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行政处罚的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构成行政处罚的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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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案件数量逐年增多。但是，非诉执行案件的执行成功率却一直难如人意，造成此类案件的查办和执行成本与效果成反比，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权威与效率受到影响。

一、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几成普遍现象

工商机关内负责承办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工作人员经常有这种感叹：当事人如果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动缴纳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罚没款项，工商机关几乎束手无策。虽然当事人来必会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即便日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大多数案件的执行难度也非常大。一个案件查办下来，辛苦费力不说，如果变成了非诉执行案件，作出罚没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很有可能形同一张“白纸”。

二、造成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几种成因

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已成为影响行政处罚案件执行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成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当事人查无下落造成行政处罚决定难以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即迁出企业住所；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报企业年度检验，导致因逾期年检被年检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更有甚者，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的证明材料骗取注销登记，从而达到逃避处罚的目的。由于行政处罚中罚缴分离制度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心存逃避处罚，工商机关就只能等到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或者在更长的时间后，才会发现当事人未按期到银行缴纳罚没款。待到三个月的行政诉讼期限届满，工商机关即使马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查无下落或者主体资格丧失，强制执行申请也能面临被中(终)止程序的境地。

(二)当事人故意隐匿、转移企业的可执行财产，造成强制执行无法完成。

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虽然未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心存侥幸，或者对行政处罚及处罚幅度心存不满，便采取了拒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极端对抗方式。由于从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到工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期间最长可达三个多月，当事人就可以利用较为充裕的时间将企业财产进行“经营消耗”，甚至是隐匿和转移，以达到“资不抵罚”的种种假象。

(三)当事人无力承担罚没款，致使行政处罚块定难以执行。

一些当事人确因经济困难无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工商机关依据违法行为的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当事人的改正态度等依法作出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决定，甚至是同意当事人分期(延期)缴纳罚款的申请，但缴款期限届满后不乏个别当事人仍然对没收违(非)法所得和罚款数额难以承受，以致其对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产生不满甚至是对抗的极端言行。

(四)“一法多解”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与执行。

对同一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与执行，也造成了部分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难。

第一，对是否执行百分之三的加处罚款规定理解与执行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一)项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数。工商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明确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的规定。逢当事人逾期缴纳罚款时，也都严格遵照执行。但当工商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时，某些强制执行机关却认为百分之三的款项属“执行罚”而非“罚款罚”，对工商机关加收百分之三罚款的申请不予支持。

第二、对可执行行政处罚种类的理解与执行不一。强制执行机关认为强制执行的对象，应当是有可执行的具体标的物。例如责令停产停业、拆迁、罚没款的划拨、对被执行人的可执行财产进行拍卖等等。但对于某些相对抽象的强制执行申请，出于对执行到何种程度不便掌握或无法定供而难以执行。例如工商机关依法作出的责令改正、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对此，有理解认为责令改正、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非行政处罚，因此不属于强制执行的受理范围。

笔者认为，责令改正、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本身即带有法定“行政命令”色彩，对当事人的经营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和不可违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规定其他行政处罚。而工商机关在作出罚没款决定的同时，必须同时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此，二者必须双管齐下，反之则不能起到教育制止为主，罚款没收为辅的作用。如果单方面地强调责令改正、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非行政处罚，则其行政强制改正和制止的立法本意无法体现，更易给当事人和其他经营者造成工商机关以罚代管，甚至是罚后即默许的错误理解。

三、克服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克服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现象，就目前的防控手段与机制条件而言并非在一朝一夕可以根本解决。但如果工商机关对执行难问题能够从行政处罚、执行申请、许可登记、信用监管等领域对当事人逃避执行问题开展研究与防范，与相关部门建立起一套完善、规范、联动的工作机制，将可以有效降低案件查办成本和非诉执行案件的执行难度，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并督促当事人合法经营，依法履行和承担法律责任。

(一)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作出和处罚适当，是确保执行成功的前提条件。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分析并认定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系主观故意还是过失，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事实、危害后果，以及当事人是否具备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等。以上因素，均应作为工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种类和罚没款数额决定的根据。这要求办案人员不仅要严格依职权、法律条款作为，还要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确保当事人对其违法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依法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幅度的惩罚责任。工商机关依法实施行政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仅要确保当事人充分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要使当事人认识并停止违法行为，主动、自觉地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这关系到维护与巩固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地位，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提高对案件执行难的预见能力，确保行政处罚的高效实施。

对于当事人恶意逃避法律处罚的意图，工商机关应当提高预见能力，完善防控机制，保证行政处罚的低成本与高效率。首先，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要调查全面、取证充分，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与违法(非法)所得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认定，对当事人用于违法行为的经营工具、物资、相关证据要敢于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其次，对当

事人的配合调查取证态度、言行，以及履行行政处罚能力有正确的分析，提高对当事人是否具有逃避处罚意图和行为的预见能力，并对其财产的状态、数量、价值、可能往来，以及其他帐户等有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和收集，以备日后申请强制执行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供。遇有当事人逾期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且其申请法律救济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确保在行政处罚决定执行过程中工商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的到位不越权。

(三)完善并实现工商机关内部的案件信息资源共享，向社会公众提供监管信息，

行政处罚案件的查处，应当包括调查和处罚的全过程，对此，案件承办特别是主办人员不仅对行政处罚的合法，陛承担责任，还要对因工作失误造成行政处罚执行不能承担责任。而规范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决定、执行各环节之间的沟通配合机制，也可以有效保证行政处罚案件的执行成功率。案件立案后，调查部门要与行政许可部门实现案件信息共享，特别是建立未结案件的通告制度。这里所指的结案时间，应当是收缴全部罚没款或者没收物品的收缴时间。对当事人尚未履行完毕缴纳罚没款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对其出资人、名称、住址等的行政许可变更情况进行追踪掌握。特别是发现当事人有注销企业的倾向时，行政许可部门、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密切沟通配合，加强防范与审查力度，避免当事人的恶意注销。

工商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监管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均应向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提供资源共享和查询的便利条件，既确保行政处罚的公开、公平、公正，更提高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信用损害成本和退出成本，杜绝违法者为逃避处罚而轻易改头换面后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现象。

(四)建立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提高非诉执行案件的执行成功率。

对经司法审判被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申请强制执行，虽然也会遇到阻挠，但被执行人出于自身规模与条件、经营需要等因素，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大多能够履行政处罚决定。因此，造成行政处罚案件执行难的主流，仍然集中在非诉执行案件上。由于此类案件当事人的逃避处罚意图在案件调查和履行处罚决定的初期并不明显，待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受本文前述因素影响，执行成功确有难度。

对此，建议建立工商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执行案件沟通联系机制，加强配合，从申请到执行过程尽可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首先，在申请、立案、审查、执行环节建立工商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绿色通道”，专人负责，定期沟通。特别是针对当事人有隐匿、转移可执行财产动向，或者申请强制执行期限即将届满的，对申请特事特办，提供便利，减化办事环节，提高执行强度与效率。其次，在降低执行成本与缩短执行周期等方面加强探索与配合。例如，被执行人查无下落的，在申请受理、公告查找等领域达成减少审查周期、统一公告方式及公告费用等默契，尽可能地降低执行成本。第三，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工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一方发现被执行人的可执行财产线索时，及时通知对方，开展联动合作。第四，工商机关与人民法院对法律规定与执行存在不同理解时，加强协调。互相听取意见与建议，借鉴已执行成功案例所取得的经验，并尽量争取人民法院的支持与配合。由此既可以保证工商机关的执法权威、行政处罚决定的严肃性和执行成功率，又实现强制执行的依法作为，降低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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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自由罚这为行政处罚主要是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例如行政拘留的处罚,就是以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为处罚手段。人身自由罚只通适用于公民,由于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最基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人身自由,那么其他任何权利,如财产权、名誉权、专利权等,都失去行使的基础。因此,以人身自由为处罚对象的人身自由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据统计,目前规定人身自由为处罚对象的人身自由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据统计,目前规定人身自由罚的有8个法律和7个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规定了行政拘留的人身自由罚。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未能》、《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在适用人身自由处罚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一要区别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拘留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对于违法行为的性质比较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再给予行政处罚。

    二是对于已经被逮捕或者司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能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当经过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决定是否追究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行为能力罚行为能力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人采取责令其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停止某种行为、取消某种资格的处罚。这类处罚包括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等,通过取消当事人的经营活动的资格,达到惩戒的目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没有烟草专卖批发业务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规定,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对违反统计法的行为,可以给予吊销执照的处罚。

    这些处罚形式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责令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一种是取消或者中止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或者能力。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责令行为人追回出售的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条例》中责令行粉限期改正的处罚等。后者如《股票发生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撤销经营者证券经营许可证,取消其经营证券的资格;《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吊扣驾驶证;《矿山安全法》中规定的吊销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护士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访办法的护士可以给予中止注册、取消注册的处罚等。

    在适用行为能力行政处罚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1.行为能力处罚的力度要大于财产罚,小于人身自由罚,因此,对于行为能力处罚的条件要严于财产处罚而宽于人身自由处罚。

    2.行为能力处罚一定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能够用财产罚处理不要用行为能力罚处理。因为行为能力罚是剥夺了当事人取得财产的资格或者能力,而财产罚仅仅是收缴当事人现有的财产,不影响当事人再利用法律赋予的资格去获取利益。

    3.不同的行为能力处罚之间要注意互相的协调。例如,给予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则当事人就失去了继续经营的资格。相应地,当事人从其他行政机关颁布的许可证为前提的话,则该许可被取消后,其经营范围也应作相应的变更。

    财产罚财产罚是比较普遍而且量比较大的一种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和没收财产等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处罚。给予财产罚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于行为能力罚。一般情况下,对一种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要确立几种不同的行政处罚,根据不同的危害程度由行政机关选择具体的处罚内容。例如,《矿山安全条例》规定,对违反矿山安全的行为可以给予罚款、通报、停产整顿、封闭等处罚。这里列了四种处罚情况。究竟要采取哪一种,则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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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窃电违约金行政处罚证据

一、前言

盗窃电能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和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窃电行为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更造成了电力设施的损坏，形成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威胁着电网的安全。窃电之风的难以刹住，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错误地认为“窃电不算偷，窃电不犯法”；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诱惑，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等，把窃电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牟取暴利的手段，因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窃电，形成了由过去个人窃电发展到现在单位窃电的现象。同时由于电能具有发、供、用同时完成和无影无踪的特点，窃电手段大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使用高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较大，查处窃电案件不可能像查处其他盗窃案件那样“人赃俱获”，这给电力企业查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各地的供电公司对窃电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态度，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自江西省人大1999年颁布《江西省反窃电办法》，截至2003年，先后有6个省、市就反窃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规。上海电力公司对反窃电工作历来重视，就松江供电分公司而言，2003年全年共检查户数为47985户，查获窃电户212户，补收电量70.1万千瓦时，补收电费38.18万元及违约金98.82万元。然而，在反窃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需完善和改进。以下是笔者对此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二、对目前处理窃电行为“违约使用电费”的法律探讨

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窃电行为的处理依据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外，主要操作办法是《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一条规定：

“本公司对查获的窃电者，除立即制止其窃电行为外，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本公司可报请上海市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本公司可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细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对窃电者补交电费同时收取了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实际上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有了惩罚的性质，而这种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值得商榷。

“违约使用电费”是“违约金”的一种形式。根据法理我们知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是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合同条款之一）。但目前现行的供用电合同中，对窃电的违约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2）是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额损害赔偿金）；（3）是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约定（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关于违约金的性质，一般认为，现行合同法所确立的违约金制度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制度，而基本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制度。即使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实际损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属性。因为根据《合同法》，如违约金数额过高时，违约方可请求人民法院适当予以降低。但现行的三倍违约金使用电费，则明显的带有惩罚性质，这与《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冲突。

窃电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条规定：“盗窃电能是违法行为”有明确的阐述。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仅处以“违约使用电费”的恢复权利性措施的民事制裁是不足以有威慑力，况且这种恢复权利性可行性尚值得商榷。我认为：窃电行为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故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其违法情节必须使违法者承担受惩罚的责任，即需要追加其承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新义务。对于窃电这种违法行为，处以惩罚性措施的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是恰如其分的法律制裁。

三、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探讨

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惩罚权的活动；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管理活动；行政处罚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序较犯罪低。根据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我们发现若供电公司作为企业对窃电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则存在行政处罚主体不合法的现象。

我国《电力法》第七条：“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该条款明确了供电公司是一企业组织，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目前，上海的电力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即该处具有对上海的窃电行为有行政处罚权，但由该处进行对上海地区窃电行为的处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行政处罚原则上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因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制裁权。但是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组织编制管理的现状，《行政处罚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目前，上海电力公司各供电分公司都具备行政机关委托的条件，每个供电分公司都成立了反窃电的班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用电检查证》；在用电检查工程中，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技术鉴定方面，上海市电力公司也具有良好的条件，如在表计的鉴定，线路电能损耗鉴定方面都有一流的仪器仪表进行技术鉴定。因此，我认为，供电分公司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被委托组织的条件，只要电力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委托，供电公司就具备了行政处罚权，这也是目前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方式。那么对打击窃电行为，保护国家资产，维护电网正常运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有效地遏制窃电行为。

四、对查处窃电行为中证据的法律探讨

在查处窃电工作中，进行用电检查就是寻求窃电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供电部门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那么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势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我认为：对窃电行为进行取证，是一种自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很容易出现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在反窃电工作中依法取证是遵守法制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用电检查中供电企业应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经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后，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工作。用电检查人员实施用电检查前应当按规定填写《用电检查工作单》，方能赴用户执行查电任务。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给予配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用电检查，是确保查处窃电行为合法的重要前提。

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用电检查人员在进行用电检查中，不能凭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即使是经营特别丰富的用电检查人员，也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现场的情况，从现场的细节中寻求窃电的证据。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许多复杂的窃电行为中寻的证据。我认为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必须要克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的心理。特别对于举报的案件，一定要克服这种心里倾向和偏见，客观全面的收集窃电证据，不能只收集或使用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证据，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而弄需作假，甚至是制造或使用虚假证据。

目前，我国法定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等七种。我认为在反窃电工作别要注重物证；鉴定结论；视听材料四种证据。物证是以其内在属性、外部形态、空间方位等存在的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现在大多的窃电行为，大多都有物证可寻，如“U”字窃电，跨越表计窃电等，都有明显的物体和痕迹。鉴定结论是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的意见。对于私自开启表计封印的窃电行为，表计强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定窃电行为的重要证据。视听材料是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其他电磁方式记录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就要求用电检查人员，在查处窃电过程中，注重对视听材料的收集，如对现场录像、拍照的工作的开展。

五、结束语

上述种种，不仅要求我们的用电检查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唯如此才能避免在对反窃电的处罚中处于被动。在反窃电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其重中之重。我党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们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反窃电工作中贯彻法制化，是一种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转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相信，只有依法打击窃电的行为，才能真正打击窃电的歪风邪气，保护供电企业正常运营，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崭新的供用电秩序。

参考文献：

《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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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不仅为社会公众认可，也一直为行政法学界所认可，但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步加强，人们开始向这种公定性效力提出了质疑，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国的行政法对此也作出了“可撤销和无效”的规定，但内容简单、操作困难。本文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效力内容规定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建议：建立我国行政行为成立、有效、可撤销、无效规则，并对不同效力行政行为的内容作出阐述。

一、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质疑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能否得到执行，直接影响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所以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大陆行政法学家都认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无论其是否合法，皆产生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管理相对方应首先尊重与服从，若认为该决定或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诉请事后的救济途径以求矫正（即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因为，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具有权威性，故通过法律来确认行政行为这种效力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也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就是对此原理的必要反映。但对此种效力规定，也有一些疑问。

1、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在这里如何理解一经作出，是仅指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还是指行政机关不仅作出决定，并且将决定通知到相对人？它和行政行为成立有什么关系？

2、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有法律约束力。是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如果行政行为确实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还要先假定它是对的，明明可以阻止这种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却非要等它造成危害以后再去补救。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本位”思想，是与依法治国的精神相悖的。

所以，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认定不能因为它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就可以让步到“一经作出，皆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要根据不同情况，把行政行为分为不同效力的行为：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行为等几种情形。这样会更符合立法的本意，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理论阐述并不落后。但目前基本上停留在理论阶段，对实践指导还很不够，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可称之为有关行政行为理论的法律化，但它只是从司法审查角度对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一个合法性评价的标准，适用并不广泛。虽然我国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一规定在一定上折射出了“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但其实际运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二款首次明确法院可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这似乎为无效理论转化为普遍的制度实践提供了起码的可能性。但其内容简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分析一下该解释中被确认为“违法或无效判决”的三种情况。

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意义。

行政机关的作为行为被认定无效已经很难了，“我没有行为，你怎么能说我的行为无效呢？”这无疑又为行政机关的一些人难以理解，更何况行政不作为在我国的研究还很不成熟。

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违法行为既可能被确认为违法，又可能被确认为无效，而法律又没有规定应如何区分违法行为和无效行为，这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法官因无所适从而谨小慎微，基本上不适用该规定，即便有心适用，也会更多地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答复或者法官凭借自己对无效的理解，大胆地、经常地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以致形成混乱的，缺乏一致性的法律适用状况。

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或无效的。

既然“不成立”可被确认为无效，那么“不成立”也就成了无效的一种情形了。一个尚未成立的行政行为，既甘文法官所称的“不成熟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可能构成实际影响，也就无任何效力可言，这种无效应属于一种自然意义的没有效力。而无效行政行为是因重大违法而不具有推定约束力，基于此分，不成立或不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不适宜运用确认无效。因为如果一个正在运作，尚未正式对外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提讼，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而不是越俎代疱地宣告其无效[4]。试想，当行政机关通知某一企业其准备作出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并告知该企业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企业反而向法庭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显然不能受理这一尚未穷尽行政程序而没有成立之决定的，以免不合时适地干预行政[2]。另外“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可被确认为无效”，既然已经无效了，何须再确认无效。无效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解释不了。可见，无效理论转化为制度实践的可能性绝非当下司法解释的个别条款就可以予以充分提供的，它至少还需要依赖人们对它正确的理解与广泛的认同，依赖于更为细致的制度设计。

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外国以及我国澳、台地区的行政程序立法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行政实践的行政行为成立，有效、撤销、无效的规则。

二、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主体不告知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首次以立法形式区别了无效行政处罚与不成立行政处罚，但它的规定是建立在不成熟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之上，它所给定的不成立的行政处罚条件在行政法理论上难于获得自圆其说。该规定只能导致行政处罚无效，而不是行政处罚不成立。行政行为的成立是从行政行为是否最终以外部可知的形式而存在这一角度来考察，考察的目的在于判断行政行为何时开始正式存在从而具有推定的法律效力。没有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就无法讨论行政行为的有效，无效或可撤销。

具体行政行为要成立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必须是拥有行政职权或有一定行政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

（二）行政行为本身必须具有行政管理内容，即必须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

（三）行政决定送达相对人。行政行为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如果采用书面形式，将决定送达给行政相对方才发生效力，否则行政行为就不能生效，有些行政行为可能不采用书面形式，则行政行为必须已经实施。例如行为，虽无书面形式，但一旦实施，行政行为就开始生效。

行政行为成立，并不意味着该行政行为必然是合法有效的行为。成立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有效的，也可能是可撤销的或无效的。

三、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绝对有效）

行政行为成立后，根据其公定性，即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有效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有可能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成立后，如果具备合法性要件，那么无疑应该为有效行为，理所当然的具有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绝对有效）。合法的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政主体应当合法

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必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它有以下三个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合法、人员合法、委托合法。

（二）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主体的权限范围

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权限规则。主要表现在：行政事项管辖权的限制、行政地域管理权的限制、时间管辖权的限制、手段上的限制、程度上的限制、条件上的限制、委托权限的限制。

（三）行政行为内容应当合法、适当

要符合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它包括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法定幅度、范围（主要对自由裁量权而言）、行政行为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公正、合理。

（四）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程序

现代行政不仅要求实现实体正义，而且要求实体正义用公平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程序法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行为不仅要求证据确凿，而且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

四、撤销的行政行为（相对无效或相对有效）

行政行为成立后，因缺乏合法性要件或不适当，由有权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征政程序法》中作出了关于行政行为可撤销的规定。如西班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任何引起权力偏差的违反法律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均可予以撤销。”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可能最全面，涉及到行政行为部分无效，不当然无效，错误的行政行为，及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也规定了“相对无效的行政处分（台湾把行政称为行政处分）”。日本行政法学者将“构成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合理的原因称为行政行为的瑕庇，瑕庇行政行为又可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另外，奥地利、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规定都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也有关于撤销和部分撤销的规定。但没有把行政行为撤销和无效的原因区分开来。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是可以撤销的行政行为。一般来讲，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如下：

（一）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缺损

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种行政行为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该行政行为就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不适当

所谓不适当，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在很多情形下同时是不合法的行为，但在有些情况下，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

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不同于无效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至终无效，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只有在被撤销之后才失去效力。行政行为的撤销由有权机关作出（一般指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

五、无效行政行为（绝对无效）

无效行政行为，自始就完全不具有效力。对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第三人和所有行政机关都可以不等“公的确认”而无视其效力。那么，如果区分“无效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呢？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法学者都认为区分二者的标准要看：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明显违法”。如日本室井力、德国《行政程序法》、以及台湾《行政程序法草案》。一般的来说，无效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损害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基本内容的行政行为；

（二）从业务上或地区范围上明显无管辖权的部门所作的行政行为；

（三）没有可能实施的行政行为；

（四）构成违反刑法的行政行为或是在违反刑法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

（五）行政主体受胁迫作出的行政行为。

（六）书面行政行为未表明公布行政机关的；

（七）行政行为内容违反善良风俗习惯的。

另外，为了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需要，我国还可借鉴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确认在一定条件下若干无效行政行为可以转化为有效，行政机关可以对具有瑕庇的行政行为给予纠正，并确认其有效。如行政行为的瑕庇是因职权因素所致，则有职权行政机关应当加以确认有效，但法律规定具有追溯力的行政行为除外。如果有瑕庇，属于缺少某种确认方式，则有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确认而使其生效。

参考文献

1、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中外法学》，2001,(4).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3、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版。

4、张树义：《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篇5

关键词： 国土资源违法举报； 行政程序； 依法处理

2016年xxx等3人以某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不作为为由，对该厅提起了行政诉讼，称其于2015年向被告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交查处申请，请求国土资源部门对某市某区某煤矿非法占地、非法采矿及涉及的村委会非法转让倒卖土地行为进行查处。国土资源厅收到申请后，于2015年9月将案件以书面形式转送xxx市国土资源局，要求按照《条例》有关规定处理，市国土资源局将此件转送xxx区国土资源分局。2015年10月，区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对xxx等人反映xxx非法占地、采矿、毁林行为的答复》，认定xxx不存在非法占地采矿行为，并将答复送达申请人。申请人对国土资源厅对该申请的处理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申请人要求国土资源厅对xxx市xxx煤矿非法占地、采矿、毁林行为进行检查的申请不予履行监察、查处法定职责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对xxx市xxx区xxx煤矿非法占地、采矿、毁林行为进行检查、查处的法定职责。

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行使的职权，法律、行政法规未授权的职权，行政机关无权实施。依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由土地、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部门管辖，”土地违法监察适用属地管辖。被告依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将原告的申请转送xxx国土资源局查办，履行了对下级监督职责。因此，原告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负有法定的土地监察职责。上诉人收到土地违法查处申请后，错误地适用《条例》定性为事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根据《土地监察暂行规定》，要求被上诉人直接履行土地监察职责，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和认定，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国土资源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收到申请后经审查，应由属地管辖机关管辖，且属地机关做出了书面的答复，被上诉人不存在不作为情形，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

二审法院认为，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收到申请人查处申请后，将案件转市国土资源局要求其进行处理，市国土资源局将此件转交国土分局，国土分局作出了答复，国土资源厅将案件转交下级土地管理部门查处，并且监督下级土地管理部门作出了答复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行政不作为，驳回了上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国土资源厅认为其将申请人的查处申请转送下级国土资源部门，要求按照《条例》有关规定处理符合《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而申请人认为其申请系根据《土地监察暂行规定》要求国土资源厅直接履行土地监察的法定职责，而国土资源厅却错误地将其申请适用《条例》定性为事项，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虽然法院判决支持了国土资源厅的理由，但案件中反映出来的程序问题，也就是行政程序和程序问题，值得深入解析。

1. 国土资源部门应积极行使，履行行政职责

按照一般的理解，行政职权是指行政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对某个领域或某方面行政事务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行政权力。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所必须遵守和履行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1. 完成行政工作中法定任务的义务，以实现行政职能和公共利益。具体包括①执行法律的义务②行使法定权利的义务。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行政主体必须行使相应权力，才能使得法律规范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得以具体实现。③履行特定法定职责的义务。

2. 遵守法律而不违规的义务。具体包括：符合法定权限、范围而不越权，符合法定职权目的与动机而不；遵守法定程序而不违反。履行行政职责，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和结果就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依职权或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所实施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力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履行行政职责的主要方式。

国土资源部门具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责。在本案中，申请人要求国土资源部门履行的行政权力和职责是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

《土地管理法》第6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第7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这些规定表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土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与职责。按照《矿产资源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违法采矿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办理。这些规定表明，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对违法采矿进行查处的权力和职责。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由土地、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辖，但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六条规定：“省级、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T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管辖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第七条规定：“国土资源部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管辖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权管辖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一）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立案调查而不予立案调查的； （二）案情复杂，情节恶劣，有重大影响的。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将本级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辖，但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管辖的除外。”

综合以上法律和规章对查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的规定可以看出，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对一般的土地、矿产资源违法案件具有管辖权，包括省级在内的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对下级国土资源部门具有管辖权的案件均具有管辖权，但可将除法律规定以外的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国土资源部门管辖。

2. 行使行政权力应遵守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实施行政管理和服务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以及当事人参与行政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表现形式。它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进行行政行为时应遵守的一定程序，是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公正地运行，提高行政效率，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增进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信赖的一种制度。

行政法律实施过程就是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统一的过程。行政相对人只有通过法定的行政程序，才能使他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变成他真实享有的权益；行政权力也只有通过法定行政程序，才能行使到每个公民、法人身上。

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遵守行政程序。

《xxx自治区行政执法案卷示范文本》规定了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在立案审核环节规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退回，符合立案条件的立案。文本中有《举报案件登记表》，设置了举报人、被举报人等栏目。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规定：

（1）举报发现。通过12336举报电话、举报案件、网络举报等发现的国土资源违法线索。

（2）违法线索处置。对于违法线索，应当填写《违法线索登记表》，认为需要对违法线索进行检查的，应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检查。

（3）核查结果处置。核查结束后，检查人员应当提交检查报告，提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建议。

（4）作出处理决定。对于违法事实不成立、违法行为已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予以撤案。

以上规定清晰地规定了举报违法案件的处理程序和处理方式等。

《云南省行政处罚程序规范》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实名举报、投诉涉嫌违法行为不立案或撤销立案的，应当书面告知举报人、投诉人，说明理由并记录送达情况。《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于不立案的投诉、举报、申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由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举报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不予立案的相关情况作书面记录留存。”

虽然国土资源部有关规定未规定是否作出不立案决定并告知举报人，但从云南省、国家工商总局等地方级行业的规定看，作出不予立案并告知当事人是通行做法。而且，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保障相对人权益看，无论按照行政程序的公开原则，还是参与原则，行政相对人享有获得通知权，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作出不立案决定并告知举报人。

3.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事项的范围，第二条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投诉、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该款规定了不属于事项的投诉请求的范围。按照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依照法定职责应由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意见，并送达人。人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向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向作出复查意见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由其作出复核意见。复核意见为处理事项的终结意见。除了作出处理意见外，办理事项的行政机关还可通过化解方式，即由人作出诉求已化解，不再承诺、签订协议等方式解决。

按照《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土资源部门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国土资源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如属于下级国土资源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作《国土资源事项转送书》，直接送由管辖权的下级国土资源部门。

本案中，国土资源厅按照《条例》将举报事项转送市国土资源局，要求按《条例》有关规定处理。市国土资源局又转区国土资源分局，区国土分局作出了答复，认定被举报人不存在非法占地和采矿行为。举报人未申请复查和复核，区国土分局答复意见为终结性处理意见。

4. 结论

本案中，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分局按照程序对举报人的查处申请进行了处理，由区国土资源分局做出了认定不存在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如果按照查处违法的有关程序规定，则应作出不予立案退回申请的决定，到底哪种方式是正确的？

显然关键在于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分局对查处申请的处理应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履行行政职责，还是作出处理行为。如属于前者则应适用行政程序作出行政决定，对其处理不服的应当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如属于后者则应适用程序，对其解决决定不服的，应提出复查复核。

按照前文有关规定，国土资源部门负有登记举报事项，调查核实违法举报信息，根据违法事实是否存在等要素分别作出立案决定或不立案退回申请决定的行政职责。履行这些职责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权力作出立案或不立案退回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土资源部门作出退回申请不立案的决定或作出立案决定是积极的行政行为；不予回复申请是不履行行政职责所作出的消极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第六条第九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类似情形可提讼。

本案中，国土资源厅混淆了行政行为和行为的区别及其应分别适用的行政法律程序和程序，导致国土资源部门错误地对违法举报适用程序进行了处理，未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构成了不作为。举报人的行为是请求国土资源部门查处其认为存在的违法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举报人如对不立案退回申请不服，显然可以使用前述《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且，如果国土资源部门对举报人的请求置之不理、拒不回复，举报人显然可以以国土资源部门不作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不论从处理举报问题的法定行政程序、还是对行政程序的法定救济途径看，对举报人的查处申请应适用行政程序，作出行政行为。

《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不适用程序，也就不是行为。

本案中，举报人的请求属于投诉，而对这类投诉又有前文所述法定行政程序，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因此，对其处理不应适用程序，该行为不是行为。

国土资源部门按程序转送、处理举报人的请求，是以程序替代法定行政程序，已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行政途径，行政复议途径和行政诉讼途径的救济，只能通过途径救济，实际构成了行政不作为，法院判决也是错误的。

综上，区别举报国土资源违法的请求属于事项还是履行行政职责申请，关键在于对其处理是否有法定行政程序以及作出的处理结果是否可能侵害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而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是则应适用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程序，反之则应适用程序。

篇6

【关 键 词】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正当程序/合理规范/有效控制

【 正 文 】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可见，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实现行政法治，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载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艰深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作一探讨。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错位及负效应

何谓行政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注：王岷灿：《行政法概要》，1983年出版的统编教材。这是该书对行政措施分类时指出的，可以说是我国对自由裁量权慨念的最早表述。）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并对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注：朱新力：《行政法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264页。）有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由块定以作出公正而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9页。）等等。从各学者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自由裁量权的实质理解是一致的，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行政权力缺乏羁束性规定的情况下，便宜行使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7页。）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外延大小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即有的将自由裁量权限于执法领域，有的则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笔者将行政自由裁量权限定在行政执法领域内，将其运行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的选择权。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论在哪一个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都是存在的，只是范围和监督制约方式不同而已。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主体能够审时度势、权衡轻重，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关系产生的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主观自由选择的余地。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主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但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能动作用，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执行的是国家意志，这就决定了行政权力作用的方式具有强制性。行政主体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有效执行、政令的畅通、公共利益的实现，就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迫使行政权力客体接受。行政权力的这种强制力主 要是以国家暴力的威慑作用作为后盾，以服从为前提的。在法律法规只规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的一定范围和幅度以及诸如“行政合理”等原则时，行政工作人员的素质跟不上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又缺乏程序约束及必要有效监督的情形下，相对人的权益保障处在不稳定之中，被侵害的可能性极大。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行政权力目标合理，但手段不当，运行轨道欠畅通的缘故，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

1.自由裁量行为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平，具体表现为畸轻畸重。我国许多法律法规都赋予行政权力主体可以根据权力的目的自由判断行为条件、自由选择行为方式、自由作出决定，其立法的目的及一条重要原则是合理和公正，法律法规要求行政主体的处罚措施合理地施加于相对人，做到标准基本统一，结果基本合理公正。但由于行政行为的具体作出者是公务员，公务员难免有理解法律方面的局限性及受一些不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往往发生自由裁量超过一定的标准，或自由裁量超出一定的范围、种类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自由裁量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前后不一。法律法现根据社会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行政主体在法定范围、幅度和种类内有自由选择和决定的权力，除提高行政效率外，使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也是立法不可或缺的目的。所以行政主体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采取措施时，同样的措施应针对事实、情节、后果相类似的行为，使行政相对人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但由于一些行政主体从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以及考虑相对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往往对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作出不一致的具体结果。更有甚者，个别公务员根据受贿钱财、敲诈勒索的不同程度，对相同的事实、情节、后果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具体措施，明目张胆地滥用自由裁量权。

3.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法定职责有时限要求的有两类：一是行政许可行为：二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类行为中，法律法规的时限规定，有的明确，有的含糊，但无论哪种情况，行政主体于何时履行法定职责都有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行政主体应及时行使行政权，履行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违反效率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大有其在。这种行为也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有：1.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反复无常，畸轻畸重，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能差。2.造成社会秩序新的破坏。因为行政主体的运权后盾国家行政权是伴随国家强制力实施的，行政主体的运权手段可采取强制性措施。所以，行政主体面对无抵抗能力的行政相对大（事实上法律也不允许抵抗附着国家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其滥用权力的行为是很容易实现，从而造成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破坏，而这种破坏的威力和后果都会超过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即”如果共同体有了罪过，它的罪过将大于其成员所犯罪的总和。”（注：［英］梅因：《当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3页。）3.助长特权思想，导致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由于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样法律法规对自由裁量权的条件、幅度等规定的越宽，某些行政工作人员越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宝贵”，从而在某些不健康因素的利诱下，将“公权”当“私权”运行，处事武断、专横、随意，执法偏离公正、公平、公开的轨道，为所欲为，给群众留下极坏的印象。4.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注：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关。“行政赋权行为的功能是创制权利”（注：毛光烈：《论行政合理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6页。）。有些自由裁量权被某些行业、机关及部门所独占，具有垄断性，某些公务员则通过其享有的优越条件采用形似合法的手段捞取实为非法的经济利益，投机钻营，个别人甚至不顾违法犯罪追求物质利益，造成了腐败的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一些学者都提出了法律控制：有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角度阐述的；（注：毛光烈：《论行政合理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6页。）有从司法监督，行政 程序法控制等角度论证的；（注：芮守胜：《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也有从行政程序法的某项原则的价值角度研究的；（注：傅国云：《公平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载《行政法学研究》（京）1998年第2期。）等等。可以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加以控制，在法学界已形成共识。笔者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除了理所当然地遵循行政法治原则，接受司法监督外，在法律控制中，对如何突出行政程序控制的研究，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

如前所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韦德所说，“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应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信托，而不是无条件的授予。”（注：威廉·违德：《合理原则》，李相如译，载《法学译丛》1991年第6期。）同时，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注：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行政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注：越永行：《行政权力运行与行政程序），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0卷第3期，第8O页。）“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注：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的内涵尚未有统一的说法。国内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以应松年教授为代表，认为行政程序贯穿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的全过程，包括事先、事中应遵循的程序及事后的补救程序（行政诉讼及其中的一部分）。（注：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二是认为行政程序即行政诉讼程序，“程序法为诉讼活动所专有。”（注：王连昌：《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三是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等的总和，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在国外也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行政程序就是行政诉讼程序，把行政程序等同于行政诉讼程序。二是认为行政程序包括行政行为程序和行政救济程序。三是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所遵循的法定程序。（注：张晓光：《现代行政程序价值的透视》，载1998年《浙江省委党校学报》。）从中可以看出，国内较一致的行政程序概念的内涵外延与国外的第三种观点相近似。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

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在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客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按法定之程序顺序行为，从而从反方向督促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员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客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行政程序不仅对控制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起作用，而且也为行政相对人判断权利是否被侵犯、义务是否被加重提供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势必作用于行政相对人，在理论上说，行政权力运行结果与行政权力本质是相适应的，即权力与权利是一致的。但由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工作人员在认知能力与操作经验等方面有差异，决定了其所选择的手段、范围、方法等与相对人的客观事实不相适应，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存在潜在的被侵害性。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程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 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3.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正、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更明确行政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注：傅国云：《公平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载《行政法学研究》（京）1998年第2期。）从表现或局部或阶段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性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实际上，行政法治，行政程序和行政效率三者是相统一的，有程序的效率，才是有保障的效率，才能实现有效率的法治。”（注：黄贤宏：《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7期第19页。）

应该说明的是：不是任何一个行政程序都有上述之价值体现。行政程序有好有坏，人们在设定行政程序规则时，应该确立一定的标准，设定具体的内容。“现代的程序规则应当与现代的民主精神相吻合，与现代的人文科学精神相吻合，与国家的整体目标相吻合，（注：江必新：《用程序捍卫公平正义》，载《新华文摘》1999年第10期第14页。）即必须是正当程序。

三、合理规范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程序

任何行政权的行使都不能脱离一定事实上的方式、步骤和时限构成的时空范围。因此，没有行政程序就不存在行政权的具体运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遵循程序公开和公平的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程序的作用是不同的、总结国内外行政程序制度，以下几类程序制度对督促自由裁量权的公正、合理行使有着重要作用。

1.情报公开制度。所谓情报公开制度，是指凡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只要是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一律向社会公开，依法允许公众查阅、复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法律上对情报公开制度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如情报公开的范围、形式等。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决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腐败的产生。

2.中立制度。“任何人不得当自己的法官，这是英美司法的古老信条。”（注：胡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这也是英美普通法上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因此，当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我国行政立法借鉴这一法例，将这一程序规则引入行政立法，并作为行政执法的原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中立制度的价值在于防止偏私，保障公正，既保障实体的结果公正，又保障程序的形式公正。

3.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这项制度，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55条、124条，日本《行政代执行法》第3条，《行政程序法》第14条，荷兰的《基本行政法典》第31条等等。（注：姜明安：《行政的现代化和行政程序制度》，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3期，第65-72页。）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也明确规定告知及说明理由制度，该法第31条及第39条规定，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相应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并载明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 。

该项制度可以尽可能地防止行政主体不当行政行为的发生。

4.听取意见制度。行政主体拟实施的行政行为，如果涉及到某一行政相对人，必须事先征求意见。同样，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应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并加以认真、充分地考虑。如果没有听取意见，而是随意裁量，且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这是不公正的。为此，许多国家的行政法都规定了这一制度。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8条，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条等等。（注：姜明安：《行政的现代化和行政程序制度》，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3期，第65-72页。）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时，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主体应认真听取，核实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论据，采纳成立的意见。行政主体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此项制度的设定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行政错误的发生，保证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

5.职能分离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系调整行政主体内部的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关系。该制度要求对行政主体内部的某些互相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及工作人员掌管和行使。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主体行使调查权能的工作人员与主持听证程序的工作人员相分离，实施处罚决定的行政主体与进行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的制度，明确了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主持听证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除某些当场罚款外。

建立职能分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扼制腐败和预防权力滥用，以权力制衡权力。

6.时效制度。该制度是指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时间限制。’在行政效率几乎成为行政活动生命的当今社会中，各国在行政程序立法中都毫无例外地在行政程序各阶段规定了时效、时限、期间的内容，明确了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我国《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除上述制度外，不单方接触制度、教示制度等都对行政自由载量权的滥用起着控制作用。应该说，规范行政行为的各种程序，对制约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行政程序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一个重要法律控制要素。

四、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运行的关键

1.行政程序法制化。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不将行政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那么行政程序将失去权威，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也难以实现。在当今社会，行政程序法制化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近几年来，《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相继出台，也充分表明了国家对行政程序法制化的重视。但我国目前行政程序法制化的状况远未达到法治的要求。具体表现在：(1)行政程序立法不统一。往往是一部法律一个程序。(2)行政程序立法不完整。如某些程序法律规范缺乏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的规定，某些程序法律规范则没有建立起保障公民权益的机制等等。(3)行政程序立法滞后。许多行政行为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程序规范等等。这些状况客观上为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提供了方便。为此，在我国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为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遵循统一的程序规则，必须规范程序，建立起系统、完整的行政程序法体系。在现有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吸收、创新，以制定一部统一的程序法典。

2.充分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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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听证制度的起源

（一）行政听证制度法理基础

有关听证的思想在西方国家由来已久，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一般被认为是听证思想的法理基础。自然公正原则在适用上有很大灵活性，在英国普通法上，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第一、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第二、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亦即“听取另一方意见”原则。上述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二个程序规则直接构成行政听证的法理基础。此后英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以及听证权的不断扩大，都被认为是自然公正原则的进一步适用。

（二）行政听证制度理论深化

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又深化了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宪法修正案第14条又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可见，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宪法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要求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一次将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

二战以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开始重视人权的保护，强调国民的主体地位，反映在行政领域，就是不再将国民视为行政管理的客体，开始重视国民对行政活动的参与。听证，作为体现行政公正、公开、民主的核心制度，也因此在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此后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二、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一）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中国199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行政听证制度，这是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一次有益尝试。这种尝试是在中国已具备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演变为具体的法定形式，听证就是法定形式的一种。另外，依法治国发略的提出也为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又将行政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立法领域。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听证制度引入环境影响评价，为保护环境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听证程序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将行政听证制度推而广之，凡是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都必须进行听证。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立法现状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处罚法是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的重要突破。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该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一规定意味着立法听证在我国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立法制度向民主化的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7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向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同时该法在第48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可以看出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两种启动行政听证的方式、行政机关依职权举行、依行政相对人申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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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__年以来涉土地违法行为行政非诉执行案及行政诉讼案件统计如下：

表格略

（一）根据数据，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土地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如下：

1、经过批准异地新建房屋但旧房未拆24件，占7%。

2、未经批准原地拆旧翻建、改扩建84件，占24.3%。

3、符合规划，超面积建房的，少批多建，企业表现为少批多占63件，占18.2%。

4、非法买卖土地并建房的35件，占__.1%。

5、基层组织（村委会、社区）为了“达标”未经批准占用土地建标准化厂房、建办公用房55件，占15.9%。

6、企业以租代征占用土地扩建改建厂房占用土地83件，占24%。

7、在耕地上挖塘取土，挖塘养殖，破坏耕地1件。

（二）涉土地违法行为行政诉讼案件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1、安置小区占用土地，无用地批准文件。

2、不履行土地使用权发证职责。

3、土地整理、征用而引发的拆迁纠纷。

4、出让土地不规范，存在程序问题。

5、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土地未经批准并违法拆迁。

（一）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所存在的问题

1、应拆未拆。经过20__年“应拆未拆”集中行动后，建新房旧房未拆的现象得到了遏制，整个拆违行动牵涉了法院、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近段时间，此现象又有发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2、拆旧翻新，改扩建。由于全市冻结建房申请审批，部分村民或居民未经批准拆旧翻新或改建、扩建，新建房屋是他们唯一的住房，有些符合规划，有些不符合规划，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一般是没收或限期拆除，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行政机关没有安顿建房户的具体方案，不具备强拆或没收条件，致使法院无从入手。

3、少批多建，少批多占。农户建房批准建筑面积是__0平方米，附属房15平方米，国有出让土地上建房批准面积为130—140平方米，实际建房一般都超过，国土资源局处罚决定为“拆除超过批准建筑面积的部分”，没有指定拆除哪一部分，法院执行时无人下手，就像胖子减肥一样，怎么减，怎么拆？房屋是整体结构，无论怎么拆都会影响房屋的外观和安全及质量。

有些企业经过批准的用地面积与实际占用的面积不一致，少批多占，个别名气比较大的企业直接与所在的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占用近百亩土地建设厂房。国土资源局对其作出的处罚是：符合规划的没收，不符合规划的就拆除。实际执行中根本是执行不了的，有些是交纳一定数量的罚款，等待上面的用地指标，完善用地手续；有些是不交罚款，也不可能有指标，他们甚至认为政府默许，认可他们少批多占。

4、“达标”违建。当数量的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村级组织为了达标建设村级行政办公房，为了增加村级组织收入建设标准化厂房、农家乐园，借口领导要求、上级文件要求，不经任何部门的批准搞建设，有些占用基本农田，国土资源局对他们作出处罚，没收或拆除新建的建筑物、罚款，申请法院执行，法院无法执行，连罚款也执行不了，因为许多基层组织是贫困村。

5、买卖土地并建房。较典型的港联村私卖土地建房共计33户，经过国土资源局处罚后，申请法院执行，当时处罚是没收地上建筑物，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占用的土地、罚款，由于涉及面广，执行难度大，最终由政法委牵头，政府相关行政机关出面处理，党员、领导干部户基本交纳了罚款，其他违建户的处罚没有执行到位。类似的情况较多，城区多个村以化解村级债务为由，乘重点工程建设拆迁之际私自出卖集体土地进行建房，另外零星的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买卖的情况亦时有发生行政处罚的亦不能到位。

6、取土，挖塘养殖，破坏耕地。少数农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挖塘取土，破坏耕地，少数村级组织将耕地挖塘搞养殖，建农庄、搞休闲产业，破坏了耕地，国土部门作了处罚，但是难以执行，恢复土地原貌成为空谈。

1、我市安置小区的用地绝大多数未办理征用手续，无任何用地批准文件。因此引发的诉讼案件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极易引发群诉群访。

2、不履行发证职责而引发的诉讼。国土资源局为给政府融资提供方便，将土地办证抵押给银行，由于贷款未还，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证未赎回，将同宗地进行出让，明显违法；受让人申请颁证，国土资源局迟迟不予办理，而且不给答

复，构成行政不作为，显然违法，类似情况不在少数。3、因土地平整征用而引发诉讼。为向上争取用地指标，搞所谓的土地复耕，进行土地的整理、平整，强行拆迁，显然没有法律依据，诉讼后，法院很难处理，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土地复耕就得停止进行，已经搬迁的怎么办？不支持的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得不到保护。

4、出让土地不规范，引发的诉讼。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土资源局未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进行公告征收集体土地，未按征收批文的时点向被征收人付清土地补偿费，同时，未进行招拍挂，程序上存在问题。

5、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土地未经批准而引发诉讼。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市重点建设工程，无发改委立项，无规划，无用地批文，即开始进行占地和拆迁，存在着先开工后审批，边建设边审批，“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被拆迁人向法院，要求确认征地行为、拆迁行为违法，法院处在两难境地，面对明显的违法行为，不确认违法显然不行，如果依法确认违法，建设项目将停工，后果和影响难以估量。

（一）政绩观的驱使

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政建设的大量投入，用地数量迅猛增加，用地指标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因此，边建设边报批，建好后等批文补办手续，以所谓的抢抓机遇为借口实施违法占地行为，大环境下，上行下效，左右攀比，少数领导为了谋求在任时的政绩，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追求漂亮的GDP数据，要求企业扩大再生产，扩建、新建、改建厂房，做大做强；要求城区改造、建设上规模，上档次，提升城市形象，搞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造桥造路，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招商引资，搞商品房开发和建；要求基层基础建设达标，建设村级办公用房，要求村级组织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建设标准化厂房，建农家乐园，建水产养殖基地。以上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且是违法占用。

（二）法制观念淡薄

通过对全部土地违法案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违法行为人的法制观念淡薄，缺少法律意识。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还是基层组织，无论是少批多建，少批多占，应拆未拆，还是“达标”违建，还是建安置小区，所有的违法行为人都共同存在着法律意识缺乏，无所谓，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随你怎么处置等。

（三）齐抓共管机制缺乏

土地违法行为查处的职能部门是国土部的，但是单凭其一家单打独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力量是不够的，有些土地违法行为应消灭在萌芽状态，才不会给以后的查处、执行带来更大的麻烦，才不会产生资源的浪费，人力、物力的浪费，执法成本的增加。因此，调动基层组织、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对辖区人口，地理环境，经济状态熟悉的优势，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制止、及时查处、及时消除土地违法行为。

（四）职能部门查处不力

国土部门是查处土地违法行为的主力军，但是土地违法行为发生后，国土部门是否完全行使职权，是否用足用好法律，值得思考，坚决堵住以罚款代拆除，以交纳罚款后补办手续，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查处一视同仁，坚决制止并打击土地违法行为，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五）土地违法行为效仿、跟风

由于土地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打击和遏制，处罚不到位，致使新的土地违法行为不断出现，跟风效仿，你建我也建，你超我也超，你占我也占的现象大量存在，法院执行陷入僵局，历史的“旧债”未清，“新债”又发生，未能执结的案件越来越多。影响了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权威。

（一） 树立法制意识，杜绝土地违法行为

全市上下进行土地管理宣传教育活动，选择典型土地违法案件进行现场说法，使大家树立“不可违，不敢违，不能违”的意识，从领导做起，从职能部门做起，严格遵守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信息公开，行政处罚等规定，严格依法办事。

（二）建立健全长效的齐抓共管机制

发动全民监督土地违法行为，在各村民小组，各村级组织，各镇区街道设立违法行为举报信箱，聘请监督员，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将查处土地违法行为的职责分解下去，层层落实，纳入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体系，实行一票否决，查实有奖。国土、城管、规划、公安、住建等部门加强配合，及时处理土地违法行为。

（三）加大土地行为查处力度

对于土地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立即查处，决不姑息，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在最短时间内遏制并消除土地违法行为。鉴于土地管理法没有授权国土部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可以按照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由政府协调交由规划部门查处，及时消除违法行为，以减少行政执法成本，降低以后强制执行的难度，减少资源的浪费。

（四）加强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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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等单行部门法，构成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体系。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却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在分析产生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怎样通过完善行政法律制度来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便更好地促进行政法治建设。

一、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护的原因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分工和行使、运作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并进行行政救济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国家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行政主体，此外依照法定授权而获得行政权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及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都可以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主体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目前我国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表现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对象；行政相对人也是行政管理的参与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和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可以转化为救济对象和监督主体。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综合体现。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法律地位，因其在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同，也有一定差别。但在监督与救济行政法律关系中，则与行政主体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依法拥有较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行政相对人较多的则只是服从管理的义务。正因为这样，行政相对人相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利益就很容易受到侵害。

（二）行政主体在从事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违法行政现象行政违法指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侵害了受行政法律规范保护的行政关系，尚未构成犯罪的有过错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出现许多违法行政的现象，这些违法行政现象的出现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结合《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并借鉴国内有关学者、法学家等对违法行政的具体形式的划分，以下将行政违法分为行政错误、行政越权、、内容违法和程序违法五种具体表现形式：一是行政错误。行政错误是指行政行为在内容或形式上所表现出的错误。凡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意思形成方面的错误，皆属行政错误。二是行政越权。行政越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超越法定的权利及限度而做出不属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或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及工作人员在无法定授权或委托（或超越授权或委托的范围）的情况下越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主要有无权限、层级越权、事务越权、地域越权四种。三是。主要是就权力行使者在主观上故意违背法定的目的、原则来说的，即这种违法的表现形式是从主观层面来予以认定的。其主要有如下四种：违背法定目的、考虑不当、随意裁量、明显违背常理。四是内容违法。主要有与法律依据不相符合、不履行法定职责、事实和法律上不可能、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公正性原则。五是程序违法。程序违法简单地说就是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既可指违反整体的程序过程，又可指违反每一个程序要素。具体表现有三种：方式违法、步骤违法、期限违法。

（三）行政救济法律的不完善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等，但是由于这些法律本身还存在一些不足，使得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后难以得到救济。其一，从法律本身存在的不足来分析，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比较窄，如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还存在一些质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尚有非议，以刑事侦查为名规避行政诉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二，从行政补偿方面看，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合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特别损失尽可能予以补偿，同时，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使用不同的标准。补偿直接损失原则，指行政补偿仅补偿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损失。补偿物质损失的原则，即行政征用补偿不包括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只补偿财产上的利益损失。这是因为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且为了公共目的，不同于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行政赔偿。补偿全部损失原则，即行政补偿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全部损失予以补偿。包括已发生的、将来一定发生的、物质上的、感情和精神上的损失。”［1］而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关于行政补偿的统一法律。对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许多具体的法律和法规中，且对行政补偿的规定非常随意和不统一，导致在同样的情况下得不到同样的补偿，造成不公平的现象，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法律监督力度不够我国目前行政法制监督的有关法律还比较少，立法的滞后给行政法制监督带来了消极影响。从表面上看，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制健全，多元监督主体以多样化方式和途径对行政主体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存在监督主体多元但没有形成监督合力，目前我国监督工作的重点一直放在查错纠偏的追惩性的事后监督上，监督违法违纪多，监督权力行使过程少，监督具体的微观事项多，监督全面的宏观控制少。［2］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其立法和执法上的经验及长处，构架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为完善的法律监督制度，以解决现行法律、法规不能解决的争议与不平衡，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行政法律制度的方法

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努力，就目前来看应从不断修改和完善现行行政法律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两方面努力。

篇10

【正文】

科学地界定行政程序违法的内涵，有效地设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对于增强人们的程序观念，推进行政法治，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程序及行政违法的概述

一、行政程序及其分类

行政程序，顾名思义，是行政过程中的次序。行政程序是为完成行政工作和处理行政事务而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操作步骤和过程。行政程序并不具体指导如何去进行行政管理，但它指示行政管理进行的方向与顺序，详细规定完成行政工作和处理行政事务的步骤。行政程序的实质是确定行政管理活动的时间序列，达到协调和促进完成某项行政管理计划的目的。

二、行政程序违法的概念

凡是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一切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同样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何为行政程序违法，在法国，将行政程序违法称为形式上的缺陷，是指行政行为欠缺必要的形式或程序，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这些形式或程序由法律、法规或者法的一般原则所规定。此外，法国将程序滥用也划入程序违法的范畴。如省长利用司法扣押程序达到行政目的。[①]在英国，行政程序违法包括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和程序上的越权。而越权特指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规定的必须遵守的程序而言。[②]在我国，人们一般认为，行政程序违法是指《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即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

综观国内外各学者的理论意见，行政程序违法不仅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的程序规则，也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说道：“我们只有承认法律既包括法律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才能解释我们对于法律的特别尊敬”。[③]

我国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现状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界定

法定行政程序是一国为了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双重的行政程序价值目标，而将一些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产物。[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予以撤销。但是对于法定行政程序中“法”的外延应如何界定，法定程序的范围有多大，在理论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法定程序”中的“法”限定为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未规定即意味着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⑤]有学者则认为违反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应属于违反法定程序。[⑥]

界定行政程序违法中“法”的范围，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构成行政程序违法这一点没有争议；

其次，违反行政规章规定的程序是否构成程序违法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应当属于法定程序的范围；

最后，违反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程序违法在行政法学界存在更大争议。但从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出发，既然行政机关自己作出了承诺，规定了行为的规程，就应当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范畴。

二、我国目前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

（一）行政行为违法处理规定：

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 从司法审查的高度对行政行为提出了程序要求，规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必要条件之一，《行政诉讼法》在多处涉及行政程序问题，最突出的有第11条、第33条、第54条等。关于受案范围的第11条第一款中有两处涉及行政程序问题：一是第四项“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另一处是第五项，“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这两项中的“不予答复”实质上含有行政程序中的时限要求，若是在法律规定应作出决定的时间内未作出决定的，即是程序违法。第33条中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实质上是反映了行政程序中的顺序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顺序，否则就是程序违法。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主要表现在第54条的规定中，该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只有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才能判决维持，而违反法定程序的可以作为判决撤销、并可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也即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实体方面不存在任何瑕疵，只存在程序不合法的问题，也不能判决维持。

从积极的方面看，《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但是，《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以及在程序违法的后果规定上仍存有不足之处。《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限制。”也即是说，如果行政机关仅仅是因为程序违法而败诉的，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仍然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程序违法的这种处理结果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的弊端。对行政机关来说，虽然因程序违法而败诉，但实体处理并未受到影响，这种实体并未“受损”的后果，很有可能成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淡漠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相对人来说，虽然在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诉讼中胜诉了，但实体上并非得到任何好处，所得到的还是如前一样的后果，这样就会使其认为有关程序违法的诉讼没有多大意义而不去起诉，其结果就会失去对程序违法应有的监督。

（二）行政复议程序违法处理规定

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也将行政主体的行政程序作为复议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当性的重要内容。在第九条“申请复议范围”的规定中，将“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和“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与《行政诉讼法》一样包含了行政程序中的时限要求。在第42条关于行政复议的决定中，将符合法定程序作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之一。但是，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违反程序的后果问题上该条的规定是十分模糊的。 该条第2项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有程序上不足的决定被申请人补正”，第4 项，违反法定程序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才能决定撤销、变更，并可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可见《行政复议条例》在违反程序的后果上，比较多地考虑了行政效率问题，而将程序公正降到了次要地位。这就给行政复议机关在事实上很少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理由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程序的价值在此也就不能充分地得到体现（《行政复议法》草案在这一问题的规定上有所变化）。

在《行政复议条例》中，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许多程序方面的要求，同时对违反法定程序所造成的法律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有第29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应当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15日内提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对行政相对人（复议申请人）提起复议的时限要求。第30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不得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在法定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对行政相对人在选择救济方式方面的程序规定。第32条“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应当递交复议申请书。”这是对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的形式要求，不采用书面形式者，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三）行政处罚法违法规定

在我国行政程序的立法史上，对程序空前重视以及对程序违法的处理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是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该法不仅在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设置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3条）。该法第55条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样，不管实体是否正确，也不管程序违法对相对人影响的轻重，均可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如此规定，就会使有关人员重视行政程序，因为即使是实体正确，而程序违法，相关人员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可以肯定，如果《行政处罚法》能够得到严格实施，行政程序违法，至少是行政处罚中的程序违法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依法行政的水平将会因此而大大提高。

在《行政处罚法》中对行政相对人的有关程序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第42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如果相对人超过法定时限未提出听证要求， 则丧失要求听证的权利。又如第46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如果当事人超过法定期限不缴纳罚款，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各国行政法违法责任之比较

“程序违法也属违法”即违反法定程序便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在实践中程序违法之后果，并不像实体违法责任那样简单。对此，各国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判例也多有差别。

一般认为：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导致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包括程序违法已导致对行政相对人不公正的待遇，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认定该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但对程序方面违法，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一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有某些“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

一、德国行政程序违法责任

在德国，行政程序的法律效力与行政程序的不同类型有关。德国的行政程序分类有“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分；有“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之分；有“行政立法程序”与“行政裁决程序”之分。根据德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精神，违反有关程序、方式的行政行为，相对于内容上“实质违法”，是一种“形式违法”，因此如构成程序违法，以撤销该行为为原则，确认其无效为例外。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另外，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45条则对“不导致第44条规定无效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这些情况包括：1.事后提交行政行为所需的申请（对行政相对人而言）；2.事后提出所需的说明理由；3.事后补作对参与人的听证；须协作的委员会，事后作出行政行为所需的决议；4.其他行政机关补作其应作的共同参与等。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对法律未特别规定适用某种程序时就适用“非正式程序”。该法第10条规定：“行政程序不受一特定形式约束，对形式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时依该规定。行政程序的进行应力求简单和符合目的”。所谓“非正式程序”即指程序之时间、方式、内容等都没有明确规定的程序，由行政机关采取职权主义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使（尽管行政机关被授权依其裁量行为时，裁量活动也须符合授权目的，且应遵守法定的裁量界线。）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要求与“正式程序”应有区别。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正式程序”包括：程序开始、调查事实、听取当事人陈述以及作出行政决定等。

在德国，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开始或进行过程中，针对程序而非最终实体问题所作出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最终达成实体决定，这样的行为与程序缺乏独立性，是形成最终决定之一环，因此，在德国不能对之单独提起撤销请求，换言之，行政相对人只有等这类程序完成，行政主体作出最后行政决定之后，才能将此类程序行为连同行政决定，经由法律途径解决“程序违法”问题。但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纯粹程序行为”不可对之单独提出救济，但若此程序行为在实体上影响当事人权利，则应允许当事人单独对此提起救济。

德国法典第47条还对行政行为的转换作出规定，即“具瑕疵的行政行为与另一行政行为目的相同，作出前者的行政机关依已发生的程序和已采取的形式也可能合法作出后者，且具备作出要件的，可将前者转换为后者。”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瑕疵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

二、英国行政程序违法责任

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程序的国家，它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程序公正原则，尤其是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损害或行政行为将产生不利后果时，要给予相对人提出意见的机会，行政机关及有关行政官员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所提意见。“一个行政机关，在适当情况下，必须给予受到他们决定影响的人一个申诉机会，……在没有听到他要说的话之前就剥夺他的权利是不公正的。”[⑦]违反公正原则的后果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法院一般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如果违反了公正原则对当事人影响不大，法院可作撤销决定。

英国，成文法规定的程序很多，诸如调查程序、咨询程序、通知程序、公布程序等。其中有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强制性程序和任意性程序之分。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明文规定程序的称为程序上的越权行为。程序上越权行为其后果不像实体上的越权那样一概无效，违反任意性程序的行政行为可能仍然有效。区分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的标准是，是否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⑧]

在实务上，英国极少规定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的法律。程序瑕疵的法律效果一般由法院决定。英国早期划分“强制程序”与“任意程序”。 只有违反“强制程序”的才可决定无效。

现在英国为确定程序违法的严重性，规定了“重要性标准”，在相关案例中可以归纳出若干原则：

（1）行政机关中人民以财务负担或者其他限制时，应严格遵守程序要件；

（2）作出决定时，未依法定程序咨商利害关系人或者未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其决定也可能无效；

（3）公告或者通知之方式应妥当，使利害关系人或者公众得为有意义之参与，否则，公告或者通知则无效。

（4）未教示当事人救济途径者，原决定无效。

三、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行政程序违法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曾仿照德国关于行政处分有无效与得撤销两种处理方式，对行政机关法规命令因其程序违法导致无效和废弃两种处理结果。如行政机关命令其订定依法应经其他机关核准，而未经核准者，可导致命令无效。如行政机关命令依法应经听证并依听证笔录订定，而听证笔录所示证据不以支持其决定者，订立命令的行政机关应自行或由上级机关命其废弃全部或一部。命令经废弃者，自废弃之日起，失其效力。

在台湾地区又有所谓的“重要性理论”之倾向，即重大的程序违法可以构成撤销原处分之原因，轻微的程序违法则不影响决定的结果，不构成撤销的原因。

台湾地区1998年10月由“立法院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台湾行政程序法草案第105 条有关“行政处分”无效的涉及程序违法的有“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者”，“应以证书方式作成而未给予证书者”等几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无效之行政处分自始不生效力”。但该草案又在第108条中作了补充：“违反程序或方式规定之行政处分，除依105条规定而无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补正：一、 须经申请始得作成之行政处分，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者。二、必须证明之理由已于事后证明者。三、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已于事后给予者。四、应参与行政处分作成之委员会已于事后作成决议者。五、应参与行政处分作成之行政机关已于事后作成者。前项第2款至第5款之补正行为，仅得于诉愿程序终结前为之；得不经诉愿程序者，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这一规定，既给予行政机关某些程序瑕疵以补正的机会，又给予时限的必要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1998年10月2 日经“立法院”会议修正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未有关于程序违法审查的明确规定。

从以上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比较中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后果并不一定都会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效力，而是要根据某种行为程序违法是否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是否影响行政决定的实体内容和效果以及是否影响到公共利益等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国外的经验未必都可以应用到中国来。但是，对行政程序瑕疵的分析、评价判断与处理确实不宜简单化，国外的经验还应全面介绍、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在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的情况下，既不宜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为规定过于严格的法律责任，也不宜规定过于“宽松”的法律责任，作为成熟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则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以便“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加以规范。

对我国行政程序违法法律责任的思考

根据中外各国各地区行政程序违法的责任体系的分析，我国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程序违法的不同情形，设定多种责任形式，构建一个程序违法的责任形式体系，并科学规定每种责任形式的适用条件，通过对这些责任形式的灵活有效运用，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度平衡的目的。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从法律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应确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从行政程序违法责任实现形式过于简单之处。从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目前的法律对程序违法的责任实现形式主要是撤销，缺少其他方式的有效补充。这无论从保护相对人权益角度还是从执法成本与效益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应增加行政程序法律责任的实现形式，并对已有的撤销的实现形式加以限制，以保障相对人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促进行政法治建设。笔者认为具体来说，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责任形式可归结为：

（一）无效

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因具有重大明显瑕疵或具备法定无效条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为确保行政机能的有效运作，维护法的安定性并保护公民方的信赖利益，行政行为的瑕疵须达到重大，依一般人合理之判断甚为明显且一目了然的，始为无效。

就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的规定可包括因程序违法而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对程序上重大、明显违法而无效的行政行为，因其自始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从理论上推导，当事人具有程序抵抗权，即拒绝服从或合作的权利。建议我国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对行政行为无效的条件、法律后果及当事人享有的程序抵抗权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

（二）撤销

在我国，撤销是行政主体程序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但非唯一形式，且撤销权的行使也应区别不同的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可具体分析为：

1、撤销对公共利益有重大危害的，不能撤销；受益人对该行为的信赖利益显然大于撤销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的，不能撤销。

2、违反任意性程序规则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则才发生程序越权问题，将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时产生无效的后果，有时产生撤销的后果。

3、在成文法所规定的程序规则之外，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是行政机关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一般而言，法院对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且对于当事人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决定，认为是无效的决定；而对于当事人影响较小和违法情节较轻的行政决定，则认为是可撤销的决定。

4、为了保护受益人的权益及其对行政的信赖，对有瑕疵的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可做限制，即要求对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的前提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得不撤销，且受益人因撤销所受的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

综上可理解为，只有在不撤销会给公共利益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予以撤销。

（三）补正

补正是由行政主体自身对其程序轻微违法的行政行为进行补充纠正，以此来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根据现代学者的观点，不再拘泥于过去的形式主义，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动辄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转而注重公共利益和对公民信赖的保护，并顾及行政行为被撤销后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尽量设法维持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⑨]补正限于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对于实体违法或程序严重违法的行为，不能补正。补正使行政行为的效力得以维持，补正行为的效力追溯既往，其作为程序违法的一种责任形式需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作依据。从行政法院的判例看，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行政行为形式违法可以补正：首先，物质上的遗漏和错误可以补正。例如会议讨论的记录，事后补上负责人的签名，行政决定中条文引证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修改决定的内容。其次，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人的同意，可消除形式上的违法。[⑩]我国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应将补正作为行政主体承担程序违法的一种责任形式规定下来，并严格规定其适用条件。

（四）责令履行职责

当行政主体因程序上的不作为违法且责令其作为仍有意义的情况下可采用责令履行职责这种责任形式。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不作为行为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答复。二是拖延履行法定作为义务。对行政主体不予答复的行为，有权机关（如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等）应当在确认其违法的前提下，责令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予以答复。对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作为义务的行为，有权机关应当在确认其违法的基础上责令行政主体限期履行作为义务

（五）确认违法

确认违法这种责任形式在实践中有着广阔的适用空间。其可适用于下列情形：一是行政主体逾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适用确认违法这一责任形式。确认违法后，可建议有权机关追究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如给予行政处分。确认违法还可以为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取到预决作用。二是行政主体逾期履行法定职责，该“逾期”行为并未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实际不利影响。例如，法律规定某行政机关应在60日内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某种证照，该行政机关在第61天或第62天才颁发。此种情况下，采用撤销的方式追究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妥当，而对行为结果不予撤销，只确认行政主体逾期履行职责的行为程序违法，并建议有权机关追究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能较好地达到目的。三是对不能成立的行为，可采用确认违法的方式追究行政主体的责任。四是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撤销该行政行为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使该行政行为继续有效，并责令行政主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五是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结果正确，若采用撤销的处理方式，又得责令行政主体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且行政主体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若采用确认程序违法的方式进行处理，使该行政行为继续有效，但建议有权机关追究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样做，既能达到追究责任的目的，又能收到降低行政成本的功效。当然，这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相一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没有规定确认判决。《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的《若干解释》第5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限制。据此可见，如果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仅仅是因为程序违法而被判决撤销的，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仍可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这对相对人来说，并未带来实体处理结果上的改变，还增加了行政的成本，而改“撤销并责令重作的处理方式”为“确认违法的处理方式”，并严格追究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六）赔偿

对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行为仅靠无效、撤销、责令履行职责、确认违法等方式追究其责任，有时很难达到目的，而采用赔偿的方式既有助于切实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又能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使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责任形式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赔偿这种责任方式可适用于下列情形：一是行政主体程序上不作为行为违法，责令该行政主体履行作为义务已无实际意义，且该不作为行为已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此时，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行为违法，责令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作为行为程序违法，并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在撤销违法行为时，责令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如撤销行政行为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行政主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责令行政主体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结语

本人只是从几个方面对我国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做了简略的探讨，但从实际看来需要进行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无论如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贴近实际。显而易见的是，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完善不仅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平，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一步探讨、修改，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制度，为行政体系的健全做贡献。

【注释】[①]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665页。

[②]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③]参见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④]参见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⑤]参见王锡锌：《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⑥]罗传贤著：《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61页。

[⑦]（英）丹宁著：《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