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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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各级行政处罚实施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裁量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对当事人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行政处罚并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内进行裁量的权限。由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和相当的弹性空间，而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但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制约措施，客观上为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必须由法律原则和具体的法规制度加以规范和限制。我个人认为，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执法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核心原则。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因此，“自由裁量权”并非是不受法律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依据法律、遵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做到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授权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立法目的，不能偏离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目的，不能偏离法律条文的本意，不能仅仅从行政机关自己的角度，甚至出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个人目的任意对法律进行解释。立法目的应当成为指导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准则。

（二）、合理性原则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除了要受到合法性原则的约束之外，还要受到合理性原则的约束。合理性原则正是基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对其控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合理性原则是对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必须依据法律、遵守法律。合理性原则则要求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要符合法律的意图和精神，合乎事情的常规或规律，出于正当考虑，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要以事实为依据，平等适用法律，不得对相同事实给予不同对待，或对不同事实给予相同对待。要符合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符合公平正义。要出于正当的行政目的，考虑各种裁量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情节，公正准确地量罚，从而使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社会危害性和裁量情节相适应。

（三）、公开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设定和实施能够将公开原则贯彻到底，那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行政处罚法》第4条确立了行政处罚公开原则，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但是，除了第42条第1款第1项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外，对行政处罚的实施还缺乏公开的具体规定。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应当坚持公开原则，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加以切实落实，做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授权和裁量依据、行政处罚的事实根据和裁量理由、行政处罚的实施过程和处罚结果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措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除了需要坚持若干法律原则外，还应通过实体的和程序的规则加以具体规定。

（一）、细化裁量标准、约束裁量空间、增强裁量刚性

由于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意识不够到位，当前我国立法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有的法律对自由裁量的条件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够明确；有的法律对自由裁量的种类、幅度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些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对行政处罚的规定存在不少冲突之处。因而，规范各地、各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裁量标准、约束裁量空间、增强裁量刚性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将法律规定的裁量幅度加以细化，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条件、运行范围、违法种类、违法程度、情节与后果、裁量幅度、处罚标准等作出明确、详尽的规定，制定出具体的处罚标准。

（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建立监督制度，落实枉法裁量的法律责任

自由裁量权无论细化到何种程度，羁束总是相对的，客观上仍然会留给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对提高行政处罚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是必要的。为此，必须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建立监督制度，落实枉法裁量的法律责任。一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理想信念教育、党风党纪教育、执法为民的服务意识教育、法纪教育、依法行政观念和知识教育，强化依法行政理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二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明确行政 执法的权限、程序，推进行政执法公开制，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通过各种形式公布执法依据、标准、程序、结果等，明确办案人员的职责，促进依法行政平台的建设。三要落实枉法裁量的法律责任，建立和完善包括错案追究制在内的执法责任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视情形限期整改，暂停或取消其执法资格，调整执法岗位，给予包括诫勉教育、通报批评、效能告诫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纪律责任或法律责任。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由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并依法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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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行司法变更权的特点。

1、适用范围有限制。现行法规定了司法变更权的只有三处：

一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判决变更。行政处罚是国家主管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法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法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的一种惩罚。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依据规定，可以对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的行政行为适用司法变更权，判决变更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

二是行政赔偿案件中，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应给与相对人合法赔偿。如果因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可以对不服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判决变更具体的赔偿数额。三是关于行政裁决争议，学界有观点认为因行政裁决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也是变更判决适用的范畴，理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笔者认为，行政裁决案件应纳入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但是仅仅依据此条法律规定，不足以认定。现行法涉及司法变更权的规定目前只有三处，由此可见，可以适用司法变更权的情形较少，其适用范围及其狭窄。

2、适用条件有限制。只有行政处罚明显失却了公正性，法院才能对行政决定予以判决变更。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其受到的行政处罚明显不相称，或者受处罚人所受的行政处罚与其他犯相同或相似违法行为的人所受的行政处罚相差悬殊。但是，“明显不相称”、“相差悬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何谓“显失公正”，没有明确的标准，在行政案件中，必须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才能予以判断。

3、可以选择适用。法律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变更判决，也可以不适用变更判决。法院有权选择是否判决变更。在司法实践中，基于选择变更的法律规定，法院很少真正考虑实际情况再予以选择，往往是要么统一判决变更，要么根本就不予适用。又由于显失公正原本就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判断是否明显失却公正的标准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这种情况下，给与法院以选择的权利虽然可能导致法院适用变更判决的随意性，但是符合立法实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实际案情可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下，法院并不比行政机关更清楚作出原行政决定的实际情形，也不比行政机关具有更加了解案情的优势，法院有可能因为变更判决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公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选择不适用变更判决，如此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的优势。因此，在现有规定下，强化变更判决在适用上的可选择性，突出变更判决的选择性特点，可以避免司法权过分的干涉行政权。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没有明确界定“显失公正”的判断标准。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对显失公正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界定，只是简单指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何谓显失公正，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有些学者认为显失公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畸轻畸重、处罚不平等、责罚倒置、没有可行性、反复无常等。这种看法的弊端主要在于它只围绕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来相应设定显失公正的内涵，而没有从显失公正本身来揭示其含义，这显然不能全面而准确揭示“显失公正”的真正内涵。此外，显失公正是极其抽象的概念，以此作为界定行政处罚是否适用变更判决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2、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现行法不仅将变更判决的适用限定于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进一步限定于只有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才可以判决变更。可判决变更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具体的行政处罚，其它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理等都不能成为变更判决的对象。

3、显失公正与的界限不明。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内，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宗旨，并且极不合理。一般是故意为之，如故意考虑了法外因素或故意不考虑依法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明知自己负有义务，但故意延迟，反复无常同一情况不同处理等；显失公正大多是过失所致。的直接后果一般是违法，显失公正的后果一般是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不合法。法院对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撤销权，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变更权。

4、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治安行政案件历年来在所有的行政案件中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法院最终以治安处罚显失公正作出变更判决的案件却不多。法律规定对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否判决变更，由法院依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实践中，有些法官为了避免与被诉行政机关冲突并不适用变更判决。曾有记者采访一位行政庭的法官对于显失公正的治安处罚为何不直接加以变更时，该法官坦言：“某些治安处罚虽然确实显失公正，但是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再说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可以变更，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往往要么维持，要么责令原机关重新作出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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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例原则渊源适用

一、比例原则概说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

比例原则，又称为禁止过度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

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是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

比例原则的溯源是德国联邦在处理实际案件中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非成文法明文规定的。其虽然可以追溯到英国大的规定——人民不得因为轻罪而得到重罚，但在宪法—公法领域最早起源和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中，1882年7月14日普鲁士高等法院在著名的“十字架山”案件判决中，对警察机关援引为促进福祉而制定的建筑法令（令）以未得法律授权为理由而宣告原告胜诉。该判决使作为比例原则子原则之一的必要性原则得以确立。1931年6月1日公布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使比例原则最终为立法所肯定。其核心内容是行政成本应与行政效果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

（二）比例原则的内涵

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因其广义，所以在学界，对其内涵具体是什么有很大争论，其中“三分法”和“二分法”论争时日已久。通说以“三分法”来揭示比例原则的构成，即认为比例原则具体包含适当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同时分析各构成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意义上，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当全面均衡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权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或损害，那么应将这种不利影响或损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且与所处求的行政目标成适度比例。

总而言之，比例原则的这三项子原则分别从“目的取向”、“法律后果”、“价值取向”上规范行政权力与其行使之间的比例关系。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构成了比例原则的完整而丰富的内涵。

二、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

关于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下列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它适用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所有国家行为，而且认为其还适用于所有公、私法领域，适用于刑法、民法等部门法；第二，认为它适用于整个行政法部门，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包括侵害行政和授益行政；第三，认为其只适用于行政法的部分领域，即警察领域的侵害行政行为。由于各个国家地区法制背景的不同，使得比例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并不相同，但总体上，比例原则在立法、刑法以及私法领域都有适用的情况。

（一）立法领域

在德国，将比例原则用来控制立法的做法，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由于立法者在宪法所规定的权限内，有权全面自主地制定宪法规范，立法者因而具有政治决定上的自主性，使得立法者能够针对具体事项进行考量，即应为追求哪些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利益，为何目的牺牲一些利益而保护另一部分利益。比例原则的功能即是衡量手段、目的之间是否适当、相称、平衡，即法律规定的措施（手段）与立法者所规定的（预期的）目标相符合，那么手段与目的就是相适应的。

（二）刑法领域

比例原则所具有的宪法位阶地位，毫无疑问地能够将此原则适用于刑法领域。合比例的思想在刑法中确有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相当原则，其实就包含了比例的思想。比例原则在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可以深化量刑基准的内容，使法官在量刑活动中有准则可循，可以减少法官任意量刑的可能性。在德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联邦的抽取脑脊髓案件。

三、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

（一）我国引入比例原则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有引入比例原则以代替难以发挥效用的合理性原则的必要，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引进一项先进的制度不能盲目，必须考虑在我国是否有适合其生长与发展的土壤。

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即主张和、适度、不偏激、适可而止。如今我国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在传统“和”的思想理念下，注重适度、平衡。而比例原则谋求手段和目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追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和谐共存。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能达目的，防止手段的“不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手段是造成最少侵害的手段，防止过度；而狭义比例原则是从价值取向角度保障公民权利，达成公益和私益的衡平。因而，从整体上看比例原则与我国传统观念相契合，其在我国的适用不会引起人们的抵触或有意的规避。

在我国现今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比例原则逐渐得到体现。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

（二）比例原则在行政裁量权行使中的适用

1、行政立法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促进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损害较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对行政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行政立法的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行政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具体说来，即根据妥当性原则，国家机关在进行行政立法时，必须考虑这项行政立法是否可以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若达不到目的，则无需立法。而某项行政立法可以达到行政目的，但是否是将产生最小不良作用的方式，可依据必要性原则，对不符合标准的加以修改和变更，直至达到必要性标准。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在对某些人赋予权利的同时，会对另一些人科以义务，行政法律规范也不例外，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更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加以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即可适用狭义比例原则。

2、行政执法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范围不断扩张，其触角甚至已伸向立法和司法领域，存在所谓的行政立法、行政司法之说。但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主要范围仍然是行政执法领域。自由裁量权在这个领域发挥功能最大，也最易被滥用，最易侵犯公民权利和利益。因此，在行政执法领域更应该充分发挥比例原则的作用，以保障行政执法中公益和私益的平衡。

行政处罚应该是比例原则适用的最重要的领域。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可以看出其中已经隐含了比例原则的因素，但若能够用比例原则加以具体化，则适用起来会更方便。具体如下：首先，行政处罚的决定必须具有妥当性，即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等正当的行政目的，否则将视为违法；其次，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具有必要性。为达致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除进行行政处罚外己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供选择，并且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达到行政目的诸方式中最温和、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最后，行政处罚必须满足均衡性的要求，即行政处罚给相对人权益所造成的侵害与所保护的公共利益等行政目的之间应具有法益相称性。我们要维护公共利益，但也不能因较小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较大的私人利益，即公益和私益之间要具有适当的比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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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不应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与应不应该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不同，它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这种必要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就已经制定的单行法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一，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问题。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和程序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规范，不久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避开行政处罚的问题。再如行政许可法去年生效后，出现了大量所谓将“许可类许可”转为“非许可类核准”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规避行政许可设定权、实施程序的规定。如果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避程序法适用的问题。

     第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能够保障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应当表现为对相对人有同样影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享有大体相当的程序权利。但是由于分散式的程序立法，相对人面临行政处罚时可以享有得知处罚理由的权利、陈述的权利、申辩（听证）的权利等；而在面临强度甚至超过行政处罚的行政强制措施时，却不能享有上述起码的程序权利。显然，这种程序的不均衡影响了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使行政机关有法律效力的行为统统有程序法可依，让公正的行政程序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可以节约立法资源。我们以行政立法程序为例。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法规起草过程中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的程序；接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又分别对行政法规规章的起草、制定的程序，规定了与立法法规定同样的程序。那么，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要不要听取群众意见呢？回答是肯定的。还有与抽象行政行为十分接近的定价、政府决策、行政规划、征用土地等要不要听取意见？也要。可见，要不要听取意见是有标准可循的，那就是凡属对群众利益有实质影响的事情，都应当听取群众意见。但是如果没有统一规定，在立法上就需要一项一项规定下去，一方面易产生遗漏，另一方面浪费已经十分紧缺的立法资源。

    另外，关于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之前制定了若干单独的行政程序法，是否浪费了“资源”的问题。应当看到这些单独的程序立法，在我们这样程序法制建设经验还不多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经历。另一方面，对统一行政程序法而言，它们是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行政程序法就是起码的程序要求。

     第四，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便于执法。我们观察一下分别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下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我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任何一项活动或者作出一个法律行为，就要像学者那样，首先给这个活动或行为定个性，然后再决定适用什么程序，而且一旦适用得不正确，可能造成过程程序违法。这实际上将我们的行政执法活动大大复杂化了。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地判断，只要这个活动对相对人有影响，就应当遵循某些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因而，制定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的最低要求或起码要求作出规定，应该更便于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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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召开的全县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会议，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从源头上预防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对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取得实效。下面，我就全县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

大家知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和范围内，针对具体案件而有选择性地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处罚的权力。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应当合法合理、客观适度，不能挟以任何恶意和偏见。从目前情况看，由于一些法律、法规、规章处罚规定的自由裁量幅度很大，致使一些行政执法部门或个人在实施处罚时，出现过罚不相当、畸轻畸重、显失公平公正等问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导致行政执法不规范，滋生腐败现象，影响了法制环境，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我们必须看到在实施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建设法治政府、反腐败和优化法制环境的高度，充分认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增强做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责任感。

首先，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20*年的《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了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提出了“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其中，合理行政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中，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是今年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通过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行政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行政处罚不当或畸轻畸重等显失公平的情况发生，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减少行政争议，从制度上保证依法行政。

其次、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改善行政执法，为建设和谐新*创造优良法制环境的需要。

法制环境是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和谐新*必须不断优化法制环境。各执法部门要站在全局角度，从规范本部门行政行为做起，加强我县法制环境建设。要进一步落实执法责任制，在行政执法中切实贯彻合法、合理、公平和教育先行原则，切不可把处罚作为行政执法的唯一手段。要把服务寓于执法之中，把为企业、为人民群众服务放在第一位。确实应当处罚的，要做到过罚相当，切不可滥施处罚。通过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明确处罚的具体条件和裁量标准，使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有具体的依据，从而保证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地提高执法水平，最大程度地限制和减少行政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有效地防止行政处罚权力滥用，从而达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为建设和谐新*创造更加优良的法制环境。

二、依法规范、科学界定，高标准完成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任务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强、内容复杂、要求标准高的业务工作。必须坚持法制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依法操作，科学界定，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

(一)贯彻四项原则

一是合法原则。量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范围、幅度内进行，不得违法另行设定行政处罚事项，不得超越处罚范围、处罚幅度设定处罚。

二是合理原则。行政处罚结果要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包括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主观过错)相一致，不得过罚失当；在同一案件中，不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应给予同等或基本同等的行政处罚，不得别对待；在不同案件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行政处罚应当前后一致或基本一致，不得畸轻畸重。

三是公开原则。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应当公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的结果应当公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除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外，还应当就从轻、减轻、从重等自由裁量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说明。

四是教育先行原则。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应当立足于教育引导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不应简单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实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制度，不得把加大罚没额度、增加罚没收入作为行政执法目的。

(二)建立三项制度

一是建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一般基准制度。基准制度是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下，详细归纳本部门执法领域发生违法行为的种类，按照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划分若干行为阶次，并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空间划分为若干裁量阶次，将不同的违法行为阶次与裁量阶次对应，形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指导性标准，作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基准，从而缩小行政处罚的裁量范围，减少行政处罚的随意性。

二是建立行政处罚“先例”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作为该行政执法机关以后对同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先例。适用先例制度的对象，应当是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主观过错相当的违法行为。适用先例制度的结果，应当使相当的违法行为受到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以及程序一致或基本一致。参照先例，并不妨碍行政执法机关在说明特殊理由的前提下做出例外的裁量。

三是建立行政处罚说明制度。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就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及最终选择的处罚种类、幅度等情况作出详细说明，说明应当充分，理由应当与行政处罚结果相关联。其中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当面作出口头说明，并据实记录在案，由行政管理相对人签字或者盖章；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收入行政处罚案卷。

(三)精心做好自由裁量权的量化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核心就在于量化行政处罚条款，确定一般基准，界定各阶次适用条件、事实要件和裁量标准，确保科学性和公正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该在符合教育先行的前提下，合法、合理、公开地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我县能够正确贯彻实施。

首先，要认真梳理行政处罚依据。各部门应当根据自己的法定职责，对所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行政处罚依据逐条进行梳理和审查，要确保全面准确，无遗漏、无错误。特别要注意审查法律、法规、规章的时效，对新颁布的和修改的要及时进行调整。

其次，要归纳行为种类，界定不同阶次的适用条件、事实要件，量化处罚标准。各行政执法机关要认真总结行政处罚工作经验，通过召开论证会、座谈会，充分征求各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执法单位的意见，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事项，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对每项违法行为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阶次。在此基础上，相应制定出既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目的，又符合*实际的处罚裁量标准。违法行为应当具体，阶次应当明显，处罚裁量标准应当确定，排序应当科学。

第三，要严格审查。各部门要将规范后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和建立的三项制度，提交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审核，报县政府法制局审查通过。

第四，要以文件形式，并向社会公布。各部门规范后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经县政府法制局审查通过后，要以局(委、办)文件形式正式，并通过网站、报刊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按期完成任务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因此，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要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政府法制局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制定具体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各执法部门主管法制工作的领导要亲自抓，明确法制机构或兼管科室，集中力量抓好这项工作，并抽调相关专业人员参与，以保证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各行政执法单位要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汇报。参照外地的做法，合理确定处罚量的阶次，力求全面、准确、有效、公正、合理。县法制局负责将参照文本发送各有关单位做为参照。

县政府法制局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督促检查与业务指导，及时解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中的具体业务问题，各执法部门要将行政执法中的典型案例、特殊案例进行认真总结，培养和推广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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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行政机关均对行政指导进行了一定探索并越来越多的行政执法工作中实践。检验检疫部门也不例外，近年来。多年来已在检验检疫监管工作中，包括行政处罚工作中运用到行政指导工作方式，也得到很多行政相对人和上级政府部门的肯定。然而，作为新兴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指导工作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问题的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对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融合的正当性存有疑问，认为二者是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两个范畴，从而制约了行政指导在日常监管工作的运用和效能。由于行政处罚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各项制度之中，客观上成了衡量我国行政法制完善程度的重要实践尺度，也是检验检疫部门考量行政执法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检验检疫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的关系

存在着诸多的区别和联系。检验检疫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属于不一样的行政法学范畴。

指检验检疫部门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检验检疫行政指导。为适应监管和服务的需要，适时灵活地采取符合法律精神、原则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方法，以谋求行政相对人同意，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

检验检疫部门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检验检疫行政处罚。促使其以后不再犯，维护检验检疫秩序，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给予一定形式的法律制裁的行政行为。

（一）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实施依据不同。行政处罚，其适用的首要内涵即要求处罚的依据法定，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文规定，具体到检验检疫部门主要是“四法五条例”。检验检疫行政指导行为的依据可分为规范性依据和非规范性依据。其中，规范性依据是指具有行政指导行为内容的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13条规定：“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以外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发现进口商品质量不合格或者残损短缺，需要由商检机构出证索赔的，应当向商检机构申请检验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与食品有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鼓励和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为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规范。”非规范性依据是指不具有行政指导行为内容的法律原则、客观情况和行政相对人的需求等，如某检验检疫部门根据企业需求上门指导实验室建设。

2.适用范围不同。相较而言，检验检疫行政指导适用范围较宽。从对象上看，行政指导的对象包括与检验检疫职能范围相对应的所有行政相对人，而行政处罚仅指向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应当受到制裁的行政相对人；从内容上看，行政指导的事项十分广泛，基本上涵盖了检验检疫职能范围内的所有事项，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发生后及处置后均可以有所作为，而行政处罚则仅限定在违法行为发生后惩治和纠错方面。

3.实施方式不同。检验检疫行政指导的行为方式较为灵活多样，只要是符合法律精神、原则的方式都可以采用，包括提示、警示、劝告、劝诫、奖励、建议等，如现在很多检验检疫部门采用的质量分析、行政建议、行政处罚回访、单位座谈、许可企业证书到期预警等等；行政处罚为依法设定，《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有七类，检验检疫涉及到的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等。

4.实施程序不同。目前检验检疫部门对于行政指导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存在较大的灵活性，执法人员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灵活运用。行政处罚程序则十分严格，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严格的行政处罚程序既将检验检疫部门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又保证其能够灵活有效地进行管理。

5.实施保障不同。检验检疫行政指导要求相对人协助具有任意性，不以强制力为保障，虽然有时行政指导行为中指明行政相对人如不接受行政指导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具体的法律后果，但这仅是当事人未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并非表明该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强制效力。如某检验检疫部门向辖区内某商品注册登记企业发出警示：“该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许可证将于三个月后到期，需及时准备换证复查材料并提前申请。”该企业未按照此行政指导的要求申请换证复查而导致许可证失效，此结果并非行政指导行为的强制效力。检验检疫行政处罚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制裁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加处罚款、将查封、扣押的财务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虽然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如上诸多的差异，而深入分析两者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意义可以得出，二者在价值层面和执法实践中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本身具有关联性。《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这表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是法定原则。事实上，对违法行为的惩戒本身就是一种警示教育，要做到标本兼治、达到行政处罚目的，必须使当事人不仅知道这样做不行，还要知道为什么不行。要达至这一目标，我们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必须加强解释、说理、答疑等基础工作，近来江苏检验检疫系统正在全面推行的行政处罚“说理式办案”即属于此，而这恰是行政指导在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所以说，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本身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2.两者在实现检验检疫行政管理目标上具有统一性。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全体人民的合法利益。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的目标并非实施处罚，而是纠正违法行为、预防再次发生，维持良好的检验检疫秩序。检验检疫行政指导则是以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式，向相对人施加作用和影响，促使其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达到维护良好检验检疫秩序的目的。由此可见，两者在实现检验检疫行政管理目标上有着相类似的价值取向。

3.两者的结合运用有助于提高检验检疫工作效能。从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的效果来看，虽然每年执法力度不可谓不严，处罚企业不可谓不多，但违法行为数量却未在实质上减少，一些伪造、使用假冒检验检疫单证的严重违法行为仍然存在。同时，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立法已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得行政处罚对于一些违法行为的发生并不能产生很好的纠错作用。而引入行政指导，则可能进一步降低违法行为发生率，或及时纠正轻微违法行为，从而有效地避免检验检疫监管不到位或监管效果不佳的情况。从检验检疫执法成本看，行政处罚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也设置了严格的程序，通常耗时较长、需要人力物力投入较多，执法成本相对较高。而行政指导相对于行政处罚，程序简单、适用灵活，耗费的管理成本较低。因此，二者的结合运用，恰好能取长补短，有效减少行政管理成本。

4.两者均是全面建设法治质检的题中之意。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11年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奋斗目标。2011年质检总局法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全面加强法治质检建设。这就要求，检验检疫部门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完善行政处罚机制，而如何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完善行政处罚机制，引入行政指导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同时，法治质检又要求质检工作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托，各项工作都要有相应的程序，需要按照步骤、按照时限、按照要求严格执行。而检验检疫立法因多方面的局限，其滞后性、抽象性是难以避免的，法律空白始终存在，不可能完全满足检验检疫日常执法的需求，难以提供详尽、有效的法律依据。此时，如果以传统的“无法律即无行政”的观念来限制行政行为，将可能使一些职能的履行陷入瘫痪状态。而行政指导由于更强调当事人的合意和意思自治，以灵活多样的手段、柔和的程序弥补了法律的僵化和滞后性，如果再将日常化的行政指导手段，用规范、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和完善，便可以更好地实现法治质检的内在要求。

二、关于检验检疫行政指导在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将行政指导引入检验检疫行政处罚在理论上有着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近年来部分检验检疫部门的实践来看，在检验检疫工作中引入行政指导，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提高监管效能，减少和避免监管对象不配合的现象，并能促使监管对象主动参与检验检疫监管工作，实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通过政策宣导、质量分析、行政建议等多种手段，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危机；此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行政民主、行政法制、行政服务意识，构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和谐关系，促进服务型检验检疫建设。

笔者认为，将行政指导引入检验检疫行政处罚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违法行为发生前。

1.重点项目预警。检验检疫部门通过与地方政府、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等加强联系，主动了解大型进出口项目、新设企业进出口需求等，提供“送法上门”等服务，让行政相对人第一时间了解检验检疫法律法规，从而在进出口环节规范操作。

2.监管过程预警。在委托进口的贸易中，实际的收、发货人极有可能并不清楚检验检疫的相关规定，因此在无意中违法。这一现象在进口商品检验过程中经常发生。检验检疫部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对发现的有可能发生违法的苗头性、倾向，及时通过提示、警示、通知等方式，控制违法事态的蔓延，及早纠正违法倾向，尽量避免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二）违法行为发生后。

1.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检验检疫部门对已经立案的轻微违法行为，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且通过行政指导能达到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能够预防再次发生的情况下，适当作出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这样在能达到相同行政管理目标的同时，还更有利于缓和矛盾，促进和谐。

2.说理式办案。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对当事人说清事理、说透法理、说通情理，以提高当事人对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认知，争取当事人的配合，增进案件的透明度，促进案件的顺利办结。这可以说是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以行政指导确保个案公正性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避免因执法不公而造成行政执法权威的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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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措施建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72-03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自由裁量权是现行法制状况下之必然，也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中国人民银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有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金融行政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规范和监督不力，将会给腐败以可乘之，导致执法不公，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形象。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督，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一、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是对其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中，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或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结合情势所需，就有关事项进行权衡、裁量并做出决定的权力也就是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从法律设立自由裁量权的初衷来讲，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合理性原则。行政关必须在法定限度内，尽可能适当、合理地自由裁量。不适当、不合理的裁量行为是不当行政行为，包括明显不当、受不相关因素的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或违背公众意志等行为，严重违反合理性的行政行为则是。二是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

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人民银行对所管理事项的状况和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有关行为是否违反金融管理秩序，是否需要按程序做出相应处理。如根据《金融统计管理规定》，金融构统计及相关部门和人员，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含地、市)以上构和有关部门对该金融构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构是否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行为的认定，规定并不太明确。金融构报送的报表数据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差错或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也可能是故意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资料。对其行为认定的自由度很大，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的问题。

(二)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

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金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违法情节。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许多法律、法规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但是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人民银行执法工作实践中也制定了一些关于对情节轻重认定的参考标准，如根据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笔数等认定违法行为情节轻重。但这并非法律法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实际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人民银行有权实施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有警告、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此外还可以通过建议处罚权，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6条规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构的违法行为在区别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可选择实施不同的处罚种类，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均可选择。罚款处罚幅度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分为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和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两种情况。在现有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中，罚款是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行政处罚种类，也是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四)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

在人民银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中均存在对时限选择自由裁量的情况。如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于2个工作日内对银行报送的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的合规性予以审核，符合开户条件的，予以核准；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应在开户申请书上签署意见，连同有关证明文件一并退回报送银行。人民银行可以于当日对银行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也可于第二日审核批准，只要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是否符合条件决定核准或退回即可。这就体现了行政许可中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程序中存在大量的时限要求，也都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授予人民银行某种权力，人民银行可以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进行检查。具体的检查方式、要求等，有些法规、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规定并不明确。同时，对特定金融构的检查频率、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些构进行检查也没有明确规定，也不便具体规定。这样，在工作实践中人民银行就拥有了很大的选择自，在开展具体检查时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权。再如，《反洗钱法》第26条规定省级以上反洗钱部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对“是否采取临时性冻结措施”做出选择，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决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三、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在实际执法实践中，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会与关系案、人情案联系在一起，自由裁量权会成为腐败的突破口。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滥用自由裁量权

由于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存在错误认识，或者为达到某种不当目的故意滥用自由裁量

权，从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立法初衷。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假公济私、等。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对某一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多种处罚种类，同一处罚种类又规定了处罚的上限和下限，或只规定了下限。在实施具体处罚时，出于多种原因，对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出现畸轻畸重，显失公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可以根据《反洗钱法》第32条区分不同情形对金融构处以20万－50万元的罚款，对致洗钱后果发生的，可处以50万－500万元的罚款。这个裁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反洗钱执法部门不根据具体案情慎重考虑、综合权衡，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并没违反法律规定，但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精神，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有的法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规定不明确或未规定，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执法人员便可以自由裁量。对于有明确期限要求的，可能出于不正当的原因，行政关有时会选择在期限到期前履行。这都会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嫌疑，也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违反了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原则，也不符合打造服务型关的要求。

(四)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

有时法律法规并没有授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权力，而执法者误以为授予了并按他的理解进行了自由裁断，这就是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有的因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条件理解不正确而错误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了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和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但有的执法人员可能出于错误的理解，以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查、整改措施较到位等为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要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民银行公正执法、廉洁履职，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内部控制。

(一)缩小自由裁量权的选择弹性，从源头控制

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需要由人民银行制定实施细则的，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以保证新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及有关实施细则要处理好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从源头上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限制。通过加大立法解释力度，及时弥补立法缺陷，避免出现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和省会中心支行可结合地域实际对辖区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定指导意见，可对罚款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推行阶次制度，将违法行为分为不同等次，确定对应的罚款幅度，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

(二)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从主体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人员本身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领导对法律的重视程度和依法行政的意识对单位的执法水平起着重要的影响。要健全学法制度、加强法制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大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使执法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法律法规条文，善于把具体案件实践与法律原则融会贯通，准确定性，忠实于立法本意。要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使执法人员以公共利益为执法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管理相对人负责，实事求是，秉公尽责，不谋私利，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从过程控制

设定严格的行政执法程序可以预防行政人员无故拖延行政行为，避免执法人员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客体的义务，可以防止凭借手中职权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在行政活动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程序要求，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举行听证权、行政救济权等权利，通过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篇8

关键词：醉驾；预防主义；风险刑法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依据和实践效果

刑（八）增设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意味着“醉驾”正式入刑，之所以将“醉驾”纳入刑法主要考虑了社会、管理、文化等因素以及对国外先进法律的借鉴。在社会因素方面，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频繁，酒后、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在管理因素方面，对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够，管理不科学，“醉驾”日趋泛滥；在文化因素方面，中国人情社会和酒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喝酒作为一种民族习惯深入社会交往生活之中，为醉驾行为的猖狂提供了源头。日、德的醉驾立法和执行情况也给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醉驾入刑后，从2011年5月1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1]“醉驾入刑”在这个意义上为我国交通治安的稳定秩序作出了贡献。

二、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醉驾入刑”

本文借鉴陈兴良教授对刑法哲学的分析方式，即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论、罪刑关系论的结构对第133条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及其罪刑关系进行分析。

（一）立法者对“醉驾”所设立的犯罪行为模型概述

因醉酒驾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其社会危害性毋庸置疑。其人身危险性，使该罪的初犯和再犯都存在可能。醉酒驾驶主观方面通常为故意，是以作为方式实施的抽象危险犯。醉酒驾驶通常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却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醉酒后，驾驶者的驾驶能力以及注意控制能力都受到削弱甚至丧失，此时去驾驶车辆，是放任危险结果发生的故意行为。责任主义理论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共同解决了醉酒驾驶者不同情形下的刑事责任问题。鉴于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心态不同，可将醉酒驾驶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分为两种：一是醉酒后刑事责任能力没有降低并且犯罪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可根据责任主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醉酒后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可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其实施原因行为时则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

“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的表现，虽然对抽象危险犯设立处罚，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时的证明负担，但本文认为，在传统刑法改革条件尚且不够成熟的前提下，如此扩张抽象危险犯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带来许多问题。

（二）本文对醉后驾车行为的刑罚评析

立法者对“醉驾”刑罚坚持了一般预防理论。一般预防的实现与刑罚必然、及时、公开、适当有着必然联系。实现刑法预防功能的前提要求是刑罚的及时性、公开性和适当性等基本原则。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是否真的遵守了这些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醉驾”处拘役，实践中多处缓刑，使得刑罚必要性不充分。我国违法二元处罚体制下，拘役与行政处罚相结合，而拘役作为一种短期自由刑，关于其利弊的争论颇多。刑（八）冒然增设理论上减少更为科学的拘役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罚的科学性。同时，拘役本身就与行政处罚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入刑仅仅是为了满足理论意义上的刑法变革，不考虑实践适宜程度和基本国情，如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惨痛。

现有对“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和交通肇事罪相互照应，完全可以达到处罚“醉驾”行为的目的。交通肇事罪成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结果加重犯，实际上成为了延伸意义上的法条竞合关系。由此可见，对于造成严重后果、扰通秩序的醉驾行为，有交通肇事罪进行规制，对于较轻微的，也有行政处罚进行处理，两者相互规制，“醉驾”行为，是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刑法的。

（三）关于“醉驾”行为罪刑关系法定化和现实化分析

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醉驾”并不是一律入刑的，这使立法与司法出现不对称，不符合罪行均衡原则。从刑法哲学来分析醉驾入刑，实际上是一种立法理念的体现；而第13条但书的存在使得醉驾不一定入刑，则说明了司法的实然状态，与立法之间存有差别。立法与司法不一致，那么“醉驾入刑”的意义则成为了空谈。

作为风险刑法表现，立法指导思想过于超前，罪刑不够协调。“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和风险刑法倾向的表现，是我国传统刑法的一次变革，但目前有超前于我国法律现状的趋势。且危险驾驶、醉酒驾驶也不符合“风险社会”概念的基本特征。

“醉驾入刑”违反刑法谦抑性特点，是重刑主义思想回潮的表现。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只在其他法律规范无法实现其价值时才适用刑法，醉驾入刑意味着单靠行政处罚已经达不到交通管理规范的需要，这与事实并不相符；规范社会不应过多或盲目利用刑法的威慑力，如果完善现有的行政处罚措施能达到同样的实践效果，且不会造成刑法理论上的冲突，就不应当轻易地将醉驾入刑。

在醉驾行为罪刑关系的现实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选择性行刑。在交通管理过程中，交警对“醉驾”的判断也仅仅是根据其外在的驾驶状况而发觉。决定其是否入刑的交警自身有很大的操作性。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束缚且严格执法，“醉驾”入刑也失去了其应有之义。

三、“醉驾入刑”对未来立法的理论指导意义

刑法谦抑性要求刑罚以报应主义为主，必须在司法成本最小化前提下，保证刑法公平、谦抑、人道。这些都与刑法正当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和比例原则分不开。违法处罚的双重体制要求完善刑事法与行政法的链接。我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二元化作为我国独特的违法处罚体制，必须实现好两者的过渡和链接空。醉驾入刑为两者的重合提供了机会，在以后立法中应注意把握和运用好两者的关系。

同时，应当学会通过刑法解释完善法条的不足，避免轻易修改刑法。合理的立法才能保证司法的精细化，应坚持相对的法定主义，排斥刑法的绝对化和简单化。刑法真善美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传统刑法的改革也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3]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目前的醉驾入刑对传统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次挑战，刑法改革肯定是必然的结果，醉驾入刑也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立法者将其写入刑法肯定是进行了利弊权衡后最后的决定，即便醉驾入刑开启了刑法改革的新篇章，我们也仍然必须认识到传统刑法的改革应当在循序渐进中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且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国情相一致。

参考文献：

[1]参见：新华社.检察日报.法治评论.2012-5-9，第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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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由于诉讼历史的发展，证据也经过了从神示证据到法定证据再到自由心证三个发展阶段。神示证据阶段，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混同的，完全依靠所谓的神明等超自然力量决定证据的资格和效力。这种神示证据因为其欠缺必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被法定证据所取代。法定证据适应了封建时代君主和教会集权专制的需要。当时的法庭将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作出了格式化的区分。首先确定了要成为证据的底线即证据能力，然后再用明文法典的形式对每一种证据种类的证明力作出区分。例如当事人的口供等于四个见证人的供词等等。应该说，法定证据相对于神示证据来说具有进步意义。它根据人们对于证据的朴素观念加以升华，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定的证据种类，并凭借司法直觉规定了证据的证明力。但是，法定证据的缺陷却是明显的。它扼杀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的。”

自由心证则是在长期的司法经验的继续升华下得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现存人类证据规则。它的核心意旨在于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虽然自由心证也存在诸如如何保证司法的稳定性和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平衡的问题。但是大致来看，自由心证制度能够保证证据良好进入司法活动中，并运用证据证明事实。因此值得肯定，并得到了全世界诸多法治先进国家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证据法的一种“底限正义”。

在行政行为中，证据却是以另外一种样态出现的。行政主体适用行政法的过程，是以抽象的行政法规范为大前提，以实际发生的事实为前提，通过法律的“涵摄”作出一定行政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自动实现，“法条要适用在实际事件，即事实上发生的案件事实上”，“只有在已发生的案件事实被陈述之后，才有可能。”这里所谓的“被陈述”，是指对已发生的具体事实的事实认定。因而，无论在职权主义，还是在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行政程序中，任何一个涉及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事实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这就必然涉及到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运用。所谓行政程序证明责任，是指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对一定事实主张应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应承担一定不利后果的责任；前者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后者是客观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反映了证明责任的本质，也决定了主观的证明责任。

对于行政处罚行为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因为行政行为具有的需要及时处理和公正与效率兼顾等诸多特点。其支撑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并不同于诉讼中的证据。概因如下几点须做出辨析。

第一，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诉讼有不同的架构

行政处罚行为本身是一个两方参与的单向活动。行政处罚的作出者行政机关即是这个法律关系的一方，同时也是最终的“裁判者”。从本质上看，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活动而不是司法活动。所谓的行政处罚行为中的证据，只是支撑行政活动本身合法合理的依据而已。

而行政诉讼则是原被告两造和中立法官参与的三方诉讼活动。其本质是司法活动而不是行政活动。因此，我国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进行了严密的规定。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行为因为架构和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它们关于证据的概念和要求是大相径庭的，不可混为一谈。

第二，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行为

行政处罚法及其各种特别法规构成的是整个行政处罚行为。而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则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行为。行政行为不是以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快速处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这就注定了行政处罚行为中的证据不具有诉讼法意义上证据的功能和效力。

第三，行政处罚行为因其及时性要求故对证据要求不高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对所在辖区内发现的道路安全违法行为，有权及时纠正。交通警察对违法行为所作陈述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客观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该交通警察与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交通警察的陈述应当作为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优势证据。这一条文规定了只要没有相反证据否定真实性，也没有证据证明交警与违法行为人存在利害关系，那么交通警察的陈述应当作为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优势证据。这是因为行政处罚行为往往具有需要及时处理的特性，如果按照司法活动的要求去取证再来处罚，则未免因小失大。

综上所述，在行政处罚行为中的证据和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据需要满足一般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要求，并通过自由心证确定证据证明力。

参考文献

[1]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第三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篇10

行政处罚证据规则的内容，应当包括证据可采性、举证责任、证据的判断、证明标准等方面。本文只是选取证明标准这一个部分，结合行政处罚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观点。

一、事实认定需要证明标准

（一）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过程：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

我们经常讲，行政处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但大多数情况下，执法人员不是违法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违法事实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过去。对于未曾直接感知的过去，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认识和判断。而这一认识以及判断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严格地讲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对过去的确信或者怀疑的心理状态。所以，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违法事实，是靠执法人员透过各种证据对事实的认定。当这种认定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时，这种认定就可以作为法律上的真实而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执法人员眼中，只可能有法律上的真实，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试分析一个案件查处过程：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查处一起销售假药案，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是否实施了销售假药行为并未直接感知，行政机关只能通过调查取证，收集一系列的证据：如相对人的销售记录、举报者提供的由相对人开具的发票、对该药品的检验报告等等。最后，行政机关对该相对人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机关靠什么作出行政处罚呢?靠的不是事实本身，因为这一事实只是在过去存在的，最后促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是行政机关通过证据对相对人过去曾经有过销售假药行为这个待证对象形成的确信。换句话说，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是证据，而不是事实本身。

（二）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含义

既然是证据促使行政机关确信曾经发生过违法事实，从而作出了处罚决定，行政机关的这种确信就应当有个标准，即在法律上可以被接受的最低的限度，否则，行政机关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成为一种任性的行为，法律适用的公正性目标就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如果缺乏这个限度，司法对行政处罚的审查也就没有统一的尺度，法官对行政机关的确信的评价也将成为任性的行为，这样会造成法制不统一的现象。所以，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司法审查，在客观上都要求法律对这个限度进行确定。而法律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通过设计各种规则尽量地去排除可能出现的任性。

在证据学上，这个限度称为证明标准。证明标准要解决的问题是证据到什么程度时，才能认定待证事实。具体到行政处罚中，证明标准就是证据达到行政机关对待证事实进行认定的最低（必要）限度。也就是说，当用来证明一个待证事实的证据达到这个限度或者要求时，这个待证事实在法律上就视为真实存在。在法律上视为真实存在，就意味着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应当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的复议机关、法院采用的证明标准相同。如果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不同，那么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对行政机关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行政诉讼对行政处罚合法性的判断对行政机关来说具有最终性，对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必须要能够经受起法院的审查，才是行政机关所追求的有意义的“合法性”。所以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同时也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处罚进行审查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能否被法律尤其是成文法所确定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它虽然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过程是人有目的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是有规律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积累和理论分析来把握它。法律完全可以对之作出确定。实际上，无论对待证明标准理论的态度如何，法律中是否明确规定，证明标准这一尺度还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现行法的规定和实践中的困惑

（一）现行法的规定及其不足

1、《行政处罚法》

作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的基本法律，《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进行了要求和规范。其中对事实认定的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第4条第2款）；“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第30条）。但“以事实为依据“、“查明案件事实”这样的规定，并没有为行政机关提供证明标准这一认定事实的最低限度。因为“以事实为依据”的要求在实践中只能落实为“以认定的事实为依据“；而“查明案件事实”是对行政机关的最高的要求，不是最低的限度。其实，什么情况下算作“查明案件事实”，才是应当作出明确规定的。可见《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证明标准这个事实认定的关键问题作出明确。

2、《行政诉讼法》

虽然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滞后，《

行政诉讼法》中却包含了许多对行政行为的规范，甚至对证明标准问题，行政诉讼法也作了一定的明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该规定，法院如认为被诉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就会否定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撤销处罚决定。将该规定作反对解释，如果行政处罚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就不会被法院撤销。法律从否定的角度明确了一个原则：如果主要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就不能进行认定。这其实就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规定。它告诉行政机关，当收集的证据达到一个最低的程度，即“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时，待证事实就被法律视为真实，行政机关就可以认定事实了。《行政复议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见《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三项）

上述规定虽然从性质上属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但也存在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标准过于笼统，其含义是主要证据不足以外的情况。主要证据不足以外的情况是什么?是主要证据充足一种吗?

二是“主要证据”的含义不明确，主要证据是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还是对一定待证事实起主要证明作用的证据?主要证据与次要证据如何区别?

三是该标准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维持行政决定的标准并不一致，根据该法规定，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方面的标准是“证据确凿”。“证据确凿”和“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在语义上显有区别。

（二）实践中的困惑：以什么为标准，标准在哪里

由于现行法规定的不足，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经常感到困惑。《行政处罚法》要求要查明案件事实，要做到这一点，行政机关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证据，这些证据中还包括当事人的反证。对于一个待证事实，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既有支持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也有否认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这时，行政机关需要进行证据的判断，以排除关于待证事实不成立的可能性。但仅仅依靠证据的判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证据判断并不能排除关于待证事实不成立的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只要有一种可能性未被排除就不能认定事实的话，恐怕没有几个处罚决定可以作成。行政处罚制度也就失去维持秩序的作用了。所以这里面存在行政机关如何进行证据判断的问题，但核心问题仍然是证明标准问题。举一个例子说明：

甲药店涉嫌销售假药，主管机关进行调查、听证后，关于本案的证据材料有：

a、甲药店购进药品的记录中有该药品，购进渠道是合法的

b、一张盖有甲药店印章的销售发票，发票中记载着该药品

c、执法人员到甲药店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药店货柜上有该药品，执法人员做了现场检查笔录，并对该药品进行了先行登记保存。

d、药品检验所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该药品作出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为成分不符合药典规定

e、甲药店陈述说由于该药店与临近的乙药店之间签有员工培训合同，乙药店员工曾经来该药店工作过，乙药店员工故意将真药换成假药，想损害甲药店声誉。

f、执法人员在乙药店检查时发现乙药店也有该药品，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验报告同样显示成分不符合药典规定

g、乙药店证实确与甲药店签有员工培训合同，乙药店有数名员工曾到甲药店工作。但乙药店及其员工均否认曾经调换过甲药店的药品

本案执法人员对乙药店涉嫌销售假药的行为另行立案，但对甲药店是否构成销售假药行为产生疑问。对本案而言，支持甲药店销售假药这个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有a、b、c、d，否定这个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有e，证据g与e相互矛盾，无法判断真伪。这种情况下，是否属于“查明案件事实”?或者是否已经达到了“不属于主要证据”的最低限度?

类似上面的情况，行政机关经常会碰到，行政机关毕竟不是侦查机关，行政行为对效率的要求又比较高，处罚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其时效性要求较强；在现有条件下，要求排除一切可能性是做不到的，所以为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设定明确的、有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势在必行。

三、如何确定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

（一）国外立法例参考

如何为行政处罚确定一个比较明确的证明标准呢?让我们先看看国外的做法。对行政决定证明标准问题作出比较明确规定的，首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第556条规定，“除非已研究了全部案卷材料或案卷中由当事人引用且有可靠性、证明性和实质性证据支持的那部分内容，否则行政机关不得实施制裁。”这就是有实质性证据支持标准。对于这个标准，美国法院解释为就是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优势标准，即在考虑全部证据材料后，当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达到了使待证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待证事实不成立的可能性的程度时，才能认定待证事实，以此作为裁决的依据。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优势的盖然性标准。除了《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以外，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基于基本政策方面的考虑还规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有的要求超过证据优势标准，有的则要求达到比证据优势标准低一些的标准即可。由此可见，美国行政裁决证明标准的特点有以下两个：

第一，一般准用民事案件“证据优势”证明标准，而不必达到刑事案件那么高的要求。（在英美法系，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最高，其要求是“排除合理怀疑”，即证据必须能够排除对被告人无罪的合理的怀疑，否则不能认为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成立。）

第二，对某些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进行了特别规定，总的来看，行政裁决的证明标准是分层次的，立法者考虑了基本政策的需要，对不同案件规定不同的证明标准。

（二）确定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应当考虑的因素

1、应当建立在正确把握认识规律的基础上

根据证据形成对已发生的、无法重现的事实的确信，是人的认识过程。因此，证明标准的确定应与人的认识规律有关。如在界定刑事程序证明标准时，英美法系的理论界、实务界都将这个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要决定时的心理状态进行类比、从而将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为：“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样或那样影响的怀疑”。确定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时，也应当考虑到人的认识规律的特点。

2、行政处罚相对于刑事、民事诉讼的特殊性

在诉讼法的立法、理论和实务上，证明标准一般都是二元的，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各有不同。美国辛普森案就是两种证明标准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同样是对事实的认定，却会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原因在于刑事诉讼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不同：民事诉讼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谁主张谁举证，对于一个待证事实，一方证据占有证明待证事实盖然性上的优势，法官就据此认定待证事实。刑事诉讼要解决国家是否对被告人进行刑罚制裁的问题，出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和防止滥施刑罚的目

的，故而采用较高要求的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是法律对违反行政秩序的人给予的行政制裁，虽然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同属法律适用的方式，但其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性质是不同的，它有着自身的固有特点和独特的功能。行政处罚是在近代以后才产生的，近代以前，刑罚是制裁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刑罚化、非犯罪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并成为潮流；现代社会，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秩序的专业化色彩越来越强，司法由于其非专业性和程序的复杂性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由此带来行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日益膨胀。这种变化在客观上需要有一种适应新形势的制裁方式，它必须具有专业化和效率性的特点。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许多违法行为由受刑罚制裁转入“秩序罚”一一行政处罚的范围，行政部门渐渐成为法律适用的“大户”。

既然行政处罚是有其内在规定性的具有不可替代功能的制裁方式，那么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就应当是独立的，为行政处罚确定证明标准就必须考虑到行政处罚自身的功能和特点，尤其是专业性和效率性的特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性和效率性，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就会成为行政处罚不应有的负担，行政处罚也就失去了其独特的社会调整功能，从而使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遭到破坏。

3、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前述美国行政裁决证明标准的特点之一，就是行政裁决证明标准是分层次的，而对相对人权益可能产生影响的大小，就是分层次的考虑因素之一。行政处罚作为不利益的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方方面面，这种制裁有轻有重，轻到小数额的罚款，重到吊销某种许可证或执业资格。对于较重的处罚，法律一般都规定了较为复杂和严格的事实认定程序，有的还具有某些司法程序的特点，如听证程序。对于证明标准来说，也应当区别一般处罚案件与较重的处罚案件来分别确定，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滥施处罚。

4、可操作性

作为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证明标准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同时又是客观的，法律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虽然无法达到象各种程序要求那样明确和具体，但也不能过于模糊，必须能够使人理解和判断，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因证明标准的存在而具有确定性，不再是一种任性。

四、我国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主要证据基本充足、主要证据充足、已有主要证据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提出了“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证明标准。这一规定是目前我国立法上对具体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唯一规定，它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证明标准的认识、研究成果，包含着一定合理的成分，在实践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个证明标准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从前面分析的确定行政处罚证据标准应当考虑的因素来看，对“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这个标准必须作进一步的完善，使之真正成为建立在对认识规律把握基础上的有利于正确发挥行政处罚功能、有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

（一）什么是主要证据

要完善现行法的规定，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主要证据”。本文认为，所谓主要证据是指这样一种证据，对于一个待证事实来说，如果没有它的话，待证事实就不可能成立。这样界定“主要证据”的理由是：促使执法者对待证事实产生确信心理状态的首要因素就是待证事实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必要条件，这种确信是不可能形成的，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以前文所举案例分析：

对于某甲销售假药这个待证事实来说，如果缺乏证明药是假药，以及药是某甲药店的这两个事实的证据，某甲销售假药的事实就不可能成立。具体来说，如果没有药品检验报告（药是假的）和现场检查笔录、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药是某甲药店的）这几个证据，某甲销售假药的事实就不可能成立。所以药品检验报告、现场检查笔录、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就是证明某甲销售假药的主要证据。

（二）主要证据基本充足、主要证据充足、已有主要证据

《行政诉讼法》提出的“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证明标准如何作更明确的界定，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呢?

本文认为，首先应当按照处罚对相对人权益影响大小分不同情况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三种适用不同程序的案件分类进行分别讨论，这样做，有利于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同的事实认定程序相适应。因此，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应当有三个。

其次，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本身应当包含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规则，否则又会给行政机关带来新的困惑。而这个规则，应当体现为主要证据——推定事实——反证——排除反证的过程。

现按照上述思路分析如下：

1、对于不适用听证程序、简易程序的案件来说，“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应当界定为主要证据基本充足。

主要证据基本充足是指：对一个待证事实来说，行政机关只要掌握了主要证据，该待证事实就推定存在；当相对人不能提出反证或者提出的反证不足以否定上述推定存在的待证事实的可能性时，行政机关就可以认定该待证事实。

2、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来说，“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应当界定为主要证据充足。

主要证据充足是指：对一个待证事实来说，行政机关掌握了主要证据，相对人如果提出反证，行政机关就应当对反证支持的新的待证事实进行调查，如果依本行业知识判断，新的待证事实存在的盖然性较高，而行政机关的上述调查不足以否定新的待证事实时，行政机关不能认定待证事实；如果依本行业知识判断，新的待证事实存在的盖然性较低，而行政机关的上述调查证明新的待定事实有不存在的可能时，行政机关就可以认定该待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