相比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制度，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更具价值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一）确保社会调查工作处于监控之中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往往由法院启动，法院有时会亲自调查或者委托司法局甚至社工站等社会组织，然后得出评估结论作为量刑参考。然而，在调查过程之中，检察院始终未能介入。这使调查游离于监控体系之外，极易造成司法腐败。另外，即使检察院事后提起抗诉，由于缺乏量刑建议依据，难以抗衡法院判决，且会造成讼累，浪费司法资源。

然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合理规制了这一问题。首先，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检察院因其承担控诉职能的特殊地位，并不实际执行调查工作，而是委托调查，这样就避免了自我监督。其次，从发出委托调查函、接收诉前社会调查表并随案移送、最后到法院判决，检察院一直处于参与中。再次，如果法官明显不依据诉前社会调查报告科以刑罚，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检察院事后进行抗诉监督也具有了充分依据。

（二）减轻法官办案压力，避免仓促调查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纠纷频发及人们对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性选择，法院工作日益繁杂，法官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某些公诉案件尤其简易程序案件审限较短，加上社会调查工作本身复杂调查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难以确保调查评估报告的准确度。因此，把社会调查提到审查阶段，并由人民检察院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有效缓解法官的办案压力，避免调查工作过于仓促。

（三）提高了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的准确度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其价值在于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在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幅度较大，如刑法分则规定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可以合理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可降低上诉率和抗诉率，避免讼累，节约司法成本。诉前社会调查可提高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准确度。一方面，检察官可依据调查报告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另一方面，如果依据调查报告认为犯罪嫌疑人仍有再犯的危险性、不适宜社区矫正的，而法官判决执行社区矫正的，检察院可依据此提出抗诉，进行司法监督。

五、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虽然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体现了司法的文明性、进步性，更是人性化司法的体现[6]，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必须加以完善。

（一）缺乏法律强制性规定，重视力度不足

目前，诉前社会调查工作大多是依据地方性文件或者部门间协调开展。因法律尚未规定此制度，所以个别试行地区不太重视，部门间的配合力度也不够，调查形式化，严重影响了调查报告的严谨性和可信性。

笔者建议：首先，在立法上规定强制性的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可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加以规定，对凡是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如此以来，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各部门就会重视并深入贯彻执行该制度，部门间的配合力度也会大大加强，调查人员对调查工作责任心也会提升，从而保证社会调查工作的严肃性。

（二）异地社会调查难以执行

《实施意见》第4条规定，诉前社会调查仅适用“居住地在本区”的犯罪嫌疑人。这条规定显然有违司法公平。如此规定，主要是由于调查工作要在规定期限完成，而调查工作本身复杂繁琐，如果要到外省市进行调查，缺乏跨区域调查协助机制，执行难度大，调查时间不足。这一方面造成了司法不公，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诉前社会调查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诉讼程序的错误观念。

笔者建议：首先，应明确凡是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一视同仁地进行调查，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巩固和加强跨区域调查协作机制。再次，法律可对异地调查规定宽限期。

（三）调查评估队伍专业性不足

诉前社会调查人员主要是由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构成。实践中，不少地区从离退休干部、居委会人员、大学生中招募社会工作者。虽然社工招募是采取考试选拔的方式，社区矫正专职人员也具备一定业务知识。但这些调查人员的专业性并不强，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具备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知识来进行准确的调查判断。

笔者对评估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建议：一方面加大对调查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其综合素质，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思想培训、法律培训，保证他们有能力胜任该工作且廉洁公正执法；二是吸收社会志愿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如心理医生、教师加入调查评估队伍，这样既能为调查评估队伍注入新鲜血液，避免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偏见，又能起到民众监督的作用。

（四）部分民众不理解、不配合调查工作

调查过程中，由于民众对该制度不理解、对调查工作人员不信任，担心与犯罪嫌疑人结怨或者调查工作人员向外界透漏自己“不同意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意见等，往往只讲好的一面，一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此外，有些民众可能与犯罪嫌疑人存在过节，就借助社会调查这个机会公报私仇，不实事求是地考虑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大小，悔罪表现，而一味地否认适用社区矫正，这严重影响了调查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公正性。

笔者建议：首先，应适度扩大调查群众范围，综合、理性、全面地分析被调查群众的意见，避免小范围调查产生以偏概全的调查结论；其次，应加大对诉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支持该工作，打消群众顾虑，对调查过程做好保密工作，对提供虚假信息的人给与适度处罚。

（五）调查方式过于单一

目前，诉前社会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问卷方式和访谈方式，而调查评估人员往往基于自身工作的便利，多采用问卷方式。这会导致调查内容缺乏全面性、客观性。而且，诉前社会调查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仅仅是让犯罪嫌疑人的邻居、同事、单位领导填写问卷，那么调查评估工作就极大丧失了其应有价值，导致调查报告的可信度低，调查程序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丰富调查方式，比如，可采取个别约谈、查阅前科劣迹资料、召开座谈会、同步录音录像、利用人格测量表进行人格测量等。

注释：

[1]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59。

[2]王宏玉、张学超.突破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社会调查制度探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1。

[3]陈琳.关于构建我国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35。

[4]许章润.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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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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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完善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审判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制度，即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i

自社会调查制度建立以来，全国各地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从社会调查员的组成来看，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少年法庭的法官亲自参与社会调查。能够及时、全面的得到与未成年人被告人相关的第一手材料，并有利于增强法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现量刑科学化。二是社会志愿者担任社会调查员。即由法院聘请关注、热爱未成年人工作且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相关人员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三是司法助理员担任社会调查员。司法助理员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由其担任社会调查员，能在调查阶段全面、直观的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且通过参加庭审，能实现法庭审判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无缝对接，增强今后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担任社会调查员。即由法院委托社会工作者，由其利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生活背景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向法院提供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司法社会工作者应是具有法律和社会工作双重知识和背景，从事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ii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从目前来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社会调查对象辐射性不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司法助理员以及专业司法社工，但仍未能实现社会调查对象的全覆盖。司法助理员的社会调查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区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对于非本区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只能委托司法社工进行社会调查，而此种社会调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而社会调查资金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人力资源的相对匮乏都制约了社会调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是社会调查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导致司法实践中有些社会调查员并不参加庭审，有的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时的地位也比较尴尬。因此，社会调查员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制约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是缺乏对社会调查结果的监督机制。社会调查报告对法院的量刑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社会调查结论必须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目前，无论是司法助理员或者司法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对社会调查结论均缺少监督机制，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质疑。

四是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应用不充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中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做出了指导性的适用格式和标准，但并无强制性规定，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多地法院虽然适用了社会调查制度，但并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使社会调查结论对量刑的参考作用未在裁判文书中予以体现。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多层次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保障实现社会调查对象的全覆盖。

如前所述，司法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与其他主体相比，具有专业性的优势。但从实际出发，为了确保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均能获得社会调查的权利，一方面通过争取相关部门的资金投入、加大司法社工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扩大司法社工参与社会调查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坚持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发展方向，除了由司法助理员、司法社工、志愿者担任社会调查员之外，也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特邀监督员或者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团区委等部门热心未成年权益保护工作的人员来担任社会调查员，同时通过对非专业人员进行定期学习培训、座谈交流等形式，提高社会调查工作质量。

第二，在法律上明确社会调查员的地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应等同于鉴定人、翻译等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原则上应为社会调查员设立专门的报告席位，让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并将亲身经历的调查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做出自己的综合评定，而不仅仅只是照本宣科地朗读，要根据庭审中不断发生的情况结合调查进行分析比较，真正触动未成年人的灵魂。

第三，建立社会调查结果的监督制度。具备科学性、客观性的社会调查报告才能真正达到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科学量刑的目的。因此，采取各项制度措施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建议，应建立社会调查报告监督机构，具体来说，可以由专门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机构担任，由其统一制定包括社会调查内容、程序等规范，并对社会调查结果进行监督，以实现对社会调查员客观、公正的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有效约束。

第四，制定裁判文书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指导性标准，加强规范化考核。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中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规范性不强，不能很好地体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的情况，建议应由最高法院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加强考核工作。具体内容可以参照2010年8月中央综治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相关规定，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前提下，结合各地法院对裁判文书提出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标准，并要求每一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学习掌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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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矫正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涵义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矫正制度，矫正对象是在社区执行刑罚的罪犯，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活动。目前，社区矫正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刑事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在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均实行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探索推行始于2003年，至2011年施行《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开始实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本确立了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是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不脱离社会，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备受社会的重视与大众的认可，其进步性和人性化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刑罚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在本质上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前置程序，是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合理地限制非监禁刑罚滥用的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鉴于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大多是被法院判处缓刑的罪犯，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狱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调查评估的较少。通常情况下，审前社会调查就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和假释案件后，委托司法行政机关根据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拟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在开庭审理前，赴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矫正机关对他们的个人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背景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考量和评估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提出是否对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适用非监禁的建议和意见，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活动。

二、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必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服刑，因此，由社区矫正日常事务的具体承担者――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开展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可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塑造社区矫正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法制性，为实现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发挥重要作用。

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前移，也实现了社区矫正与审判工作的无缝对接，提高了工作效率，扫除了工作盲区。在未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工作时，司法行政机关对适用社区矫正的人员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有在接收之后才开始逐步了解，不利于及时全面系统地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而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这项工作以后，司法行政机关对接收的社区矫正人员基本情况已了然于胸，便于迅速开展工作，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对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审前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对调查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例如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个性特点、犯罪前表现、悔罪表现、罪犯所处的社会环境、社区群众对罪犯的接受程度、监管条件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调查对象，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常的社区矫正工作和对调查对象判决后的日常监管、帮困扶助等方面做好必要准备。在全面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提高帮教质量，使社区矫正人员早日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提高了适用社区矫正的可操作性，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重新融入社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而我国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更新较慢，在流动人口犯罪时，司法行政机关较难获得他们的基本信息，若要对他们准确地适用社区矫正，通过审前社会调查来获得他们相关的背景信息作为一条前置途径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审前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既可以了解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况，又可以掌握他们在犯罪前的表现、个性特点、家庭状况、邻里关系、社区环境等等，从而判定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以及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条件，为法院在判决或裁定时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使社区矫正适用做到有的放矢，减少社区矫正适用的盲目性，真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把那些不适宜监禁、不需要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重新融入社会。

体现公正公平的法治精神，为审判机关作出判决或裁定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审前社会调查委托给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可以更全面、快速、有效地了解被告人的实际情况，使法官摆脱繁重的社会调查工作，能够更好地致力于案件的审查和分析，并且使得审判机关在判决或裁定时避免在案件审理前就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当好一名更加透明、客观、公正的“裁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避免司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的精神，提高司法机关工作效率，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

三、余姚市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执行现状

余姚市作为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城市，自2007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虽然已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实施执行。

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程序要求。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纳入其中，在诉讼要求上没有将管制、缓刑这类非监禁刑罚与监禁刑罚区别开来，缺少一个前置的调查程序。《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未就审前社会调查如何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审前调查不仅存在于法无据的缺陷，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问题。这也在余姚市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有一定体现，比如各地法院寄送的委托函的格式、内容五花八门，有的监狱在寄送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时，只简单附上一张仅含出生年月、地址的基本情况表，而没有与案情相关的刑事判决书，缺项、漏项情况时有发生，以致司法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无法知晓具体案情，以及在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或者民事赔偿等具体情况，使得调查的结果不客观、不全面、缺乏针对性。这与该制度规范化、合法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相距甚远。

审前调查人员队伍状况难以适应任务需要。目前，社区矫正日常管理事务基本依赖于公务员序列（或事业编制）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但是从现实来看，余姚市大部分乡镇（街道）基层司法所存在工作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还承担着禁毒工作、接待、人民调解、基层维稳等工作，甚至还要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其他中心工作。从人员结构看，按照社区矫正队伍“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虽然余姚市已累计招录了司法助理员41名，但矫正工作者整体队伍还未储备足够的法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因司法所地位不高等原因，其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已有10名司法助理员通过调动、遴选等方式离开该工作岗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复杂、繁琐，面对大量的审前调查委托函，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项工作，极个别乡镇（街道）司法所出现了审前社会调查时间紧，调查结果较粗糙，调查流于形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审前社会调查时间不足、调查结果赶不上判决结果，甚至存在委托函中要求审前社会调查表寄回的时间临近甚至是早于收到委托函的时间。由于刑事案件有严格的审限限制，普通程序一般为一个月半，简易程序为20天，这样的话可能出现审前调查还正在进行中而判决已经下发的情况。余姚市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已数次出现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和该调查对象的判决结果同时到达，或者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完成前收到该调查对象的判决结果，甚至还出现判决结果先于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到达该市，调查结果不仅失去意义，还大大打击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日常开展。

四、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对策建议

健全完善立法保障。目前，《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社区矫正的概念，对拟适用缓刑、管制等人员要求考虑其对社区是否有重大影响。但是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程序和具体操作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导致出现了在接收省外法院、监狱的委托调查函时，程序纷繁复杂，内容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法律支撑，审前调查在试行过程中缺乏了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今后可以通过出台一部专门《社区矫正法》，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纳入法律规定，使其更具有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建立一支与审前调查工作相适应的队伍。鉴于司法所面临人员少、力量不足但同时又承担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的现状。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充实司法所的人员力量，在落实乡镇街道现有编制人员的基础上，对一些社区矫正人员较多的乡镇街道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一些法学专业的社区矫正专职协理员，扩充社区矫正队伍。村（社区）基层组织和公安派出所也有义务配合参与审前社会调查工作，这样也能集合多方面的力量全方位的做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另一方面，由于审前社会调查与法院庭审紧密相联，法律专业性强，审前社会调查表是为法院庭审提供参考的，质量要求高，审前调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这样审前调查目的才可能达成。因此，要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制定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启动程序。提前审前社会调查启动所处阶段，防止审限冲突产生。笔者认为，这项工作应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启动，即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刑事案件时，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若判断被告人有可能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罚，可以在提起公诉之前，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在提起公诉前完成审前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意见后提交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根据审前调查结果，向审判机关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量刑建议，连同书、案卷材料一并提交，作为量刑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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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独家庭 社会支持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021-03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参考文献】

[1]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的权益保障与风险规避问题[J].南方论丛，2009（3）

[2]谢启文.增能：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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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病案 社会学调查

电子病案(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的应用正在日趋普及，当今EMR与纸质病案并驾齐驱［1］，然而，社会对医院使用EMR认知与心态如何，仍然不得而知，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如下。

资料与方法

1.调查对象

在医院和社区工作者选取受调查者4320人，发放调查表4320张，其中卫生行政人员410张、医护人员710张、社会各阶层人员2100张，来院就诊患者1100张。交回合格调查表者4089人，其中卫生行政人员309人(7.6%)，医护人员706人(17.3%)，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等社会各阶层人员2062人(50.4%)，来院就诊患者1012人(24.7%)。接受调查者基本情况见表1。表1 接受调查人员基本情况(略)

2.调查方法

将有备选答案的5道问答题交给被调查者，要求其在20分钟内答毕并交回问卷。

3.统计学方法

问卷资料用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各组构成分析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 果

受调查者对使用EMR 5道问题的回答情况表明知道EMR确切含义不多，仅占6.7%，但赞同使用EMR者占多数，为66.4%，同时也有部分受调查者对EMR的真实性等提出质疑。见表2。表2 使用电子病案问卷调查结果（略）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调查者中仅有6.7%知道EMR的确切含义，66.4%的人赞成医院使用EMR，74.8%者认为用EMR方便，84.1%者认为用EMR保密性差，容易修改，不真实，只有17.0%者认为用EMR可提高医疗质量。不同组别对医院使用EMR的认识和看法略有不同，其中卫生行政人员对EMR的知晓率较高（占29.8%），82.8%的人赞成医院使用EMR，23.6%认为医院使用EMR对规范医院管理有益，有42.4%者认为医院使用EMR存在保密性差、容易修改和不真实性，77.0%认为医院使用EMR可提高医疗质量；医护人员对电子病案的知晓率也较高（占21.0%），79.3%的人赞成医院使用EMR，28.8%认为医院使用EMR对规范医院管理有益，有74.1%者认为医院使用EMR存在保密性差、容易修改和真实性，36.8%认为医院使用EMR可提高医疗质量；社会各阶层人员对EMR的知晓率较低（占1.6%），64.7%的人赞成医院使用EMR，12.1%认为医院使用EMR对规范医院管理有益，有89.6%者认为医院使用EMR存在保密性差、容易修改和真实性，7.7%认为医院使用EMR可提高医疗质量；来院就诊患者对EMR的知晓率最低（占0%），55.9%的人赞成医院使用EMR，没有人认为医院使用EMR对规范医院管理有益，有92.8%者认为医院使用EMR存在保密性差、容易修改和真实性，仅4.0%认为医院使用EMR可提高医疗质量。

EMR作为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已经为人类的信息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体质小、存储量大和网络传输等功能，调阅极其简捷，摆脱了纸质病案信息的时空限制，使病案信息能够充分发挥其资源共享，促进了病案资源的广泛应用。使用EMR是医院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其虽然是医院的行为，然而社会对使用EMR的看法将给EMR乃至医院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的影响［2～5］。 本组资料表明，知道EMR确切含义者不多，但赞同或支持使用EMR者占大多数，认为用EMR可提高管理质量，方便，高效，但有不少受调查者对医院使用EMR后病案资料的保密性和真实性等提出质疑。因此国家应当加强对EMR的原始性、真实性和法律效力等方面的研究，制订发展EMR事业的规划纲要，在EMR制作单位的认证制度，EMR使用单位的许可制度和EMR原始性、真实性的鉴定等方面进行广泛的试用和深层改革，消除社会对使用EMR顾虑思想。使EMR能够如愿以偿地在高科技领域中独领。

参考文献

［1］李天资.电子病案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的研究［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7，7(23)：5221-5223.

［2］Sarkar U，Carter JT，Omachi TA.SynopSIS:Integrating physician sign-out with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J］.J Hosp Med，2007，2(5):336-342.

［3］Kazley AS，Ozcan YA.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hospital EMR adoption: a national study［J］.J Med Syst，2007，31(5):375-384.

［4］Zheng K，Padman R，Johnson MP.User interface optimization for a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J］.Medinfo，2007，12(2):1058-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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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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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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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社会调查；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145-02

实践教学是法学专业愈来愈强调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变过于强调纯理论知识的灌输和探讨的教学模式，强调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主要是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实际分析及处理法律实务案件和实际解决纠纷能力的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

社会调查方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τ泄厣缁嵯窒蠼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而言，法学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的理论研究都比较多，且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和系列论断。学者黄本莲、刘慧频在《试论社会调查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指出：“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法学思维范式及研究方法，也为法学教育方式的更新提供指导意义。社会调查在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可在法学教育中广泛应用。”学者胡辉、周世中在《社会调查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法学专业‘需求导向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成果之二》指出：“社会调查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对提升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程皓、杨熠在《社会调查与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指出：“将社会调查方法纳入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法学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在法学教学中实施社会调查，应当积极发挥院校组织作用，重视师资队伍培养和配套课程建设，完善调查过程监控，及时总结调查成果。”学者郭庆珠、黄国富在《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指出：“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有很好的契合性，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思辨能力，有助于现代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社会调查的反思性可以促使法律价值的规范性表达更为科学化，并且能够打破法学理论自我封闭的趋势，扩大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为实定法的完善提供动力。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社会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与教学活动实现良好的互动。”学者付胥宇在《论法学专业学生在社会调查中的“五个结合”》指出：“社会调查是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提升社会调查能力要考虑法学专业的特点，强调“提出问题”与“大胆假设”的结合，调查方法和调查目的的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无涉的结合，调查信度与调查效度的结合，注重积累和善用工具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形成科学的调查结论。”以上研究对于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农民工权益保护简述

农民工对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劳动保护权、子女受教育权、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恰恰这个选题，十分适合法学本科学生，作为社会调查技能训练的样板。

学者曾书琴、陈绍华在《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调查――以东莞8个特色工业园区为例》中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农民工社会权益的角度对东莞8个各具特色工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权益的缺失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提出了‘积极践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教育平等权，创新保障住房模式，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等对策，以期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学者严静在《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岳阳地区为例》中总结：“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薪酬保护、工伤赔偿及保险、社会保障制度、遭受不法侵害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该文以岳阳地区为例，从三个视角进行调查分析：一是基于需求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二是基于供给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三是基于现实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主要从立法层面分析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从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例如工资发放、生产安全、社会保险等，已经逐渐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绩。这些成就也能给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学本科学生提供正能量的主流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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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调查；素质教育；修正错误；灌输价值；教授方法

一、大学生社会调查的作用和重要性

第一，社会调查活动是大学生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社只有关注社会调查才能锻炼大学生的能力，对已学知识进行综合的利用，不断的提高自己。

第二，社会调查活动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生活国情的了解，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首要的前提是要对国家和社会的现状有所认识和了解，。只有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的基本矛盾，才能增加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第三，社会调查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大学生综合素质需要在不断的调查过程中才能够逐渐养成。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同时与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会产生新的创造力。协作精神是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第四，社会调查活动能够使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做好自身的职业规划。大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加深自己对社会的了解，通过对社会的了解，大学生社会调查的现状分析，大学生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更好的做出职业生涯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调查的现状分析

第一，政府部门对大学生社会调查不够重视，未能提供有效的支持。现阶段大学生社会调查的地点多在基层，通过对于基层的调研来达到社会调查的目的。因此基层领导对于大学生社会调查的了解，重视程度从一定程度决定了大学生社会调查的质量和有效性。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机制，在工作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对相关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指导，缺少相关的政策和一系列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很多基层单位出现了应付差事的情况，没有很好的落实，造成了大学生社会调查工作体制不顺。

第二，学校对于大学生社会调查缺少系统规划。缺少相关的指导和支持，造成了大学生社会调查的形式单一，缺乏创新。社会调查与课堂教学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社会调查是促进理论与调查结合的重要手段，大学生的社会调查是对自己课堂教学所学知识的有效运用，课堂教学是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的理论方向，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学校对于社会调查的相关课堂教学，理论知识的培养很欠缺，对于大学生的支持力度不够。大学生对于社会调查的选题切口和调查方法等很多问题，缺少必要的培训和指导。

第三，学生对调查活动认识的不充分，使社会调查不够深入，不能有效进行调查。在组织活动过程中，有的学生对具体实际一知半解，有的学生的协作意识、交际意识、团队意识淡薄，有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调查活动的艰苦锻炼。同时存在着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与实际成才需要之间的脱节现象。目前一些高校把工作的精力放在组织社会调查小分队或者某一类社会调查活动上，对全体同学的个体社会调查活动缺乏具体而有效的指导，导致不少学生对参与社会调查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三、指导教师在社会调查中的重要作用

（1）指导教师在大学生社会调查中，应起到修正错误的作用。

作为尚在校园学习且并非经常性从事调查科研工作的大学生，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出现错误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经验，一是指社会调查技术上的经验，二是指社会生活的经验。前者会阻碍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进程，后者则会阻碍学生全面而深入地理解科研调查题目，从而不能使制定出来的社会调查计划与所要进行的科研调查题目很好的结合，影响科研结果。经验不足是大学生社会调查的最大短板，所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来帮助学生，修正学生在社会调查中的各种错误，是指导教师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指导教师所起到的修正错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方向的修正。

有了正确明晰的调查方向，社会调查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正确的调查方向是一个有效的社会调查的基础。指导教师应当在社会调查初期，就帮助学生修改出正确的，符合科研题目的调查方向。

2.调查方法的修正。

一般大学生所掌握的调查方法少，浅，容易出现所选择的调查方法不实际，难于操作，或与科研题目不适合，不能突出科研重点。调查方法是具体调查活动的依据，只有调查方法合题意可操作，才能使社会调查活动顺利进行。

3.具体调查活动中出现错误的修正。

在具体的调查实践活动中，会产生各式各样不可避免的突发性错误，这些都是指导教师应当予以帮助的客体。

（2）指导教师在大学生社会调查中，应起到教授方法的作用

如果说修正错误是指导教师对大学生社会调查行为起到方向性的指导的话，那么教授方法就是对大学生社会调查起到技能发展的作用。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从这一古训所展现的层次来看，教授方法的作用，就是教师职能第二层次：授业 的体现。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指导教师在指导大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时，应当以修正学生错误为基础，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社会调查。在这里，指导教师应当将学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类型化，使学生在做完某一社会调查之后，能够举一反三，对同一类型的社会调查都有所掌握。

应当注意的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技能教授的方式，应当是通过修正其错误，解答其疑惑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手把手对学生的具体操作进行指导。社会调查毕竟是学生的活动，教师在其中只是起指导性的作用。

（3）指导教师在大学生社会调查中，应起到灌输理念的作用

这一点，学生认为是对指导教师最深层次的要求。学生所言的灌输理念，是指指导教师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授予学生。大学生正处于三观日渐成熟的发展阶段，为人原则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社会调查作为最接近社会最接近人民的学生实践活动，是学生体会世间百态，感受社会风气的最直接最有效果的活动。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的时候，可以以自身的经验出发，引导学生关注其所认为正确的价值观等。

这种引导可以通过很多方式：

1.调整行社会调查的选题。如调查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可以使学生深入了解贫苦人的生活，关心民间疾苦。调查水资源污染问题可以使学生关注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

2.调整社会调查的方法。比如式的社会调查，可以让学生与所要调查的对象有直接的接触，感受不同对象对调查行动的配合程度，从不同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态度中进行比较，发现问题。

3.用系统的哲学思想指导学生解决问题，可以使学生学习到哲学思想在解决工作生活问题中是如何实践的。

总而言之，灌输理念就是指导教师在进行指导时要带有目的性，使学生通过社会调查获得启发，引导学生获得某些感悟。

修正错误就像是医生治病切去腐肉，而灌输理念，则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本身就具有价值。灌输理念，就是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答案。这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哲学素质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从以上笔者分析可以看出，导师在大学生社会调查中所特有的修正错误，灌输价值，教授方法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社会调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正是有力的指导教师队伍，制定了可操控性制度的管理，正是教师丰富的经验，使他们成为了学生社会调查中的重要力量。笔者认为，在学校中应该加强对于此项工作的指导，让教师在学生的活动组织，活动评价，活动保障等方面提供指导，这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社会调查的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学校全员育人良好氛围的形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优秀的教师指导队伍，必将让学生的社会调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