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宏观把握，积极扶持，重点培养

刚刚组建的新生班，师生彼此陌生，接触几次便会发现学生的性格千差万别。有的善于表现自我，有的腼腆不苟言笑，有的自卑情绪低落，有的自大目中无人……面对各种情况要挑选称职合格的班干部确实不易，所以首先应宏观把握，全面考察，然后重点培养，大胆任用。

1、全面撒网，重点培养。新生班活动较多，有广播操赛、成长杯篮球赛、知识竞赛等等，针对这个特点在活动中考察、培养班干部是明智之举。活动中那些表现积极并有一定组织才能的学生往往是可以信赖的;劳动中不拈轻怕重，而能吃苦耐劳的学生可以作为考察对象;生活中那些关心同学、集体荣誉感强的学生可以作为培养对象。经过一段时间观察，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筛选淘汰，确定重点，进行培养。

2、因材施教，重在督促。现代社会注重能力和素质，中学生中有一技之长的学生比较多，在优化班干部队伍过程中少不了这些学生的参与。诸如，擅长绘画者充实到宣传组搞版报设计；擅长歌、舞者到文艺组搞班级文娱活动；体育特长者可让其搞班级体育工作。那么是不是有特长就可担任班干部呢？不一定。因为随着并轨带来了不少问题，尤其是特长与文化课脱节现象很严重——有特长的学生往往文化课学得不好，学习优秀的学生又没啥特长。因此建设班干部队伍要有一个原则，即一方面本着择优录用的原则任用优秀的有特长的学生；一方面本着全面发展的观点，严格要求所选班干部必须是文化课合格者。

3、民主评议、重点选拔。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准备之后就进入民主评议与选拔任用阶段。 将一些能力较强、表现较好、有集体观念、有责任心的学生挑选出来，有学生参加测评，最后参考测评结果选拔优秀的班干部。

二、微观指导，及时斧正，鼓励工作

班干部选之后，就要进行具体的工作实践。但是由于个体差异或心理因素，有的班干部不是放不开手脚，就是放得过大，从而影响工作进展。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角色，班主任应进行微观指导，及时斧正一些过激的言行或过火的方法，鼓励班干部积极、大胆地用正确的方法工作。

1、正确引导，积极工作。针对初建成的班干部队伍容易出现的工作思想不稳定、工作思路不得法的特点，班主任应及时给予正确地引导。比如班干部与普通学生发生冲突时，班干部之间配合不默契时，班主任应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性建议，让班干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尽快适应各自的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让“公仆”意识渗透到他们头脑中，使之明白班干部即不是高人一等的人，也不是和普通学生一样的人，而是一群肩负重担、要求甚严、在师生间架起一座彩虹的特殊群体。班干部要树立“要求越高、发展越快”的思想，全心全意，尽心竭力搞好本职工作。

2、强调个性，完善自我。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人要求独立、完善自我、发展才能的愿望更为强烈，初中生是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人。有的学生干部能力强、个性强，但自尊心很脆弱、自我约束力较差。就此不妨让其担任一些次要的职务，让职务来约束他，让他在约束中逐渐完善自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篇4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础 政策效应 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 (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 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篇5

宏观调控是认识与运用经济规律的生动实践

面对近年房价疯涨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中央及时调控,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年又出台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今年全国房价平稳,房价涨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涨幅度是12.5%,二季度涨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涨幅是8.8%。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盲目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住房价格的预期方向发展。

房地产只是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一,中央还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某些产业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形成瓶颈等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煤电油运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

不少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而且使我们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经验和启示: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经济学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驾驭者”和“调控者”。该怎样确定政府的职能呢?伴随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形成以下共识——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这类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年开始逐个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设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改革、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将成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强调将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观经济学全方位开花

*年还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受人瞩目的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启动,以股改为代表,政府频出新策,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除此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生动的改革经验正在丰富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学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我们也看到，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城市居民、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正在变得丰富而有深度，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正在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

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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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

国家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的核算，但所有核算包括生产核算、分配核算、流通核算和使用核算都是以基层单位即企业核算展开的，因而企业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地。在企业核算中，会计核算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占企业核算工作的很大比重。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相比较，它们之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核算的总体范围。国民经济核算是将国民经济当作一个总体的宏观核算，而会计核算是将企业当作一个总体的微观核算。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范围上看是总体与个体的关系。宏观总体的某个指标数值与微观个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汇总关系，如销售收人这个指标或科目，对企业来讲，不考虑买者是谁，只要出了企业范围，就是销售；而对部门、地区、国家来说，部门、地区内部的相互买卖就不应该迸来。总体范围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会计核算在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决定会计核算无法直接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各种数据。

2．核算的目的。国民经济核算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为核算对象，通过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的核算及相应的表现形式，为国家宏规经济、决策、调控提供资料。会计核算则是以微观基层单位的资金运动作为自己的对象，其目的在于为微观活功单位的经营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社合公众了解微观单位的财务信息提供服多。目的不同，所选的指标（科目）也会不同，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中某个指标（或科目）即使在名称上相同，大多救情况下口径、范围也不一样。

3.核算的。从这方面讲，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就两种核算中直接相互关联的部分而言，主要区别表现在核算的概念与分类上。在概念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同一核算概念有时会有不同的含义。在分类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共同采用的分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划分的类别不一致。

4．核算的方法。二者尽管都采用了复式记账法，并借助账户形式加以表现，但两者使用的账户有以下区别：（1）从登记主体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以账户为主体，根据账户来确定收支；会计则以企业为主体，根据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所引起的各项会计要素的变动，分别反映其增加及减少。②从登记项目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中所有账户要登记的项目都是固定的，它不随业务的文化而变动；而会计账户要随经济业务变化，区分不同的账户登记实际发生额。（3）从账户类型来看，国民经济账户是根据国民经济循坏过程来没立账户，包括生产账户、收入支出账户、投资账户、对外交易账户、资产负债账户；而会计账户则根据它所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分为资产账户和权益账户两大类型，收入和支出要根据账户的不同类型进行登录。此外，国民经济核算除复式记账和四式记账外，也采用单式平衡表和矩阵表进行核算。

以上差异引发了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的许多差别，如收入概念的差别、配比原则的差别、计价原则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差别表明，试图将微观会计核算纳入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内缺乏足够的依据，想从微观核算到宏观核算建立起逐级汇总体系，也是缺乏依据的。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由国家统计系统从宏观搜集，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甄别、调整、加工和开发。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二、从会计目标看会计的服务对象

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主要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使用者提供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决定了企业应当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内容。会计信息使用者一般包括国家宏观管理部门、投资者和债权人（包括的确和潜在的）、企业的管理当局、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如职工、客户、供应商）。从契约的观点看，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经理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总是受到各种各样契约的约束。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背景下，委托人与人总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出于这种原因的考虑，相关利益集团会与经理人员达成一定的契约，以保证经理人员不会做出损害他们利益的决策。人们要求通过会计报告来监督这种关系的假设成为受托责任概念，

受托责任现在问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主要为相关利益集团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服务，这是企业会计最为基本的目标之一。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但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会计所提供的信息限定在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单位之内，是对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的确认和计量。也就是说，会计信息系统立足于微观经济主体，主要为微观经济主体服务，这是由会计本身特性所决定的。由于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会计信息系统并不能提供直接有助于宏观调控的信息，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衔接。

三、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虽然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全局性的整体核算，而会计核算仅针对一个特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会计核算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核算范畴，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差异，这就给国民经济核算直接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带来了不便。而企业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在对象和目的上是一致的，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应在这一微观层次上来讨论，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也只能从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相结合的角度来寻找。

在微观层次上统计与的协调，就是要建立以会计核算为基础，以统计核算为综合，以机为技术手段的会统并轨合一的新的核算制度，从而达到两种核算职能上的结合及相对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1．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统计核算的关系不存在自下而上层层汇总的关系，宏观核算同企业会计、统计核算在核算目的、核算原则上都有区别。从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来看，其一整套规则同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无论是会计核算还是企业的统计核算，在微观上都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是行不通的。因此，不能再以统计为中心进行协调，更不能以两者的独立为前提，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

2．必须转变企业会计与统计的职能。应将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则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预测、决策、控制职能而存在。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弥补会计人员缺乏综合分析能力的缺陷，这样既可以消除企业核算数据多元化及重复劳动的现象，又可以使会计核算体系的优势与统计综合分析的特殊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3．必须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既然要把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那就必然要改革现存的会统分家的组织机构，可在会计部门下设一个统计分部，不一定要设置独立的统计机构，来完成上述企业统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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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载体，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物质要素。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城镇面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城市产业链，在房地产业开发、经济、消费过程中，涉及到建筑、建材、能源、交通、冶金、化工、电子、通讯、轻纺及家电等50多个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它的发展能够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共同繁荣。同时，房地产业也是构成社会财富生产的重要部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支柱性和基础性产业。房地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一般都在6%-12%左右。

（二）房地产业的自身特点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业，其能够有效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其自身拥有着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殊特点。房地产投资具有资金需要量大、开发经营周期长，变现性差、不可移动，寿命周期长、综合性强寄投资额大，政策影响性等特点，同时房地产投资又是高风险、高回报行业，房地产投资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和风险性，这些都要求国家运用政府控管手段减轻房地产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保持房地产经济的平稳、持续快速发展，避免造成一些国家由于房地产业违背客观规律发展而出现泡沫经济。

二、加强房地产经济安全的政府管控的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对于房地产经济安全的管控措施主要包括有：控制土地批量、税费、利率、贷款、保险、公积金管理及价格管理等措施。为保证我国房地产业的经济安全，政府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调节与控制十人重要，但基于我国目前政管控的现状，也应对相应的管控措施加以重视，以便更加利于对房地产经济安全的合理管控。

（一）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紧密配合只有房地产的经济安全得到保证，才能够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有效手段对各种已知或未知影响因素进行预防，将显得十分有必要。在市经济下，房地产经济安全不久需要自我调节，而且还需要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政府在对房地产经济安全进行管控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宏观调控措施，对于微观调控措施也需提高重视度，使两者能够在紧密的配合之下，从而加强房地产经济的安全。其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干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业整体的调控，其能起到大的主导作用；而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政府也应该采取微观调控措施，对房地产市场的每一个交易环节进行有效的管控，并能过相应的规章制度，约束并导正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通过政府将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有效结合，从而使政府对于房地产经济安全的管控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分析市场形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当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引导与作用，使得房地产经济具有巨大的波动性，因此，政府在进行控管时，应对当前的房地产形势进行合理的分析，并看清当下时段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走向，再根据不同的经济波动原因采取相应的管控对策。政府在对房地产经济安全进行控管时，也应对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详细分析，当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经济发展不一致时，则需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调控。如由供需关系所引起的房地产经济波动，并出现房地产经济超过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时，政府便需及时清理房地产经济中的泡沫，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供给或是增加需求，从而尽量保证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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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说主要是可以将经济法体系划分为市场、干预机制、法律法规，然而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合理性却不尽完善，这主要是由于单纯的市场经济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也收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针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也要辩证的看，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本身也是存在弊端的，假如不能在经济的调节中适度的应用，就会对市场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要正确的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有这样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才能够更加有效。

二、二分说理论

在二分说理论中，普遍的是认为经济法的实质是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政府的经济行为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的法律，并且在国家通过有关的调控措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主要形成基于宏观调控的法律和基于市场规范的法律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就形成了二分学说理论。在二分说和四分说理论中，我们的普遍观点是试图将所有的经济法包含在其中。市场经济一旦出现监管缺失，就会导致个别经济参与者收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做出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的行为，因此，就有必要在市场经济中加强对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规范，这其中就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以更好的发挥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其中以税收法为例，该法律属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国家在制定税收法时需要考虑税收对于行业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调控作用，通过经济法律的形式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行为产生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市场活动参与者行为的效果。

三、经济法体系的重构

(一)理论基础

在经济法体系重建中，其调整的目标和范围决定了经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在我国，经济法体系理论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众多的理论中，有学者认为对于经济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经济利益调整的法律总和。这种经济利益指的是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由于产出大于投入而出现的利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也曾经有国外的经济学家针对调控对象的不同提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法理论，其中针对企业的法律归为微观经济法，而以全部经济活动为调控对象的法律归为宏观经济法。更进一步的说，微观经济法主要针对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经济法则是对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进行调节，在实际的应用中，只有将这两种经济法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够保证对于国家经济的有效调节，更好的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微观经济法

根据对微观经济法的定义，其主要的调整对象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其对于经济活动的调整属于较为初级的利益调整。在企业中出现利益分配冲突的主要是生产者、投资者以及管理者。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体现了资本家对于生产者裸的剥削，而且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管理者的现象，以更多的增加自己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说，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到几个不同的经济参与群体，微观经济法的制定有利于更好的调整企业内部不同的参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有利于保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宏观经济法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它主要是对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其实现形式是从经济总体发展的角度对不同经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和较强的竞争力，加快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宏观经济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体系中的角色。在我国，国家不仅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调控的主角，即国家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并且对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际的利益分配中，国家也参与其中，并且通过增大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保证公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时国家需要对其经济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有国家参与其中的法律。在宏观经济法的构建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国家社会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形式，将其参与形式法治化，以保证更好的分享整个国家总体经济的利益，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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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

人们已习惯于把政府所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行为都称之为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这是一种错误。其实，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可以分为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

宏观调控的对象是作为宏观总量的国民经济，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之广，几乎能波及到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每一个公民。因此宏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

微观管理是政府代表国家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内部管理，主要指国有资产运营管理、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部分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和直接管理活动。微观管理的主体大多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业的职员都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微观管制则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依据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外部限制和监督，它包括经济性管制（市场准入和特定产品定价）、社会性管制（产品质量、污染排放及劳动安全等标准的设定）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管制；

由此可见，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体现的是微观意义上的直接的政企关系。而且微观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见最繁杂的行政行为。计划体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产业主管部门在几乎所有的产业(其中大部分为竞争性产业)领域从事微观管理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观管理活动将被取消，竞争性产业的组织和协调应逐步过渡给市场或企业自愿加入的行业组织(协会、商会)。而大量被节约下来的行政资源应该用来充实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尤其是历来缺乏认识和不被重视的微观管制。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政企关系的调整：进展与不足

1． 进展方面。本次机构改革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确实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成了宏观调控部门。如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在"负责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调控部门。"而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职能定位在"负责调节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为此这两大部门在某些职能上也作了重要调整，例如把制订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调整和减少了专业经济部门。如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把煤炭、冶金、机械、国内贸易、化工等部改为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它们的行业主管职能完全剥离出去，使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调整为："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从新三定方案来看，这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际上是走向行业协会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幅度削减也表明了本届政府在政企分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加强了执法监管部门。如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以上举措都表明，本次机构改革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各机构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较顺利。实质性的政企分开预计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处。相对于本次机构改革的深广程度来说，前期的调研和行政组织法律等准备工作显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某些决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但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机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本来已不在国务院系列，让它们向行业协会过渡是上一次机构改革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这一次却使它们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确实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属总公司分解为三个大型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题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属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屡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下来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各专业部门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条件下，不应解散而是应充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级国有资产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陷入混乱局面。插手这一块的有财政部的产权登记部门、有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有国家经贸委、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那么现在谁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进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非竞争性行业如铁路、电信、邮政、广播、电视、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政企、政事分开，如何通过国有独资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来规范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本次改革没有触及。而谁都清楚，这些行业存在的问题决不亚于竞争性行业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都是消费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机构改革和政府组织机构的调整都应该纳入行政法制化的轨道，即必须由法律来产生政府机构，通过法律把政府机构的行为规范化。我国的情况则相反，是先有行政机构，再由行政机构来产生法律。由此而来的法律必然失之公正，而且在法律产生之前，相关行政机构的行为得不到制约，很可能有损相对人的利益；此外该机构还可能被随意调整甚至撤消。本次改革也不例外，没有修改药品管理法而产生新的药政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出台电信法而产生政企尚未分开的电信管制机构"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新机构也面临类似问题。

这里有必要特别讨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性质问题。由于经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除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外，还接管了由部改为局的工业部门的经济调节、生产运行、投融资导向、技术进步、军工配套、进出口以及监督管理国有大型企业等微观管理职能。因此它活象一条"人鱼"，上半截是日本"通产省"，下半截是80年代的国家经委。作为"通产省"，行政指导是它的基本行政行为；作为国家经委，它则可以行政命令。在行政法学上，行政指导是非强制性的，相对人不服从，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相反，有误导效果的行政指导则必须对因此受损的相对人负赔偿责任。行政命令是强制性的。以往由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施行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范围是国有（营）企业，但在非国有企业已占国民经济大半壁江山的今天，如果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和严格的法律界定，如何能控制它将行政命令的触角伸向非国有经济呢？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随时都可能跨越宏观和微观的界限，随意使用行政指导和行政命令，由此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这个问题不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必然马失前蹄，无功而返。下文要讨论的"行业自律价"问题便能说明这一点。

今后政企关系之间可能产生的主要矛盾

如上所述，随着大部分竞争性产业主管部门的削弱，政府微观管理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国有资产权益的维护和对非竞争性或模拟竞争性产业的直接控制等方面来。同时，包括这些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今后更多要打交道的，是那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具有行政执法监督权力的微观管制部门。政企之间这种直接关系的转变，尤其在磨合时期，不可避免会产生某些新的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1. 在微观管理方面，矛盾之一发生在国有资产的逐级者之间，其焦点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分配。这种矛盾会因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局面而加剧；矛盾之二发生在那些政企紧密结合的公共企（事）业（如中央电视台、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等）身上。由于这些公共企（事）业的性质和经营行为缺乏法律规范，在这些单位及其竞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上，政府的处境会很尴尬。

2. 在微观管制方面，矛盾之一来源于某些产业的行政管制立法不足（如电信法、证券

法、药品管理法等），这一方面使管制部门缺乏执法依据；另一方面又为管制部门行政违法（越权、滥用权、不作为及违反程序）提供了条件。前者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后者损害相对人利益。矛盾之二来源于许多不合理的法律条款未能及时修改，这同样会影响执法效果和损害相对人利益。

3. 政企（事）联盟对行政管制的干扰。以往某一行政管制机构在对违法企业行政执法时，常常会遭遇到企业主管部门和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甚至有法律的依据，如水污染防治法就规定，当环保部门决定关闭某严重超标准排污企业时，必须证得该企业主管部门或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意。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和其主管部门是利益共同体，它们一致对付管制机构是必然的事情。这一次机构改革，虽然许多行业主观部门转变为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只从事行业指导性管理。但它们与企业之间"旧情"依在，在企业求援的时候，它们很难袖手旁观。不但依然可能帮助企业逃避或减轻行政法律责任，甚至还有可能创造出一项新的管制政策，置管制机构于不顾。我们举一个近期发生的事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说明上述问题的一个"故事"：行业自律价

今年7月24日，国内最大一家羊绒生产企业到国家经贸委政法司宣传处递交《关于恳请国家经贸委加强对制止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宣传工作的建议》以及本企业与另12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合起草的《制止恶性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工商联手、实现共同发展》的呼吁书，请求国家经贸委审核后在媒体公开发表。国家经贸委三位有关领导分别在7月27日、8月7日和8月11日作了批示，均认为不但要大力支持该项宣传活动，而且要发动委管国家局、中介组织、重点企业（商产业政策司）制定一个更详细的方案，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这个更详细的方案就是国家经贸委于8月18日的《关于部分工业产品实行行业自律价的意见》。之后，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委管国家局陆续在建材、冶金等行业联合制定以行业平均生产成本（系行业少数令头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为基础的行业自律价，要求行业内企业不等低于此成本销售本企业产品，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制裁措施。

虽然故事还在进行，但它却足以反映两大宏观调控部门做法的一些不妥之处：

1. 行业自律价本是一些市场份额很高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有阻碍竞争的"串谋"嫌疑。两委不但不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反而主动介入，违反经济学常识地在所谓"产业集中度高和产业结构矛盾不突出"的行业实行自律价，欲置中小型企业于死地，难免有失公正，是"助纣为虐"也。

2. 实际上，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图谋扩大市场份额从而破坏市场秩序的正是那些行业令头企业。果真想维护竞争，受害企业就应该诉诸于《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由此两法授权的行政执法机构负责调查处理。两委的介入，可以说一是滥用职权（计委），一是越权（经贸委），与"贵族企业"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闹剧。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机构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由于"权威"不足，则乐得"袖手旁观"。

3. 许多中小企业低价倾销其积压产品，本是一种退出市场的合理行为，并没有违反价格法（见该法第14条第2款），如果要求它们按大企业的平均成本销售产品，势必将其挤出市场，使其处境更遭。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明显地大大高于企业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成本。因此两委的介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4. 行业自律价的基础是行业内少数主要生产企业的的加权平均成本。很显然，政府不可能获取企业真实的成本资料，因此，由各主管局计算并公布的行业自律价缺乏真实性，从而很可能成为维护垄断的"幌子"。

5. 由于协议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太高，"价格卡特尔"往往很快就解体于协议企业的私下违约，政府出面来支持这种事情，真可谓"吃力不讨好"，留下笑柄。

若干建议

1．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设的进程。目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部门立法的传统，建立确实能体现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急需的新法律，同时抓紧补充、修改和淘汰大批有明显缺陷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使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尽早法定化。

2．政府应当自觉将微观经济管理的范围收缩到最小程度（只限于国资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因而必须明确委管国家局的设置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时机成熟即予以撤消，不一定非等到下一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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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尽管目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宏观调控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顺畅,经济总体目标能否达到,宏观调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形态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场经济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运行的。自16世纪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任何国家的实践模式都是在国家干预中进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历史上各国先后实行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是政府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力度而已。市场经济运行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国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必要的直接干预。斯密认为君主需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并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同样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场经济如足球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足球队般的企业,宏观调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优劣和成效高下,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艺术有直接关系。

国家除了提供宏观调控,同时还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发挥着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促进与限制某项产业,规范产业组织,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主动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的集合。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地区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重点分析一个地区三大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以及进出口金额的比例。

二、现实的经济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机遇和挑战,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将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相机推出以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应用使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走上复苏之路。

不可否认,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外部基础,显现了中国经济的痼疾。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利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很大冲击,使得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变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结合目前的经济状况,现行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依赖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资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场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市场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边际效率的弱化。

其次,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曾经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是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在世界共同面临困境时仍然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显然是靠不住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国际贸易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中就指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数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0-2030年将是高速老龄化时期。2030-2050年将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阶段,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为3.3亿-4.7亿,是现在的5倍,其比例将在23%-27%。此外,高龄老人增长迅速,1997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8.8%,2050年将增加到20%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大幅提升国民储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劳动力低廉这个传统比较优势。

三、当前宏观调控的原则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将其明确为保经济增长和保发展方式转变两个目标。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调控目标长短相结合的原则。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因素,这些变化对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应该是有利的,同时外需不足,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重下行的风险,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有所调整,保增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中国正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长期看,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从短期看,这些转变也会给保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对长期发展有利,还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的形势,宏观调控必然采用不对称发展原则,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发展重点;从产业角度看,所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都应该是发展重点。

第二,要坚持调控过程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相当高的灵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重大政策的执行还要保持稳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都会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坚持调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政府集权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仅凭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能适应各个地区的通行的有效调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和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努力促进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并在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企业尽量多的支持。具体说来,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调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税收减免和地方性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能有效辅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经济的迅速变动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许多新形势。结合以上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现状分析,想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国内创新能力,是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前提。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新型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领域的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主力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分配过程中更好的体现积极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思路。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快中小城镇建设规模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中产阶级的两大法宝。城镇化是未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内需能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业是培育中产阶级的重要土壤,中小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中产阶级比重就很难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必须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积极推进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成本远小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该充分把握本次机遇,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机遇,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目前,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公共财政体制重点在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财政支出领域集权和分权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从税种上进行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同时赋予居民对地方政府预算更大的投票权,以地方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加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公共财政的完善。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中法律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从行政规范式调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法律规范的调控方式。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特别是要加强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领域的立法活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在法律规范内进行。

第五,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宏观调控效能发挥的程度与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宏观调控效能,首先要强化预警机制,采用各领域、各学科先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作出事前的准确判断,实现宏观从被动式调控向主动式调控转变;其次要强化协调机制,通过政府宏观统筹,构建完备的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传送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最后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保证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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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3、郑超愚.中国经济复苏与反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J].新金融,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