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全文公布，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希望广大读者能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讨论。

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墓经营单位应当凭用户出具的死亡证明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不得向没有出具亲属死亡证明的人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占用城市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不得妨碍公共秩序。

解读1：公墓管理

没死亡证明不得买卖公墓

为从源头杜绝炒买炒卖公墓，《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墓经营单位应当凭用户出具的死亡证明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不得向没有出具亲属死亡证明的人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的用户不得向他人出让、转租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

针对一些单位和个人受利益驱动，擅自兴建公墓、非法占地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形，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实行火化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按照从严控制公墓建设的原则，统筹规划本行政区域的公墓建设方案。

在收费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墓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墓葬用地费或者骨灰存放费，收费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按照鼓励骨灰存放、限制墓葬的原则制定。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公墓或者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建造坟墓。其他地方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解读2：丧事活动

户外祭奠将严禁使用明火

征求意见稿规定，在户外办理祭奠活动，不得使用明火。

根据征求意见稿，祭奠场所规定可以在指定地点使用明火的，不得在指定地点以外的地方使用明火。祭奠场所的管理者应加强对使用明火的管理，防止发生火灾。

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占用城市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相关惩罚的措施：占用公共场所停放遗体、办理祭奠活动违反规定使用明火的，将由民政部门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如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或者在实行火化的地区生产、销售棺木等土葬用品以及供祭奠活动燃烧的物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解读3：遗体处理

暂无火化条件将允许土葬

征求意见稿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化，但在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化的地区，允许土葬。在允许土葬的地区，国家提倡和鼓励以深埋遗体、不留坟头的方式处理遗体。

征求意见稿明确，我国殡葬管理遵循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土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方针。实行火化和允许土葬的地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报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

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实行火化的地区，国家提倡和鼓励以少占或者不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改革工作的领导，制定本行政区域殡葬改革工作的总体规划，把殡葬改革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同时，禁止土葬遗体或者将应当火化的遗体运送到允许土葬的地区土葬。

此外，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殡葬习俗。自愿改革殡葬习俗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解读4：农村墓地

农村公墓禁向村外人提供

“农村的公益性墓地或者骨灰存放设施，只能供村民使用，不得向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

征求意见稿同时还规定，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或者骨灰存放设施的，应当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农村的公益性墓地或者骨灰存放设施向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在公墓或者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建造坟墓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与殡葬管理有关的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殡葬管理工作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解读5：殡仪服务

殡仪馆确定为非营利机构

“殡仪馆是提供遗体运送、冷藏、火化服务的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征求意见稿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火化需要，制定建设殡仪馆的数量、布局和规模的规划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殡仪馆提供遗体运送、冷藏、火化服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收费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按照不营利的原则制定。

同时，征求意见稿还对殡仪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殡仪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实行规范、文明的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牟取私利、索要或者收受财物。殡仪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牟取私利、索要或者收受财物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还财物，处以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殡仪服务机构、公墓经营单位违反价格管理规定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解读6：公墓经营

未经许可建墓地恢复原状

征求意见稿规定，未经许可建设墓地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

公墓经营单位向没有出具死亡证明的用户提供墓葬用地或者骨灰存放格位的，或者提供墓葬用地超过规定的墓葬用地面积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

篇2

现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1992年10月国务院第106号令的,主要是针对当时中药品种管理混乱状况而制定的。《条例》实施后,截至2004年底,已有2224个品种获得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涉及品种1215个(其中独家品种817个),涉及企业1030个；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了29批中止生产批准文号的通告,共中止1645个中药同品种生产批准文号的效力[1]。《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药品种的低水平重复问题,改善了企业间的无序竞争,保护了品种开发主体的知识产权利益,促进了中药生产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药产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

随着2001年《药品管理法》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等内外环境的较大变化,《条例》逐步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矛盾,包括中药生产企业、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专家在内的业内人士呼吁早日修订《条例》。2006年废除中医中药的讨论,又使中药产业和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危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启动《条例》的修订工作,并于2006年7月10日公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2],征求各界意见。笔者拟从《条例》的修订入手,探讨中成药品种保护的权利属性和有效保护模式,为中药品种保护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解决思路。

1  《征求意见稿》述评

《征求意见稿》共5章26条。与现行《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最大的变化是提出了鼓励研究和创制中药新药的宗旨,取消了中药保护品种等级的划分,明确了行政许可程序和行为规范。但《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不足,是对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保护问题,规定过于简略。通观整个《征求意见稿》,有关保护问题的实质性条款只有6条,分别是第2、4、8、9、16、17条。

1.1  保护对象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2、4条,中药品种是指由一个处方制成的某一剂型的中成药品种。申请中药品种保护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为：①中国境内生产的品种；②独家生产的品种；③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的品种；④与同类品种相比临床疗效显著的品种；⑤在生产、销售该品种过程中未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⑥未曾因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而列入药品质量公告。

《征求意见稿》与原《条例》相比有3点明显变化：①突出了中成药品种保护,缩小了受保护的中药品种范围,将保护对象仅仅限制在“中国境内”、“独家生产”的“中成药品种”上,排除了原《条例》的“天然药物的提取物及其制剂”和“中药人工制成品”；②取消了原《条例》中药保护品种等级的划分；③明确了保护条件,从独家生产、安全性、有效性、生产流通的合法性、质量可控性等角度作出了要求。

《征求意见稿》取消等级划分,将中药品种保护对象限定在中成药品种上是比较适当的。根据《征求意见稿》的定义,中成药品种的区别似乎在于不同处方的不同剂型,但保护对象是否意味着限定于中成药品种中的处方组成和制剂剂型,同一处方的不同剂型是否可以分别申请保护？同一中药品种的新的加工工艺和制备技术、新的给药途径、新的功能主治,《征求意见稿》是否给予保护？

而保护条件的设置也有诸多可推敲之处：①“中国境内生产”意味着企业必须首先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是否意味着中成药在药品注册审批同时不能申请品种保护？②“独家生产”是否等同于中药的创新品种？③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在新药注册审评中已经进行系统评价,要求“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与同类品种相比临床疗效显著”,是否意味着申请保护的中成药新药品种都必须重复进行药品注册审评？④公告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不一定是药品质量可控性问题,企业生产该品种的违法行为与中成药品种应受保护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而将经营环节的违法行为与保护挂钩对生产者似乎不大公平。

《征求意见稿》似乎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想通过保护中成药新品种来鼓励企业研究和创新；另一方面想通过严格限定保护条件来监督药品生产经营行为,从而提高现有中成药整体质量水平。但这样理想化设计,却将药品注册制度、药品质量检验制度、药品行政处罚制度和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这4个不同功能的药品制度相混淆,弱化了品种保护的本来意义。

1.2  保护期限

《征求意见稿》第8、9条规定,中药品种的保护期限为7年,自公告之日起计算。首次保护期满后可以申请延长保护期限7年。不得申请延长中药品种保护期的情形有：①在生产、销售该品种过程中因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的；②该品种因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而列入药品质量公告的；③在保护期内累计生产未达到5年的；④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⑤未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要求进行质量标准提高或完善的；⑥未按照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完成四期临床试验的；⑦其它不符合申请延长保护期条件的。

与原《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因取消分级保护从而将保护期限统一为原《条例》二级保护的7年,经审批延长后可达到14年,并规定自公告之日起计算。《征求意见稿》在保护期限上最大的变化是明确了不得延长保护期的情形和提前终止保护的情形。不得申请延长中药品种保护期的情形中,①、②项进一步强化了药品监督管理的色彩；④、⑤、⑥项实质涉及的是药品注册管理的内容,严重不良反应属于药品再评价与淘汰的对象,未完成四期临床试验属于药品批准文号5年有效期满后不予再注册的内容,而药品质量标准提高或完善则赋予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有关要求”的自由裁量权；③项则为企业施加了生产中成药受保护品种的义务。

1.3  保护措施

《征求意见稿》第16条第1款规定：“在中药保护品种的保护期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受理和审批其它企业的同品种已有国家标准的注册申请。但中药保护品种受理公告前已受理的同品种已有国家标准的注册申请除外。”

这同2005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74、75条有关新药监测期的规定相类似。问题在于,中成药保护品种是否为新药？如果属于新药,则可能存在新药监测期与中药品种保护期的部分重叠。当某中成药新药监测期满而还处于中药品种保护期内,按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4条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75条规定,其他企业可以提出已有国家标准药品的注册申请；而根据《征求意见稿》的上述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得受理和审批此类注册申请。此时存在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

上述规定只是涉及企业的药品注册申请问题,并未规定同品种申请保护问题。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某受保护中药品种不属于新药,先后有甲乙两家企业通过药品注册审批程序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在先获得注册的甲企业申请了中药品种保护。在甲企业保护公告之前,在后获得注册的乙企业是否可以申请品种保护？或者按照现行《条例》,乙企业可以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申请？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均未规定。

对于受保护中药品种,企业拥有哪些权利？是否为独家生产？是否可以转让和允许他人生产？如何保护？采用行政处罚手段还是民事诉讼手段？其他企业未经受保护企业同意擅自仿制保护品种时,如何救济？受保护企业是否可以要求民事赔偿？仿制企业具有合法的药品批准文号时又该如何处理？可能是由于《征求意见稿》还处于起草初期,这些问题的相关规定还都是空白。

2  制度定位探讨

《征求意见稿》的宗旨取消了原《条例》第1条中的“提高中药品种的质量”、“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提出了“鼓励研究和创制中药新药”。这说明《条例》修订的方向是淡化制度质量监督功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色彩,但《征求意见稿》有关保护对象、保护期限的条文,依然把质量提高作为制度的主要内容。问题是：中药品种保护应当发挥何种功能？实际上可以发挥何种功能？

《条例》出台于1986年中成药品种整顿后,我国当时对药品还未实施专利保护,对药品生产企业未实施强制性gmp认证,中成药品种质量标准混乱、整体水平偏低、无序仿制、低水平重复生产以及恶性价格竞争等问题严重。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坚持“先提高,后申请”的原则,通过规范处方组成和功能主治、统一质量标准、增进质量标准技术含量,提高了一大批中药品种的药品质量。中药品种保护将品种质量标准提升与保护审评相结合,将质量考核与gmp改造相结合,控制中药生产低水平重复生产,促进中药品种产业化和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药品种保护同时还发挥了药品标准制定与修订、药品注册审评、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等多重职能,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的工作与现在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审评中心和药品评价中心、国家和地方药品监督机构的职责多有重叠之处。而中药品种保护出现的保护条件不明确、同品种保护过多、保护费过高、保护力度不够、缺乏侵权的民事责任依据等缺陷,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药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色彩。因此有人认为,“从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产生的背景可知,当时国家只是为了控制中药生产低水平重复这一问题创设的行政保护措施……实际是中药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非创设新类型知识产权制度。”[3]

市场准入问题涉及的是政府管制理论。政府管制按其目标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种。前者侧重于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间纯粹的经济关系；后者则偏重于企业经济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理论将政府管制划分为有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三大领域：企业间垄断和竞争关系相关的“进入壁垒”；企业对特定社会群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的“外部性”；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内部不经济的“内部性”。后两类领域的政府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基本一致。药品标准制度、药品注册制度、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属于社会性管制,目的在于消除药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保证消费者用药安全。而政府确认药品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对于私权的确认,并不是对于市场失灵的干预和市场缺陷的矫正；如果具有政府管制色彩的话,应属于干预过度竞争的经济型管制,通过限制竞争、授予相关主体垄断权以保护科技创新。

中药品种保护究竟应当发挥经济性管制功能还是体现社会性管制的作用？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一方面,中成药品种质量控制标准的确需要改进和提高,现有品种亟待二次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中药的特殊性和中药专利保护的不利局面表明,中药更需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只能定位于：肩负中药标准化、现代化职能,既保护发明创新,又保护传统医药知识,适合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应当是推动中国创立独具特色的中药专利制度的有效措施,是向专利制度接轨的过渡性安排,是现有专利制度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强化中药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特色,逐步淡化社会性管制功能,应当是《条例》的修订方向。不可回避的是,一定时期范围内,中药品种保护恐怕还需要继续承担提高药品质量标准的重任。

3  权利保护的强化

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对中成药品种的保护,而最能体现保护效力和制度价值的法律措施,是中药保护品种权的民事权利特性和民事侵权救济。

在民事权利特性上,应当更多体现中药保护品种权的知识产权性质,突出其财产价值。借鉴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模式,应赋予中药品种保护独占性和排他性,丰富权利内容,根据情况可以包括独占实施权、转让权、实施许可权和标记权。①通过独占权排除同品种保护。不受理同中药品种保护申请,对于品种保护公告前已经获得同品种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其他企业,参考专利权限制中的“先用权”制度,赋予其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生产的权利；如果超出原有范围,可以行政处罚或者要求侵权赔偿。②明确权利的可转让性。中药品种保护是对于中药品种各类技术方案的保护,不是对于企业的保护,不应具有身份色彩。为保证受保护品种的质量,可参考新药的技术转让模式,通过严格限定受让方资格,规范转让行为,采取类似于药品补充注册申请审批的方式,允许在一定期限后转让中药保护品种,对补充保护申请进行全面审评,符合规定的发给受让方《中药保护品种证书》。可转让性一方面体现了中药品种保护的财产价值,另一方面也适应了药品生产企业财产变动的客观现实。③规定权利的法定限制情形。参考专利权制度,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现有保护品种上开发的新品种的交叉强制许可等。④引进竞争机制。在明确品种保护独占性的同时,对于其他企业在现有保护品种上进一步研发创新,并符合条件的更新品种,赋予受保护权,通过公平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限制垄断。

在民事侵权救济上,应当明确在相关条款中规定民事责任,强化中药品种保护的对世效力,避免目前因对侵权行为监督不力、处罚不明、尺度不一而造成的“光收钱不保护”的责难。对于企业来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真正关心的就是中药品种的保护问题。结合现有中药品种保护模式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采用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共同维护品种保护的法律效力。①行政责任。除赋予行政机关责令停止侵权的行政处理权外,对于其他未获保护的生产企业,可以设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该企业药品批准文号的处罚权；而非法企业则按照《药品管理法》生产销售假药处罚。②民事责任。当事人可以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侵权行为进行调解,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赔偿数额计算可以参考专利侵权处理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现实情况,虽然在相关制度设计上需体现提高药品质量标准职能,但中药品种保护毕竟应当是一项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药品标准制度、药品注册审评、药品检验制度、药品监督处罚制度功能的混淆,会影响《条例》和相关药事规范的实效；而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审评中心、药品评价中心、国家和地方药品监督机构的职责的交叉,恐怕可能造成行政管理中常见的权力不清、责任不明。因此,《条例》修订时需要尽可能弱化药品监督的色彩,《征求意见稿》将中药品种保护与企业违法行为挂钩的必要性需要重新考虑。即使在专利制度中,专利权的授予也并不意味着专利产品的质量必然合格。

【参考文献】

  　[1] 郝明虹,曹宝成.中药品种保护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12(1)：11.

[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关于《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征求意见的通知[eb/ol]./cm

篇3

新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民意，召回程序将简化，被召回食品无害化处理后禁止再销售

食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安全，就应当立即停止生产。昨日，国家质检总局就新修订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问题食品的召回程序比2007年实施的规定有所简化。同时，对被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的，也不能重新用于食品生产和销售。对于因为标签、标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措施并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但应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

■ 变化

1 召回无须评估听证

2007年8月，国家质检总局曾《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其中涉及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食品主动召回与责令召回的实施、食品召回的法律责任等，共有五章四十五条。而昨日发出的征求意见稿，首先在篇幅上就大大“瘦身”，不仅不再分章，而且只有二十七条。

在这短短二十七条里，召回程序上的变动很大―――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就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但在2007年实施的老规定中，判定食品是否属于不安全食品，应当进行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食品安全危害评估。如果食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食品安全危害评估的结果，与专家委员会的结果不一致的时候，甚至要采取听证等方式进行处理。最后，只有经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确认属于生产原因造成的不安全食品的，应当确定召回级别，实施召回。

【解读】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此次修改，凸显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只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就要下架，这一规定“非常好”。按照原来的规定，问题食品被召回的时间可能比较慢，“通过很多程序，还要经过论证，如果没有评估出来，食品就没有下架，这样在食品召回上有了滞后性。”

2 新规不提换货说法

此次征求意见稿不仅在食品召回的程序上进一步简化，在召回的方式上，也流露出收紧的味道。

2007年规定中定义：“召回，是指食品生产者按照规定程序，对由其生产原因造成的某一批次或类别的不安全食品，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中，则将“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收紧为“退货或者修正标志”两种。

另外，征求意见稿在不安全食品的定义中，除了保留“已经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死亡的食品；可能引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等内容外，还增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项。

【解读】 记者看到，《在食品安全法》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已经成为食品召回的重要条件。

另外，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应当立即停止经营。

邱宝昌说，过去被召回的食品可以“换”，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明确，“换是不行了”，“按照《食品安全法》，实际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要禁止生产和销售，所以不是简单换货的问题。”

3 三天提交召回计划

2007版规定中，实施的召回分级制度，也在征求意见稿中不见踪迹。

原规定根据食品安全危害的严重程度，将食品召回级别分为三级，比如“一级召回”最为严厉，即已经或可能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同时，且对每一级召回的实施都有不同要求。

而新规定对召回不再实施分级。征求意见稿将提交召回计划时间统一为3天，征求意见稿称：“在3日内向地方质量监督部门提交食品召回计划，并采取必要措施，将须召回食品信息通知有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采取退货等有效措施，召回已经销售的食品。”

这与2007版规定中的一级召回相当。

【解读】法制日报官网《法制网》报道称，有分析认为，食品召回分级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对食品安全风险危害的科学评估和调查。既然新规定不再涉及此方面内容，分级也就无从谈起。

原规定出台时，曾有专家告诉记者，分级实施召回意味着对食品安全问题区别管理。如果不加区分，采取一律措施，产生的后果常常或是危害清除不足、损害消费者利益，或是过多地浪费资源。

■ 观点

“食品召回应上升为法律”

此次征求意见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无疑是为《食品安全法》衔接所作出的举措。

2009年《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

此时，2007年版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实施已近4年，《食品安全法》实施也近两年。邱宝昌说，作为一个部门规章，《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力度显然有限，食品召回问题应该上升到国务院的条例，甚至是法律的层面，那样，处罚力度和措施就大了，现在震慑力还比较弱。

昨日记者搜索这四年中被公开报道的食品召回案例，少之又少，《法制网》则报道认为，有专家表示，虽然《食品安全法》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协调各监管部门的职责，但并未真正改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职能不清或交叉或缺位的问题。这些问题自然制约着食品召回制度的实施。

篇4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准则；　比较；　完善建议

一、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发展沿革与我国修订准则的背景

财务报表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结果的集中反映，是向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主要工具，因此对财务报表列报的规范历来就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并且，个别和具体的会计准则发生变动往往会影响财务报表的列报，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也就成为修订最频繁的会计准则之一。

在国际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成立伊始考虑制定的第一个会计准则就与财务报表列报有关。IASC于1975年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IAS1）“会计政策的披露”，后于1976年和1979年分别了IAS5“财务报表应披露的信息”和IAS13“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列报”。1997年，IASC对上述3项准则作出全面修订，了IAS1“财务报表列报”并取代了原先3项准则。

2001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取代IASC后，继续采用并修订IAS1。起先，IASB只是独自修订财务报表列报准则。2002年5月，IASB了《改进国际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了对IAS1的修订。2003年12月，IASB正式了作为“改进项目”（Improvements　Project）一部分的IAS1（简称2003年修订版），并于2005年8月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7）“金融工具：披露”的在IAS1中增加了关于资本披露的内容。2004年，IASB和FASB认为，应共同实施财务报告项目以促成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它们成立了项目组，决定分两个阶段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IAS1）“财务报表列报”。第一阶段：研究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构成以及提供可比信息的要求；第二阶段，研究整套财务报表项目如何彼此联系以及财务信息的分解和汇总。作为“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第一阶段的成果，IASB在2006年3月了修订IAS1的征求意见稿，并于2007年9月了IASB对IAS1的完整修订准则（简称2007年修订版，本次修订主要是提出了采用“一表式”或“两表式”编制综合收益表的要求）。作为“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第二阶段的成果，2008年10月，IASB与FASB共同了一份“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观点”讨论稿，此项目虽然争议颇多，但仍在进行之中。此后，除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年度更新需要对IAS1作出零星修订外，IAS1又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修订，第一次是在2008年2月为配合对IAS32“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的要求在IAS1中增加了对“可沽售工具及其在清算中产生的义务”的披露要求；第二次是在2011年6月针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分类列报（即进一步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后续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和“后续期间不能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要求分两类区别列报）对IAS1作了修订。IASB通过以上几次对IAS1的修订，基本实现了与FASB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SFAS130）“报告综合收益”的趋同，并进一步深化了对其他综合收益含义及分类的认识。

我国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规范主要体现在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中。我国第30号准则时已经吸收了2003年IAS1修订版的最新要求，虽然当时没有要求单独编制综合收益表，但已要求确认利得和损失，并将其分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我国新会计准则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IAS1修订中关于综合收益列报的要求虽然在2009年我国会计准则解释公告第3号中有所体现，然而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一直未经过任何完整的修订。为了实现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并体现国际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最新成果，财政部于2012年5月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稿）》。由于“可沽售工具”（puttable　instruments）的情况基本不适用于我国，因此本次征求意见稿未体现这方面的内容，而主要是针对综合收益的列报对原准则作了修订。

《征求意见稿》后，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一是《征求意见稿》与原第30号准则相比有哪些改善？二是《征求意见稿》与IAS1的最新修订版仍存在哪些差异？三是《征求意见稿》还有哪些方面存在可完善之处？本文设想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对完善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提出一些建议。

二、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与原第30号准则的比较

财政部在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同时，还了相应的修订说明，阐述了本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1.修订“综合收益”的有关内容。征求意见稿明确在利润表中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并进行了定义，同时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一步划分为“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两类区别列报。此外，原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反映的“综合收益”有关内容也作出相应调整，并在附注中增加有关披露内容。2.整合现行规范性条款，充实完善相关内容。本征求意见稿借鉴国际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有关内容，并吸收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应用指南和讲解中的有关内容，还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充实了持续经营的评价内容；二是明确了以权责发生制会计编制报表的相关内容，以与国际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一致；三是明确了利得和损失项目的金额列报在原则上不得相互抵销；四是纳入了正常经营周期的定义；五是参考我国审计准则对“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当前国际上对“重要性”概念的最新进展，进一步完善了“重要性”定义和判断；六是充实了附注披露内容，如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披露、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终止经营的有关披露等。为了详细说明以上变化，本文通过表1将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与原第30号准则作出了比较。

三、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与IAS1最新修订版的比较

IAS1最新的完整修订版是2007年版，之后修补了“可沽售工具”和“其他综合收益分类”等内容，但基本结构未作大的变动。2007年版IAS1的内容主要由引言、准则正文、附录、表决情况、结论基础、不同意见说明和实施指南等组成。以下通过表2将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稿）与IAS1准则正文部分作出比较并分析相应差异。

四、完善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在总体要求方面已经与IAS1十分接近，尤其是对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给出了正式定义，并参照IASB在2011年6月对IAS1的修订及时对其他综合收益作出两类划分，甚至还举例说明了“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几种情形。这表明我国正在切实贯彻《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的要求，在财务报表列报方面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

在财务状况列报方面，虽然我国没有采用IAS1中“财务状况表”的名称而仍然沿用“资产负债表”，但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通行会计惯例是一致的，并且按照流动性标准将资产和负债项目按顺序列示，既不破坏会计方程式的平衡关系，又能很方便地计算出企业流动性、偿债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方面的指标。虽然IASB对财务报表列报第二阶段的改革曾经提出大胆设想，在2008年了“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观点”讨论稿，但由于受到各方面反对，该项目已被无限期押后，再加上IASB与FASB联合概念框架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内容还未形成终稿，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对资产负债表列报的要求还是恰当的。

在财务业绩列报方面，IASB吸收了美国FASB编制“综合收益表”的做法，要求主体采用“一表法”编制“综合收益表”或采用“两表法”编制单独的“收益表“和“其他综合收益表”。在编制一表式的“综合收益表”时，该表的上方需要编制传统的“收益表”（income　statement）或“损益表”（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部分，接下去再补充编制“其他综合收益”部分，因此该表又可以称为“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表”（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IASB在IAS1的结论基础中指出，“综合收益表”包含了比以前“收益表”更多的内容，它既包含了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收益和费用，也包含了不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收益和费用”，编制“综合收益表”体现了与美国FASB第130号准则的趋同。虽然IASB的概念框架（IASB　Frame-

work）未对综合收益下过定义，但IASB在2007年IAS1的修订版中指出，综合收益包括了除所有者以其身份进行的交易之外的所有交易、事项和情况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包括当期利润或损失（即“损益”）以及损益之外的其他综合收益。可见，在IAS1的解释中，“利润”只是属于“综合收益总额”中的“当期损益”中的一部分。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征求意见稿）对“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与IAS1基本是一致的，但将实际意义上的“综合收益表”仍然按照我国的习惯称为“利润表”就存在不当之处。首先，按照我国会计基本准则的解释，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但现在所要求编制的“利润表”已经包含了“全部综合收益”的内容在内，不仅包括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也包括不属于经营成果的“其他综合收益”；不仅包括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也包括不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因此我国再用“利润表”已经名不副实。其次，在IASB与FASB都将财务业绩表统一取名为“综合收益表”的情况下，我国仍沿用“利润表”这一我国独有的称谓，已经不符合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也不利于我国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此外，FASB采用了狭义的要素观，将财务报表要素划分为10项，IASB采用了广义的要素观，将财务报表要素划分为5项，我国2006年的基本准则在借鉴IASB概念框架的5要素之外，独有地增加了“利润”要素，已经形成了许多争议。如今，仍然设想将所有与业主交易无关的所有者权益变动都列入“利润”之中，其理论和实践都存（上接第20页）在不完善之处。因此认为，在修订我国基本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引入“综合收益表”的概念，并取代现有的“利润表”（为照顾传统起见，起码可采用“全部利润表”的概念，以区别于以往的“利润表”）。

在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方面，显然IAS1比我国征求意见稿要详尽得多，并且在不同的小标题下作了分类披露要求。尤其是，目前的IAS1修订版还增加了2005年修订的关于“资本披露”和2008年修订的关于“可沽售工具”的披露内容。我国征求意见稿中却没有体现这两方面的内容。考虑到金融危机后各国增加了企业资本管理的要求，建议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也加入“资本披露”方面的内容。至于“可沽售金融工具”目前在我国的实践还不普遍，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可以先不作这方面的披露要求，但对于其他的各类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包括可转换证券）的强化披露，仍然是势在必行。

此外，对于一些关键名词，一是要精心翻译；二是要统一称谓。尤其要防止在准则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的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在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分类中，是使用“以后会计期间计入损益的项目”还是“以后会计期间进损益的项目”，“计入”和“进”的用法可以推敲，但应尽可能避免口语化。在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征求意见稿）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对“exit　value”是译成“脱手价值”还是“退出价值”，对“fair　value　hierarchy”是译成“公允价值层次”还是“公允价值级次”等，都需要斟酌后统一用法。

【参考文献】

[1]　IAS1“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revised　in　2011.

[2]　财政部会计司准则二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稿）[S].

[3]　财政部会计司准则二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S].

篇5

    近日,上海市政府在其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布了《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阶段将于12月2日结束。其中第六条对外来务工人员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居住证:“A证”持有者需要“在本市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参加本市社会保险,且积分达到规定分值”,具备其它条件但积分未达到规定分值的则只能领“C证”。作为取代“绿卡”和暂住证的户籍改革措施,居住证制度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按积分区别不同类型的外来人员或许未尝不可。然而,这个征求意见稿却将父母积分和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挂钩,必将制造新的教育不公。

    征求意见稿第26条规定,父母持A证的随迁子女“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在本市参加中考、高考”,父母持C证的随迁子女则只能“在本市参加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换言之,只要父母积分不够,其子女只能就读“职高”,而不能参加高考。事实上,这正是上海目前的随迁子女考试政策:“绿卡族”的子女可以参加高考,父母没有绿卡的随迁子女则只能报考职高。至少在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上,居住证变了名称和形式,实质却是换汤不换药。随迁子女能否参加高考,依然是一场和他们自身能力或努力无关的“拼爹”游戏。

    由此可以看出,居住证制度实际上就是上海市的异地高考政策,只有获得A证人员的子女才能参加上海市高考。然而,这一政策并不符合教育部等四部委颁发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因为《意见》只是要求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具备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参加社会保险,其子女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而上海市的异地高考政策则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外来人员进行打分,并按积分高低决定其子女能否参加高考。这种做法无疑将随迁子女按照其父母的条件分为三六九等,进而对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宪法权利造成任意歧视。

    当然,四部委的《意见》也提到“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等因素,但是正如30位学者提交国务院、教育部的建议方案指出,这些极为笼统的因素只能适用于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而不能适用于现有的随迁人口认定,否则就将授予地方政府将现有随迁子女分为三六九等的任意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城市资源承载能力问题本身就是歧视性政策造成的;京沪等大城市之所以人满为患,至少部分是因为严重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与大学招生地域歧视形成了这些城市的受教育特权,进而吸引源源不断的“高考移民”。歧视造成的问题不能再以新的歧视来解决,否则只能制造新的矛盾和冲突。

    目前,上海市尚未公布具体打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10条只是笼统规定:“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等指标组成,各指标项目中根据不同情况划分具体评分标准。”可以想见,未来出台的积分体系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或许看似“科学”合理,但实际上每一条标准都可能构成任意歧视。譬如积分制很可能将犯罪或劳教记录作为获得A证的障碍,但是为什么父母有不良记录,孩子就不能考大学呢?我们有什么权利用父母的错误来惩罚孩子?

    积分制也很可能将父母一方的大专文凭或学历作为获得A证的条件之一,但是设想两个孩子都同样符合随迁子女的条件,他们的父母都同样在上海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也都参加了社保,凭什么其中一个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能参加高考?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实施下去,这个孩子在上海读了职高,长大了在上海成家立业,他的孩子将因为他没有大专文凭而照样不能在上海高考……教育歧视代代延续,我们究竟在制造什么样的社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文明”、“繁荣”的大都市吗?如此下去,上海将复制古代印度的种姓社会。

篇6

“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也就是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早在去年的11月27日，出席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的国务院总理说。在之后一个月内，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我国首部《校车安全条例（草案）》（亦称“新校车标准”），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今年的1月10日截止，其中条例首次明确校车安全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按照计划，由工信部牵头的《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四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将于1月11-12日进行审核。这不但意味着我国今后的校车生产制造将走上一条标准化以及规划化的道路，同时也将会令此前关于新校车标准的争论和质疑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宇通执笔标准

在由发改委、工信部等十部委组织的“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会”上，国内客车行业的生产企业几乎全到会，并对新校车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根据工信部网站上刊载的《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讲述，新标准由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学会客车分会，以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修订。其中，宇通是执笔人。

据透露，意见和建议的主要争论点有3个，一是此次的新校车标准是否“照搬了”美国校车标准的条款；二是大多数客车厂商认为新标准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三是宇通执笔的新校车标准有为自己谋私的嫌疑。

宇通客车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大喊冤枉，“宇通客车的工程师只是作为行业资深的专家，应客标委的邀请参与了校车标准的起草，并无主导国家标准”。

该工作人员称，一个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的程序的，起草、征求意见、讨论、专家论证、报批、等，一个也不能少。“实际上，在意见听证会上大家基本是对这个标准比较支持的，甚至有很多资深行业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认为这个标准还要在目前的规定上再提高。”

而工信部有关人士也表示，虽然目前征求意见的阶段已经结束，但最终的定稿还没有出来，并不方便对此做出评论；国家标准委员会以及中国汽车研究中心也以“标准正在修订中，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参加了此次讨论会的南京依维柯有关技术人员认为，新校车标准还在讨论中，目前并无定论，所以也不能多说什么。“质疑谈不上，更多的是大家互相探讨一下。”该人员说，“不过校车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还是应该切合实际。”

该技术人员称，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目前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有很多，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不但要用科学的态度，而且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当然也希望把校车做得更安全一些”。

此次讨论会还会逐条讨论意见稿中的条款细节以及工信部在公示阶段收到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校车总工程师达永东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标准是一个讨论稿，大家有些意见是正常的。“质疑以及争论，也只能等到最终稿出来以后才能有最终的结果。”

对校车问题一直很关注的中投顾问交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支持新校车标准制定得严格一些。他说：“制定校车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学生的交通安全系数，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公益行业标准，虽然从产业角度来看，制定校车标准存在利益分割博弈，但是校车标准应该就高不就低。”

申正远则认为，中国校车标准借鉴美国校车标准从本质上没有问题，提高校车标准是我国校车制造的必然趋势，“可能国情论限制了美国校车标准在国内的融合，但是切勿让国情论成为下调校车标准的主要原因”。

对于外界质疑的照搬美国校车标准，该工作人员觉得有些委屈，“我们参考美国的技术标准，也是有限度的。此次校车国标的起草主要是第三种模式即借用，里面大部分内容还是依据我国的需求来制定，只是少部分借鉴欧美标准”。

“照抄照搬没意义”

仔细研究过征求意见稿的达永东认为，“这个意见稿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他说：“国外的校车是用装甲车改的，在车身结构上有所不同，有一些装置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此次新校车标准的“整车结构和外观标识”中，有一条“校车的底板离地高度应不小于700mm”，对于这一条，达永东并不认同，“车的离地高度，要根据车型来分，不能统一确定为700毫米高，如果是小型校车的话，700毫米的离地就太高了，侧翻试验肯定过不了”。

达永东指出新校车标准中规定的三点式安全带其实很不方便，“飞机上也只是两点式安全带，如果真的出事的话，三点式安全带并不利于逃生”。

“侧面墙板用瓦楞板，这就是完全效仿国外的，国外是卡车改的，根据现在国内车身强度的设计，其实没有必要在外面加装一个瓦楞板。”达永东说，标准的制定不但要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要符合中国的道路交通法规，照搬国外的一些标准，很多东西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用。“一点不动脑筋，有些照抄照搬国外的校车标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说引道门、信号臂等。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这些东西伸出去，还可能会把行人绊倒。”

不过达永东是“长鼻子”校车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长鼻子校车肯定是要安全一点，“如果校车与前面的车追尾或者碰撞的时候，驾驶员和碰撞的距离比较远，那就会把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不是有个‘长鼻子’，发生碰撞的时候，司机受伤的几率就很大，所以我认为长鼻子校车还是要安全一些”。

实际上，2007年国家就出台了校车标准，当年参与制定该标准的有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郑州宇通、南京依维柯、宁波客车厂等11家单位和企业，但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GB24407-2009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直到2010年7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

南京依维柯有关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次的新校车标准与2010年实施的标准出入很大，在外形上、结构上以及内部座椅的要求上都有不少新的要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的新校车标准新增了动力性、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数十项新的标准。

从2007年的标准制定出来后，恒通就开始了自己的安全校车的研究，在那个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军工技术做出了自己品牌的安全校车。

达永东说，他们的校车不但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检验，而且做了侧翻试验，完全能达到要求。据了解，这样的校车每辆成本40多万元，上市两个月以来在重庆、山东等地卖出了100多台。

成本将成为关键压力

“我国的校车市场始终不太规范，这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车专家分析称，目前我国的校车运营主要有学校自营、政府购车学校经营、营利性组织经营三种经营模式，其中学校自营和营利性组织经营占的比例相对较大。

目前，全国各地校车种类繁多而复杂，不但包括了昌河微客、普通公路客车和公交车辆等各种类型的车辆，甚至还大量使用报废及翻新车辆，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另一个隐患是，针对校车、校车司机、校车经营企业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缺少校车标准和校车道路权利方面的法规。”该名校车专家说。

上述专家表示对于此次的新校车标准很期待，但他同时也担心新校车标准在执行方面会遭受巨大的压力：“厂家执行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学校会不会购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学校不购买，那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篇7

《财经》实习记者 兰方

在贵州工人刘汉黄因工伤赔偿纠纷刺杀台商、河南工人张海超为证明工伤“开胸验肺”等事件连续引发关注之际,实施仅五年的《工伤保险条例》(下称《条例》)迎来首次大修。

7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在参与征求意见稿讨论的专家看来,此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进一步明确认证工伤的细节,减少执行争议而作的调整。其中,调整的重点主要在于:简化工伤认定程序,加大对不参保企业的惩戒力度,将工伤预防列入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等方面。尽管在细节上仍有诸多尚待完善之处,但不少专家均对此方向表示肯定。

然而,要改变中国近年来工伤事故居高不下、工人劳动保障程度偏低、工伤维权艰难、企业违法操作频繁的现实,这些调整仅仅是一个开始。

提高保障小步走

工伤事故始终是盘桓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生产领域的阴影。征求意见稿首日,上下班途中受到的机动车事故伤害不再被认定为工伤的改动,遭到热议。而事实上,此类通勤事故仅占工伤事故的一小部分。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三工事故”是工伤事故的主体。

面对工伤事故频发、受伤工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和妥善赔偿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即着手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改革。1996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时至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中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已基本成型。目前工伤保险已覆盖1.4亿职工,累计有400多万人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

原《条例》共64个条文,征求意见稿拟对其中23处做出修改,主要涉及工伤认定范围、工伤认定程序、对不参保用人单位的惩戒及工亡职工的待遇水平等。

在取消对通勤事故保障的同时,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为导致事故伤害的”这两种不得认定为工伤情形。这一改动基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工伤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在工伤认定中不再绝对排斥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违规行为。

征求意见稿还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以及争议处理程序。据国务院法制办估算,修改后最多可缩减程序30%左右。

此次修改还拟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一概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之内,加大了对不参保用人单位的惩戒力度和对未参保职工的权益保障;在待遇方面,则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由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8个月至60个月提高到60个月至80个月。

缓解程序之困

从当前工伤保险制度的设计上来看,所有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已进入到工伤保险有关法规政策的覆盖范围。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非法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以及合法单位非法使用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时,均需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相关费用。

但在现实中,未参保工伤职工的伤亡待遇却难以落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这正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现实的处境。在此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工伤,工人维权之路极其坎坷。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律师向《财经》记者讲述了他的两个案例:一个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车主逃逸。仅仅劳动关系的认定就经过了仲裁、民事一审和二审,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另一名员工因公外出受伤,于2006年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在行政复议,行政一、二审的程序中走了两遍,最终确认为工伤,花了三年时间。

而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职工,随后还有工伤索赔程序。如果对赔偿标准不满意,又需要劳动仲裁,可能启动民事一审、二审,若用人单位恶意抵赖,还可能再启动强制程序。黄乐平律师曾经估算,若遇到第三人侵权、职业病鉴定等情况,最极端的案例要进行21道程序。

因为程序的繁琐而放弃维权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大多数工人与用人单位匆匆“私了”,完全缺乏谈判优势的农民工拿到极少的赔偿,从此陷入疾病与贫穷的深渊。

征求意见稿在工伤认定程序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是增加了及时报告制度,二是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对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者也可绕开行政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对工伤认定前的劳动关系争议和后续的民事索赔程序作出规定。黄乐平律师曾有两方面建议:对于劳动关系争议,可以在工伤认定中一并做出调查处理;在工伤赔偿方面,则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由社保部门向用人单位追偿。“因为参加工伤保险是企业的义务,监督企业参保是社保部门的职责。不能因其失职,而把这个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扩面隐忧

事实上,对于依法参保者,不仅可以基本避免确认劳动关系和索赔层面的麻烦,也将受益于认定程序的限缩。因而,整个制度完善的核心,仍在于扩大制度覆盖面。

根据人保部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底,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13787万人,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4942万人。而具体的覆盖率是多少,却因为分母统计口径难以确定而无法获知。据人保部2006年的统计,该年底,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10268万人,工伤保险覆盖率为69%。

在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朱常有看来,中国工伤保险制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覆盖面不足。“参加工伤保险成本不高,但受伤工人马上就能得到赔付,对工人和雇主都有好处。”加大对该项保险制度的宣传推广力度,极为必要。

但这一项看起来对劳资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制度,却依然受到一些企业的忽视。“侥幸心理太严重。”黄乐平向《财经》记者分析说,单纯一项工伤保险,1%左右的费率,对企业而言可能负担不重。但现在是五项保险捆绑参保,在企业看来仍是沉重的负担。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不发生事故,不缴纳保险。真的发生事故了,工伤索赔周期漫长,足以消磨劳动者的意志,使得双方以很低的金额“私了”。一些小企业,发生一次重大伤亡事故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于是它干脆就转移财产以保全自己,最终受害的还是工人。

“必须加大惩处力度,对不参保企业的惩罚应当超过他们的获益。可以借鉴〈食品安全法〉的做法,在立法中明确违法用工单位的惩罚性赔偿的责任。”黄乐平说。

按照现有《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不参保单位,仅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征求意见稿加大了惩戒力度。从补缴欠款、交滞纳金、2倍-5倍罚款到强制执行,均有所规范。但贵阳市劳动保障局工伤处顾庶涌则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使有这些规定,在现实操作中,难题依旧很多。“因为人保部门不是工商、税收部门,没有那么多的强制手段。其行政处罚的权限没有法律的支持,仅有《工伤保险条例》,力度有限。另外,五项保险是捆绑缴纳的,不可能单罚用人单位不缴纳工伤保险。”顾庶涌表示,还是希望在社会保险法层面有一个统筹规定,从法律层面赋予人保部门权限。

预防难题

刺杀台商的农民工刘汉黄,在进厂的第七天,即因操作冲床机器不当而永久地失去了自己的右手掌。在进车间前,他没有得到厂方的任何专业培训。

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工作一年内就发生工伤的工伤事故占75%。其中,新上岗仅一个月就发生工伤的有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31.1%,上岗一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29.2%。统计数据显示,80%以上的工伤事故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工伤保险制度有着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工伤康复三大功能。但实际上,当前的工伤保险框架下,相关部门在工伤预防方面的工作极其有限。

此次修改,征求意见稿将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项目,明确写入条文之中。至于工伤预防费提取、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则由人保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规定。

中国-欧盟社会保障合作项目工伤保险领域高级协调专家葛蔓指出,加强工伤保险制度预防工伤的功能,是立法思想的转变和进步。“这方面不一定要花多少钱,而是要建立起一种预防机制。”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朱常有介绍说,工伤预防乃国际惯例。工伤预防这笔钱拿出来之后,具体怎么用,需要人保部门和安监部门认真协商。通行的做法,一般集中在宣传教育、帮助企业建立科学的防范方案和风险评估体系等方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吕学静亦表示,设备的升级检修,职工的安全教育,以及对安全生产的奖励,均是预防费用支出的方向。

黄乐平则对此表示谨慎态度:“把预防经费纳入基金,是一件好事。但做进预算后,用在什么地方?怎么执行?谁来监督?这些都有待观察。尤其是这个预防体系怎样和《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既有法律相衔接,和已有的企业义务、责任相结合,使得这笔钱的支出起到正面促进的作用,都需要审慎考量。”

人保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后,将尽快出台专门文件,建立工伤预防体系。

然而,要实现“零工伤”的终极目标,仅仅依靠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是远远不够的。

黄乐平向《财经》记者指出,在工伤预防方面,多头监管的局面依旧存在。“人保部管工伤认定和待遇;安全生产部门管事故处理;卫生部管职业病;质检总局管生产设备标准。管的部门多了,却谁都没管好,相互推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陈步雷亦呼吁,尽快结束当前卫生部门、劳动部门、安监部门共管职业安全卫生的局面,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法律和监管机制,以改变当前部门虽多却监管不力的尴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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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开展机关效能建设的意见》精神，我局按照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要求，以“三个满意”（党政部门满意、社会各界满意、纳税人满意）为衡量标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制度、作风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强化监督制约，机关效能建设稳步推进。现将我局前期的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在县委县政府召开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后，我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召开了局机关全体干部及各分局局长参加的效能建设专题会议，对我局的效能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了保证我局机关效能建设工作顺利进行，我局制定和印发了《×××县地方税务局机关效能建设工作实施意见》。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克贵为组长、局班子成员为副组长、有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效能建设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宣传组、督导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分工负责，领导干部对分管股室和下属单位联系挂钩，上下协调、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全局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领会了开展机关效能建设的指导思想、意义和方法步骤，确保了效能建设有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实施。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推进措施到位。

二、着力于抓制度建设，确保效能建设取得实效

我们在机关效能建设中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认真落实、稳步推进。首先是加强机关考勤工作，实行机关工作人员上下班签到制度，不断强化考勤制度。我局对考勤工作确定了专人负责，做到上下班有签到、请假有手续、公差明去向。局领导对考勤情况随时进行检查并通报，局考核领导小组每周对考勤情况进行统计考核。其次是抓好机关各项制度建设。以完善和修订机关和系统两个工作目标管理办法为切入点，对税收业务执行、会议会务、经费开支、接待行为、服务方式、行政用语、卫生保卫等方方面面的行政事务管理制定统一、科学、严谨、可行的制度，重点完善关于机关效能建设的十项制度，推进内部行政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突出“窗口”建设，开展优质服务。

进一步建立健全办税服务厅服务制度，拓展窗口服务功能，推行首问责任服务、限时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一系列优质服务措施，为纳税人提供周到、细致、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进一步增强税务人员的公仆意识，摆正位置，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实现税收征管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纳税服务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的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由形象型服务向实效型服务的转变。在城区分局实行“一窗式”服务，在农村分局推行“一站式”服务。及时、准确地贯彻落实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和涉农税收政策促进社会的稳定。努力提高“窗口”服务的效能。以优质、快捷的纳税服务，树立地税机关的良好形象。

四、以政务公开为重点不断深入开展效能建设工作。

一是抓公示类载体建设。主要是公开栏、办事程序图、投诉箱、胸卡、桌牌等公开设施。我局机关及下属各单位，通过开展效能建设活动，共建立公开栏6个，监督岗8个，程序图5个，设立投诉箱6个，设立投诉电话9台。公开税收定额、税收政策、税务处罚。二是开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广泛征求社会群众的意见。通过召开党风行风监督员座谈会、征求意见会，收集对地方税收征管的意见和建议。各项重点工作，做到经局党组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在全局干部职工中征求意见后形成。在财务方面我局定期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以便群众监督。

五、严格监督检查，实施责任追究

年初我局就明确了2005年的十项工作目标，并将十项目标细化分解到人、到岗。领导班子成员每月至少抽出二天的时间到基层，检点工作推进情况，面对面听汇报，实打实督进度。为认真查纠税风税纪中存在的问题，县局开展了一系列的明查暗防。不打招呼，突击上门。暗访基层分局是否存在考勤不严、着装不规范、违反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的现象。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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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拆迁形势的基本分析

1　《征收条例》与现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立法旨意是一致的

从《征收条例》与现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内容对比看,《征收条例》进一步凸显了民意,凸显了征收主体、范围、程序,《征收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推进依法、规范拆迁,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这也是现行《条例》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切实维护好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从现行《条例》实施近10年来的情况看,各地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上都实行了市场化评估和政府提供安置房等补偿加保障的做法,被拆迁人的实际补偿已达到或超过了同类区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被拆迁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只要把握了这个基本点,依据现行《条例》实施拆迁就有底气,即使《征收条例》出台后也能较好地过渡衔接,拆迁将始终在依法、规范和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上推进。

2　现行《条例》的许可程序与《征收条例》的征收程序并不冲突

虽然《征收条例》对征收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尤其是危旧房改造项目必须征得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具体明确,但现行《条例》与其相比并没有冲突,特别是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完善,已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如许可前的听证制度,凡申请许可的项目,基本上都将相关批文、安置方案、资金到位等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征求被拆迁人意见,许可后被拆迁人还有对许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在补偿安置上也是采取先评估、后签协议、再交房拆除和支付补偿款的顺序,与《征收条例》“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在危旧房改造项目上,南通等地也已采取了先期征求意见的办法,在调查摸底阶段,就将相关的改造方案送到产权人手中,充分征求意见,在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或意见基本一致后才启动拆迁。此外,《征收条例》中有关严禁使用断电、断水、断气等暴力胁迫搬迁的规定是现行拆迁中明令禁止的,就江苏而言,还通过“平安拆迁”考核等方式进行了深化、细化,在行业管理上也为《征收条例》的实施完善了衔接条件。

3　现行拆迁与征收搬迁的实施方式基本相似

认真研读《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不难看出,《征收条例》出台后,即使拆迁变为搬迁,且征收的主体是政府,但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方式与目前状况不会变化太多,无论是目前的拆迁还是以后的征收搬迁,都需要具体的管理机构,需要一支专业评估机构和具备资质能力的实施队伍,这也是今后征收工作能够实现的有生力量。近年来,随着行业管理的不断加强,拆迁实施单位、评估机构人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做群众思想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同时,拆迁推进的责任主体也由过去的拆迁人及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变为项目所在地的属地政府,有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同推进拆迁,即使开发用地也是通过政府先拆迁、后熟地拍卖出让的形式出现的。实践证明这些做法的成效是好的,这与《征收条例》规定政府为搬迁主体的规定已初步接轨。因此,现行的拆迁机制与模式为以后的征收搬迁打下了基础,基于这样的分析,目前形势下,应坚定信心,大胆推进拆迁。

在认真分析形势,充分看到当前拆迁推进有利一面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当前影响拆迁的不利因素。

一是社会对《征收条例》出台的心理预期提高,拖延拆迁的现象会增多。由于《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加上媒体和相关方面的炒作,社会对《征收条例》出台后补偿安置方面的期望值增加,但《征收条例》何时正式出台,征求意见后内容有多大改动,与现行《条例》的差异到底多大等目前还不能确定。在《征收条例》出台前,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前瞻性、基础性的拆迁工作不可能停止,需实施的拆迁项目只能沿用现行的政策处理,但在实施中有些被拆迁人可能会不积极配合拆迁,以期延缓进程,期待《征收条例》施行后增加谈判砝码,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目前这种苗头已显露,有些项目即使是《征收条例》所列的公共利益范围,但在许可前的听证中,被拆迁人也以种种理由加以抵制,有的甚至以集体上访形式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拆迁效率会打折扣,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增加。

二是难度加大,拆迁过程更加艰难。《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收主体等热议的焦点,虽未以正式通过的法规确定下来,但其影响已深入人心,认为这是《物权法》有关法律规定在拆迁方面的具体化。只有因公共利益需要才可以征收房屋已经成了公众心中的概念。从《征收条例》所列公共利益范围和当前的拆迁项目看,有一大部分项目不在其中,如土地储备、工业项目、商业开发等以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等,而目前的拆迁项目又以集体土地、土地储备、工业项目等居多,目前状况下这些项目将遭到被拆迁人的“合法”抵制,这些项目即使实施拆迁,其工作的推进难度、拆迁周期及拆迁成本等可能会较往年大幅增加。

三是行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当前拆迁政策处于敏感时期,如果保障机制不及时到位,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违法拆迁的现象会进一步抬头;重效率、轻规范、求结果、弃过程的状况会更加明显,由此导致的投诉、上访及不稳定因素会增加。

二、相关对策

1　加大正面引导,减少政策理解误区

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征收条例》与《条例》在内容、程序、补偿等方面的共同点;宣传《征收条例》的规定在现行拆迁中已体现的可感点;宣传当前在拆迁补偿安置方面政府为民、惠民的做法。同时,应尽力减少群众对现行拆迁政策的抵触。此外,还要通过拆迁带来的发展变化帮助被拆迁人算好三本帐:补偿的经济帐、居住环境的改善帐、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帐,通过正面引导,防止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因对拆迁政策体系不完全了解而产生的认识误区,减少拆迁阻力。

2　坚持依法拆迁,慎重启动新项目

在《征收条例》出台前,对准备启动的新项目,要坚持“公共利益优先、民生工程优先、重大项目优先”的原则,要根据项目急缓程度,分清主次,能缓的则缓,确保拆一个项目了一个项目,防止跨政策工程引发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对急需实施的拆迁项目,可参照《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许可前的相关准备工作,扎实搞好前期调查摸底,充分论证补偿安置方案,广泛征求被拆迁人意见,严格依法实施,提高规范化程度,努力减少矛盾。

3　坚持阳光拆迁,增强拆迁补偿的公开透明度

从现阶段暴露的拆迁矛盾看,主要还是补偿安置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前后补偿标准不一,没有真正做到先走的不吃亏、后走的不沾光,造成被拆迁人之间相互攀比、商谈不积极、漫天要价。根据南通等地近年来全面推行“十公示一监督”制度的做法看,由于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进一步公开透明,群众对拆迁的理解配合程度增强,拆迁推进效率提高,矛盾明显减少。《征收条例》也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补偿协议向全体被征收人公布,其目的就是要增强征收补偿的公开透明度,接收被征收人和社会的监督。为此,在《征收条例》出台前,对新审批的拆迁许可项目,可试行将每个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结果完全公开,增加补偿的透明度,增强政府及拆迁行为的公信力。

4　进一步完善现行拆迁政策,切实做好补偿安置工作

越是在《征收条例》等政策因素处于朦胧状态的背景下,越要规范拆迁行为,在做好补偿安置工作方面下功夫,让被拆迁人减少政策疑虑。缓解拆迁恐慌的心理,尤其是在现行的补偿标准上,凡没有达到市场化水平的,调整到市场化水平,甚至超过市场化水平。在安置点落实上,尽力提供原地安置,条件不允许的,尽力提供区位优势明显的地点给予安置。在安置房建设上,一要加快安置房建设速度,努力减少过渡周期,力争实行零过渡;二要确保安置房质量,不但要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而且新建的安置房其质量、环境等与市场上新建的普通商品房不应有明显差别。在补偿款支付上,做到足额按时支付,防止出现拖欠或打白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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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财政部启动2014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财政部将组织专员办对通信、医药等行业的部分中央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地方大型医药企业开展检查，并对部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事务所执业质量，各单位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会计信息化、财政资金使用和执行国家财税法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财经纪律情况。此次检查将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等作为工作重点，并继续推进和完善“小金库”治理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财政部修订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

最近，财政部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2009年修订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进行了再次修订，自2014年10月1日施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包括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大纲、会计电算化考试大纲、会计基础考试大纲和珠算考试大纲四部分，相关人员可以从财政部官方网站政策栏目、会计行业管理网站等下载。

IASB宏观对冲会计处理讨论稿

最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了一份征集公众意见的讨论稿，旨在探索更好地反映实体资产负债表中的动态风险管理活动，即所谓的宏观对冲方法。IASB决定把宏观对冲部分作为一个单独项目。讨论稿标志着该项目进入第一阶段，就“投资组合价值重估”这一可行的实体动态风险管理活动会计处理的方法征集公众的意见。

中注协

商业银行审计指引征求意见稿

最近，中注协了《商业银行审计指引（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审计指引》按照风险导向审计理念，根据对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进行整合审计的要求，针对商业银行在审计计划的编制、审计方向的确定、审计资源的调配、风险的评估与应对、内部控制的了解与测试、重点业务流程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审计报告等方面的特殊性，对审计工作的各个重要环节作出了全面细致的指导。

财政部就《会计师事务所

跨境审计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最近，财政部起草了《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规定》对跨境执行审计业务的范围进行明确，并厘清了其与境外事务所临时执业的界限等。《规定》提出，如果是在境外监管机构注册、登记或经境外证券交易机构认可，获准为我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提供审计服务的内地事务所，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业务，并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如果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要开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应当与中国内地具有证券资格或上一年度行业综合评价排名前100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务合作，明确约定审计报告由该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责任由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再扩围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3号）。《公告》明确，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中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再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项规定一是将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的范围，由查账征收企业扩大到包括核定征收在内的其他企业，扩大了享受面；二是将享受减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数额由6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进一步扩大了优惠幅度；三是改变了以往需事前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的做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可在季度和年度申报时直接享受优惠政策，无需事前备案，只要在年末汇算清缴时提供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情况即可。

个体户经营不足1年计税有新规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5号）。《公告》明确，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因在纳税年度中间开业、合并、注销及其他原因，导致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不足1年的，对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和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以其实际经营期为1个纳税年度。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标准，应按照其实际经营月份数，以每月3 500元的减除标准确定。《公告》自之日起施行。

委托投资受益所有人判定政策明确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人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公告》明确，《公告》所称“委托投资”是指非居民将自有资金直接委托给境外专业机构用于对居民企业的股权、债权投资，其中的“境外专业机构”指经其所在地国家或地区政府许可从事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资金以及证券托管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委托投资期间，境外专业机构将受托资金独立于其自有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境外专业机构根据相应的委托或协议收取服务费或佣金。受托资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由该非居民取得和承担。《公告》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

退役士兵自主创业享税收减免优惠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了《关于调整完善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42号）。《通知》要求，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 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通知》的执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