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时间：2023-03-19 09:24:2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异地高考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异地高考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市场化不断深入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阶段性教育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高考制度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集中、更突出、更清晰的反映。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源既有教育内部因素，也有社会管理因素，现行高考制度弊端是内因和主因，现行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是外因和诱因。因此，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既需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其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密切配合。厘清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高考移民、户籍管理、教育部职能等多重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异地高考问题。
1.异地高考是教育问题
一是异地高考和教育公平。同为中国公民，随迁子女因没有当地户籍而不能享有和当地学生同样的高考权利，很多人抱怨，这是严重的教育不公；很多家长抗议，回原籍参加高考既不人道、也不方便，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随迁子女希望拥有更加宽松有利的升学机会和竞争优势。试想，在天津就读的随迁子女拥有北京户籍，他们会锲而不舍地争取在天津参加考试的权利么？恰恰相反，他们更有可能千方百计地保住在北京原籍参加高考的权利。说到底，很多人诉求的是能否成为现行高考制度的特殊利益群体，是以个人能否更多受益为出发点，至于高考制度本身是否公平，并不是多数人的关注重点。在这一点上，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诉求没有本质区别。异地高考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根源是现行高考制度存在教育公平问题。从优质教育资源看，全国各地一本录取率差异很大：2012年排名前两位的北京和上海分别为25.50%、20.51%，而河南和四川只有6.90%、4.71%，北京分别是四川和河南的5.41倍、3.70倍。[1]现行高考制度不公平问题不会随着异地高考问题的化解而自行消解，但现行高考制度不公平问题化解了，异地高考问题则会自行消失。
二是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高考移民指考生尽可能先在基础教育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突击移民到基础教育欠发达地区参加高考，从基础教育发展落差中获得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容易地考进理想高校。从最终目的看，高考移民和异地高考都希望获得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录取机会。从制度基础看，高考移民和异地高考都是招生分省配额制的现行高考制度引发的结果。但是，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有本质区别，前者既在本地接受基础教育也希望在本地参加高考，后者则希望在基础教育发达地区接受基础教育而在基础教育欠发达地区参加高考。高考移民通常不存在因没有当地户籍影响报考问题，而异地高考主要是因没有当地户籍而报考无门。以2012年为例，全国文科一本线得分率第1名广东为78.53%，仅为42.67%，北京和上海分别为66.00%、73.00%，河南和安徽分别为74.27%、76.93%；全国理科一本线得分率第1名广东为78.00%，仅为37.33%，北京和上海分别为63.60%、72.00%，河南和安徽分别为72.00%、72.53%。[2]这一方面反映出各地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能够看出各地高考录取机会的不平等。理论上说，假定高考成绩不变，哪儿能够获得更加有利的高考排名，高考移民就会去哪里。高考移民最理想的目的地为、青海等基础教育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会导致更多高考移民，只需规定三年以上当地高中连续就学年限作为准入条件即可有效堵住高考移民。
2.异地高考是社会管理问题
一是异地高考和户籍管理。异地高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当今中国，人口自由流动不是问题，但个人并不拥有自由迁徙权，因为户口登记尚不能随着人口自由流动而随意变更，这点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不相同。靠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本身是失败的，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非户籍常住人口分别为700万、890万、1，908万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3]部分学者主张，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人口自由迁徙，或者以学籍取代户籍让高考报考资格和户籍管理彻底脱钩，就能从根本上瓦解异地高考问题的制度根基。问题在于，如果不改革现行高考制度，不仅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无法改变，而且很容易导致本地生源因既得利益受损而激烈反击，造成整个社会撕裂。舆情显示，百度帖吧的北京吧和上海吧里本地市民反对异地高考的比例超过95%，上海网友甚至成立反对异地高考签名的专用微博。[4]
二是异地高考和教育部职能。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2012年《意见》下发后，部分网友和学者指责教育部推卸责任，把烫手山芋上达中央下推地方，这显然是惯常思维误导的结果。作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如果教育部自我定位不清，时而像学生家长，时而像学校校长，时而像教育局局长，最终只能承担无限责任。这次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没有突破现有高考制度是遗憾，但教育部自我定位很准确，既体现了对百姓关心的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又没有越俎代庖替地方政府制定具体政策，也尽到协调中央相关部委形成合力的职责。由教育部等四部委起草的2012年《意见》强调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做好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基本原则，给出应对问题的框架性纲领性指导意见，限定地方政策出台具体政策的时间表，很好地区分了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职责权限，这是教育规划纲要出台后教育部带头转变职能的良好开端。
如何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1.解决报考资格问题
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都应该对所有考生开放，变户籍为学籍作为报考资格的依据，充分体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打破当下地域垄断和地方利益依附的格局。换句话说，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高标准是个人是否具备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能力，也就是应该遵循“罗宾斯原则”，而不是出身和经济条件。央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中央，更应该对全国考生开放，减少属地招生份额。省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源自地方，对本地生源有所照顾理所应当，但这个照顾应该体现在学杂费方面，或者属地招生比例方面。这里涉及本地生源如何界定的问题，尤其是完全实现人口自由迁徙之后，需要研究加以确定（国外通常是考生本人或配偶等1代～2代直系亲属在报考前有1年～4年本地居住年限限制）。
2.解决全国统一考试问题
回归全国统一高考，是全国考生享有平等高考权利的重要前提。目前，全国16个省份部分或完全实行分省命题，其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外语等高考科目试卷多是委托或联合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因考试风险增加、考试成绩可比性差、命题成本增高、高考权威性削弱等问题颇受诟病。鉴于2012年全国所有省份全面进入新课改高考，如果转而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必须实现高考从当前知识立意为主向能力立意和评价立意为主的彻底转变，以消除各地高中新教材差异对高考成绩的影响。
3.取消高校招生分省配额制
目前，央属高校招生基本上采用分省配额制，但在如何分配招生指标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和说明。央属高校倾向于将更多招生指标投放到基础教育更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导致地区入学机会差异更加悬殊。省属高校的做法与央属高校相似，只是属地招生份额更大。改革思路是赋予所有高校招生自，由高校参考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及各校自设的面试或加试等其他条件综合录取。同时，国家综合地区、城乡、性别、民族等多种因素出台激励政策，鼓励并引导高校扩大高等教育参与面，招收一定比例老少边穷地区考生，让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得到适当的政策照顾。这样，在招生录取环节施加政策干预，体现国家意志，落实政府责任，取代考试环节的所有限制。
异地高考政策将面临的挑战
2012年《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制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具体政策，2012年年底前出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有人批评这是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过时管理措施。虽不至此，但各地的异地高考具体政策出台和实施必将面临诸多挑战。
1.准入细则出台难、认定难
2012年《意见》从学生、家长和城市三个方面限定准入条件，被指要求过于苛刻，[5]准入细则面临出台难、认定难。
从学生方面看：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是最少争议、最易操作、最好认定的条件，理应成为制定具体政策的核心要件。但是，究竟如何具体限定连续就学年限是很费思量的事情，既要摸清在读非本地户籍学生底数，又要预测开闸后可能涌入本地的非户籍学生数等情况，开口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起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从家长方面看：三个限定条件的认定都存在争议。一是如何认定合法稳定职业。合法职业应该不难界定，但除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相对稳定外，你无法判断是餐馆服务员、建筑工人、商场售货员、个体户，还是外企职员、国企职员、私企老板的职业更加稳定。二是如何认定合法稳定住所。自购商品房或保障房合法稳定不是问题，但租赁住所是否合法稳定就很难说清楚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屋租赁市场有待成熟，房屋租赁管理有待完善。首先，在房屋租赁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租赁方无法单方保证住所稳定，房客搬家更多是被动的，如何界定租住住所稳定标准呢？其次，房屋租赁管理不到位，房管部门无法提供流动人口的基本资料和准确信息。据调查，上海市35%的外来人口居住在房租低于500元的简易房屋，其中大部分为违章建筑。再次，如何设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还没有做到全社会覆盖。据有关规定，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个人不能缴纳。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故意不为临时工办理社会保险，还有大量个体户、钟点工、家庭保姆、保洁员等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保险。据调查，上海市约52%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从维护社会公平角度说，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人员似乎更应该是优惠政策的目标人群。还有，社会保险包括五个险种，是五险必须齐全，还是部分险种即可替代？
从城市方面看：似乎没有必要设置这项准入条件。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之所以能够留下，本身就说明这个城市需要这个群体（行业），所谓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都不构成问题。再者说，异地高考与城市功能、产业结构、资源承载力并没有必然关联，异地高考报考资格不等同于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更不等同于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或生活。人口流动更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驱动，教育因素至多是辅、依附性因素，更何况人口流动还必然受住所等最低生活保障条件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最终流向既是公民合法权利，也是他们综合各种因素理性选择的结果。
2.增加高校招生计划落实难
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应对异地高考问题，必然会对既存利益格局造成冲击。异地高考开闸后，如何保证北京、上海当地考生权益不受影响将是一个难题。2012年《意见》提出，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倘若如此，招生计划增加的依据和标准如何确定？如果以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为基数，以当地考生录取比例为标准，必然加剧全国利益格局的不平衡，引起更大更多质疑。如果不以当地考生录取比例为标准增加招生计划，随迁子女必然不能享有与当地考生平等的高考权利，也会遭遇非议。此外，还会有很多具体操作难题，如新增招生计划在央属高校、省属高校、本地高校、外地高校之间如何分配？招生计划结构比例如何确定？是以一本为主还是高职为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
[2].
[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J].《中国人口年鉴》杂志社出版，2011，（12）：19、319.
[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城市舆情室城市舆情专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舆情http：///ztbd/201209/05/t20120905_578394.shtm.
篇2
关键词：异地高考政策；困境；复杂性；破解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2-0020-04
一、异地高考政策面临的困境
2012年8月，异地高考问题终于破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地具体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此《意见》一经发出，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希望各地方案尽快出台，实现多年夙愿，但当地户籍居民及其子女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随后，各地方政府的反映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异地高考矛盾最为突出的京沪粤三地方案的出台十分谨慎。北京方案提出从2014年起，满足一定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借考高考，但需要回原籍录取：上海要求从2014年起，进城务工人员需要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并达到一定积分的，其子女才可参加当地高考。广东省则是从2016年起，符合一定条件的随迁子女才可以参加高考，并与户籍考生同等录取。京沪粤异地高考方案过高的门槛与随迁子女的期望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实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升学权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陷入了“具体化窘境”，异地高考方案的推进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或难题。这表明，异地高考政策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从复杂理论视角审视影响政策实施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策略破解异地高考政策难题。正如莫兰所说：“复杂性思想本身不直接解决问题。但它构成对于制订解决问题的策略的一种帮助。”
二、异地高考政策陷入困境的复杂性考证
1 异地高考政策目标群体利益关系的非线性
在复杂系统中，非线性关系是最为普遍的。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各子系统或组成要素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催化与被催化、策动与响应、控制与反馈等多元非对等关系。异地高考政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内部所调节的各目标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种种非对称的非线性关系。此次异地高考政策利益的分配主要发生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本地户籍人口子女、“高考移民”之间，这三类利益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复杂多变，确定性的因果对应已不复存在，呈现出复杂的博弈关系。
首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内部两大“阵营”间利益的非线性关系既表现为相互协同，也表现出互相渗透和制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作为异地高考政策所主要惠及的目标群体，无论哪种类型的随迁子女都有获得异地升学平等权利的利益诉求，但异地高考的三大准入条件让很多随迁子女“望洋兴叹”。其中，家长的条件要求“有稳定的工作、住所、收入并交纳各种保险”，且是“城市发展需要的行业群体”，仅这两项硬性指标就基本把进城务工人员中的主体即工作层次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全部排除在外。农民工子女群体与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口子女相比，掌握更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而在资源数量上差异悬殊的行为者将拥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因此，农民工子女群体更为缺乏利益表达和获得的机会及能力。本应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却因三大准入条件的设置而被分割为两个利益群体，也因此造成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群体内部的利益博弈呈现复杂化局面。
其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本地户籍人口子女间的利益冲突更为直接。异地高考政策带来的直接结果将是流入地高中教育资源的共享以及高考机会的平等分配，而这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本地户籍人口子女的升学几率。一方面，流入地高中教育资源是以本地户籍人口为基数进行配置的，因而无法同时满足本地户籍人口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庞大的高中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目前实行的省内竞争、省内划线的高考录取方式，且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本身就不平衡，一些高校尤其重点高校招生的地方化倾向严重，导致不同地区的录取率差异较大，放开异地高考将使本地户籍人口子女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最后。“高考移民”是异地高考政策利益规避的对象群体，“高考移民”的目的是通过在一些录取率较高的城市高考从而获得更大的录取机会。但这一利益群体异地高考的随机性可能影响异地高考政策系统的有序性。异地高考一旦放开，京沪等一些城市必然成为“高考洼地”。因此，异地高考政策所设置的门槛有多高将直接影响“高考移民”对高考地选择的倾向性。面对可能出现的“高考移民”，各地方政府在异地高考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中必然慎之又慎，从而造成异地高考政策推进中的地方决策难题和政策执行滞后。
可见，设置合理的准入条件成为异地高考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准入条件宽松将惠及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但却可能促生“高考移民”。准入条件严格可能避免“高考移民”，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升学权利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则可能降低。因此，“异地升学”政策在准入条件上涉及的多方利益问题使政策本身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2 异地高考政策与环境的交互性
异地高考政策与环境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复杂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开放性即系统要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活动。系统依赖于环境提供的资源、能量。同时也受到环境的抑制和约束。一方面。对于异地高考政策这一系统而言，要依赖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政策资源保障政策地有效执行，如放开异地高考意味着将有更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选择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就需要当地增加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异地高考政策与其他教育政策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与高考、就业、医保等公共福利直接挂钩，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呈现不对等局面。而我国现行的高考录取政策也使得不同户籍学生在高考中面临命题不同、录取指标不同的状况。资源不足条件下的政策间内在冲突必然使得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举步维艰。
另外，异地高考政策系统中各主客体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因而与政策环境的交叉耦合也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异地高考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流入地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流动性较强，教育需求也会随之变化。同时，各地区本地生源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要结合两个升学主体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预测，从而科学合理地配置各级各类教育资源也是各流入地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3 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自组织性
自组织性是指不需要外部指令，而在一定条件下自行产生特定有序结构的过程。此次异地高考政策要求各地方政府依据自身情况制定准入条件，由地方政府发挥自组织性，提高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但同时，自组织性也隐含着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既是各地异地高考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本地户籍人口的代表者和利益维护者。这种决策中既为“主体”也为“对象”的角色转化，使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进呈现出随机性、模糊性、混沌性的复杂化倾向。掌握着充足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或许能够正确理解政策意图，合理平衡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关系，也可能受到自身利益偏好的影响而使政策偏离公共利益和公平准则，为保护本地户籍人口子女利益设置过高门槛。这些都可能随机地发生在异地高考政策进程中，使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充满着不确定性。
三、异地高考政策困境的破解
1 坚持公平价值取向。以学籍条件控制准入
从异地高考政策系统内部来看，不同目标群体在异地高考准人条件上的利益博弈衍生出无限的复杂性，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平衡与协调各利益群体问的关系。设置合理的准人条件成为各地异地高考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此，我们需要正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主张。异地高考政策要对教育利益重新分配，必然涉及原有的利益格局，导致已有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已有的既得利益而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压力。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争取平等升学权利主张也是合理合法的，是不可漠视的。所以，各地方政府需要坚持异地高考政策追求公平的价值取向，有勇气、有魄力打破现存教育利益格局的不合理性。在复杂的利益配置中，只要清晰明确哪些利益是正当的，应该维护的，哪些利益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的，那么所谓的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也就迎刃而解了。
异地高考政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使随迁子女能在流入地获得平等的升学机会。因此，异地高考准人条件的设置应突出对学籍条件的合理要求，弱化家长工作、住所及社保方面的附加条件。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掌握本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实际需求，结合本地户籍人口子女的高考需求及本地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确定学籍年限的要求。以学籍条件为主，可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的农民工子女不因其父母所处的不利地位而享受不到平等的升学机会。在各地方案中，江西异地高考的门槛最低，仅要求随迁子女在该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即可，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社保都未做任何要求。至于京沪粤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较多的地区，也可以考虑以学籍条件为基础，循序渐进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2 同步改革相关政策。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
作为复杂系统的异地高考政策不能自我封闭、自我满足，需要充足的政策资源，以及发挥相关政策间充分有效的协同作用。协同论认为，协同作用之所以成为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在于它促使各子系统之间耦合，产生相干效应。这种相干效应是一种整体效应，它使系统各游离独立的子系统按一定方式在大范围内相互连接、相互促进，从而产生新的质，形成新的结构。为此，在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更要同步改革户籍制度和高考录取政策等相关政策。一方面，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与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福利直接挂钩的，这就直接导致不同户籍人口子女在同一城市所享有的教育权益有所差别。而异地高考政策旨在消除这一利益差别，如果户籍制度没有任何松动，异地高考政策也只能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异地高考政策配套推行，虽不可直接取消户籍制度，但可以逐步淡化户籍所附带的种种公共福利。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高考录取政策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人口子女享受着地方院校招生本地化倾斜的特殊福利，异地高考一旦放开，户籍人口子女在高考及录取中因户籍制度而享有的优势将被打破。因此，要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高考录取政策的同步改革也势在必行，以往的省际内分地区划线招生政策有必要做出调整。总之，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高考录取政策所附带的特殊福利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要与异地高考政策同步改革，从而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最后，中央政府应从宏观统筹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区域间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均衡发展，才是避免“高考移民”的长效策略。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但能从根本上弱化异地高考政策的复杂性，解决京沪粤等地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篇3
报名条件有哪些？
（一）报考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应具备哪些条件？
1.户籍在河北省的中国公民；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含应届生）或具有同等学力；
4.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二）报考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应具备哪些条件？
1.户籍在河北省的中国公民；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含综合高中的职业班、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
4.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其中，旅游专业要求男生身高1.70米以上、女生身高1.60米以上。
（三）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应具备哪些条件？
在河北省就业的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报名，在具备上述相应报名条件（户籍要求除外）的基础上，还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经常居住地（居住证所在市）接受高中段教育，至毕业时具有两年（含）以上连续就学记录（不含高中毕业后复读时间）和学籍；
篇4
他同时表示：“异地高考是有条件的，除了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外，还对家长和孩子有一定条件要求，家长要在当地有工作。涉及很多情况，比较复杂，有些城市可能难度稍微大一些，教育部也为此正在积极协调，鼓励各地尽快推进。”
此前，山东省在全国率先突破高考户籍限制，出台政策，明确从2014年起将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高考。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两会期间，异地高考成为一个热点，引起各方讨论。
异地高考政策久拖不决
2011年3月24日，20名在北京的学生家长向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递交了“学籍与户籍分开，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高考地的建议方案”。这些家长都是外地来京工作多年，孩子当中大部分在北京完成了小学、初中教育，马上面临高考。
2011年10月，他们又向社会公开了民间版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并递交给教育部。这份方案提出，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的标准认定。具体措施是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对于北京、上海等情况较为特殊的区域，方案中也有明确设计：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之后，这些非京籍家长每个月到教育部办提交的公开信，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答复，同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长志愿者自发组织，在地铁口、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社会宣传，争取到接近10万人次的公众签名。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就是他们在调研、征求意见，组织专家学者、家长、媒体记者召开研讨会的基础上拟成的。
不过，这些努力没有带来任何进展。其中，有些孩子已经进入高三，有的与父母分离、回到几乎没有生活过的户口所在地，以社会报名的方式参加当地高考。有的只好选择出国。
一位网名为“网上游”的母亲，孩子在北京一所知名中学读书，成绩在班里排在前几名，是北京市级三好学生。由于没有北京市户口，经过痛苦的考虑，这位母亲无奈地决定让孩子去读一所民办学校，准备将来出国读书。因为小孩从小学就在北京读书，老家的教材与北京不同，孩子回去参加考试也不可能有好成绩。
“教育部曾表示要在2011年年底前出台相关政策，但是一直没有出台，对我们的也没有明确的答复。”一位家长志愿者用“忍无可忍”来形容已经到了承受极限的心情。
异地高考舆论焦点
网络舆论对异地高考话题的议论焦点主要集由在两个领域，具体如下：
第一，教育不公的根源是什么，异地高考能否促进教育公平？
关于教育不公根源的问题，绝大多数网友认为户籍制度是导致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异地高考能够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有效促进教育公平。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有48%的网友认可这一观点，支持实现异地高考。
但是，也有舆论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招生制度的不合理才是教育不公的根源，异地高考无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反而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譬如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催生新的限制标准，当地人的教育权益被削弱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19%的网友认为异地高考无助于教育公平。要想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均衡的分配教育资源，改革现有的招生制度。
第二，何时能够实现异地高考7实现难度如何？
关于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网友力挺异地高考政策，但是对其落地前景却持悲观态度。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异地高考政策能够很快落实的网友寥寥无几，另有23%的网友认为异地高考实现难度很大，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事情，绝非教育部门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近期不会有大的突破。
异地高考惹争议
当教育部对异地高考明确表态以后，一方面是备受折磨的非京籍家长看到一丝曙光，一方面是一些北京户籍家长担心自己孩子的竞争会加剧，有些网上讨论甚至言词激烈。
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高校招生计划指标投放不均，全国各省（区、市）有高考分数“高地”“低地”之分。一些以北京、上海、天津为首的大城市，因为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历年来考生录取率较高。而一些人口较少、录取率较高的西部省份也严防“高考移民”。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担心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出台，会引发很多“投机者”奔赴“低地”，甚至引发新一轮“高考移民”。由此，异地高考放开多大程度，门槛多高成为最集中的两个焦点。
袁贵仁曾经透露，门槛设置应该考量下列因素：流动人口在输入地的居住时间长短、纳税情况以及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教育完整性。
有京籍家长在网上建议允许外地户籍学生在京参加高考的条件为：学生有北京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籍证明；父母必须有10年以上的北京工龄，包括社保和工资纳税证明，不能补缴：住所证明：房产证或者10年以上租房证明（有街道+6人以上本地邻居证明+信件邮戳证明）；独生子女证。
在京籍家长聚集的E度论坛网上有人发问：“什么是父母有‘工作’，谁来界定？连续纳税、固定住房，这些由哪个部门来审核，会不会将来又催生一个办各种手续的黑色链条？”
这些京籍家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是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如果把连续学籍的期限合理拉长，的确会扼制一部分投机行为。关键是要尽快出台政策，否则永远迈不出第一步。
山东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政策规定，凡在山东省高中满三年的非户籍考生均可享受户籍考生待遇。一位曾经参与向教育部递交公开信的家长志愿者认为，因为山东是高考“高分”大省，加上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充足，连续几年高考录取人数递增，可是适龄生源却在减少。因此山东的政策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可能不太适用，但可以把门槛适当提高，要求父母在当地工作、居住的年限拉长到四年、五年，甚至更长。
多个省区尚无异地高考实施时间表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测算，但要提出什么时间完成”，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
各地是否已就此进行调研7进展如何？多个省区教育部门都表示，现在还没有制定异地高考方案，等教育部的政策出台后，再做打算。
“内蒙古现在没有制定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也没有调研，高校招生计划指标在内蒙古投入少，异地高考矛盾在内蒙古不太突出，等教育部的政策出来后，再根据内蒙古的情况制定政策。”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黑龙江、宁夏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制定异地高考方案。
两会期间，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透露，目前江苏不会放开异地高考，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则回应说：“湖北省本身录取分数线高，考生也多。而且省里有特殊情况，临近的河南以前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过来考高职，如果放开异地高考的话，会对本地高考考生造成很大的冲击，湖北省可能在异地高考改革中是最后一家。”
2011年11月14日，青海省教育厅了一份名为《普通高考报名录取条件补充规定（暂行）》的文件，虽然这份文件被视为全国第一份异地高考实施方案，但仍建立在户籍制度上。
海南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南国都市报（微博）》采访时说，海南省考试局将于今年下半年全面展开调研，摸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海南参加高考的需求量，明年的高考报名政策，有可能会对那些随父母跨省份学习的孩子开方便之门。
湖南省虽然现在没有制定异地高考方案，但湖南一直允许外地考生参加高考。湖南教育考试院院长陈最华说：“湖南一直允许学籍在湖南但户籍没在湖南的考生在湘参加考试，没有明文规定，是在教育会议上商定的，湖南一直在实行，湖南高考录取分数线比较高，不存在异地高考这个问题。”
解决异地高考，还需改革思路
就异地高考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来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是不宜于由各省市自己出台方案的。不管是高考指标的划拨，还是户籍的开发，都牵涉到政府、高校、省市的沟通和各地的利益平等。有舆论对袁部长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感到很兴奋，认为各地都可能逐渐采取取消户籍的思路来推进异地高考，可在笔者看来，如果推进异地高考就采取这一思路，并等待各省市出方案，推进的速度将相当缓慢。
山东能制订取消户籍限制的方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本身是高考大省，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山东本省的考生都恨不得外出高考：同时，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基本上有着两大共同点，一是人口流入密集，进城务工人员多，像北京、上海：二是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像北京和上海，高考一本率达到27%左右，而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只有10%左右，有的地方只有4%、5%。
在这些地区，解决异地高考，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部署、要求，而仅靠地方放开户籍限制，难度将很大。众所周知，当地政府和户籍拥有者都担心放开之后，引发人口大量涌入。而近年来，一些地区打击“高考移民”，采取的办法就是户籍加学籍的双证报考要求，也就是说，高考报名限制不是放宽，而是变得更为严格了。按照放宽户籍限制的思路，推进异地高考，其中，最有可能的措施就是在目前的“户籍+学籍”求基础上，放宽为居住证要求，就像上海，目前允许10类非户籍考生报考，这一放宽相对于按户籍报考来说，确有进步，可这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如果办理居住证比较困难，那么按居住证报考，受惠人数将很有限，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只有暂住证，无法办到居住证，其子女还是面临回户籍所在地报考的问题，而这个群体，是进城务工人员中最为庞大的群体。
通过取消户籍限制来实行异地高考的思路，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实行异地高考的关键，其实在于推进高考社会化，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当集中录取制度不存在，高考按户籍报名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而对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放权给高考实行自主招生，主动权完全在教育部手中，可从国家层面启动改革。
其实，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只要坚持推进招考分离，构建“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格局，异地高考并不难实现。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部只需再进一步，就可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
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微观改革，经常被认为与宏观的户籍制度相冲突，也正因为异地高考属于社会系统性改革中的一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有人呼吁要以微观变量促进宏观变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掣肘，高考仍难与户籍剥离开来。一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从学前就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向所在地缴纳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赞助费、借读费，却在高考来临时被打回原籍。且不说此举罔顾了外来工的劳动贡献，单从如今各地高中课改、自主命题的角度而言，在流入地学习、回原籍考试，必定出现的“水土不服”已令这些学生未考先输。
篇5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因地制宜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各地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这意味着，历经舆论的连年呼吁，“异地高考”终于露出曙光，有望从明年起成为现实。
上述消息当然振奋人心。但面对教育部随后给“异地高考”所设置的一系列“准入条件”，则又不免让人爽然若失、索然寡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6日举行新闻会，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两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在谈到“异地高考”时，袁部长答：“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家长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交了各种保险，学生则必须在当地就读若干年。“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交了各种保险”，看似容易，但对于多数外来务工者尤其是农民工来说，恰恰最不容易。估计很多流动人口看到上述诸多限制条件，会有如兜头被泼上一盆冷水：罢罢罢，我们还是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吧！
袁部长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准入条件”最为不可解：“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是不是说，即使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学生也从小学开始就在当地上学，但如果当地政府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你待在这”，就可以拒绝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呢？
当然，教育部之所以要为异地高考设置诸多门槛，目的只有一个：防止“高考移民”。应该说教育部有此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异地高考确实可能为“高考移民”大开方便之门。但问题是，“高考移民”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不是现行高考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不公平，又怎么会有“高考移民”这一中国独有的景观呢？而“异地高考”之所以千呼万唤不出来，其最大阻力也正来自于现行的高考制度。同任何制度改革一样，最大的阻力总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现行高考制度同样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像北京、上海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讨论高考公平，有一点必须厘清，北京、上海是现行高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虽然同样享受政策倾斜，实则只是貌似受益者。偏远落后地区确实应该享受特殊照顾，但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政策倾斜给那里输送更多的人才，而不是让当地学生到发达地区上学然后留在发达地区工作就万事大吉。
专家说得不错，不能把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权交给地方，尤其是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如若把制定政策的权力交给地方，那么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这些地方一定会千方百计，为“异地高考”设置重重障碍不可。但你若以为教育部就特别值得信任，那就错了，听话听音，“异地高考”的具体政策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教育部已经画下底线：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所以“异地高考”具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交给地方，也不能交给教育部，而应该开门立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任凭职能部门闭门造车，那么对于无数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异地高考”不是没有流为“画饼充饥”的可能。
篇6
截至2013年元旦，我国已有27个省市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推进异地高考，应该说，由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随着异地高考方案的公布和实施，各种矛盾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真正考验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地政府的是2013年。在笔者看来，与异地高考成为2012年全年度关注的一个热门教育话题一样，2013年，异地高考还会继续成为全年度的热门话题，而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问题，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多关注。
首先，既已颁布的异地高考方案如何实施，将影响到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走向。据媒体报道，在率先宣布于今年开放异地高考的黑龙江，推进异地高考遭遇阻力，按照黑龙江的政策，只要有3年高中学籍，即可在黑龙江报名高考，可是一些随迁子女却难以在当地高中办出学籍。如此看来，虽然黑龙江设置的异地高考门槛不高，可是，在现实中，教育部门、学校极有可能设置人为的障碍。浙江的异地高考方案，也让随迁人员有担忧，浙江的异地高考方案是与中考联系在一起的，为此，在中考方面是否设置门槛限制，将直接影响到异地高考的开放度。
其次，北京、上海的具体方案会是如何，直接关系到异地高考的全局。一直以来，笔者认为，如果北京、上海、广东的异地高考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可以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北上广是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根据已经公布的方案，北京只是过渡方案，2013年中将出具体方案，上海只是原则方案，具体方案也将在2013年中出台。可以想象，围绕这两地的具体方案，将有持续不断的博弈，今年两会之上，北京、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将会是一大热点。
再次，高考改革方案会否落地，决定高考公平推进程度，也反映我国教育部门推进教改的诚意。教育部在2012年的工作要点中曾明确提到，要研究制订并高考改革方案，可遗憾的是，直到年底，也不见高考改革方案。众所周知，高考改革，是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最重要改革之一，眼下，《教育规划纲要》已经颁布近三年，具体高考改革方案还没有落地，这已经让公众对教改失去信心。
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如果我国切实推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高考改革，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异地高考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根本无需各地自行出台方案。因为按照这一改革，我国的全国性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全国所有考生在任何地方都可报名高考，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也就不存在了。简单地说，要扩大高考公平，必须推进高考改革。
推进异地高考，扩大高考公平如此，我国整体教育公平的推进，也是如此。比如，2012年让人闹心的“营养餐”问题，问题就出在缺乏公众参与监督的基本机制，只有建立这一机制，让家长和社会公众有权参与营养餐供应商的选择、菜单的确定、饭菜质量的监督，才能减少、杜绝营养餐安全问题和短斤缺两问题，这将是2013年营养餐供给重点解决的问题。
再比如，校车安全问题，2012年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但年底的校车事故，让大家对《条例》的作用很是怀疑，原因在于，我国虽有了法规，但并没有解决政府主导问题，购买校车的经费没有落地，一些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还是依靠不合格的校车上下学，超载、超速问题，仍旧没有得到治理，只有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摊机制，保障投入，才能给乡村学校学生安全的求学环境。
篇7
各地方案差别较大
在29个版本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各地一般对考生学籍、在该省区市就读时间、合法稳定住所，父母合法稳定工作、社保证明等条件有所限制。但各地由于现实情况不同，各地方案具体限制条件相差比较大。
黑龙江的异地考生只需满足本省学籍、高中连读3年、有稳定住所3个条件就可报考。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而江西只要求异地考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1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
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对异地高考的限制较严格。
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挂钩，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
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北上广“门槛”太高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给上海方案打了不及格，而给北京打了零分。 “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张千帆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推进异地高考，针对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时间点和路线图。把开放高考的问题放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看，才能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北、上、广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城市化率也居全国最高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地区将来的城市化将怎样发展。如果高考制度比较宽松，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口拥入到这些城市。导致城市超速度发展、病态发展，这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褚宏启说。
改革是治本之策
“如果将自主招生与高考集中录取脱钩，参加联考的学生，以联考成绩申请自主招生，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不就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了吗？”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笔者。
篇8
关键词：教育公平；地区差异；异地高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05-0037-04
一、高考招生地区差异十分明显
前段时间，有多位自河南的考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呼吁社会关注高考户籍歧视和教育公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多年，使得许多高考大省的考生在当地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进入优质高校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一些来自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省市的考生，却可以凭借当地高考招生的先天优势，相对轻松地考入名牌大学，这种趋势近年来甚至有更为严重的倾向。一些高考大省考生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的名校录取率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以北京大学2012年在北京当地和部分高考大省的招生计划为例：
从表1中不难看出，与北京大学的北京考生录取率相比，其它省份被北京大学的录取概率完全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数据显示，北京考生考取北京大学无疑具有其它省份考生无法企及的地缘优势。一位北京考生考取北京大学的概率约为河南考生的62.77倍，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位河南考生会产生送北京大学一块“北京人大学”牌匾的想法了。不过，河南还不是考取北京大学竞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安徽考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概率仅为北京考生的约百分之一！每万名安徽考生中仅有不到一人会被北大录取，真正实现了“万里挑一”！即使其它录取率相对高一些的省份，每万名考生中被北大录取的概率也不会超过两人。但是，这种招生政策中的不公平现象绝不仅仅只出现在北京大学一所高校，从表2中可以看出，另一所名校复旦大学在招生计划中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倾向性。从这两所高校所在地考生被其录取的比例与其它部分省份考生录取比例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当地考生考取两所高校的概率基本上都是其它一些高考大省考生的40～100倍，两所高校在外省招生的比例基本上维持在每万名考生录取不超过2人的水平。可以说，其它省市的高考考生在这场并不公平的高考竞争中，其实从一开始已经被名校所在地考生远远甩在了身后。
就地域而言，由于当地政府对所在地高校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大量投入，进行校园软硬件设施等各方面的建设，从而在招生政策上适当向本地考生有所倾斜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从上面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地域性的倾斜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公正合理的范围。
虽然近年来一些名牌高校也增加了在外省招生的指标，录取过程中也会在生源优秀的省份适当增加当年的录取名额，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高校日益本地化的趋势，不少名牌高校俨然成了各自所在省市的“自留地”，本地学生在这些高校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例。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于名校招生地域性歧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
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造成高考招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其实，关于高考招生计划中的地域性歧视并非只存在于名校中，大部分高校在其所在地投放的招生名额都远高于其它省份，只是由于名气不如一些名牌大学，而较少得到公众的关注。造成高考招生过程中这一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校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仍以上面列举的几个省份目前拥有的211高校数量及其2012年在各自省内的招生计划为例：
从表3中不难发现，拥有较多优质高校省份的考生考上本省211高校的概率通常都是一些高等教育欠发达省份考生的数倍，甚至是数十倍。这些省份往往更容易实现考生在省（市）内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对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高考考生队伍的河南省来说，在目前尚无985高校、211高校也仅有郑州大学一所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考生主要就读当地优质高校，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存在的高考录取情况地区差异明显的根本性原因，还是在于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上的地区不平衡。对于每年高考报名人数不足10万的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发达省市而言，由于汇集了全国大多数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考生自然可以凭借本地区在高等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地位获取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和挑选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而对于像河南这样考生人数众多、但本地高等教育尚欠发达，不能完全满足当地考生需求，并且外省高水平高校在其招生计划又十分有限的省份，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高考大省应当加快推进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总理在谈到2012年的主要任务时曾强调：“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若想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这种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合理统筹全国的教育资源，在发展政策方面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进行一定的倾斜，使得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能够加快发展步伐，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满足当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占GDP4%的背景下，一些高等教育欠发达的高考大省应当抓住这一教育发展的有利契机，加大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的投入，将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资金用在解决高等教育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切实推动当地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
四、异地高考政策顺应时代要求，需综合考虑、逐步推进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教育的发展绝不是一项立竿见影、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显成效的工作。在逐步向教育公平化和均衡化发展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还需要针对现实存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内地省份涌入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寻找工作和发展的机会，目前已经成为了这些城市发展不可缺少也不能忽视的一个群体。但是，由于固有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壁垒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尚未取得生活和居住城市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迁入城市接受过若干年的基础教育后，仍需回到户籍所在地的省份参加高考，不得不与当地考生激烈地竞争十分有限的名校录取机会，这从感情和合理性方面都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针对这种在高考招生中一直存在的地域性歧视现象，表达了期盼早日改变教育不公平现状的强烈愿望。
随着中国教育公平化进程的推进，一些教育发达省份如上海，率先针对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上海户籍人员的子女开放了在上海参加高考的大门，但这一政策涉及的大多数是高端人才，能够覆盖范围毕竟非常有限。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门起草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规定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解决办法，提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和准入条件，将会惠及更多人群的“异地高考”政策已经明确摆上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目前，山东省的异地高考方案已经出台，各地的异地高考也将陆续公布。公众盼望已久的“异地高考”终于浮出了水面。
然而，正如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异地高考也存在两面性。它在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升学机会的同时，势必会影响到流入地居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最近一项网站统计的数据表明，46%的网民表示支持异地高考，29%的人表示反对，另外有26%则持中立的态度。但是，对于在目前高考录取中占有相对优势地位，同时也是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居民，则有95%的人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大量外来考生涌入北京和上海，不仅会挤占本地考生的高考录取名额，而且将占用高中资源，影响当地的教育质量。由此可见这项工作开展的阻力之大。
由于目前高考录取地区性差异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涉及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异地高考方案绝不可能实行简单的一刀切，而应当是一个综合考虑、逐步推进的过程。目前异地高考方案中的主流方式是根据学生的学籍、学生家长工作和纳税情况设立一定的准入门槛。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考虑到拥有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地区的教育资源现状和城市的承受能力。设想倘若完全放开异地高考，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必然导致大量人口涌向优质教育集中的区域，占用这些地区大量的教育资源，严重影响到当地教育质量，特别是高中教育的质量以及本地考生正常的升学，由此必然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异地高考设立的准入门槛过高，那么这项政策仅仅只能对极少部分高端人才的子女适用，而将占外来人员主流且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人员拒之门外，那么这项政策的社会意义也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异地高考工作需要同时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在不影响到本地考生升学机会的前提下，设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准入门槛，在城市承受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为更多的非户籍人员子女提供能够在当地参加高考的便利，并根据此项工作的开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能够让更多的人群受惠。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高考及其配套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测试与高考自主招生相结合的考试招生体系，完善该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保证高校招生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性，有效遏制其中的腐败现象，这样才能使得考生无论在何地进行高考，都可以获得平等的被评价权，通过自身的能力而不是地域性的先天优势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又是一个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总理在谈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话题时曾表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是教育，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国将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尽管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还会面对许多的困难和问题，而且它也不能解决教育公平的所有问题。对于高考招生政策的改进，这只是前进了一小步，但中国的教育事业却因此向着公平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相信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国的教育必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朝着更加优质均衡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马有.“教育公平及其实现策略”[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
篇9
杜玉波说，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此话一出，即刻遭到了网友们的反对和质疑——异地高考改革，京沪考生的权益咋就碰不得？不碰京沪考生利益，异地高考改革还能有什么作为？
在我看来，异地高考改革，如果不碰京沪考生的权益，那必然会损害其他省考生的利益，这对绝大多数省考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异地高考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先拿京沪两地“开刀”。因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在北京、上海，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异地高考改革，如果不碰京沪考生权益，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样的改革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众所周知，北京、上海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就拿教育部部属高校来说，全国共有44所，仅北京一市就有8所（北大、清华、中国人大、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占全国的18.18%。上海也有7所（复旦、同济等大学）。而浙江、四川、甘肃等省，每省都仅有一所部属高校，还有的省市连一所都没有。部属高校分布严重不均，对于中西部的考生来说，显然极不公平。
篇10
“5年之内应该可以在绝大多数省市推行（异地高考），不会有什么阻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颇感乐观。
即将度过49岁生日的张千帆，身形清瘦，鬓发中已现灰白。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持续关注和推动，为他招来许多非议甚至谩骂。他对此并不介意。提到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现在异地高考之所以能够松动，原动力是这些家长。我只是帮他们梳理政策，提些建议。如果他们自己不努力，政府也许永远意识不到这是一个问题。”
张千帆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即是京籍考生中的一员。按照他的预计，7年后儿子参加高考之日，正是异地高考政策彻底放开之时。“从他高考的角度讲，可能会增加一些难度，增加一些竞争。”张千帆微笑着说，“但是我觉得并不可怕，大不了去别的地方读书，天塌不下来的。”
受歧视的歧视者
胡杨（化名）是一名初三年级非京籍学生家长，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一家三口已在北京生活9年。成绩优异的女儿，从小学一年级起便在北京读书，除了户籍地外，她和学校里的北京孩子没有任何不同。在自己和其他非京籍家长的努力下，女儿虽然参加了北京小升初电脑派位，但想想马上来临的中考、四年后的高考，胡杨一家人依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2011年5月，胡杨在一次推动随迁子女异地中高考研讨会上认识了张千帆，从那时起，她便和几名非京籍家长一起，经常邀请张千帆参加研讨会，还不时跑到北大向他咨询法律意见。在胡杨的印象中，只要家长们需要，“张老师马上就会出来帮助我们。”而每次得知家长们要到教育部请愿，张千帆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到场后一定不要激动，要保持秩序，不能混乱；不要阻碍交通、不要影响机关的正常办公；要合理合法地争取权利
与习惯通过媒体、网络发声，推动社会改革的学者不同，张千帆常常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2012年10月8日，张千帆与其他30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教育部门递交《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下称“方案”）。在张千帆的协调下，方案由一名家长代表和一名学者代表共同提交教育部。
方案中的随迁子女认定标准是，一般省市至高中毕业有三年连续就学记录，京沪等特殊省市至高中毕业有四年连续就学记录。为保证考生确是随迁子女而非高考移民，方案中明确了对考生父母的资格认定应与考生就学年限基本接轨，并以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为准。
这个简单的认定标准，不涉及任何经济指标。“随迁子女只是被动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城市生活，纳税多少、是否有房有车，他们根本无力决定。”张千帆解释说，“所以不应该在随迁子女中划分三六九等，尤其不应该根据家庭条件认定。”
事实上，任何认定标准都会起到分化作用。因为每个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又都希望被标准囊括进去。在京沪等地教育、公共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有些家庭甚至希望将别人排除在标准之外。张千帆并不否认非京籍考生间的这种内在竞争，这也使他感慨这个群体联合起来的不易，“他们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同时，也在推动社会公平。这并不矛盾。”
与此同时，由于择校现象的出现，被异地高考触痛的既得利益群体――北、上、广等本地人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在对教育资源的占有方面就已呈现出严重的不公平。2011年8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指出，在集中了最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推优、特长、占坑、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择校比例已经超过电脑派位和就近入学。然而，在择校中处于弱势的京籍家庭恰恰是最排斥异地高考的人群。“也就是说，那些坚持要歧视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受歧视者。”张千帆觉得这个现象值得玩味，同时也很可悲。
打破沙锅问到底
为此，张千帆提出过一个高考方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原则上进行统一考试，以相同的分数标准公平录取各地考生。但对10个边远、欠发达的省或自治区，实行全国平均比例的同等录取，比如，北大在全国的招生录取比例不到万分之五，、新疆等自治区的区内录取比例也为近万分之五。
这个设想不仅可以终结京沪等地的高考特权，落实教育资源贫瘠地区的平等受教育权，还能从源头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如果山东考生到北京是按照同样的标准考试、录取，为什么还要移民去北京呢？”张千帆说。
这种构想类似于美国的“平权法案”。
20世纪中叶起，为扶持历史上一直受到歧视和压制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美国在教育、就业、工程承包、医疗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特殊优待。几十年来，“平权法案”对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居功至伟，但同时造成了对强势群体的逆向歧视。
对于上述构想实施后，可能在高校招考中造成的逆向歧视，张千帆并不担心，“之所以给他们特殊照顾，是希望国家教育实现均衡化以后能够取消这些照顾。原则上讲，这种照顾是有条件、有期限的，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长久是希望达到一种不需要照顾的状态。”这才是张千帆眼中终极的公平。
与一些法学家侃侃而谈时声情并茂不同，张千帆的表达富于逻辑、遣词质朴、不带情绪。这位曾在美国卡内基一梅隆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的宪法学者，将自己治学、行事的独特风格归因于理工科背景。“物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问到不能问了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同样不能满足于现象，而是要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挖掘出来。”张千帆说。
张千帆的思索并未止于高校招生歧视，他认为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行政垄断。它直接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共享，并在客观上造成中、小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应试教育体系。他毫不讳言自己供职的北京大学“是被教育部扶植起来的龙头老大”，在他看来，只有打破行政壁垒、自由办学，才能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