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环境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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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企业环境责任；比较分析

20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膨胀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气候变化、能源枯竭、水域污染等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因此，企业界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企业环境责任逐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我国正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环境问题十分严重，虽然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还在恶化，严重威胁到未来发展潜力。因此，比较研究国内外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差异，了解国外（日本）环保责任发展的历程和新动向，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企业环境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及日本。关于企业的环境责任的内涵，国内外诸多学者有各自不同定义，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在本质上基本一致。一般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环境利益，履行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有：

（1）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EPR)。该制度由瑞典经济学家Thomas Lindhqvist在1990年提出，要求生产者对产品消费后承担回收、处理处置以及再循环利用的责任。

（2）清洁生产制度。199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清洁生产所下的定义是"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便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企业是清洁生产的主体，企业在实施生产行为时必须对生态环境负责。[1]

（3）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环境污染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目的的责任保险。是以"绝对责任"为保险目的的责任保险。多数国家建立了包括环境责任保险的损害补偿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中日企业环境责任发展概况

1、日本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发展

日本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比较成功，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在经历了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平成景气"后，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社会公众要求企业"向融人了社会贡献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以人性为出发点的经营方式转变"。于是，日本的企业组织-经团联于1991年提出该组织的《地球环境》。随后，日本各大企业相继提出自己的环境，日本政府也加紧环境立法。1991年4月出台《资源再循环法》；1991年10对《废弃物处理法》进行修订；1992年l2月批准了《巴塞尔条约》且制定了与特定有害废弃物进出口有关的法律；1993年11月颁布了《环境基本法》。1994年日本企业"零排放"运动兴起，随后1995年6月制定并实施了《容器包装再循环法》。2000年5月，日本参议院正式表决通过了《循环经济基本法》，该法旨在减少废弃物，彻底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且特别规定从产品制造到作为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生产者都要担负责任。[1]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利用法制武器发展"循环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并已构成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法律体系。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规集中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即废物减量化原则(Reduce)、再利用原则(Reuse)和资源化原则(Recycle)。通过这些法律规范政府、企业和国民的"3R行动"标准，在整个社会建立起遏止废弃物的大量产生，推动资源再利用和防止随意丢弃废弃物的管理约束机制。如：《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法令对废弃比例最高(80％)的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4类产品规定生产厂家必须承担回收和再利用义务。目前，日本家电生产集团已经建成了包括三菱、日立、三洋、索尼、夏普、东芝和松下等企业下属的多家回收工厂。[2]

此外，日本政府还建立了一套成功有效的投资援助机制，其机制设置的目标是通过专门的金融机构，解决企业在污染防治投资上的资金困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最初日本政府依据《污染控制服务团法》于1965年10月建立了污染控制服务团，其主要职能是为企业采取大气和水污染控制措施提供资金援助。1992年l0月，更名为环境事业团，1993年又进一步修改原来的法律，在团内新建立了日本全球环境基金。另外，作为为企业提供低息信贷的主体机构，该事业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2、我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发展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恢复国民经济开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企业环境责任，在企业环境责任管理法制规范、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1971年总理提出了环境保护"32字"方针；1973年了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业"三废"排放标准》；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环境体系正式建立；1979年国家环保局成立；80年代开始重视对群众的环保意识教育；1994年开始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这一系列尝试为我国进入21世纪提出环境管理的伟大构想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环境责任开始实施。2000年联合国启动"全球契约"计划，中国政府、企业、社团等各方积极应对。2005年6月18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发表了"呼吁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演讲，正式提出企业环境责任。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9月27日了《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目的是防治电子废物污染环境，加强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的环境管理。2007年2月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为进一步发展企业环境责任制度，2007年7月30日我国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绿色信贷政策，目的在于逼迫企业为环境违法行为承担经济损失。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建立"绿色保险"制度路线图。

中国企业于2001年后开始环境报告。首先是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健康安全和环境年报，接着宝钢等企业也陆续了环境报告；2006年3月，中国央企（国家电网公司）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责任报告。另外，国家国资委在2008年1号文件里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2008年1月出台《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同年5月上交所也颁布了上交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强化。[3]

三、中日企业环境责任发展的比较分析

从环境管理体系和体制来看，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完善，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市场介入，可以说发达国家有的环境管理办法中国都能找得着。但相比之下，日本在企业环境责任方面的法律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一系列的环境立法为相关的环保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在发展"循环经济"上，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法律体系。而我国在环境立法上要逊色一些，很多环境管理制度，虽然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已经成功推行，但并未真正地法律化，如：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等。这些制度目前只能称之为环境行政管理制度，尚未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环境管理制度层面。而且我国在具体执行和落实中也存在严重问题造成在环境管理上出现了"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来看，在日本，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意识比较强。日本的企业往往自觉自愿的参与环境保护，每年就有800多个大型的企业向社会公布《环境报告书》，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以丰田公司为首的跨国公司率先采取"绿色供应"制度，要求其供应商必须通过ISO14000认证，否则取消其供货资格，并且除了遵守国内的法令外，某些公司还会对欧盟法规的遵守规定。而我国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步伐相对而言要慢一些，特别是中小企业，环境责任意识模糊、实践落后、责任承担困难，在环境责任承担方面处于被动状态，经常是迫于政府和社会压力、产业链中跨国企业等合作伙伴的压力的非自愿举动。而且虽然中国国民的"绿色度"要高于日本，中国的环保现状从整体上来说还远不能匹敌于日本。

四、对我国企业环境责任发展的借鉴

我国对环境的保护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民之间进行多方的互动，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好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政府层面。要加强环境立法，制定严格的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法律与标准，不断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发展循环经济上，可以借鉴日本的《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加快构建一部全国性的基本法，确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做到有法可寻、有法可依。另外政府要加强宣传和监督，进一步建立公众环境参与的环境监督制度，建立激励型生态补偿机制，激励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我们还可学习日本的投资援助机制，建立信贷的专门机构，建立环境基金，用以帮助和扶持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中小企业推进节能环保实施补贴、税收优惠、低息融资等；推广和引进适用技术，同时提供相关的环境教育和培训。

第二，企业和社会公民层面。 企业既是生产主体，又是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的主体，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环境责任要想真正兑现，如果没有企业的内在动力，仅仅依靠外在的压力不会达到好的效果。所以，企业要自觉增强遵纪守法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企业应将环境管理纳入生产管理中，并将节能、降耗、减污、增效落实到每个人，一并考核。同时，社会公民也应增强节能环保意识，自觉遵纪守法，努力维护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积极参加企业环保活动，并监督好企业履行环保责任。

总之，企业环境责任制度在我国还尚处在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更加努力，我们要从他们的经验中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在自己的发展之路上，同时还要充分的发挥和巩固自己现有的优势，将其发挥最大效力，加快我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汉玉,王,邓大跃.发达国家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启示[J].吉首大学学报,2010,31(2).

[2]王汉玉,范羽.日本企业环境责任之借鉴[J].中国环境管理,2009,(1).

[3]冯东方.企业环境管理-日本的经验启示[C].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4年论文集,2004:324．

[4]于明霞,齐力.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实践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18).

[5]叶晓丹.论循环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环境责任[J].福州大学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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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环境行为制度动因监管路径

一、引言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主要的创造者之一，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破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开始建立相关法规来限制企业对环境的破坏，随之完善政策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其想要通过改善环境行为来赢得竞争的需求逐渐增加。企业环境行为就是企业接受外界环境压力，并将其转变为环境成本的信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一部分乃至全部认可为企业预算成本，做出相应的行为响应，使得原来由社会承担的环境外部负效应逐步为企业所认知并承担。本文目的在于把握我国企业的环境行为现状，分析企业环境行为的制度动因及监管机制，从而为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和企业环境战略管理决策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二、企业环境行为的制度动因分析

1.内部制度动因。企业的内部制度动因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企业的道德因素以及在环境行为制度与实施方面形成的一贯性因素。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造成的，仅仅依靠经济利益作为引导，依靠政府等企业经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压力督促企业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将企业环境责任看作一种工具，然后将其实施于企业，要求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这种方式企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是不全面的。这种方式下，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及投资决策时难以主动考虑环境问题。因此，上述被动的引导方式是不可取的，企业环境行为的实施应该使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需要企业自主树立良好的环境责任意识，从而避免企业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另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是否完善也影响着企业环境行为。公司治理理论中指出，公司治理最基本的要素即合法和合规，而企业合法和合规的重要方式之一则为信息披露，企业环境行为的信息披露，特别是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受到公司治理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企业环境信息的功能也可以被公司治理加以利用，帮助公司更好的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综上，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考虑到企业的环境责任，对企业信息披露机制进行健全和完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提高。

2.外部制度动因。企业为了可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以及发展的空间，其经营往往需要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受到的外部制度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以及文化施加于企业的压力，包括强制性和激励性的环保法律法规。第二，来源于消费者的选择偏好。随着当今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此时，消费者也就成了环保行为的最直接推动力之一。第三，模仿压力。企业迫于激烈的竞争，会倾向于效仿同行业国内外领先企业的行为，以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可见，外部制度促进企业克服惰性，积极实施环境保护创新和实践，并借助市场力量引导企业在这种限制下有效利用资源和生态环境，推动企业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三、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在日趋完善，但总的说来，我国仍是以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来管理，多数的环境手段归属这一类型，这类规制占主要部分，而激励型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行为则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中，企业的污染状况却很复杂，命令、控制型规制的环境管理手段略过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所以政府要借鉴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多元化环境规制，加强环保制度创断。

在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过程中，政府的治理成本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完善，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企业环境成本节约，从而推动企业环境行为的开展。政府也需要从信息和资金两方面给予企业环境行为激励与支持，建立企业环保数据库，为企业环境行为创造良好的关注与监督的平台；创建环境信息交流平台，企业间相互学习、提高，从整体上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改进；建立企业环保投资援助机制，为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专项借贷资金，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实施环境优惠政策，通过环保资金奖励，减免税费等手段激励企业采取环境行为。

四、结论与思考

目前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从而阻碍了企业的生态化和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同时，受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制约，政府行为也可能短期化和具有自利性，使得政府和企业进入更复杂的博弈过程。为此，本文针对改善企业环境行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尊重民众的环境主人地位，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利益相关者的主要部分就是民众，任何对于环境的损害都是对全体公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实际上，当前我国很多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之处，这都是公众缺乏参与权、监督权和话语权的结果。想要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就一定要从法律上将环境权规定为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公民的环境主人地位。同时，要实施国民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

2.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在监管中政府的行为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有的国民生产总值评价指标体系下，政府缺少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驱动力，甚至会导致政府与企业间的不正当密谋。因此，必须调整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生态建设导向型的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其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求政府在严格排污标准，加大处罚力度时，使行政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治理、督导情况与工作业绩相挂钩，严格规范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

3.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建立绿色企业文化。企业应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作为目标，这要求各方要从长远利益角度、树立长远利益的观念和培育自觉保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改善企业环境行为。要想将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与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持续发展，只有转变生产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转变为减量型、清洁型的绿色生产，才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才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孟庆峰，李真，盛昭瀚，杜建国.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9）：100-106

[2]王凤，王爱琴.企业环境行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2（1）：124-129

[3]李朝芳.企业环境行为的价值实现机理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过程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2）：52-56

[4]周曙东.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22）：181-183

[5]李永波.多维视角下的企业环境行为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11）：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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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非政府组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

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进行监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精神的体现，从而形成了“政府一企业一非政府组织”的三元结构监督机制。在“新环保法”实施之前，我国已经于2008年实施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积累了8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以我国唯一一家在全国范围内长期追踪环境信息公开的E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为个案，以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为切入口，探究ENGO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困境，为有效地推动“新环保法”的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一、ENGO对政府信息公开监督的不足

（一）面对ENGO的监督地方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进程缓慢

吉林、内蒙、天津、甘肃、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自行监测信息滞后，公众难以及时了解重点排污企业现状。青海与山西省环保厅网站上虽已呈现自行监测平台，但未实现数据实时更新；重庆、云南等地区监测平台信息不全面，“在线监测信息实时公开”项目得分严重偏低。近年来环保政务微博、微信兴起，2015年报告显示，156个地区已开通环保政务微博，但仅36个账户更新环境监管信息；27个账户长期不更新甚至从未更新。对环境影响评价和对验收报告的公示得分偏低，前20名中仅3个城市超过及格线。120个被调查城市PITI平均得分仅44.3分。因此，地方政府不愿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2008年，PITI评价前20名城市中日常超标违规记录公示得分率低于50%的有8个，企业环境行为整体评价得分率低于50%的占14个，里面有8个是0分；至最新数据的2015年，多数城市日常超标违规记录的公开依然不全面，120个城市中该项得分率低于50%的有80个，得分率仅42.5%，仅52个城市公布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除湖南、合肥两地公布评价依据外，其余城市仅公布企业名称与颜色等级。此外，排污费、投诉案件等关键信息的公开进展缓慢。就排污费而言，多数地区未完整公开排污费征收因子、各污染因子具体排放量和超标排污费征收等情况。根据环保部公布数据，2014年全国共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83195份，但IPE污染地图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记录不及处罚的一半，仅34000多条。很明显，地方政府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系统性和完整性严重不足。

（二）面对ENGO依法申请地方政府不愿公开环境信息

《办法》实施一年后，面对IPE研究人员的申请，113个城市中，仅27个城市提供所需名单，不愿公开的地方政府占76%。其中，13%明确拒绝，14%未接通；20%成功发送申请但未回复是否处理，27%成功发送但无相关负责人；2%仅提供统计数据而不提供详细名单，仅24%提供被投诉或受处罚的企业名单。以山东泰安为例，申请人通过传真方式向环保局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环保局第二天回复会积极配合，但此后再无任何进展。次年仍有10%的地方环保部门回复申请人“没有行政处罚”或“没有拒不执行的行政处罚”。至2015年，部分城市依旧未能健全依法申请公开工作制度。29个城市未回复申请，IPE评价小组与其中8个地区环保局沟通后仍未获得有效信息。38个城市该项得分低于及格线，占总数的31.7%。多年来，依法申请公开虽有所进展，但对比欧美，无论在要求或是实践中都存在明显差距。

地方环保部门拒绝公开的主要理由是“不属于公开范围”，“商业秘密不便公开”，并且对“公开”行为做出限制。例如，《办法》中已明确规定，政府应主动公开“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但部分地方环保部门未将“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列入公开范围，仅公布统计数字；甚至对申请获取的环境信息用途进行限制，例如不得用于公开等，缺乏法律依据。总体来看，政府不愿公开、不敢公开的状况依旧存在。

（三）ENGO监督“政府一企业”信息公开效果有限

“政府一企业”在本文是指政府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面对ENGO的监督，政府不能有效督促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多年来“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和“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两大关键信息的公开少有进展，始终是得分率较低的项目。PITI评价前20名中，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得分率低于50%的城市由2008年的15个增加至2015年19个。历年来总体得分率不高，至2015年平均得分率仅为29.5%。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公开成为明显短板，数据系统性、完整性不足，尤其体现在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公开。2013年该项得分率最低为5%，仅27个城市公开相关数据，不公开的城市占77.5%，无一城市超过及格线。2015年前20名中仅1个城市得分超过及格线。

现有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法律框架存在模糊地带，由此形成企业对政府监管的推诿，又进一步形成地方政府对ENGO监督的推托。目前，企业层面的信息公开依然局限于需要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重污染企业。并且，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例外”的模糊界定。企业涉及到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生产活动属于法定不公开的信息，但“商业秘密”具体内容缺乏明确限定。面对政府的监督，很多企业甚至以担心申请者通过排放物推测生产原料会暴露技术为由，将排污情况和治污设施称作商业秘密。同样，部分地方环保部门也以“商业秘密”拒绝ENGO的信息公开申请。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后，学界、ENGO等要求明确不予公开的商业秘密的范围，但至今相关法律细则未能完善。

二、ENGO监督企业信息公开的不足

（一）企业向ENGO信息公开的完整性不足

面对ENGO依法申请信息公开，部分企业拒绝回应或回应有限。首先是重点污染企业排放数据公开完整性不足，体现在公布的企业数量和污染物种类都非常有限，与中国相关法规要求或者欧洲、美国、日本等PRTR制度的实践存在明显差距。根据《危险化学品环境关系登记办法（试行）》规定，每年1月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应向公众公布年度报告。但是，2013至2014年的27个公布排放数据的城市中，无一城市完整公布了所有信息，仅5个城市公布了特征污染物排放数据，且危险化学品相关数据完全缺失。仅2个城市公布了危废年度转移/处理量，无一城市公布重点管理危化品数据和危化品品种、特性、排放数据。其次，部分企业消极回应，拒绝沟通。2010年IPE、自然之友等34家ENGO为评估IT产业供应链环境管理表现，对相关29家IT企业CEO发出信件，希望了解相关信息。包括“是否有供应商环境表现的相关标准”等，但包括诺基亚、三星、LG、IBM、APPLE等在内的多数企业未回应。在二期报告发出后，苹果、诺基亚、索尼等企业表现消极，使得ENGO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难以达到预期进展。

ENGO促使企业对其供应商的环境信息公开之舆论监督受阻。IPE等34家ENGO在对IT品牌供应链环境管理评估的三期报告中，增加了“推动供应商做出整改及信息披露”这一评价项目，以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减少污染。但29家企业中有25家未做出整改并公开说明，占总数的86%，无一家企业定期公布排放数据；而在探讨利用信息公开加强供应链管理中，仅10家考虑建立检索机制，2家决定建立。进一步沟通后，考虑利用公开信息加强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有14个，决定建立的有6个，但推动供应商做出整改和定期公示排放数据的企业数量没有增加。以苹果为例，IPE、自然之友等34家ENGO共同监督，与其多次进行沟通后，苹果公司依旧消极回应，不愿公开供应商相关信息。

（二）ENG0直接监督企业存在法律困境

企业信息公开强制性规定范围有限，阻碍ENGO对企业信息公开的直接监督。《办法》规定企业按自愿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清洁生产促进法》对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定同样有限，只有存在超标违规或是发生重大污染事件时才会触发强制性信息公开义务。并且，由于缺少强制性高位阶立法对信息不公开进行处罚，多数企业并没有通过网站等途径公布其环境影响及与企业环境行为有关的信息。《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企业自行监测提出具体要求，但也仅限于国控重点污染企业，省控、市控企业监测不足。PITI评价体系包括污染源日常监测在内的8个标准，全都是以政府为直接监督对象，间接监督企业。2013年标准调整后，也仅增加企业排放数据一项以直接监督企业。由此可见，强制性信息公开范围的有限性导致IPE对企业直接监督困难。

企业面对ENGO和政府相关法规监督时，存在明显有法不依的表现。《危险化学品环境关系登记办法（试行）》规定了企业有公开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及特征污染物的排放和转移信息的义务。然而，企业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排放数据的公开并未落实。自然大学等环保组织于2015年对涉汞国家重点污染源数据公开进行评估发现，16家涉汞国控企业中仅4家公司公开了污染物排放数据，仅1家公司公开了涉汞相关数据。并且，在对相关部门、企业进行信息公开申请时，47家企业中仅3家进行了有效回复，25个地方环保局中仅1份有效回复。部分地区危险化学品管理相关工作尚未实施。

三、ENGO促进公众参与以达到信息公开的困境

（一）ENGO推动公众参与的程序存在缺陷

环保传播中，公众参与是ENGO代表并组织公众发言的重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环境信息公开。然而，ENGO对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程序的推动尚待深化。就IPE监督环评信息公开的实践而言，2013至2014年共42个城市公开了环评全本，其中仅有9个城市通过大众媒体或网络公开环评信息，无一城市通过电视或网络直播环评听证会；2015年虽然有所好转但不足仍然明显，环评信息公开的形式单一且时限过短，导致覆盖人群有限，多数地区未能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

ENGO推动公众参与时受到地方政府的阻力，公众关心的议题信息公开力度不够。PX等群体性环境事件频发，使得公众关注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拟建项目环评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公众能否有效参与等成为公众关注的核心问题。IPE公布的PITI评价报告中，“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受理情况、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结果信息公示”得分偏低，环评报告书公示方式、公众意见提交方式有限，公众参与时间不足。并且，2008年前20名城市中该项得分高于及格线的仅8个。2013至2014年评价标准增加“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一项，但得分极低，120个城市中仅一个城市得分率高于50%，至2015年也仅9个城市超过及格线。

（二）公众参与以促进信息公开的热情低

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不及时，降低公众参与热情，从而影响IPE推动信息公开。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官方网站无法吸引公众注意，导致部分环保政务微博、微信兴起。然而，环境投诉渠道的多元化未能完全改善互动回应的缺失。据2015年报告统计，目前已开通的政务微博运行状况不佳，部分账户长期不更新甚至从未更新，成为“僵尸微博”。就微信投诉举报平台而言，目前仅支持个人历史记录查询，无法查看他人历史投诉举报信息。互动不及时，公众感兴趣的信息公布有限，使得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热情不高，影响社会监督的有效实施。

公众环保意识不足，阻碍ENGO推动信息公开。公众更多关心与其眼前利益相关的财产和健康等利益，环保意识更多凸显于“邻避”运功中。纵观近年来环保，关注者更多是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等直接利益相关的民众。公众环保意识多在重大污染事件发生后短暂出现，缺乏持久性。自2007年起，IPE与20家ENGO共同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呼吁公众善用购买权力，试图以“订单”为筹码对企业信息公开形成压力。从近十年的实践看，社会公众环保意识不足，未能通过消费行为来表达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好恶，“绿色选择”项目效果有限。公众对政府已经提供的环境信息也未能有效利用，信息点击率和阅读量偏低。公众环保意识不足，而IPE的活动倡议与公众切身利益结合不紧密，因此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积极性不高。

（三）ENGO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艰难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

公众针对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导致参与积极性受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办法》限制了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信息使用用途，同时赋予公民向上级信息公开主管部门举报的权利。而“新环保法”第五章规定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此，公民提起的诉讼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往往以“向上级举报”告终。借鉴国外已有经验，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该法规规定的事项提讼的权利，此后的各项环保法规中也有对公民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印度1986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中也规定了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有助于提升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E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较多现实困境，降低公众参与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推动。“新环保法”规定符合“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等条件的社会组织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可以代表公众利益发声，激发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积极性，但实际执行面临较多困境。IPE具备提讼的主体资格，且一直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包括建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污染源和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评估，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等，不过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始终心有余而力不足，近几年来并未参与重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纵观国内其他ENGO，在环境公益诉讼层面同样力不从心。据统计，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6000多个，其中约1000个具备提出环境公益诉讼资格，但2015年全国仅有9个社会组织提讼。

受成本、专业、时间等因素影响，ENGO对环境公益诉讼望而却步。2015年1月至3月，ENGO提起的3起公益诉讼案中自然之友诉江苏泰州3家企业水污染案遭到驳回。2015年8月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徐州市3家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某非法排放废水的造纸公司，但是对方都回复不具备诉讼能力，无法承担相应责任。上述案例表明ENGO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尴尬处境。前期调研取证、立案、判决、执行等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成本，并且需要承担可能败诉的风险成本，这使得真正有意愿提起公益诉讼的ENGO非常少。并且，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务人员，ENGO提起并打赢公益诉讼的能力有限。因此，公众关心的切身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降低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的积极性。

四、ENG0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区域差异

（一）ENGO推动信息公开在东西部存在明显效果差异

信息公开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总体呈现东部高于中部，而中部又高于西部的态势，且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加大。6份报告中，2008年前20名城市东部地区占15个，中部地区3个，西部地区2个；后20名城市东部地N3个，中部地区7个，西部地区10爪。2009至2010年前20名城市东中西部分别为19个，0个，1个；后20名分别6个，6个，8个。2011年前20名分别是18个，1个，1个；后20名为7个，7个，6个。[24]2013年至2014年前20名分别占17个，3个，0个；后20名分别占5个，9个和6个。至2015年，前20名城市东部地区19个，中部城市仅1个且排在20位；后20名西部地IX7个，中部地区8个，东部占5个。东中西部城市信息公开水平虽有一定起伏，但整体东西部的信息公开水平差距在加大。

面对ENGO的监督，信息公开水平低的地区政府视而不见、不进反退。前20名与后20名的城市变化不大，部分城市始终徘徊于后20位。6份报告数据后20名中，山西临汾出现6次，排名依次为101位、106位、94位、95位、112位和117位（2013年后样本为120个）。山西大同、新疆克拉玛依出现5次，甘肃金昌、吉林、辽宁锦州、山东泰安、湖北宜宾、湖南张家界、云南曲靖都出现过4次，辽宁鞍山、内蒙鄂尔多斯、山西阳泉、湖南开封、贵州遵义、四川攀枝花等出现3次。此外，山东、辽宁等东部地区同样存在进展缓慢的城市，广东部分城市有倒退趋势。

（二）ENGO对污染排放强度大的地区信息公开的推动效果有限

污染排放强度高的城市信息公开水平低，且多年来少有进展。由前文分析可知，后20名中城市多数为山西、新疆、内蒙等排放大户集中的省区，其信息公开水平不进反退。新疆克拉玛依是国家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但其空气污染同样严重。据环保组织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362座城市PM2.5浓度排名显示，31个省中新疆PM2.5值最高。而列入PITI统计的两个新疆城市――乌鲁木齐与克拉玛依，信息公开水平极低。6份报告中克拉玛依排名分别为110位、111位、105位、110位、86位和118位。2013年至2014年略有好转但2015年继续大幅度下滑。乌鲁木齐排名分别为47位、112位、62位、64位、77位和96位，极不稳定，且同样有下滑趋势。山东、湖北PM2.5浓度分列3、4名，而山东泰安，湖北宜宾等城市信息公开水平同样偏低。

涉及企业的信息公开差异是导致信息公开水平差距的关键因素。2015年PITI评价中，新疆克拉玛依企业日常超标违规记录公示仅2.8分（该项总分23），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为0，排污费得分仅0.2。内蒙古的4个PITI评价城市的日常超标违规记录都极为有限。本溪，攀枝花等重工业城市企业日常超标违规记录也仅4.6分。相比之下，浙江温州企业日常超标违规记录为18.4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4.6分，排污费公示1.9分。除中西部城市外，东部少数信息公开水平低的城市，如辽宁鞍山等，企业相关的信息公开同样不容乐观。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或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地区，政府与企业拥有共同利益，政策倾向于经济发展，忽略环境保护问题。与此相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政府不再以GDP作为政绩的唯一追求，代表公众利益的第三部门能够与政府、企业建立良性的三角监督关系，协调互动形成有效治理。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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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环境 企业内部控制 经营管理

一、企业内部控制概述

通常，企业为了完成预先设定好的经营目标，都会利用一套有效的方法，创建必要的程序和制度，记录并核算相关内容，同时展开相对应的分析与调查，从而实现生产经营控制和企业经济效益的目标。这些控制的手段和方法是在企业内进行的，故被命名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如果把与企业相关的管理方式方法看做一个庞大的系统，那么内部控制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存在的意义和运作的方向完全要遵从于企业生产管理的需要，所以，内部控制又可以看做是一种内部的管理制度。按照管理界权威的观点来看，企业内部控制有三个大目标，既效益性目标、可靠性目标与合法性目标[1]。这三大目标的完成，必然是依靠创建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来达成的。内部控制的制度建立的是否合理，不单单直接影响到企业目标的实现，更加关乎到企业能否健康、稳定的发展，最终影响企业成败。完整并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但有利于企业各部门及员工之间的互相监督，而且有助于员工清楚各自的工作内容和权限，使企业员工能够明确分工责任，进行互相协调，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2]。

二、网络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出现的新问题

1.复杂、多变的内部控制环境。一方面，网络管理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加方便快捷，同时也带来了集权化和规范性降低的一系列弊端：首先，在网络环境下，企业的整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缺少传统环境下的稳定性，结构层次的变动率提高，人员流动率增加，人事关系复杂多变，这就会使得企业整体管理经常会出现短路现象，职权不清晰，工作中容易出现漏洞，管理权限模糊等等问题，在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的应用更加广泛，企业的数据很容易被一些员工超越自身权限的违规操作所篡改，伪造，泄露企业的重要机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企业网络控制一旦控制不当，会让企业整体的管理结构变得十分模糊，各部门之间极易产生矛盾，相互推脱责任，使得企业管理得强度被弱化。

2.风险评估变得更加困难。风险评估关注的重点包括：企业整体目标、业务活动目标的制定和衔接，企业内、外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对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因素的认识和企业相关政策、工作程序的变动等。在传统企业中，各部门员工职责明确，岗位清晰，具体工作过程完全按照企业预先设计的标准和制度进行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在网络环境下，企业原本的业务流程被重新再造，信息技术的应用在企业组织内部的重要性和范围加大，获取信息和知识成为了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资源，企业的战略管理制定、相关授权与员工的控制更加依赖于信息系统，这些都加大了与管理信息系统相关的风险，例如：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能够轻易的删改，数据处理的过程无法检测等等问题，这些都使得风险评估的难度系数大大增加。

3.控制活动的范围扩大，难度随之增加。相较与传统的控制活动而言，网络环境下的控制活动主要是针对五个方面，第一，操作系统控制，第二，会计信息资源控制，第三应用控制，第四组织控制，第五工作站控制。在网络环境下，虽然控制活动变得更加灵活有效，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也加大了内部控制活动的管理范围，使得内部活动的漏洞和难度增加。

4.信息沟通受阻。由于在网络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将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划分的非常细致，员工往往只负责自己所在的模块，缺乏与其他员工的沟通交流。也正是因为员工彼此之间信息流通不畅，缺乏交流，数据经常重复使用，这也使得日常工作的难度和复杂度增加，而且员工彼此缺乏沟通，极易导致在使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数据的时候，内容的被篡改甚至丢失。

5.监督缺失。在网络环境下，员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工作，传统的监督方式被改变，内部监督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应用程序，一旦程序不起作用或产生错误，加之工作人员的麻痹大意，使得监督程序失控长时间不被发现，就会使得整个内部控制体系发生错误和偏差，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三、网络环境下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对策

1.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必须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会计信息系统风险机制企业要拥有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的信号和指标体系，一旦会计数据的各项指标超过所预定的数据，该套机制就会发出风险预警，提醒相关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同时，企业应该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帮助他们在提高会计业务技能的同时，也能掌握现代网络技术，使得他们能够从容应对经济活动的网络化，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

2.优化控制环境。控制环境一旦改变，企业所采用的相关控制方法也一定会改变。网络环境下，数据的开放性，资源的共享性，超过了传统条件下的控制环境，企业必须对传统的控制方法和内容进行改变，企业应当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明确单位分工，明细管理权限，进行工作的规章程序都应该更加明确易懂，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要有明确的划分。

3.加强对控制活动的管理与规范。（1）在操作系统的管理上应当明确规定各个用户的身份标识和安全级别，并对不同的用户定义具体的访问权限，进行特权管理。（2）在数据资源控制上，可以设计不同的用户操作界面，使用户能使用到所需数据，避免其他数据的泄露。（3应用控制，在控制系统的开发时可以设计嵌入控制和输出控制这两个功能，嵌入控制时，要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完整性。输出控制时，要保证整个过程没出现错误（4）组织控制，对工作站点进行合理设置，建立起相关控制小组，监督日常工作，并进行风险评估。（5）在工作站的控制方面，工作站要进行自我约束，成员互相监督，规定合理的操作权限，避免越级的错误发生，对重要数据要严格保密。

4.提高信息在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传递。信息在企业各部门之间流通速率的增加会改善企业的运行效率，同时还会为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及时的提醒，信息的有效传递还能使企业各部门之间便于沟通，将企业真正连接起来。企业应当用正确有效的方式利用网络信息系统，并制定相关的章程，真正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加速信息在企业中的传递，从而使企业的运行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

5.修复监督体系的不足。处于网络环境下的企业，内部监督更加难以控制，企业应当重视内部监督体系的建设，有专业人员的监督体系进行重构。社会审计是企业监督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进行社会审计时应当借鉴国内外优秀企业的范例，并及时对外公布内部控制报告，企业出具内部审计报告，不但可以增强企业管理层和相关会计公司的责任，还同时降低了企业运行的风险，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对企业内部控制体制的改变是多方面的，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这些问题及时的解决，这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和不断的完善具有现实和历史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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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学余.利用SAP系统实时内部控制简析[J]. 武汉：财会通讯，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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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R&D投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在市场需求迅速变化的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和挑战不断加剧，高新技术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高新技术企业行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研发即R&D投入的研究是一个重点。从最近三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情况来看，国企与非国企的投入规模有很大差距，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他们在研发投入的强度上与国际5%的平均研发强度相差甚远，可见公司治理机制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很大（见图1、图2）。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制度的不同。目前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中，制度本身存在约束R&D投入的倾向，并且接受国家委托权的政府官员和作为人的企业经理，他们出于绩效考核以及任期内经济效益的考虑，更愿意投资短平快的项目而非促进生产力的长期项目和研究开发项目。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制度缺陷，非国有控股企业虽然企业产权更为清晰，但是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结构促进研发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除了产权性质导致上述原因外，也与我国所处的特殊制度环境有关。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少的原因，不仅要从内因和外因来考察，对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分析也非常具有必要性。

（二）研究内容

由于R&D投入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我国企业经营活动受到多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够有效，因此，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予以支持。本文首先在李丹蒙，夏立军（2008）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政府控制与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性质的政府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将探讨除以上三个影响因素外其他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政府干预程度、法律环境及金融市场环境）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R&D行为的影响。因为企业产权制度的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现有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着漏洞和障碍，使得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实施，阻碍了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因此，研究政府干预程度、法律环境及金融市场环境等制度因素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企业R&D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基于传统视角的R&D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国外方面，Miller（1991）和Barker and Muller（2002）认为，有较长任期的CEO可能很少有兴趣进行较多的研发投入来追求创新战略，他们更强调稳定性和效率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Chang-YangLee（2002）发现R&D强度的主要决定因子是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且企业规模是通过技术竞争力与R&D强度发生间接联系的。国内方面，安同良等（2006）的实证研究以员工人数作为规模的替代变量证明，整体来看，小、中、大企业的R&D强度趋势呈现明显U型结构特征。岑露（2005）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从而降低当期R&D费用。

（二）基于制度环境的R&D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丸山玲子（2007）认为知识产权强化减少新技术的应用。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基于过去的技术，新技术应用受到阻碍意味着将来的研究开发会减少。国内学者武鹏，余泳泽和季凯文（2005）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介入程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吴超鹏（2009）通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姜宁，黄万（2009）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例，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认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R＆D投入具有正的激励效应，不过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刘莉，万光彩（2009）指出，一个科技创新项目能否顺利成长，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融资是其成功的关键，而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在为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上具有比较优势。

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现状分析

（一）R&D费用披露情况统计分析

通过对样本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研发费用披露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发现，2002―2009年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披露R&D费用的公司比例有所上升，其中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披露比例由13.95%上升至26.65%，非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披露比例由13.44%上升至21.53%。这说明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对R&D支出的信息透明性有所增强，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时可以发现不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披露比例仍然很低，最高不超过30%，说明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没有对R&D支出进行披露，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制度法规缺乏对R&D费用披露的强制性要求，加上企业缺乏对R&D费用披露的主动性而造成的。

（二）R&D资金投入规模的动态分析

通过对样本公司所披露的R&D支出进行统计整理，计算了样本公司2002―2009年的平均R&D支出规模，如图3、图4所示。

从图3、图4可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R&D平均投入量大致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受2006年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7年的涨幅最大，而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7年的涨幅最小。虽然由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的R&D平均投入量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从该年起，R&D平均投入量就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上升趋势则更加显著。这说明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对R&D投入的规模在逐步提高。

四、制度因素影响高新技术企业R&D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章节主要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环境与R&D投入的关系，检验制度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政府干预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项风险高、投资大、持续时间长的经济活动，只有提供较高的利益预期激励，企业才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而对于政府控制的企业而言，企业及其管理者的目标往往要兼顾地方政府转嫁过来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这种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必然影响企业对研发支出投入的动力。因此，提出假设1：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R&D行为上的表现更差。

2.知识产权保护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本文对法律环境的考虑主要是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视角。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期望收益，并且减少了企业为研发项目融资的难度。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政府直接控股上市公司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其R&D强度与法律环境的正相关性比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强。

3.政府投入力度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由于间接资助是以奖励的方式，因而明显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将探讨政府直接资助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直接资助是政府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研发活动的一种事前支持。因此提出假设3：政府直接资助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增长，相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言，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投入的正相关性更弱。

4.金融市场环境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企业的融资活动水融，虽然在金融市场环境完善的地区，企业融资难度减小，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它们在贷款使用上侧重于“短平快”的项目，这削弱了高水平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因此，提出假设4：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不一定会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考虑上市公司在会计核算、内部管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比非上市公司要相对规范，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早期在深沪上市的企业年报中很少披露R&D支出信息，本文主要考察近三年（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R&D支出行为。研究所用样本为2006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剔除年报中未披露研发费用的企业，被ST、PT的企业以及部分数据不合理的企业，研发费用来自年报数据，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的相关数据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9年报告》收集所得。使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使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三）模型建构和变量设计

为了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

R&Di，t=α0+α1Gov+α2Nai，t+α3GovFundi，t+α4Insi，t+α5Roei，t-1

+α6Levi，t+α7Sizei，t+α8Inti，t+∑α9Indi，t+∑α10Yeari，t+εi，t

表1为变量解释。

（四）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表2可知，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较低，均值为0.9%。为了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把样本企业分为两组：一组是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另一组是非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比较两组企业的R&D投入强度表现可以看出，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均值为0.6%，而非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均值为1.4%。初步说明了政府干预明显降低了企业的R&D投入强度。

（五）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因素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R&D强度影响的差异，分别对政府控股样本和非政府控股样本进行了单独检验。 从表3可见，GovFund 均与因变量正相关， 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GovFund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政府控制样本中GovFund 的回归系数在5%以下水平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3。

IGov在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1%以下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10%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1。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行为主要受到政府产权上的干预，而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行为主要受到政府资金上的干预。由于政府对其研发活动资金上的扶持相对较少，因而其研发投入也较少。

ILaw在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2。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有效刺激高科技企业的研发行为。而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项目融资的难度较大，创新人才不足，使得其主要是以模仿创新为主，当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时，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模仿的风险加大，从而导致其研发行为的减少。

IFin在两组样本中均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4。

Roe在两组样本中均与R&D强度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效益好，则愿意而且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活动，以期通过更多的创新产品带来更大的收益。

Lev对于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所起的作用不同。对于政府控股的企业，Lev与R&D强度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高负债的国企将会作出相对谨慎的创新投资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实现短期效益。而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受政府资金扶持不足，会产生更大的负债进行，由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利益目标的追求不同，非国有企业追求的是价值最大化，因而非国有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在研发活动上。

Size和Int对于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所起的作用相同，均与R&D强度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大公司在创新活动中要比小公司承担更大的风险，随着无形资产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会随之减弱。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R&D支出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自身特征和行业特征的条件下，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背景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研发支出行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效果也会不同。通过本文的讨论，有助于增进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认识，要综合考虑不同产权企业各自的特征，合理改善制度环境，使得二者能够实现和谐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由于本文以同时披露了R&D投入和政府投入（专项应付款）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二是本文制度环境的相关指数是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9年报告》收集所得，报告中公布的是2007年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本文对后两年的指数考虑均以此为标准，这对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上述局限使得理解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谨慎，同时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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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莉，万光彩. 金融市场、科技创新项目融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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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91-05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R&D Investment of Family Business

REN Shuming， WANG Yanl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Ashare family firms from 2009 to 2014，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D expenditure of family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marketization index， legal environment index，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D investment of family fir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D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the R&D investment becomes stronger wi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etting better.

Key words：R&D investment； family firm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研?l投入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据2011年首份《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我国家族企业研发尚不活跃，仅有37%的家族企业在2009年投入了研发。现有研究主要从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家族权威等角度，对家族企业的研发行为进行了研究。传统理论认为家族企业是有长期导向的[1]，并倾向于更为创新的投资策略[2]。但是，近年来流行的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研发投入会导致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丧失，从而导致家族企业降低研发投入[3，4]。

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而言，仅仅从内部角度进行归因，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所处外部制度环境对其研发的影响。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市场发展不完善，家族企业研发行为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也使得家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但现有文献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面对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家族企业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等非正式制度缓解正式制度的不利影响，但是其集中的控制和治理模式，会诱导家族企业沉迷于政治关联的寻租收益，忽视进行研发投入等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能力培养，而学者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制度环境、政治关联对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1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11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

制度环境不完善会削弱家族企业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前提是可以持续经营。何轩等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5]。目前家族企业已经到了交接班热潮，在制度效率低下的地区，企业的传承会受到制约，研发本身风险大，收益不确定性很强，家族出于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往往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减少研发投入。

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善、人力成本较高，限制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制度效率低下的地区，外部人力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完善，成本较高，家族企业倾向于聘用更多的家族成员。相对于职业经理人，家庭成员缺乏具体的管理技能、知识和区分研发项目好坏的经验。面对研发人力资源方面的约束，家族企业会为了规避风险而降低研发投入水平。

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融资难度较大，会抑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经济资源，并且通常会配置给国有企业，导致家族企业难以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的资源。此外，家族企业出于对控制权的偏好，一般也不愿进行股权融资[2]，从而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然而研发活动需要大量持续的现金投入，资金供应不足将导致研发活动中断甚至半途而废[6]。考虑到内部资金有限，而外部融资成本较高，家族企业会选择减少需要大量资金的研发活动，降低控制权稀释的风险，从而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

外部产权保护不足会削弱家族企业的研发动机，降低研发投入。研发活动风险高、投入大而容易产生技术溢出，如果外部产权保护不足，研发成果很容易被窃取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导致企业研发积极性受到极大损伤。已有研究证明，产权保护与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7]。现有研究表明，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8]，也是家族企业决策的指导原则[4]，而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就必须保持家族的控制。产权保护不足，研发预期收益减少，而且一旦失败，企业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而被迫让渡一些控制权给外部投资者，因此为了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会尽量减少研发投入。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12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经常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来缓解不利的制度环境对发展的阻碍作用[9，10]。然而目前学者关于政治资本对研发影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途径是考虑家族控制的影响。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一方面可以通过信号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10]，从而促进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产权保护[11]，降低研发风险，增强企业的研发意愿。但近期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首先，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家族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本，由于家族企业本身就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寻租占用大量的生产性支出，??对研发等实体投资活动产生“挤出”效应[9，12]。其次，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政治包袱”[13]，研发具有投入大、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的特点，各地政府出于政治锦标赛，会降低对关联企业研发的支持。最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特许经营权或者一些垄断资源，会更多地投资于风险低、市场稳定而又获利很快的项目，以求得资源的最大收益[14]。

家族企业与其他民营企业的控制结构不同，独特的治理模式和控制结构会导致家族企业对政治资源的利用不同。Chen等的研究发现，较为集中的控制模式可以降低信息泄露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协调各方利益的成本；同时，集中控制也可以使得所有者保有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私人收益，从而降低寻租成本，促进政治寻租[15]。家族控制权集中、信息不易泄露、所有权与控制权统一、内部利益关系一致，极大地减少了利益协调的时间和成本，方便了政治寻租，家族企业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寻租获得的超额收益。家族企业大多为风险厌恶，在传承和转型的重要时期，为降低风险，会更加沉迷于寻租带来的超额收益，进行低风险、获利快的投资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寻租获得的政治资源使得家族财富最大化，而非进行高风险且收益不确定的创新项目。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2：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

13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的生存更易受到威胁。如果企业拥有政治资本，为了生存，部分家族企业会利用政治资本提供的产权保护和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有研究表明，在企业绩效较差、生存受到威胁时，家族企业会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增大研发投入强度[16]，以期通过研发成功保证企业的生存，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和经济利益。而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产权保护、金融发展水平均较为良好，家族企业受到的外部风险较小，也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募得资金，面临更少的融资约束限制，此时，建立政治关联更多是政治寻租，消耗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挤出了可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制度环境越差，政治资本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弱。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以如下标准定义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人可以追溯到自然人或家族，并且在研究时间区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质变更；（2）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10%；（3）最终控制人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8，17]。

本文选择了2009～2014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上市时为国企后来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公司、财务状况等有问题的公司、未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最终得到3279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家族持股信息、政治关联数据以及研发支出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收集，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2变量定义与测量

因变量。参考陈凌和吴炳德的研究[18]，本文以研发资金作为研发投入的变量，为了使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原始研发资金数据做了自然对数处理。

自变量。（1）政治关联。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某样本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则定义该样本企业存在政治关联，虚拟变量等于1[9，13]。（2）制度环境。用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金融发展水平3个变量来表示，分别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各省2009年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19]、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9]、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评分[19]。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文献[3]，加入了家族所有权、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公司年龄、流动性、资产负债率、两权分离度等控制变量。其中，家族所有权定义为家族的持股比例；盈利能力定义为公司年度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公司规模定义为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年龄定义为公司创办至今的年数；流动性定义为流动资产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资产负债率定义为长期负债与公司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两权分离度定义为家族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之差。最后，本文通过虚拟变量控制行业特征和年份特征对研究变量的影响。

3实证分析

31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市场化指数变量、法律环境指数变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制度环境越完善，家族企业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会降低风险厌恶水平，增加风险较大的研发投入。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少，会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研发投资，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政治关联变量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说明家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了研发投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这也表明，家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企业长期竞争能力建设，而主要是通过政治关系获得超额寻租收益。

为了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是否因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而存在差异，将政治关联变量与3个制度环境变量的交叉项分别引入到回归模型中，对假设H3进行检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交叉性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1中模型3、模型5和模型7。交互项政治?P联×市场化指数、政治关联×法律环境指数前面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治关联×金融发展水平前面的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弱，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3。

32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前述结论的可靠性：利用研发强度作为研发投资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研发强度定义为研发支出与公司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winsor异常值处理，并进行Tobit稳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政治关联变量系数在模型1至模型7中均显著为负，3个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金融发展水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关联与3个制度环境的交叉项均显著为负，与本文中31节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4结论与建议

篇7

一、会计监督的涵义

对于会计监督，现在的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传统意义上的定义主要是指行为人员按照法律或者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各部门或单位的经济业务、会计工作实行的经济监督，掌握精确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做综合的协调、控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每个研究者都对会计监督的涵义有自己的理解，这是由各研究者所处的客观环境不一样，以及每个人的研究范围不同所导致。要想实现会计监督目的，就应该从内外部监督两个方面着手，保证目标的实现。

二、内部控制的实质

内部控制主要是由企业经营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实施的、以实现控制为目标的基本过程。实际的生产经营中，企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的存在会影响经营计划的实现，这时候需要内部控制进行防范，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合理管控。所以，内部控制实质就是全体企业人员参与的共同控制阻碍企业发展的风险，保证既定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内部控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已经具备多种形式，现主要包括内部环境、内部监督、控制活动、风险评估、和信息与沟通五要素，它们相互之间产生影响，共同构成了全面的控制体系。

三、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受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1.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可以提升会计监督的效用。

内部控制环境主要包括：组织机构设置、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以及内部审计机构等。合理设置组织机构，建立权责统一的合理分配机制，使会计监督更加注重实效。如果内外部会计监督人员权责不能明确的划分，会计监督就不会出现任何积极的结果。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它决定着员工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文化不一样，企业的经营理念也会不一样。企业文化中对会计监督如何界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会影响到企业成员采取何种方式看待会计监督，以及在执行上的力度，间接的影响到监督的效果。人力资源是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执行者，员工能否胜任工作以及个人能力如何，都会影响着会计监督作用的发挥。由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企业的经营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多样化。会计监督工作的任务量也相应增加，员工作为监督行为实施的主体，专业化的素质是一个最基本要求，这决定着会计监督的效率以及效果。内部审计机构能否科学的进行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独自发挥作用不受制约，这样才会有利于内部审计人员更好地进行会计监督。

2.内部控制影响会计监督成本

对于同一个企业来说，内部控制与会计监督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做好内部控制，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实现年度计划，对会计监督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企业内部控制如果强而有力，会计监督就可以借助这种控制力，降低会计监督工作量和不必要的手续，提高效率，减少会计监督成本。

3.内部控制建设会影响会计监督的实施

外部会计监督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一个风险因素，如果企业不能严格的进行外部会计监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利于实现控制目标，所以，企业应积极的采取恰当措施做好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建设。梳理会计工作的各项业务，认真分析各类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实施高效严密的内部监督。为便于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价，应该设置专门的职能机构，对内部审计监督行为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评估，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的发生。挑选有热情，富于进取精神的员工，进行专业化培训，不断提高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专业程度。做好内部控制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及时总结有用的建议措施，将内部控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使会计监督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企业可以考虑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认真协助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及时解决在内部控制审计中出现的问题，听取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不断改进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会计监督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内部控制建设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会计监督工作的开展。

实现会计监督的目标离不开内部控制，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过分注重某一方面的功能是不可取的，必须进行全面研究，认真考虑会计监督与内部控制之间相互联系、协调的关系。强化会计监督就应该积极推进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通过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促进会计监督水平的进步，使企业得到健康发展。

篇8

目前，我国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产权不是很明晰，还没有建立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制度。从国有大型企业发展情况看，企业没有依照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原则进行内部调整。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需要建立以资产为连接纽带的内部经营模式。目前与内部机制相协调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目前经营模式上看，虽然表面意义上的身份界限已经被打破，但是老的、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并没有得到改变。企业冗杂人员太多，很多企业的管辅人员要远远多余一线工作人员，对国有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很大的影响。当前，我们要正确分析影响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的因素，从根本上了解当前人力资源的现状，并进行合理的改进。最终通过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相关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从而为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人力资源体制改革提供空间。

一、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影响因素

首先，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人员过于冗杂，实际上十几个个人可以干的工作，确是有二十好几个人完成，工作效率极低。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如果想在现在经济之中不背淘汰，就需要精简人员，尽可能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将那些不能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人进行分流。其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多样化，绿色环保能源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当时由于煤炭污染环境比较严重，煤炭已经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能源了。如果煤炭行业想继续发展，就需要引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高技能人才，对煤炭进行深加工、深处理。

二、解决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环境问题的措施

综上可知，解决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环境问题。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上，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去除不应承担的社会职能，改变社会管理制度，进而促进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企业不仅仅要考虑劳动者和工作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考虑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找到二者的平衡点。时刻把企业经济效益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在日常工作、员工管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绩效考核等角度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思想，为每一位员工着想，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当然，在现阶段下，煤炭企业还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例如：在用工制度方面，逐步破除旧制度，落实劳动合同制度，缩短城镇职工与农村职工之间的距离，甚至消除户籍带来的差异。环境预评价保证企业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通过这种预评价，能不断优化企业的发展战略，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总体来说，煤炭企业要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产权不明晰。其他企业所具有的外部环境在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从我国大型煤炭企业的结构组织来看，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属于二级法人机构，其自身并不是企业，其以后的发展和未来的生产经营状况都是矿务局管理。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发展和总体经营均匀矿务局进行统一处理和总体规划，国有大型企业必须服从矿务局的规划和安排。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不可能具有自主用人的权利，尤其是人力资源分配、组织结构设置以及相应人员的提拔和任命等都不具有足够的自。我国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没有完全依照市场化机制进行。目前我国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需要建立以资源产权为基本纽带的运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企业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发展多种经营模式的过程中，没有按照市场竞争的基本制度进行分配处理。从企业担负的社会职能来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担负着政府赋予的各种职能，这是一项根本任务。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很多行为不具备企业的特征。不论在人力资源管理还是其他经营管理均与公司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主要是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其他非经济利益目标相平衡。如果我国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不改变这种管理制度，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

结语：

篇9

论文关键词：工程教育认证　环境工程　本科教学

论文摘要：工程教育认证制度通过设定专业标准和连接专业准入制度，可有效提高高校工程专业教学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从提升专业内涵、严格认证标准、建立衔接机制、加大专业学会参与等方面强化工程教育认证制度。与传统学科相比，环境工程专业具有基础口径宽、方向分散和教师工程经验缺乏等特点，应以工程教育认证为契机，从持续培养教师工程能力、强化学校专业特色等方面进行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改革。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工科在校生约700万人，居世界首位。但高等工程教育中普遍存在课程体系陈旧、实践教学偏少和教师缺乏工程经历等问题，导致学生专业面窄和实践能力不足，难以满足企业的用人要求。工程教育认证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相关专业进行认证，可有效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其作用正日益受到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的重视[1]。

国际上有3项关于工程教育学历的国际性协议，即《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和《都柏林协议》。其中《华盛顿协议》签署时间最早、缔约方最多，是世界范围知名度最高的工程教育国际认证协议，也是另外加入两份协议的基础[2]。目前《华盛顿协议》的签约成员包括美国的ABET（美国工程与技术教育认证委员会）、英国的ECUK（英国工程委员会）等13个组织，另有德国和印度等5个国家的认证组织为准签约成员。我国的工程教育认证始于2006年，当年成立的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截至2011年，可进行认证的工程专业数量已从4个增加到10个。

工程教育认证制度是工程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虽然其不直接进行工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也不直接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和雇用，但它通过设定专业标准为工程专业人才和就业市场实现无缝衔接，在二者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尽管“认证”的功能是有限的，但其对工程专业的专业主义理想的实现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等学校的学术组织的特性和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功能，为专业发展和专业认证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提供了专业人员的准备和文化萌生的制度环境。工程教育认证则通过规范学生的知识、技能与道德标准，为其进入工程专业领域提供了前瞻性的引导。认证制度与工程专业准入制度相连接，为专业市场的控制和专业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基本“门槛”，反过来为学校教育功能的实现提供了质量先导，促进了学校专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一、工程教育认证的目标和内容

根据《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章程》，我国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标是：构建我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推进我国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建立与注册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构建工程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机制，增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

工程教育认证的根本目标是保证和加强毕业生培养质量和促进高校通过修改教学计划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达到上述目标，认证机构需具有以下特点：（1）建立明确的学术质量定义以供被评估学校和教学计划去努力实现；（2）要求学校和教学计划必须提供关于学术质量和学生成就的一致、可信的信息以保持公众的信心和投资；（3）鼓励学校为改变和所需的改进而进行自我审查和计划；（4）采用适宜的、公正的组织化政策和步骤进行决策；（5）对其认证活动进行自我审视和检查；（6）拥有和保持可预见的和稳定的资源。

认证机构需制定鉴定标准，以有效地保证学校或教学计划的质量：（1）与学校适应的专业教学目标，提出学生进行工程教育的能力、素质和道德；（2）合理的课程体系，通过理论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等培养方式，保证教学目标的达成；（3）合理的师资结构和持续的教师发展政策；（4）充足的支持条件，包括教学经费、教学设施、信息资源和校企合作；（5）学生发展管理体系，包括招生、就业和学生指导等方面；（6）教学管理制度，可进行过程控制与反馈；（7）全方位的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内部评价、社会评价和持续改进的措施；（8）针对专业特色，提出具体化的专业标准。

为通过专业认证，学校需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规定，进行下列活动：（1）定义待评估专业的目标；（2）设计课程帮助学生达到这些目标；（3）根据学校和职业的标准评估学生的学习产出。

二、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对工程的专业化进程和工程的专业制度的建立具有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作用。结合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建设，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大力推动我国工程职业的“专业化”建设，使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和工程师注册制度尽快形成“专业”的内生机制，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1．进一步提高对专业本质和内涵的认识。对于工程教育中的“专业”特质和专业性问题，国内一些知名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提出很多前瞻性的建议。朱高峰认为工程专业人才应接受包括道德养成、能力训练、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的全面素质教育[3]。文辅相和杨叔子等均提出改变工程教育中过窄的专业导向，建立起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双重教育目标，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的知识面上[4]。对目前比较狭窄的工程教育目标体系进行基础性的调整，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伦理道德和责任教育、社会发展和工程影响等纳入专业教育的目标体系，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和终身学习做好准备。

2．建立符合专业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作为对认证对象的状态和符合教育目标的程度作出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认证标准具有统一性、标准化和先导性的特征，对被评对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美国工程教育认证的第一个标准，就强调工程专业标准的规范性和开放性的统一，避免阻碍工程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全国工程教育的认证的组织体系，制定了工程教育认证的评价原则、认证标准和程序。

3．建立工程教育认证与工程师注册制度的衔接机制。美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州工程师注册制度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两个制度的结合是工程专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工程教育为工程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训练，为工程师“入职”设置了最低“门槛”，工程师注册制度受到国家的市场庇护，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相对应，保证了工程将促进公共安全、福利和健康作为最高目标的专业理想[5]。因此，工程教育认证与工程师注册制度的衔接将为我国工程专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4．进一步发挥工程专业学会的作用。作为专业发展的基本组织结构，专业学会可体现专业自律和共同治理的精神。目前，我国工程专业认证制度建设的基本模式是由政府推动的、包括专业组织在内的多方参与的联合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在改革初期高度集中、快速推动和解决重大问题的优势。与之相比，工程专业学会主导的认证机构专业性更强，更能及时反映行业对工程教育质量的需求，应为未来的发展方向[6]。

三、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对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的启示

环境工程是一门与土木建筑、化学工程、生物学、气象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它通过评价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用具体的工程、规划和管理措施，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与资源，使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7]。

由于环境工程专业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相关学科间的方法和培养模式差别很大。如污水处理工程以给排水专业的传统工程方法为主，而城市环境规划则与城市规划的方法相关。尽管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可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但课程设置的深度相对母学科较浅，理论阐述较多，而实践设置相对较少，限制了学生在该方向应用能力的深入培养。而我国企业特别是工程类企业对学生的应用能力要求较高，引起环境工程教育与学生专业发展的错位。而工程教育认证正是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和实践能力，使其达到工程师的基本水平。因此，应以工程教育认证为契机，在原有培养方案宽口径的基础上，针对环境工程应用的某一主要方向，如污水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废污染防治、物理污染控制、环境设备、环境评价与管理、环境规划等，通过提升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的设计或规划的广度和深度，强化其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避免其设计多而不精的问题。

除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少数高校外，全国绝大部分的环境工程专业开设时间较短，正处于成熟前的发展阶段。以笔者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本地区共有8所开设环境本科专业的高校分别为：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工学院和钦州学院。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其环境专业形成时期均较晚，均在20世纪90年代后。与迅速扩大的招生规模相比，专业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储备相对不足。且部分教师直接从博士阶段导入，与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相比，其参与企业的工程实践和工程教育经验均存在不足，也削弱了学生工程设计教育的效果。因此，对师资队伍特别是青年专业教师，应建立持续改善其工程能力的制度。如支持教师直接参与工程设计、鼓励其参加注册工程师考试、利用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对教师进行工程能力培训和建立有工程经验教师传、帮、带指导年轻教师的机制。

与传统的环境专业名校相比，地区高校各学科整体实力较弱，其环境专业多源于学校传统优势学科的交叉与延伸。以广西为例，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工学院等学校的环境专业均从化学工程发展而来，广西师范学院和钦州学院的环境专业均从地理学科发展而来，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则依托电子仪器专业，桂林理工大学的环境专业则从地质专业和市政专业等发展而来。不同学校的背景下，其环境工程专业培养的特色也应有所不同。通过与学校强势学科的交叉，可有效提高学生在相关环境工程应用领域的竞争力，如化工学校可强化学生在其化学工程和工业中的环境工程治理能力，而地质学校如中国地质大学可强化学生在地学类环境工程中的能力培养，管理专业较强的高校则可强化环境评价和规划等环境管理应用领域。以桂林理工大学为例，地质专业和市政专业为其传统优势学科，通过与上述学科交叉，该校的环境工程专业以培养废水处理和矿区土壤修复为特色。在课程设置中，强化水处理工程的理论和实践，并增加矿区土壤修复的选修课和实践课程，重点培养掌握废水处理工程和土壤环境修复工程等领域主要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取得了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毕家驹. 中国工程专业认证正进入稳步发展阶段[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1)：1-5.

[2] 毕家驹. 走华盛顿协议之路[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6)：38-42.

[3] 朱高峰. 关于中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2)：1-9.

[4] 杨叔子. 谈谈我对“CDIO-工程文化教育”的认识[J]. 中国大学教学，2008(9)：6-7.

[5] 李茂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注册工程师认证制度的基础[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4)：15-19.

篇10

关键词：两权分离 制度环境 过度投资

在世界范围内，除英美等少数国家外，公司股权集中或相对集中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所有权结构，大多数公司被终极控制人控制（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Faccio et al.，2002）。在公司股权集中模式下，控股股东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攫取私人利益，引发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开始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转移到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近年来，应用终极产权论，追溯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研究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公司投资行为角度探讨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问题，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另外，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借鉴La Porta等人的跨国比较研究框架，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解决股权分散下的“搭便车”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辛清泉，郑国坚和杨德明（2007）认为，掏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分配行为，即在分配投资带来的成果时，控股股东不公平地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理论上，控制权收益来源于公司的控制性资源或资产，而控制性资源的形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控制权主体的投资决策（郝颖，2010）。可见，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投资所形成的控制性资源是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基本来源，控股股东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

我国学者在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一致性的结论。俞红海等（2010）理论上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加剧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且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实证得到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的结论。宋献中等（2010），唐蓓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公司的过度投资越严重。基于上述分析及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

（二）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

近年来，La Porta 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公司治理的看法，促使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而这些根本因素则构成公司治理环境（夏立军，方轶强，2005）。La Porta 等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La Porta et al.，1997，1999）。此后，学者们开始将治理环境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考察企业所处的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委托关系的影响。

我国学者借鉴La Porta等人的跨国比较研究框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高雷，何少华和黄志忠（2006）研究发现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高雷和宋顺林（2007）发现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与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王鹏（2008）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吴宗法和张英丽（2012）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缓解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从而对公司资金侵占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都表明了随着上市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程度会有所降低。由于治理环境的改善显著提高了控股股东面临的法律约束和监管程度，加大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将会有所收敛，控股股东在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的投资行为将会趋于理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大。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一）变量定义与研究设计

1.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指企业经营者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Jensen and Meckling，1976）。Richardson（2006）运用一个模型估算出企业正常的投资支出水平，然后用模型回归的残差代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Richardson（2006）的投资支出模型在Verdi（2006），Biddle et al（2009），辛清泉、林斌与王彦超（2007）等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本文也借鉴这一模型来估算企业正常的投资支出水平。因此，本文的投资支出模型如下：

模型1：

Inew，t=α1+α2 Leveraget-1+α3 Sizet-1+α4 Casht-1+α5Growtht-1+α6 Returnt-1+α7 Aget-1 +α8 Inew，t-1+∑Year +ε

在模型1中，因变量Inew，t表示企业当年实际新增投资支出，本文对其计量参照Richardson（2006）和Biddle et al（2009）的方法，等于资本支出+并购支出-出售长期资产收入-折旧摊销，其他变量说明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模型中需要使用滞后一年的数据，通过使用2007-2010年在A股上市的制造业样本的数据对模型1进行回归，就可以得到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预期投资支出，然后用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实际投资支出减去预期投资支出，就可以得到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投资扭曲程度。如果投资扭曲程度大于0，则定义为过度投资，并用符号OverI表示。

2.两权分离程度。本文对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计算方法参照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La Porta（2002）等的做法。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以控制链上最小的持股比例来度量，如果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多条控制链，则把每条控制链上计算出来的控制权相加求和作为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以控制链上所有持股比例的乘积来度量，如果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多条控制链，则把每条控制链上计算出来的现金流权相加求和作为最终现金流权。

本文对两权分离程度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一种计量方法是借鉴La Porta et al.（2002）的做法，采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来度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即Div1=Control_right- Cash_right。另一种是采用虚拟变量，若控制权与现金流不等，则两权分离度Div2=1，否则，Div2=0。

3.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假设1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本文通过模型2来检验这一假说。

模型2：

OverIt=β0+β1Divt+β2Fcft+β3Mfeet+β4Occupyt+∑Year +η

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本文预期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相关变量说明具体如表1所示。

4.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即假设2，本文使用了樊纲、王小鲁（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市场化指数总得分越大表明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制环境越完善、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本文通过模型3来检验假设2。

模型3：

OverIt=β0+β1Divt+β2Instt+β3Divt×Instt+β4Fcft+β5Mfeet+β6Occupyt+∑Year +η

在模型3中，Inst表示制度环境的虚拟变量，若样本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大于中位数，则Inst=1，若小于等于中位数，则Inst=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模型2相同。在回归检验中，通过检验交乘项系数来衡量制度环境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增效作用。如果显著为负，则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弱化两权分离度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中国沪深股市2007-2010年共4年的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本文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选择一个行业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业因素的影响；其次，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占整个上市公司数量的60%左右，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次，制造业企业具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回收周期长及资产专用性强的特点，更能体现实物投资的特点（魏锋和孔煜，2005），并且许多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是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剔除了如下公司：同时有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研究窗口期内被ST、PT处理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1的公司；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及终极控制人不详的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经过筛选后。本文最终得到了1843个年度观察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表2列示了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的回归结果。从表2回归结果容易看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与过度投资（OverI）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与过度投资（OverI）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这与Almeida and Wolfenzon（2006），俞红海等（2010），宋献中等（2010），唐蓓等（201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控制变量方面，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由现金流量越高，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这与Jensen（1986）的理论分析和Richardson（2006）及辛清泉等（2007）、杨华军等（2007）的经验证据相一致。管理费用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越高，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占款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导致了上市公司资金紧张，由此削减了投资支出，但不显著。

2.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为了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差异性，模型3中加入了制度环境虚拟变量（Inst）以及制度环境虚拟变量（Inst）与两权分离（Div）的交乘项。表3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这一因素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与制度环境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与制度环境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弱化了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弱，研究假设2得到了验证。这一结果说明了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加大，因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将会有所收敛，控股股东在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的投资行为将会趋于理性，其过度投资的程度也就会有所降低。控制变量方面，回归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

结论

本文通过追溯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然后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制度背景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最后，以2007-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作出了检验。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本文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是否分离两个维度来度量两权分离，借鉴Richardson（2006）和辛清泉等（2007）的投资支出模型估算出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实证研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这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进一步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增加了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动机，进而驱使控股股东通过投资扩张形成控制性资源，导致了过度投资。

进一步，本文结合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着差异这一制度背景，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通过引入两权分离与制度环境的交乘项后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所有弱化。这表明，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法制监管更为完善，信息透明度更高，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越强，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成本越大，因而降低了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行为，其过度投资的程度也就有所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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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蓓，潘爱玲，王英英.控股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8）

5.吴宗法，张英丽.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1）

6.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7.俞红海，徐龙炳，陈百助.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J].经济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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