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舞弊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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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资产按其流动性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是医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医院资产总额中占绝对比重，是医院开展医疗、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反映医院综合经济实力、物质技术力量和医疗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加强医院固定资产的管理与核算,对于促进医院固定资产管理规范化，保障医院医疗、科研、教学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医院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使医院国有资产更好地服务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新旧医院财务、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管理与核算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新旧医院财务制度下固定资产管理的对比

（一）固定资产的概念、分类及计价的对比

1、固定资产的概念

新制度下，医院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在1000元及以上（其中：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1500元及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大批同类物资，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旧制度下，固定资产，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医院为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购置和建设上述各种房屋设备、仪器的投资，形成固定基金，而固定基金的实物形态则是固定资产。

由于新制度下固定资产价值标准提高，旧制度中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实物资产，将有一部分要按照新制度转为低值易耗品。

2、固定资产的分类

新制度下，医院固定资产分为四类：房屋及建筑物、专业设备、一般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医院的图书参照固定资产进行管理，不计提折旧。

旧制度下，医院的固定资产按照其自然属性，结合经济用途和使用情况，共分五大类：房屋及建筑物、专业设备、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

3、固定资产的计价

旧制度下，医院固定资产的计价采用以下两种标准：（1）原始价值（又称历史成本、固定资产原值）；（2）重置完全价值（又称现时成本重置价值）。而新制度下，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从而使医院的收入与费用配比更合理，医院经营成果的核算更真实。

（二）固定资产管理的对比

旧制度下，医院固定资产按其账面价值的一定比率计算提取修购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大型修缮。具体比率由医院根据固定资产原值和使用年限核定，且一经确定，除有特殊情况外不得随意变动。

新制度下，医院原则上应根据固定资产性质，在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医院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预计净残值。这样，“累计折旧”科目和“固定资产”科目相抵后就是医院固定资产的净值，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医院的财务状况。

（三）固定资产处置的对比

旧制度下，医院固定资产的清理报废和转让，一般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核销，其变价净收入转入修购基金。其弊端是医院固定资产处置随意，报废固定资产清理不及时，造成账实严重不符。

新制度下，医院出售、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或无偿调出、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时，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处理。从而保证了医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新旧医院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核算的对比

（一）新旧制度衔接有关固定资产的核算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医院固定资产的原价。由于固定资产价值标准的提高，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实物资产，将有一部分要按照新制度要求转为低值易耗品。在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过程，应根据新的固定资产目录，结合固定资产清理状态，对原账“固定资产”科目分别做以下会计核算：

1、达不到新制度下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应借记新账“库存物资”科目，贷记原账“固定资产”科目，同时，借记原账“固定基金”科目，贷记新账“事业基金”科目； 对已领用出库的，还应同时借记新账“事业基金”科目，贷记新账“库存物资”科目。

2、符合新制度下固定资产确认标准，因出售、报废、毁损等原因已转入清理但尚未从原账核销的，应借记新账“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原账“固定资产”科目，同时借记原账“固定基金”科目，贷记新账“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3、符合新制度下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且未转入清理的，应将相应余额直接转入新账中“固定资产”科目。

（二）新旧制度下固定资产核算的对比

新医院会计制度取消了“修购基金”、“固定基金”科目，增加了“累计折旧”、“固定资产清理”、“待冲基金”科目。为了核算、反映和监督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医院固定资产的原价。同时，医院应对除图书外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在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内系统地分摊固定资产的成本。现就新旧制度下固定资产的核算对比如下：

1、固定资产取得的核算

旧制度下，医院购入固定资产，应根据资金的不同来源，分别借记“医疗支出”、“药品支出”、“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固定基金一般应与医院固定资产账面原值相等。

由于旧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列支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医院发生大量的资本性支出，从修购基金和事业基金中列支，有的医院从医疗支出或药品支出中直接列支，即直接列入当期成本。提取修购基金时，借记“医疗支出”、“药品支出”等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这种核算方法，必然造成支出的加大，是成本的一种虚增。这样，医院当期甚至当年的收支结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医院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医院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项目只反映原值，不能反映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提取的修购基金，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和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失真。

新制度下，为了将医院使用财政补助、科教项目收入和自有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区别开来核算，新设置了“待冲基金”科目。医院使用自有资金购入固定资产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使用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金购入固定资产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待冲基金”科目；同时，借记“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教项目支出”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按月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时，按照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金形成的金额部分，借记“待冲基金”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按照自有资金形成的金额部分，借记“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及其辅助活动用固定资产）、“管理费用”（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用固定资产）、“其他支出”（经营出租用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2、固定资产处置的核算

医院固定资产处置，主要包括出售、报废、毁损、对外投资、调出和捐赠等。医院发生上述业务，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核算。下面仅对新旧医院会计制度下

固定资产出售、报废、毁损的核算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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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财务报告 会计信息 披露

一、财务报告舞弊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

国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定义。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将财务报告舞弊定义为：“有意地、故意地错报或漏报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误导性会计数据，以及提供在与其他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疫病考虑时，可能导致阅读者改变或者调整其判断和决定的会计数据。”

国内财务报告舞弊的定义。我国2001年7月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中对“舞弊的定义是指导致会计报表产生不实反映的故意行为。它主要包括：伪造、变造记录或凭证；侵占资产；隐瞒或删除交易或事项；记录虚假的交易或事项；蓄意使用不当的考会计政策。财务报告舞弊包括了除侵占资产意外的其他行为（挪用或侵占资产是不同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另一种舞弊行为）。

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真实性存在的常见问题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真实性存在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但是总的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资产问题、负债问题、收入问题、费用问题等等，下面就各个问题的典型进行集中深入阐释：

（一）资产问题

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亏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利用存货不同的计价方法可以起到调高利润或者资产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上市公司在本年度经营情况不乐观的情况下也许会选择存货估值来影响财务报告。比如说，将期末存货估值估得较高，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是资产价值偏高以及成本偏低从而使得利润偏高。除了存货计价方法与估值以外，存货本身也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存货往往需要定期盘存，这时一些上市公司可能为了舞弊财务报告随意更改存货数量，有的甚至将合格产品报废，或者在虚增销售的同时虚转成本给人存货减少的假象。由于存货占有流动资产的绝大部分，并且差异较大，计价方式复杂、繁多，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这些为审计带来的不便进行舞弊。

应收项目的产生往往涉及赊销，赊销是指商品的让渡和价值实现从时间上分离。同时，赊销也经常作为上市公司扩大销售的手段，因为赊销可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正因为赊销牵涉收入的确认，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粉饰财务报告一面夸大收入的确认一面虚增应收项目以达到利润虚增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虚构商业性用的行为。应收账款还涉及坏账准备的计提，一些公司本期多提或少提坏账准备使得本期利润虚低或者虚高。除此之外，应收账款还有其他方式被一些上市公司用来粉饰财务报告，比如利用应收账款科目来转移部分资金、将本来可以回收的资金作为坏账从而挤出帐外资金，有的甚至将已确认的坏账私自收回来谋取利益等等。

（二）负债问题

负债问题主要是应付账款以及其他应付款的问题。应付账款主要用于企业正常经营中购买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以及劳务供应。这也为上市公司舞弊财务报告提供了契机。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原材料先到并且入库，然后跟随原材料的发票并未及时开出，此时根据会计准则应当确认负债，但是上市公司为了舞弊财务报告就会选择推迟应付账款的确认。此外，其他应付款科目也可以被用于财务报告舞弊，比如说将本应该计入销售成本费用的部分计入其他应付款来隐藏部分成本；将一些民间融资也计入其他应付款从而使得负债的期限无法准确区分，影响投资者的判断，也骗取了他人的信用。

（三）收入问题

一些会计人员错误的安端或者是有意地舞弊，提前或者延后确认收入。这种情况大概分为以下几类：已经发出的商品或者委托上市公司代销的商品在发出或者代销成立时就确认收入；商品或者服务尚未售出就确认收入；客户对销售的货品持有退货、取消或者延后的选择权时提前确认收入。收入的延后确认大多数是为了平缓利润避免出现期间利润相比差距较大的局面。

再有就是快到会计期间末时，将固定资产或者库存商品等售出再在下一期间将商品买回从而增加本期利润，或者是下一期间将货物租回继续使用。再有类似的就是将委托加工的货物发出然后再收回，或是向子公司等类似的附属机构出售产品并将此确认为收入等等。

（四）费用问题

会计估计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固定资产折旧、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等等。上市公司为了操控利润往往从这些方面入手。按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残值不能轻易更改，如果更改需要及时全面地披露。但是一些上市公司会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是增加净残值来虚增利润。例如，2009年，吉电股份讲发电及供热设备的使用年限从12年改到了20年，同时，将净残值率的范围提升了2个百分点。就此一决策，使得2009年吉电股份的折旧费用减少了7721万元。这种手法常见于固定资产较多的大型上市公司。可见，小小的一点改动对利润可以起到猛增的作用。

此外，除了固定资产折旧的估计，资产减值准备也常常被上市公司操控用来调节利润。根据规定，上市公司每年终了应全面检查资产并计提减值准备。若此时公司经营成果并不理想，通过少提甚至不提资产减值准备从而减少费用可以减少当期亏损。比如：美国APEX公司长期经营不善，使得自身的贷款难以偿还。而四川长虹正是众多债权人之一，对APEX的收款早在03年之前就得知很难收回，但是长虹公司并没有合理的估计损失并计提减值，从而导致2004年出现巨额计提以及巨额亏损。

综上，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问题屡现不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真实性以及财务报告的可信性有待提高，应当从公司治理、法律治理、人员素质等方面改善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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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务舞弊； 高管声誉； 股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46-04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资本市场规模也居全球前列，然而，转型经济下快速变革的规制环境以及亟待改善的公司治理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为公司实施财务舞弊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Baucus and Near，1991）。上市公司高管在财务舞弊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财务舞弊的责任人，无论是否直接参与财务舞弊，声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Karpoff et al.，2008）。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经理人市场，可以增加高管财务舞弊的机会成本，有助于在制度上对财务舞弊进行约束与预防。然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大量国家控股企业，高管多为脱离于经理人市场之外的特殊管理群体，一般由政府任命，由行政组织决定晋升和调动，企业自身通常不具有更换高管的权力。这种政治关联会降低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和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Fan et al.，2007），可能导致国有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事件影响的程度有别于其他非国有企业。

当前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公司治理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涉及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诸多方面（梁杰等，2004；杨清香等，2009），而有关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探讨高管声誉与公司业绩的关系（Firth et al.，2006；龚玉池，2001；丁友刚等，2011），仅有袁春生等（2008）从市场竞争视角入手考察了在经理人市场不完备情况下经理人声誉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处于高度变革转型经济以及上市公司大量国有控股的特殊制度背景，选取深沪两市2001―2010年间因财务舞弊受到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124家上市公司及其配对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财务舞弊事件对不同股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我国财务舞弊行为和高管声誉相关领域研究，对推进国有企业内部治理和高管选聘体质改革，充分发挥声誉激励和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处于新兴市场的转型经济环境，公司治理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为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创造了条件。Shleifer and 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同时具有“激励协同效应”和“堑壕防御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多为国家控股，股权集中更多表现为堑壕防御而非激励协同效应，原因在于：首先，国有企业的高管大多由政府指派，高管与控股股东彼此并不独立，极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合谋损害外部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国有企业高管职位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职位升迁受人市场声誉影响较小，更多取决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而且薪酬对绩效的敏感性很低，从而导致他们缺乏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激励。其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有企业控股股东通过持有非流通股拥有上市公司控制股权，自身财富与公司股价变动无关，即使高管隐瞒不利信息或操纵价格敏感信息的，也不会对其财富产生影响，从而国有企业控股股东缺乏监控高管的激励。因此，我国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和高管政治关联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降低了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

企业家声誉一般由政治声誉和职业声誉构成，其中职业声誉包括职业道德声誉和能力业绩声誉。国有企业股权的集中使得股东不存在监督管理层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激励，因而对高管能力业绩声誉缺乏关注；与此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所持股票价值不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股东对于高管操纵信息披露的职业道德问题也并不关心。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国有企业高管声誉的收益构成中来源于其努力程度的部分较小，而来源于上级部门评价的部分较多。相反，对于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而言，由于企业价值与股价高度相关，一旦舞弊事件出现并被公之于众，将直接导致企业价值的大幅下降。因此，民营企业股东更加关注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声誉和能力业绩声誉。职业声誉是民营企业高管声誉的全部，民营企业高管在人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其职业声誉。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要低于民营上市企业。

然而，如果财务舞弊事件异常严重，以致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公众的强烈反应，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严重的舞弊事件会使国有股股东无法再置身事外，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应对舆论压力以及公众对其监管能力的质疑。因此，面对严重舞弊事件，监管部门会对相关人员处以民事和刑事处罚以平息公众情绪，国有控股股东也会采取措施厘清与高管的关系以降低舞弊事件对公司声誉的影响。此时，对于出现严重财务舞弊企业的高管而言，舞弊事件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从而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评价，进而影响其职业声誉和政治声誉；反之，如果财务舞弊事件性质不严重，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则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会很低。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如果财务舞弊性质不严重，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会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11年沪深两市因财务违规被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金融类企业和数据缺失企业后，得到财务舞弊样本公司124家。同时，按照同时期、同行业和规模匹配的标准，在沪深两市选择124家非财务舞弊公司作为对照组。由于研究中需要获取财务舞弊前后1年的相关数据信息，因而实际样本跨度为2000―2012年。上市公司的行业划分依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行业分类标准，最终共得到248组有效样本观测值。本文研究用的财务舞弊企业所受处罚相关数据和信息、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信息以及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CSMAR）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CER），部分数据与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进行了抽样核对以确保准确性。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假设H1，笔者构建模型1，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企业股权性质对财务舞弊与高管声誉之间关系的影响。考虑到高管声誉受影响的可能时滞，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选取滞后一期值。

其中，Reputation代表高管声誉，为被解释变量。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高管声誉是否受到影响较难量化，本文将其定义为如果上市企业高管在因财务舞弊受到公开处罚的当年或者次年离职，且离职后未在其他上市企业担任高管，即视为其声誉受到了影响，Reputation取值1；如果因财务舞弊受到公开处罚后，上市企业高管没有离职或者虽然离职但在两年内又在其他上市企业担任高管，则视为其声誉没有受到影响，Reputation取值0。Fraud和State为解释变量，两者均为虚拟变量。Fraud代表财务舞弊状况，财务舞弊企业取值1，非财务舞弊企业取值0。State代表企业股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1，民营企业取值0。

参考Baucus and Near（1991）、Chen et al.（2006）、杨清香（2009）等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市值（MV）、市账比（PB）、资产收益率（ROA）、股权集中度（OWNC）、CEO是否兼任董事会主席（DUAL）、独立董事比例（BIND）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如下：市值取年末市值的自然对数；市账比为年末市值与总资产之比；资产收益率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股权集中度取按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则DUAL取1，否则取0；独立董事占比大于等于全部样本均值则BIND取1，否则取0。此外，本文还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

模型中的系数？琢1反映企业高管声誉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系数？琢3反映国有控股的存在是否会对企业高管声誉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产生增量影响。如果？琢3显著为负，说明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的可能性低于民营上市企业，则假设H1能够得到验证。

为验证假设H2，本文对全部财务舞弊样本进行两种分类：一种是按照财务舞弊性质，将全部样本分为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和非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两个子样本；另一种则是按照企业因财务舞弊受监管部门处罚的类型，将全部样本分为监管部门口头处罚和监管部门实质性处罚两个子样本。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和受到监管部门实质性处罚的财务舞弊被视为性质严重的财务舞弊。笔者运用上述模型对财务舞弊子样本进行逻辑回归，如果只有性质不严重的财务舞弊子样本的系数？琢3显著为负，则假设H2得到验证。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模型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按照全部样本、财务舞弊企业样本和非财务舞弊企业样本分栏列示。表1显示，无论从均值还是中位数看，财务舞弊企业的高管声誉（Reputation）受影响程度明显高于非财务舞弊企业。同时，财务舞弊企业的市账比（PB）明显高于非财务舞弊企业，资产收益率（ROA）明显低于非财务舞弊企业。由此可见，业绩不佳却被市场高估股价的上市企业更有可能进行财务舞弊。

（二）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1对全部样本进行逻辑回归，检验股权性质对财务舞弊与高管声誉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高管声誉（Reputation）与财务舞弊（Fraud）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上市企业出现财务舞弊并且被监管部门曝光后，高管声誉会受到影响；高管声誉（Reputation）与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相关系数为-0.187，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说明当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的程度要比民营上市企业更低，与假设H1的预期相符，即假设H1成立。

如前所述，为验证假设H2，本文将全部样本进一步按财务舞弊类型分为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和非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两个子样本，按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分为实质性处罚和部门口头处罚两个子样本，仍然运用模型1进行逻辑回归。表2显示，在按财务舞弊类型和按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分类的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中，财务舞弊（Fraud）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程度对于财务舞弊类型和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并不敏感，即任何类型的财务舞弊曝光都会使上市公司高管声誉受到影响。而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回归系数仅在非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子样本中显著为负，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回归系数仅在受到监管部门口头处罚的财务舞弊子样本中显著为负，并且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说明只有当财务舞弊类型为非信息披露型或者财务舞弊行为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为口头处罚时，即财务舞弊性质不严重从而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时，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程度才显著低于民营上市企业。与假设H2的预期相符，即假设H2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2001―2011年沪深两市因财务违规被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124家财务舞弊上市公司及124家配对非财务舞弊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财务舞弊对不同股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降低了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和声誉激励机制的作用，从而导致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通常显著低于民营上市企业，当财务舞弊事件性质并不严重而且没有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时尤其如此。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转型阶段持续推进和夯实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声誉激励机制和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1）国有企业应当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构成和薪酬激励制度安排，实现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由隐形激励向显性激励转换，促使高管努力为股东创造财富并关注公司长期绩效，减少财务舞弊等短期机会主义行为。（2）加大力度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取消国企领导职位与行政级别挂钩制度，降低政治关联带来的掣肘，避免高管在决策中更多考虑自身行政级别的提升而非企业长远发展，从而造成决策的短期性和滋生财务舞弊行为。（3）积极建立竞争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促使国有企业高管积极参与经理人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与经理人市场竞争选聘机制紧密联系的声誉激励机制和媒体监督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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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n J， Wong T，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330-357.

[4] 梁杰，王璇，李进忠.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04（7）：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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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irth M， Fung P， Rui O. Firm Perform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op Management Turnover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43（6）： 1289-1330.

[7] 龚玉池.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J].经济研究，2001（10）：75-82.

[8] 丁友刚，宋献中.政府控制、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J].会计研究，2011（6）：70-96.

[9] 袁春生，吴永明，韩洪灵.职业经理人会关注他们的市场声誉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舞弊行为的经验透视[J].中国工业经济，2008（7）：1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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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控制 财务舞弊 利益相关者 逻辑关系

内部控制起源很早，在公元前3600—3200年就已经出现内部控制活动。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20世纪初，公司治理层之间的约束激励机制和内部管理控制机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随着安然、银广夏、中航油、科龙等财物舞弊案件的发生，出现这些案件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疏漏导致蓄意会计造假和经济犯罪频发。目前我国多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状况不太理想，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关注。COSO委员会1992年提出并于1994年修改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框架，将内部控制细化为“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映、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八个要素。杨雄胜（2005）指出“内部控制的兴衰与相应的会计的强弱紧密相关”。内部控制已然成为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理论在防止财务舞弊发生方面有重要作用。然而早期的内部控制内涵更多地局限于审计的视角，随着两权分离的出现，管理者需要向所有者提供其经营活动的成果信息，因此如何保证提供的信息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财务舞弊的发生。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保证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的重要手段应运而生。

一、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观点综述

中外学者普遍认同内部控制脆弱是诱导财务舞弊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相关的理论研究：Treadway committee（1987）提出了著名的反舞弊四层次机制理论，分别是高层的管理、业务经营过程的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和外部独立审计理论，该理论建议用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去防止会计舞弊的发生；Doyle（2007）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石，因为较强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的发生；黄新建（2006）认为在中国财务舞弊的发生主要因为该上市公司利用关联关系和资产重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潜亏挂账、掩饰交易或事实、地方政府的过度扶持、伪造编造原始凭证。以上皆为一些内部控制制度上的疏漏，就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相关的实证研究：刘立国、杜莹（2005）发现执行董事比例较高和流通股比例较低的比较易于发生舞弊事件；杨清香（2009）通过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了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必然关系。就如何加强内部控制以防止财务舞弊发生方面：郝玉贵，刘李晓（2012）通过分析紫金药业以及中国众多上市公司行为认为关联方及其交易是潜在财务舞弊的风险领域，也是监管者关注和风险预警的重点，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因素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有效的内部控制对揭示和防范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有重要作用。王竹泉（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内部控制中对于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更有意义，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内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不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将以实现内部利益相关者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契约联系在一起，在相互协调下制定内部控制体系，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将所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捆成一团去制定相应的财务制度，才能形成最切实有效的内部控制组织。

二、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的逻辑关系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证实了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防范财务舞弊的发生，财务舞弊是检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制定内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在相互博弈中达到权衡。

1、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

（1）内部控制能有效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管理舞弊是指直接由组织管理层实施的突破现有会计规范，蓄意错误呈报、遗漏财务报告中应予披露的内容，或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管理舞弊的作弊者通常于事前精心设计，事后极力设法隐瞒，内部控制制度越差，越难有效预防与检查舞弊行为。根据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财务舞弊也是因为经济人受到利益驱动所做出的一种在作弊收益与发现风险之间收益衡量。如果内部控制制度严格，会产生较大的发现风险，使经济人在作弊收益与发现风险之间权衡，不敢轻易犯险。刘立国、杜莹（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执行董事比例较高和流通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比较易于发生舞弊事件，证实了松散的内部控制有助于舞弊行为的发生。

（2）内部控制以防范舞弊行为为目的。内部控制起源很早，在公元前3600—3200年就已经出现内部控制活动。在法老时代，记录员掌管簿记及财产，为了减少偷盗现象，法老不得不让两名记录员分别记录每项业务，还规定如果两者记录出现明显差异将会一同被处死。20世纪初，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内部控制愈加重要，公司治理层之间的约束激励机制和内部管理控制机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资产的完整性和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1936年，《独立公共会计师对会计报表的审查》最早对内部控制进行了定义：“为了保护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的安全、检查账簿记录准确性而在公司内部采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1992年COSO颁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关于内部控制的定义为企业的各层级旨在为其目标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而这一思想在彼得·德鲁克的著作中也有提及，在其《组织的管理》一书中，就提出了“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两个基本管理原则，“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我们能够用自律型管理来取代支配型管理”。从上述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起源于舞弊防范的需要。

2、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之间的权衡关系

根据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财务舞弊也是因为经济人受到利益驱动所做出的一种在作弊收益与发现风险之间收益权衡的相关决策。如果内部控制制度严格，会产生较大的发现风险，使经济人在作弊收益与发现风险之间去权衡，而不敢轻易犯险。另外，公司治理结构或内部控制所存在的舞弊漏洞也是财务舞弊发生的机会和条件，要堵住财务舞弊的源头必须建立健全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三、如何制定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财务舞弊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目前完善内部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笔者认为完善内部控制应该从以下角度进行。

1、从政策角度，奠定有效的内控制度

有效的市场政策和规范是可靠财务制度的方向标，这就需要国家财务部门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尽量减少真空地带，给不法分子不留任何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性，及时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以注册会计师公正审计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体制，防止会计师事务所因吃企业回扣而不做出公正评价的可能性，防范注册会计师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健全公司会计信息公开制度，以防止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制造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提高公司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确保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2、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制定有效的内控制度

王竹泉（2008）按照是否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两大类：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相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是企业战略、政策、管理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企业价值的分享者。这样企业的目标就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内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不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相应的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将以实现内部利益相关者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契约联系在一起，在相互协调下制定内部控制体系，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在债权人、管理层持股的基础上，如果再给企业员工分配一定的股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时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和员工。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众多情况下，员工持股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企业处于财务困境、融资困难等情形时，出于企业融资的需要，企业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二是企业为了达到更高的经营效率和效果，对员工进行激励，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因此，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角度，一般说来，员工持股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财务风险，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果。企业的内部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企业固有风险与债券人持股降低的财务风险、管理层持股降低的风险和员工持股降低的财务风险之差。相应地，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中，企业可以适当的减少对财务风险的关注和对经营活动的控制，这样内部控制的压力会相应的降低。

3、从公司角度，完善有效的内控制度

设置多元化审核指标，建立多层考评机制，确保公司的每件重要事宜有多人审核，避免内部舞弊的发生；强化公司各项内部制度的制定，完善监督机制，因为刘立国、杜莹（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执行董事比例较高和流通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比较易于发生舞弊事件，证实了松散的内部控制有助于舞弊的发生；健立完善的关联方交易机制，因为郝玉贵，刘李晓（2012）认为关联方及其交易是潜在财务舞弊的风险领域，也是监管者关注和风险预警的重点，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因素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有效的内部控制对揭示和防范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有重要作用。

四、结语

谢志华（2007）认为：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以及风险管理都是基于企业存在风险而产生的。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中用于防范舞弊发生的重要手段，中外学者普遍认同内部控制脆弱是诱导财务舞弊发生的主要原因。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从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看，内部控制能有效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从内部控制的完善过程看，内部控制以防范舞弊行为目的。就制定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财务舞弊这个问题，应从政策角度、利益相关者角度、公司角度去制定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参考文献】

[1] 杨清香、俞麟、陈娜：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9（7）.

[2] 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2）.

[3] COSO.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1992.

[4] 王竹泉：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J].会计之友，2008（3）.

[5] 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J].会计研究，2005（7）.

[6] 郝玉贵、刘李晓：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内部控制与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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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虚假业绩；美化手段；比较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cash flow manipulation，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and financial fraud are compared in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s the accounting approaches utilized to beautify the performance of current period within the scope allow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Financial fraud occurs when punishment cost is lesser than the earnings. In this case， investors are usually misled by false information. Cash flow manipulation is more damaging to investors in various forms of both adjustment means within the permissible limit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llegal fabrications

Key words： false performance， beautification means， comparative study

在常见的公司会计行为中，会计政策选择、财务舞弊、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的概念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对四个概念进行比较。

一、盈余管理（Eanrings Management）

魏明海（2000）从经济收益观和会计信息观出发给出的定义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者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公司经营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结果，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从而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1]。

现金流操控和盈余管理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金流操控行为严格意义上属于盈余管理范畴，两者的共同目标或动机都是管理部门掩盖真实会计数据、改善公司业绩、避免亏损，迎合分析师预测等目的。两种行为与结果的相似之处在于不仅作用于应计项目，还直接影响企业的实际活动，以改变当期利润或现金流量。

现金流操控不同于盈余管理，差异之一是操控的对象主要是会影响现金流入流出的相关科目或项目，比如改变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或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收到和支付的各项税费、应收、应付账款等。而盈余管理的手法更多样、更复杂、更隐蔽。盈余管理的方式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实际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公司对应计项目进行调节的行为，是调整了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并不改变盈余总量和现金流量数额；实际活动盈余管理是公司通过构造经济业务交易事项或者调整业务交易发生时间，调节盈余（Roychowdhury，2006）[2]。实际活动盈余管理不仅改变了各个期间的盈余数额和现金流量，而且改变了盈余总额和现金流量状况（李彬和张俊瑞，2013）[3]。

二、现金流操控（Cash Flow Manipulation）

现金流操控的出发点同盈余管理类似，也是基于局部利益或部分群体的利益。并且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现金流操控也并不能增加或减少公司的实际现金流量，只会暂时改变公司现金流量在前后一个或几个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因此，会计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估计的变动以及交易事项发生的时点控制是盈余管理的手段，也是现金流操控的必然方法。

现金流操控（或者操纵）的概念可以从会计学视角和财务学视角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会计学视角出发的现金流信息来源于会计报表的现金流量表，此时现金流操控的定义为：公司管理者基于各种动机（资本市场融资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等）、通过各种手段（会计判断、构造交易等）对现金流信息进行各种披露管理。会计学视角下的现金流操控手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用现金流量表对现金流量收支的分类性会计判断改变现金流量的归属；另一类是通过营销政策、规划交易、财务管理等具体手段，产生期望的现金流量信息。因此，会计学视角的现金流操控主要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以下从财务学视角分析现金流操控行为。现代企业财务可以分为企业内部财务、企业经营者财务和企业所有者财务三个不同层面。因此，应从财务学视角的不同层面分析现金流操控。首先分析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即内部的现金流管理，以企业内部现金流的最佳持有量、现金持有价值和资金使用效率为关注重点，类似于存货优化管理。因此，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内部现金流管理不属于现金流操控的范畴。其次，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简单问题正日益向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重点已转向对股东与债权人对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协调的双重委托问题。而这些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活动将体现在现金流操控行为中并最终反映在不真实的现金流量数字中（张俊瑞，董南雁和郭慧婷，2007）[4]。因此，基于财务学的现金流操控则可以界定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集团在各种私利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红利分配、投资融资行为、关联交易、股权转让等）操控公司的现金流，以实现利益协调或财富转移为目的一种调控行为。这对应于企业财务学的后两个层面，即企业经营者财务和所有者财务。

三、会计政策选择（Accountign Policy Choice）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虽然政府的相关部门享有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但是公司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会计准则选择权，从而构成了会计政策选择权（谢德仁，2000）[5]。

现金流操控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异同。相似之处为，首先选择会计政策是现金流操控的行为之一，即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会计处理方法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影响现金流量。其次，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和现金流操控都会对公司的现金流量和盈余产生影响。比如存货计价方法变更对存货余额和留存收益、所得税的影响（邵毅平和郑晓鸥，2008）[6]。但是两者也存在巨大差别。一是是两者动机不同。区分会计政策选择与现金流操控的标准是判断管理当局是否有动机掩盖或粉饰企业真实业绩。如果管理部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控报告的现金流量数据达到某些目标，则这种会计政策选择属于现金流操控行为。但是这一判断标准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在实务中较难识别。二是二者的所含范围不同。现金流操控方式更广，不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还包括经济业务安排、债权债务管理、关联交易等方式。三是二者的作用效果不同。因为会计政策选择影响企业的应计项目，所以从长期而言，并不影响企业实际现金流量的总额。但是现金流操控在构造经济业务或进行债券债务管理后，不仅影响应收、应付应计项目，更重要的是影响企业未来实际现金流量，后果更加严重。

四、财务舞弊（Financial Fraud）

我国对财务舞弊的最新界定是财政部于2006年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新准则将财务舞弊定义为审计单位的管理层、员工以及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

现金流操控与财务舞弊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判断是否超越了法律和会计准则的界限。现金流操控行为主要是在法律和准则允许范围内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和经济业务安排。但还有一些直接造假的操控行为则超越了法律和准则的界限，例如改变现金流量的性质，将非经营活动收入归入到经营活动现金流中计算（陈小伟和王啸，2004）[7]。或者违规将被收购公司收到的应收账款和存货销售额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收入中（王啸，2004）[8]。因此，如果公司管理当局选择了超越法律和会计准则许可的项目，例如伪造销售发票虚增销售收入，则属于财务舞弊行为。二是两者行为性质不同。虽然现金流操控是公司高管的操控行为，干扰了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真实性的认识，但是美化后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契约成本，尤其是向债权人表明企业充足的现金流从而降低债务契约成本所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现金流操控行为定性并不统一。三是处罚方式不同。对于非违规的现金流操控行为，主要是警告、公开批评、公开谴责。而对于违规的操控行为，则面临法律制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现金流操控与盈余管理、会计策选择以及财务舞弊的概念比较，发现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行是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选择能够有利于美化当期业绩的会计方法；而会计舞弊几乎是行走在犯罪的边缘，冒着犯法的风险，在惩罚成本小于获得收益时，公司便萌生舞弊之念，提供虚假信息蒙蔽误导投资者；而现金流操控行为既有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调整手段，又有违法的虚造手法，花样和手段之多令投资者难辨真假，危害更大。因此，本文将为上市公司抑制这些不良会计行为提供思路，为提高真实会计信息质量水平提出建议，也为投资者辨明虚假信息给予参考。

[参 考 文 献]

[1]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0（9）：37-42

[2]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 （3）： 335-370

[3]李彬，张俊瑞.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合谋”与公司价值[J].经济科学，2013（1）：112-125

[4]张俊瑞，董南雁，郭慧婷.应计制与现金制融合背景下的现金流操控――从盈余管理到现金流操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1）：114-118

[5]谢德仁.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之变迁[J].会计研究，2000，（12）14-25

[6]邵毅平，郑晓欧.中美会计政策变更准则比较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08（7）：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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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掌握着市场“造富”的闸门，引发中集集团（000039）、吉诺尔（000669）、隆基股份（601012）等企业不惜利用财务造假敲开IPO大门，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给证券市场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近2成～4成的公司IPO后第一年出现业绩变脸。证监会于2013年1月开展了IPO“史上最严财务核查”，有268家（占比30.49%）由于财务不透明提交撤回了上市申请，且查出“天丰节能”和“秋盛资源”涉嫌严重的IPO财务造假，由此暴露我国证券市场外部机构监督的作用尤为重要。IPO财务舞弊是指公司为实现“圈钱”目的而在上市前或者中期发生的舞弊，首次公开募股在舞弊和非舞弊公司中存在显著差异（刘立国等，2003）。IPO舞弊比一般舞弊影响更为深远，在“注册制”推行的形势下，识别IPO财务舞弊对于发挥股票市场甄别功能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外部监督影响IPO财务舞弊识别。企业上市之前，投资者仅能依赖于招股说明书了解财务信息，这为IPO企业通过操纵盈余以获得上市资格或者获得较高的上市溢价提供了机会（Leland & Pyle，1977）。此时，本文假设：

H1：IPO财务舞弊与外部监督效率负相关。

Brauand（2009）选择1985年～2005年间的3 900家IPO公司作为样本，发现高声誉的承销商可以有效地抑制IPO盈余管理行为。高声誉的券商更愿意选择高质量的IPO企业，对其IPO的财务数据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

H1a：IPO财务舞弊与承销商声誉正相关。

意见分歧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的主要动因（陆正飞、童盼，2003）。为了方便暗箱操作，管理者往往选择将审计师更换成对企业了解较少的新人，尤其是具有政治背景的。杨鹤、徐鹏（2004）发现公司会有通过收买审计师来追求“清洁”审计意见的动机，发生审计师变更后的审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为此：

H1b：IPO财务舞弊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

媒体在资本市场担任着多种角色。Miller（2006）研究结果显示，有29%的公司在被SEC处罚之前，媒体已经察觉了公司的违规行为并进行披露；且公司违规侵害程度越大就会有更多的负面报道（Dyck、Volchkova & Zingales，2008）。媒体曝光引发的行政介入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纠错，为此：

H1c：IPO财务舞弊与媒体负面报道正相关。

H1d：低速发展的公司，IPO财务舞弊与媒体负面报告呈显著正相关。

法治规范是国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法律规范越健全，执行监管就越严格。白云霞、陈华和黄志忠（2009）研究发现，法制欠发达地区地缘关系与审计质量存在相关关系，外地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较高，说明了法律保护对于中介机构监管的重要性。当监管更为严格的法律规范后，如2012年实施新审计准则，将会有效遏制该年度舞弊的发生。

H1e：IPO财务舞弊与法制监督负相关。

2. IPO市场影响IPO财务舞弊。IPO财务舞弊具有特定的IPO特征，如IPO的市场热度、IPO当日市场反映均会影响IPO财务舞弊，为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IPO财务舞弊与IPO特征相关。

股市的市场热度不但是市场收益率整体走势的反映，同时也可以研判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预期前景。市场热度较高时，大量优质、业绩较好的公司选择上市，简单进行报表粉饰的IPO舞弊公司未必能在竞争中胜出，而当股票市场较为“清淡”时，IPO舞弊公司却容易成功发行。

H2a：IPO财务舞弊与市场热度负相关。

IPO财务舞弊公司上市的首要目的是从股票市场“圈”得更多资金，存在强烈动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虚假财务信息。通过造假，除了可以扩大发行数量，还可以提高IPO定价，从而在超募中获得更多利益。

H2b：IPO财务舞弊与IPO募资特征（超募和规模）正相关。

Levis（1992）表明那些业绩差的企业如果后续没有潜力，在上市后具有较高的风险，不会获得高的IPO价格。缺乏实力并通过舞弊实现IPO的公司，显然难以具有后续再融资的实力。

H2c：IPO财务舞弊与市场反映（市盈率、个股回报率）负相关。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本文选取自中国股票市场1992年正式营业至2012年发生IPO舞弊且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全后获得65家样本，同时按照同行业相近资产总额配对了65家未被认定发生过舞弊的公司，共130个样本公司。

2. 变量与模型。本课题以FRAUD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如下回归分析模型，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处理，IPO财务舞弊公司和配对公司描述性统计和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MUW、EXCEED、EARNINGS、OSR、CHANG-E1、OWNER、VC、GROWTH、DEB-T、OPERATION在两种检验中皆显著。

组1为舞弊组，组2为非舞弊组。

2. Logistic回归分析。从表3可以发现，模型中变量预测方向与假设一致，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1）外部监督机制。法律规范越健全、高声誉的承销商执业越严，IPO舞弊机会就越少。审计师的频繁更换可能是审计师在逃避舞弊责任，同时也导致审计工作不持续，为舞弊创造了机会。若承销商及审计师均未守住底线，则媒体的监督作用至关重要。MEDIA与舞弊可能性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GROWTH*MEDIA呈现负相关，即低速发展的公司在媒体负面报道时更倾向于舞弊。媒体通过对监管当局施加舆论压力，增加监管者“不作为”的声誉成本，有助于敦促监管者尽快采取监管措施。通过实证分析，我国IPO的外部监督机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IPO市场特征。市场热度高，大量公司上市，供过于求，监管更为严格、投资者选择众多，也易比较，IPO财务舞弊难度较大。在西方发达资本市场，为补偿投资者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公司在IPO时往往折价发行股票，由此导致发行时折价较多的股票有着较高的上市首日回报率（Beatty，1989）。因我国政府对发行价格的管制，有关公司质量的信息更多地反映在首日收盘价上。新股发行和上市成为众多公司的圈钱和套现机会，一直存在着“三高”问题：发行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及超募资金高；而高发行价是实现超募及扩大IPO规模的重要因素。

（3）公司治理。刘立国和杜莹（2003）认为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用脚投票”对内部人产生一定制约作用。同时，风险投资机构作为大股东，对报表披露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减少了IPO财务舞弊机会。但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管理层大量持股都将降低管理的独立性，引发IPO财务舞弊动机；且董事长离职会削弱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IPO舞弊提供机会。实证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与IPO舞弊不相关，说明由于我国监事会还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4）财务与公司特征。本文证实营运能力与舞弊可能性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管理越好的IPO公司越不容易发生舞弊，而其他能力，如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与舞弊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可能与财务数据纵后不易发现各种能力的逻辑关系有关。毋庸置疑的是，小公司的规范性总是无法与大公司相媲美，这使得小公司的舞弊机会远大于大公司。Parsons（1995）也发现舞弊公司比非舞弊公司有更小的公司规模，与本文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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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弈论； 混合策略均衡； 上市公司； 财务舞弊； 管理舞弊

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背景分析

财务舞弊又称为财务欺诈，是指为获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实施的故意行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现为有目的的欺骗或故意谎报重大财务事实的不诚实行为。根据舞弊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内部的雇员以欺骗性的手段不正当地获取组织的钱财或其他财产的行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当局蓄谋的舞弊行为，主要目的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费用，通过公布的误导性或严重扭曲的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为主。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至今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积累了一些证券市场交易的经验，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还非常年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市场体系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比较典型的有银广夏。银广夏公司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舞弊，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通过对各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综合分析，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因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论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成为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1950年，纳什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尔顿、哈桑尼对博弈论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们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论比非合作博弈论复杂，在理论上的成熟度远远不如非合作博弈论，所以非合作博弈应用比较广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博弈论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其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

1.基本假设

假设1：证监会的目标是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理性假设，假设证监会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2：在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博弈中，参与双方为证监会和上市公司，各有两种战略选择：监管与不监管，舞弊与不舞弊，两者之间存在着混合纳什均衡，上市公司对证监会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3：假定上市公司为风险中性者，监管的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假设4：证监会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可测性，对所获得的收益是能估计的。

假设5：本模型只考虑现行制度下的公司监管情况，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贿赂政府人员等特殊情况。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可以采取两种行为，即“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两种策略，证监会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结果：“监管发现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监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证监会的财务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则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总能依法鉴别。但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监会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也有未发现的时候。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会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二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监管发现舞弊行为；三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产生监管行为；四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为R，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为f，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发现所处罚的成本为B，M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所产生的道德成本,S为上市公司舞弊带来的社会损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如图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知，该博弈过程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则不舞弊的概率为1-p。假定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q。

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业目标是实现期望盈利最大化，对（1）式求导：

5.博弈结论解析

对上市公司而言，对p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与证监会的检查成本成正比，当证监会不容易进行检查（比如检查成本很高）时，上市公司多倾向于财务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财务舞弊。

对证监会而言，对q进行分析可知，证监会监管概率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倾向大于财务舞弊，则证监会更倾向于监管；证监会监管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处罚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证监会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监管力度。

四、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根据得到的结论以及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发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如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和事后检查程序，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减少财务舞弊的机会。

（二）提高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减少监管成本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高低，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较高，则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理性判断，证监会将会减少财务监管的概率，将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设法进行财务舞弊，获取经济利益。证监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证监会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舞弊。

（三）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处罚金额的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降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验，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财务舞弊，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会计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员及机构将有可能被处以非常重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刑事处罚等，我国证监会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和成本，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减少财务舞弊的收益

模型结论表明，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证监会只有通过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对发现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比如鼓励和支持广大股民或投资者获得合理赔偿，降低股民或投资者的索赔成本和难度，将公司通过财务舞弊获得的既得收益吐出来，减少财务舞弊的经济收益，以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同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将降低。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等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在企业界内部形成企业主和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诚信财务的良好社会风气，对财务舞弊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压力，使其在业界难以立足，无法发展，以此促使企业主、管理人员减少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企业主和管理层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主、管理层、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可以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六）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

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审计局等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苗润滋,崔元鹏.博弈论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1）.

［2］ 程春晖.博弈论与财务报告研究[J].会计之友，1998（6）.

［3］ 刘一天,张大为.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5）.

［4］ 张佩.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9）.

篇8

【关键词】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财报信息 舞弊

一、财务报告会计舞弊的界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准则对“会计舞弊”界定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①。美国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将会计的“财务舞弊”定义为：“有预谋的、故意误报和遗漏重要的事实和会计数据，误导报表阅读者并且在现有信息的情况下会导致其改变判断或决策”②。从上述中外关于“会计舞弊”行为的界定可以看出，凡是对会计信息的不真实描述都可以算作是舞弊行为，因为不真实的描述可能误导报表使用者在阅读报表时作出错误的决策，市场也正是依靠对报表的真实性的控制才能保证市场的秩序。

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情况分析

笔者阅读中国证监会于2011年1月至2016年3月所的对上市公司行政处罚决定时发现：在国家对会计政策的不断规范化、对审计过程的不断精细化的情况下，始终无法完全规避一些上市公司铤而走险，持续不真实的财务报告信息，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经营决策和市场秩序。从2011年1月至2016年3月，中国证监会公布报表舞弊行为的上市公司共159家，其中有55家上市公司因会计舞弊不真实的财务报告信息或者隐瞒财务报告信息而受到严厉处罚。从证监会对这些上市公司的处罚决定分析可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手段主要有五种：

（一）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虚增收入

通过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虚增收入是财务舞弊上市公司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中科云网2014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中包含2014年2月20日，南京凯沣源（中科云网下属全资子公司）向凤阳县神光物质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电业）销售的2套干馏气化机组，合同款价4，000万元（含税价，不含税价为34，188，034.19元并将其确认为营业收入。但经调查发现，前述合同约定所售2组干馏气化机组在2014年3月底前未生产完工，因此该事项属于提前确认收入行为，虚增了销售收入。再如，在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经查，海联讯2010年通过虚构4份合同和相应的验收报告，虚增营业收入1，426万元；2011年上半年通过虚构6份合同和相应的验收报告，虚增营业收入1，335万元③。上市公司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虚增收入，虚报业绩，导致披露信息失真而误导投资人经营决策。

（二）少计费用增加利润

少计费用增加利润是上市公司报表舞弊的有一手段，部分企业为增加利润，会在虚增收入的基础上，将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类科目人为隐瞒，以达到增加利润，提高收益，误导投资人决策的目的。例如，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该公司2012年和2013年淮矿物流（皖江物流全资子公司）通过买方付息方式进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其中2012年有3，209，344.39元、2013年有30，448，633.35元贴现费用未计入财务费用，导致皖江物流2012年虚增利润3，209，344.39元，2013年虚增利润30，448，633.35元③。

（三）隐瞒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提高收益

隐瞒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人为提高收益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最普遍的手段。从证监会对55家舞弊公司的处罚中可见，这55家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基本上都存在隐瞒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情况。例如，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2004年10月8日，北生药业通过向关联方北海腾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盛建筑）支付预付工程款和往来款的形式，向北生集团（北生药业第一大股东）转移资金6，500万元；2006年10月31日起，北生药业关联方东阳中远经贸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950万元，后经账户调整，仍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5，722，674.45元；2006年11月17日后，北生药业关联方东阳市东孚经贸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500万元，后经账户调整，仍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3，888，932.76元。2007年9月6日，北生药业关联方北京华阳新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700万元；对上述事实，北生药业未如实披露③。

（四）隐瞒重大事项、贷款、未决诉讼，维护企业形象

上市公司之所以会隐瞒重大事项、贷款、未决诉讼，主要原因是这些交易合同的成立、贷款情况、未决诉讼可能会使得企业的股价上下波动，在管理层认为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之前，都会希望维持公司现状，在投资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例如；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2009年3月31日贤成矿业为华阳煤业有限公司（其控股子公司）的1，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2009年3月31日，华阳煤业为云贵矿业的1，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2009年5月7日，贤成矿业、华阳煤业为华阳森林的1，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这些信息青海贤成矿业均未在2009年报、2010年报中披露。导致贤成矿业连续两年年度报告失真③。

（五）隐瞒收入，隐瞒利润

隐瞒收入，隐瞒利润，是上市公司因某种目的或券商在二级市场需要而常见的手段。例如：证监会在处罚江苏现代资产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2009年3月16日，江苏现代在向江苏证监局报送的《江苏现代订户总名单》（以下简称《订户总名单》）中少计客户2，413人，少报咨询费金额35，389，615.00元③，存在重大遗漏，情节严重。

综上所述，这些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方法并不新颖，但却真实的影响了报表使用者的决定和市场秩序。因此为了减少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即做足必要充分的措施来防范舞弊的发生才能使得财务报告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准则.

篇9

[关键词]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审计目标 重大缺陷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针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而设计和实施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内部会计控制。

为了贯彻SOX 404条款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评估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要求,美国SEC于2003年9月了《最终规则》,正式提出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的概念 ,强调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目标在于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和完整。SEC选择了一个目标比较单一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概念,这是由于:

第一,将内部控制的目标集中在财务报告可靠性上,更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第二,SEC认为404条款中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针对财务报告的;第三,即使是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概念,也会给上市公司增加大量的报告义务和成本负担;第四,历史上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内部控制评估的检查、评价或鉴证的范围从来就是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SEC的定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具体包括以下控制政策和程序:第一,保持合理详细程度的会计记录,准确公允地反映资产的交易和处置过程;第二,为下列事项提供合理的保证:公司对发生的交易都进行了必要的记录,从而使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公司所有的收支活动都经过了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合理授权;第三,为防止或及时发现公司资产未经授权的取得、使用和处置提供合理保证,这种未经授权的取得、使用和处置资产的行为可能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各项控制政策和程序,目的在于防止或发现财务报告可能的错误和舞弊。根据防止或发现错误弊端的层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可以分为预防性控制和发现性控制,前者在于防止导致财务报表错报的错误和舞弊的发生,比如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检验、限制对资产和文件的接触等;后者在于发现已经发生的导致财务报表错报的错误和舞弊,比如每月与银行对账、内部审计人员对财务记录的检查等。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概念的发展,它与内部控制的传统理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根据COSO报告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包含三个方面的目标,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只包含了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相关的部分;不包括与公司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方面的目标;对于遵循性方面,也只保留了如何遵循SEC关于财务报告要求这类与财务报告编制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目标

AS5第3段规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是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如果存在重大缺陷,则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无效的。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计划并执行审计,以取得在管理层评估日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的证据。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COSO认为,如果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够合理保证下述事项,那么就可以认为内部控制是有效的:他们了解公司的经营目标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公布的财务报表是可信赖的;适用的法律和规章得到了遵循。

根据PCAOB的解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是针对具体某一时点而言,更为明确地讲,就是管理层评估日或者管理层签署管理层评估报告的日期。做出这一规定是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特性决定的,因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虽然部分控制运行后能够留下控制轨迹,如批准销售、发货等,但也有很多控制在运行后是无迹可查的,如具体的业务活动过程。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时所使用的审计程序往往只能获取审计时点的证据,当然也就只能针对该时点的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做出此规定显然背离了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的初衷,因为开展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是希望被审计单位能建立健全其内部控制,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当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无保留意见时,只能意味着该时点是有效的,其他时段的有效性却不得而知。实际上,整个时段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都会影响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因此,并不能根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来推断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必须看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目标和功能是有限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不能过分依赖于内部控制的外部审计来完成,更多的责任仍在于企业管理层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并努力实现其有效执行;而且对整个年度的内部控制做出评价,其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同时,考虑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并不是经常变化,从会计期末的内部控制也可以大概了解企业整个期间的内部控制情况。除此之外,财务报表审计中还要对企业其他期间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和评估。综合以上分析,也许为了均衡起见,对某个时点的内部控制发表意见是不错的选择。

2.重要不足与重大缺陷

AS5在判断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时,严格区分了重要不足(significant deficiency)和重大缺陷(material weakness)。

(1)重要不足与重大缺陷的定义

如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或执行不能合理保证管理层或员工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防止或及时发现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错报,则认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可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根据重要性的原则,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是有差别的。如果一个控制缺陷可能导致的错报或漏报对财务报表没有明显的实质性影响,不足以改变使用者的决策,这种控制缺陷就不具有重要性。从管理层评估和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角度,控制缺陷可进一步划分为重大缺陷和重要不足,AICPA在2003年对此进行了定义。但是,AICPA的定义只是考虑了控制缺陷导致的财务报表错报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产生这种错报的可能性的大小。

(2)重大缺陷和重要不足的判断

一项控制缺陷是重大缺陷还是重要不足,将影响到管理层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判断。管理层在评估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一个或多个重要不足,只要这些重要不足或组合尚未构成重大缺陷,管理层仍可认为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公司存在一个或多个重大缺陷,管理层就不能认为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有效的。所以,合理判断一个控制缺陷是否构成了重大缺陷还是重要不足非常重要。

公司管理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一方面,是一个控制缺陷或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缺陷,导致财务报表产生错报的金额大小;另一方面,是导致账户金额或列报产生错报的可能性。

影响控制缺陷导致账户金额或列报产生错报可能性的因素包括:财务报表账户、列报和有关认定的性质,比如关联方交易包含较大的风险;有关资产或负债导致损失或舞弊的敏感性,高敏感性增加了风险;决定有关金额大小所需判断的主观性、复杂性或范围;已知或被发现的越过一项控制的原因或频率;一项控制与其他控制的相互影响或关系;控制缺陷的相互影响;控制缺陷可能的未来结果。

影响控制缺陷导致账户金额错报大小的因素包括:暴露于控制缺陷的财务报表账户或交易类别;本期已经发生或将来预期发生的、暴露于控制缺陷的账户金额或交易类别的业务量。

参考文献:

[1]ISSAB. 2007.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ssurance, and Ethics Pronouncements,省略

[2]PCAOB.2007.Auditing Standard No. 5 An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That Is Integrated with An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省略

[3]PCAOB.2004.Auditing Standards 2-An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Perform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省略

篇10

一、财务舞弊的基础理论

（一）三角理论

最早讨论舞弊因子学说的，要算是被美国学术界称之为内部审计之父德劳伦斯·索耶先生。他提出，舞弊的产生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即“一个想要贪污雇主资金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该理论为后来的舞弊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现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艾伯伦奇特提出三角理论。他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藉口三要素组成，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因而，防止企业舞弊的发生不仅仅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要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等就可以摒除企业舞弊者的可乘之机。事实上，还应通过消除“压力”或“藉口”两要素的方式来抑制企业舞弊现象的发生。

（二）GONE理论

在美国流传最广，是GONE舞弊理论，企业舞弊由G、O、N、E四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没有哪一个因子比其它的更重要，它们共同决定了企业舞弊风险的程度。GONE由四个英语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其中，G为Greed，指贪婪；O为Opportunity，指机会；N为Need，指需要；E为Exposure，指暴露。上述四个英语单词实质上表达了舞弊产生的四个条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钱财时，只要有机会，并被认为事后不会被发现，他就一定会进行舞弊。因此，GONE理论正符合了四因子共同作用时就会在特定环境中组合成充要条件，促使“被欺骗者的钱、物、权益等离他而去”。

（三）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

风险因子说理论是伯洛格那等人在GONE舞弊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关于形成企业舞弊的风险因子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企业舞弊风险因子由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组成，首先是一般风险因子，指那些主要由进行自我防护的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1）潜在企业舞弊者进行舞弊的机会；2）企业舞弊发生时发现企业舞弊的概率；3）企业舞弊发现后企业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其次是个别风险因子，指那些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或团体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两大类。

二、反舞弊组织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大量的研究表明，舞弊并不是性质单一的行为，它的产生依赖于一系列条件。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开始研究企业反舞弊的策略，70年代，国际上就开始出现专门阐述企业反舞弊的理论。在经济舞弊案件中，财务报告方面的舞弊不容忽视，它不仅生成大量虚假会计信息，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审计风险。美国Treadway委员会（全美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力图通过揭弊查错来解决这方面的舞弊问题。该委员会将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定义描述为“是一种故意的或轻率的行为，无论是虚报还是漏列，其结果是导致重大的误导性财务报告”。Treadway委员会在其划时代的“1987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企业反舞弊的防止体系。它建议任何组织实体可通过建立下列四道防线来防止企业舞弊：高层的管理理念；业务经营过程的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外部独立审计。这些控制机制相辅相成，共同形成综合的、多层面性的企业反舞弊防线，能有效地检查和威慑企业舞弊，也就是著名的反舞弊四层次机制理论。

三、构建多元化的企业财务舞弊审计对策

财务舞弊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舞弊的产生根源以及滋生土壤，相应的反舞弊成果从不同层面上提出抑制舞弊发生的措施，这些不仅为舞弊审计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审计实施提供具体指导。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通过量化测试和综合各种结果可以使舞弊审计更为准确的探测到财务舞弊的存在。建立由异常信息、特征指标和数学鉴别模型组成的完整理论模型来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机理，多元化的模式可以拓展企业舞弊审计的思路和手段。

（一）选取财务指标作为研判的基石

础润而风，月晕而雨。研究表明财务指标与财务舞弊手段上存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通过财务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的比较能够暴露其操纵手法，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舞弊手段。

（二）构造组合识别模型

建立数学模型往往可以有效的识别财务舞弊，为了提高识别模型的准确程度，有必要采取多层面、多角度的预测手段，不仅仅是财务数字的异常，还包括反映诱发企业舞弊因素和控制环境缺失的指标。从而探究这些数据之间勾稽和依存关系，利用数据库技术从样本数据库中筛选有用数据、剔除无用信息、建立Probit判别模型、线形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并将这些不同的识别模型进行适当的组合，得到一个比任何独立的识别效果更好的组合识别结果。因为从识别的可靠性和风险性考虑，仅使用单一识别模型对复杂的财务舞弊活动进行识别是不可行的，而且单一的不同识别模型所采用的信息是不会相同的，任何一种模型几乎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独立信息，所以舍弃一种识别方法及有可能致使宝贵的经济信息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组合识别模型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局限性而提出的，它将各种舞弊识别方法的识别结果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可能比任何一个独立的识别模型更好的组合识别模型。

（三）集合特征信号

市场的瞬变性与不可准确预见性，使信息真实性的风险成为客观存在，指标的异常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仅仅通过数据分析查找财务舞弊产生的痕迹来识别尚显单薄。对财务报告舞弊颇有经验的美国Coopers&Lybrand会计事务所总结29面红旗作为财务报告舞弊可能依据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财务舞弊问题时，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应该从财务舞弊产生的根源入手，将注意力放在产生舞弊的要素上。通过规范研究，收集、归纳、整理会计专家对财务舞弊识别的技术和手段，构建识别无比的信号集合，作为警示虚假信息存在的风向标。

（四）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