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征求意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征求意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2001年4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共二十一条,（其中第十三条）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共八十三条，（其中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规定了因用人单位作出不利于劳动者的决定而发生争议的劳动诉讼,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要求如下：（略）

篇2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基金 非信托契约私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特点及当前问题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从事证券投资的投资基金。相对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私募基金强调绝对收益。私募基金通过分配基金收益获取收入。通俗地说，私募基金必须为客户挣到钱自己才能分到钱。而公募基金不参与分配基金收益，而是按照基金规模比例提取管理费以获得收入。公募基金更重视收益相对排名，排名高则会有更多的投资人选择该基金产品，而基金产品规模增大会导致收入增加。

二是基金管理人必须购买一定比例基金份额，保证与投资人利益一致。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持有基金份额，可以赢得投资人信任，有利于募资过程的完成，公募基金经理人一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压力。但由于基金中在没有直接利益，有时会出现公募基金经理人利用基金资金高位替他人接盘，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从而严重损害公众投资人的利益。

三是私募基金投资选择更自由，投资决策更快，操作更灵活。公募基金对投资股票的仓位、单一股票的投资比例都有严格的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则不受限制。公募基金决策程序比较复杂，一次投资往往要经过研究部门、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部门、投资总监等多个环节。私募基金的投资决策速度快，因此更容易把握市场机遇。此外，阳光私募基金规模不大，通常是几千万至一个亿，相对于公募基金动则百亿的规模，私募基金更有利于资金进出，建仓成本低，操作也更灵活。

合法性问题是当前私募基金最大的发展困境。目前我国已出台的《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法律，都没能给予私募基金明确的合法身份。《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专门针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制定的相关法规也在2004年正式颁布时被全部删除。对此，阳光私募曾采用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的形式，保证私募基金合法性。但是，2009年下半年我国暂停了信托的证券开户，阳光私募基金的产品发行就严重受限。与阳光私募相比，一些松散的私募行为更是处在法律空白地带，投资者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可以说，合法性缺失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大与健康发展，也会导致监管困难等次生问题。比如，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既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和监管标准，也没有权威的行业自律组织。

《证券投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趋势探析

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于2003年10月出台，并于2004年6月1日起实施。它仅仅是一部“公募基金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并没有被纳入到这一监管体系中。2009年3月，修法正式启动；2011年2月，《证券投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出台，其对现行《基金法》作出了不少重大改革，具体表现在：

《征求意见稿》给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地位。《征求意见稿》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运用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较《基金法》所添加的“非公开募集资金”即为私募所涉及的范围。除第二条外，《征求意见稿》还单独开辟了第十章为非公募基金作出专门规定。

《征求意见稿》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界定法律适用范围并为私募单独开辟章节，意味着之前并不受《基金法》监管的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风险投资基金（VC）、券商集合理财计划、信托投连险等，均被纳入监管体系。这样一来，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监管权将大部分集中于证监会，证监会成为私募基金的监管主体。其意义在于，统一监管范围和确立合法性均有利于规范行业行为，避免金融风险发生，而统一监管标准也将促进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在同一平台下相互竞争、协调发展。

《征求意见稿》通过拓展“证券”内涵，扩大了未来投资范围。2003年版的《基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基金财产仅能投资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此条规定在《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二条中规定：“前款所称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投资品种”。此条修改，将基金投资范围扩展到“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及其他品种”。需要注意的是，《基金法》中“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被改为“投资品种”，去掉了“证券”两字，表明《征求意见稿》为其他基金投资品种留存了空间。这既为公募基金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也符合私募基金更加灵活的特性。

《征求意见稿》丰富了基金的法律组织形式。《基金法》第五条规定，“基金运作方式可以采用封闭式、开放式或者其他方式”。《征求意见稿》则在第五条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基金合同应当约定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可以采用契约型、公司型、有限合伙型等组织形式。”并在第六条明确了三种组织形式的责任范围。这三种形式为私募基金的独立发行开辟了道路，是私募基金未来可以遵循的路径。具体而言，一旦阳光私募和公募基金拥有同样的监管体系和法律地位，阳光私募就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发行从而避开信托渠道，不再受《信托法》的限制；同样，合伙制私募基金有可能依据《征求意见稿》享受与公募同等的待遇，暂免缴纳个税。即是说，组织形式的确定可以充分提高私募基金的竞争力。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来发展格局分析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细化为以下五种类型：信托契约私募、非信托契约私募、公司型私募、合伙制私募和松散私募。在《征求意见稿》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格局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信托契约私募发展速度将减缓。信托契约私募依照《信托法》进行发行管理，纳入正常金融监管体系，是当前最常见的阳光私募模式。信托契约私募遵循“信托公司+保管银行+私募公司+投资人”的模式，具有规范化、透明化的特点。但是，信托契约私募的关键问题是中介费用过高，降低了私募基金的竞争力。一般情况下，私募从客户处收取的管理费在2%左右，但托管银行、信托平台和渠道方费用就占了1.5%左右，私募只能拿0.5%甚至更少的管理费。此外，信托契约私募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资金托管、基金管理人提成和个人纳税等环节，粗略计算其收益率至少要高于公募基金30%才能取得等量的收益。这种私募模式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下，私募基金很可能绕开信托平台，规避信托平台费用，降低发行费用。

非信托契约私募将快速发展。依据《征求意见稿》，可以直接成立集合理财计划，将托管交给用以保证投资者资金安全的银行，但同时避开信托公司渠道，这意味着私募基金可以获得大约1.5%的管理费作为维持基金运作的保底收入，私募基金管理人也因此不必急切地追求分成收益。这种信托契约私募的替代模式，或可在未来显示其强劲的竞争力。

合伙制私募将日益普及。合伙制私募以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存在，是未来私募基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其在章程中约定分配比例，不完全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这种模式具有门槛低、费用低、投资广、税负低等优势。合伙基金投资标的非常灵活，既可以从事二级市场证券投资，也可以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不作为经济实体纳税，其净收益直接发放给投资者，由投资者作为收入自行纳税，有利于投资人合理避税。

公司型私募更可能成为一种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模式。公司型私募采用公司式组织形式，参与者必须成为股东，按照《公司法》规定运作。在私募基金运营模式中，公司型私募基金模式税负最高，管理最为繁琐。从现行《公司法》和《企业合伙法》的法律框架分析，公司制私募证券投资要面临33%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此外，如果投资者不稳定，股东会出现频繁的变换，法律程序也更繁琐。因此，公司私募更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模式。以公司制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建立私募证券投资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仅可以规避无限连带责任，也方便基金管理人成立多支性质不同的基金。

篇3

带薪年休制度经历了从1991年首次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提出，到1995年劳动法再度作出规定，又到公务员法明确列出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由于可操作性不强，加之缺乏刚性约束，这项制度实质上是“一项仅仅写在纸上的权利”，以至于被人们遗忘。此次国务院法制办专门就带薪年休制度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征求意见，不由得令人心中生出许多期待。

然而，欣喜之余笔者又心生疑虑，谁来保障我们切实享有带薪年休的权利?带薪年休制度会不会成为美丽的烟花?

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不可谓不详细，职工权利的规定不可谓不到位。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职工累计工作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为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为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为15天。法定节假日不计入年休假假期。而且，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带薪年休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国家最终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通过带薪年休制度，也是可以预见的事。

篇4

法院何以给律师立法

刘思达

/art/1049326.htm

近日在业界流传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稿》），其第249－251条关于法庭纪律的规定引起了律师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该《解释稿》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不得将录音、录像、摄影器材、手机等电子设备带入法庭；不得未经许可以包括邮件、微博在内的各种方式报道庭审活动；辩护人、诉讼人如果严重违反法庭秩序，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人的身份出庭参加诉讼。

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法庭秩序，“我的地盘我做主”，看似无可厚非，但问题显而易见。这三个条款的规范对象明显指向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一方面堵死了辩护律师在庭审期间进行音像记录和与外界联系的各种渠道，让方兴未艾的微博直播庭审不再可能；另一方面赋予了法院直接处罚“违纪”律师的权力——禁止以辩护人、诉讼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无疑是砸了以诉讼为业的律师的饭碗。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最高法院为什么用这些条款把矛头直接指向律师？很多律师认为，这一规定与过去一年多以来“闹庭”现象的出现直接相关。

律师“闹庭”现象的频繁出现，究竟是因为律师自身的职业素养不够，还是因为司法过程本身出现了一些令律师们无法忍受的问题？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本应居中裁判，控辩双方依法对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些问题可能来自司法系统内部。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闹庭”问题，用《解释稿》来给律师立法，只会引起律界反弹。

刑辩律师请HOLD住

爱智慧

/art/1054923.htm

最高法的《解释稿》虽然确有越权之嫌，但是这份征求意见稿能获得原文通过的可能性本就难料，退一步说，即使果真该征求意见稿获得通过，对于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而言，后果也远没有达到“司法的倒退”那么严重。

新刑诉法已经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权利进行了较大的扩张和较充分的保障。比如律师在侦查阶段法律地位的明确，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得到确认和保障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律师法的对接，对于辩护律师充分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最高法的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对辩护律师这些方面的权利进行明显的否定或限制。

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执业，应该是律师行为准则中的首要标准。换句话说，如果律师遵守法律的规定，那么最高法的征求意见稿也不能把律师怎么样，相反却会惩戒那些无视法律规定、无理取闹甚至仗势欺人的律师。

篇5

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现有途径流于形式

在过去，公共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都是政府的事情，老百姓只有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公共政策的存在。封闭式的公共政策制定，出台容易，但是执行却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因此其效果也往往大打折扣。最典型的是2008年某部门的“绿坝一花季护航”政策，政府一年花4170万元购买该软件，要求所有的计算机都预装该软件，没想到政策一出台，就遇到多方面的质疑，不得不延缓执行，最终不了了之。“闭门造车”行不通，政府开始尝试“开门造车”，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日益重视民众的参与。比如最近，北京市交通治理拥堵方案出台前，征求市民对治堵方案的意见，共征得有效建议3000余份后，宣布政策生效。公众是否满意了呢?很多人不置可否。但3000多份的有效意见，相较于有着近两千万人口的京城来说，民众的参与实在不能说是充分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府方面来说，交通治堵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前，一直处于行政内部运作，这使得公众难以提前参与。有关交通拥堵的信息，公众有直观的体验，但缺少系统了解，政府掌握的有关交通拥堵的相关信息，缺乏公开的途径，也使得民众难以有效参与；从民众方面来说，过去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少，渠道不畅，缺乏参与的经验，公众参与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但参与的结果很难预料，缺乏积极参与性。当然，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公共政策制定本身，没有真正认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只是形式上需要，所以才匆匆走过场。由于在征求意见时，事先方案不透明，征求意见的时间很短，任民众提出意见后只能看到意见条数，不知道具体结果，因此，在公众看来，征求意见自然是走过场，而走过场的公众参与，自然也别指望它能带来什么效果，更不用说公共政策制定会因此而民主化、科学化。

公共政策制定的另一种形式，是听证会。所谓听证会，就是借鉴司法的经验，召集利益相关方，而且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人各自陈述后可以相互辩论，听证对最后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听证会上的意见，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做出回应。一般来说，中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行政听证中得到的意见和事实，对行政决策没有约束力，因此很容易给人听了也白听的感觉。从法律上来说，国务院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规定：“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据此，如果某个政府机构直接涉及公民切身利益却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未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也未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这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尤其是参与权。如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只是在行政内部决定，然后直接向社会实施，就会失去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其执行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听证会容易形式化。比较普遍的是，价格听证，逢听必涨，逢听必过。参加听证的代表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听证的内容是不重要的，听证后总是绝大多数同意政府的方案。其结果是，听了也白听。据此，很多人认为，如果听证会听了也白听，就不要让公众“被听证”了，听证不仅没有用，反而浪费公共财政，也浪费公众的精力和感情。对政府来说，闭门造车，容易使车一出门就遭到阻力；开门造车，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把听证会当作遮羞布，实际上依然是闭门造车，不仅政策很难得到执行，即使执行了，政府也将付出很大的信用成本，而且政府制定政策过程的本身，也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信任资源的进一步流失，必将影响政府的形象，从而全面影响政府的有效性。

听证会形式化，听了也白听，往往与有些政府部门没有诚意组织听证会有关。不过，听证会也可以是民间发起的，也就是政府应民间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举行听证会。民间发起举行的听证会，很难形式化。最近的例子是某市城市规划局，就“绿地变高楼”事件，应广大市民的要求举行听证会，在提问阶段，官员代表面对市民的提问，招架不住，避而不谈，最后不顾参加听证的市民代表的反对，草草宣布听证会结束。很难形式化的听证会，往往被强力看淡，让其没有效果。这也是听证会作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手段形式化的一种情形。到目前为止，该事件还没有结论，不过可以看到，不成功的听证会，其实政府已经丢分，而参与听证的民众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影响，该项目已经停止执行，未来如何，依然取决于民众如何参与，以及参与的力度如何。

政府要拓宽渠道保障公众有效参与

首先，政府及其部门要真心“开门”，而不是假心假意，半信半疑。政策制定一旦开门决策，就要准备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投入较大的决策成本，这些成本花费都是决策制定所必须的。

其次，座谈会要做到几个方面。政府征求公众的意见，要给与足够的时间；要提前征求公众的意见，不仅要就方案征求意见，而且要就政策议题征求意见，让民众参与到议题的选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来。一旦方案形成，可以准备多个备选方案，让公众讨论和选择。在方案征求意见阶段，也可以继续开放议题。对于征求到的意见，要有专门的整理，对于未采纳的建议，要给予充分的解释。如果依然存在争议，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三，听证会要做到的几个方面。首先，要明确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听证会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什么。如果只是征求意见，则开座谈会就可以。如果要广泛征求意见，则征求意见就可以。举办听证会的任务是：召集利益相关方，使其明悉一旦公共政策实施后，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是否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如果相关利益受法律保护，政策是否需要实施；如果实施，有什么法律依据，或者损害如何得到补偿。其次，要在听证会的程序上下功夫，依据随机选择或者公开选择的规则，适当选择听证代表(主要是利益相关方，也可以选择几名没有利益关系的市民代表和专家代表)。第三，要根据一般听证的要求，要求所有的代表陈述自己的利益，没有利益相关的可以从公共的角度，提出公共的意见。第四，在辩论交锋阶段，可以相互质疑，但要有序。最后，昕证会的记录，要作为决策的依据，如果决策的依据不足，则需要进一步听证，从而让听证会真正发挥作用。

当然，一般来说，行政决策的过程，往往是封闭性的，而且行政一般强调效率，行政有实施的权力，相对于公众来说有很大的优势。其结果是，行政决策一旦开放，往往依然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行政强调效率，要求短期内立即来解决问题，而开门决策，往往耗费时日，所以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有很大的时间上的局限性；行政强调实施的优势，而且很多情况下有强制力，所以，很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方，一旦面临政策强制执行的时候，往往感到非常无力。比如，北京市根据实际情况，快速形成治堵方案，然后提交中央批准，中央原则批准后，交给公众征求意见，快速出台，以求在新年到来之后让拥堵情况快速改善。而一旦政策出台，政府就有强制力来执行，限制车牌，即使有钱买车也得摇号上牌；违章出行，就要面临100元／天的罚款，同天不限次数拍照罚款。这表明，公众有效参与行政决策过程，是有很大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之内，可以很好的参与，但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公众就很难参与，否则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而如果公众继续大规模高强度参与，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政府瘫痪，无法运作。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保障公众有效参与

公众要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靠行政运作，更多的还是需要充分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比如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

篇6

【关键词】 合营安排准则； 比较； 探讨与建议

一、合营安排准则的国际发展历程与我国制定该准则的背景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其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合营安排会计准则出现得较早，而且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以及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再加上近年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会计准则趋向统一，合营安排准则更加严谨和完善，在世界上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我国合营安排准则起步较晚，并且受到政治、法律、经济、市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现在仍然处于一种试探性的摸索阶段，需要实务界、监管部门等在企业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当然也少不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学习和借鉴。

2011年5月13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IFRS 11）“合营安排”正式，它是在原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IAS 31）“在合营企业中的权益”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和完善而形成的。追溯IFRS 11的发展历程，可以关注到以下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04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开展了关于合营企业中权益的合作项目，对原IAS 31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合营企业及共同控制主体的定义；（2）在这些主体中投资者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此后，该项目成为IASB与FASB的一个短期趋同项目，目的在于缩小国际会计准则与美国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2004年7月，IASB决定将合营安排项目列入议程。2007年9月，IASB了一份征求意见稿（ED 9），对IAS 31进行了初步修订，包括：（1）合营安排的定义。合营安排实质上是一种合约安排，它是由两方或多方共同控制相关经济活动，对决策达成一致意见的一项协议。它包括共同控制资产、共同控制经营和合营企业三种类型。（2）在决定合营安排的类型和会计处理时，应遵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ED 9与IAS 31在决定会计处理方法的最重要因素的看法上有显著的区别， IAS 31认为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方法应该以合营企业的法律结构为基础，而ED 9认为决定会计处理方法的最重要因素不应当是协议的法律形式。在2009年5月的会议上，IASB决定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两种类型，以代替原IAS 31和ED 9提出的将其分为共同控制资产、共同控制经营和合营企业三类的思想。2009年6月，IASB规定了共同经营的会计处理方法。2009年12月，IASB对IAS 27和SIC-13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对IAS 28的修正草案。2010年2月，IASB明确了本准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共同控制经营参与方的会计核算要求。2010年5月，IASB对单独财务报表、过渡性规定、披露等事项进行了讨论。2011年2月，IASB完成了IFRS 11主体阶段内容的讨论，于当年5月正式了IFRS 11“合营安排”。相比原先的IAS31，该合营安排准则主要涉及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将合营安排的三分类法（共同控制资产、共同控制经营和合营企业）改为两分类法（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二是要求基于合营安排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来确定某项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企业，不再将是否存在单独主体作为判断的唯一因素；三是要求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统一采用权益法（equity method）核算主体在合营企业中的权益，并取消了原先允许采用的比例合并法（proportionate consolidation）（IAS 31原先将“比例合并法”作为基准方法，将“权益法”作为备选方法，后来根据与美国会计准则趋同的要求，仅允许采用“权 益法”）。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制定单独的合营安排会计准则，相关事宜只是在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准则的应用指南和相关讲解中予以规范。例如，2001年1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完全没有涉及合营安排的定义、分类及其会计处理，只是在长期投资中区分了控制与重大影响，要求分别使用成本法与权益法予以核算。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有了一定进步，明确了合营企业、联营企业适用于本准则，并且在应用指南中含有“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的单独内容，但规定仍较为简单，可操作性较差。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合营安排日益增多，加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合营安排提出了新的会计要求，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持续趋同的原则，财政部在充分借鉴IFRS 11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于2012年11月27日了《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

二、我国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与IFRS 11的比较

我国征求意见稿分为6章23条，包括总则、合营安排的认定和分类、共同经营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合营企业参与方的会计处理、衔接方法和附则等。而IFRS 11除了引言和附录外，准则正文分为目标、范围、合营安排、合营安排参与方的财务报表与单独财务报表5个部分共27段。本文通过表1详列这两项准则的异同。

三、完善我国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通过以上对比，笔者认为，我国本次起草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质量较高，已全面体现了IFRS 11的基本要求，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度较高。但从进一步完善我国该准则征求意见稿的目的出发，本文仍提出以下探讨及建议。

首先，关于合营安排准则的目标和侧重点的探讨。我们发现，IFRS 11与我国征求意见稿有所不同。前者侧重的是为参与合营安排的各方如何编制财务报告提供原则和会计规范，因此区分了参与方具有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以及既不具有共同控制又不具有重大影响三种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况，按照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的顺序分别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对参与方在合营安排中权益的列报问题（列报作为确认的结果自然还涉及确认、计量等会计处理，另将它们的披露交由IFRS 12“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加以规范）。对于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则对合营安排参与方的单独财务报表作出规范（因为没有形成控制，因此只要求采用权益法核算其在合营安排中的权益）。因此，IFRS 11的立项目标和规范重点是相当明确的，准则内容的逻辑性也很强。而我国合营安排准则征求意见稿却是为规范合营安排各参与方对在合营安排中权益的会计处理而制定的，虽然讨论到有关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的确认，但几乎没有涉及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更没有涉及单独财务报表的编制问题，这就与国际准则规范的出发点形成了差异。实际上，进一步考察合营安排国际准则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IFRS 11的前身IAS 31最早是由IASC于1990年12月的，当时的名称是“在合营中权益的财务报告”。IASB接替IASC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后，将IAS 31改名为“合营安排”，虽然名称变了，但其规范的侧重点并没有改变，仍然将重点放在如何对合营安排中的权益进行财务报表列报的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表2更清楚地看到我国征求意见稿与IFRS 11在结构和侧重点方面的区别。

其次，关于完善我国合营安排会计准则结构的探讨。IFRS 11在将合营安排区分为共同经营与合营企业两种类型之后，将其参与方也区分为“共同经营者”（joint operator）与“合营者”（joint venturer），然后再分别探讨“共同经营者”与“合营者”对合营安排中权益的财务报表列报问题，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我国准则的征求意见稿虽然也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与合营企业两类，但却将合营安排的参与方统称为“合营方”，也没有按照这两种“合营方”的顺序分别讨论它们的财务报表列报问题，内容结构不如IFRS 11合理，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最后，关于IFRS 11一些名词定义中文对译的问题。我国会计准则主要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制定，因此就需要对国际准则中使用的一些专用名词作出准确理解并给出恰当的中文对译。在我国合营安排准则征求意见稿中，有几个名词及其定义的使用，笔者认为仍有斟酌的余地。例如，IFRS 11将“合营安排参与方”（party to a joint arrangement）定义为“参与合营安排的主体而无论该主体是否对合营安排具有共同控制”。我国准则没有对“合营安排参与方”作出专门定义，却使用“合营方”同时指代两类对合营安排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者。但在中文含义中，“合营者”与“合营方”很难严格区分，容易引起混淆，从而将“合营方”误解为仅属于合营安排一种类型的“合营者”（笔者还发现，在我国征求意见稿与起草说明中，已经出现了将“合营方”与“合营者”混用的情况）。又如，对“合营安排”，我国准则征求意见稿基本沿用了国际准则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但在同时的“起草说明”中，又将合营安排定义为“由两方或多方共同控制的安排”。将IFRS 11中的“two or more parties”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还是“两方或多方”需要斟酌并统一，笔者认为译成后者比较恰当，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英文表述一般应该是“two or above”。

【参考文献】

[1] IASB.IFRS 11：Joint Arrangements[S].2011.

[2] 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二处.《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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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征求意见稿对于依法治校的重要性及紧迫性、目标和总体要求、学校自主管理等内部制度体系建设、教育行政对于学校的依法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内容全面，用心良苦。公布之后，一些媒体结合公众的关注进行了解读。从公众关注的视角不难看出，公众最关心的还是那些现实针对性强、实施中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必须正视的是，在依法治校这一正确的方向决定之后，公众需要的不是原则的一再重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际步骤。比如说，学校对于老师和学生的处罚权如何界定，是一个很敏感和实际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章程及学校的其他规章制度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符合理性与常识，不得超越法定权限和教育需要增加义务，不得设定罚款，或者其他可能侵犯师生基本权利的处罚事由和惩戒办法。”这就明确地给学校对师生的罚款、处罚事由和惩戒划出一条不得超越的红线，既便于学校内部遵守，也有利于社会监督。

依法治校和现代学校制度的精义之一就是教育的民主化，这也得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稳步推进。比如说，在民主监督这个部分，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学校实施采购校服、订购教辅材料、组织活动、代收费用等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一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择方案，并做出相应说明，提交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这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把家长民主监督的权力具体化了。如果学校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治理教辅过滥过多、学校乱收费、校服争议等顽症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小步快走，应是目前教育改革的策略之一。在多元化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任何一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措施都可能引起不同阶层的不同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干脆裹步不前不足取。正确态度则是抓住各种有利时机，不断推出虽然看似不大，却实实在在的步骤，就能够不断解决公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并为进行更大更艰巨的改革积聚人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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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草案为视角

    变更或者追加被执行人,是指执行程序中,基于法定事由而将被执行人承担的义务转由与之有特定法律关系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的制度。在民事强制执行中,这一制度可以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但由于其貌似违背了当事人参与原则即直接裁定未经审判的第三人承担不利的判决后果,因而在实践中极易引发争议,适用不当也容易造成执行错误,损害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破坏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公信力。正因如此,明确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规则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来看,《民事诉讼法》第2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271-2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76-83条等,共同确定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这些规定存在散乱、重叠以及制度疏漏、规则不妥等问题,已不能适用执行实践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执行程序中追加与变更当事人的问题制定一个系统、详尽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作此努力并已经起草了《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规范意图和整体精神颇值肯定。但该《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规定仍存在着些许缺憾,值得商榷或再加改进。本文拟以其适用的法理基础为视角对《征求意见稿》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类型范围及其妥适性加以评析,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基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变更、追加

    通说认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理论渊源。[1]《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被执行人死亡或合并、分立、撤销以及出现债权转让、债务承担、案外人无偿占有执行标的物等情形下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正是这一法理的具体体现。

    (一)既判力的概念解读

    一般来说,终局判决一旦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的事项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如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再发生争执时,不能对该判决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相抵触的判决。这种为确定的终局判决在内容判断方面的通用力或实质性确定力即为既判力。[2]

    既判力理论源于古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当事人对既判事项的重复争执,维护法的安定性和司法权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当事人不能提出与既判力的判断相反的主张,法院也不能接受当事人提出的违反既判力的主张,也就是说不让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进入后诉审理中,即禁止反覆;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后诉法院必须以产生既判力的判断为前提来作出判决,即禁止矛盾。

    既判力包含着实体内涵和程序内涵。其实体内涵主要体现为,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实际上是对诉讼标的的实体内容(即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所作出的判断(既判力的实质确定力),在发生与此相关的后一诉讼时,法院应以前诉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为基础对相关的后诉作出判决;程序内涵则主要体现为,对于既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再讼或法院不再理,并且,若后诉判决与正确的前诉确定判决相矛盾的,则可适用再审程序。

    (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

    1、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事或对什么事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确定判决中的哪些判断事项具有既判力。此客观范围通常是指判决主文部分,而判决主文系指判决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部分,即判决结论部分。一般来说,既判力只对判决主文中表述的判断事项产生,而所谓判决主文的判断亦即对于诉讼标的之判断。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有严格的界限,仅限于判决正文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而不包括诉讼理由。对于诉讼理由的限定,不是依靠判决的既判力,而是依靠“争点效力”。争点效力理论的最大优点就是既可以保持既判力客观范围仅限于诉讼标的的原则,又能够避免当事人以不同的理由重复诉讼和可能导致的矛盾判决,从而实现一次性纠纷解决的目的。[3]

    2、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对什么主体发生效力。一般来说,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原告和被告。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纠纷有其特定的各方当事人,判决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辩论为基础的,是为了解决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作出的裁断,对纠纷的解决具有相对性,因而只能相对地约束双方当事人,此即既判力的相对性。倘若既判力及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则会侵犯第三人的程序保障权,违背当事人参与的原则。

    (三)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根据既判力的相对性理论,执行当事人原则上亦应当限定在生效判决确定的主体范围内。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既判力的相对性理论并不能解决当事人诉争的问题,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权威性及节约司法资源等因素的考量,在确立了既判力制度的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均通过立法承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可以向第三人扩张。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类型:

    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

    诉讼系属后的继受人是指判决确定后继受为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人,也就是承受原当事人地位的第三人。将既判力扩张至诉讼系属后的继受人的目的在于维持纠纷解决的实效性。例如在民事案件中,原告胜诉后死亡或将债权转让第三人,如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不拘束该继承人或受让人与被告之间的关系,该继承人或受让人势必须与被告再进行一次诉讼才能解决纠纷,这无疑增加了成本,殊无必要。故此,既判力的效力得以向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扩张。通常而言,可分为两种情形:[4]

    (1)一般继受人。一般继受人是指诉讼系属后,因当事人死亡或法人人格消灭而概括继受其权利义务的人。如《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执行当事人死亡、宣告死亡、宣告失踪情形下变更、追加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财产代管人为当事人,申请人合并、分立的情形下变更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的法人、其他组织为申请人等规定,正是属于这一情形。这类继受人,同时继受了诉讼标的及权利义务关系,当然应为既判力的效力所及。

    (2)特定继受人。特定继受人是指受让诉讼标的的人。其继受的原因,或由于法律行为(如买卖或赠与),或由于法律规定(如代位清偿),或由于取得一般的管理处分权(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等。这类继受人的确定主要着眼于权利义务主体对诉讼标的的关系,因为权利义务关系是法律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对于人或物的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脱离诉讼标的而独立存在,故受让诉讼标的的第三人,即使没有承受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也应为既判力的效力所及。

    《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11条第2款关于清算或破产程序情形下的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规定,均系基于一般管理处分权的继受情形而作的规定,其规范精神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既判力扩张的原理,值得肯定。

    《征求意见稿》第15条(债务承担引起的变更、追加)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依法转移给第三人,第三人对转让协议书面认可的,可以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此系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继受,且这类继受人属于单纯受让债务的特定继受人。通说认为,单纯受让债务的特定继受人,因债务根本上附着于债务人之行为,应当为既判力所及。我们赞同这种认识和征求意见稿的主张,但应强调的是:第一,由于债务转让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倘若单纯受让债务的特定继受人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或者履行能力不足,则将实际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都规定了债务转让成立的条件,我国《合同法》第84条也规定:“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可以将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也就是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经债权人同意而“依法”转移给第三人的,该第三人才为既判力所及,此点至关重要。第二,依据《征求意见稿》的该条说明:如果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经债权人同意转移给第三人的,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在各方当事人对债务转移没有争议的情形下,有必要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该第三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我们对此解释精神表示赞同。但应注意的是,如果系依法定条件而发生确定债务的全部转移,则发生的是被执行人的“变更”问题;而如果是部分转移,则发生被执行人的“追加”问题。此点差异,应当加以明确并宜在条文中分别表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歧义。[5]

    关于受让权利标的的特定继受人是否为既判力所及的问题,《征求意见稿》中未予明文规定。通说认为,在诉讼标的是单纯的物权请求权或者是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既判力应当向继受人扩张。如所有权人甲请求承租人乙交还租赁物,乙于诉讼系属后将租赁物转让于第三人丙,则甲获得胜诉判决的既判力应及于第三人丙。在诉讼标的为债权请求权情形下,既判力则不应向继受人扩张。如买受人甲基于买卖合同请求出卖人乙交付房屋,诉讼系属后乙将房屋转让于丙,此时,甲之胜诉判决的既判力则不能扩及于丙。

    值得注意的是,确定判决的既判力虽可扩张于当事人的特定继受人,但如果特定继受人受实体法特别保护(如善意第三人),则不受既判力所及。对此,《征求意见稿》并未明确规定,建议司法解释对此类特定继受人是否可以被追加或变更予以确定,以规范各级人民法院的具体执行措施。

    2.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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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学习教育提高认识

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我委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研究部署第二阶段的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全委干部职工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自查自纠阶段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任务，集中精力，落实措施，确保实效，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机关形象

1、深入基层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强化机关效能建设，广泛听取服务对象对我委是否按照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机关的标准，是否存在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的现象，我委印发了《县工信委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测评表》和《县工信委集中整治干部作风活动征求意见表》各50份，由委领导带队，下企业征求意见，把测评表、征求意见表发送到各服务部门手中，对本委机关形象、依法行政、工作效率、服务质量、队伍综合素质方面作出评议。意见函发放50份，收回50份，从反馈意见看，评议优的占99%。

2、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由于工信委所服务单位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为了既开好服务对象征求意见座谈会，又不耽误私营企业老板工作，在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后，我们将召集服务对象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改为主动上门征求意见。从所征求的意见看，绝大多数企业及企业主们对我委工作满意。通过此项工作的开展，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有强烈的服务理念，有规范的行政行为，有创新的工作机制，有扎实的工作作风，有高尚的敬业精神，有满意的服务质量，增强了全体干部执政为民、求真务实、诚实守信意识，工作机制得到了创新，部门依法行政和廉政建设进一步推进，机关形象得到提升。

3、公开服务承诺

在征求意见座谈会结束后，我委对评议结果及时梳理，并针对服务对象对我委工作的建议制定了服务承诺，在党政网上作了公开承诺，并公布了投诉电话和邮箱，接受服务对象监督。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1、服务意识不够强。表现在实际工作中，不够自觉地把企业对我们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对时间紧、要求高的工作任务，有时会产生畏难情绪，办事效率不够高，为企业服务不够周到。

2、工作作风不够扎实。表现在工作上不够积极主动，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有时工作只求态度，不求质量，上班偶有个别迟到、早退现象。

3、坚持自身学习不够。表现在集中学习能参加，但个人学习缺乏自觉性，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治理论学习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整改措施

1、坚持贯彻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确保政令畅通。群众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大于部门利益，长远利益大于眼前利益；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一切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以企业的发展推动全县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2、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服务意识，结合本委工作实际需要，加强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使得大家掌握相关政策理论和实际工作技能，进一步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3、继续执行好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以岗位责任制来明确工作职责，以承诺制来明确服务要求。重点强化并完善已经建立的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以这三项制度来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工作落实。修订完善其他各项机关日常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

4、强化意识，积极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增强党性观念，加强作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扎实的做好经贸工作，牢固树立强烈的时间观念、效益观念、质量观念，提高办事效率。

5、全力破解制约工业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瓶颈”难题。注重发挥政银企协调作用、降低门槛、提高资信，及时为企业解难题，确保企业正常运行。

6、加强对工业运行的监控工作，督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对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协调服务的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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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构筑接受监督的平台，畅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为了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刑事案件进行监督，确保刑事案件的质量。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特邀陪审员，参与有关案件的审理，使他们充分了解在关案件情况，参与案件的决策。与人大政协联合成立保护成年人合法权益联合会，建立起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社会联动机制，有效地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使青少年犯罪案件下降。为杜绝审判人员吃当事人饭、喝当事人酒现象的发生，要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凡发现干警吃请，一经查证属实，都应该严肃处理。

二是明确监督内容，把自觉接受监督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中，全方位进行。人民法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广泛向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要成立专门的联络督察领导小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及时处理有关意见和建议。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运转程序。实行重大活动向人大报告制度；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制度；院领导亲自督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责令限期完成制度。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原则上，本着“抓重点、保全面、求实效、促公正”的要求进行；在接受监督的目标上，以实现案件公正和高效为根本；在监督对象上，以院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审判员为主，也不排除书记员、后勤服务等人员；在监督内容上，以监督法院是否严格执行法律为主，对具体案件反映的情况均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监督形式上，以法定的监督形式和手段为主，同时采用取座谈会、口头汇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无论队伍管理、干部作用、基础建设，还是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工作，均实施阳光工程，将有关程序、内容全部公开。鼓励并诚恳请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胆使用批评、受理申诉等手段对审判人员违法、失职进行处理、纠正。

三是完善有关措施，确保监督实效。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关提案和意见，安排专人处理。采取调查、院领导重点督办、限期完成等方法，确保贯彻落实。将法院信息、院务通报、总结、文件等材料，及时向人大、政协报送，征求意见和建议。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放征求意见表，对所反馈的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及时作出处理，并向有关部门反馈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要通过自觉接受监督，使全院干警的自律意识、公正与效率意识明显增强，有力促进干警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民法院通过自觉接受监督，还会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群众有冤敢于向法院领导说，有苦愿意向法官诉，相信法院、相信法律的就会明显最多，只有这样才会有效地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

人民法院要始终把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探索依法独立审判与自觉接受监督的新途径，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尊严，真正树立起公正公平司法形象。

一是要构筑接受监督的平台，畅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为了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刑事案件进行监督，确保刑事案件的质量。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特邀陪审员，参与有关案件的审理，使他们充分了解在关案件情况，参与案件的决策。与人大政协联合成立保护成年人合法权益联合会，建立起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社会联动机制，有效地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使青少年犯罪案件下降。为杜绝审判人员吃当事人饭、喝当事人酒现象的发生，要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凡发现干警吃请，一经查证属实，都应该严肃处理。

二是明确监督内容，把自觉接受监督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中，全方位进行。人民法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广泛向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要成立专门的联络督察领导小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及时处理有关意见和建议。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运转程序。实行重大活动向人大报告制度；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制度；院领导亲自督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责令限期完成制度。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原则上，本着“抓重点、保全面、求实效、促公正”的要求进行；在接受监督的目标上，以实现案件公正和高效为根本；在监督对象上，以院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审判员为主，也不排除书记员、后勤服务等人员；在监督内容上，以监督法院是否严格执行法律为主，对具体案件反映的情况均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监督形式上，以法定的监督形式和手段为主，同时采用取座谈会、口头汇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无论队伍管理、干部作用、基础建设，还是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工作，均实施阳光工程，将有关程序、内容全部公开。鼓励并诚恳请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胆使用批评、受理申诉等手段对审判人员违法、失职进行处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